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中期開始西學東漸以來，中國出現了中學西學之分。中學是指中國原有的哲學、歷史學、政治學。西學主要是指的自然科學，尚不知有經濟學。古漢語講的“經濟”意為“經國濟民”，現在講的經濟，古漢語稱為“食貨”，日本將Economics譯為經濟學。1902年嚴復翻譯斯密的《國富論》，名《原富》。1908年朱寶緩翻譯美國人麥克凡著《經濟學原理》一書，這是中國第一次出現經濟學一詞。五四前后，馬克思主義和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大量傳入中國，在學術領域，開始顯現出中學、西學、馬學共存態勢，最突出的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三分天下。其原因在于中國哲學有兩千多年歷史，可以同西方哲學并列，而經濟學（食貨）在中國漢朝時有過輝煌歷史，后來中斷了。到了20世紀初，才從國外引進了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解放后的前30年，中國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統天下，而且是由蘇聯人解讀的經濟學。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洶涌而至，大有一統天下之勢。中國經濟學界遠沒有哲學界那樣的大家氣度，一直處于附庸地位，如同實業界的買辦一樣。老一代經濟學家是蘇聯經濟學的附庸，現在大部分中青年是西方經濟學的附庸。當前中國經濟學界不應長期依附西方經濟學，而要開創中國經濟學，形成“三足鼎立”。開創中國經濟學就是開創一門新學說，恩格斯在論及開創科學社會主義時指出：“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質的經濟事實中。”①我們要開創中國經濟學，也應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為此先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進行分析。

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經濟學可以用多種方法進行分類，選用不同的參照系會有不同的分類方法。以階級為參照系，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無產階級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為資產階級經濟學，這就是以前我們常用的階級分析方法。否定階級分析方法是錯誤的，將其當作唯一的方法也是錯誤的。對經濟學還有多種多樣的分析方法，這里只談功能分析方法。任何一門經濟學都具有一定的功能，那就是適合一定的社會需要，包含個人的、家庭的、企業的、部門的、政黨的、政府的需要。能適合社會需要的就興旺發達，否則就萎縮乃至消亡。

理論的功能是提供思想準則和行為準則，特定的理論適用于特定的人群。如中國國民黨黨歌開頭兩句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三民主義是一種政治理論或政治指導思想，國民黨執政時號稱一個主義，其實任何國家的執政者都是一個主義。孫文學說則是一種學術理論、學術思想，當時的學術思想是多元化的，如孫中山提出唯生論哲學，同時還存在唯物論和唯心論哲學。再如，孫文學說講“知難行易”“陶行知講”“知行合一”，胡適講“知難，行亦不易”。馬克思主義包含有政治指導思想，主要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還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這是一元化的，不能多元化。馬克思主義又包含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學術理論，我們常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種學術理論，屬于文化范疇，而文化是多元化的，這就有多種哲學、多種經濟學并存。

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功能的分析，應當正本清源，認清其本來意義。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中指明，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一是唯物史觀，一是剩余價值。《資本論》第四卷又名剩余價值理論。勞動價值論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都講過，馬克思的新發現是闡明了剩余價值的起源和本質問題，指明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所創造并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價值，進而考察了剩余價值的生產、流通和分配，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和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顯然，剩余價值論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基石。這一理論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用階級觀點分析經濟現象，也就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剝削、私有制，以建立消滅剝削的平等公正的社會。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一種有永恒價值的平等理念，其功能是適合革命者需要，為推翻和批判舊制度提供精神武器。以功能為參照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功能是為革命者提供武器，是一種革命經濟學。恩格斯于1859年在論及《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時就講過，德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理論來自馬克思的經濟學。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講話中作出蓋棺定論：“因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參加現代無產階級解放事業。”②馬克思創立經濟學時，正是歐洲的革命高潮來臨和無產階級政黨剛剛產生的時期，這就會帶有時代的局限性。

