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人和自然的矛盾》之十一

十一、東方價值的人類使命

人類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不是科學技術的問題，不是組織機構的問題，不是法律制度的問題，而是價值的問題。各種現代危機，如人口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生態危機在根本上都是價值危機。人類離開自己的本質已走得太遠，現代化各種災難主要是由西方價值導致的，而西方文化本身完全不具備這種免疫機制和修復機制，隨著現代化災難的擴大和加深，已引起越來越多人的反思。

今天，對不同文化價值意義的探討已經超出了地域、種族和意識形態的偏見，成了有關人類存亡絕續的大事。人類正在尋求一種新的價值以取代由西方價值主導的現代價值。東方的崛起為人類帶來了曙光，人類注定要轉向東方，從東方價值中來尋找智慧，這是因為，東方智慧是一種生命智慧，生態智慧，東方價值更有節制，更接近自然。

東方文化是靈性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文化；東方文化認識自然是為了更好的順從自然，西方文化認識自然是為了更有效的控制自然。東方智慧對以物質為代表的“進步”不感興趣，對致力于物質發展的科學技術沒有特殊嗜好，對促進物質流通的商業心存疑慮。東方智慧認為，把人生的全副精力用在這上面，無疑顛倒了人生的目的和手段，人生將索然無味。

東方文化不必從自己的歷史中去苦苦搜索那些只言片語、細微末節來對應、附會現代西方文明的科學技術、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馮友蘭先生認為，東方之所以沒有科學，是因為東方有自己的價值，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路徑，自己的邏輯，自己的生活方式，東方文明可以完全不需要西方科學，她本身是一種完善的文明體系。如果沒有西方的侵略，東方文明將按照自己的邏輯發展，東方文明不會自己選擇現代化道路。

東方在過去500多年的歷史中，在西方強大的武力和物質文化的沖擊下，窮于應對，直到最近幾十年才回過神來。東方傳統過去主要是在延續種族，維系社會方面發揮作用，隨著東方的重新崛起，東方文化必將超越和升華，為人類的發展導向。人類要想走出困境，必須回到東方，重建一個以東方價值為主導，同時吸收其它價值中有益成分的一種新的人類價值。季羨林先生多次強調：“只有東方文化能夠拯救人類。”東方的有識之士應該有這樣的眼界和抱負，東方智慧是屬于全人類的。

東方智慧與西方智慧屬于完全不同的層次，西方對東方的一切偏見，完全是因為他們用現代范式，用技術和商業的眼光來看待東方文化和東方傳統。東方國家無須為近500年來未曾產生過任何能夠影響全球的觀念和創造發明而自責，東方文明早已向人類貢獻了宇宙和生命智慧，而現代文明的絕望使人類注定要回到東方文明上來。東方價值無疑是人類已有的、可參照的更好選擇。

東方文明有無限廣闊的空間，可以永遠供無數即便是那些聰明絕頂的人們傾其畢生精力施展他們的才智。緩慢演進的物質生活與無比豐富的精神生活、藝術生活和倫理生活，使東方文明從整體上——從人與人的關系上，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與自身的關系上呈現出最高的均衡、和諧。此外，東方的實用技術本身也決定了東方的發展只能是循序漸進和有節制的。而西方的知識理性、工具理性、功利主義理性所產生出來的現代科學必然造成現代文明的突飛猛進和無節制發展，西方科學的目的就是為了認識自然，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

在人生境界上，歷史學家錢穆先生認為，儒家文化既重視人的精神人生，又注重人的社會人生，境界最高；印度文化只注重精神人生，不注重社會人生，次于中國文化；西方文化只注重物質人生，不注重精神人生，境界最低。

東方文化的人類價值不是通過與西方文化的一一對應和類比來體現的，甚至不僅僅是從文化的多樣性上體現的，東方文化的人類價值主要表現在她的整體文化功能上，而不是其中的一些具體內容。而文化的整體功能是天然生成的，它決定文化的走向，決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的身心之間的關系。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都是圍繞這三方面展開的。從西方價值發展出來的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與這三者多呈負相關，而東方價值和一切傳統價值多與這三者呈正相關。

東方文化絕非完美，她有許多弊端陋習，而她最受指責的地方包括印度的種姓制、童婚、殉夫等習俗，穆斯林的一夫多妻、圣戰精神，中國的納妾、裹腳等等，但這不影響她在整體功能上，即在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的身心之間的整體和諧。東方價值的本質就是“節制”，其根源在于她的精神取向和自然經濟取向。

（一、）東方價值的整體觀念

東方價值是包括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蘭阿拉伯文明在世界觀、人生觀以及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的所具有的價值取向。東方價值強調人生、自然、整體、直覺、親情、傳統、權威、神秘、道德和藝術修養。東方文化中盡管也存在天、地、人、神的沖突，但在總體上它們是和諧共存的。東方的智慧把整個宇宙看成一個交織在一起的、無比龐大、無比繁復的因果鏈團，環環相扣，互為因果，自然界彌漫著包括人在內的無限生命。

