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的民主，或去政治化的民主

——也談“超女民主與超市民主”

匪兵乙

王曉漁先生的文章《超女民主和超市民主》（《社會學家茶座》2008年第3期）從2005年關于超女與民主的社會話題中獲得靈感，提出超市民主的說法，“從超市進入中國的過程，可以反思民主實踐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第64頁），借用超市這一營銷模式尤其是作者有感于在回鄉(xiāng)小鎮(zhèn)中也發(fā)現(xiàn)了超市來反駁三種對于民主在中國應該緩行的說法，即“素質說”、“代價說”和“國情說”。這種把超市模式比喻為民主制度的想法很有意思，在作者看來，既然超市這種開架銷售的形式可以在中國大小城市遍地開花，那么民主又何嘗不能如此呢？這是不是說民主與超市一樣，也是一種開架銷售的形式呢？按照作者的說法，進入超市買東西的顧客就是選民，超市里的營業(yè)員就是為顧客服務的公仆，那么是不是顧客購物的行為就是一種民主的體驗和消費呢？再進一步說，如果把超市作為民主政治的實踐空間，那誰又是政府/政黨呢？如果營業(yè)員是公仆（商品推銷員），那么開架商品是不是政黨、政府的隱喻呢？

在作者論述“超市民主”在中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過程中，使用了超市式的“開架銷售”與國營商店的“閉架銷售”之間的參照，前者是公開、透明、法治（有序的購物），后者是封閉、官僚、人治，很顯然，前者代表著市場經濟的民主實踐，后者則是計劃經濟的政治模式，這成為作者論證“超市民主”進步性的主要邏輯，即在專制/民主的二元對立中確認民主的價值。在作者看來，那些對民主提出異議的“素質說”、“代價說”、“國情說”，是沒有看到民主可以使管理者變成銷售員，可以使人民變成顧客/上帝的正面價值，在這里，民主是走出專制的唯一正途，從民主對于專制政府及其被專制的人民的“解放”意義的角度來論述民主的價值，邏輯上是沒有問題的，因為誰也不能否定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對于封建貴族專制的進步價值，只是這里的民主/專制的對立，恰恰不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對立，而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對立，那么社會主義為什么會替換封建主義而成為專制的代名詞呢？這正好是冷戰(zhàn)的產物，或者說，不在于民主不好，而在于為什么“民主”會成為克服“社會主義專制”的唯一想象可能呢？正如作者所說“‘超女民主’是處在民主饑渴狀態(tài)下的知識分子饑不擇食的結果”（第65頁），這種“民主饑渴狀態(tài)”在90年代愈演愈烈，民主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關于政治制度想象的最大神話，一方面，關于民主的話語在90年代成為某種社會禁忌，另一方面，民主也成為關于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大拯救性力量及其終極解決之道，無論是社會腐敗、黑煤窯，還是農民工的暫住證等等問題，都被看成是中國政治不民主的結果，這種關于民主的想象，與其說是貫穿中國20世紀的老問題（五四發(fā)軔之處，德先生已經成為知識分子討論的核心議題），不如說是80年代以來打上冷戰(zhàn)與后冷戰(zhàn)印痕的意識形態(tài)表述（五四的議題在80年代的重新復活本身是其超越50-70年代左翼歷史的方式之一）。

