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與就業的關系，是一個爭論了長達60年之久的話題。1936年凱恩斯在出版的《通論》中說，他同意古典經濟學家的意見，認為工資上升必然導致失業增加。1938年英國勞動經濟學家鄧洛普（dunlop）、和1939年美國Tarshis（1939）提出了與其相反的證據。在其后長達60年的漫長歲月里，經濟學家一直圍繞此問題展開爭論，發表了大量文獻。到上世紀80年代左右，基于時間序列的實證結果，經濟學家大概一致認為工資與就業無關。但是，后來計量經濟學的的飛速發展，用面板數據所作的實證研究表明，工資增加、就業增加，兩者嚴格正相關。這一結論在今天已經是主流的、非主流的經濟學家的一個共識。然而，我國一大批經濟學家，既不看文獻追蹤國際最新研究成果，也不動腦筋思考問題，仍然堅持低工資促進就業的荒謬學說，對經濟發展造成了無可估量的損害。我們必須立即糾正這一錯誤學術觀點，為擴大內需掃清理論障礙。詳細理論文章參見黨愛民，“有效需求、就業及真實工資之謎——論發展中國家的有效需求與就業”。
駁張五常及其追隨者的就業理論
求心 Dammos 2004-2-13
張五常認為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會妨礙哪些愿意接受更低工資的人的就業，從而無法解決就業問題。
我的意見是，如果不對勞動力市場進行適當的干預（比如制定最低工資標準），而是任由大批失業者自相踐踏，最后的結果是：
1．社會總需求減少；
2．總的就業機會減少；
3．勞動力市場上的這種惡性競爭，只有到沒有人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資時才能停止；
4．所有就業者只能拿到一份僅夠養活自己的生活費；
但是，張無常的追隨者們武斷地認為：工資下降會增加就業機會，使得總需求增加。他們還認為，工資下降后，商品會更便宜，所以需求會擴大。
這些觀點是非常荒謬的，但是，它的確充斥在教科書中，也掛在主流經濟學家的嘴邊，哪些只讀了幾天課本的學生更是把它奉為圭臬，不敢越雷池半步。這些荒謬的理論正是妨礙我們解決就業難題的關鍵，必須徹底予以批判。
我們先來看第一條，他們認為“工資下降會增加就業機會，使得總需求增加”。工人拿到的總工資等于就業人數乘以單個工人的工資。當單個工人的工資下降后，為了保證總工資不變或增加，不僅要求就業人數呈現增加的趨勢，而且要求就業人數的增加速度大于單個工人工資下降的速度。張無常及其追隨者們，你們能夠證明這個必要條件嗎？
他們只會主觀臆測，只會想當然，他們根本證明不了。事實上，結論正好相反。
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假如所有的工人是可以不發1分錢的工資的，那么，工人就沒有任何需求，整個社會的生產就是為整個資本家集體而生產。
現在，我們給這些工人每人發一點點（比如1元錢）工資，那么，社會總需求會增加一點點。工人手里有了錢，資本家就要把它賺回來，為了賺回這些錢，他們要擴大生產，要增加投資，于是，資本家就要雇傭更多的人來參與生產。很顯然，發2元錢的工資的時候比發1元錢的工資的時候需要雇傭的人數要多，同理，發200元時須雇傭的人數多于發100元。反之，工資從400元下降到300元時，須雇傭的人數會相應地減少，而不是增加。極端的情況是，如果不發工資，被雇傭的人數最少。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條，他們認為：工資下降會引起物價下降，從而使需求增加。這也是極其荒謬的結論。
如果一件產品的價格為10元，每生產一件付工資5元，那么，工人的實際工資（也就是實際購買力）為0.5。如果工資下降到每件4元，由此引起物價下降，降到9元，那么工人的實際工資會下降到4/9=0.4444。
這就是說，如果物價下降是由工資下降引起的，工人的實際購買力會急劇下降，怎么能得出需求會增加的結論呢？
物價下降后，那些擁有巨額存款的富人的實際購買力的確會增加。但實際購買力的增加并不能迫使他們增加消費——因為他們的消費基本處于飽和狀態。物價下降后，對于那些沒有或有很少儲蓄的窮人來說，存款代表的購買力不會有顯著的增加，反而由工資代表的購買力會大幅降低，這必然會引起消費需求的大幅萎縮。而消費需求的萎縮，必然會引起投資需求的萎縮，這只會使得就業形勢越來越嚴峻。
還有一種觀點，就是認為你一強調工人的利益，他們就威脅說資本家就會轉移投資，他們還拿印度來嚇唬人。在對待工人工資的問題上，必須加強全球的合作，而不能在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搞“低工資競賽”。每個國家、特別是大國，必須負起責任來。如果誰也不負責任，那么，全球范圍內的“低工資競賽”必然會導致全球經濟危機——這是一場自我毀滅的競爭。傾巢之下，安有完卵，要把目光放遠一些。
總之，張無常極其追隨者的就業理論是極其荒謬的，是極其害人的，他對中國的危害已經超過了一次中等規模的戰爭，它們把人民已經推入了水深火熱之中。如果按照他們的理論指導工作，不僅不能解決失業問題，反而會使失業問題越來越惡化、越來越嚴重。
有效需求、就業及真實工資之謎
——論發展中國家的有效需求與就業
廣州，高級工程師，經濟碩士 黨愛民
（510655）廣州市天河區員村二橫路一號東璟花園C-701
電話：020-28851119，13433993322,
［內容摘要］本文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為基礎，提出一個個人消費欲望有限的非均衡宏觀經濟模型，并論述了它的動態過程；提出了新的失業的微觀機制，同時順便揭開了長期困擾經濟學家的真實工資之謎。本文認為，增加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可以擴大總需求；提高工資，可以擴大就業。本文認為，在有效需求的約束下，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行為轉化成了固定產量下的成本最小化。因此，企業優先雇用邊際產出最高的工人，直至訂單完成。此時，雖然市場上還有很多邊際產出大于工資要價的工人，但他們不會被雇用。
[關鍵詞] 有效需求，失業，真實工資，分配
EFFECTIVE DEMAND, EMPLOYMENT AND THE MYSTERY OF REAL WAGE
—ON EFFECTIVE DEMAND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as a foundation, puts forward a disequilibrium macroeconomic model in individual consumption desire limited, and elucidates its dynamic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a new micro-mechanism of unemployment; while unveiling the mystery of real wage which has long puzzled the economists passingly. This paper shows that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salary in GDP can expand the aggregate demand, and also shows that raising salary can promote employm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effective demand, the profit maximiz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cost minimization under fixed output. Therefore, enterprises prefer to hire workers producing highest marginal output, till the completion of the order. At this moment,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workers whose marginal outputs exceed their bid wage in the market, they will not be hired.
