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吹捧“里根經濟學”，贊賞“華盛頓共識”的“精髓”！

——略評一位高官的自我亮相

信言不美

2004年2月17日《參考消息》赫然登載了一篇文章：《里根經濟學登陸中國》。這個題目很刺眼，定睛一看，它轉載了兩篇新聞報道：一篇是《亞洲華爾街日報》2004 02 06文章，題目是《中國稅改計劃再現里根經濟理論》（記者馬特·波廷杰發自北京）；另一篇是法國《費加羅報》2004 02 11報道，題目是《中國將明確稅收法則》（記者皮埃爾·德維爾莫蘭發自北京）。這兩篇報道內容都是樓繼偉透露的關于我國稅制改革的計劃。“這一回是美國的《華爾街日報》最先從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那里得到了消息”。看！不僅我國老百姓，恐怕全國人大代表最早也只能從出口轉內銷的這些報道中知道一些稅改計劃。關于把33%的企業所得稅率降到中外資企業“24%到28%”的統一稅率，稅改的“主要設計師”樓繼偉說：“這很像里根經濟理論”，“我們希望給予企業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更甚者，“樓繼偉表示，這種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于羅納德·里根”（所有引語都出自以上報道）。

眾所周知，前美國總統里根只不過是個二流演員，并非什么經濟學家。所謂“里根經濟理論”也只不過是美國供給學派領軍人物拉弗和費爾德斯坦等的一整套新自由主義理論，其原源是老自由主義者薩伊的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謬論。現在即使在美國，“里根經濟理論”也早已式微，備受詬病了。在政策實踐上，里根的減稅政策是一項大規模的劫貧濟富政策，其所創造的財政赤字比美國開國以來歷屆總統所創造的財政赤字的總和還要大。這樣一種理論和政策竟然成為樓先生制定我國稅制改革的根據或指導思想！這奇怪嗎？不奇怪。樓先生說得夠坦率的了。趁著兩稅合一之機，實行減稅是為了“給予企業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說白了，這企業的“更加充分的自由”主要是對私有企業（國有企業已經不多了，而且還將大幅度減少）減稅，使它們有更多的資本去自由投資和“幫助”國有企業改制。簡單地說，這就是政府少收稅，私有企業主多獲利。提出減稅的還有吳敬璉和高尚全。僅從減稅計劃來看，他們合作得很好。這個減稅計劃是否能通過，就看明年的全國人代大會的表決結果了。筆者不贊成降低企業所得稅。目前我國國內企業的名義所得稅率是33%，外資企業的名義所得稅率是15%。由于偷稅漏稅和其他原因，實際稅率是國有企業30%，內資私企20%以下，外企11%。既然國企能負擔30%的實際稅率，私企和外企也應當負擔同樣的稅率。這里筆者還有興趣指出，高尚全和皇甫平（周瑞金）炮制和鼓吹了一種別有用心的我國主要矛盾論，即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拋開他們掩蓋我國真正的社會主要矛盾不說，拋開野蠻資本主義的剝削和掠奪不說，拋開所有制決定的第一次分配在分配體系中的決定作用不說，僅就緩解社會矛盾的第二次分配而言，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基尼系數奇高，政府必須要有巨額財政支出方可起到一些緩減作用。可是，在這種國情條件下，樓繼偉先生卻以里根為師，以“很像里根經濟理論”為心儀，以對資本家減稅為目標設計出一個減稅計劃。樓先生，你用心良苦啊！據報道，現在有的官員跑到美國去掛職鍛煉去了，于是筆者建議，樓先生也不妨去美國掛職鍛煉一番，比如掛個副部長職務，把你的里根減稅計劃提出來，看看美國國會議員們是否買你的賬。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樓先生竟然說：“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于羅納德·里根”。這就等于說我國實行市場經濟政策不是源于鄧小平等人，而是“源于羅納德·里根”。全世界恐怕只有樓先生一個人才能說出這種話來。這種把里根捧上天的吹牛行為簡直可以記入吉尼斯大全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體制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例如與公有制為主體等緊密聯系的。難道我國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也是“源于羅納德·里根”？這根本不符合事實。由此，我們可以認定，樓先生的以上說法是一派胡言。退而言之，我們假設樓先生的說法不是信口開河，而是經過理性思考的，那么，只有以下兩種情況可以符合形式邏輯，但論點仍然是十分荒誕的。其一，假設鄧小平等高層決策人放棄計劃經濟政策，轉而實行市場經濟政策是受到了里根的決定性影響后做出的，以致可以說，這“源于羅納德·里根”了。假設這一推論成立，符合樓先生的原意，那么，樓先生就必須拿出這種決定性影響的證據來。筆者完全不贊成這種決定性影響論；其二，假設樓先生認為，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主義這個定語是多余的。由此可以得出樓先生的結論：“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于羅納德·里根”。假設這個論點成立，那么它正好證明“里根經濟理論”是一種和平演變中國的意識形態，那么樓先生為什么要贊賞它？而筆者認為，在公有制基礎上同樣可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上兩項推論都是按照樓先生的特大謬論得出的一種可能性論斷，筆者無意把它們強加于樓先生頭上，但是，樓先生應當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做出自己的解釋。無論如何樓先生的特大謬論完全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副部長的身份，筆者對樓先生所持的立場表示驚訝和嚴重的置疑。

