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的邏輯”：看透與限制

——生態價值觀與生產、生活的漸進革命

盧風

摘要：今日之中國，“資本的邏輯”已成為約束制度建設的最有力的“邏輯”。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資本的邏輯”所支配的社會是極度畸形發展的社會，是物質文明如腫瘤般膨脹而精神文明極度萎縮的文明。走出生態危機的惟一出路是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必須限制“資本的邏輯”。這既需要越來越多的普通人獨立地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去創造發明真正適合自我的生活方式，又需要國家制定鼓勵適度消費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

一、“資本的邏輯”已差不多成為中國社會制度建設的指南

亞當·斯密把“資本”定義為“為了生產的目的而積累的資產儲備”。索托認為由斯密關于資本的論述所能得到的重要啟示就是：“資本不是積累下來的資產，而是蘊藏在資產中的潛能，它能推動新的生產。”即資本最重要的價值特征就是能增殖。
什么是“資本的邏輯”？可簡潔表述為：資本就是處于投資過程中的能增殖的資產。“資本的邏輯”必須通過資本的人格化才能在現實生活（或經驗世界）中產生影響，或說資本的增殖必須通過人們的社會活動才能得以實現。貨幣、機器設備、廠房、技術、科學知識等，只有通過人們的社會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才能帶來財富的增長。僅當具備如下兩個社會條件時，“資本的邏輯”才會成為支配社會生活的邏輯：（1）逐漸建立明晰產權和保障貨幣信用的完備制度；（2）逐漸把以賺錢為主要（甚至最高）生活旨趣的人們凸顯為社會中堅。
說一個人群（階級或階層）是一個社會的中堅，大致有兩層意思：首先，統治者是從這個人群中產生（或遴選）的，從而屬于這個人群的人們被看作高貴的或有聲望的人；另外，這個人群的生活方式被認為是最正當的，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一致為這個人群的生活方式辯護。
被索托說得頗為神秘的使資本的增殖潛能得以實現的秘密，就是這兩個社會條件。在人類歷史上，這兩個條件的形成經過了漫長的時間。所有的前資本主義社會都沒能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資本主義從產生到成熟，標志著這兩個條件的最終形成。
資本能充分展示其魔力，歸根結底就是貨幣能充分展示其魔力。“貨幣的有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約束貨幣供給的制度”1。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展示了最大的魔力。如果私人產權得不到廣泛的尊重，資本就不可能充分發揮其推動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作用。
在西方世界，私人產權制度趨于完備的過程，也正是以賺錢為主要生活旨趣的人們逐漸成為社會中堅的過程。或說私人產權制度趨于完備和以賺錢為主要生活旨趣的人們成為社會的中堅，是同一歷史變遷過程的兩個側面。
雖歷來就有“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說法，但惟有現代社會才能使“資本的邏輯”成為支配社會生活的邏輯。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以賺錢為生活主旨的人們躍居上流社會，都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變遷。
西方社會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逐漸建立了完備的私人產權制度和貨幣信用制度，并逐漸把以賺錢為主旨的人們凸顯為社會的中堅。到21世紀，這一社會變遷過程已徹底完成，于是“資本的邏輯”成為支配一切的邏輯。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在尋求富國強兵之道。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是個歷史契機，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和計劃經濟體制是抵制“資本的邏輯”最為有力的政治路線和經濟體制。徹底抵制“資本的邏輯”的后果，是國民經濟幾近崩潰的邊緣。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經濟騰飛的奇跡，這得益于國人發財致富欲望的釋放和“資本的邏輯”。從1978年到今天，經濟體制改革顯然以建立產權制度為中心，“解放思想”顯然以認同經濟主義為目標。當中國共產黨宣布私營企業家也可以入黨時，以賺錢為主旨的人們無疑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至此，“資本的邏輯”已差不多成為中國社會制度建設的指南。今日之中國，“資本的邏輯”已成為約束制度建設的最有力的“邏輯”。
今日中國的情況十分復雜。中國的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私人產權制度也不及西方社會完備，但中國人追求富強的心情極其迫切，從最高領導層至平民百姓都有個基本共識：“發展是硬道理”，追求經濟增長的決心不可動搖！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魔力已有目共睹，于是多數人對市場經濟制度及其相應的價值觀都衷心擁戴。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體制的改革是十分順暢的。因為以賺錢為生活主旨的人們已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于是中國的制度建設越來越有利于他們。經濟增長既然是中國的頭等大事，為保障經濟快速增長，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建立讓各種資產釋放增殖潛能的產權制度2。改革以來的制度建設，使中國的經濟制度產生了巨大的激勵作用。例如，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國家規定的銀行利率，就激勵人人投資、理財，在有經濟頭腦的人們看來，只把錢存在銀行里，是十足的愚昧。這樣的制度，再加上當代媒體每時每刻的煽動，便激勵出無比高漲的發財致富的熱情。當然，就產權制度建設而言，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中國在“外在制度”建設方面速度很快，但“內在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即可形成的。官方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價值導向的嚴重錯位，權力腐敗和社會腐敗的互動，導致了極其嚴重的誠信危機。誠信危機當然是資本施展神通的大礙。
不能設想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都絕對誠信，即所有人在進行任何交易時都恪守誠信原則。但資本展示魔力的基本前提是，多數人在通常情況下遵守誠信原則。商人大多不可能把誠信當作內在價值，而只把誠信當作經營策略。故在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時地出現欺詐性交易。但“資本的邏輯”要求人們大致遵守誠信原則。西方的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還會培養一批把誠信當作基本美德的人，于是誠信成為成熟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制度要求。與之相比，今日中國的問題是，誠信者占總人口的比例太小，虛浮風氣太盛，這是資本施展魔力的嚴重障礙。但國人追求財富的欲望十分強烈，在國際市場的范導之下，中國社會隨著“外在制度”之日趨完備，“內在制度”或可逐漸形成。