革命是歷史的節日，革命者不會長期駐守，它會產生流變。一是革命者奪取政權后轉變為執政者。二是由武裝革命轉變為爭取民主。20世紀70年代以后，民主盛行，革命退潮，其原因何在？科斯的“交易成本”說給人以啟示。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消除不平等不公正，也就是消滅和減少剝削和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實現社會制度變革，以解放生產力，推動生產力發展。但廣大民眾并不象思想家那樣高瞻遠矚，而是更關注現實。由于革命都和內戰并行，“變革成本”太大，而民主方式則成本就小得多。科斯發現企業的產生源于減少“交易成本”。追溯歷史可發現，民主的產生源于減少“變革成本”。因為社會一面臨變革，就會出現一些新的矛盾，往往通過戰爭、動亂等方式解決，成本大，用民主方式解決，則“變革成本”就小得多。民主取代革命，在近年印度選舉中上演了精彩的一幕。從1996年到2004年印度人民黨執政8年，這是印度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同時導致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勞動者未得實惠，乃至怨聲載道，導致人民黨在選舉中失敗而下臺。印度共產黨以代表勞動者利益為號召，在選舉中戰績頗佳，同國大黨一起組成政府，并在幾個邦執政。由印度選舉可得到一點啟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體現在分配領域，就是反對剝削，反對擴大貧富差距，力主平等公正，這一經濟思想具有強大生命力，對于民主選舉仍具有大的號召力。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適用于革命，也適用于爭取民主，那么對共產黨執政是否也適用呢？值得研究。首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提供了執政理念。共產黨執政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級分化，實現共同富裕，這正是源于剩余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信息革命和知識經濟的興起，不少人對勞動價值論提出置疑，說現在用很少量的活勞動即可創造巨大價值，以此證明資本也創造價值。我們曾著文指出，人類幾百年上千年創造的科學知識，是一種歷史勞動成果，通過直接生產者和為生產服務的科研、教育人員，歷史勞動與現實勞動結合起來共同創造價值。③一個最明顯的事例是，現在高科技產品的價格昂貴，標明其價值大，何以價值大，是由于科技含量多，如大規模集成電路就運用了75門科學，而這75門科學并非現實勞動創造的，而是歷史勞動創造的，在現代化生產中，不能認為單靠現實的活勞動創造價值，更不能認為資本也創造價值。我們又著文指出，科學知識是人類文明成果，只能公有，不能私有，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上證明了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這就為共產黨執政提供了正義性、合法性依據。④可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功能是提供執政理念和法理依據，這就是大用。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用于制定具體政策就受到局限。這套理論反剝削、反不平等，私有制剝削同這一理論是對立的，這就不適用于制定政策。現講一個具體事例。當前中國出現了以百萬計的經營企業而發跡的富人（以下稱富人），稱之為企業家、社會主義建設者。按照剩余價值學說和階級分析觀點，這些富人是道道地地的剝削者、資本家，現在沒有那位經濟學家說這些人是資本家，也沒有人說剩余價值學說錯了，人們應對的口頭禪叫實事求是，稱之為企業家為實事求是，稱之為資本家也是實事求是，這就是理論的不徹底。馬克思說過，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這一事例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功能問題，也涉及到中國經濟學問題，有必要徹底講清，作到能說服人。

在當下中國，富人是不是資本家？這就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的一個命題：“我是誰？”。“我”指任何一個人，究竟是誰，并非絕對的存在，而是相對于一定的參照系而存在的。按照托夫勒的說法，人有多種角色，多種身分。馬克思說，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即然是總和，就不會只有一種社會關系，而是處于多種社會關系中，也就是處于多種參照系中。富人也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以階級集團為參照系，富人是雇主、是剝削者、是資本家。以職業集團為參照系，富人是管理者、是企業家。以社會主義社會為參照系，富人是建設者。可見富人有三種身分：資本家、企業家、建設者。這套論點是用的“觀察系方法”。⑤剩余價值學說是將階級作為唯一參照系判定富人是剝削者、資本家，那是因為這一學說的功能是革命，不揭示富人的剝削者身分，則革命就沒有法理依據。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將階級當作唯一的參照系，則富人就是資本家。這樣一來，富人就不敢辦企業，對勞動就業和經濟發展都不利，最終也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以職業集團為參照系，富人可判定為企業家、管理者，也就可以發揮其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這是執政黨的正確選擇。可見，剩余價值學說、階級分析方法不適用于當今執政黨制定政策，不適用于建設事業，所以當下人們極少應用，體現為一句口頭禪：不談“姓資”、“姓社”。

對經濟學的分析，應將戰略問題和戰術問題以及戰略理論和戰術理論區分開來，戰略理論并非都能用于解決戰術問題，如孫子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就是一種戰略理論，在戰術上未必都能用。對此，我們有專文論述。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種戰略性理論，用于解決執政的理念和法理依據之類的戰略性問題，不宜用于解決辦私營企業、三資企業之類的戰術性問題。現在人們不加以區分，有的宣稱馬克思主義無用，有的硬要聯系實際加以應用，去解決具體政策問題，弄得面目全非。我們要繼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開創中國經濟學，就要將戰略理論和戰術理論區分開來。

