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路走不通——再評賀衛方等人的謬論

    

    今年3月4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持，在北京西山杏林賓館召開了“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以下簡稱西山會議）。這次會議舉辦的基礎，是因為某些資產階級改革派的精英們認為，經濟私有化在國內已有了相當的發展，“經濟改革己經實際上結束了”，下一步要為政治的“憲政”民主化、西方化，拉開改革大幕了。所以，他們把“攻堅”的重點和目標放在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法律制度上，企圖以“臺灣模式”即西方式的“憲政”取而代之。同時他們還認為，要進一步摧毀國有經濟，并實現土地私有化。會上北大教授賀衛方的發言很是猖狂和露骨，極具代表性。
    對于西山會議的種種謬論，已有許多評論文章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了深刻地剖析與批判。本文僅就私有化在中國能否走得通再談幾點看法。

                     私有化思潮的泛起與其對社會的嚴重毒害

    對于私有制，人們并不陌生。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所經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這三種形態的社會制度，都是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制度。到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勝利，世界上第一個新型國家——社會主義蘇聯的出現，人類社會才出現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先進社會的曙光。指導這場史無前例大變革的理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在距“十月革命”前半個多世紀，當無產階級政黨剛剛組織起來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們共同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在這個震天動地口號的鼓舞下，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拿起馬克思主義這個思想武器，積極投入到消滅私有制的漫長的戰斗。二戰以后，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十幾個國家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建立了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人類社會出現了一片紅彤彤的新天地。然而，人類前進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甚至是曲折的。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輝煌之后，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又先后在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政策的進攻面前打了敗仗，紛紛倒戈，轉向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使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前所未有的歷史大倒退。在這個背景下，私有化之風就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悄然吹起來。
    私有化與私有制，說法不同，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是指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的社會制度。但在私有化概念的理解上，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又有所不同。人民大學吳易風教授對“私有化”是這樣闡述的：“私有化這個詞是從西方國家來的，這個詞在西方國家有確定的涵義，不是任意解釋的。所謂私有化，是對著國有化來說的。例如，在英國，所謂私有化，就是把國有企業改組成股份公司，然后向私人出售股權。如果出售的股權超過50%，這樣的企業就不再是國有企業，而是算作私有化了。他們還有部分私有化概念和完全私有化概念。當國有企業改組成股份公司，向私人出售股權低于50%時，就叫做部分私有化。如果把所有的股權全都賣完了，國有股一點也沒有了，就叫做完全私有化。蘇東國家在劇變之后搞的私有化跟西方國家搞的私有化有一些區別：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都是大企業，一般都采取將國有企業改組為股份公司，然后向私人和外國人出售股權的辦法，而蘇東國家除了大企業，還有大量小企業，他們的私有化分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什么叫小私有化呢？所謂小私有化，就是把國有小企業賣掉，賣給私人，賣給勞動集體，賣給本企業工人，或賣給外國人。什么叫大私有化呢？所謂大私有化，就是國有企業太大了，個人、私人誰都買不下去，這就要先把它們改組成股份公司，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股權。在那里，按規定，如果已經把國有企業改組為股份公司并決定向私人出售股權，那就算作私有化了?！保ㄈ嗣翊髮W《經濟風》2003-4-23《吳易風就私有化問題答記者問》）
