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富文化”而不是“劫富文化”

 盧周來 中國經營報

 
這些年，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中國人習慣“紅眼病”，有仇富情結。并且還把仇富情結說成是中國傳統文化一貫的東西，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對富人持排斥態度，在西方文化中比我們更深厚，這源于基督教傳統中對“富人原罪”的說法。早期基督教譴責、憤恨和否定整個世俗世界的財富、富人和人的情欲，對商業活動，基督教會更是持極端否定的態度，認為商人賤買貴賣，其罪惡甚至超過盜竊；商業貿易會助長人的貪婪而放棄對上帝的追隨；“基督徒絕不應該做商人”。因此，在基督教的傳統中，認為富人天生就是“罪惡之人”，并以下地獄和“上帝”的震怒作為對罪惡之人的威懾。而富人要想進入天堂，唯一的途徑就只能是將自己的全部財富都捐贈給窮人。

《新約/馬可福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應當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做假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耶穌看著他，就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于是，耶穌環顧四周，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地難哪！”門徒不明白他的話。耶穌又對他們說：“小子，倚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地難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

盡管后來隨著資本統治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得基督教關于富人原罪的觀念與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發生激烈的沖突，使基督教教會不得不重新以上帝的名義解釋商品經濟。但整體上講，基督教義中關于富人原罪的說法卻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骨子里頭，潛存在其文化血脈之中。

美國鋼鐵巨頭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被公認為美國私人慈善事業的偉大奠基者之一，他于1889年發表的題為《財富的福音》一文已成為美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經典之作，而恰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基督教關于“富人原罪”的教義深深扎根于卡內基人生哲學之中。他寫道：“過不了多久，那些遺留下巨額財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將之捐贈出去）的人們就會受到公眾的唾棄。人死富有，死而蒙羞。”而另外一位美國現代私人慈善事業的奠基者石油巨子約翰·Ｄ·洛克菲勒，從小篤信基督教。盡管他發了財，但他生平多次公開宣稱他對財富的厭惡。于是他一直踐行著基督教義所倡導的最艱苦樸素的生活方式，一輩子從沒有抽過一支雪茄，也沒有喝過一口酒。并在去世前將其絕大多數財富捐贈出來。

可以說，正是“富人生而有罪”的潛意識像一根無形的鞭子不停地抽打著提醒美國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富豪們：想進入天堂嗎？先將你的財富捐贈出去才有可能。美國富豪們熱衷于慈善事業的最深層次文化動因正是這種“罪富文化”。盡管有人爭辯說基督“罪富文化”未必對富人真正公平，但無論如何，它構成了對富人的一種有效的心理制約，使他們不致于濫用財富。

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也不是沒有“罪富文化”的一面。眾所周知，中國“重農抑商”以及“重義輕利”的傳統沿續了數千年，而且在這種傳統下，中國古代富人樂施好善的事跡與歷史也相當久遠，但為何到了今天，這種文化傳統反而對中國發跡富人失去了作用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罪富文化”已經受到了徹底的摧毀；整個民族心理由“罪富”變成了“崇富”與“罪窮”：富人成了人人仰慕的對象，而窮人反而被認為天生該窮，身負原罪；而在基督教義中，窮人才是清潔的。

算得上中國富人中一個異數的搜狐總裁張朝陽曾有一席談話對此有最深刻的揭示。在某次福布斯中國論壇上，張直言不諱地說：“中國的富人都在喊中國人有強烈的仇富情節。 而我卻認為中國不僅不仇富而且很崇富。都希望自己也能成為一個富人。可以說是連做夢都想。哪里會仇富？”“中國不仇富，相反中國人仇窮。不僅中國的富人仇窮。中國的政府也仇窮。在哪個城市要搞什么招商引資，他們首先做的就是把平民居住區的窮人趕走，足見中國政府仇窮愛富。”

即使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的某些知識分子與經濟學家竟然仍然在用盡手段摧毀中國文化中最后一點“罪富意識”：連國家按照法律規定追究某位富豪偷漏稅，也被這些知識者與經濟學家斥之為“仇富運動”；而“仇富情結”已被他們視為妨礙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而實際上，中國有些富人與早年的歐洲富人以及當下的美國富人相比，他們致富的手段與路徑之“惡”，更應該讓他們良心感到有“罪”。

正是因為缺乏罪富文化的制約，頭上三尺沒有神明，所以與美國富豪熱衷于私人慈善事業相比較，盡管中國富豪中也不乏慈善家，但整體上講中國富豪們的形象并不佳：一方面在生活上窮奢極欲，另一方對慈善事業上十分吝嗇。

美國《時代》周刊前年關于中國富豪們生活方式的報道曾在國內引起極大反響。該報導指出，中國富豪大多窮奢極欲，揮金如土。文中不僅援引了中國內地一些學者與官員們的話，認為這些富豪們的生活方式“已經對中國社會造成不好的影響”，而且文章本身也包含了美國記者本身的價值取向，比如文中說，“很多富庶階層不負責任的揮霍行為應該歸咎于他們的低素質。”“或許正是因為很多中國富豪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地發家致富，他們的財富給他們帶來的僅僅是盲從和眩暈。很多時候他們所做的已經不僅僅是無度的揮霍，更是愚蠢的攀比。”

為了使中國富人成為慈善家，我還是主張需要適度的“罪富文化”，只要不是“劫富文化”就行。相反，如果中國社會仍然一味朝著“嫌貧愛富”方向走，對富人沒有約束，在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已經十分驚人的背景下，最后，社會倒可能真會因斷裂而走向對富人的清算。因此，從這點上講，適度的“罪富文化”，使中國更多的富人成為慈善家，使社會更加公平，也符合中國富人的更長遠利益！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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