二、西方經濟學

經濟學起源于西方，談西方經濟學就涉及到經濟學的起源問題。

有位經濟思想史學家海爾布魯納提出一個難題，說人類歷史有6000年，出現過許許多多思想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科學家，市場也早就存在，而在亞當·斯密之前，卻沒出現過有影響 的經濟學家。我們認為，這是由經濟學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因為經濟學起源于管理生產，生產要用農學、天文學、數學、力學等，也就積累了大量知識，形成科學。而管理生產不需要什么學問，憑經驗即可，也就沒有積累知識，形不成科學。最早提出“經濟”一詞的是公元前400年的古希臘色諾芬，系蘇格拉底的學生，作《經濟論》一書，是用蘇格拉底與人對話的形式寫成。“經濟”一詞，古希臘語意為“家庭管理”。當時家庭是個生產單位，有土地、農具和奴隸，管理生產不需什么學問，如該書說家庭管理要訓練好妻子、管家和奴隸等等，這些道理人們從經驗中可摸索會，是常識，不是學問。當時的思想家、哲學家講一套哲學、政治學流傳至今，長盛不衰。如蘇格拉底一生講正義，影響極深遠。而蘇格拉底講的被稱為家庭管理的經濟，則早被人遺忘。再如，孔子在青年時，在季氏家作過管牛羊、管倉庫的小吏，這正是色諾芬講的“經濟”。但孔子不談如何致富，而是講如何做人，如倡導“富而好仁”、“富而好禮”，反對“為富不仁”，成為富人的圣訓。直到歐州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最著名的學者，如盧梭、孟德斯鳩、伏爾太等等，都是些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尚不登大雅之堂。如洛克也有經濟學著作，但他是著名的哲學家、政治思想家，不被認為是經濟學家。經濟學之所以默默無聞，在于社會無此需要。因為經濟學是一門實用學問，長達幾千年的農業社會，人們憑經驗也可管理經濟活動，不需要經濟學知識。但在某些特定歷史條件下，靠經驗無法解決，還是需要經濟學。一個典型事件發生在中國西漢時期。漢武帝到漢昭帝時，桑弘羊主管經濟事務，推行鹽鐵官營、運輸官營（均輸）、控制物價（平準），遭到一些官員和儒生的反對，漢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中央政府召開一次經濟政策討論會。桓寬作《鹽鐵論》，不單是會議記錄，而是作一番評論，全書60篇，《四庫全書總論提要》稱該書“所論皆食貨之事”，古人講的食貨，就是今人講的經濟，故《鹽鐵論》可稱為世界上第一部經濟學著作。這一次關于經濟指導思想和經濟政策的大辯論和經濟學巨著的出現，標明政府管理經濟大有學問，從現在看來，就是一種政府經濟學。由于西漢時有其特定歷史條件，之后不再有，在近兩千年的中國，經濟學成了絕學。到了17世紀以后，歐洲的手工業、商業發展起來，這種源于中國的政府經濟學在歐洲興盛起來。

17和18世紀的經濟學，是一種政府經濟學，集中圍繞一個問題：政府如何管理經濟，相似于今人講的宏觀經濟學。政府管的都是公共事務，而政治一詞就包含有公共事務的意思，故稱之為政治經濟學，當時沒有這門學科，是政治學的一部分，而且經濟學家多為政府官員，所提出的理論和政策，多來于親身管理經濟的實踐。近代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于1776年發表《國富論》，這一巨著有兩大新貢獻：一是提出了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經濟的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市場用一只“看不見的手”調節經濟，政府是守夜人，保護私人財產和自由的經濟制度。二是從宏觀經濟管理深入到微觀經濟管理。斯密的研究從勞動分工開始，由此發現分工使勞動簡化，便于為機器所代替，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進一步證明分工促進了交換的發展，由此引伸出商品交換、貨幣、價值和價格等經濟范疇，提出了分配理論和工資理論。以前的政治經濟學著眼于宏觀經濟，只能為政府官員管理經濟所用。由亞當·斯密開創的政治經濟學則從宏觀延伸到微觀，可為管理企業所用。

以往的政治經濟學都是沿著經濟國家主義，亞當·斯密則開辟了經濟自由主義，又稱放任主義，并主導西方經濟學近200年。到了19世紀末，自由放任主義盛行，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和政治沒什么關系，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提出將政治經濟學更名為經濟學，得到了西方經濟學家的廣泛認同。20世紀30年代，西方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先是各國政府大力干預經濟，取得明顯效果。繼而出現了以經濟國家主義為標志的凱恩斯主義，這一學派否定薩伊講的生產自動創造需求的論點，認為資本主義總是需求不足，導致生產過剩，工人失業，主張由政府干預，擴大需求，以刺激生產，緩解失業。這套理論和政策主張，受到各國政府歡迎，也得到經濟學界普遍贊同，號稱“凱恩斯革命”。30年代只有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力排眾議，高舉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旗幟，號稱新自由主義，同凱恩斯的國家主義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兩個主義的論戰在歷史上時常發生，我們稱之為“千年論戰”。⑦300年來，西方經濟學派別林立，基本上有兩大派：一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一是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主義。功能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已有經濟制度范圍內如何管理經濟，國家主義著重于宏觀管理，自由主義著重于微觀管理。管理一詞含義太廣泛，領導一切事務都可稱為管理，領導或者說管理經濟事務稱為經營，如經營商店、經營房地產、經營城市。管理一個國家經濟事務實際上是經營城市的擴大。西方經濟學的功能是為經營者提供理論依據，是一種經營經濟學。