東方價值的精神取向和人文關懷，包含了對天、地、人、神的整體關照，以及由這些終極價值引申出來的對自然、社會和人生的整體認識。例如，印度文化最高境界是“梵我一如”，印度文化的價值精髓包括，中道、正法、苦行、布施、愛、喜、誠、非暴力、禁欲、同情、神即真理、智行統一等。伊斯蘭文化思想本原為“認主獨一”，阿拉伯文化的價值精髓包括，重視人的聲望和價值，整體團結，強調人的社會關系，注重道德修養，主持正義公正，誠實寬恕，尊敬父母，關心鄰人，同情弱小，仗義疏財等。中國文化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包括中庸、和合、忠、孝、仁、義、信、溫、良、恭、儉、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而西方文明從源頭開始，西方價值在世界觀和人生觀上，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始終都表現出一種矛盾和沖突。古希臘神話中就充滿了各種人神的對抗；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人的價值得到張揚，人類中心主義的地位完全確立；工業革命，開始了人類對自然的大規模宣戰；弗洛伊德學說，展示了驚世駭俗的人的內心沖突；馬克思主義學說，揭示了社會發展史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永恒矛盾和階級的對抗；進入全球化時代，人類更陷入與大自然全面的對抗，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由西方文明主導的整個現代文明是一種沖突的文明，現代文明從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是與人和自然難以克服的矛盾。

東方價值具有一種先天的整體觀、綜合觀、有機觀、和諧觀。東方價值認為，每個人，每個生命，包括所有動物、植物都處于巨大生物鏈中的一環，同樣，每個人、族群乃至整個人類的每個行動也都處于巨大的物質因果鏈和道德因果鏈中的一環。我們的一切行為都會產生相應的后果，它不僅會影響到我們自己，也會影響周圍的一切；這些影響有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間接的；有可能是暫時的，也可能是長遠的；有可能是眼前的，也可能是未來的。這種觀念是東方一切認識和判斷的起點和歸宿，這種價值觀成為抑制理性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一種強大的觀念機制。

與西方對待自然的態度截然相反，東方價值認為，歷史的演進不是線性的，而應是循環的；人應該成為精神動物，而不應是經濟動物和科技動物；天只可順從，不可違抗，更不能征服，萬事須以天理為法。

東方價值的整體關照和綜合思維特征是它不致產生類似西方的理性主義、功利主義以及一切現代性后果的根源。東方價值在總體上是一致的，但各有側重，并行不悖，都有助于保持人與人、人與自然、人的身心之間的關系。穆斯林的兄弟思想，印度教的果報輪回思想，儒家的中庸和合思想都是對西方現代極端主義傾向的一種根本反制。

（二、）東方價值的精神取向

東方文明博大精深，東方文明中蘊藏著大量現代科技的萌芽，但東方文明一直是以宗教、倫理道德和藝術等各種精神活動作為理想境界、核心價值、社會主體和社會基礎的。東方價值通過宗教、常識、神秘主義、玄學、迷信和各種實用技藝來與自然溝通，表達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梁啟超認為，“印度、猶太、埃及等東方國家，專注重人與神的關系；希臘及現代歐洲，專注重人與物的關系；中國專注重人與人的關系。”

東方的智慧是關于生命、關于自然、關于宇宙、關于終極價值的智慧。東方智慧把各種精神活動看得高于與物質和技藝相關的其它活動，并按照這種價值來設計社會秩序，安排社會生活。

東方的知識是關于價值的知識，是關于倫理道德的知識，是關于生活、人生和生命的知識，是關于如何將外在自我轉化為內在自我的知識——是關于心性和意義的知識。而西方知識是關于事實的知識，是關于自然的知識，是關于方法論和規范的知識——是關于當前實際需要的知識。西方價值追求的是物質和科學的無限發展，而東方價值追求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不斷完善。當培根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時，其實所指的主要是科學和技術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成了西方的基本精神動力。西方的理性、邏輯和思辨主要是為事實知識和科學技術服務的。深受西方知識體系影響的整個現代知識體系有著致命的缺陷。

在人生的價值上，儒家文化的人生價值主要表現在道德和藝術方面；印度文化的人生價值主要表現在宗教和藝術方面；伊斯蘭文化的人生價值也是主要表現在宗教和藝術方面；而西方文化的人生價值主要表現在認知和宗教方面。東方價值的共同特點是重精神、輕物質，東方價值并不排斥物質，但對物質的要求是適可而止，知足常樂。生產主要不是為了利潤和積累，而是為了生活的需要，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要受制于各種精神生活和倫理生活。東方價值同西方的發展、創新、速度、效率價值是對立的，與建立在功利和效率基礎上的專業分工和專業訓練也是對立的。