在冷戰(zhàn)時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成為對抗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核心說辭，而社會主義陣營中基本上使用階級話語來反駁西方“虛假”的自由/民主實踐，在這種二元對立的冷戰(zhàn)想象中，自由/民主被清晰劃歸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專利產品，伴隨著戰(zhàn)后后工業(yè)社會的出現(xiàn)，自由/民主又與現(xiàn)代化連接起來，這就成為西方陣營構造與共產黨一黨專制、個人獨裁、人民生活貧困相對立的理想世界的典范（比如蘇共二十大之后斯大林主義作為指稱社會主義專制的例證），直到1989年東歐發(fā)生多米諾骨牌式的劇變（中國恰好成為推到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牌，只是并沒有倒下）及蘇聯(lián)解體，這種冷戰(zhàn)中關于自由/民主的想象更以勝利者/真理的姿態(tài)獲得全球霸權（直到布什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也不得不借重于這套陳詞濫調），進而作為冷戰(zhàn)敵手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就成為名正言順地專制、獨裁的不民主、不自由的恰當表述，這是“不戰(zhàn)而勝”的西方陣營論述勝利的合法性所在（勝利者總是可以論述必然勝利的理由，恰如“成為王敗為寇”的俗語往往從失敗者口中說出）。與這種歷史有所錯位的是，中國既處在冷戰(zhàn)對立的陣營里面，又時而脫離冷戰(zhàn)對立的雙方，尤其是60年代在反帝、反修的視野中，中國成了冷戰(zhàn)結構中的第三極，而70年代初期（早在“文革”結束之前），中美打破冷戰(zhàn)結構確立外交關系（80年代關于中國封閉鎖國的敘述顯然是服務于改革開放的說法，因此遮蔽了作為第三世界領袖的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直到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開啟，中國率先遭遇“后冷戰(zhàn)”的情境，表現(xiàn)在中國社會內部在官方主導之下展開的對文革歷史及其左翼文化的批判與清算，包括文革十年在內的50-70年代成為“封建的復辟”、專制的代名詞（接受冷戰(zhàn)敵手的表述），而知識界也非常恰當?shù)刂靥嵛逅摹翱茖W與民主”的命題，這種把新時期對接到五四傳統(tǒng)的意識本身，抹掉了50-70年代甚至二三十年代以來整個左翼文化的正面價值（這顯然威脅到共產黨政權的延續(xù)性），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民主/自由作為“專制”的反面出現(xiàn)，成為80年代知識分子政治想象的核心議題，而兩黨制或多黨制的代議制選舉制度成為民主的最佳典范（美、英國成為民主/自由/現(xiàn)代化的多面復合體），只是這里的民主對抗的不是封建主義的專制體制，而是被看成是“封建的復辟”的社會主義一黨專制的黨國體制，因此，國家=政府=共產黨=集/極權的表述成為民主的對立面，所以，反官方、問責政府就成為論證民主合法性的邏輯基礎。這種關于專制與民主的想象，與其說來自于冷戰(zhàn)中敵手的邏輯，不如說是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自我更新或瓦解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把50-70年代尤其文革十年的歷史指認為封建專制、個人崇拜及集權是共產黨內部推進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tài)運作的一部分。而隨著歷史文化運動對左翼文化的清算，共產黨作為執(zhí)政黨的合法性也在這種斷裂敘述中被動搖，這就有鄧小平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敘述來修補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裂痕，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主流精英知識分子與官方敘述產生了某種張力，一方面，一種發(fā)展主義的經濟現(xiàn)代化成為全民共享的霸權表述，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化的意識形態(tài)中，也帶有對政治民主化的想象，這種想象在80年代借助群眾游行的形式實現(xiàn)的是以城市市民為主體的市民社會式的抗議，這種張力狀態(tài)在89年政治風波中達到高潮并被阻斷。