經濟學是人創立的，人是在一定的文化土壤上生長的，西方文化就會對西方經濟學施加重大影響。基督教文化在西方文化中居主導地位。《圣經·舊約》第一章講，上帝創造人，由人統治萬物，這就為人征服自然提供了根據。按照韋伯的說法，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的精神源泉。新教倫理宣稱，工廠主、銀行家、商人都是上帝選定的，為上帝創造財富是一種天職，由此可直接引導出“經濟人”假設與個體主義分析方法。自由主義最初源于古希臘，后一直主導西方文化。這些是西方經濟學的三大理論支柱。現在西方經濟學派別林立，其理論支柱是共同的。西方新教倫理將創造財富看作人的天職，中國儒家文化則要明辨義利，倡導先義后利，反對見利忘義，反對為富不仁。西方文化強調征服自然，中國文化倡導“天人合一”，即是人與自然和諧。西方經濟學在中國面臨到兩種制度和兩種文化差異的障礙，很難對接。例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一種富人經濟學，崇尚個人致富，反對縮小貧富差距，否定共同富裕。中國人的傳統心態是反對為富不仁，崇尚均等。新自由主義追求少數人富，民眾由反對為富不仁，演化成“仇富”，勢必加劇社會沖突。

文化與經濟學的關系甚為密切，西方經濟學有兩套方法：一是數學方法，著重分析現實的數據；一是歷史制度方法，這一派甚為關注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我們認為，文化塑造人，人從事經濟活動和創立經濟學，任何一門經濟學都可追溯到其文化根源，對此我們作過專門論證。⑧20世紀我國老一代經濟學家，傳統文化素養還不如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中青年一代更是根基淺薄。缺少傳統文化根基，可以教書和譯書，但無力獨創，這是100年來經濟學界處于依附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要開創中國經濟學，就要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土壤，有傳統文化的支撐。中國的文化資源極其豐富，在開創中國經濟學過程中應充分的發掘。

三、新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的新大陸

新政治經濟學是個新起的學科，目前尚處于草創階段，研究范圍甚廣，可說是經濟學的新大陸，有遼闊的開發空間。

新學派和新教派類似，開始只是個小流派而后逐漸壯大起來。現在新政治經濟學的情況類似于200年前政治經濟學的情況，人們還在探索著回答什么是新政治經濟學的問題。1966年布坎南等出版了《關于非市場決策的研究論文集》，提出了公共選擇論，稱之為新政治經濟學。1972年布坎南發表了《公共選擇：經濟學的政治應用》一文，由此可將新政治經濟學理解為經濟學在政治領域的應用。按照布坎南在《憲法經濟學探源》中所作的說明，新政治經濟學是指那些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對的，力圖突破正統古典經濟學狹隘領域的幾個流派，包括公共選擇的政治經濟學，法學與經濟學，法律的經濟分析，產權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⑨從目前來看，所謂新政治經濟學只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支流，但支流也有可能形成一條大河。這就需要從經濟學自身的發展趨勢和社會需要來加以考察。

原本經濟學是閉關自守的，既不吸收其它學科的成果也不向其它學科滲透。上世紀40年代后發生變化，薩繆爾遜于1947年出版了《經濟分析基礎》一書，將數學引入了經濟學。1971年美國羅金發表《熵定律與經濟過程》，是用物理學原理和方法研究經濟學。近年來又出現了衍化經濟學（Evolution Economics），大量地使用了生物學方法。心理學應用于經濟學更是將人推向新境界，普林斯大學心理學教授Kahneman探討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行為，對傳統經濟學講的“人是利益驅動的，且理性的作出決策”提出了挑戰。⑩

由于經濟學不斷吸收其它學科的成果而壯大起來，也就向外擴張，相互滲透，其中尤以經濟學與政治學、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的相互作用最強，二者的關系最密切，思想家、政治家、經濟學家一直圍繞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在探索，在爭論，這究竟是屬于那個學科的問題呢？1976年出版的美國《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詞典》將政治經濟學定義為“處理政治和經濟過程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社會科學”。這一定義不同于馬歇爾講的經濟學（Economics），但能說明18和19世紀講的政治經濟學，更能準確的表述今天講的新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的100年，政治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政治和經濟過程的相互關系是一個新領地，成為經濟學的一個新增長極，新政治經濟學在此增長極上開拓，成為一門處于經濟學前沿的新學科，它的產生符合科學規律。科學的發展沿著混合—分化—綜合的路徑前進，最初的政治經濟學，是將政治與經濟作為一種混合體來研究，是一種混合。從亞當·斯密開始到馬歇爾完成，政治經濟學專門研究經濟，是一種分化。新政治經濟學統一地研究政治與經濟，開始走向綜合。它的產生還同20世紀后期新起的思潮有關。