東方價值是有節制的，這是因為，第一，它的最高價值是一種精神取向，人生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完善、人與自然的和諧；第二，它有一種深刻的內心敬畏，對自然的敬畏，對倫理道德的敬畏；第三，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等級秩序，使商人和科學技術人才不能成為社會的主流和領導階層，這是對科技和商業的有力制約。相對于西方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東方的宗教、玄學和神秘主義都是無用之大用，它將整個社會的能量、智慧、精力、興趣和注意力都引向無窮無盡的精神世界。

當西方文化對“人從何而來？往何處去？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之類的疑問做出完全世俗、客觀、唯物主義解釋之后，人的豐富多彩的本質便被以各種現代化的名義掏空，尤其是那些涉及到神圣和終極價值的部分，剩下的都是以各種進步、發展名義包裝起來的本能和欲望，人從此淪為機器和動物。現代化的所有災難都是源于宗教、倫理道德和藝術的缺失。

所有的宗教都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心靈渴望和終極關懷，所有的宗教都具有相同的功能，都通向同一個境界，在本質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愛”和“節制”——愛生命，愛他人，愛萬物。不同的宗教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以適應不同環境、不同文化和不同時代，但她們都殊途同歸。正如辜鴻銘先生所說：“宗教給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

因為有宗教，因為有地獄，因為有來世，因為有普遍存在于物質世界和道德世界的因果律，人才會受到一種內在的威懾和約束，也才會永遠充滿希望。當發源于西方的現代科學技術將宗教的“天機”暴露無遺，當發源于西方的工業革命和市場經濟摧毀了人類各種偉大的文化傳統，整個人類生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以邏輯、數學和實驗方法為特征的現代科學技術拒絕承認一切看不見和不能被證實的存在，貶低東方文明中的直覺、內省和冥想等價值，否定人與這些價值之間的意義聯系。今天，能夠有效抑制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擴張的東方價值正在受到巨大的侵蝕，而西方價值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

印度文化的偉大，在于它所宣揚的果報輪回思想對人的物欲和邪念的內心震懾和約束。印度哲人泰戈爾說：“東方最高智者認為，為了任何特殊的物質目的去利用至高的神而獲得它，這不是我們靈魂的職能，……生命不是從任何需求而是我們與無限者的密切關系中涌現的。這是我們在靈魂中擁有完美的原理。”

（三、）東方的自然經濟取向

農業與工業絕不僅僅是兩個不同的產業，它們代表兩種不同的法則、原理和邏輯，代表兩種不同的范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農業傾向于接近一切自然的因素——土地、植物、動物、氣候、季節、晝夜等等，而工業傾向于消除生命和人性的因素——機器、規程、制度等等。

人類對自然的開發利用始終存在，但在現代化之前，世界上各種傳統文化價值都是具有內在節制的，對自然的破壞總是可以通過時間得到自我恢復的。東方固有的經濟是自然經濟、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尤其是在中國，每個人一生中消耗的任何東西都沒有浪費的，最終都會回到自然中去。吃剩的食物可以喂雞、鴨、豬、狗；人畜的糞便以及生活中的所有有機廢物都會被搜集起來作肥料，返回土壤，參加再循環；大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小孩子再穿，小孩子不能穿的衣服再做成鞋；各種生活用具都是可以反復使用的。廢舊利用一直是東方生活傳統，生產制造的理念是經久耐用，農業生產技術更是達到了極高的生態循環境界。例如，為了使不同作物互抑互利，在民間普遍采用輪作、間作、套作（禾豆輪作、桑麻間作），農、牧、漁互養技術，有機除草和施肥（草魚鰱魚同池混養、稻田養魚、養鴨）。

只有在自然經濟狀態下，人類對自然的破壞與自然的修復才能達到基本平衡，自然的狀態才是圓滿的狀態。《漢書貨殖列傳》中提出：“育之以時，用之有節。”早在白居易時代，他就認識到“天育物有時，地生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之不勝期間，則物必暴殄而財乏用矣。”圣雄甘地也說過：“自然界能滿足人的需要，但不能滿足人的貪欲。”由自然經濟產生出來的是樂天知命的心態，而由這種心態產生出來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東方的智者認為，只有自然經濟和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可以給人帶來安定，只有適度發展才是可持續發展，而可持續發展只能是緩慢的發展，只有適度發展才符合人性和自然，自然經濟對商品經濟具有天然的抗拒。

如果沒有西方文明的侵略，東方社會自身不會發展出現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因為東方社會內部不具備這樣的機理，也沒有這樣的需要，東方社會將繼續遵循自然經濟取向和精神取向緩慢演進，按照自己的邏輯來安排生產和生活，因為這更符合東方人的習性。