二、主流經濟學是為“資本的邏輯”辯護的經濟學

當以賺錢為生活主旨的人們被凸顯為社會中堅的時候，法律制度的建立和修改就會越來越服從于“資本的邏輯”，從而使“資本的邏輯”產生越來越大的規范力量和激勵作用。在這樣的社會，經濟主義意識形態會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經濟主義是直截了當地為“資本的邏輯”辯護的意識形態：它不再矯言，人們拼命賺錢是響應“神召”；它斷言，經濟可以無限增長，經濟增長是個人幸福和社會福利的惟一源泉3。在經濟主義和現代制度的激勵之下，絕大多數人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時間投放在經濟活動中，于是物質財富越來越多。當一個社會中人們的基本需要都能得到滿足時，為使資本不斷增殖（即社會經濟不斷增長），為使不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能賣得出去，就必須激勵“大眾消費”，鼓勵奢侈消費和“符號消費”。當一個社會的多數成員重視商品的符號價值更勝于重視其使用價值時，這個社會便已進入消費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消費主義就應運而生。顯而易見，消費主義就是經濟主義在消費社會的翻版。
消費社會激勵人們大量消費，歸根結底就是這個社會的資本持有者在激勵人們大量消費。現代消費主義掩飾了人的基本物質需要和意義追求之間的界限，激勵人們以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質財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義。鄙視消費主義而特立獨行的典型人物是19世紀美國的大衛·梭羅，他一生都在進行著這樣一種“人生試驗”：用最少的物質財富，過最豐富的生活。他以簡樸得不能再簡樸的方式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歷程，他的著作卻展示了一個真正特立獨行者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不知就里的人可能會認為他的一生很不幸，但他宣稱自己的一生過得很幸福，他相信自己是世上少有的幸福的人，一生無怨無悔。梭羅的“人生試驗”雄辯地證明，消費主義不是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我們不必都像大衛·梭羅那樣生活，我們可以適度消費。那么該如何界定這個“度”呢？最低的限度似乎是足以保障身體健康的食品、御寒保暖且保持基本體面的服飾和遮風蔽雨且適度舒適的居所。但人是生活在文化之中的，文化有把人的本能需要無限擴大的功能。在此所列出的三項，只有食品一項可通過現代生物學和營養學而明確界定最低限度。其他兩項都必然是歷史地變化的。人類對服飾的追求絕不可能僅滿足于御寒保暖，一旦顧及體面，就可能向奢華方向發展。人類對居所的要求也絕不可能僅滿足于遮風蔽雨，一旦顧及舒適，就可能向奢華方向發展。但我們可定義一個絕對最低限度的消費，那便是只消費足以保障身體健康的食品，而不講究口味，更不以食品消費方式標識自我；只消費足以御寒保暖的衣服，而不以服飾標識自我的地位和身份；只住足以遮風蔽雨的居所（梭羅在瓦爾登湖邊造的小屋或可代表極限），而不以居所標識自我的身份地位。這個最低限度的消費是可以科學地界定的，盡管現實中只有顏回和梭羅那樣的人才會真的依此消費。
對于真正能獨立追求人生意義的人來說，明確意識到這個最低限度十分重要。一個身體、精神皆健康的人，通過學習、工作而掙得能滿足絕對最低限度的消費品并不難。如亞當·斯密所言，“最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即可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
當代主流經濟學家大多認為，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也許是粗鄙的，但卻是合乎人性的。在他們看來，“資本的邏輯”支配一切的社會恰恰是最好的社會。迄今為止的主流經濟學是為“資本的邏輯”辯護的經濟學，其關于人性的基本預設是：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存在者。追求盡可能多的物質財富，是個人的自然傾向，永無休止地追求經濟增長則是人類社會的自然傾向。如果人的本質就是如此，那便意味著資本主義是不可改變的，“資本的邏輯”是不可限制的。
永無休止地追求財富是人的本質嗎？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什么不變的抽象物，而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社會制度、主流意識形態始終處于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歷史過程中：一個人在出生時沒有能力選擇社會制度，他在成長過程中一定會受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特定社會的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能強有力地塑造一代又一代的人。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在中國城市中的人，自幼就浸潤于商業氣氛日濃的社會中，自然很容易成為消費主義者。但在毛澤東時代成長和接受教育的一代人，自幼就浸潤于革命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氛圍和階級斗爭的環境之中，他們中許多人至今仍未完全蛻盡理想主義氣質。
