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夜上網看到迎春先生的文章《說“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是修正馬克思主義》。文中提到“馬克思最注重生產關系以及在生產關系基礎上的階級斗爭”。這不是迎春先生一個人的觀點，而是代表了一大批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任何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都是有其時代背景和階級基礎的。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時代，馬克思主義的污蔑者可以理直氣壯得聲稱共產主義在生產力的競爭中落敗了；而馬克思主義的捍衛者則聲稱，共產主義盡管在發展生產力方面落敗了，但是卻創造了一種更加公平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從這種認知出發，無論正反左右兩方都認同了這么一個觀點，那就是將公平與效率截然對立起來，從而衍生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長期被恪守的國策，進而異化為“ＧＤＰ主義”這一唯生產力論的極端形態。然而，將生產關系范疇的公平與生產力范疇的效率截然對立起來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公平與效率的對立只在某個特定的社會形態內部存在，而且是短期的存在。鼓吹“公平與效率”矛盾論的中國當代主流經濟學家想必對于西方經濟學中的“無差異曲線”這一概念是爛熟于心的，一條“無差異曲線”只對單一消費者在收入不變的情況下有意義，對于不同的消費者或是同一消費者在不同的時期則毫無意義。同理，若是要戳穿“公平與效率”矛盾論相當容易，考察奴隸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這兩種社會形態，資本主義社會豈不是比奴隸社會更公平？豈不是比奴隸社會更有效率？

　　既然社會主義是一種試圖取代資本主義的更高級的社會形態，那么，正如同資本主義必須在公平與效率兩者都遠遠超越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一樣，社會主義要超越資本主義的就不僅僅囿于生產關系上的公平，而且還必須是生產力上的效率。

　　　　　　　　　　　　　　　　【二】

　　生產力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是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界的關系；而在生產過程中發生并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則稱為生產關系。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是人，并且是作為勞動者的人，而不是生產工具，也不是科學技術。原因很簡單，生產工具的制造者、科學的發現者、技術的發明者只能是從事生產實踐、科學實踐的勞動者。

　　但是，如果要對生產力水平定一個標志，那么就只能是看得見摸的著的東西，那么就只能是物化的東西，也就是生產工具。當然，在提到生產工具的標志性作用的時候，切不可忘記生產工具的背后是發明、制造、使用生產工具的勞動者。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資本家的社會”，手推磨、蒸汽磨是生產工具，也是在某個特定產業之中的生產力標志。而要進行生產，一要有勞動資料，尤其是生產工具，二要有勞動者。有了這兩者，還必須以一定的方式講這兩者有機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方式就是生產關系。上面引用的馬克思的原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得看到馬克思強調的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則，并且是生產力中的生產工具（又必須再次強調，在提到生產工具的時候必須記住生產工具背后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創造世界的勞動者）決定了生產關系。

　　那么，生產工具本身不會說話，更不會鬧革命，它又是如何決定生產關系的呢？

　　就磨粉行業而言，無論是使用手推磨抑或蒸汽磨，都對應了許多種組織生產的方式，而優勝劣汰的競爭決定了只有能以最低的成本生產出合適的產品的方式能夠保存下來并為絕大部分生產者所采用。如果說以“手推磨”與“蒸汽磨”為例無法使大多數中國讀者有個清楚的認識的話，不妨以農業生產為例。

　　鋤頭產生的是小農生產，而拖拉機產生的是資本主義大農莊或是社會主義人民公社。這是由于，以鋤頭為生產工具的農業小生產中，缺乏勞動的分工，以單個農戶為單位組織生產是最有效率的。若是在鋤頭時代就有“超前”的地主將農民組織成集體農莊，對農民按月發放工資，收入與產出不掛鉤，則難免會產生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問題，從而使得勞動生產率降低。但是，拖拉機時代，一方面農業勞動的分工大大細化，另一方面，農業勞動所需要的勞動力大大減少，于是對于統治階級而言，若繼續沿用封建社會的租佃剝削方式，則單個農戶無力添置大型農業機械，從而無力完成機械化。而農業資本家可以使用分工細致并且使用了大型農業機械的少量農業工人代替大量農民、農奴，從而也就大大提高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但是，農業機械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是削減勞動力的投放，而在“畝產”相對于小農生產或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條件下的精耕細作毫無優勢，甚至處于劣勢，“畝產”的提高更多的是靠雜交稻等新型作物的培育和化學肥料的廣泛使用）。勞動生產率就是生產關系選擇中的“看不見的手”。

