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中國農民的代表,或者說是中國最廣大人群的代表
龍盤 2008-02-13 20:26:32 來源:強國論壇
毛澤東是中國農民的代表,或者說是中國最廣大人群的代表。
摘自“毛澤東詩詞的一種解讀”講座 主講人:朱向前(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
這又可以一分為三。第一,毛澤東是中國農民之子。去過韶山的人,一定對毛澤東的故居印象深刻。根據20世紀中葉土地改革政策,毛澤東家劃為富農。但是坦率地說,根據我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切身體會和了解,我覺得富農恰恰是中國傳統中最本分、最勤儉甚至是最吝嗇的農民,才會在40年代末期創下那么一份家業,就像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一樣,勤儉持家,甚至到了吝嗇刻薄的程度。這樣的家庭無非兩件事:種地讀書,耕讀傳家。種好地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然后供子孫讀書,讀書干什么呢?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少年毛澤東走的是典型的這個路子。沿坡討源,據此我們就可以理解毛的平民意識從何而來,毛的草根意識從何而來,大概就是從這兒來的,因為他是典型的中國農民之子。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歷代中共領袖中,又有幾個是真正出身農民的?為什么強調此點?因為此點與中國革命重大相關。所謂中國國情,一是農民,二是農村。不了解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村,就不能說懂得中國國情。歷史最終選擇了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選擇,也是中國國情的選擇。因為毛澤東和中國農民感同身受,他深刻地洞察中國農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農民運動領袖。你們看他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當時農民的革命要求的體察和了解是何等的透徹和深刻,對地主的種種剝削形式的認識是何等的尖銳和犀利。他取幾乎和農民一致的立場,為廣大農民熱切呼號,他以當時不同凡響,甚至明顯有悖于陳獨秀們和共產國際指示的理論發現,成為了當時具有濃郁書生氣的中共高層中的另類。事實上,此時他已經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預言了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和正確方向,即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在他親自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農運”中堅,他們猶如星星之火,灑向全國,終成燎原之勢。此其二。
其三,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是把馬列主義本土化、中國化——極而言之——農民化的杰出代表。用經典的表述,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它的表現形式就是毛澤東思想。當然,這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實踐的理論升華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它主要形成于1938年至1945年的延安時期。它甚至也包含了當時一些黨外民主人士的理論啟發。譬如說梁漱溟,1938年春天到延安,和毛澤東一見如故。其實,梁漱溟和陳伯達研究中國傳統哲學,都有同樣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哲學和當時從西方輸入的馬列主義有很多相通之處,我們可以把中國傳統哲學加以改造,從而創建一種中國式的馬列主義、中國式的共產主義。這一點對毛澤東深有啟發,是毛、梁持續20年友誼的重要思想基礎,也是當年毛選陳為秘書的重要前提。
再一個,大家可以注意到,在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前后播出的那幾個電視劇,像《長征》、《延安頌》,里邊有一些歷史細節跟以往大相徑庭,比如,在這些電視劇里只有周恩來——由于他的性格溫文爾雅——始終是口稱“主席”,其他人一律叫“老毛”,這是歷史的真實。這是其一。其二,大家回憶一下,在所有這些電視劇里面,毛澤東從來沒有引經據典說“馬克思怎么說,列寧怎么說”,這也是真實的毛澤東。毛澤東最常說的是些什么話呢?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長征之初,實際是潰逃,我們叫戰略大轉移。這樣的局面、處境怎么傳達給廣大將士,毛澤東用了個形象的說法,是“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再比如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崽賣爺田心不痛”,等等,這都是湖南農民說的話,江西老表說的話。但是,他這種表述恰恰是最準確、最真實、最形象生動的,把要說的事情說出來——廣大官兵一下就聽懂了——這一點至關重要。
臺灣的毛澤東研究權威學者、《新新聞》周刊副社長楊照在他所撰寫的臺版《毛澤東語錄*導讀》開篇就說:“毛澤東是個現實的策略家,他對這個共產黨最大的貢獻,而且他之所以成為中共的領導人,正在于他從來沒有真心相信過馬克思主義教條,也沒有真正服從過共產國際的路線指示”。楊照進一步指出,毛路線由三大主題所構成:其一,“承認相當長時間中,總的形勢是敵強我弱,所以總戰略必當是持久戰,可是戰術上又必須追求有限的速決戰”;其二,“是承認中國社會的復雜性,不相信階級論、經濟決定論真的就可以‘化繁為簡’。二十世紀的中國,對毛澤東而言,是古代近代現代同時并存的,不可能單靠一套‘現代’標準,來判定中國社會成分與社會情勢”;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運用中國農民聽得懂,聽得進去的語言。”(10)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我們所謂黨的歷次路線斗爭中,那些代表性人物——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李立三、張國燾、博古、王明,都是大知識分子,留洋回來的大學教授。而毛澤東是長沙第一師范畢業的,如果以學歷論,介乎中專和大專之間,充其量算是科舉時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領導干部的標準是不夠的。但是大家別忘了,如前所述,毛澤東熟悉農民、熟悉農村,大量語言來自民間,來自生活,來自鄉間俚語,來自一種中國農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毛澤東熟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從《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增廣賢文》到經史子集、詩詞曲賦等,都讀得熟極了,特別像《離騷》、《九歌》、《莊子》、《昭明文選》、《韓昌黎集》等重要經典都能背誦,脫口而出,信手拈來。僅以“毛選四卷”為例,其中的引文、成語、典故,引自《左傳》48條、《史記》42條、《孟子》26條、《論語》22條、《禮記》14條、《尚書》13條、《詩經》9條……這種童子功,使毛澤東終身受益,講話作文常常是縱論古今,引經據典,妙語連珠。