Keywords: effective demand, unemployment, real wage, distribution
JEL Code: E12, E24, D50
1.導言
本文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為基礎，提出一個個人消費欲望有限的非均衡宏觀經濟模型，并論述了它的動態過程；提出了新的失業的微觀機制，同時順便揭開了長期困擾經濟學家的真實工資之謎。
本文與Barro 和Grossman（1971）以及Malinvaud（1977）等人的研究不同，不再機械地假設價格剛性（或粘性），而是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作為宏觀經濟模型的微觀基礎，著重強調個人消費欲望的有限性，進一步強調勞資分配比例在宏觀經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勞資分配比例是外生的，它取決于勞資雙方博弈的力量，以及一個國家政治的、經濟的、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等一系列因素。本文與以前的研究相比，還有以下幾點顯著的不同。1、收入與分配的關系，是典型的非線性飽和關系。對于此類問題，本文拋棄傳統的加權平均的方法，采用分段線性化的方法——這種方法廣泛用于其他學科。2、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有限的實物消費欲望與無限的金錢欲望，構成了經濟學上的人的欲望。3、引入系統科學的方法，認為雖然整體行為是由個體行為及其相互作用所構成，但整體行為反過來要約束個體行為。4、大多數失業工人的邊際產出大于它們的工資要價。因此，增加工資可以擴大需求、促進就業。5、由于現代企業一般按照訂單生產，因此，產品市場可以出清，而要素市場無法出清。
真實工資與就業量之間關系，是長期困擾經濟學家的一個古老話題，也是目前世界經濟學前沿的重要課題、熱門課題。經濟學家對真實工資與就業量的關系的認識，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最早的古典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負相關，1990年代前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認為不相關，大約最近十年才認為正相關。
Keynes（1936）如同許多經典經濟學家那樣預言道，真實工資與就業量之間反向變化，也就是后來常說的反周期。Keynes（1936，p.17）寫道：“故在通常情形下，就業量增加，真實工資率必減。這是經典學派認為不可或缺的重要事實，作者亦表同意。”
Bils（1985）認為：這個預言的理論基礎是假設完全競爭并給定短期資本存量。在此假設前提下，增加雇工必然要更加強烈地使用資本，于是導致產出遞減、真實工資降低。
針對Keynes的預言，Dunlop（1938）和Tarshis(1939)提出了真實工資順周期（procyclical）變化的證據。就是說，他們最早提供了真實工資與就業、產出同步運動的證據，經濟學家后來使用“順周期（procyclical）”這個專業術語，同時也產生了“反周期（countercyclical）”、“弱周期（weakly procyclical）”、“非周期（noncyclical）”等術語。Keynes（1939）為此專門撰文答復，表示同意他們的證據。之后，有為數眾多的經濟學家對此預言作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真實工資順周期運動的證據，如Bodkin(1969)、Mitchell,et al(1985)、Bils(1985)、Schor(1985)、Rayack(1987)等。但是，宏觀經濟學家始終懷疑它不具備統計學上的顯著性。Geary 和 Kennan（1982）甚至提出了反周期的證據。因此，比較一致的結論是：戰后的美國，典型工人的真實工資適度順周期，或者至少非周期（見Hoehn,J.G.,1988）。
這個結論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幾乎是宏觀經濟學家的共識。然而，即使這樣的結論，也令古典經濟學家顏面盡失。因為，實證結論并沒有像他們的理論模型預期的那樣——真實工資反周期。為了彌補理論的缺陷，宏觀經濟學家提出了為數眾多的模型，比較有代表意義的包括keynes(1936)和Fisher(1977)提出的粘性工資模型，Friedman（1968）及Lucas 和 Rapping（1969）提出的不完全信息模型。還要包括有粘性價格模型，以及生產力沖擊模型。代際替代（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模型曾經非常流行，影響廣泛，但它無法順利通過實證檢驗，主要是它的代際彈性太小，見Ham 和 Reiliy（2002）。近幾年，隱性合約模型[參見 Azariadis (1975), Baily (1974), Gordon (1974)]、效率工資模型[參見Solow (1979), Shapiro 和 Stiglitz (1984), George (1982), George 和 Yellen (1990)]以及局內人-局外人模型[Lindbeck 和 Snower(1985,1986,1988,2002)]比較活躍。然而，這些模型都是著眼于解釋真實工資非周期變化的。
然而，非常不幸，真實工資“弱周期或非周期”的結論遭到了挑戰。近年基于縱向微觀數據（longitudinal microdata）的實證證據推翻了以往的基于加總時間序列數據的傳統觀點。使用加總時間序列數據有很多局限。Bils（1985）指出，使用加總平均工資暗含著一個假定，即在整個經濟周期中，勞動力的構成保持一致。很顯然，這是不成立的。就業率高時，很多教育程度低的、缺乏工作經驗的人群得到了就業機會。這就是說，在高就業率時的平均工資中，比低就業率時包含了更大比例的低收入人群的成分，于是，帶來了一個反周期誤差。同時，加總時間序列數據也會帶來順周期誤差。Solon、Barsky和Parker (1994)認為，加總時間序列數據不恰當地處理了數據——給低熟練工人在經濟周期高峰時以更多的權重，從而模糊了真實工資順周期的事實。他們認為，通過對縱向微觀數據的分析表明，自1960年以來，實際工資充分地順周期。因此，弱周期的觀點是不妥的。他們還認為，那些設計用來預言（假想的）實際工資非周期的理論是多余的，而那些預言實際工資充分順周期的理論變得更加可信。