在人類歷史上的某個時期，往往會出現某種思潮，對當時乃至后來一段時間，產生深遠而重大的影響。17世紀后期產生的牛頓力學，形成了一種思維方式，是將世界分割為一個個要素，這種要素論支配著西方傳統經濟學。到了20世紀下半期，出現了耗散結構理論，又稱復雜科學，指明自然界沒有簡單的事物，只有被簡化的事物，宇宙是個不可分離的整體。這些新出現的思維方式同牛頓力學的思維方式大相徑庭，開始對經濟學產生影響，其中最明顯地是新政治經濟學。這一學派是將社會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特別是揭示政治與經濟不可分離。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用交換統一解釋經濟學與政治學，奧爾森的集團理論關注個人和集團的經濟活動導致的政治結果，制度經濟學以制度為理論框架統一解釋政治與經濟活動。傳統經濟學是一種要素論，認為經濟在單獨起作用，經濟學的視域就只限于經濟。新政治經濟學是一種整體論，將社會看作整體，經濟和政治相互作用，經濟學和政治學相互滲透，其視域比傳統經濟學要寬廣。

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不僅只是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適應現實世界的變化。首先，從20世紀下半期起，科技與生產力的發展大大加快，由此引起各個領域的變革加快，單靠企業和市場難以應對，需要由政府來駕馭全局。第二，經濟全球化使得國家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需要政府更深的涉及經濟事務。第三，隨著人改變自然的程度加深，自然對人的威脅增大，企業和市場都無力應對，需要發揮政府力量以面對自然的挑戰。第四，20世紀末期民主浪潮再次興起，對經濟將產生重大影響，社會科學更加需要研究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如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被認為是新政治經濟學的開端，這一理論就是從經濟學的視角分析選民投票問題。可見，新政治經濟學反映了當今的時代潮流，屹立在經濟學理論的最前沿。

新政治經濟學的新在于有新的功能，之所以要根據功能來劃分經濟學原因就在于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功能就是革命，批判資本主義，反剝削、反私有制。西方經濟學的功能就是經營，即管理經濟事務，包括微觀的和宏觀的經濟事務。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不限于管理經濟事務，而是研究統一的管理經濟和政治事務，而且其視域還不限于經濟和政治領域。由于它是在原制度范圍內研究政治與經濟的相互作用，這正符合執政者需要，原可為執政提供理論依據。17世紀政治經濟學最初形成時，也是適用于執政，則新政治經濟學又回歸到執政。而執政是政治學的命題，這樣一來，新政治經濟學就混同于政治學。同時，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同政治學有交匯之處，但二者并不等同，如執政包含有管理軍事和外交事務，這顯然不在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為此需要找出一個準確的詞匯來表述其研究范圍。漢字歷史悠久，詞匯極其豐富，總可以找到老詞匯來表述新事物。

我們說西方經濟學是一種經營學，經營本謂經度營造，語出《詩經·靈臺》“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意為營造一座靈臺，現在專指經營經濟事務，如經營商店、經營房地產等。經略一詞原意為經國濟民方略，策劃處理國家大事。最初出現于《晉書·袁喬傳》，袁喬對大司馬桓溫說：“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然于胸心，然后舉無遺耳。”意為謀劃大事要有高超的智慧，胸有成竹，不會失算。經略即為謀劃國家大事，明清時設經略使官職，位在總督之上。古漢語講的經營，指管理經濟事務，與今人講的經營相同，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范圍。總管經濟、政治、文化事務稱之為經略，為新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圍。我們在一篇文章中講過，管理一個城市的經濟事務，稱經營城市；總管城市的全局事務，包括發展經濟社會事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稱經略城市。⑾因此，經略比經營包含的范圍更廣，處于更高的層次。新政治經濟學是將經濟學與政治學結合一起，其視域廣闊，開辟了經濟學的新大陸，中國經濟學要能獨立于世界之林，應是在這片新大陸上開拓。新政治經濟學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流派，由此開拓中國經濟學豈不是依附于西方經濟學了嗎?首先要明確,中國經濟學是新經濟學或新的政治經濟學,不等同于產生于西方的新政治經濟學。其次,還存在異地擴大效應。由于歷史條件原因，一個小的流派在原發地微不足道，傳入異地會轉型成一個大的派別，基督教的形成歷史給我們以啟示。羅馬帝國初期，猶太教有諸多教派，其中有個小小的“拿撤勒派”，耶穌為這一派的傳教士,自稱上帝的使者,即救世主。希臘語稱救世主為基督,耶穌的信徒將他創立的教稱為基督教。基督教開始受排斥，羅馬人稱之為東方教派。后來，基督教將教義同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結合起來，成為西方的一大宗教。現在的新政治經濟學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流派，我們吸納這一學派同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結合起來，以開創中國經濟學，這就類似于歐洲人吸納猶太教而創立基督教，則中國經濟學就不是依附于西方經濟學，如同基督教不是依附于猶太教一樣。

