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就人們日常經驗而言，人們可以在自己的親友中間得到“性善”的證據，也在競
爭者和對手那里見證到“性惡”的表現，很難一概而論人性的善惡。
由于在人類社會中間，人與人關系受到各種社會制度的定位，實際上也只有兩種
社會制度設計模式：要么是合作，要么是競爭。合作對于個人而言，整體利益是
增進個人利益的路徑，他人是善意的；對于競爭型的體制而言，他人則是惡意的
，他人利益增加意味著自身利益的減少，是一種互為消長的關系。在通常情況下
，人們關于“性善”“性惡”的爭論，主要是論證何種社會體制是可能的：合作
型的抑或是競爭型的？
對于任何一個特定的社會而言，由控制權掌握份額劃定了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
精英階層擁有更多的控制權，對于他們而言利益最大化的路徑是要求與控制權相
對應的剩余索取權，而合作體制否定這一點，因此就向來不為精英階層所喜歡。
精英們在“人性自私不可更改”和“性惡”的說辭背后，隱含著競爭型的社會體
制的選擇意愿，這是一種最典型的階級意志。
由于這個“性善”“性惡”的隱喻，直接涉及到社會體制和剩余分配規則的設計
，因此就必然地要成為分歧的焦點，古今中外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一直經久不衰
，而且估計還要繼續持續到地老天荒。中國宋代起義農民提出“等貴賤、均貧富
”的主張，實質上就是否定控制權分配上的不平等，否定特定人群有優先的剩余
索取權，這個主張的隱含前提是：剩余分配權必定是要與控制權掛鉤的。今天張
五常、張維迎、張曙光等主流經濟學家主張“腐敗有利”，其認識起點與宋代農
民起義軍是一致的。
與此相對應，中國儒家諸子一直是主張合作型的社會體制的，他們往往把“家庭
人倫”作為一個隱喻，來論證人們彼此需要真誠關注對方的利益，這樣才能順利
走完人生里程。個人利益體現在家庭中間，并在家庭內部實現，這是社會上最常
見和最持久的合作模式，合作在人生中不可須臾或離，因此就成為儒家論證“人
性善”的依據，隱含的意義是在合作群體中間，人們彼此的利益并不矛盾，這是
人性善的第一重含義。
孟子還說人人都有“惻隱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羞惡之心”，實際
上就是重申人們可以了解別人的利益，認識到別人利益的實現方式和路徑，人們
對輿論評價和自我評價的在意，本身是意味著個人的欲望和本能是能夠加以管理
和引導的，在這個意義上人性善是“可善”的意思，這是人性善的第二重含義。
《論語》中間多次重申精英階層長遠利益也應該成為考慮對象，“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就是說精英階層依托控制權過分行駛剩余索取權，會損害到老百姓的生
存利益，老百姓活不下去就意味著反抗和精英階層的完蛋，這里揭示的是控制權
不能長久不變，老百姓的認同是控制權長期有效的關鍵。“出乎爾者、反乎爾者
”則說精英階層不顧及老百姓的利益和感受，老百姓也同樣可以不顧及精英階層
的感受，毛澤東翻譯為“那里有壓迫，那里有反抗”。在這個意義上，人性善是
“必須善”，理由是危害老百姓利益的精英階層，最終也是沒有好果子吃的，“
必須善”的理由是出于對精英階層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考慮，是對精英階層控
制權的有效性與老百姓認同感之間關系的深刻體任，這是人性善的第三重含義。
儒家談論人性善的時候，合計有三重意思：一是人們需要合作才能生存，因此競
爭不總是唯一人與人關系設計；二是人們能夠了解他人利益并管理自身的本能和
欲望擴張，人性善實現是有依據的，第三是儒家認為精英階層控制權的有效性依
托于平民階層的認同感，損害老百姓的生存利益意味著葬送自己，所以實現人性
善的關鍵是精英階層自身，依據是需要為他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支付“保險
費”。儒家的結論是：有且只有充分合作的社會才是可行的社會。持“人性善”
論的最終目標就是論證這個。
精英階層在一個社會中間，總是掌握著大部分的政治控制權（權力）、經濟控制
權（資本）和文化控制權（話語權），按照他們利益最大化的分配規則，顯然就
是按照控制權給予剩余索取權。由于合作體制肯定整體利益優先于個人利益，因
此精英們總是主張競爭體制，這樣才能更理直氣壯地實現剩余索取權，方便地拋
棄多數人的利益要求。為了方便地論證競爭體制的必要性，歷來精英們都是高唱
“人性自私不可更改”的調子。相比較而言，精英們通過“人性自私”或者“性
惡論”去論證競爭體制必要的時候，也有幾個層面的意思。
第一個層面是說多數人是受本能和欲望驅使的，追求更多剩余索取權、以及獲得
多于他人的消費資料是人們的通常選擇；同時為了確保更大的消費資料分配份額
，要在控制權上取得優勢，其中掌握更多的生產和生活資料本身就是一種控制權
。因此對于物質財富的競爭，就有了兩個層面的需要，一是滿足自己的生理需要
，更重要的是滿足增加控制權的需要，這樣對物質財富的渴求就變得沒有止境了
。在這個意義上，物質財富分配要服從“能量守恒定律”和“物質不滅定律”的
支配，“性惡說”首先是肯定了物質利益分配上存在著一種“互為消長”的關系
。
由于占有財富本身的控制權價值，使得占有更多生活資料也成為一個價值象征，
追求更高檔次的車子、造價昂貴的房子，鮮衣美食、香車寶馬都有標示個人擁有
的控制權水平，在超出實際消費需要之外另有“炫耀”價值。在控制權的競爭上
，除了追求自身控制權的增長之外，損害對手的控制權成長機會也是一個合理的
目標，控制權競爭上要追求一種相對差距，這是“性惡”的第二重含義。同時也
是出于少數精英們方便控制多數平民之必須，因為如果不把人徹底工具化和物質
化，控制成本就無法下降到相應的水平。為便利實現對多數人的控制，需要把個
人的身體也充分工具化，女性選美和男性體育的商業化過程，很明顯有助于實現
人們對身體工具化認識，本身也是執行特定的意識形態功能。
性惡的第三重含義是否定整體利益的實際存在，認為人與人關系除了競爭別無關
系，把家庭關系上溫情脈脈的面紗揭去，否定人們對合作的認知能力和協調能力
。例如主流經濟學家們最喜歡援引的所謂“公共牧場”的比喻，就是否定人們有
認識整體利益并實現整體利益的可能，最后的定位是肯定資本占有方式個人化，
以此去推銷“產權明晰”的個人占有觀念。
性惡的第四重含義，也是最重要的含義是說社會體制只能是競爭的，任何合作體
制都是空想和烏托邦，這個論證過程本身是服從“思想專制”的需要，想要把人
們的全部眼光限制在有利于精英階層的認知框架里。最常見的方式是列舉各種合
作模式的成本和困難，去否定合作的可能和必要，例如中國精英對毛澤東時代的
妖魔化，就是服從這樣一種“思想專制”的目的，阻止人們去思考和尋求合作的
路徑。
說到底，“性惡說”是為了論證精英階層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競爭規則需要：強調
控制權必須分配剩余索取權，由于精英階層這個不屈不撓的競爭意志的長久作用
，人類社會在精英們掌握的三種控制權（政治控制權、經濟控制權和話語權控制
）的共同作用之下，就不能不長久地處在競爭狀態里，結果自證自明地論證了“
性惡說”，把一部人類社會的歷史設定為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其實就是一種“有
組織競爭”）的歷史。
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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