Schor（1985）使用馬克思的“工業預備軍”的理論，對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瑞典、英國、美國等九個國家的數據進行了研究，表明在1955-1970年間，真實工資強烈順周期。Bils（1985）研究發現，失業率下降一個百分點，伴隨著實際工資上升1.5-2個百分點。Hoehn(1988)曾經作過一個數字仿真研究，結果顯示產出與實際工資有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高相關”。
最近幾年，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文獻仍然在大量地的發表，他們相繼發現了很多強烈順周期運動的證據。如Shin(2003)研究美國的真實工資順周期。Hart(2006) 對英國1975-2001年的數據經過分析，表明英國的真實工資強烈順周期。Anger（2007）對德國的研究也表明存在強烈順周期的事實，指出效率工資下降1.7%，則失業率上升一個百分點。Bils（2007）認為，雖然被測量的總實際工資相對地非周期性，但新雇員的工資率更加順周期。Shin和Solon（2007）認為，長期在固定工作崗位上的工人的實際小時收入充分順周期，而且一個重要的部分或許歸結于超過基本工資的補償。還有一點，這些研究普遍認為，經常轉換工資的人的真實工資較不流動的工人的真實工資，表現為更加強烈的順周期性。[1]
能夠解釋真實工資順周期變化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學術界比較有影響的有Barro 和 Grossman (1971)以及Malinvaud(1977) 的貢獻，他們的研究是基于固定價格下的一般非均衡理論，他們指出：勞動力需求低導致無法實現充分就業，而勞動力需求低是因為企業無法銷售自己的產品；無法銷售產品是因為許多消費者處于失業。因此，蕭條與衰退源自于需求不足的惡性循環。Malinvaud（1977）進一步指出，在需求約束的情況下，提高工資可以促進就業（而不是古典理論強調的降低工資增加就業）。
真實工資為什么順周期運動？這是經濟學家長期以來的困惑。解鈴還須系鈴人。要解開真實工資之謎，還得從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著手。
目前的經濟學教科書在談到有效需求時，總是把它和邊際消費傾向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其實，很早前Keynes（1933）提出了分兩步計算乘數的方法：先考慮一筆支出有多少轉化為收入,再考慮邊際消費傾向。黨愛民等（2004）據此作了進一步研究，指出：在分配比較懸殊時，乘數和分配密切相關，而與邊際消費傾向弱相關，從而修正了乘數的計算方法，這對于正確估算總需求具有重要意義。[2]
目前，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始終受到國內需求不足的困擾：一邊是GDP高速增長、廠商面臨大量的產能過剩，3[3] 一邊是大批勞動力失業、4[4] 人民生活水平無法迅速提高、吉尼系數居高不下，社會呈現出兩極分化的趨勢。這些國家的實際產出，并沒有達到各種生產要素充分就業的極限，有很多要素被閑置。實際產出的多少，完全取決于這些國家的總需求。因此，研究總需求和就業，對于解決發展中國家經濟存在的現實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如同Keynes（1936）那樣，作者也認為充分就業的均衡僅僅是一個特殊情形，而非充分就業的均衡才是常態。產能過剩、兩極分化的現實，迫使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判斷。由于現代企業基本上是按照定單生產，因此，生產過剩的情況基本得到克服，產品市場基本可以出清。然而，由于科技進步和資本積累，使得資本產出率大幅提高，出現了資本過剩；同時，人口增長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人力資本也大幅增長，于是勞動要素也呈現為大量過剩。綜合起來看，就是：產品市場可以出清，而要素市場無法出清，形成“勞動與資本雙重過剩”（王檢貴,2002）的局面。換句話說，是產能過剩，而不是生產過剩。產能過剩的實質是要素市場無法出清，因此，我們把研究的焦點放在要素市場上，研究失業的形成機制。
2．有效欲望和有效需求
2.1 消費
收入與消費的關系，是一種非常典型的飽和非線性（Saturation Nonlinearity）關系。對于這類問題，本文拋棄加權平均法（Weighted Average Method），引入分段線性化（sectionalized linearization），這是其他學科經常使用的處理方法。也就是說，在本文中，我們把人劃分為富人和窮人，并假定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飽和區域），完全自主消費，而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為1（線性區域），完全依照收入的多少來消費。這種假設，對于那些兩極分化嚴重的發展中國家，具有代表性。在這樣的假定下，通過后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決定總需求的關鍵因素，是分配，而不是邊際消費傾向。
現在的經濟學教科書一開頭就說人的欲望是無限的、資源是有限的，于是經濟學的任務就簡化為用有限的資源生產更多的產品，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欲望。然而，正是這樣看上去冠冕堂皇的理由，卻讓經濟學走上了彎路。在微觀經濟學里，我們反復利用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研究消費者行為，但到了宏觀經濟學里，卻強調人的欲望無窮大，把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忘得一干二凈。
我們有必要研究富人的消費規律。富人盡管人數較少，但他們手中掌握著大量的資源，機器、廠房、技術、資金等，都掌握在他們手里，大多數人就是在這少數富人的統治之下，大多數人的生存方式是以自己擁有的勞動要素換取富人擁有的資本要素。只有實現更多的要素交換，才能使窮人的生活變好。因此，深入研究少數富人的消費規律，有助于讓窮人換取盡可能多的資本。