當代人本主義經濟學家，借助馬斯洛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對主流經濟學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其中，他們對物質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批判，特別值得重視。主流經濟學家常常標榜經濟學是科學，而科學只研究（或描述）事實，不作價值判斷。實際上這種打著價值中立旗號的科學有極強的價值導向作用，它的基本價值導向就是物質主義、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人本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科學“離不開價值判斷”，“在經濟學中引入人本主義就是要重視價值觀”4。
主流經濟學混淆了需要和要求，而把人的所有需要都看作要求（或欲求）。“而要求只是被看作個人所選擇或偏好的、使其效用或滿足最大化的東西。”5人本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需要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所說的要求，需要是分為不同層次的，不同層次的需要是不可公度的。但以功利主義為其理論基礎的主流經濟學卻“試圖用同一把滿足感的尺子來衡量不同的需要”。這當然具有計算上的便利，主流經濟學和“現代生活似乎都有把一切都轉換成數字的傾向”，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時代就是個“數字統治的時代”。6“資本的邏輯”要求“數字的統治”，要求統一度量人們所追求的價值。貨幣的優點之一是便于計算。“資本的邏輯”要求把一切人類活動都歸結為經濟活動，從而貨幣可成為衡量一切的價值尺度。在根據“資本的邏輯”建構的當代生活世界中，人們相信，追求意義就是追求金錢和物質財富。這是“資本的邏輯”和消費主義對人們意義追求的最嚴重的誤導！
資本主義讓多數人的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滿足，但它抑制人們以真正多樣的、富有創造性的方式追求高層次的需要。一個社會若不能為人們不斷滿足高層次需要創造條件，而一味激勵人們無止境地滿足低層次的需要，就會導致人的畸形發展，從而導致社會的畸形發展。“資本的邏輯”所支配的社會正是這樣的社會，它激勵人們成為賺錢和消費的好手，但并不鼓勵人們追求精神創造和多種文化創造，更不鼓勵人們培養德性，追求極高境界。于是，今天被社會推舉的優勝者、獲獎者或名人往往不是真正卓越的人。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資本的邏輯”所支配的社會則是個極度畸形發展的社會，是個物質文明如腫瘤般膨脹，而精神文明極度萎縮的文明。
在“資本的邏輯”的支配下，在主流經濟學的價值導向之下，社會重視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欲望創新，但決不鼓勵真正的價值觀創新和生活方式創新。“資本的邏輯”和主流經濟學隱含著強有力的價值觀，這就是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當代社會鼓勵的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只是實現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價值目標的創新，而不是真正的價值創新。如果說使每個人都能滿足其基本需要是資本主義的巨大成就，那么，激勵人們僅以追求物質財富的方式追求人生意義則是資本主義的巨大錯誤。在根本解決了物質匱乏問題的前提下，健康的社會應激勵自由的價值創新和精神創新，而價值創新和精神創新就是人生意義的創新。在號稱自由世界的現代發達社會，人們并沒有真正的自由。“自由是一種存在的狀態，而非擁有的狀態。也就是說自由取決于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我們的生活水平”。但在消費社會，人們認為錢越多越自由，購買得越多就越自由，人們只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看重生活方式的創新。
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給我們的警示是，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激勵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生產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改變這種生產生活方式，我們才能安全地生活在地球上。如果沒有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我們真的很難“科學地”駁斥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經濟主義。你盡可以說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經濟主義是粗鄙的意識形態，盡可以說物質主義者和消費主義者是俗不可耐的7，但眾多的物質主義者和消費主義者會回敬說：你們愿意追求精神豐富且樂于過物質上簡樸的生活，那就請便吧！別來干涉我們的物質豪華生活！我們有過這種生活的權利！按照“資本的邏輯”建構的現代文化固然把“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當作人的權利，但大自然沒有賦予人這樣的權利！如果說哲學倫理學能說明消費主義是粗鄙的，那么生態學則表明，幾十億人按消費主義指引的方向生活是極度危險的：地球生態系統不能支持幾十億人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消費主義激勵的集體生活方式是自殺式的集體生活方式。不棄絕這種生活方式，人類將走向毀滅！