　　　　　　　　　　　　　【三】

　　如果要進行實證分析的話，這只“看不見的手”恰恰給了對它頂禮膜拜的資產階級右派經濟學家們一記響亮的巴掌。蘇東劇變之前，社會主義世界農業最成功的國家是匈牙利，卡達爾時代農業人均產值僅次于丹麥，居世界第二位，高于澳大利亞等一些地廣人稀的國家。但是，在劇變之后，資產階級政府勒令解散了農業合作社，資產階級右派政府對生產關系的強制改變迅速受到了客觀經濟規律的懲罰，劇變四年內匈牙利農業減產３８％，若無社會主義時代以卡達爾為代表的匈牙利社工黨（即共產黨）人領導人民戰天斗地打下的雄厚基礎，資產階級政府的“寧要資本主義的草，不要社會主義的苗”的“政治掛帥”的胡搞，必然導致匈牙利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匈牙利超過９０％的農民強烈反對農業私有化，并開始重組農業合作社，俄羅斯等國雖各有本國特色，但情況大體類似。（參考《匈牙利農業及其植保技術應用》，轉引自上海農業網，　http://www.shac.gov.cn/hwzc/kj/200710/t20071025_185118.htm；《匈牙利合作社在不斷探索和改革中發展》，轉引自中國農業科技推廣網，http://www.agricoop.net/news_view.asp?id=33）

　　與東歐列國比較，中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遇到的來自于農民的阻力較小，客觀資料統計來看，農業的生產力水平似乎是提高的。但在這里不得不提一提國情。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拖拉機工業雖從無到有，但機械耕種土地面積僅為三分之一，（據《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http://www.chinaexpertsweb.net/yxlw0608/yxlw021.htm）遠遠低于蘇聯水平。同時，雜交稻的培育并投入生產大大提高了農業的畝產，客觀上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國工業化任重道遠，農村剩余勞動力相當充裕，壓低了勞動力的成本，從而使得機械化的優勢無從發揮。但是，從長期來看，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農業機械化對最廣大的農業勞動力的解放效應必將逐步發揮出來，毛澤東同志的“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方能完全應驗。

　　　　　　　　　　　　　　【四】

　　從生產力原則出發，進一步考察一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產生的客觀必然性。馬克思在著名的“兩個決不會”思想（之所以在我國耳熟能詳是因為常引用）中指出“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那么，十月革命之后在六分之一個地球上誕生的嶄新的生產關系和生活方式的物質存在條件是不是在舊的資本主義的胎胞里成熟了呢？

　　在１９世紀和２０世紀之交，第二次工業革命掀起高潮。首先，在工業上，流水裝配線的發明應用使社會化大生產產生的規模效應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達到了一個驚人的程度。１９１３年美國的亨利·福特率先在汽車制造中使用流水線生產，這一運用使制造一輛汽車的時間由７２８人工小時縮減到１２.５人工小時，汽車的價格也隨之由４７００美元驟減到３６０美元。轉動的流水裝配線將舊式的手工生產不是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便是送進奢侈品的陳列室。幾乎與此同時，１９０４年，美國的卡特彼勒公司發明了履帶式拖拉機，可用于翻耕、播種等，至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各主要發達國家相繼完成了農業機械化。轟鳴的拖拉機一方面生產出了更多的糧食，而另一方面則將龐大的農業勞動者驅逐到城市，充當新的產業后備軍。這兩個結果互相作用，就印證了恩格斯在１８８０年的天才預言：“這里是生產資料和產品的過剩，那里是沒有工作和沒有生活資料的工人過剩。”面對這兩個過剩，“資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性。大規模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來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國家占有。資產階級表明自己成為多余的階級；它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