    對于我國來說，堅持公有制，還是私有化，所反映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新中國誕生以來，在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上一直就沒有停止過爭論與斗爭。然而，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英明領導下，我國人民打倒了官僚資本主義，告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而滿懷信心地跨上了社會主義這條康莊大道，并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本來意義是要更好地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鞏固與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事業。然而，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卻有那么一些人大喊大叫什么“社會主義搞早了，搞糟了”，要重新過所謂“卡夫丁峽谷”，“補資本主義課”。為了實現他們的這個主張，就炮制了許多私有化的理論，例如什么“公有制產權不明晰，是人人所有人人所無”，什么“公有制沒有私有制效率高”，因此要“國退民進”，還有什么“冰棍理論”、“蘋果理論”、“吐痰理論”、“靚女先嫁理論”，無非是要快賣、賤賣、堅決賣、徹底賣，讓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領域退出”。造這些私有化輿論的，有幕前的，也有幕后的，有直截了當的，也有繞彎子的。2001年6月9日《科學時報》新經濟周刊發表了一篇《吳敬璉談私有化等經濟熱點問題》，就屬于繞彎子。文章說：“關于‘私有化問題’吳敬璉認為中國一般不用私有化這個詞，有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更有東西方理解上的不同。吳敬璉稱自己理解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追求社會公正、實現共同富裕，至于說它是以什么樣的所有制來實現，目前看來并不是最根本的問題。”（摘自東方網2001年6月9日）
    3月4日西山會議某些謬論，是這股私有化思潮的新“版本”。李曙光的發言，語出驚人，他認為：到今天“很多的經濟改革走的很遠，可以說走到頭了?！洕母飳嶋H上已經結束了”，現在“改革超越了經濟領域，進入其他的領域，因此，改革的定義要重新定。……這個定義可能走向更加強調法制化和綜合性的改革?！?nbsp;在李曙光看來，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的精英們提出的以私有化為目標的“改革”，已經大功告成了，需要轉移戰場了。
    李曙光們所謂“已經結束了”的“經濟改革”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又給我們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最近長征同志發表的文章《關于“新西山會議”的政治和理論思考》是這樣分析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自由化勢力竭力推行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相對削弱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他們的第一次戰略重點轉移，是在‘六四’后由‘街頭政治’轉變為潛伏恢復，發展力量，大力向體制內滲透，搞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瓦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第二次是最近二三年，在加緊徹底搞垮國有企業的同時，逐步把‘改革攻堅’的戰略重點由搞‘經濟改革’轉移到‘政治體制改革’，并拋出了極為明確的政治綱領?！薄敖裉?，實際情況已經改變：一是內外資私有制經濟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私營和外資經濟是其主力；二是在全國的第二、三產業中，內外資私營企業職工人數，即作為雇傭勞動者就業的人數，占全國二、三產業就業總人數的70.2%；三是我國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高達0.47，己超過許多發達和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的0.43左右?！薄案鞣N暴富群體及其代理人——體制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已經成為干擾破壞我國社會本義改革和發展的比較強大的社會力量。……分布于一些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輿論界、經濟學界、法學界等領域，活躍于國內國際的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精英們，則是各種暴富群體的經濟、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代表者。