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熱的回歸，恐怕不能100%的說成是左翼思想、共產主義理想的回歸。即便最有才華的一些作者，筆下流露的也往往是民族主義的情緒。在烏有，這種思潮是很有陣地的。而應該不客氣地說，這種思想也是極其有害的。

首先應該克服的，是看見別人批評民族主義時可能產生的憤怒心理，我希望看我這篇文章的朋友能靜下心耐心看完，之后再發(fā)表你們的見解，切不要誤會我的意思。為什么我們要對民族主義采取批評的態(tài)度？首先應該知道，這絕非右翼立場。

當然，某些朋友恐怕還是會很憤怒。所以我首先提問兩個問題。如果有人說“薛岳是抗日英雄；國軍抗日也是有功的！”，一名真正的左派該怎么想呢？是不是因為薛岳抗日有功，共產黨就應該對四渡赤水閉嘴不說（因為同樣是薛岳，當年卻是追擊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指揮官）？是不是因為國軍抗日有功，共產黨就不應該和國民黨打內戰(zhàn)？

按照民族主義的思路想下去，這些結論是必然的！按照這樣的道路走下去，結論就是國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什么國際主義，什么共產主義，全都沒有意義。

但我們是不是應該這么想呢？

大家都知道新大陸的第一批征服者是西班牙人，而英國人只不過是步其后塵。當西班牙人占據了富有金礦的南美時，英國殖民者卻只能在廣袤而相對貧窮的北美安家。西班牙人的統治相當殘暴，傳教士卡薩斯因為難以容忍征服者對印第安人的迫害殺戮而憤怒的寫下了《西印度毀滅述略》一書。這本書當然很有價值，但是恐怕卻難入極端左翼的法眼。因為卡薩斯的良心，是來自上帝教導的“普世之愛”，而他的“對策”，則是呼吁西班牙國王限制征服者的權力，因為扳依了上帝的印第安人同樣是西班牙國王的子民。

卡薩斯自有其局限，但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他的“對策”。請注意：成為西班牙子民的關鍵是信仰上帝，承認西班牙國王的權力。這里是不存在太多的文化因素的，印第安人不需要全盤接受西班牙文化，也不需要把自己改造成西班牙農民。在這里我們沒看見民族主義。

事實也是這樣，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殘暴統治卻沒有激起有如北美那樣的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革命，首先起來反對宗主國統治的是北美。直到美國獨立近100年以后，甚至是在美國已經開始試圖將南美經營為其后院以后，這里才爆發(fā)了革命運動，建立了一系列的民族國家。這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西班牙人面對的是有如印加，阿茲臺克這樣的文明帝國。如果說北美的印第安人因為過于落后沒有現代民族觀念，那么南美這些龐大強盛的帝國為什么也沒有這種觀念呢？為什么西班牙的統治沒有激起民族主義反抗，而英國的統治卻能激起呢？

首先將目光轉回更晚時候的歐洲。

直到法國大革命以前，歐洲的王室之間通婚依然是很普遍的，而且往往是一個皇族統治幾個國家，比如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和奧地利都是他們的領地，而西班牙和奧地利都是歐洲霸權的有力爭奪者。這肯定讓現代中國人感到不可理解，這幾個國家的利益如何和國王的利益協調一致呢？但很奇怪，當時似乎沒有人想到這一點，這種錯綜復雜的歐洲政治局勢一致保持了下來，可以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為止，才真正結束。

但改變一切的首先是法國大革命。當法國革命者砍掉國王的頭顱時，他們所想的，是避免國王和外國（當然，這里所說的外國不是指民眾，而是指國王）勾結在一起反對革命。而當路易的腦袋掉下的時候，實際意味著法國人已經和歐洲過去的傳統一刀兩斷了。這個時候，法國人已經沒有國王可以效勞了，那么該對什么效勞，該以什么樣的概念來保衛(wèi)革命（資產階級革命）果實呢？

法蘭西民族這個概念并不是這個時候才出現的，但是在中古它沒有太多意義。法蘭西這個名字來源于法蘭克人，這是羅馬帝國崩潰之時，并且是在比較晚的時候進入羅馬帝國境內高盧地區(qū)（今法國和低地國家一部分，前1世紀被凱撒的軍團征服）的一個處于游獵生活狀態(tài)的部落。法蘭克人的勝利并非因為他們太強，而是因為羅馬太弱。當時行將崩潰的奴隸制羅馬內戰(zhàn)連連，加上臣服的民族起義，奴隸起義，游牧民和游獵部落入侵。羅馬人甚至連家門都守不住，那里還有工夫守高盧？但是進入高盧的法蘭克人畢竟是很少的，可以說是因為當地人民的接受，他們才沒有被消滅（畢竟相對原始而不似羅馬人那樣腐敗的他們只要不搞大屠殺就不太可能激起居民的反感）。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造成了一種源自泛日爾曼部落的軍事首長制度在羅馬帝國的相對發(fā)達的經濟基礎上發(fā)展出了封建制度。歐洲中古時期從一開始就是排斥民族主義的，根據資料，在中古如果你要問一個人籍貫，那么他會告訴你教區(qū)的名字，這充分說明了中古的非民族主義性質。