東方的方式是適應自然和順應社會，而不是征服自然和改造社會，東方價值認為，人的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的最高表現方式是順從而不是改造。這難道不是更理想的人類發展模式么？那種糾纏于“為什么東方社會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為什么中國會出現超穩定的封建社會結構？”之類的討論，完全是用西方的價值觀來看中國，顯得既狹隘又自卑。東方人失去自覺已經太久，人們已習慣了用西方的眼光來看世界，用西方的眼光來看西方，然后又用西方的眼光來看自己。

東方文明的所謂“保守性”和“封閉性”，對西方價值擴張是一種強大的制約。正是由于東方價值與西方價值的對立，正是由于東方廣大的地域和眾多的人口，才大大地推遲和減緩了現代化的影響，否則，今天的人類和整個生物圈可能還不止是這樣。中國在1949年以后到1978年對外開放，有30年處于封閉和停滯狀態，而印度自1947年獨立后到1991年，也有43年始終處于緩慢發展狀態，但即使這樣，也僅僅使全球范圍的現代性災難的出現推遲了幾十年，全球化已經使中國、印度以及所有傳統社會都被迫卷入進來。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新興國家的崛起，西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正在迅速擴大普及，成為世界潮流，在這種前提下來談保護自然環境，保護野生動植物，節能減排等等，成了一種形式，一種時髦和一種權宜之計。所有那些一時一地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與正在全人類和整個生物圈中蔓延的禍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今天人類面臨的各種的災難，是西方文明的擴張和過度開發的結果，天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禍造成的。西方文明已經打破了整個人類的自然進程，摧毀了人類迄今所擁有的歷史、文化、價值和傳統，造成了人類歷史在短短幾百年中的突變。現代化正在把人馴化為機器，除了物欲，人正在喪失其靈性、生機和本質。

用什么來約束市場和科技的盲目發展？用什么來抑制如此眾多人口日益膨脹的物欲？在現代范式內是不可能找到解決辦法的，無論是基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資本主義，還是基于計劃經濟和集權政治的社會主義都無能為力，因為兩者在追求經濟和科技發展上已越來越相似。

西方的邏輯告訴我們，現代化帶來的災難只能依靠進一步發展科技和強化市場職能來解決（如新自由主義）；而東方的邏輯則是，人類如果不改變目前這種以西方主導的價值取向（以物質追求和個人發展為目標的價值取向），不改變西方這種生產和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資源和能源，占據更大空間的生活方式），一切努力只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類面臨的各種災難只會日益加深。

（四、）東方價值與現代宗教

所有傳統意義上的宗教正在消亡，今天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宗教復興運動，與其說是一種宗教訴求，不如說只是一種文化和政治訴求，它成了一種社會激勵和動員手段，一種文化歸屬和政治利益的認同標志，與這些傳統宗教初衷和功能已基本無關。而與此同時，今天全世界不同種族、民族、國家、文化的人們以及那些曾經有過宗教信仰的人們，都已經悄悄地皈依或者改宗，共同信奉一個以市場經濟、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三位一體”的現代宗教。新“三位一體”包含了現代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其中每一項都是助長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發展的。新“三位一體”不僅成了當今的世界宗教，也成了當今世界的共同意識形態，共同的價值標準。現代性與節制、現代性與責任是對立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和階級斗爭同西方的世俗化和個人主義、享樂主義都是代表的西方價值。市場之于功利主義，自由民主之于個人主義，科學技術之于唯物主義有著自然的邏輯關聯，當世界上多數精英和權威人士都接受了這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準則，剩下的一切紛爭和對抗都只限于技術和方法的層面了。

西方的所謂理性只是一種工具理性，功利主義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就不應該發展到今天這么多人口，因為大自然提供的一切是無法供養如此眾多人口的；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就應該對市場有所限制，因為市場是沒有良心的，市場的本性就是投機取巧和唯利是圖；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就應該對科技有所約束，因為科技是沒有靈魂的，它不知道會帶來的后果，更無法保證只用于人類的福祉，科技的本性是無限創新和盲目發展；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至少從現在起就應該徹底改變現有的生存的方式了，因為除了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現代性的破壞，但今天不要說沒有出現任何現代生存方式的改變，甚至看不到任何這種發展減緩的跡象；如果現代化是理性的，就應該拋棄可能毀滅人類延續的現代價值，而代之以宗教、倫理道德和藝術主導的精神取向和自然經濟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西方工具理性和功利主義理性的作用和影響只能達到某個或某些學科、專業、領域、行業，它完全不同于東方那種天然的整體關照和生命體悟，正是這種工具理性和有限理性導致了西方文化追求各個學科、專業、領域、行業無限發展的極端主義傾向。人性中的許多邪惡是由市場引發的，科技雖然不直接引發邪惡，但它與市場結盟可以助長和放大邪惡。科技和市場的具體原理和具體實踐是不可否認的，但它們的本質精神和整體方向卻讓人深感懷疑和擔憂。