進入90年代，經過短暫停滯，中國政府加速推進市場化改革，而這時中國恰好遭遇冷戰(zhàn)結束的年代，作為國際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再加上89政治風波的影響，中國卻反而成為被冷戰(zhàn)想象所強化的專制的共產國家，因此，80年代中國內部關于民主/自由的想象被順延到90年代，并被后冷戰(zhàn)歷史所突顯。此時，借助市民社會的理論（一種更本土的翻譯是民間社會），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把民主想象具象化為市民社會的建立，關于中國有沒有市民社會的問題意識替換了80年代關于中國歷史及近現(xiàn)代歷史為何沒有走出專制怪圈而實現(xiàn)民主的討論（市民社會理論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與七八十年代之交東歐知識分子使用市民社會與國家分離的理論范式來闡釋東歐及前蘇聯(lián)等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社會轉型有關，直到東歐解體、冷戰(zhàn)結束，這種東歐知識分子關于市民社會的論述被西方知識界作為壓倒或瓦解社會主義專制體制的重要路徑，進而市民社會成為對抗專制體制等國家集權實現(xiàn)西方民主化進程的良策，可以說，正是在冷戰(zhàn)結束的背景之下，市民社會被賦予了反抗專制、終結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想象）。市民社會的重提，在某種程度上轉移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作為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冷戰(zhàn)話語，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等同于一種國家專制或國家主義，把資本主義作為國家與市民社會分離的且各自具有相對自主、自律空間的制度。在這種冷戰(zhàn)/后冷戰(zhàn)的背景下面，“民主=市民社會”就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對于民主的核心想象，一方面，這種敘述延續(xù)了冷戰(zhàn)時期民主/自由作為西方陣營與專制/集權作為社會主義之間的冷戰(zhàn)想象，中國知識分子也延續(xù)80年代以來對于共產黨政權作為專制政府的想象，從而無法正視中國市場化改革恰恰是在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推進之下完成的，這種對于市民社會的積極期待如果結合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經過短暫停頓之后驟然加速推進市場化改革的背景，那么關于市民社會的呼喚就成為為市場化即資本主義化進程進行辯護的假面，這就使得市民社會所具有的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批判在某些情境中變成了對新體制或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辯護者，甚至合謀者（比如2003年對于孫志剛事件的討論，可以作為市民社會的某種勝利——孫志剛的大學生身份無疑使其具有無可置疑的公民身份，剛剛上臺的新政府很快取消了暫住證制度，但是暫住證的取消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農民工在市場結構中的權力位置，這也是市民社會的政治能量的邊界所在）。另一方面對于大陸學者來說，市民社會成為替換80年代作為主流想象的現(xiàn)代化的有效修辭，而關于中國沒有市民社會的論述也建立在社會主義黨國體制的一體化中不存在公民社會的想象的前提之上（東歐和中國80年代的歷史經驗恰恰說明市民社會是社會主義體制內部自我更新的產物），因此，曾經在80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還沒有完全瓦解之時，城市市民以街頭游行示威為表現(xiàn)形式的內部抗議卻很少被追溯為中國市民社會的先聲（這類似于最初使用市民社會的視角來解釋東歐內部的改革），相比90年代，那時候的公民空間的氛圍更為強大（僅僅想象80年代那些膾炙人口的相聲所具有的諷刺色彩，是90年代的大眾文化產品很難想象和企及的），在這一點上，80年代的諸多學潮運動，也對臺灣民主化進程產生了積極影響（這一點很少被談起，最近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在《你所不知道的臺灣》里面反而以引證作為臺灣“軟實力”的公民社會為鑒，而諸多對80年代的懷舊與眷戀之情，也很少見到對于80年代政治文化的有力闡述），當然，對于80年代的抗議行為究竟是剛剛啟動的商品化（市場化）催生出的公民意識的覺醒，還是社會主義文化政治的最后爆發(fā)，依然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在這樣邏輯之下，就不要說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的多次以城市市民為主體尤其是中共早期以城市工人為主體的城市革命的實踐更不會被納入中國有沒有市民社會的討論，反而討論最多的是關于晚清、民國報紙等媒體能否充當“批判空間”的價值（這與哈貝馬斯關于公關領域的討論有關）。

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市民社會、官方/民間的二元對立的思考框架成為90年代以來討論中國社會問題的基本思路，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想象使得非國家、非官方的文化現(xiàn)象都成為市民社會的呈現(xiàn)，而那些市場化進程之中所帶來的弊端也以國家、政府作為唯一的替罪羊，這就是依然要借重對國營商店的批判來論證超市民主“進步性”的邏輯和歷史動力學。在這種動力學的支撐下，國營商店中營業(yè)員作為受到社會主義體制保障的工人階級的主體位置就看不見了，這或許是民主超市里面的銷售員以打工妹（仔）的身份所無法相比的，與作者的論述不同的是，在由國營商店變成超市的過程中，營業(yè)員并沒有直接變成銷售員，而是經歷了工人下崗和農民工進城的雙向過程。作者對于民主超市的合法性還在于超市這樣一種銷售形式即使在小鎮(zhèn)也適用，民主又怎么可能會水土不服呢？因此，作者提出了“超市民主的路線圖”：先城市再鄉(xiāng)村、先沿海再內地，這種路線圖，與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線圖一致，也與資本的流動方向一致，盡管作者擱置了“超市的贏利問題不屬于本文考慮范圍”（第69頁），這與上面提到的只談市民社會不談市場化改革的邏輯是一致，但恰恰是超市的政治經濟學動力推動了超市的路線圖計劃，正如在“超女民主”的討論中，討論最多的是參賽選手的“草根性”（草根也成為對抗官方的有效修辭）和粉絲的“拇指民主”（每個人都投票的權力），而很少討論搭建“超女舞臺”的資本動力學，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電視臺紛紛效仿“超級女生”的民主形式，與其說是“超級女生”這種民主形式的進步性和解放意義，不如說是超級女生的利潤與資本價值使之然，“超市”取代國營商店而成為商品銷售產業(yè)鏈的新環(huán)節(jié)，除了資本的利益外，恐怕還少不了被冷戰(zhàn)想象所禁錮的作為專制國家的政府所推行的市場化改革有關。