富人也是普通人，無論他們如何窮奢極欲，但他們的消費規律仍然遵循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這就是說，吃、住、行、用、玩、樂，凡是能在市場上用錢能買到的東西，他們必定會有滿足的時候。“良田萬頃，日食一升；廣廈千間，夜眠八尺”。中國的這句古語，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我們按照人類的消費偏好，把市場上的各種商品量子化為一個標準的“一籃子”商品，那么，任何人對于我們的這個“一籃子”商品的消費規律，仍然服從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無論一個人的錢再多，他的消費一定會有一個飽和量，超過了這個量，就會出現負效用。
盧映西女士（2005）就此問題曾作過精辟論述。她認為任何消費需要時間，而時間對于任何一個人而言是有限的，因此，實際的消費能力是有限的。
為了把這個認識上升到理論層面，本文引入“有效欲望”這個概念。誠然，人的“總欲望”是無窮的，但經濟學意義上的欲望要受到市場供給的制約。人有很多欲望，但有些是不能實現的，如長生不老等等。為什么古時的皇帝不乘飛機汽車？為什么皇帝不看電視，不用手機？不是皇帝沒錢，而是市場上沒有這種產品。乘飛機汽車，看電視打手機，對于古時的皇帝來說，屬于“無效欲望”。知道了什么是“無效欲望”，也就知道了什么是“有效欲望”。“有效欲望”就是指一個人對市場上現有的各種商品的最大欲望，但不包括對金錢的欲望。金錢是一個特例，人對金錢的欲望無窮大，它的邊際效用幾乎恒常不變。有限的消費欲望和無限的金錢欲望，構成了經濟學上的人的欲望。
根據效用最大化原理，富人在消費與賺錢的選擇上，會讓兩者的邊際效用相等。如果我們假定在這個均衡點附近，消費的邊際效用急劇遞減、且金錢的邊際效用不變，那么，當收入發生波動時，為了實現效用最大化，富人僅僅調整金錢的數量，且始終維持消費的數量為一個常數。因為，一旦消費數量減少，其邊際效用馬上大于金錢的邊際效用，反之，增加消費數量，其邊際效用就會小于金錢的邊際效用。這就是說，再增加一粒米的消費，富人的邊際效用會達到零，甚至會變為負值。但是，再多賺一元錢，其邊際效用不會有顯著變化。因此，為了文字敘述方便，有時候我們干脆把這個均衡點與有效欲望近似地等同起來。
我們這里談到的有效欲望，它約等于消費函數中的自主需求。因為不需要依賴收入而自主決定的消費，只有收入很高的富人集團才能辦得到。對于普通工薪階層而言，他們的消費完全依賴于他們的收入，幾乎沒有什么自主性。2.2 投資富人集團除了消費，還要投資。投資的目的，概括起來說，不外乎以下兩個：一是消費，二是賺錢。為了滿足消費的投資，要受到有效欲望的制約，為了賺錢的投資，要受到貨幣增量的制約。投資的目的是為了賺錢，但賺錢的目的不是為了投資。有錢可賺時加大投資，沒有可賺時等待時機。盲目投資，必然血本無歸。有時候會有泡沫，但泡沫終究要破滅。
本文認為，為了滿足消費的投資，是內生的，是由消費的數量決定的，與消費正相關。而為了賺錢的投資是外生的，主要由貨幣增量決定，同時還受其他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本文假定外生變量不變。因此，在本文中，凡是做靜態分析的地方，把富人集團的消費與投資一律看作是常數。
賺錢行為在維持宏觀經濟系統穩定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果我們對一個處于均衡狀態的經濟施加一個外來沖擊，如政府突然動用一筆赤字，則這筆赤字在短期內會導致總需求增加、總產出增加、就業增加，甚至投資增加，但過不了多久，富人們把這筆錢賺完了，經濟又會回到原來的均衡水平。
當經濟系統的規模大于均衡規模時，如上所述，富人們通過賺錢讓貨幣從實體經濟中退出，系統萎縮，重新回到均衡點。相反，如果經濟規模小于均衡規模，則富人集團的需求無法滿足，他們消費的邊際效用大于持有金錢的邊際效用，于是會補充貨幣、擴大生產，直至均衡規模。
2.3 有效需求——總需求
來自富人集團的有效需求，除了消費，還有投資。富人集團的投資，主要是為了彌補資本折舊。如果給定資本折舊率、資本產出率和要素分配比例，那么，投資的多少，就完全取決于富人集團的消費。也就是說，投資的多少，取決于富人集團的有效欲望和生產的技術條件。如前所述，為了賺錢的投資是外生的，我們假定是一個常數。
富人的消費與投資的總和，就是富人的飽和需求。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自主需求，也可以稱為主動需求、主動訂單，同時把來自工薪階層的需求稱為被動需求、被動訂單。
對于那些兩極分化非常嚴重的國家，我們可以這樣估算他們的國內總需求。假設整個富人集團對市場上現有商品的飽和需求為A，分配比例為富人集團β，工人α（很顯然，α＋β＝１），則這個社會的總需求Qd為： Qd=A/β （1）
一旦產量超出這個數量，就會導致產品市場無法出清。因為超出的部分中，等于工資的那部分，工人會順利買走，但屬于利潤的那部分，賣不掉——超出了富人效用最大化的需求。這個總需求模型，是一個靜態模型。為了深入認識問題，下面我們說明一下動態過程。
為了簡化問題，我們不妨假設在宏觀經濟系統“剛啟動”的時候，廣大勞動者沒有任何購買力（不妨看成是完全自給自足的農民）。第一期：富人集團為了滿足自己的飽和需求，需要為自己生產數量為A的“一籃子”商品，同時發放工資W1。W1=Aα
第二期：市場需求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富人集團集體的主動需求，數量仍然是A，二是來自工人的被動需求，它等于上一期的工資所得W1。完成這些訂單以后，工人又會得到一份數量為W2的工資。
W2=（A+W1）α=（A+Aα）α=Aα（1+α）
第三期：市場上的需求仍然是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富人集團的飽和需求A，二是來自工人的工資W2。完成這些訂單以后，工人又會得到一份數量為W3的工資。
W3=（A+W2）α=（A+Aα(1+α)）α=Aα(1+α+α2)
．．．
依此類推，第n期工人得到的工資Wn為：
Wn=（A+Wn-1）α=Aα（1+α+α2+ … +αn-1)
這是一個等比數列的求和問題，它的無窮多項的和為：
WT= Aα/(1-α)= Aα/β （２）
動態過程最后趨于穩定狀態。在穩定狀態，市場上的總需求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的主動需求A，另一部分就是工人的被動需求，它等于總工資WT。于是，我們可以計算出總需求Qd :
Qd＝A＋WT＝A＋Aα/β＝A/β （３）
我們可以看出，公式（3）和公式（1）表示的總需求是一致的。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恰如波蘭經濟學家M.Kalecki的那句名言所說的那樣，“工人花費掉他們得到的，資本家得到他們花費掉的。”（見（陳英 景維民，1999）） 富人集團的利潤，等于他們的消費和投資，他們花費的越多，得到的利潤越多，猶如“寡婦的油壇子”（Keynes,1930）。
下面我們給出一個更一般的、包括了預算赤字Ｂ和凈出口（Ｘ－Ｍ）的總需求方程：
(4)