但是現在，大革命之后，法蘭西民族的概念將意味著過去法國國王統治下的，今天要拋棄君主制和絕對專制，走向近代民主制度的地區(qū)的所有人的集合。不難理解，當外國國王勾結起來要進攻法國，當萊因軍戰(zhàn)歌被創(chuàng)作出來的時候，這種民族認同很容易建立。法國土地上的人（也不是所有人，農民就不太樂意起來保衛(wèi)“祖國”。尤其是普羅旺斯人和布列塔尼人還起來和政府對抗，支持國王。這在巴爾扎克的《朱安黨人》中可以看見）找到了他們新的效忠對象：法蘭西民族，法蘭西國家。

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思潮需要具備很多基礎，比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最后及至啟蒙運動所喚起的人人平等的意識。而我們應該聯想到，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在這種“人人平等”（而不是上帝的奴仆，或者代替上帝行使人間權力的封建主或僧侶的奴仆）思想充分建立起來的時候，以平等交換為基礎（包括法律基礎）的資本制度才能建立起來。而資本制一切的秘密都在于表面平等的交換和表面公正的貨幣基礎上。所以大概就是因為這個，法國大革命才被馬克思主義界定為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民主革命”。

美洲的情況其實就是歐洲的翻版。在北美，英國統治下的北美殖民地是資本主義式的殖民地。所以這里同樣需要上述那些平等觀念。當這里的資本家，地主和莊園主們不能忍受英國政府強制攤派在他們頭上的稅賦之時，革命的爆發(fā)是必然的。在英國你不可能進行這樣的反抗，因為資產階級和國家之間是一個相反相成的關系，一方面，國家維持自己的功能總是要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一致。但另一方面，如果國家太弱，資本又會變得脆弱不堪（順便說一句，恰好就是因為這個，資本制下的世界總是越來越“碎”——即國家的不斷分裂!當然，某些國家，比如美國，是絕對不能碎的，因為它就是全球化時代的資產階級的大本營。這一點上說，美國的民族主義其實是自覺不自覺地為資本制度服務的，在攻擊這種民族主義的時候，卻又把民族主義奉為絕對真理，難道不是很荒謬嗎？而另一方面，共產主義者所說的國際主義和資本所宣傳的“全球化”因此本質上也是不同的，雖然不是完全不具備轉化的潛力，但這個就需要大量涉及政治經濟學分析了，這里暫且不說）。沒有英國政府，英國資本家真不知道該怎么攻打中國。東印度公司從來都不是一個私人公司，而是一個國家大力支持，同時也極大影響國家的公司。但是對于美國資本擁有者來說沒有這些負擔，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足夠大的力量，英國政府把他們看作外人，他們對英國政府可沒有那份“依戀”。

而在南美，情況完全不同，對于印第安人來說，壓迫他們的西班牙人始終是一些軍事貴族。他們和這些征服者的關系就和西班牙農民與封建地主的關系差不多；印加帝國也是建立在征服別的部落的基礎上的，所以對于印加人之外的印第安人來說并不見得比西班牙人可愛；最后，印加皇帝的稅賦比起西班牙的壓榨似乎也看不出什么太大不同。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兩個非民族國家的帝國碰在一起，結果也產生不出民族主義的新國家。

再順便說一點，美國革命的性質，決定了美國成為整個世200年來最徹底資本主義化的國家。

總結一下。實際問題就在于，民族主義當然是存在的，但是它是更隱蔽的政治目的——進而是經濟目的——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掩護。齊澤克怪誕的，近乎不知所云的書中有一個相對清晰的不錯故事，是科索沃戰(zhàn)爭的雙方代表，以及一名奧地利和平主義者在奧地利電視臺的節(jié)目中進行的論戰(zhàn)：兩名分屬阿族和塞族的參與者先后陳述了自己的民族主義觀點。而奧地利和平主義者卻苦口婆心的勸說他們不要再打仗，只要能坐下來商量，什么民族矛盾都可以化解。齊澤克譏諷的說，這時他看見兩名前南斯拉夫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仿佛是互相詢問：這個蠢貨在說什么？他究竟知不知道問題何在？齊澤克說，從這一點上看，他倒是覺得南斯拉夫還是有希望的。最后他做出了解釋：兩者交換眼神充分說明了問題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上的不可交流，民族主義只不過是政治和經濟利益導致的戰(zhàn)爭的遮羞布。奧地利人很善良，他真的以為問題出在了民族主義上。但其實，民族主義矛盾不過是塞族和阿族操控的輿論——意識形態(tài)——而已。