四、中國經濟學與三足鼎立問題

自然科學在世界上是統一的，如牛頓力學、量子力學在全世界只有一個。哲學社會學則是多元化的，在全世界乃至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會同時存在多種哲學社會科學，也就會有多種格局。就當前中國而言，歷史學是中國歷史學的一統天下，西方歷史學影響甚微。哲學在20世紀一直是三足鼎立：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在20世紀的中國大多時間為兩駕馬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界先后依附于二者，就如同經濟實體總要掛靠一個單位似的。當前中國的經濟規模異常龐大，而且，正處于社會大轉型時期，這就需要有中國獨特的經濟學，同以往任何一種經濟學有所不同，中國經濟學是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不依附，不掛靠，同以往的經濟學分庭抗禮，由此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開創中國經濟學就要立足于原創，自行創造原理，從基本理論起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個牢固的理論基礎，那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恩格斯在論及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時指出：“當德國的資產階級、學究和官僚把英法經濟學的初步原理當作不可侵犯的教條死記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時候，德國無產階級政黨出現了。它的全部理論內容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它一出現，科學的、獨立的、德國的經濟學也就產生了。這種德國的經濟學本質上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⑿亞當·斯密是以人性論為基礎，以“經濟人”假設為支柱，建立起一套經濟自由主義學說。要開創中國經濟學，也要先建立理論基礎。但自從真理標準討論以來，形成了一種習慣性思維方式，那就是實踐萬能論，認為實踐出真知，其實，這是唐朝楊綰提出的實學（《舊唐書·楊綰傳》）。宋朝時，實學提出一個論點：“親身踐履，自然明白義理”。這就是今人講的“實踐出真知”。理學大師朱熹則提出理學觀點：“不見路，如何行走，不明義理，如何踐履”。（《朱子語錄》卷九）實學思維方式對于認識具體問題，如辦經濟特區，包產到戶等最為適用，可說是“親身踐履，自然明白義理”。而對于開創一門新學科說來，理學思維方式較為適用，那就是先見路再行走，先明義理再踐履。所謂“義理”就是今人講的價值理念和社會規律。建立中國經濟學講了十幾年，但成效不大，究其原因除了這一事業本身極為艱巨以外，還由于受實學思維方式局限，認為可以靠實踐創造出新理論。這就需要改變思維方式，先明白義理。一是要明白社會發展規律，一是要明白人的選擇或者說人性，我們提出的二元選擇論可回答這一問題。⒀現簡述如下：

二元選擇論是將一切社會歷史現象看作是人選擇的結果，這就要從人性或者說從主體出發。人性并不復雜，那就是求生向上，稱之為性上論。人為了生存首先要進行生產活動，為了生活得更好（向上），就要不斷的發展生產力，便沿著發展生產力的軌道前進，稱為發展軌道，這是主體的必然選擇，發展軌道就成為發展規律。這個道理簡單易明，不必多講。

發展生產力是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同時還存在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人與人的關系，也沿著一定的軌道前進。人可以通過斗爭取得政治權力，而要發展生產力則依賴于協同。只有人際關系和諧才能協同，只有人與人平等才能和諧，故人與人之間平等、和諧、協同最有利于發展，不平等使沖突斗爭一直持續下去，陷入內耗之中，不利于發展生產力。人類的成長包含有理性成長 ，經過長期的斗爭能夠領悟到人際關系平等和諧，減少內耗，形成合力，最有利于發展，最符合人求生向上的本性。故平等成為人類追求的目標，是一種能為大多數人接受的價值觀念。

價值觀念是一種主觀判斷，不具有客觀性，唯獨平等具有客觀性，可以明確界定。如私有制是不平等的，幾千年來都沒有疑問，而私有制是否符合自由、民主、人權、正義原則，人們的理解會大相徑庭。如古希臘哲學家光談正義，認為不平等并非不正義。20世紀英國哲學家羅素則提出，平等就是正義，不平等就是非正義。由于平等具有客觀性，也就可作為衡量各種規范（包括法律、道德）和各種價值觀念的客觀標準。

同平等緊密聯系的一個概念是公正，公正與公平、公道是一個意思。公正所回答的是：如何執行規范，能平等地執行是為公正，否則是為不公正，故公正是特定規范內的平等。平等所回答的是規范本身的性質，體現的平等程度高，是為先進的制度；體現的平等程度低，是為落后的制度。因此，平等又是衡量制度文明的標準。以歷史為坐標，平等是衡量社會規范的標準；以現有社會規范為坐標，平等是衡量公正的標準。歷史沿著平等公正軌道前進有三條途徑：一是革命，推翻舊制度，打破舊規范，建立新規范，新規范一定比舊規范更平等。二是改革，在現制度范圍內完善規范，更重要的是平等地執行規范。三是民主，執政黨推行的政策，過度的不平等、不公正，在民主選舉中會下臺，新上臺的會革除舊弊，推行較為平等公正的政策。通過革命、改革和民主三條途徑，社會沿著平等公正的軌道前進，平公軌道是主體的必然選擇，從而形成平公規律。