三、限制“資本的邏輯”，只能靠一場“漸進的革命”

自由主義是現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義者認為，現代民主憲政和市場制度給信仰不同的人們提供了一個中立的制度框架（基本制度是受國家壟斷的暴力維護的，即違背基本制度者是會受到強制的），至于個人持什么精神信仰，那是私人或特定族群的事情。但事實上，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強有力地影響了現代制度的制定。筆者并非一味反對基本制度保持中立性。能確立中立于不同宗教信仰的基本制度是政治文明的進步，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今天架構一種中立的基本制度也是不同信仰者和平共處、彼此協作的基本條件。不可能有完全中立的政治、經濟制度是一回事，努力使政治、經濟制度對不同宗教和信仰保持中立則是另一回事。如果政治、經濟制度公然偏袒某一宗教，壓制其他宗教，那便必然導致思想專制。所以，政治、經濟制度的中立性是制度建設的理想目標。本文以上已表明，現代西方社會的基本制度雖努力保持其對各種宗教的中立性，但它卻受到經濟主義、消費主義的過強影響，歸根結底，受“資本的邏輯”的有力約束。作為社會生活基本條件的制度應努力保障資源和財富的公平分配，以保障絕大多數人都能滿足其基本需要，但它不必刺激、脅迫人們拼命賺錢、及時消費，它不應該特別偏袒經濟主義者和消費主義者。筆者不主張放棄基本社會制度中立于不同宗教和信仰的理想，問題是現當代制度與經濟主義、消費主義信仰處于相互支持的關系之中，這樣，基本制度對知足常樂者就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制度中立于各種宗教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中立于思想或價值觀，因為任何“外在的制度”都是在某種思想或價值觀的指導下確立的。現代制度就是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經濟主義價值觀的指導下確立的8。
有人傾向于把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也看作中立于不同宗教和意識形態的觀念，這是矛盾的糊涂看法。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既是已滲透進基本制度的意識形態，也是許多人的基本信仰，是主導生活時尚和社會潮流的價值觀和生活觀。它們似乎可以與各種宗教觀念并行不悖，但這是各種宗教在世俗化過程中不斷退讓的結果。在今日的西方世界，仍有許多人信基督教，但他們的信仰已完全不同于中世紀人們的信仰。基督教信仰已被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所沖淡。今日基督徒們的信念已不再是純正的基督教信念，因為其中羼雜了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信念。他們每周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努力賺錢、及時消費，周末才到教堂去尋求主的安慰。認為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是中立于所有宗教和意識形態的，相當于認為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是人人都必須遵循的真理（就像人人都必須呼吸一樣），不管你是基督徒、佛教徒、伊斯蘭教徒，還是共產主義者。這是十分荒謬的看法。
如前所述，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所有人都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如果把“利益”理解為物質欲望的滿足，那便只好承認，“資本的邏輯”是最合乎人性的邏輯，消費主義是最人性化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其實，“資本的邏輯”在現代社會的堅強表現，得益于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價值導向的“成功”，但這決不表明“資本的邏輯”必須成為社會建制的指南，更不表明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是符合人性的真理。