我說過，我的觀點：民族主義不是近代的產物。但是民族主義大行于世確實是近代的產物，這和民族國家的產生是分不開的。當國王被處決的時候，法蘭西就不是一個王國了，法蘭西不是屬于國王的，而是屬于所有法國人的國家。而在中國不管農耕民和游牧民的戰(zhàn)爭多么殘酷，戰(zhàn)爭過后，生產恢復，歷史的慣性就使得進入農耕地區(qū)的游牧民分化瓦解，于是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漸漸煙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階級矛盾。當然，即使是戰(zhàn)爭中，階級矛盾也是存在的。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么游牧民面對強大的農耕帝國時總是會逐步被擊敗，而面對衰落的帝國時卻總是能長驅直入。

中國歷史的法則就是不斷地循環(huán)。我不太同意愚蠢小豬網友將中國古代界定為資本主義的觀點，這里暫且不表，但是愚蠢小豬對中國歷史的說明我大體上是同意的。為什么帝國會衰落？我認為關鍵是政府的權力減少了，而地方豪強的力量增強（類似今天新自由主義贊同的小政府，終究管不住公司這種集權制度中的權力機構）。豪強的力量增強就開始侵占土地，于是小農就陷入困境。一切變化都滿足了地主的需要，但是根本上破壞了經濟（今天所謂市場經濟，發(fā)揮競爭優(yōu)勢，其實根本上不也是在破壞生產力嗎？生產力不是指生產資本制下隨時在貶值的貨幣的能力，而是指生產實實在在的“使用價值”的能力）。階級矛盾導致了國家力量的下降，繼之而起的才是民族矛盾——或者更準確的說，游牧民和農耕民的矛盾的上升。

毛澤東為什么偉大？我個人的意見是，毛澤東恰好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在分析中國問題的時候，他有意識的抓住了時代的主要政治矛盾和經濟矛盾，繼之有意無意的（我不能確定他有意的成分究竟有多大。但是不管怎么說，沒有他的宏觀大略的眼界，任何“無意”都不可能存在）抓住了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那就是農民！

如果看過毛澤東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必定會對他這段分析記憶深刻：“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黨里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他們不明白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xiāng)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國主義內而統治階級，對于其地壓迫榨取的對象主要是農民，求所以實現其壓迫與榨取，則全靠那封建地主階級給他們以死力的擁護，否則無法行其壓榨。所以經濟落后之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筑物。中國的軍閥只是這些鄉(xiāng)村封建階級的首領，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xiāng)村的封建階級，豈非不知道輕重本末?明顯的例擺在廣東:哪一個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比較斂跡的縣份，必定是農民運動已經做起來有了大的農民群眾加入了農民協會的縣份。換句話說，即是哪一個陳炯明勢力削減的縣份，必是農民起來的縣份。”