這里，Ｂ是預算赤字；Ｘ是出口；Ｍ是進口；Ｏ時凈出口，且Ｏ＝Ｘ－Ｍ 上式是M.Kalecki有效需求理論公式的一個變種，這種形式的變化揭示了分配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它表明，富人集團在每個生產期間，除了得到他們期望的消費與投資，還會得到在數量等于預算赤字和凈出口之和的貨幣，他們確實賺到了錢。[5]
對于一個沒有投資的純消費模型，我們很容易得出它的最優分配比例，應當等于人口的比例。就是說，如果有80%的人以提供勞動要素維持生計，20%的人依靠非勞動要素收益維持生計，若要使得兩種要素的所有者都能夠滿足有效欲望，那么，必須使得勞動所得份額等于80%，非勞動所得份額等于20%。很顯然，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模型。如果考慮資本折舊和技術研發，那么，實際資本所得份額應當比理想比例要高一些。越是發達的國家，它的資本效率越高，于是，它用于彌補資本折舊的比例就越低。因此，它的最優分配比例就越接近人口比例。從理論上來講，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所得份額需要高一些。如果資本所得份額過低，會導致投資不足、供給不足、商品短缺；然而，如果資本所得份額過高，會導致投資過剩、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目前的實際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由于工資所得份額過低，過早地陷入了需求不足的泥潭。
這里提出的總需求模型，同時也是一個經濟增長模型——需求增長模型。發展中國家要取得經濟成就，就要努力擴大國內總需求。要擴大國內總需求，就要調整分配，使資本所得份額逐步減少、勞動所得份額逐漸增加。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的兩條腿，必須同時前進，只強調供給與生產、不強調需求與消費，是一條腿走路，欲速不達。
2.4 模型檢驗例1：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可知，中國200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83084.8億元，工資總額為19790億元，約占GDP的份額為10.8%，農林牧漁總產值為39450.9億元，占GDP的份額為21.5%。如果把農林牧漁的產值全部看作勞動收入（肯定高估），則全部勞動收入占GDP得份額約為32.3%，6[6] 由此推出非勞動要素所得份額約為67.7%。假設富人集團的自主需求（也叫主動需求、飽和需求）為100，則總需求等于100÷67.7%=147.71。
這道題目的含義是這樣的。約占人口20%的富人集團，在消費100以后，已經吃到肚皮撐住了，但占人口80%的窮人才得到47.71， 才達到達富人的11.9%[（47.71÷80）÷（100÷20）*100%]，遠遠沒有達到溫飽。此時如果增加產量，富人必須吃更多，就會撐破肚皮，出現負效用。如果消費不完，就會導致生產過剩、產品市場無法出清。
例2：根據美國政府“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數據 （Table 1.12 National Income by Type of Income），7[7] 美國2005年的國民收入為108876億美元，勞動報酬為70296億美元，以此求得勞動所得份額為64.6%，于是可以推出非勞動要素的所得份額為35.4%。假設富人集團的自主需求為100，則總需求為100÷35.4%=282.49。由此可以得出，當富人達到飽和時,廣大窮人也已經達到45.6% [（182.49÷80）÷（100÷ 20）*100%]。如果考慮到企業還要彌補資本折舊，那么，窮人和富人在消費方面基本上差別不大、基本上實現了各自的有效欲望。
正如上面的計算結果那樣，美國面對的需求不足就沒有中國那么嚴重，發展得比較均衡，兩極分化不十分明顯。這兩個實際例子，或許揭示了窮國和富國的全部秘密。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即使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工資占國民收入的份額都在50%以上，40年代以后，一直維持在60%以上。而中國工資所得占GDP的份額，卻由1980年的17%下降到2005年的10.8%，工人工資加農林牧漁總產值合計占GDP的份額由1989年的53.9%下降到2005年的32.3%。
據Checchi(2005)提供的數據,2003年幾個OECD國家的勞動份額大致如下:日本65%,瑞典64%,英國62%,加拿大61%,意大利61%,德國60%,法國58%,挪威52%。
研究發現，凡是富余的國家，其工資占GDP的份額較高。與之相反，那些貧窮的國家，工資占GDP的份額明顯偏低，而且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呈下降趨勢。雖然本文不能提供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勞動所得份額的數據，但透過這些國家不斷攀升的基尼系數，也可以了解他們收入分布的真實狀況。
3. 現代失業的機制
3.1現代失業的微觀機制
雖然整體行為是由個體行為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但整體行為又要反過來約束個體行為。McKelvey[1999]提出了內生的環境觀。
現代企業的普遍特點就是按訂單生產。從宏觀上來看，在總量有限的有效需求約束下，每家企業只能分到上期形成的有效需求的一小塊，這就成了企業本期的訂單。完成這個訂單后，工人就會拿到相應的工資。這些工資再加上富人集團的飽和需求，就形成下一期的有效需求。
在有限訂單的約束下，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就轉化成了固定產量下的投入成本最小化。成本越低，從這個訂單中得到的利潤就越多。
我們假設企業的生產函數為： F=f（L，K） （５）
再假設勞動要素的價格為W、資本要素的價格為r，各種要素的邊際產出分別為ML、MK，則容易得出企業投入成本最小化的要素組合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6)
這個條件就是讓單位勞動的邊際產出等于單位資本的邊際產出。這個看上去有幾分和諧的結論，背后隱藏著極度的不和諧。對個別企業而言，任何生產要素都是它的成本，必須盡最大可能地壓低它們的價格。于是，從宏觀上來看，所有的企業都在拼命壓低工人的工資，把工資與利潤尖銳地對立起來。因此，本文同意Schor(1985)的觀點，認為工資是外生的，是由勞資雙方的博弈力量以及習慣和技術等因素決定。