正是由于人在根本上是缺乏理性的，人類要走出現代化困境，避免災難，就不能依靠理性，只能依從一種強大的、天然的、內在的、有節制的文化價值的引導，西方的所謂理性是靠不住的。偉大的東方傳統，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整體功能上更有益于保持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身心的和諧。人類的希望在于，是否最終能夠從西方價值轉向東方價值上來，從西方的工具理性轉向東方的道德理性上來。東方的泛神論和因果輪回觀念應該成為未來世界的信仰基礎，因為它最具包容和威懾，最接近自然和神。

迄今為止絕大多數有關各種文明的爭論，包括對現代文化、對自身文化、對其他文化的評價，都是以西方文化為衡量標準的，而不是以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為參照的。人類要想擺脫技術統治和市場壟斷，就必須超越西方價值，開展不同文明的對話，重建世界價值，重建國際秩序，重建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

（五、）儒學價值的當代意義

世界上大多數宗教都是排他的，儒學則是一種寬容、溫和、完滿的人生的哲學，一種建立在精神與物質之間的、世俗的、內在的、人性的、有節制的、可操作的價值系統。在東方文化中，伊斯蘭文化比較缺乏包容；印度文化境界至高無上，但對一般百姓較難實踐，而種姓制度，又缺乏平等；惟有儒家文化平易近人，合乎情理，寬厚包容。中庸之道既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行為方式。

同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崇尚道德，西方文化崇尚力量；儒家文化崇尚智慧，西方文化崇尚知識；儒家文化崇尚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崇尚征服自然；儒家文化是家庭本位，西方文化是個人本位；儒家的最高價值是中庸和諧，西方的最高價值是進步發展。

中國沒有制度性宗教，但中國人的靈魂卻能得到安頓，因為中國人過的是一種世俗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世俗生活使中國人安靜隨和，從容不迫，得過且過，安貧樂道；心靈生活使中國人在倫理道德上有所依歸，在藝術修養上有所寄托，通過靜觀、冥想、坐忘、玄覽、感應而得道。

在中華文化三大精神支柱儒、道、釋中，儒學一直處于核心位置，但它們相互補充，和而不同，都注重天人合一。儒家側重于人與人和，強調人與社會的和諧，注重人的現實精神；道家側重于人與天和，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注重人的自然精神；釋家則重于人與己和，強調人與自己身心的和諧，注重人的終極精神。儒家鼓勵人進取，道家給失敗者以安慰，佛家教人完全放下。儒、道、釋共同鑄就了獨特的中華民族精神，使一切生活困苦和社會矛盾得以協調緩解。

儒家文化珍惜生命，肯定生命價值和現世價值，雖然儒家把利欲看成社會混亂的根源，但她不排斥物質，也不排斥性欲。儒家文化是有節制的文化，她知足常樂；儒家文化是歡愉的文化，它沒有原罪的壓抑，也沒有地獄的恐懼，整個人生被視為一個自然圓滿的過程；儒家文化是利他和充滿責任感的文化，仁、義、禮、智、信都是強調對人的責任；儒家文化是厚道包容的文化，而她的“和而不同”，表明她有足夠的自信。儒家的意義世界是一個倫理道德的世界，中國人內心深處的憂患意識體現了對家人、族群和國家的責任感。

儒家認為，整個宇宙萬物本是和諧的，人和社會作為其中的一部分，也應該是和諧的，理性必須服從天啟。人的價值暗合的是自然的價值，社會的法則暗合的是自然的節律。（時之春夏秋冬，月之陰晴圓缺，海之潮漲潮落，草木之榮枯，動物和人之生死等等。）儒家的最高價值是中庸和諧，她與西方極端主義思想是完全對立的。錢穆先生認為，“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對人類的最大貢獻。”

中國人生活的常態是樂天知命，而不是追逐財富和張揚個性；中國社會的理想是均富和安定，而不是發展和創新。傳統社會的“耕讀”思想是這種生活方式的一種很好概括。“耕為本務，詩禮傳家”，一直是中國人的理想生活。“君子不器”，人們把財富只看成是保持人的尊嚴，完善自身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人們追求的生活是舒適但不必豪華，儉樸而富有情趣。科舉制度使人人機會均等。比財富更值得夸耀的是家庭美滿、道德修養、人格魅力、琴棋書畫、生活知識（中醫、養生、風水、花鳥蟲魚等等）。這種清淡平和，閑適散漫的生活，難道不是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嗎？這樣的生活境界，如今我們只能從上世紀生活過來的一些老先生身上看到，他們是偉大傳統最后的承載者。在這個忙忙碌碌，蕓蕓眾生的時代，他們的人格、氣質、風范、儀態，尤其是那種厚道、謙和、從容、安詳和質樸常常令人不勝感慨。他們的言談舉止，他們的字跡中都能透露出這樣的情緒。

