析“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于泮泉　　

摘要：“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口號不符合基本事實；有違于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社會主義當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但我們的口號應該是有利于凝聚人心的“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而不是易于渙散斗志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口號體現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它是我國目前一些地區產生黃賭毒黑和官場腐敗、社會腐敗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任憑人們的私欲膨脹，必將導致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后果；即使我們實現了共同富裕的目標，甚至實現了共產主義最高理想，也不能數典忘祖地說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樣的話；上升到理論高度，“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完全是一句宣揚機械生產力論的口號。　　

關鍵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基本事實|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歷史使命|叢林法則|復辟資本主義|數典忘祖|機械生產力論　　

前不久，我在烏有之鄉網站發表了一篇文章：《必須對這幾個口號做馬克思主義的解讀》http://www.wyzxsx.com/User/User_Article.asp?ChannelID=1&Action=Show&ArticleID=113570旨在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廣泛流傳著“發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穩定壓倒一切”、“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堅持對外開放不動搖”等家喻戶曉、言簡意賅的口號，這些口號本身都沒有任何問題，它們對“中國奇跡”的發生，都功不可沒；但我們對這幾個口號的認識卻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一些偏差，以認識出現了偏差的口號指導我們的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在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又必然帶來一些程度不同的不良影響，所以必須對這幾個口號做馬克思主義的解讀。而擺在我們目前的口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同樣家喻戶曉、言簡意賅、流傳甚廣，但它本身則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口號，其帶來的不良影響更為嚴重，無論作何解讀，它都不能同馬克思主義沾上邊。

首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一口號不符合社會主義首先是在比較貧窮的國家里首先取得勝利的這一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實。前蘇聯所在的沙皇俄國同當時的歐美發達國家比較起來就是一個貧窮的國度，而我們在建國初期就更為貧窮了。難道前蘇聯和新中國不正是在貧窮基礎上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嗎？有人說，那只能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畢竟也是社會主義！所以，無論如何，所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說法都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循著“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說法，當年社會主義陣營的所有國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它們在建國初期都是很貧窮的；只有美國才反倒是最稱職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今天的美國最富裕嘛——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

與此同時，按照“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說法，方志敏同志不能算作社會主義者，因為他作為紅四軍和贛東北根據地的創始者與負責人，也算一個大官了，但他卻連一個銅板也沒有；澎湃同志也不能算社會主義者，因為雖然他的家庭本來很有錢，可他硬是背叛了自己的家庭，甘愿受窮而投身到工農革命潮流中去；毛澤東同志更不是社會主義者，他是黨中央的主席，若想讓自己富裕起來，本來輕而易舉，可他卻主動將自己的工資由600 多元降低到400多元，在后來的十八年一直到逝世都沒有給自己增加一分錢工資，又不享有任何津貼，卻從來不允許占用公家的一分錢，在人民大會堂喝一杯茶也要從自己腰包里拿出2角錢購買，從這些錢中，扣除每月的固定房租、取暖費、孩子的學費、以及給親戚的生活費等，就已經所剩無幾了，所以連平時穿著的睡衣都是補丁連片的，逝世時連一分錢的存款也沒有留下；雷鋒同志也是這樣，他在國家尚不富裕的情況下，“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主動為國家省下一套套新軍裝，把僅有的一點津貼費也積攢下來捐獻給災區……相比之下，比爾·蓋茨，才算得上社會主義者，因為他是全球首富（真就有人說，“比爾·蓋茨同志是最好的共產黨員！”）我國4000多外逃的贓官才算社會主義者，因為光是被他們卷走到國外的贓款就達3000多億美元，每個人的平均身價就高達7000多萬；我國那身價十億美元以上的13位富翁，作為社會主義者，自然也是當之無愧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夠荒謬了吧？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提法同“先富論”往往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它有違于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廣大人民群眾在總體上越來越富裕，共產黨人的富裕程度也應不斷提高。但是，至少從理論上講，共產黨的隊伍應該是社會上最后一個富裕起來的群體。華西村的吳仁寶、劉莊村的史來賀、南街村的王宏斌，就是這樣要求自己的。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做借口，處心竭慮地想著如何讓自己先富起來的。這不是共產黨人故意地難為自己，實在是共產黨人負有的偉大歷史使命使然。無產階級作為處于社會最底層的階級，不解放全人類，就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共產黨人要使自己永遠都不脫離自己的階級基礎，就必須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富裕程度同步。想當年，真正的共產黨人，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英勇不屈：“竹簽子是用竹子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用鋼鐵練成的”；在威脅利誘面前，不為所動：“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怎能從狗的洞子里爬出？”；在生死考驗面前，大義凜然：“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在和平環境里，他們也“寧我一人臟，換來萬人潔”；想到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愿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而一旦遇到危險關頭，他們則總是“把生的希望讓給別人，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所有這些，對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講，都是再正常不過的。有人對此可能會非常非常地不理解，那個指責記者“你是替共產黨說話，還是替人民群眾說話”的逯軍局長大人不會理解，那些使用種種不正當手段一夜暴富的“民營企業家”們不會理解，那些僅僅為了個人的短期私利，不惜一切地試圖拆散集體經濟、按下了十八顆血手印的人也不會理解。而那些不理解的人，恰恰是受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思想長期熏陶的結果——“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自然不會理解共產黨人的博大胸懷！解放全人類，既包括把大多數人從被剝削、受壓迫境況中的解放出來，讓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起來，還包括把上述這些人從上述畸形心態中解放出來，而決不能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樣看起來冠冕堂皇、實際上極端虛偽的口號不停地玷污著人們的靈魂。一個共產黨員，無論他以往曾經為社會主義、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做過多么偉大的貢獻，自從他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做擋箭牌，把人民大眾的利益丟在腦后，一心去追求自己富裕的那一天起，他在思想上就不再是無產階級先進部隊中的一員，不再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人了。所以，毛澤東同志才以洞察一切的眼光提出，共產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更要從思想上入黨，而且必須把從思想上入黨當作自己終生的任務。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當然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實現共同富裕而奮斗。但是，由于現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都是在比較貧窮的國家里首先建立起來的，這些國家本來就比較貧窮，我國更是一窮二白，發展生產力的壓力就顯得非常非常地大。加上國際帝、修、反們對新生社會主義極端仇視，必然盡一切可能嚴密封鎖和殘酷打壓社會主義國家與一切社會主義勢力；社會主義國家內部被推翻的剝削階級分子也會蠢蠢欲動；剝削階級思想在國內特別是在黨內的影響仍將長期存在……這些都使得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因為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就很快地富裕起來。不可否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其中可能是包含著人們的良好愿望的，但因它違背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欲速則不達，必然會造成詆毀社會主義的不良影響。毛主席曾諄諄教導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只是開辟了一條達到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做長期艱苦奮斗的準備，做好繼續過艱苦生活的準備，必須繼續保持過去革命戰爭中的那么一股勁、一種精神。所以，這時的口號應該是有利于凝聚人心的“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應該是英雄的大慶人喊出的“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而不能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種易于觸發人們的私心、渙散人們斗志的口號。“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所能激發的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能是人們的私欲，只能起到渙散人心的作用。一旦讓人覺得幻想破滅，僅有的一點社會主義積極性，還會保得住一絲一毫嗎？ 早在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同志就深刻地指出：因為勝利，不愿意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增長。“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一急于求成的口號，恰恰是這種情緒的真實反映。