樓繼偉先生另一驚人之舉是贊賞了“華盛頓共識”的“精髓”。2005年第23期《比較》雜志登載了樓先生的一篇文章：《改革是資源配置制度的整體躍進——關于中俄改革與發展的比較》。2006年04月18日《第一財經日報 》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又把這篇文章以題為《中國改革總體是成功的 道路基本正確》重新發表。樓先生說：“俄羅斯改革遵循的是‘華盛頓共識’，比較激進。”“簡單地照搬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是個災難，會出現資源的誤配置、財富被掠奪和宏觀經濟無法穩定。因為從起點上看，不存在大幅度降低信息成本的制度，也不可能在短期內構建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制度性條件”。“‘華盛頓共識’也有很多問題。它沒有包括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說制度的建立，也沒有體現出改革的過程與速度的重要性，特別是私有化的過程”。從這些評論中，我們似乎覺得樓先生對“華盛頓共識”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然而話鋒一轉，他又說：“批判‘華盛頓共識’，并不是說其精髓——以市場配置資源和宏觀穩定就錯了。從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條來看，‘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中國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接著他以較大篇幅論述了我國改革實踐中實施了“華盛頓共識”的“三條”：“第一，中國的宏觀經濟比較穩定，……　第二，市場化取得長足的進展。……　第三，中國的經濟是開放的，……”。人們讀過樓先生這些對“華盛頓共識”的溢美之詞后，就會覺得樓先生確有“反潮流”精神。在我國、其它發展中國家，前蘇東國家紛紛批判臭名昭著的“華盛頓共識”的時候，獨獨樓先生站出來為其捧場。這是為什么？對此，筆者簡要評論如下：

1，古典經濟學就是以馬歇爾、瓦爾拉斯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它并不直接是樓先生所稱的那樣，是“華盛頓共識”的經濟學基礎。“華盛頓共識”的經濟學基礎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拉弗、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那么樓先生為什么要回避新自由主義呢？你干脆更加舍近求遠地說好了——“華盛頓共識”是以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把“華盛頓共識”與新自由主義割斷關系是樓先生的創新，這是為什么？

2，樓先生說，“‘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基本原理”就是“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條”。經過樓先生這樣包裝，“華盛頓共識”就變得有益無害了，從魔鬼一下子變成仙女！。誰敢說“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條”是錯誤的？然而，事情果然是這樣的嗎？眾所周知，“華盛頓共識”的基本內容是：市場非調控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商品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以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為惟一內容的經濟穩定計劃。對比樓先生提出的“華盛頓共識”的三條經濟學基本原理 與真實的“華盛頓共識”的內容后，人們就不難發現，樓先生只說市場化，不提國家干預市場的必要性；不敢明確提出國有企業私有化；只說中性的對外開放，避而不談美國要求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敞開國門，不加任何限制地允許美國的商品和資本自由進入；只說中性的宏觀經濟穩定，避而不談美國要求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緊縮性貨幣、財政政策，以便符合美國的利益。樓先生的取舍確實是用心良苦的，但是人們并不知道，為什么樓先生要對“華盛頓共識”隱惡揚善？當然，樓先生對“華盛頓共識”還是有所批評的，但是最最尖銳的批評也不過是“它沒有包括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說制度的建立，也沒有體現出改革的過程與速度的重要性，特別是私有化的過程”。顯然，樓先生的批評是從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出發的，當然贊成私有化，只是強調私有化的過程與速度的重要性。