“資本的邏輯”制約的社會似乎給人以理解最高價值的自由，即人們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但由于民主過分受“資本的邏輯”的制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便打了折扣。由于整個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與以賺錢為人生主旨的人們始終處于互相支持的關系，且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受國家壟斷的暴力機構維護的，于是制度和作為社會中堅的以賺錢為人生主旨的人們對所有不以賺錢為人生主旨的人們構成巨大的脅迫作用，這正是所有宗教（包括原本強烈反對物質主義的佛教）向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妥協的根本原因。
反對“資本的邏輯”支配一切不意味著必須走向極端，如回歸中國“文革”時期的計劃經濟。沒有經濟活力的社會是難以發展的。資本主義使所有人的基本需要都能得以滿足，這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但是，取得這項偉大成就之后，在全球性生態危機日益明顯的情況下，仍盡力激勵物質財富的增長，就是十足的愚蠢了。走出生態危機的惟一出路是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必須限制“資本的邏輯”9。
如何限制“資本的邏輯”？誰來限制？只能靠一場“漸進的革命”！或許立即有人說，“漸進的革命”是個矛盾的概念。其實不然。由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的轉變當然是一次革命。但這次革命將與歷史上的革命截然不同，這將是發生在民主、人權觀念十分深入人心的歷史時期的革命。它不會再表現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的行動，而將表現為一場由價值觀的逐漸改變所引發的社會制度和生產生活方式的逐漸改變，它將會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次革命有望在民主法治的基本框架中逐步地得以實現。在任何一個歷史片斷中或許都看不出什么革命，但經過長期的漸變后，就會發現：文明經過了革命。
生態價值觀的普及和廣為接受，將是革命的關鍵。生態價值觀的普及和廣為接受，絕不僅是少數思想精英宣傳教育的結果，而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人們不斷警示和懲罰的結果。隨著全球變暖、物種滅絕和各種污染的日益嚴重，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們明白，必須改變“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生產生活方式，進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生態價值觀。信持生態價值觀人們會去限制“資本的邏輯”！
生態價值觀與經濟主義、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是針鋒相對的。信奉生態價值觀的人們的增多，意味著以賺錢為生活主旨的人們的減少。我們期待著這樣的歷史時刻的到來——以賺錢為主旨的人們不再是社會的中堅，信奉生態價值觀的人們已成為社會的中堅。到那時，制度的修改和制定就不會過多地受“資本的邏輯”的支配。到那時，梭羅、顏回式的人們就不會被看作沒有人性的怪人，而會被看作學習的榜樣；擁有巨大豪宅、游艇和許多汽車的人們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成為眾人崇拜的對象，他們甚至會成為社會批評的對象，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明白，向這些人學習，人類將走向滅亡！到那時，會有較多的具有生態價值觀的人們進入政治領導層，于是國家和政府就不會只是“資本的邏輯”的執行機構，而是推動文化健康發展的組織。到那時，國家和政府就會采用一些限制“資本的邏輯”的辦法，如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福利稅制，使醫療和基礎教育退出市場，激勵慈善事業，激勵各種非營利性事業，給生態產業以優惠政策（如在生態產業與舊產業競爭時期對生態產業免稅、減稅），大力投資生態學、生態技術、清潔生產、清潔能源研究，激勵科技的生態學轉向。
當以賺錢為生活主旨的人們不再是社會的中堅，而信奉生態價值觀的人們成為社會中堅時，國家和政府會保持更高水平的中立性，因為它們不僅對各種宗教保持中立，還對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保持中立（經濟主義和消費主義意識形態被生態主義所取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也是如此。國家、政府和政治、經濟制度都不再一味地激勵拼命賺錢、及時消費。生態文明的制度和主流意識形態，將激勵人們更加自由地創新，不僅激勵人們進行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而且激勵人們進行價值創新和生活方式創新。