明白了社會運行規律（軌道），就可以確定對以往經濟學的繼承和吸納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了剩余價值的秘密，指明了引起貧富兩極分化和不平等不公正的根源，為建立平等公正的社會提供了理想目標，這符合社會運行的平公軌道，具有永恒的價值。在當今中國和當今世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仍然是批判的武器，其批判的矛頭指向不平等、不公正的制度，指向剝削者，指向為剝削者辯護的形形色色的經濟學，具有強大生命力，中國經濟學應予以繼承。西方經濟學指明如何管理，包含對微觀經濟的管理和對宏觀經濟的管理，這對發展生產力有實用價值，中國經濟學應予以吸納。但中國經濟學不能停留在繼承和吸收上，而是要創新，有自身原創的部分，有無原創為中國經濟學是否獨立門戶的標志。我們之所以要開創中國經濟學，是基于現實條件。首先，我國經濟規模特別巨大，且發展很快，同時又面臨資源和環境的壓力，這在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第二，我國當前正處于社會大范圍變革時期。歷史經驗證明，當社會處于大變革時期，正是需要新思想的時期，必然帶動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繁榮。恩格斯講過，一旦有了技術上的需要，比10所大學更能推動科學的發展。中國經濟學會有個大的發展，正是由社會大變革這一需要來推動的。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經濟學依據，這是當前最大的社會需要，也是中國經濟學的總體功能。現有的經濟學都不能實現這一功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功能是批判資本主義，中國經濟學的功能是建設社會主義，二者歷史條件錯位，圓鑿木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回答執政理念問題，中國經濟學是面向現實問題，二者細鑿巨枘。因此，無法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框架內建立中國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源于西方，其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與我國大相徑庭，在西方經濟學理論框架內建立中國經濟學，可謂南桔北枳。第三，開創中國經濟學還基于擺脫經濟學的困境考慮。當前經濟學在中國形成兩極格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前者立足于批判現存的不平等不公正制度，后者立足于維護現存制度；前者重理想，后者重現實，如此等等。中國經濟學人繼續依附于二者，就會左右為難，無所適從。最后，提出開創中國經濟學還基于對經濟學演變趨勢的考慮。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從而產生了一種錯覺，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視作計劃經濟學，將西方經濟學視作市場經濟學，由此引發的經濟學轉型已露端倪，特別是新自由主義來勢洶猛，擺脫了蘇聯經濟學的控制，又受西方經濟學控制，阻止這種西方經濟學獨大局面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出路是開創中國經濟學。有人根據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來證明馬克思主義哲學立足于發展生產力，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束縛生產力，只有打破私有制才能推動生產力發展。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建立中國經濟學尚可行，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框架內建立中國經濟學是不可行的。

以上說明開創中國經濟學完全必要，同時也完全可能。首先，我們有個大的實驗場。自然科學主要是通過實驗而創立的。經濟學是以社會為實驗室，中國的經濟建設就是一個大的實驗場，中國經濟學可從中取得知識而豐富起來。其次，中國經濟學人依附兩大經濟學達百年之久，并來回改換門庭，這就增長了見識，積累了知識，為獨立門戶準備了條件。最后，中國有深厚的文化資源，為開創新學科提供資源。同時中國學人還具有開拓創新的優良傳統，近千年來，開創了程朱理學、明清實學，明朝一個小商販王艮，創立了一種影響甚大的泰州學派。這種開拓創新的學術傳統，為開創中國經濟學提供精神動力。

開創中國經濟學從何起步？首先要分析經濟學的現狀。當前我們面對的經濟學有三類：一是有300年歷史的西方經濟學，二是有150年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三是有20多年歷史的新政治經濟學。這同赤壁大戰時劉備的處境相仿。曹操雄踞北方，兵多將廣；孫氏家族經略江南三代，根基深厚。這兩塊地盤無法進入。只有西川，劉璋實力薄弱，易于進入。現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根基深厚，長期開墾，擴展余地很小，再擠進去，難以取得成果。新政治經濟學是一片新大陸，擴展空間大。現在中國經濟學要以新政治經濟學為起點，并非要依附新政治經濟學，而是因為這門新學科處于草創時期，尚未定型，且視域廣闊，易于開拓。更為深層的原因是，新政治經濟學是近二、三十年產生的新學科，處于經濟學前沿，較為適合時代潮流，這正是中國所要面對的世界潮流，也就較適合中國的國情。如世界上出現了政治與經濟接近的潮流，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主體，而公有制正是社會主義政治大廈的經濟基礎，則政治與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研究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正是新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課題。在公有制基礎上如何提高效率，將公平與效率統一起來，正是經濟學的前沿問題。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主張私有化或曰民營化，正是西方經濟學的陳詞老調。再如，20世紀末期，民主大潮洶涌而來，各國和各類人都大聲呼喚民主。西方搞的民主是一種自由主義民主，已有200年歷史，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步完善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亞州“四小龍”經濟發展很快，但那是在一種權威制度下發展起來的，而非在民主制度下發展起來，不能認為民主一定能推動經濟發展，更不能認為只有一種自由主義民主。⒁民主與經濟的關系，正是新政治經濟學面臨的新問題，大有開拓空間。新政治經濟學處于前沿位置，我們以此為起點，開創中國經濟學，走了捷徑，易于達到制高點。