現在，我們把一個封閉市場上的所有工人按其（ＭＬ÷Ｗ）的大小按降序排序，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待業隊列”。為了實現成本最小化，企業間會爭奪那些排在“待業隊列”最前面的人。企業究竟雇用多少人，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訂單的大小，二是工人產出的大小。如果企業把所有邊際產出大于工資要價的工人全部雇用完，仍然不能完成訂單，則排在“待業隊列”后面的、產出小于工資要價的那些人會處于失業。這屬于古典失業。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如果企業尚未把“待業隊列”中那些產出大于工資要價的工人全部雇用完，就已經完成了那份有限的訂單。這時，就會出現現代失業(非自愿失業)。
在現代失業下，大多數失業工人的邊際產出遠遠大于他們的工資要價，這是一個極其典型的特征，小于工資要價的情況屬于極個別的情形。這是鐵的事實，只要稍微深入社會生活，做一點調查研究，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失業與古典失業起因于兩種完全不同的失業機制。可以打個比方：一個大籠子，里面再裝一個小籠子，一只小鳥困在小籠子中。很顯然，此時限制小鳥活動的首先是這個小籠子，而不是大籠子。在古典失業下，生產相當于小籠子，而需求相當于大籠子。但到了今天，生產力發展了，原來的小籠子膨脹了，比原來的大籠子還要大。因此，現代失業是受制于有效需求不足、受制于市場、受制于銷售、受制于富人集團有效欲望。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企業為了實現成本最小化，要拼命壓低工人的工資。從微觀上看，工資成本低了，不僅可以在本期帶來更加豐厚的利潤，還可以在瓜分總需求時占據有利地位，為下一期爭取更多的訂單。然而，企業的這種行為，從宏觀上來看，卻導致總需求萎縮、總訂單減少，陷入“囚徒困境”。從工人的角度來看，工人為了取得一份工作，會極不情愿的降低自己的要價，以便能夠站到“待業隊列”的前邊來。然而，從宏觀上來看，這樣的集體行為會導致工人工資全面下降，總需求萎縮，總的就業機會減少，也陷入了“囚徒困境”。這是一個多方參與的稍微復雜一點的“囚徒困境”。博弈論的常識告訴我們，如果能夠通過借助外力，改變他們的盈利矩陣（payoffs matrix），則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
例如，可以利用工會的力量，將工人的工資要價普遍抬高一個適當的額度。這樣一來，雖然企業在本期的利潤會有所減少，但仍然有利可圖，迫不得已，仍然要雇用工人。同時，在本期企業多發了工資，這些工資又會變成下一期的訂單，于是，企業在下一期會接到一份更大的訂單，面對更大的訂單，因為勞動市場上仍然有產出大于工資要價的工人，企業只須多雇幾個工人，就可以順利完成這份訂單。由于這一期多雇了工人，下一期的訂單會更大，如此循環下去，達到均衡時企業的利潤和原來一模一樣，富人們仍然可以實現他們的飽和需求。企業的利潤沒有減少，但工人的工資增加了，就業人數增加了，因此，這是一個帕累托改進。政府也可以通過制定最低工資制度，讓企業實現合作博弈。大家主動遵守最低工資那條底線，在游戲規則內博弈。因為從宏觀上來看，這樣的約束對于他們集體是沒有損害的，而且可以充分發揮企業的生產力，為社會福利作貢獻。
雇用工人的道理是這樣，雇用其他要素的道理也是這樣。企業會優先選用最廉價的資源或其他要素，直至完成訂單。許多資源及生產的替代方案被閑置，它們不是缺乏社會價值，而是不夠廉價。
3.2 現代失業的宏觀模型為了研究宏觀問題，我們不妨忽略工人之間的差異，假設所有的勞動是均質的。在這樣的假設下，企業隨機雇用工人，微觀上究竟誰能找到工作、誰會失業，就變得混沌起來了，但這不影響我們的宏觀分析。
假設每雇傭一個工人可以完成訂單P（也就是單個工人的產出），這份訂單給企業得到利潤R，給工人帶來工資W。那么，為了完成總訂單（在數量等于總需求公式（3）），企業必須雇傭N個工人，容易得出以下關系式： （７）
這里，N是雇傭工人數；A是富人集團的飽和需求，包括消費和投資；P是單個工人的完成的訂單數，P=R+W；R是訂單P帶來的利潤；W是訂單P帶來的工資；β是利潤所得份額，且β=R÷P。
如果我們假定Ａ、P、W是三個獨立變量，那么，（7）式對工資W求導數，可得：
（８）
上式表明，工資越高，企業須雇傭工人的數量越多，總產出也越多，真實工資表現出嚴格的順周期性。
在這里，我們假設A、P、W是三個獨立變量，讀者可能要問，這種假設能成立嗎？下面我們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們研究一下單個工人能夠完成的訂單數量P。作者認為，在單個工人使用的資本量不變、生產的技術條件不變、勞動時間不變、勞動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單個工人的產量是一個常數。雖然工資高了工人的積極性會高一些，但在廠方嚴格監督的情況下，工人已經很賣力氣了。因此，增加工資并不會顯著地提高單個工人的產量，工資和產出弱相關，可以認為產出P是一個常數，與工資W無關。其次，我們研究富人集團的飽和需求A。我們在前面的研究中，已經認定富人集團的消費取決于他們的有效欲望，富人集團的投資在特定的技術水平下，完全取決于消費。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富人集團的需求已經處于一個飽和值。
三個變量有兩個是常數，因此，把它們看成是獨立變量的假設是成立的。我們可以通過對工資這個外生變量的調節，促進就業，擴大產出。
根據公式（７）、（８），真實工資提高，使得有效需求增加，產出增加，就業增加，真實工資表現出嚴格的順周期性，這與第一節提到的諸多文獻的證據高度一致，不必贅述。前面討論的模型是針對封閉的經濟環境而建立的。但是，如果考慮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則情況就會出現變化。如果我們把預算赤字Ｂ及凈出口（Ｘ－Ｍ）看成是主動需求，則可以得到如下總就業公式：
（9）
這里，Ｂ是預算赤字；Ｘ是出口；Ｍ是進口；Ｏ是凈出口，且Ｏ＝Ｘ－Ｍ。如果本地區的工資上升，而周邊地區的工資沒有上升，則企業為了實現成本最小化，就會把訂單轉移到周邊地區。在這樣的情況下，真實工資W與凈出口Ｏ負相關。（９）式對Ｗ求導可得： （10）
由于（10）式的第二項為負數，因此，將削弱真實工資與就業的正相關性。然而，由于源于工資上漲引發的資本轉移，必須是在工資上漲以后才能發生。因此，（10）式還不至于為負數。這也就是說，無論如何，斷然不會出現反周期的情形。3.3 相關問題的深入討論在強有力的實證證據面前，似乎已經沒有為以上理論做任何辯護的必要，但為了厘清某些困惑，有必要再贅述幾句。