既使超女民主和超市民主作為市民社會的藍本，也并非民主的完美典范。首先，這是一種形式民主，而不是實質民主，比如在“民主超市”里，似乎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進入的空間（作者提到即使是文盲，也一樣可以消費這種民主），但是如果錢包沒有錢，既使能夠進入超市又怎么能體驗這種民主購物呢？這種表面上人人平等的民主采購，也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具有實質民主的意義，因為最后的勝利者或暢銷產品是那些擁有更多資本的人才能掌握的；其次，這種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民主形式，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無論是超女還是粉絲，無論是超市中的商品還是消費者，都處在市場的邊界內部，對于那些無法進入市場或被市場淘汰的人們和商品來說，也就“自然”無法分享、參與或購買這種民主，比如那些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打游擊戰(zhàn)的小商小販，就處在超市之外，也在國家/市民社會的想象之外，印度庶民研究的學者帕沙•查特吉提出用“政治社會”的概念來修正“國家/市民社會”這一18世紀后基于歐洲經驗發(fā)展出來的分析模式不適合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的狀況，因為諸如農民、城市打工者等群體無法進入市民社會的視野里面，農民工盡管是市場邏輯內部的勞動者，但卻受到自由市場和國家體制的雙重壓迫，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之中，但卻被戶籍制度阻隔在公民身份之外，盡管廢除戶籍制度并不意味著農民工能夠獲得公民權，因為與其說國家有意阻礙農民工的獲得城市戶口，不如說自由市場綁架了國家承擔福利制度的責任，即使農民工在法律意義上獲得公民地位（暫且不討論中國的國情能否承受城市化的壓力），所面對依然是市場邏輯下的被宰制位置，在他們獲得市民身份的同時，也就有失去土地獲得聚居在城市貧民窟的權力（這并不意味著戶籍制度是合理的），更不用說獲得在城市中安居的可能，因為在市場邏輯下的商品房制度，對于中國的許多中產階級來說也是一個夢想。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對于“民主”的批評，并非是作者所嘲諷的與營業(yè)員一起受虐狂式地“緬懷當年的國營商店”（第67頁），因為如果說專制的反面是民主，那么對于民主的批評并非意味著對于專制的某種辯護（暫且不討論以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作為實踐起點的社會主義為什么會帶來專制），克服二元對立的思考路徑，或許是面對冷戰(zhàn)債務的一種方式。

進一步說，使用超女民主和超市民主來作為市民社會的想象，某種意義上來說消弱了市民社會自身的政治性，恰如作者沒有引用3.14事件之后網友抵制家樂福超市的事件來印證市民社會的政治空間，這種忽視本身與超市民主的想象的去政治化有關。這種超市民主的想法，建立在把民主比喻成一個“自由出入、自由購買”的大賣場，顧客在其中“自由”選擇或購買民主的過程之上，這是一次民主的“消費”，也是消費的“民主”。在民主=超市、公民=消費者的想象中，民主制度的運作被比喻為公司經營或一種經濟行為，這似乎非常符合市場經濟的契約原則（一個花錢，一個出力）。這種“消費民主”的想象也適合“超女民主”的修辭，一方面，參賽選手“想唱就唱”（在滿足一定參賽條件下，任何人都有參賽資格），另一方面，觀眾/粉絲可以通過手機給喜歡的選手投票（暫且不管投票的成本以及投票過程是否有舞弊），這里的公民在“超女的大賣場”中可以“自由”選擇和購買，而最后的勝利者是票數(shù)最多或者說最暢銷的民主產品。這種對民主政治的想象本身，就不僅僅是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中作為專制對立面的民主神話的再次確認，還是后冷戰(zhàn)時代去政治化的民主政治的表征，這種去政治化對于民主政治來說是雙重的，即政黨成了待價而沽的商品，公民/選民成了游手好閑的消費者，盡管作者基本上還是在反專制的意義上定義民主的功能，但是其對超市民主的描述本身恰好呈現(xiàn)了當下以多黨或兩黨制為核心的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去政治化狀態(tài)，這種去政治化的政黨政治在冷戰(zhàn)結束之后變得越來越明顯（與“歷史的終結”或意識形態(tài)終結的表述相呼應），其表現(xiàn)在于政黨之間的“政治差異”逐漸消弭（甚至共識大于差異），政黨不再需要具有清晰的代表性（正如“三個代表”的意義在于取消共產黨的代表性），這就使代議制本身空洞化，尤其是在里根-撒切爾所掀起的新自由主義席卷全球以來，這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成了撒切爾所說的“別無選擇”的選擇。可以說，這種“超女民主與超市民主”的說法既延續(xù)了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關于民主的想象，又在后冷戰(zhàn)/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下為這種民主提供了具象化的空間實踐方案。在超女舞臺或超市空間中，政黨化身為舞臺上艷麗的選手或超市貨架上誘人的商品，公民則轉身成為觀眾和顧客，除此之外，民主就真的沒有其他面孔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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