自由化精英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我國全部具有資本主義化改革開放要求的社會勢力和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的總代表，又是西方圖謀在我國策動‘顏色革命’的‘特洛伊木馬’。只有他們才具備這樣的資格和條件。他們憑借其握有的各種權力、話語霸權，力圖在當前的改革、發展重大歷史關頭，迫不及待地把我國推向全面資本主義化的邪路?！保ㄕ浴董h球視野》117期）長征同志的這個分析，非常深刻，非常到位，歸納起來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竭力推行的‘經濟改革’，其最終目標是私有化，并且企圖逐步造成由個別到一般、由局部到全局，全面威脅公有經濟主體地位的危險態勢。長征同志所說“內外資私有制經濟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為我們敲響了警鐘。第二，在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精英們的鼓動中，形成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內外敵對勢力、新自由主義改革派、干部隊伍中的各種腐敗變質分子結合起來的一股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對他們不能不高度警惕，不能不進行堅決的斗爭。第三，由于經濟基礎的變化，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的精英們和國內外的敵對勢力正在把進攻的矛頭轉向上層建筑，指向共產黨的領導，妄圖策動“顏色革命”，奪取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權。——這就是我們面臨的與私有化思潮激烈斗爭的現實。
                            
                   土地私有化—— “精英”的主張與人民的反對

    李曙光認為經濟改革“走到頭”了，“實際上已經結束了?！钡R衛方卻不這么認為。他在西山會議上特別提醒精英們：“民法上的基礎就是私有制，尤其是農村的土地問題，下一步一定要推動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體制度的方式，否則農民最受損害。”
    另一位與會者在發言中也大談農村土地和集體經濟所有權問題，他提出一個奇怪的問題：“憲法講的土地歸集體所有，誰是集體，誰代表集體？”他認為“我們現在講集體，都是講干部，……集體經濟淪為干部經濟。” 聽話聽音，鑼鼓聽聲。這位先生也是主張農村土地私有的，不過，他比賀衛方隱晦和婉轉一些罷了。西山會議的這種論調，可以說是我國經濟學界鼓吹私有化人士所主張的土地和資源也應私有化的又一次集中反映。
    新自由主義的精英們為什么在這個時候提出農村土地私有化問題?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與對待的。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農村從人民公社體制轉變為分田到戶、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自由派精英們并不滿意這種“長期不變”的體制。在他們看來，作為農村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農民只有“使用權”，還沒有在法律上真正成為私人所有，土地產權還不能進入市場買賣，也就是說，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還沒有達到他們私有化的目標，所以，他們就打著土地經營要“規模化”和“市場化”的旗號，把農村的改革往農業資本主義的道路上領。
    其實，農村土地私有化這條道路，既不是什么“創新”，也不是什么“發展”，幾千年的歷史滄桑，中國農民早就領教過。實事求是說，農村土地私有化問題，并不是西山會議某些精英的首創，持這種主張的也不是賀衛方一個人或他們小圈子里的幾個人，它是社會政治的一股思潮，是階級斗爭的一種現象。這股思潮時起時伏已經存在許久了。農村實行土地公有制和合作化時期，就有人反對；改革開放以后，又有人重提農村土地私有化問題，最近幾年，這樣的呼聲越來越多了。例如，2005年10月9日《財經時報》就發表一篇《圈地運動越演越烈，農民土地私有化勢在必行》的文章，該文說：“實行土地私有化不單是出于提高生產效率的要求，也是出于提高農民收入、保障農民權益、推進中國城市化，以及讓中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中去的要求?！?nbsp;文章還認為“中國越演越烈的圈地運動，恰恰是因為土地的集體所有?！彼晕恼陆ㄗh要盡快私有化。該文接著說：“中國農民的土地經營規模雖然永遠不可能達到美國農場的平均規模，但在土地私有制下，隨著農民的逐漸移出，戶均土地規?？捎邢喈敵潭鹊臄U大應無疑問?！薄芭庐a生新的地主、新的佃農和新的雇工。殊不知，在市場經濟下所謂地主，大多是因為善于經營土地，才能逐漸擴大對土地的所有權。不準地主出現，便使農村地區得不到企業家精神本來可以帶來的各種好處。這種做法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這也是和城市地區的政策相矛盾的，反映出對農民的歧視和雙重標準。”2005年12月19日許平中先生在《土地私有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一文中說：“轉移農業人口和實行土地規?；洜I是基本出路，這需要充分利用市場手段甄別人們的素質和特長，使具有‘非農特長者’果斷放棄土地，讓土地流轉到‘高效經營者’手中，所以必須實行土地私有、允許買賣的制度。實行這一措施遠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這一措施又是萬萬不能的?！薄敖鉀Q中國農業出路的根本途徑在于土地私有、允許買賣?！边@位先生又說：“自從中共統治大陸以后，就力圖把農民都組織起來，最大限度地增加糧食總產量，在養活自己的同時，還養活全國的非農業人口。應當承認，這一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從總體上看，這一努力卻是失敗的，使中國農業走了大彎路?！保ㄕ浴皩W說連線”http://www.xslx.com發布時間：2005-12-19）像這類的文章是很多的，筆者在百度上一搜，就有上百篇，甚至更多。有些文章一看題目便知道他們說什么了，例如《論土地私有化的迫切性》、《土地私有制與憲政共和的關系》、《我呼吁土地私有化 》、《 土地私有化的利和弊》等。
