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類認識的發展規律來說,真理是越辯越明的,真理與謬誤可以讓大家自己去判斷。然而,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就不完全是這樣。政治上認可的真理有時是根據實用的需要確定的,然后通過各種傳媒“廣而告之”的宣導傳播,取得公眾的認同,這就是“實用即真理”;而在人們認識能力或認識程度不夠的時候,謊話重復一百遍就是真理。因而,傳媒既可能是真理的傳播者,也可能是偽真理的制造者。
所以,任何國家在政治上都會以有形或無形的手段控制和影響傳媒,防止或者推動媒體傳播甚至制造于己不利或者有利的真理,社會上各個階級集團、各種利益集團也會力圖爭奪對于傳媒的影響力和控制權。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意識形態和主流媒體都已操縱在強勢階級手中,大眾的思維能力和知情程度相當有限;即使沒有政府的控制,在大眾傳媒上也未必會有公平的辯論和真實的真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任何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又如毛澤東所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孫中山所謂的先知先覺者總是少數,因為人類的認識能力表現在個體身上是不平衡的,首先發現和掌握真理的總是少數人,多數人總是在事實的教育下,逐步跟著少數人去認識真理的。在事實的展開不充分或者被有意阻撓的情況下,多數人是難以掌握真理的。社會所認知的真理往往是強勢階級集團所制造和解釋的真理,這也就是“強權即真理”。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子金口玉言,圣旨即真理;而“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耳”,中國思想史的悲劇在于,真理的發展史就是政治上的強權爭奪和控制真理解釋權的歷史。
統治者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當然需要控制甚至壟斷真理。但是,真理的光芒不僅難以完全而長久地阻擋,而且完全封殺真理,持續謬行,更有可能危及統治者自身的利益。真理就其社會性而言,就是在沖破阻隔、揭露假象的同時,逐步地被公眾了解和接受的認識過程。對于統治者來說,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形勢的需要,原來被禁錮的可怕的真理,有可能因日益傳播開來而不得不接受,也可能因其變得有益而成為可以接受甚至是受歡迎的真理,這在科學的進步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所以,統治者對真理的控制需要有一個度,過猶不及,控制在一個度里面就好。寬容是真理發展的必要條件,壟斷真理、阻撓真理的發展并不完全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
中國的問題就在于,對真理的詮釋,往往由強權所壟斷,贏者通吃,弱者沒有發言權。現在好了一點,網絡上有了不同的聲音,但主流媒體完全被代表新的強勢階級的右翼勢力所控制,反對派僅有的幾家左翼雜志,早已被斬盡殺絕。比較之下,西方的進步也就體現在這一方面:同樣是強勢階級控制真理的詮釋,但異端還有說話的空間;有的時候,弱勢的異端憑借真理的力量,還有可能迫使較有理性的強勢階級妥協讓步。不完全壟斷真理,給異端一個生存空間,這就是寬容;不完全拒斥真理,懂得在必要時承認和接受真理,這就是開明。這種寬容和開明,是對于理性具有起碼尊重的統治者才能做到的。由于中國的傳統文化缺少理性的思維方式,中國的強勢階級往往只認刀槍,不認真理。這正是中國傳統社會在幾千年的循環往復之中,經歷了多少次揭竿而起,卻難以根本進步的原因;這也是今日中國社會需要向西方學習以求革新進步之處,否則今后仍有重蹈覆轍的可能。
毛澤東提出并強調了“反面教員”存在的價值和作用,這種認識極為可貴;但由于歷史上階級斗爭的殘酷性對于階級關系和社會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無論他本人還是整個社會,在尊重國內反面教員和保障少數派權利方面,仍然難脫窠臼,做得很不到位。文革中個別地區甚至出現了把反面人物殺了吃肉的現象,這種極端現象的根源,本身就是一個有待于認識的真理問題。究其實質,同樣是執掌真理的強勢階級如何對待弱勢階級的問題;只不過當年的強勢階級與弱勢階級,在今天已經倒了個頭,回到了歷史上人類社會固有的階級力量對比狀態。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是以其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作為衡量標準的;強勢階級即使掌握了真理,其所作所為也未必都代表真理,誠如列寧所說,只要向前多走一步,真理就會變成謬誤。
有人說文革中吃人肉的個案源于人的私利性不受控制所造成的極端野蠻,既然連人肉都敢吃,難道還不敢賣人肉?其實,這種說法似是而非。那可是“狠斗私字一閃念”的年代,如果說是逐私利的話,連雞都不敢多賣,怎么敢賣人肉呢?這種吃人肉的行為,類似于岳飛說的“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也就是古人對于禽獸般的惡人所采取的“寢其皮、食其肉”的行為。這源于你死我活的階級矛盾的尖銳性和階級斗爭的殘酷性,實質上是一種落后的盲目的階級復仇行為。地主殘害農民,國民黨殺共產黨,其殘酷程度更加駭人聽聞,現在已經選擇性地遺忘了;若知道國民黨匪特開人肉包子店殘害百姓和干部、戰士的行徑,你還會奇怪吃人肉的極端野蠻性從何而來嗎?
階級斗爭,就其本源而言,是以利己性和利他性的結合為基礎的,也就是個人利益和階級利益的統一;僅有私利性就不會成為階級斗爭,而只能是個人斗爭或宗派斗爭。階級斗爭殘酷到什么程度,這是由社會歷史文化環境所決定的。西歐能夠搞議會斗爭,以民主社會主義的方式,馴服野蠻而不失理性的西歐資本主義,這就是西歐的歷史文化條件所決定的。近代以來,中國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殘酷程度是世所罕見的(今天亦復如此,黑磚窯是一種經濟上的體現,“殺左族毛”的要求則是政治上的體現),因而階級復仇的酷烈也就難以避免。我們現在亟須努力的是,防止這種對抗性階級矛盾的再現和酷烈的階級斗爭的重演。中國的強勢階級首先需要反省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這樣才能避免弱勢階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復仇行為。巴東女工鄧玉嬌刺死淫官鄧貴大、吉林通鋼工人打死總經理陳國君、廣東斷手工人劉漢黃單手刺殺臺商,這些血的教訓和生命的代價,就是對于強勢階級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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