3，“華盛頓共識”是姓善的還是姓惡的，我們需要從客觀實踐來考察。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及其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加給南美洲債務國的“經濟穩定計劃”（其內容就是“華盛頓共識”）使這些國家陷入災難性深淵。198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國的投資率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水平，有16個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下降；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美國炮制和推行的“華盛頓共識”的野蠻形式“休克療法”使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亡國，使東歐國家因民族資本被剝奪而落入依附國地位；“華盛頓共識”還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有鑒于“華盛頓共識”的破壞作用，尊重客觀事實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說：“往好里說，它（“華盛頓共識”）是不完全的，往壞里說，它是誤導的”，并提出用“后華盛頓共識”取而代之的倡議。面對以上客觀事實，樓繼偉先生依然可以強硬反駁說：“批判‘華盛頓共識’，并不是說其精髓……就錯了”。這里筆者請樓先生注意：你所謂的“精髓”是符合美國利益的“精髓”，是損害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精髓”。你所指的“華盛頓共識”的“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條”是具有新自由主義的質的規定性的，每一項都有特定的內容和解釋。請你不要魚目混珠把它們說成是“普遍適用”的原理。是哪個美國老師教導你了，說新自由主義性質的“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是普遍原理？

4，樓先生說：“以中國為例，說明‘華盛頓共識’中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有普遍適用意義的”，又說：“‘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中國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這一次，樓先生又把“華盛頓共識”捧上了天！竟然說“華盛頓共識”的“精髓”是中國改革成功的“基本因素”！這真是語出驚四座之舉！能公開說出這種話來者，樓先生恐怕又是國內第一人。筆者認為，樓先生這些話與其說是贊揚中國改革，不如說是極大地涂黑中國改革！下面讓我們具體分析一下樓先生吹捧和胡亂套用“華盛頓共識”的荒謬性。在三條原理中，“第一，中國的宏觀經濟比較穩定……”。請問，這是我國實施“華盛頓共識”幾十年一貫制的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結果？我國不能實行符合國情和具體經濟形勢的一整套宏觀經濟政策？樓先生，你真荒謬！“第二，市場化取得長足的進展。……”。請問，我國的市場化是實行“華盛頓共識”原教旨主義市場化的結果？我國什么時候取消過國家的宏觀調控？樓先生，你真荒謬！“第三，中國的經濟是開放的，……”。請問，這種開放是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要求，不得有資本流動限制而進行的？我國沒有資本流動限制？樓先生，你真荒謬！你用“華盛頓共識”的框架分析我國改革成功的原因和經驗的偏愛能受到你的同僚們和更高層人士的贊同嗎？筆者設想，你只能得到某些美國佬的喝彩！

5，樓先生在分析我國的市場化時，用很大篇幅估量了“國家控制”比重的大幅度的下降。樓先生所指的“國家控制”既包括國有資本，也包括國家對商品的價格、品種和數量的控制。樓先生估計的“國家控制”比重，1978年為90%，現在僅有30%。其中，國有資本比重當然低于30%。在我國高官中，公開能把這個低比重說出來，樓先生恐怕又是第一人。樓先生坦率得可愛。筆者不贊成他的觀點，但是欣賞他的坦率。按照他的觀點，私有化是包含在市場化中的，所以，在談論市場化時，他要大談特談“國家控制”比重的大幅度下降。我國的私有化（包括在市場化中）是“華盛頓共識”的三原理之一，是我國“改革成功的基本因素”之一。這個話就留給樓先生去說吧。筆者這里要說的是，樓繼偉之流的觀點是違背我國憲法的，根本無視我國憲法的明文規定，公有制為主體！樓先生說：“總的國有比例也就30%左右。相對于一些東歐轉軌國家、亞洲轉軌國家，甚至于某些歐盟國家來說，這一比例都不算高”。照此說來，我國在經濟制度上還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國家？而樓先生是慶幸這一結果的！筆者認為，改革本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公有制基礎上，市場經濟體制完全可以建立起來，我們必須繼續批判新自由主義，警惕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我國的陰謀和實踐。

綜上所述，樓繼偉先生的觀點特別露骨，特別冒尖 ，對里根及“里根經濟理論”，對“華盛頓共識”的所謂“精髓”進行了異乎尋常的、荒誕的吹噓。筆者認為這是一種亮相。人們所不知道的是，他為什么要這般亮相？ （2006-08-11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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