這是地地道道的馬克思主義的態(tài)度！首先，馬克思在分析歷史的時候，特別劃出了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這足夠說明馬克思認識到了東方的情況和歐洲是不同的。進而他嚴格的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了西方。如果１９世紀，歐洲的主要矛盾——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上的矛盾——是在占據社會經濟主導權的資本主義上的，那么毛澤東也準確的看到，２０世紀初，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同樣是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上的矛盾——是在農村（而決不像共產國際及其代理人天真又愚蠢的提出的在于“工人和資本家”）。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并不完全是在論證工人階級應該起來抓住自己的利益，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矛盾不可避免，以及這種矛盾的根源在于自欺，欺人的資本制度。如果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覆滅的因素就蘊含在資本主義自身之中（階級矛盾，以及生產力，生產關系的矛盾）。那么完全可以說，至少在一個時期中，中國的主要矛盾，以及蘊含于這種矛盾之中的未來道路同樣被毛澤東發(fā)現了。這當然不同于馬克思就英國做出的分析，但是從普遍規(guī)律的意義上來說，完全是符合中國，也符合馬克思的。當然，也符合列寧所說的那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毛澤東本人的論述讓我們看見了，中國的各種矛盾是怎么在農村聚集的。舊軍閥，不過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他們血腥殘暴，不但在政治上反動（這里順便提一點，馬克思的哲學觀，在我看來并非死板的“唯物”——一切向物質看齊。所以經濟基礎雖然是決定意義的，但是——借用恩格斯對于新唯物主義哲學的解釋，稍微修改一下——經濟基礎只是在養(yǎng)活人類這一點上是絕對的，因為養(yǎng)活人類這點是絕對的，進一步影響人們很多行為，但是這些行為中很大一部分必定是政治的），在經濟上同樣的和他們在歷代王朝的前輩一樣，做著破壞中國經濟基礎的事情。而國民黨，從一開始支持農民運動到后來反對農民運動，原封不動的保持舊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這意味著他們已經變成了不過是接替舊軍閥統治的新軍閥而已。蔣介石在中國根本問題上，至少在大陸時從來沒有表現出“先進性”。在臺灣進行土改，多少也是因為大陸土改政策的觸動。當然，蔣介石在臺灣可以行使極大的權力，而在軍閥林立的大陸卻不能。但是這又能怪誰呢？沒有人要他去依靠美國，而不是依靠中國的人民。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所以中國的核心矛盾依然在于國內。日本的入寇恐怕未必比蒙古鐵騎的入侵更猛烈（當然，不同的是落后的蒙古人不得不回到依靠中國內在規(guī)律的基礎上來。而日本如果統治了中國，按照資本主義的辦法進行統治，長期的看恐怕會給中國更深的創(chuàng)傷。也就是說，日本入侵的最大災難在于經濟上），單純從軍事和政治上說，日本的入侵之所以上升為主要矛盾，還是在于中國內部的各種矛盾削弱了中國的力量。蔣介石確實抗日有功，但是蔣介石從來沒有實質性的開始想要解決中國的核心問題，他那些占有地產，甚至省份的大員們永遠不會去革自己的命。另一方面，蔣介石的大靠山美國，我想沒有幾個民族主義者會認為是中國的救星吧？這才是中國在當時的階級矛盾。而不是像李立三，王明等人認為的，中國發(fā)生的一切事情都是指向蘇聯的無產階級革命，所以在中國抓階級矛盾就是要“保衛(wèi)蘇聯”。

所以，根本上說，毛澤東的偉大，根本上在于他抓住，并且致力于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不是像李立三，王明教條主義那樣全盤照搬蘇聯或者德國經驗；也不是像蔣委員長一樣）。這一功績，不是什么人當了下抗戰(zhàn)英雄就能取代的。另一方面，中國的問題，過去首先是內部矛盾，現在依然如此。值此中華民族再次面臨“最危險的時刻”之際，我同樣贊同民族主義。因為沒有民族主義，是不能救中國的。但是如果只有民族主義，而不去關注民族主義背后的政治和經濟矛盾，同樣是不能救中國的。

共產主義者必要的時候可以是民族主義者，但根本上必須是共產主義者。沒有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就沒有打敗資本制度的希望。沒有打敗資本制度的希望，民族矛盾就不會真正解決。我前面已經說了：恰好是資本主義放大了民族問題；恰好是資本制度及其意識形態(tài)產生了民族國家；恰好是資本制度不斷在制造各國勞動者之間的分裂，并使他們站在戰(zhàn)場上為資本制度而廝殺——同時，也這種廝殺也掩蓋了資本制度的意識形態(tài)真相！

馬克思主義學說認為“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非洲草原上游蕩的角馬群難道會在乎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國界？ 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要讓人類也不再在乎這種所謂邊境的東西。而要做到這一點，只有打破私有制度，從這個角度思考，上面這句話無疑是正確的。奴隸沒有祖國，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自由的人也沒有祖國。目前，祖國對于我們來說，是需要的，是反對新帝國主義的依靠和工具，但是這不意味著祖國這個概念玩世長存。它負有歷史使命，但是它也會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們有的朋友總是在說“中日之間永遠沒有和平”，“中日永遠都成不了朋友”等等，這樣的話相當愚蠢。你們準備怎么對待那些宣稱要“遵照毛主席的號召”，“為了打破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而戰(zhàn)”的日本赤軍分子？不管他們現在如何，至少當年他們是真誠的。窮根究底，中日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如果純粹的理解“民族”兩字的話——而是政治經濟矛盾，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矛盾。長期的說，是私有制度和階級分化下的矛盾。寫作此文，希望能使民族主義思想變成進步思想的武器，救中華，救社會主義。而不是成為反動工具——大家不可忘記，納粹主義就是及其倚重民族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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