儒家學說充滿生命情懷、生命氣象和生命智慧，她教人如何過一種平淡而有情趣的生活。林語堂先生說：“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國人用一種單純而明顯的態度決定了，它存在于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和和諧的社會關系。”整個中國社會的支持系統是家庭，而整個價值的支持系統是倫理道德，而現代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西方的女權主義和個性主義，都是與家庭的相抵觸的。

仁、義、禮、智、信是中國社會一切制度的基石，儒家的政治主張是重德輕法，教化勝于管理，“養民”勝于“權利平衡”。梁漱溟先生認為，“舊日中國社會秩序之維持，第一不是靠教會的宗教，第二不是靠國家的法律——或者只可說是靠道德習慣”。靠的是自律而不是他律，靠的是內在約束（道德、廉恥），而不是外在約束（法律、宗教）。

“儒家堅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禮教比法制重要，責任比權力重要，人際關系比個人主義重要，這似乎與啟蒙運動的價值取向相對立。”（《當代中國儒學》劉宗賢、蔡德貴主編，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263頁）

儒家強調的是一種和諧的等級秩序，和諧的等級秩序符合自然有序的原則，它使社會保持穩定和高尚，而現代通俗文化、大眾文化導致社會和文化的貧庸和墮落。和諧的等級秩序既包括社會的等級（對家庭、家族、鄉里、國家地位的認同），也包括內心的等級（社會對尊卑貴賤的認同）。儒家精神與現代性不可分離的三個方面（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個人主義）都是對立的。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秩序是對現代商業和科技文化的內在制約。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靠的是“內圣外王”的思想，即內在的倫理道德和外在的社會等級，而不是靠宗教和法律。

中國文化具有巨大的吸收能力，同時又具有頑強的方向性。著名教育家蔣夢麟指出，“中國人憑籍容忍的美德，對于無法吸收的任何思想體系都有巧妙的應付辦法，這就是先吸收一部分，讓余留的部分與本國產物和平共存。因此億萬人口中一部分就接納了外國的思想文化，成為佛教徒、回教徒或基督教徒，大家和睦相處，互不干擾。”中國文化的寬厚包容來自于內在的強大和自信。東亞的崛起，是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也可以理解為東方價值對西方價值的遏制。儒家經典是對整個東亞民族的精神氣質、心理傾向和行為規范的概括和指導，大多數東亞人都具有儒家思想而不自知。

儒家深厚而堅固的價值體系決定了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其間雖有兵荒馬亂，改朝換代，但社會的基本價值未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身心的關系在總體上是和諧的，所有的保守主義都是具有節制的價值，我們沒有理由輕視一切傳統。早在上世紀初，辜鴻銘就說過，“洋人決不會因為我們歌曲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變成西化者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只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于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世界并不是越現代越好，人也并非越現代越有智慧。現代人肯定更聰明，但不能說現代人更富于智慧。人類今天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并不是如何創造財富，而是如何實現財富的合理分配。余英時認為，與西方的民主和科學共同發展起來的是，過度發展的個人主義，漫無限制的功利精神，日益繁復的訴訟制度，輕老溺幼的社會風氣，緊張沖突的心理狀態，這不僅給傳統社會帶來巨大沖突，也正在引起西方自己的深切反省。

西方企圖把這一套帶有致命缺陷的價值作為世界的普世價值，反映了西方的傲慢，西方的傲慢在于他們缺乏對其他文明的了解，缺乏對西方價值給其他文化和整個人類帶來破壞的認識，而這些災難最終也會殃及到他們自身。至于像魯迅、胡適這樣具有深切人文關懷的人，如果看到今天現代化給整個人類帶來的困惑，也許會改變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偏見。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曾指出：“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自殺之路。”但是，這要看用什么來統一，如果統一到西方價值上去，將無異于加速人類的毀滅；如果統一到“東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世界，可能推遲人類毀滅；只有統一到以東方文化主導的世界，人類才有希望，這主要是因為，西方價值從總體上講是放縱的，東方價值從總體上講是有節制的。

未來人類社會的主導價值應該融合一切人類價值，以“中庸”、“和合”的思想作為通約分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正樂見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的崛起，儒家文化負有為人類的生存探路的使命。中國的崛起只會為世界帶來和平與希望，而不會給世界帶來威脅，這是由中國文化的基因決定的，中國文化的基因是內斂而柔靜的，是有節制的。中國在過去幾千年里對周圍乃至整個世界的強大影響力，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同化，這說明了這種價值的歷史合理性。