在工人的邊際產出大于工資要價的情況下，企業多雇傭一個工人，肯定可以多得到一份邊際產品（實物），但并不一定會得到企業想要的邊際利潤（貨幣）。只有當企業順利售出這份邊際產品，邊際產品才會變成邊際利潤。能否順利售出這份邊際產品，完全取決于市場的總需求是否已經飽和。
有的人可能認為，工資增加以后，產出擴大，但利潤總量并沒有增加，于是利潤率下降。其實，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薄利多銷。利潤率低并不是關鍵，關鍵在于降低風險。銀行存款利潤率很低，但沒有風險，因此，很多人會選擇。工資提高以后，市場擴大，經營風險相對降低。
可能有些人會堅持認為，工人的工資提高后，富人集團的需求會相應地降低。由于有大量可利用的閑置勞動力和閑置資本，當工人的工資增加后，富人只需多雇傭幾個工人，就完全能夠繼續維持他們原來的奢侈生活，根本沒有必要為此節衣縮食。甚至可能相反，工人工資提高后，需求增加，市場形勢轉好，社會矛盾緩和，富人集團很有可能會增加他的需求。
有些人還認為，工資提高以后，可能會引起國際資本轉移，跑到別的工資較低的地方去投資。事實上，資本轉移也是有成本的，有些甚至是無法轉移的。本國工資提高引發資本轉移，也間接地為其他貧窮國家和地區做出了貢獻。如果把全世界看成是一個封閉的經濟，則任何國家或地區提高工資，對全球的總體就業和生產具有促進作用。針對資本轉移的問題，我們必須加強國際合作，反對國家之間開展“低工資競賽”，避免陷入極端“囚徒困境”。
有的人認為，如果以最低工資制度拒絕那些愿意接受更低工資就業的人，就是對這些人不公平。其實，這就是讓市場自由決定勞動力價格的論調。研究表明，如果不通過法律保護勞動力市場，則良好的就業水平就無法維持穩定。如果不做任何保護，允許一部分愿意接受更低工資水平的人就業，就會在無形中擠走一部分工資水平較高的就業者。這樣做的后果是，總需求中的被動需求不知不覺地減少了一部分。總需求的減少，必然會帶來總就業機會的減少，進而導致更多的人失業。失業人數一多，勞動力市場競爭加劇，有更多的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資就業，于是形成惡性循環。最后的結果是，薪水降到僅夠維持生計的水平，并始終維持在這個低水平上，寸步難行。
對于那些無法在最低工資水平以上就業的人，政府應當給與一份恰當的生活保障，而不是鼓勵他們去拆別人的臺。鼓勵拆臺，必然導致勞動力市場崩潰(工資急劇下降、就業人數急劇減少)。
可能有的人會認為，工資提高后，企業會用資本替代勞動。作者認為，在短期內，企業無法用資本替代勞動。如果由工資上漲引起資本對勞動的大量替代，至少在短期內會導致投資增加，這必然會引起對勞動的需求增加。
有的人可能認為，工資提高以后，會導致物價上漲，導致總需求減少。事實上，如果物價上漲完全是由工資上漲引起的，那么，必然會使得總需求增加。總需求和總就業的兩個模型都支持這個結論。我們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例3：假設夫妻二人年薪合計為5萬元時，工資成本占商品總價格的11%。如果此時一套普通商品房的價格是50萬元，那么,他們需要不吃不喝10年才能買得起這套房。根據上面的數據，我們可以算出這套商品房的工資成本是5.5萬元。如果把目前的工資水平普遍翻一番，那么這對夫妻的工資會提高到年薪10萬元，同樣一套住房的工資成本就會上升到11萬，如果把增加了的工資成本加到房價上，就會變成55.5萬。這樣一來，這對夫妻大約只要五年半就可以買下這套住房。
當然，對于那些靠儲蓄生活的人（如退休者），政府可以通過貨幣政策來保證他們的購買力不受影響。
這個例子給出了一個非常有用的計算公式：實際工資=名義工資÷物價=名義工資÷(名義工資+名義利潤) （11）
這是一個非常有用的分析方法，可以叫做要素分析法。使用要素分析法以后，就不需要像Malinvaud（1977）那樣，機械地假定工資與物價固定不變，從而使宏觀經濟理論有了更加可靠的微觀基礎。物價的變動情形可以分為以下四種：1、名義利潤不變，名義工資增加導致物價上漲，則實際工資增加、總需求增加、就業增加。2、名義利潤不變，名義工資下降導致物價下降，則實際工資下降，總需求減少，就業減少。3、名義工資不變，名義利潤增加導致物價上漲，則實際工資下降，總需求減少，就業減少。4、名義工資不變，名義利潤減少導致物價下降，則實際工資增加、總需求增加、就業增加。當利潤與工資同時變化導致物價變化時，我們只需要考察它們兩者的分配比例就可以了：如果工資所得份額增加，就是好兆頭，經濟會轉好；反之，就是經濟衰退的兆頭。古典經濟學家抱怨為什么工資不能迅速下降，而實現充分就業，也有經濟學家抱怨為什么價格不能充分下降以實現充分就業。事實上，這些抱怨都是不妥的。只有勞動份額上升、資本份額下降，才能促進就業，——當然，前提是存在閑置的生產要素。
4. 現代失業的治理依據
前面給出的就業量的關系式（7），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途徑入手，來解決失業問題。
第一、在微觀上，建議工資與企業增值掛鉤，使工資與企業增值有一個固定的比例。這個比例可以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在開始的時候可以低一些，隨著資本積累的增加與技術進步，逐步提高到目前發達國家的水平（約60%）。這種辦法可以克服物價波動，可以使實際工資基本保持不變，同時也可以保證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始終維持中性。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欲擴大國內需求，取得經濟發展，就要不斷調整要素分配比例，使工資所得份額不斷提高。中國未來10年的發展，應當把重點放在提高工資所得份額上，使工資所得份額由2005年的10.8%，上升到10年后的40%左右。這將極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擴大國內需求，為建設和諧共富社會奠定基礎。
第二、增加工人的實際工資W，薄利多銷。工資增加，會引起被動需求的增加，從而引起總需求增加、總就業人數增加。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組織和罷工運動，就是能夠讓工人以集體的力量和企業談判，使得大家能夠得到一個較高的、統一的工資報酬，從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壓力、緩解了需求不足。在國民產出的分配中，工資所得份額較高，這是他們國家繁榮的保證。