結語

建設生態文明，既需要越來越多的普通人看透“資本的詭計”，擺脫“資本的邏輯”的束縛，去獨立地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去創造發明真正適合自我的生活方式，又需要國家制定鼓勵適度消費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如，根據一個地區的生態系統承載力，計算可允許使用的汽車數量和住房面積，進而規定每個公民可擁有（消費）的汽車數量和住房面積。如每個中國公民或許只能擁有十分之一輛汽車，只能擁有40平方米住房，這或許就是公民汽車消費和住房消費的生態極限。這種生態極限是可以科學測算的。用科學方法測算的生態極限，就是大眾消費不可突破的度！富有者想多消費，必須交重稅。可見，我們可以根據生態學和經濟學來規定一個適度消費的度！
人類中也許永遠都會有一些物質主義者，他們的基本權利當然永遠都應該受到尊重。人類文明也許永遠都不能廢除市場經濟。在生態文明中，市場制度可與民主法治一起激勵產業結構的轉換，激勵人們消費偏好的轉變。當越來越多的人具有生態良知，具有對清潔環境和自然美的偏好時，就會有越來越大的對生態產業和清潔生產的呼聲，有越來越大的對綠色產品的需要，從而逐漸發育出生態產品和綠色消費的市場。這樣的市場會呼喚、支持并激勵生態經濟制度。

（作者：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哲學系教授）

--------------------------------------------------------------------------------

1【德】柯武剛、史漫飛著，韓朝華譯：《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10頁。

22007年頒布的《物權法》當是中國產權制度建設的里程碑。

3何謂經濟主義，可詳見IanDavison,Value,EndandSociety,UniversityofQueenslandPress,1977,P.174.

4【美】馬克·A.盧茲、肯尼思·勒克斯著、王立宇等譯：《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挑戰》，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5【美】馬克·A.盧茲、肯尼思·勒克斯著、王立宇等譯：《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挑戰》，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頁。

6【美】馬克·A.盧茲、肯尼思·勒克斯著、王立宇等譯：《人本主義經濟學的挑戰》，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頁。

7實際上，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文化也給出了生活高雅和藝術高雅的標準，淺薄的物質主義者和消費主義者看到梭羅式的人，一定會嗤之以鼻。今天中國之開高檔轎車者大多看不起騎自行車者。

8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經濟主義價值觀以極為隱秘的方式型塑著現代制度，民主社會張揚自由、平等，成為社會中堅的以賺錢為人生主旨的人們，可通過民主程序而讓制度體現自己的意志，更不用提商界巨子們能通過更隱秘的方式影響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9注意：這里只說“限制‘資本的邏輯’”，沒說“廢除‘資本的邏輯’”。

●本文責任編輯曹春玲

《綠葉》2008年第6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