    盡管這些主張私有化的先生們言之鑿鑿、信誓旦旦，但謬論終歸是謬論。曾經寫過《我向總理說實話》的李昌平就對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各種主張進行過有力的批駁。他說：“私有化肯定不能夠給農民產生增量，只能夠給資本家創造增量?！薄叭绻阍试S土地私有化，允許兼并、買賣的話，那么大量的農民隨時可能賣土地，比如生大病了要賣，這樣他們就會變成無地農民。”他說：“有人說土地私有化可以搞規模經營，但你說誰來搞呢？還是資本家?！彼€不無感慨地說：“我的觀點是，農村需要三項建設，一是人的自身建設，二是鄉村社會的組織建設，三是制度的建設。但中國這十幾年的農村改革，沒有哪一項上有一點成就。我認為真正稱得上鄉村建設運動的，只有毛澤東，他在這三方面都做了很多，比方說合作醫療，掃盲，九年義務教育，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很多都能讀高中，上大學?！保?004年7月18日《中國鄉村建設系列（一）李昌平采訪手記》）李昌平在另一篇《慎言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文章中說：“地方有不少官員主張土地私有化，專家、學者中主張土地私有化的也大有人在。甚至有不少學者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在于土地公有制，認為只有土地私有化了，農民就有了產權、有了人權、有了一切，國家就有活力了，就可以進入一個理想世界了?！彼赋觯骸爸袊r民中的絕大多數沒有私有化的要求?！薄啊稘撘巹t》的作者吳思先生在和農民座談時，提出土地私有自由買賣的方案征求農民意見，農民的回答是土地不能私有、不能買賣?！薄叭绻麌以试S農村土地私有化，很多干部會在一夜之間成為大地主，很多農民很快會成為無地游民，我們為什么要把中國農村社會拖回到上個世紀的30年代呢？”“那不是又要打地主分田地了嗎？”“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在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條件下，為什么就戰亂不斷、民不聊生呢？……假如中國的土地制度真的回到了上世紀的30年代的私有制，中國就必然出現眾多的非法生存者，整個社會就會長期處于一個不安定狀態，當條件成熟時必然演化成無地農民革命運動。因此，中國維持和完善現存的土地公有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保?nbsp;博客中國網http://column.bokee.com/72788.html2005年05月16日10時40分專欄文章）
    賀衛方說“集體制度的方式，農民最受損害”，這是閉著眼睛說瞎話。2006年4月10日《中國新聞周刊》刊發的一篇題為《只有集體化道路才是正確方向》的文章。文章介紹：安徽省的小崗村自1978年分田單干至2003年，人均年收人尚不足2000元。2004年10月從省里下派的小崗村黨支部書記沈浩同志帶著12名村里人赴山西大寨以及河南耿莊、紅旗渠、南街村等一些走集體經濟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參觀學習。他們對照這些先進典型經驗，反思自己的發展之路，不無感慨地說：“小崗落后了。”被小崗村視為學習榜樣的南街村，是遠近聞名的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先進村。他們堅持公有制，經濟大發展。村民享受14項公共福利，住房、上學、就醫、吃水、燒氣、用電等都是公家供給。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村沒有大款暴發戶，也沒有一個窮光蛋，是真正的共同富裕。面對小崗村的反思與農村一大批堅持走集體化道路致富的典型，賀衛方們私有化的謬論和讕言就不攻自破了。 
    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往往把聯產承包責任制當成個體小生產來說明單干比集體經濟有效率，農村絕不應再搞公有制。筆者認為，這鐘比喻是不恰當的，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偷梁換柱的把戲。中國幾千年的農村經濟一直是小生產、單干，為什么農民終日辛苦勞作卻吃不飽、穿不暖，經常出現餓死人現象？那是因為土地私有制和存在剝削。現在農村的承包制——雖然有某種意義上的單干——其效率與舊中國的單干相比完全不同，原因何在呢？這用“單干”是解釋不了的，只有從新中國消滅了土地私有制、實行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剝削的根本制度層面上進行解釋才能說清楚。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毛澤東時代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和化肥、農藥工業的建立，為聯產承包時期的農業效率發揮了重要作用。