第三、減少每個工人的產出P。這可以通過嚴格限制工作時間（如每周40小時），降低勞動強度，增加勞動保護等措施來達到。如法國實行35小時工作周以后，明顯降低了失業。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鑒。
第四、面對國際資本轉移，要實行國際間的合作與協調，不以低工資吸引投資，不搞低工資競賽，不以鄰為壑，避免陷入極端“囚徒困境”。事實上，當我們對失業的機制有了新的更加深刻地認識以后，可以找出很多更好更有效的辦法來治理它，本文不作詳細討論。
5. 結論
本文以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作為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微觀基礎，著重強調個人消費欲望的有限性，進一步揭示了勞資分配比例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如果名義價格的變化導致勞動所得份額提高，則真實工資增加，就業增加，經濟危機就趨向緩和。反之，如果名義價格的變化導致勞動所得份額降低，則失業增加、經濟危機就會加深。
目前的宏觀經濟學過分地夸大了人的消費欲望，嚴重地脫離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因此，它無法深刻理解有效需求的重要意義，無法準確把握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行為。
訂單是有限的，生產能力是充足的。在有效需求的約束下，企業嚴格按照訂單來生產，于是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行為轉化成了固定產量下的投入成本最小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市場上還有很多邊際產出大于工資要價的工人沒被雇傭，但企業的訂單已經完成，他們必然要失業。在一個封閉的經濟環境下，提高工資可以促進就業、提高產出，實際工資表現為嚴格的順周期性。而在一個開放的經濟環境下，提高實際工資可能導致資本轉移，從而可能削弱實際工資的順周期性。
盡管一個企業增加工資或者增加雇工，必然會使得總需求有相應的增加，但這些新增的需求要被成千上萬的企業瓜分掉，使得我們幾乎無法實際觀察到這種增加，與之恰恰相反，我們會清楚地看到這家企業的衰敗。但是，如果我們采取一項強制的政策措施，讓所有企業一起加薪，則總需求和總就業的增加是顯著的，是可以觀察到的（類似于數學上零乘無窮大的問題）。一般而言，我們被前面提到的壞現象所迷惑，而看不見后面的好風景。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提出“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論斷，現代系統科學進一步地推進了對“整體與部分”的研究，發現有時候卻表現為“整體小于部分之和”（許國志,2000）。這就是說，個別企業加薪導致衰敗的結論，并不能直接照搬到全體企業。目前，出現在就業問題上的理論困境，完全在于我們過分依賴基于微觀層次上的膚淺經驗，完全停留在關于一廠一業的結論上，從而妨礙了我們從宏觀層次上去認識和把握失業問題的本質。
Holland（1998）在《涌現》一書中，向我們揭示了那些由很少的幾條規則出發，卻產生了讓人迷亂的系統的過程。本文提出的模型雖然簡單（幾乎等同于公理），但它恰恰就是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運行必須遵守的規則。諸多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現象、社會現象，幾乎都和這幾條簡單的規則有聯系。認識這些簡單的游戲規則，對于參與棋局者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注釋：
1，關于這方面的研究結論，目前國內翻譯出版的教材中也有零星的介紹。劉樹成等翻譯的布蘭查德、費希爾（Blanchard and Fischer）合著《宏觀經濟學（高級教程）》第18頁有個簡單介紹，給了個數據表，但作者的立場是“微弱順周期”。曼昆的《宏觀經濟學》第4版第320頁給出了1960-2000年美國的GDP變化和真實工資變化的對照圖，從這個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順周期變化的趨勢，作者也認可順周期的事實。作者在后面還列出了與此相關的幾篇重要文獻，如bils(1985)和Solon(1994)。伯南克的《宏觀經濟學》教材第474頁只是簡單地提到了順周期變化的事實，沒有深入討論，也沒有給文獻。
2，假設勞動所得占國民收入的份額為α，非勞動要素的份額為β，工薪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為b，則投資乘數為。黨愛民等(2004)指出，由于工薪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b較高，接近于1，而他們的收入所得份額α遠遠小于1，因此，投資乘數可以近似簡化為
3，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說，中國目前存在產能過剩的領域，包括以下10大領域：鋼鐵、水泥、電解鋁、電石、焦炭、水電、煤炭、紡織、汽車、鐵合金。
4，關于中國的失業狀況，中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2007年3月說：“（官方說）失業率4.6%，只是登記失業率，沒找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不納入這個范圍，因為他沒去登記，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也不算失業率。我們做過一個調查，事實上，將大中城市下崗、待業等情況包括在內，總失業率接近8%。” 失業人員的構成還有向低齡人口和高知識人口蔓延的傾向。在中國，處于失業狀態農村勞動力，大約還有將近一億。
5，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大于均衡水平的、穩定的、非平衡的“貨幣耗散”系統。
6，與此對應的數據是: 1978年53.9% ，1989年53.9%，1997年 42% ，2004年33.3%
7， 請參考美國官方網站: 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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