 當我們喊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時候，想到的是，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當然正確），這里的富裕就不能是同時富裕、同步富裕；應該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辛勤勞動和誠實經營先富起來；然后再通過先富幫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提出這一口號的愿望當然是好的，但實踐證明，這只是一廂情愿的空想。脫離了良好的社會環境，脫離了全體人民的協同奮斗，單靠一個個人、一個個地區不顧一切地單兵獨進，先富起來是不可能的；靠調動人們的私心奔富路，這種富裕是不能長久的，也是沒有生命力的。一旦將“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和“先富論”的設想付諸實踐，在“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和“白貓黑貓論”的鼓舞之下，一部分人的確可以“先富”起來了，而且富的速度之快簡直可以令人瞠目結舌。但“誠實勞動”與“合法經營”則談不上了。1990年代末期風行的所謂管理層收購，將國有資產賤賣給官員，引起一些人一夜暴富的例子就是其中一個突出表現。人們渴望自己先富的欲火一旦被點燃起來了，“一切向錢看”的想法就會不顧一切地惡性膨脹起來和泛濫開來，從而使社會財富急劇地向少數人手里集中，并造成多數人相對甚至絕對的貧困化（但至今，精英們還極力反對追究這些“先富”們的原罪）。至于“先富幫后富”更是一廂情愿的幻想。“先富”們一旦成了老板、資本家（盡管我們可以給他們冠之以“民營企業家”的頭銜），他們的靈魂就變成資本的靈魂，對剩余價值的貪婪就不可避免了。怎么可能讓他們把已經吃下去的剩余價值再吐出來呢？——這是由資本的本性決定的，與一個人的品質無關。一些人也可能良心發現，拿出些許殘湯剩羹來，居高臨下地做一點捐助窮人的姿態，除了是被逼無奈或不得已做做樣子外，更多的則必是出于榨取更多剩余價值的需要（如同化巨資到CCTV做廣告一樣）。我們看到，這一政策的實施，一方面，4000多名外逃的貪官卷走了我們3000多億美元的血汗，身價十億美元以上的富翁在我國已有了十三個之多，另一方面，大量工農基本群眾則重新淪為“弱勢群體”，住房難、上學難、看病難等三座大山重新沉重地壓到了頭上。GDP是上去了，但發展的成果大多落入了少數人的口袋里，0.4%的富翁（大約520萬人）就占去了我國財富總量的70%，敬愛的鄧小平同志當年擔心的在我國出現兩極分化的局面已初見端倪：本已被消滅了的資產階級重獲新生并將持續不斷地大量生成；已經成為國家主人的勞動者中許多人則不斷地重新淪為弱勢群體的成員。少數人變成了越來越大的資本家；大量的人則重新淪為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我們看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宣揚的是“誰發家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的極端個人主義，推崇的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利己主義，體現的則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同我們大力提倡的“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精神毫無共同之處。我國本早已絕跡的黃賭毒黑等社會丑惡現象今天又沉滓泛起，甚至幾乎泛濫成災，官場腐敗、社會腐敗愈演愈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口號不能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根源。“慶富不除，魯難未已”，毫無顧忌地高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拼命地挑起人們的私欲，任其發展下去，必將導致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后果——這是每一位不報偏見的人都看得見、摸得著、想象得到的。

