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先生的思想轉變
冼巖
何新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異數。不管你對他持有何種觀感，都難否認他是個善于形成自己的獨立見解，并且勇于表達，既不懼人言之眾，亦不避權勢之強的特立獨行者。筆者曾多次撰文批評何新的觀點，但也對其人持有這種看法。最近，這位曾致力于批判西方的政治經濟理論，甚至欲構建一套國家主義學說與之抗衡的思想家，在觀看了臺灣“大選”直播后，思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明確表示：這證明憲政民主制度的確能制約行政權力，民主是個好東西！
很難想象這種話會出之于何新之口。由此可見，臺灣的民主化進程給大陸造成了何等的思想震撼！不同于世界上其它任何國家，臺灣的民主化進程對于大陸有兩個特殊的意義。一，臺灣不但與大陸只有一水之隔，同文同種，而且一直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臺灣發生的事，可視作是大陸具體而微的實驗，可以在大陸復制。臺灣民主化的成功，預示著大陸循同樣的路徑也可以成功。二，臺灣民主化經歷了一個由“壞”到“好”的過程，其變幻之戲劇性，對于那些曾經看好或看歹民主化的人，都有了一個交代，可以與各種支持或反對民主化的觀點相契合。原來不看好臺灣民主化的人，也容易接受“臺灣民主正在變好”的結論。臺灣民主化實驗以其戲劇性，統合了大陸思想界的大多數人。使不同觀點的人能夠接受這樣一種結論：民主制度具有一種“自我向善”的功能。
當然，無論從規模、復雜性、經濟水平而言，臺灣其實與大陸有著很大差異。觀念世界的相似性，可能導致經驗世界的差之毫厘，謬之千里。臺灣路徑未必可以在大陸復制。但何新有一句話講得好：民主可能包容腐敗，但是也只有制度化民主能制約權力的腐敗——制度化民主不是制約權力腐敗的充分條件，卻是其必要條件。唯制度化民主能制約權力的腐敗，這一結論至今在全球范圍內還找不出有力的反例。有人試圖以新加坡、香港的廉潔來作反證，其實并不成立。新加坡不但有自由競選，而且有公開存在的反對黨，這是促使其執政黨廉潔自律的最終力量。97年以前的香港，雖無競選，卻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更重要的是，這種自由是由當時香港所背靠的英國的民主制度所保障的。沒有這種保障性，香港的自由隨時可能被終止，誰也不知道它能持續多久，走出多遠。
制約權力，對于今日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不但貧富分化，官民沖突，缺少公正，發展難以持續，等今日中國的一切弊端都與一個叫做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密切相關。而且改革無法向前走，社會向善阻力重重，也與之密切相關。而權力是特殊利益集團構成的核心和重心之所在。如果說特殊利益集團的延伸和膨脹是今日之弊及明日之難的根由，那么權力腐敗就是特殊利益集團得以延伸和膨脹的根由。今日中國大陸的病根就在這里，而現行體制卻無法為祛除此一病根提供有效藥方，只能翻來覆去，反復折騰，病根卻愈深愈重?；蛟S正是有見于此，何新先生才會觀看臺灣大選直播而感動流淚吧？也才會有隨之而來的思想轉變。也或許正是有見于此，雖然有不少學者向政府進言“抵御西方意識形態的沖擊”，政府也確實有意于建立自己的“軟實力”，卻始終不愿放棄“憲政民主”的招牌——除此之外，再沒有一種制度設計對于制約權力能夠給出一種具有說服力的證明。放棄這一目標，就等于放棄社會的希望，放棄話語的主導權，更談不上對話語權的建構。
何新先生的這番談話，美中不足的是最后說了些過頭的話，聲稱“還有什么鼓吹火箭覆蓋臺灣，鼓吹武力攻臺，鼓吹毀滅臺灣，這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心理變態，應該去看心理醫生”——既然何新先生自己也能覺今是而昨非，自承“過去我過多批評西方民主的形式主義”，當知：認識的偏差可能發生于任何一個微小的視角差異，實不必歸結為別有用心或心理變態。否則，又如何看待昨日之何先生，又焉知明日之你會不會覺今日之非？
何新說：可悲的是，中國諸多鼓吹民主的人士，所謂的知識精英，對憲政民主的制度性本質也與我一樣缺乏認知——其實，中國許多鼓吹民主的人，欠缺的不是認知，而是不能超脫于自身的經歷、處境和利益。不能超越，就難免發生誤判，形成誤導。在“憲政民主”的大旗下，誤判和誤導的后果可能更嚴重。王力雄先生提出要建立“超越者同盟”，我很贊成。應該被超越的，不僅有利益，還包括觀念。更重要的是，不能某些人代表“天然正確”，等著其他人超越后向他們靠攏，而他們自己卻原地不動。
由此次談話觀之，何新先生已經超越了；現在需要超越的，是他原來的論戰對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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