　　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并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之間的矛盾，并且使這一矛盾日益激化了，其最高的表現形式便是１９２９年開始的資本主義大蕭條。但是，在社會主義的蘇聯，這一切都成為了國家前進的驅動力。流水線和拖拉機分別意味著在工業和農業上大生產都取代了小生產，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繼壟斷資本主義取代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之后，新的，更高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式也開始出現，并出現了最極端形式即德國的納粹主義。而在社會主義蘇聯，由于國家以指令性計劃（具有法律效力）的形式調控了全國的資源，從而就將社會化的大生產推向了頂峰，誕生了像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這樣的前所未有的工業巨人。

　　操控這些工業巨人的國家指令性計劃并非布爾什維克的創舉，而是直接來源于泰羅制即科學管理。列寧評價到：“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即按科學來分析人在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精確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制等等。”泰羅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將單個企業內部生產的計劃性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時卻加劇了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主義蘇聯用國家計劃控制了微觀經濟的運行，從而消滅了這一無政府狀態。

　　霍布斯邦在他的《革命的年代》一書中將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并稱為經濟、政治的“雙元革命”。同樣的，美國人創造的流水裝配線、拖拉機、科學管理這三大發明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發動的十月革命幾乎同時發生，也構成了當時的一場“雙元革命”。這場“雙元革命”的結果就是在斯大林時代創造了生產力的飛速提高，“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在戰后走向了“共同富裕”。

　　　　　　　　　 　　　　　【五】

　　這一切都是必然的，因為社會主義解放了被第二次工業革命所大大提高卻被資本主義所束縛的生產力。而反對生產力原則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更不是蘇聯的布爾什維克，而恰恰是修正主義分子。

　　修正主義者的要害在于根本否定了社會主義在生產力上戰勝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在修正主義的鼻祖愛德華·伯恩斯坦那里，“他反對‘根據客觀的歷史必然性來論證社會主義’。誰這樣做，他便認為是‘最多余的事’‘真正的浪費力量’，就要給誰扣上‘社會歷史宿命論’的帽子。在他看來，社會主義不可能是科學的，只是一種‘道德意向’、‘倫理要求’。”（彭樹智，《修正主義的鼻祖――伯恩斯坦》，第３６３頁，陜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伯恩斯坦之后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們對于社會主義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即將社會主義僅僅作為一種倫理要求。這也意味著，他們將資本主義的罪惡和腐朽僅僅定位于生產關系帶來的剝削，而否認了資本主義對生產力的束縛，否認了隨著生產力的日益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越來越成為生產力的桎梏。這一理論付諸實踐，就是認為適當的限制資本家的剝削，從而在“倫理”上看起來還像那么一回事，從而讓這個生產關系能夠不讓工人起來造反。他們忘了，奴隸制度并不是被斯巴達克推翻的，而是被鐵犁牛耕推翻的；他們忘了，封建制度并不是被克倫威爾的新模范軍砸爛的，而是被瓦特改良的蒸汽機砸爛的。

　　而更低級的所謂的“修正主義”者（修正主義的俱樂部社會黨國際是絕不會接納這樣的“同志”的）則是指著斯大林的工業奇跡，拿出了伯恩斯坦的這一套東西，指出斯大林體制不那么人道，不那么符合“倫理要求”；而當他們指著被修正主義分子戈爾巴喬夫斷送的國家，卻個個變成了“唯生產力論者”。這樣的持雙重標準的“唯生產力者”帶來的決不是“倫理要求”，也不是“生產力的解放”，而往往是倫理和生產力的雙重破壞。

　　這種看風使舵的蝙蝠主義者才是我們應該真正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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