 當然，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貧窮，不等于現在貧窮；現在貧窮，更不等于永遠貧窮。我們之所以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下必將創造出資本主義所不可比擬的生產力，使人民都富裕起來，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一人類最崇高理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只要我們不急于求成，老老實實地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制定并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依靠翻身做了主人的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艱苦奮斗，就一定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盡可能短的時間（例如幾十年或上百年）內趕上并超過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年的蘇聯，經過幾十年奮斗，已經由相對貧窮的國度發展為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二位的大國；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幾十年奮斗，更先是由“一窮二白”發展到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且既無外債、有無內債的國家；后則在此基礎上，經濟總量上升到占世界第三位。而大量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歷了幾十年后，大多仍然很貧窮（聯邦德國和亞洲四小龍發展較快那完全是由其身處不可復制的內外社會環境造成的），這都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明證。但即使將來我們實現了共同富裕目標，甚至實現了共產主義最高理想之后，也不能好了瘡疤忘了疼，照樣不能說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樣數典忘祖的話來。仍然需要時時“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因為“忘記就意味著背叛”。

最后，在我看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完全是一句宣揚機械生產力論的口號。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人類社會總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又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如果只承認前者，不承認后者，我們曾稱之為唯生產力論。事實上，唯生產力論的提法并不見得合適。我認為，如果孤立地靜止地看待這一關系，或者在這一辯證關系中，只承認前者，不承認后者，就應該把它叫做機械生產力論。正如只承認物質決定意識，不承認意識對物質具有反作用被稱為機械唯物論一樣。老牌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就是鼓吹機械生產力論的鼻祖，所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提法，則不過是重拾這個老修正主義者的牙慧而已。伯恩斯坦認為，既然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沒有發展到相應程度的時候，就不應該過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一旦發展到相應的程度，就又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了，也不用發動社會主義革命了。所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口號，說白了，就是認為，我國在經濟上還很貧窮，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低的情況下，過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錯誤的；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回過頭來補資本主義的課；只有當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時候，才能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顯然，這樣的提法，同伯恩斯坦已經大體一致了；再加上一些精英人物宣揚所謂不能把革命當成褒義詞，而頂多只能算作一個中性詞，實際上早就將革命一詞打入貶義詞的另冊了。這就同伯恩斯坦毫無二致了。我們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當然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當資本主義尚未最終戰勝封建主義之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階級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均尚未全面展開，就不可能產生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世界上的領土尚未被瓜分完畢，資本主義制度尚有進一步發展、擴張的充分余地，社會主義革命也很難成功。馬克思曾經設想，社會主義只能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時取得勝利，這也大體上符合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實際。但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不能做機械的、形而上學的理解，正像我們經常使用的一個時髦字眼一樣，必須與時俱進。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后，整個世界已經連成一氣，想分開也不可能了。因而列寧才根據帝國主義時代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將可以在整個資本主義鏈條薄弱環節中的一個或幾個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理論，而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里社會主義革命反而難以發生。這是因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無產階級的力量當然要強大一些，但是資產階級的力量會更加強大；在資本主義比較不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的力量當然要弱小一些，可資產階級的力量會更加弱小。由于思想無國界，在世界上的事物已經連成一氣的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在不發達國家將會同發達國家一樣地成熟起來。一旦這些不發達國家到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苦難不斷積累，無法正常生活下去，而統治階級也無法繼續統治下去的時候，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指導與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下，緊緊依靠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緊密聯盟，組成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就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口號的錯誤正在于，它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乃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規律的理解絕對化起來，將已經連成一氣的各個國家孤立起來，看不到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都有著巨大的反作用。所以，列寧才特別強調，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毛澤東才認為，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也能夠變物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的面貌”才能“就煥然一新了”；也才談得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而修正主義、資本主義思潮一旦在黨內、在社會上占據了統治地位，才能就造成了蘇東劇變、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夜解體的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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