1965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和作家詩人們縱論文學史,進而談及狀元問題:“歷史上的狀元,出色的沒有幾個。唐朝的李白、杜甫兩大詩人都不是狀元。出色的狀元只有文天祥、秦檜。柳宗元、韓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實甫、關漢卿、施耐庵、曹雪芹、羅貫中、蒲松林等,都不是狀元。……”(11)
自古以來,學歷和創造力就不等同。我還因此得出三個不等式:第一,學歷不等于學問。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學歷很高的人學問不見得很大;第二,學問不等于能力。滿腹經綸的人實際操作能力不見得很強;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賦。最高的境界是天賦。毛屬于學歷較低,學問很大,能力極強,天賦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當年林彪的說法,毛澤東是中國幾千年出一個、世界幾百年出一個的人物。
再細分,毛澤東首先是個偉大的實踐論者。少年時期當過農民,師范畢業參軍當過一年兵,青年時期搞過學運,1919年領導湖南學生“驅張”,崢嶸初露。師范期間利用寒暑假去農村搞調查,獲益匪淺。所以他后來一直很重視調查,名言是“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實踐出真知”,“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間,是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重要時期。毛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如何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尋求一個從中國本土生長出來的理論體系。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黨校的一段講話所指出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就是箭和靶的關系,有些同志卻在這里無的放矢,亂放一通,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寫文章、講話,就像寫小說一樣,有形象有細節。前面文雅生動,然后就開始變了。當時延安的整風對象就是以王明為代表的俄蘇派,所謂的教條主義,毛澤東這個講話就是針對他們講的:
“應該老實的對他們說,你的教條一點用處也沒有,或者大喝一聲,你的教條還沒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條呢,它們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12)
這就是典型的毛澤東的文風,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語,有小說語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這種尖酸刻薄的諷刺和挖苦,沉重打擊了王明的自尊心。因為王明當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帶著陳云和康生從莫斯科飛到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去接他,說:“我們今天歡迎從天上來的人……”,此話一語雙關,有實情,有諷喻,典型的毛風格。坐著飛機來當然是天上來的,但更重要的是說,王來自莫斯科,來自共產國際,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不懂中國國情。其實王確為季米特洛夫所推許,準備來延安接班的。“共產國際”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馬列原典讀得好,俄語講得好啊,年輕有為,才華橫溢。當年在延安聽王明作報告是一種享受,是一道風景,他講4個小時講8個小時不要一個紙片,滔滔不絕,洋洋灑灑,最后回頭總結時“一二三四五”,條理清晰,邏輯嚴謹,聞者無不折服。對這種雅人,毛澤東就和他來粗的。
當然,毛王之爭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爭,而在于王明的理論脫離實際,無條件地搬用馬恩列斯,套用蘇聯經驗,鼓吹城市暴動,遠離中國國情,與中國革命、與中國農民相去何遠,隔膜何深,他怎么能是毛澤東的對手呢?解放后,毛澤東在《調查工作》一文中談起他的軍事思想來,還說:“沒有那些勝利和那些失敗,不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經過萬里長征,我那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小冊子也不可能寫出來。因為要寫這本書,倒是逼著我研究了一下資產階級軍事學,有人講我的兵法靠兩本書,一本是《三國演義》,一本是《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孫子兵法》當時我就沒有看過。那時打仗,形勢那么緊張,誰還管什么《孫子兵法》,什么戰斗條令,通通都忘記了的……”(13)這里面的“有人講”指的就是王明。現在有一種資料表明,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就帶了一本《三國演義》,但是他也絕對不可能沒有看過《孫子兵法》,毛如此說不過是極言實踐的第一性罷了,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區別,也是他戰勝王明的最大奧秘。
注釋:
(10)轉引自肖延中《毛澤東研究在臺灣》,載《中國新聞周刊》2006年十八期
(11)轉引自龍劍宇、胡國強《毛澤東的詩詞人生》,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P440
(12)轉引自[法]菲利普·肖特《毛澤東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P307-308
(13)見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P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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