    筆者引出李昌平的文章和農村的典型事例，已經把土地私有制與公有制的優劣、群眾的意愿和農村發展的方向基本上印證了。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建議》，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這就是說，我們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新農村，而不是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的舊農村。什么是社會主義新農村？首先要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總稱。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總和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首要特點，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不能離開公有制這個主體的，如果按照賀衛方們私有化的主張，離開了公有制這個主體，那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新農村了。

                       蘇東國家私有化的前車之覆值得借鑒

    古人云：前車之覆，后車可鑒。十多年前，社會主義的老大哥還有眾多的兄弟國家，在私有化的浪潮中，一個個地垮臺了，其教訓極為深刻而沉重。
    私有化運動是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修正主義叛徒集團勾結帝國主義，搞垮共產黨、摧毀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段和內容。人們還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在這些國家掀起的“改革”大潮，是由一批修正主義官僚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照搬西方模式而推動的。他們的所謂“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運動”，就是由公有制“轉軌”為私有制的運動。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人民為這種“轉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個“私有化”浪潮，不僅肢解和摧毀了這些國家原本比較健全的經濟體系，造成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導致社會經濟效益的嚴重惡化，而且造成了普遍的物價飛漲、生產滑坡、失業增多、以及人民實際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等一系列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有資料顯示，僅在俄國最初實行私有化的5年中，即：從1992至1996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0%左右，使國民經濟倒退了近20年。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國民收入和手工業生產規模比1990年降低了1半多，私有化改革使國家遭受的損失在絕對程度上比衛國戰爭時期德國法西斯侵略者使蘇聯遭受的損失大10倍?，F在俄羅斯國家財富和國民收入的大部分集中在1%的富翁手里，而80%多的居民生活水平比改革前大幅度下降，至少70%的人僅能糊口。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以下的有4000多萬人（全俄人口數14800萬人）。全國人口平均壽命就減少了7歲。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此外，還有國家分裂，內戰不斷，整個國家陷入崩潰之中。一個在經濟上、軍事上可以與美國并駕齊驅的社會主義大國，一下子淪落為一個連二流國家都不如的衰落之國。就連被人們稱為“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的葉•蓋達爾都不得不承認：“俄羅斯的私有化實際上是‘權貴階層對國家財產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過是官員將‘官員手中掌握的公有財產占為己有合法化’，私有化是為‘權力轉化為資本’履行了法律手續?！泵绹洕鷮W家大衛•科茲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說：“當年蘇聯的強盛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蘇聯經濟90年代初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于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近十年來，俄羅斯實行私有化，老百姓在十月革命后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被少數蛀蟲侵吞?！?nbsp;
