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貴精神論Ⅲ

夫為將者，勇不避戰，戰不畏死，司馬穰宜曰：夫為將者，授命之日，即忘其家；臨軍約束，即忘其親；秉枹鼓，犯矢石，則忘其身。

犧牲精神，乃在于在個人的生命中，有一種信念，有一種理想，有一種文化，有一種道德，實在重于生命本身。北歐神話的精髓是勇武，而勇武的精髓就是使不畏懼死亡——說明還有一種比生命更有價值和更高尚的東西存在，那就是信仰！從宗教狂熱者的極端行為中，我們看到了信仰和理想所具有潛在而強大的力量。推行一種文化，建立一種堅實的信仰實在是使精神得以升華的關鍵——而這種文化與信仰的核心就是犧牲：不僅要奉獻自己的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于更崇高的事業上，而且在必要時刻不惜以生命來捍衛自己的信仰！惟有這種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方能吸引有志之士，方能戰勝各種艱難險阻，方能贏得敵人的尊敬，國家和民族方有拯救的希望！
古代的智者，均不約而同地發明了一種使人們奉獻犧牲的方法：或告知以忠義，或誘之以爵利。古之義士，寧守義不受辱，孟子亦有舍生取義之說，故忠義之士，史書不絕。商君之尊功賞爵、萬事皆決于法之變法，使秦國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斯巴達國家——秦國之于中國，猶如普魯士之于德國。二者都將軍事榮譽提升至舉國至高無上的地位，全國上下無一不尚武好戰，而不是貪生怕死，正因為全民有了這種勇敢犧牲的精神，秦國方能戰勝攻取，吞食六國，一統天下，北逐匈奴，南服百越，開中國大一統的先河，普魯士才能屢戰屢勝，服奧敗法，一舉結束德國的千年分裂之局面。
信仰和責任實在是重于個體生命本身。耶穌出于對全人類的拯救的責任和對上帝的信仰甘愿犧牲自己的生命，因此也開創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宗教——基督教。路德冒著生命的危險將自己的九十五條論綱貼在維特堡的大門上，從此引發了著名的宗教改革，進而催生了近現代的西方文明。凡是在信仰和責任高于個體生命的地方，我們都能看到偉大的國家或種族；而在個人私利尤其是金錢重于一切的地方，我們見到的則是卑微或衰落的國家與種族。羅馬之所以能從一個城市發展成為一個帝國，羅馬公民的愛國主義和榮譽精神功不可沒——早期的羅馬人的確將國家利益和榮譽看成高于自己的生命，由此而產生的犧牲奉獻精神也就成就的羅馬的偉大。（古希臘人如果能突破狹隘的城邦愛國主義而轉向希臘愛國主義的話，希臘早在羅馬之前就能締造一個西方帝國了，現在的歐洲是古希臘的翻版，確切的說是擴大版，歐洲人如果早點讓歐洲意識蓋過本國意識從而聯合為一體，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在美帝國的卵翼下中生存了）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楚國雖弱，但在六國中血戰最為徹底，要知道，楚國國君并非像其他五國那樣投降而是戰斗到最后一刻，故而能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豪言。事實也果真如此：秦末首事起義的是楚人，滅秦者是楚人，建漢者還是楚人。實質上，一種決死和敢于犧牲的精神，實在是支持民族不滅和復興的根本。猶太人在馬薩達城堡上喊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二千年來，這個口號一直支持著猶太人圖生存的決心。至今在以色列，這個口號，已經被認作是團結種族力量的一種不朽的精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是我們仿佛看到了紂王的鹿臺自焚，項羽的烏江自刎，屈原的汨羅投水，文天祥史可法的不屈就義——中國人最缺乏的就是這種精神。《正氣歌》應該而且必須成為大漢種族復興的核心精神。
最能體現犧牲精神的還是戰爭，畏戰怕死從來都是腐化、墮落、懦弱的種族的通病。黑格爾所說得真是至理名言：戰爭有助于因長期和平而腐化的人們的倫理健康。缺乏犧牲精神的軍隊是不堪一擊、沒有戰斗力的，多少種族和國家的滅亡的原因不在于此呢！羅馬軍團之所以戰無不勝，軍人的不怕死的精神占據重要的的地位。如果人人都愛惜自己的生命，那么種族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當君士坦丁堡被圍攻時，雖然城市人口有一百萬之多，但自愿拿起武器保衛它的卻只有五千人，那么結果又如何呢？是幾乎所有的人都遭到土耳其人的野蠻屠殺。在中國，宋朝明朝滅亡的例子還不發人深省嗎？當整個民族都膽小怯懦、不愿作出哪怕一點點犧牲時，它就不配生存在這個世界上——茍且偷生是可恥的。由此，我們想到了日耳曼人，為什么羅馬人征服了數百個民族，卻唯獨不能征服日耳曼人，最終的結果恰恰是被日耳曼人所征服？是日耳曼人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的核心就是犧牲——不畏戰怕死。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應該成為每一個中國人心目中首要的犧牲精神。愛國主義的實質是——畏天、敬地、愛人（信仰畏懼我們華夏種族的上帝、敬仰生我養我的這真片大地、熱愛我們的種族及其人民），并把這三者看作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是的，個人生命的價值惟有與祖國和民族結合在一起才能真正體現出來，因此，從廣義上說，個人的生命實際上應該從屬于他的種族和祖國——只有將種族和國家的利益與命運置于第一位，才能算作真正的愛國；反之，將個人的生命和私利置于民族和國家之上，則是最大的的賣國。一般來說，在民族和國家危亡時刻，最能突顯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但在和平時期，是否愛國，也在日常生活和行為的點點滴滴中顯露無遺：忠于自己的職守，勤奮的勞動，盡心盡力完成自己分內的工作，不當走狗，不貪污受賄，不浪費，愛護環境等等即是狹義的愛國；而瀆職弄權，坑害人民，謀求一己私利，甘愿作外國的二等公民，就是隱蔽的賣國。對于那些將個人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人來說，除了金錢，他們沒有真正所愛的東西，讓他們為國為民作出犧牲和貢獻簡直是癡人說夢，這種人之于國家和民族，就如同健康肌體上的毒瘤。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在中國這種人已經泛濫成災。