偉大的儒家傳統雖然在近代遭到了重創，但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人雖喪失了他祖先的俊偉精神，而千年之濡染浸淫，無論如何還有一點不同處。”儒家文化的偉大復興將有深遠的意義，對大陸內部來講，可以用儒家思想來整合社會；對海峽兩岸來講，可以用儒家思想作為統一兩岸的思想基礎；對全球華人來講，可以用儒家思想來凝聚人心。正如《甲申文化宣言》中寫道的那樣：“華夏五十六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中華文化，至今仍是全體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精神家園、情感紐帶和身份認同。”

中國的崛起將使中國必須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同時，為了國家利益和人類的利益，中國也必須大規模地、和平友善地向世界傳播儒家文化價值，使之與大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相匹配。除了利用國家力量和各種現代化手段對外宣傳外，可以充分利用各種民間和社會資源來擴大對外宣傳，在這方面，廣大海外華僑和留學生是一種極其寶貴的資源，他們是最好的文化載體和文化使者，他們對自己文化和祖國有一種天然的忠誠，可以在價值傳播上發揮積極作用。此外，通過大量向發展中國家派遣體育教練、農業技術人員、中醫醫療人員和漢語教學自愿者，不僅可以為受派國帶去實際幫助，增進普通中國人民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友誼和了解，為中國贏得國際聲譽，消除潛在的國際威脅，擴大國際發展空間，而且是最好的東方價值和中國文化的傳播途徑。

（六、）東方價值與人類未來

地球不只是西方人的地球，地球也不只是現代人的地球，包括西方人在內的全世界人民有權力批判導致整個生態圈走向毀滅的現代生產和生活方式。各種現代危機——資源危機、人口危機、生態的危機、以及基于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的西方價值危機的擴大和加深必將迎來東方文化的偉大復興，人類和整個生物圈已不堪承受現代范式的發展，在人和自然的終極意義上東方有足夠的智慧和耐心。

西方價值已成了人類的危險之源，身為西方人的湯因比認為，西方文化對整個人類來說，“在物質上是個災難，在道德上是一種罪惡”。從一種廣闊的歷史和時代背景下來看，各種傳統主義，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包括所謂的“恐怖主義”，在本質上都是對現代性不同形式的反抗。今天被西方支配的這個世界，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和軍事，從某種意義上說更重要的是輿論，包括西方人民在內的所有民族國家的人民對各種傳統主義，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恐怖主義”的感受和認識都是來自西方輿論，試問，我們中有誰讀過一篇那些國家人民真實處境、真實感受和真實想法的報道嗎？當人們在尋找自己的社會、經濟和文化不斷遭受各種混亂、屈辱和欺凌的原因時，往往將其歸罪于西方主導的現代化以及那些在自己國家的代理，他們為各自心目中的自尊、公平和正義而抗爭。世界輿論的附和，以及民族國家的人民對西方一致的仰慕，對彼此的輕視和對自身的輕視，除了證明西方輿論的成功外，更加深了這個世界的不幸。

世界上各種偉大的傳統都在遭遇西方現代文化的共同挑戰，為了擺脫西方的奴役，今天，東方國家在發展現代化方面被迫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必要的，但是，將經濟和科技作為社會生活的主體和人生的全部是違背東方價值的。在取得世界的話語權之前，東方國家只能按照現行規則，大力發展經濟、科技、政治、軍事、外交，才能在現代范式上趕上西方，從根本上取得與西方在各個層面上平等對話的權利，進而才能在觀念上影響世界，重建一個以東方價值為核心價值，吸收其他有益價值的新的世界秩序，主導人類發展。

科技不會向無限創新讓步，市場不會向無限擴張讓步，現代范式不會向災難讓步，人類要想擺脫困境，必須重建人類價值，重建世界秩序：第一，改變現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第二，改變現有的分配方式；第三，重新確立經濟增長的衡量標準，不以物質滿足的統計數據為主要依據，而以內心感受和幸福指數為主要依據；第四，將人從物質生產和消費中引向各種精神生活中去。

人類的延續將依靠東方價值，而東方價值能否最終成為人類發展的主導價值將取決于兩點：第一，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能否、何時能夠在現代范式上超過西方；第二，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還能保持極其寶貴的東方價值。這是一個東方的悖論：東方的崛起必須效仿西方的現代范式，而效仿西方的現代范式又可能使東方喪失自身價值，陷入現代化困境。東方國家一旦失去東方價值，不僅使東方國家無法最終擺脫受支配和奴役的地位，而會使人類失去拯救價值。東方國家在近代社會一直在進行著艱難的制度選擇，每一次選擇都與其文化價值相關，但在節節敗退中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價值。如何能使東方在發展現代化中保持平衡，不會喪失東方價值將考驗偉大的東方智慧。