    由蘇聯分裂出去的10幾個國家，情況與俄羅斯大同小異，有的甚至還不如俄羅斯。例如由于顏色革命被全世界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幾個國家。烏克蘭私有化以后，失業者達數百萬之多，占工人總量近一半的人出國打工謀生，勞動者的收入普遍低下，66.7%的職工收入低于100美元/月，農業工人不足70美元/月，并且拖欠勞動者的工資已成為普遍現象。格魯吉亞的情況比烏克蘭更加糟糕，謝瓦爾德納澤的家族以及其他官僚家族勢力操縱、控制著格國的經濟命脈和大部分財富，格魯吉亞的通訊、移動電話服務等幾個比較賺錢的行業都被謝瓦爾得納澤的女兒、女婿等親戚控制。一項統計調查結果顯示，格魯吉亞1.5%的人控制著60%多的國家財富。與此相反，普通的格魯吉亞人僅靠每月7美元的工資收入來勉強維持生活。在格魯吉亞有60%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全國失業率高達15%。由于生存條件不斷惡化，占人口五分之一的格魯吉亞居民不得不背井離鄉逃往國外謀生。吉爾吉斯斯坦的情況比上述兩國也好不了多少。吉國人均工資只有每月53美元，而南部貧困地區的人均月工資只有20美元左右，有的小學教師月薪不足15美元，許多人根本無法養活家人，不少人家吃不起肉，許多貧困人口連溫飽都成問題。然而，就在普通勞動人民處于水深火熱、痛苦呻吟的時候，那些大權在握的貪官污吏、缽滿腸肥的“暴發戶”和形形色色的新貴們，卻貪婪地掠奪財產，剝削人民，過著花天酒地、驕奢淫逸的生活。在如此不合理、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下，時時在積累矛盾，處處布滿干柴，已經到了點火就著的程度，由此，社會動蕩、政權更迭的所謂“顏色革命”就勢在必然了。
    在這股私有化浪潮中，東歐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未能幸免，并且普遍帶有新殖民主義色彩。歷史已經寫上了這樣沉重一筆：由薩克斯發動的“休克療法”一舉把東歐國家帶入了“附屬資本主義”的深淵。有資料記載，到2000年，外國在東歐國家的工業和銀行中的所有權比重分別是：波蘭35—40%（工業），75%（銀行）；克羅地亞（工業無統計），85%，捷克35%，65%（外國資本購買居民的私有化證券）；愛沙尼亞60%，80%；匈牙利75%，70%；斯洛伐克25%，40%。以波蘭為例，到2003年“外國人在波蘭擁有的工業資產比重可能不需很費力氣就超過60%—70%”。按照波蘭法律，銀行不得出賣給外國人，但是，到2000年末，外國人占有了波蘭銀行資產的75%。東歐國家為了迅速實現私有化（例如匈牙利僅用了5年），竟把國有企業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賣給外國人。根據估算，匈牙利和波蘭這兩個國家的工廠和銀行資產被僅以相當于其實際市場價值10%或20%的價格賣了出去。因此在東歐國家向資本主義邁進的道路上，它們多年積累起來的資本約有90%左右蒙受損失，這流失的90%的財產已化作那些主要來自西歐國家的買主們的利潤。把國有企業主要賣給“外國戰略投資者”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后果。東歐國家不僅喪失了現有財富，制造了嚴重的兩極分化，而且也喪失了未來民族的獨立發展。在東歐國家的情況下，當地人民就像外來移民一樣在自己的國土上給外國人打工謀生，外國強權不僅從東歐國家手中奪走了它們對民族資產的經濟控制權，還奪走了它們的政治控制權，東歐國家現在是兩手空空，既無資產又無選票，這是另一種版本的通往奴役之路。（摘自克里斯蒂婭•弗里蘭：《世紀大拍賣》，2004年10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大規模私有化導致了遠較1929—1933年世界經濟大危機更大的災難性后果。如果把1989年的GDP定為100，則1999年的GDP分別是：俄羅斯57.6，烏克蘭39.3，保加利亞70.7，捷克95.3，匈牙利99.4，波蘭121.8，羅馬尼亞75.5。（摘自波茲南斯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2004年5月經濟管理出版社）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并非是這些國家經濟衰退最嚴重的一年，例如波蘭1991年低點為82.2，匈牙利1993年低點為81.9。它們的私有化制造出龐大的失業隊伍和把勞動人民畢生儲蓄洗劫一空的兩位數、三位數通貨膨脹。廣大勞動人民的絕對貧困化提高了死亡率，降低了出生率，進而引發了這些國家人口增長停滯、甚至絕對下降的民族危機。對于這一空前浩劫，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弗里蘭寫道：“經過十年的經濟衰退后，下層社會陷入日益貧寒的掙扎之中，少數權貴則過著豪華奢侈的寄生生活，……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保死锼沟賸I•弗里蘭：《世紀大拍賣》，2004年10月中信出版社）
    筆者引用這些資料是想說明一個大是大非問題，即：公有制優于私有制，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蘇聯與東歐國家私有化的教訓告訴我們，在堅持公有制這個原則問題上，千萬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動搖和猶豫，必須堅定不移。

                            私有化的路在我國走不通

    為什么說私有化的路在我國走不通呢？歸納起來筆者以為有這樣幾點理由。