惟有純潔、勇敢、真誠、理性的人才能作出大無畏的犧牲。，只有這類人才能稱作國家和民族的精英。缺乏信仰，不能做出超越自我的犧牲的人，自私自利、奴化、貪婪、怯懦、欺詐、說謊已經占據了他的心胸——當這種人占據社會的上層，腐敗就會盛行。對腐敗分子來說，在他心目中已經沒有了民族和祖國，除了自己和金錢，沒有什么是神圣的，為了實現個人的自私的目的，無論什么違背良心的壞事都能做得出來——這類人就是國家和民族的敗類！敗類當權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大的不幸，指鹿為馬的故事我們已經不厭其聽。敗類中的敗類甚至可以為了自己，而甘愿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后晉的石敬瑭就開敗類中的敗類賣國的先河。精神的腐化和腐敗分子的大量繁殖擴散對于國家和民族的肌體來說，猶如患了癌癥——故非有壯士斷臂的決心予以徹底的根除才有治愈的可能。
有一位美國總統曾經說過，不要問國家和人民為你做過什么，而要問你為國家和人民做過什么。說得一點不假，這是衡量一個公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最好標準！西點的校訓是：責任、榮譽和國家，其解釋就是責任、榮譽和國家都重于個人的生命！假如一國的人民，都將奉獻和犧牲精神看作是自己首要的責任和義務，而不是孜孜不倦不擇手段地從國家中謀取一己私利，我們說這是一個光明和有前途的國家；反之，則是黑暗和前途黯淡的國家。從一國人才的流向就可判斷這兩類國家——人才流入的屬前者，人才外流的屬后者。春秋時期楚材晉用，戰國時期六國人才為秦所用，結果如何？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現在世界人才為美國所用，美國在世界上處于何種地位，不言自明。
我們希望恢復到二千年前的古老的忠誠，一如“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沒有忠誠，勇敢和犧牲，這個世界將變質，人類也將亡種。個人只是種族的微小的一個組成部分，個人的生命也是那樣的短暫，為此，為了實現個人價值的永恒，唯有奉獻自己和犧牲——在塵世中盡最大努力履行自己的職責，完成上蒼賦予我們每個人的使命——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是為了國家和人民，這樣，每個人才能稱為是偉大的。純潔、勇敢、真誠、理性和犧牲，實在是首要的五種高貴精神，只有將它們置于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的核心地位，才可以說完成了重生的過程。重生實質上是內在機制的形成，其中最重要的即是五種高貴精神的再生。在高貴精神的統治之下，是正義、秩序、和睦和公平；與之對應的，在邪惡精神的統治下，則是罪惡和腐敗的叢生。
“重回先秦時代，重建國人久已失落的信仰和自尊”，將是新一代華夏種族精英內心的呼聲。我們不能再艷羨別人了，我們恥于自污，我們要重新找回兩千年以前的光榮，我們要將失落的榮譽再撿起來。我們要重新發現過去的偉大，而不是再去尋找客觀的理由，什么農耕文明，什么農民意識——實質上，專制制度的奴化愚民政策、儒家的謊言學說、外族的殘酷壓迫才是華夏種族千年恥辱和不振的根源。重新反思歷史，重新認識自我，完成自我的超越和蛻變才是走向復興的起點……
犧牲，也是潔身自愛，不同流合污，即使到了“舉世皆醉而我獨醒，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的”的地步，亦不惜一死以明志——屈原的潔行高義的愛國精神實在是純潔之人的典型特征（叔齊伯夷，申生、季禮、扶蘇均是精潔之人的典范）。精神上完全純潔的精英是一個種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瑰寶——它們猶如一顆夜明珠，照亮了黑暗的物欲橫流的塵世世界；其品行，也恰如冰山上的雪蓮花，傲視獨立而其真無比。在近代，能配得上純潔之人的，或許只有印度的甘地了。
在天地之間，有一種純粹的靈氣——我們稱之為正氣，人稟正氣賦形而生，即為純潔、正義之人；天地之間還有一種不純粹的靈氣——我們稱之為邪氣，人稟邪氣賦形而生，則是奸人、敗類。正邪兩氣相生相克，——一如陰陽的同存共生，正氣盛則邪氣衰，邪氣盛則正氣衰，而者互為反背。就人類社會而言，正氣盛則正人起，邪氣盛則敗類生，自古正邪不兩立，忠佞不茍同。中國上古的圣人所遵奉的道德，就是正氣一種表現形式。從歷史角度來看正邪兩氣的消長過程，那么，在華夏大地上，以春秋戰國的五百年為過渡期，前推二千年，是正氣盛而邪氣伏；后推兩千年，是邪氣興而正氣消，這就是中國全部的歷史。二千五百年實在是一個大周期——中國歷史已經歷了兩個大周期：在第一個大周期中，是正氣盛而邪氣伏，大地未充分開墾所以靈氣充足；第二個大周期則是邪氣盛而正氣伏，大地被過度開發從而靈氣衰退。現在中國則正準備步入第三個大周期，環境的恢復，是使大地復歸元氣（靈氣）的根本，也是正氣上升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