為了迎接東方文化的偉大復興，中國、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互相鼓勵和互相支持，將不僅有利于東方國家的人民，也將是人類的大幸。中國不僅需要加強與印度和廣大阿拉伯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合作外，更應該與印度和阿拉伯國家建立一種廣泛的價值聯盟，在價值上相互鼓勵和支持。東方國家在應對各種現代化挑戰實現現代化的同時還肩負著一個崇高偉大的責任，這就是為人類保存拯救價值。

從西方價值產生出來的發展創新、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現代價值正在把人類引向絕路，西方許多具有深切人文關懷的人士對人類前途提出了各種希望，概括起來有兩條，一是重建一種世界宗教，二是建立一種資本主義的替代方式。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也認為，世界的統一只能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世界性宗教，二是世界性政府。但問題是：

第一，西方學者提出的“世界宗教”是以基督教為基礎的世界宗教，而基督教是一種一神教，具有很強的地域性、民族屬性和排他性，科學已經徹底摧毀了各種的傳統宗教的本質，今天，用什么來恢復它的神圣和威嚴？

第二，所謂資本主義的替代方式只是希望找出一種技術適度、規模較小、可循環、可持續的經濟模式來代替現在這種高科技、高效率、大規模、不可循環、不可持續的現代經濟模式，這些模式包括“零增長”、“有機增長”和“全球均衡”等等，它們類似人類曾經有過的“手工時代”和中國的“耕讀文化”。“手工時代”采用的是英國學者E.F.舒馬赫在《小是美好的》中提倡的“中間技術”和“小規模”生產，生產的目的是為了需求而不是為積累；“耕讀文化”是精神取向，適度發展，循環經濟，精神與物質的均衡發展。但是，今天我們從哪里去獲得這種轉變的動力和價值支撐？整個世界已經被經濟精英、技術精英和政治精英瓜分完畢，如何能使他們放棄既得利益？

第三，建立一個“世界政府”的權威和合法性從哪里來，是依據實力還是依據價值？總之，西方學者的這些設想最終脫離不了西方價值和現代范式的局限。

任何缺乏宗教和形而上學的價值都是危險的，也是乏味的。重建價值就是要重建人類秩序，包括重建人的內心秩序和整個社會秩序，在新的秩序基礎上重新確立各種社會契約，包括倫理契約，政治契約，文化契約和環境契約等等。

東方價值中最具人類意義和終極意義的思想包括:因果輪回，泛神論，天人合一，家族本位，大同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均富，四海之內皆兄弟等思想。這些思想可以作為未來宗教的信仰基礎和未來世界權威的價值源泉，因為，第一，它拋棄了傳統宗教的排它性和神秘色彩，具有極大的包容性；第二，它既具有極大的震懾力量，又跟現代生態思想一致；第三，它涵蓋了人性的普遍本質，超越了種族和文化差異，其權威來自人類的共同利益。現代人造宗教——巴哈伊教雖具備了上述特征，但它缺乏像因果報應、三世輪回、泛神思像這樣一些內在、神圣、強大的震駭力量。一種以東方價值為主體，結合其它文化價值優秀部分的新的人類價值將會作為未來人類價值的基本方向。

中國能夠在中東地區長期與各個彼此敵對國家保持友好關系，表現出極高的政治和外交智慧；中國與各西方國家的關系也開始出現均衡發展，完全改變了過去的被動局面，整個世界的重心正在東移；但中國的整個國際關系和全球戰略缺乏平衡，表現在過分側重于西方，與廣大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僅限于道義上和政治上，缺乏實質和深入的聯系。例如，社會上充斥的是各種形式的西方文化，根本找不到有關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作品、思想理論、哲學著作、電影、音樂、舞蹈等等。隨著全球化使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經濟交往越來越密切，由資源和市場形成的國家利益正在把中國帶向世界各地，中國需要一種均衡的、全方位的全球視野和大戰略來配合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多極世界的形成，否則，很容易被指責為“新殖民主義”，這不僅將損害國家的現實利益，也有悖于中國文化的根本價值。在這方面，中國與周邊國家尤其是與印度和越南的關系亟待提升。中國與印度擁有最偉大的智慧和傳統，在價值上最接近，都具有一種天生的內斂而不是擴張的基因，在近代都有受西方入侵的共同遭遇，在今天都面臨現代化的共同挑戰（如西方國家在糧食、資源、能源、環境污染方面的責難），在未來都會遇到相似的抉擇，都負有影響人類走向的使命。目前的中印關系不僅缺乏深度和實質內容，更缺乏世界戰略和終極價值考慮。目前，中印兩國像一所精英學校、精英班上的兩個最優秀的同學，他們都很杰出，但彼此又都很清高。占世界人口35%以上的中印兩國的不和，將使雙方耗費額外的精力來牽制和防范對方，其結果只會給西方增加砝碼，被西方利用，這將是東方的悲哀和兩個偉大民族的不幸。中印關系的未來發展將考驗兩個偉大文化傳人的智慧和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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