    第一，蘇東各國的教訓和新殖民主義的危險警告我們不能私有化。如上所述，蘇東各國的私有化導致了三大弊端與惡果。一是成為新殖民主義的犧牲品。所謂新殖民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舊的殖民統治體系瓦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繼續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控制、干涉和掠奪所推行的一種新殖民主義政策。在蘇東，尤其是東歐各國，帝國主義以經濟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來控制經濟命脈和選擇代理人等方式對這些國家進行控制與掠奪，現在東歐各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由私有化向新殖民化的轉變。由于新殖民主義的毒害，這些國家毀掉了自己的民族經濟基礎，喪失了國家的經濟獨立。表面上看這些國家似乎是獨立的，而實際上它們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和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都已經受制于西方發達國家，靠仰人鼻息過日子。二是造成日益嚴重兩極分化。私有化造成階級分化，矛盾激化，民不聊生。三是導致亡黨亡國。私有化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分化”。首先是執政的共產黨被分化、“下臺”，凡是搞了私有化的蘇東國家無一幸免；接著是國家分化、瓦解，這已在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成為現實。
    如果我國搞了私有化，其結果，同樣是由私有化導致殖民化，“國退民近”導致“國退洋進”；資本主義的中國將無法擺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控制與掠奪；與此同時，私有制必然引起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引發劇烈的階級沖突，社會動蕩，天下大亂。
    《后漢書•賈誼傳》有這樣一段話：“秦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后車又將覆也。”意思是，秦朝之所以很快地滅亡，其原因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后人如果不加避免，那就像前面的車子一樣，又將要翻倒了。我國絕不能再重蹈蘇東各國的覆轍，絕不能陷入到這個“多米諾”中去。為了避免這種覆轍，我們除了與新自由主義改革派進行斗爭，還有必要克服當前流行的幾種錯誤思想。（1）“國有經濟可以只求質量不求數量”。這個說法有問題。要知道，沒有一定的數量保證，公有制為主體就無從談起。（2）“全國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就行了，具體到一個省、一個縣就不必要這樣強調了。”這涉及局部與全局的關系問題，如果各地都強調國有經濟全部退出，都不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那么全國的公有經濟“主體”地位還有什么保證呢？（3）“我們要建立完全的市場經濟”。既然我國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表示我國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完全一樣，如果完全一樣了，也得到西方國家的承認了，公有制的主體恐怕就難以存在了。（4）在“效率”與“公平”問題上不能搞唯心主義。幾十年的社會主義歷史證明，在公平和效率兩個方面，公有制都比私有制優越，如果否定這一事實，就等于否定了公有制的先進性及其合理與合法性。（5）“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這是簡單劃等號，不是實事求是。（6）“不求所有，只求所在”是一句錯誤的口號。“所有”即所有制，連所有制都可以“不求”，還能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嗎？顯然不能。當年東歐國家那些打著改革旗號的“精英”們，也喊過類似的口號，如：不管是哪國人收購國企，只要是“在本國領土上的工廠就是本民族的工廠”。其結果帶來個新殖民主義。（7）有人把蘇聯和東歐的改革稱為“激進式改革”，把我國的改革稱為“漸進式改革”。 “漸進”與“激進”只是快與慢的速度和方法不同的問題，沒有方向和本質上的區別。如果這種說法成立，豈不是我國也要走蘇聯改革的同樣道路嗎？
    第二，我國幾十年社會主義公有制成功實踐和輝煌成就昭示國人不允許私有化。新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公有制才能救中國，私有化后患無窮。多年來，自由派的“精英”們為了在中國推行以私有化為標志的資本主義改革，大肆鼓吹歷史虛無主義，歪曲、污蔑、攻擊我們黨、國家和社會主義的歷史。他們造了許多謠言，企圖搞亂人們思想，誤導群眾，張五常、李慎之、余杰、焦國標、李志綏、曹思源、劉再復、馬立誠、錢理群、王若水、劉曉波、袁偉時、張戎、高文謙、朱學勤等，以及跑到國外投到帝國主義懷抱的那些漢奸、走狗和民運分子，一直在這樣干。在這次西山會議上，某些精英的發言，也沒有忘記這一點。張曙光的發言，就極力鼓吹中國的市場經濟要走西方國家的“模式”，攻擊毛主席“留下兩大遺產：一是經濟上的貧窮落后；二是政治社會的專制、統治。” 真實的歷史早已推翻了這些人的無恥讕言。
