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老田推測：顧雛軍的倒掉是網絡輿論最大的一次勝利
作者：老田
顧雛軍入主科龍之后，科龍買格林科爾制冷劑的數量多到十年都用不完，還讓科龍的特約修理商一次性上交大筆費用，并注冊毫無價值的“康恩貝”商標向科龍產品收取使用費，這些都說明顧雛軍沒有為科龍公司的持續經營打算，而只有一個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標，一切都是為了盡可能提取更多的短期利益，打的是“殺雞取卵”的算盤，他在大把撈錢的同時顯然是準備了科龍垮臺的，還特意準備了一個家電商標。
科龍是公開的上市公司，還是國內家電行業的大企業，顧雛軍要在這么受人關注“公雞”身上拔毛，把這樣大規模的上市公司“搞垮”，用如此拙劣的手法進行大規模財產轉移，法律風險肯定是很大的。顧雛軍不是剛剛出道的雛兒，而是商場百戰的老手，不可能是那種“見了金子就看不見人”的傻帽，他敢于作出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大手筆”，必定是已經安排了各種“降低風險”的門道。降低偷竊國企資產的風險，就一般人所知的情況而言，幾乎唯一的出路是靠編織“貪官保護傘”來規避法律的追究，為此就需要把相關方面的主管官員徹底“搞掂”；在政治權力之外，話語權的保護作用也是很可觀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把顧雛軍的瓜分行動吹噓成為中國改革道路的“榜樣”，主流經濟學家們掌握的話語權在全國人民面前公開判定顧雛軍的瓜分行為“就是好”，這本身也是分散和轉嫁違法風險的好方法。跟顧雛軍侵吞的巨額財富相比，為降低風險而付給政治權力和話語權的成本費用肯定不低，但是有限的成本與顧雛軍可以指望的巨大收益相比，就微不足道了。降低法律風險的費用支出――貪官和主流經濟學家能夠得到的好處，顯然與顧雛軍的違法程度成正相關關系。
顧雛軍在與話語權的交易上非常積極，這是人們都已經看到的，那么顧雛軍是否在建設“貪官保護傘”方面特別吝嗇呢？這一點只好留待人們去想像了。非常有意思的是，為顧雛軍撐腰的著名經濟學家們，多數人是來自國務院發展經濟中心，這個中心是“研究機構”中間的典型官府，而且是最高級別的官府，其中的主流們交接政要的機會，要遠遠多于其他機構，哪怕是跟北大和社科院經濟所這樣的研究機構相比。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顧雛軍的精明：要以最低的成本去贏得話語權的最有效支持。這些人除了自身能夠提供話語權保護服務之外，還能夠就自己與官場中人的密切關系成為“經紀人”，能夠給顧雛軍交結貪官“穿針引線”。
由于顧雛軍自己過于不檢點，結果被郎咸平發現紕漏，在郎咸平發言之后，其實顧雛軍最理想的反應是沉默而不是推波助瀾。也許是顧雛軍自認為給“話語權”支付的“保險費”足夠高，所以出了下策，先是要將郎咸平告上法庭，接著又啟動話語權保護機制，讓主流們出來捧場借以打壓郎咸平，這兩著都是最愚蠢的昏招，自己把自己放在火爐上烤，更加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特別是后來網絡輿論大量跟進，從此顧雛軍就無法把腦袋縮回去了，對于這樣的“熱門人物”犯事，貪官保護傘就很難起作用了，如果那些拿了顧雛軍保險費的貪官膽敢出來為他講話，等于是把自己暴露在太陽底下了，這就極大地提高了貪官保護顧雛軍的政治風險，從而決定了最重要的政治權力保護人不敢實施保護，所以有些知道內情的人就說顧雛軍出事是因為“蔸子不硬”。
其實顧雛軍不見得是“蔸子不硬”，而是為他服務的貪官保護傘所冒的政治風險，在最近一年多來突然急劇上升。我們在開始的時候，已經假定了顧雛軍具備商人的一般智慧，也看到了顧雛軍在尋求話語權支持以降低法律風險方面的精明和算計，因此顧雛軍不可能沒有尋求和安排官場保護傘，顯然，問題最后是出在這個保護傘中間的貪官不敢實施保護動作。郎咸平只是一個藥引子，最終促使顧雛軍保護傘不敢動作的，是廣大網民的長期跟蹤和關注，這就把顧雛軍與一般的黑心商人區別開來了，網民把他放在太陽底下暴曬了一年多，極大地提高了顧雛軍保護傘所冒的政治風險，導致顧雛軍編織的貪官保護傘“失效”，因此國家法律和正義在顧雛軍身上得到了伸張。顧雛軍因此顯得特別“不幸”，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也很為這與的人才落難而嘆息，在顧雛軍的同道們還在繼續為非作歹，高歌猛進的當兒，他卻不得不進監獄了，這些可怕得怪罪中國這批不依不饒的網民。
為廣大網民的再一次勝利歡呼吧，這比揭露寶馬車撞人的黑暗更加有價值。
二○○五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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