    毛主席給中國人民留下的遺產是非常豐厚的。在經濟上，經過二十八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１９５２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３０％，農業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７２％，農業則僅占２８％了。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倍。即使“文革”期間，工業平均發展速度也在10%以上。再看以下幾個關鍵部門的發展數據：從１９５２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期間，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噸增長到了6500萬噸，木材產量從1100萬噸增長到了51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基本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化肥產量從39000噸上升到了869.3萬噸……。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短短的三十來年，中國人民的人均壽命和人口總數都翻了一番。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主席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極其罕見的。在政治上，毛澤東時代實行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勞動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在國防建設和軍事上，取得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和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的勝利，帝國主義不敢再欺負我們。對于毛澤東時代的偉大遺產，就連那些不帶偏見的西方學者和政治家也都嘖嘖稱贊。
    第三，我國的國家性質、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不允許私有化?！稇椃ā返谝粭l清清楚楚地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美國帝國主義和他們在我國的走狗、國內外的敵對勢力為了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無一例外地煽動中國搞私有化。我們在反對帝國主義對我國和平演變，反對西化、分化的斗爭中，不能不反對私有化。
    憲法第六條還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钡谄邨l：“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钡谑l：“ 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睉椃ㄊ俏覈幕痉ǎ彩歉敬蠓?，它是規范全國人民行動的根本準則。誰鼓吹私有化，誰就是違犯了這個大法，必須給予嚴厲懲處，否則就不能維護法律的尊嚴。
    第四，共產黨的性質不允許私有化。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始終把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護黨章作為全黨的一項重大任務抓緊抓好。黨章里明確規定：“必須堅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制度”。“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秉h章是最根本的黨規黨法。身為共產黨員的賀衛方宣揚私有化就是嚴重違反黨規黨法的違紀行為。西山會議的嚴重性并不只是賀衛方一個人的露骨發言問題，還有那么多身為共產黨員的與會者，甚至還有擔負高級領導職務的共產黨員，他們對于賀衛方等人鼓吹私有化和煽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叫囂持何態度和立場問題。我們從已經公開的記錄上并沒有看到他們有什么反對和批評的表示，而更多的是默許或隨聲附喝。此外，在這么長的時間里，會議的主持者和賀衛方們對他們的問題并沒有一個字的檢討。人們不僅要問，這些人還有資格當共產黨員嗎？他們究竟是哪個階級的“黨員”？話又說回來，盡管共產黨內有這么一些敗類濫竽充數，但筆者堅信，只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變，只要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不變，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允許走私有化這條路，誰主張走這條路，不管職務有多高，貢獻有多大，誰就必然遭到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
    第五，工人、農民與全國人民不允許私有化。已經獲得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是不能允許有人把他們重新拉進被剝削、受壓迫的地獄的。如果私有經濟真的成為主體，私有化的“豆腐”做成，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其嚴重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到那時，帝國主義高興了，叛徒、漢奸、洋奴高興了，資產階級高興了，但人民哭泣，勞動人民被淪為奴隸，共產黨被趕下臺，社會主義制度被瓦解，無產階級專政被資產階級專政取代，進而社會動蕩，國家分裂，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只好重新起來革命。這難道不是可怕的情景嗎？
    所以，私有化的路走不通！也不能走！
                                                 

（完稿于20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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