五、開創中國經濟學的路徑：從問題上升到主義

開創中國經濟學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主要是從新政治經濟學出發，已如上述。同時要面向現實問題，二者是緊密相連的。五四時期中國學術界興起了一場“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給我們以啟示。問題主要是指現實中的問題。主義指一套思想體系。有政治上的主義；有學術上的主義，與學說、學派通用，如凱恩斯學說（學派）又稱凱恩斯主義。學術上的主義都有一套范疇、概念、命題，集中體現為原理、規律、定理、原則等，這里只談學術上的問題與主義。科學發展有一條共同的路徑，那就是從問題起步上升到主義，如普朗克從熱輻射問題起步，而后形成了一套量子力學體系；科斯從無線電波頻率波段分配問題起步，建立起一套產權理論。

同科學發展有密切關系的問題有兩類：一是新問題，同時也是受到普遍關注的現實問題；二是長期說不清的老問題。回答了這兩類問題，會帶動科學的發展。我們以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為平臺談起。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個最古老的問題。通常認為，生產力指人與自然的關系或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人開始進行生產活動，就出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由于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斷增大，說明人和自然都在改變，則人與自然的關系必然也在改變，一個處于不斷變化的問題也就很難一勞永逸地說清楚。同時，人與自然的關系又是近30年突現的一個新問題。1973年羅馬俱樂部提出一份報告，說地球資源面臨枯竭。1987年聯合國環境署倡導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防止環境和資源危機。學術界指出，舊發展模式為擴大生產——增加財富——滿足需要，新發展模式為生態保護——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政界人士也開始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歐洲諸多國家成立了綠黨，我國領導人提出科學發展觀、建立節約型社會。進入新世紀，人與自然的關系成了新問題，熱門話題。

自然本是先與人而存在的，也不受人控制，古人稱之為“天”。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構成一個獨特的“天人系統”。在天人系統中，天和人都是整體。人可以分為單獨的個體，但天對應的不是個體人，而是整體人。如風調雨順所惠及的不是個體而是整體，颶風暴雨所危害的也是整體。在社會系統中，每個人不同，有貧富貴賤之分。在天人系統中，對應的是整體的人，每個人都有生老病死。西方經濟學是從“經濟人”出發，所講的“經濟人”是一種個體人，個體人可以將自然物分割成小塊，加以經營謀利，而自然是個整體，資源枯竭、環境危害和天災面對的是整體人。西方經濟學是一套體系，是每個經營者的行為指南，這就會驅動每個個體去一塊塊經營自然，導致個體與整體的沖突，最后會破壞天人系統，造成嚴重后果，美國新奧爾良市遭颶風破壞就是一例。新奧爾良市是個海濱城市，原來城市周邊有大片濕地，為城市的天然屏障，對水的襲擊有緩沖作用，而商人只顧賺錢，將濕地填平建成旅游場所，就失去防線，結果颶風暴雨來臨，淹沒了城市，90%的建筑物受破壞。

人進行生產活動，實質上是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人投入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從自然界中換取產品，同時也制造出一個人為的生態環境，而這個人為的生態環境影響著群體，卻無法進入市場交換。交換為西方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哈耶克說經濟學就是交換學。而西方經濟學是從“經濟人”和個體主義出發，所講的交換是指個體之間的交換。而天人系統中的人則是整體人，這樣西方經濟學就難以分析和處理天人關系問題。從“經濟人”出發，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這就會自發地擴大生產使交換最大化，傳遞到天人系統中，就是人擴大開發自然，并擴大向自然供給廢物。而自然本身是有限的，它要求人少開發資源和少向自然棄廢物，即要求交換最小化。而交換最小原則同市場經濟背道而馳。由此可以發現市場經濟理論乃至西方經濟學存在根本局限性，那就是無限自然假設，即自然供應資源的能力是無限的，需求擴大即帶動供給擴大；自然容納人供給的廢物也是無限的，不存在環境污染問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從20世紀后期開始，原生自然向人為自然轉化，無限自然向有限自然轉化，自然界形成一種無形之力，阻止那只“看不見的手”，人的需求擴大，自然不能擴大供給；人的供給擴大，自然無法容納。天人系統正是市場經濟的“麥城”。

在幾千年的農業社會，自然災害并非由人造成，都認為是天災。進入工業社會，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是人類防止和減少自然災害的能力大為提高，另一方面，由人的行為引發了新的災害。由于工業化會在更大規模、更大程度上改變自然，而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幾十萬年，人體已適應了這種水質和空氣。生活環境在幾十年內突然改變，水和空氣受到污染，這些新出現的環境對人體的危害，習慣上稱公害或環境公害。這與自古就有的自然災害有個明顯不同之處，自然災害并非由人造成，環境公害則是人為的。公害危及全體人，造成公害的并非全體人，而是一部分人為了自身利益妄行的結果。是一部分人得利，群體受害，二者利害不對稱。

西方經濟學講的分配，是對個體人的分配。在天人系統中，自然分配給整體的人以利和害。在人世間，對利（財富）是按生產要素分配，害則是平均分配。實際上富人更便于逃脫災害，如美國新奧爾良市遭水災，富人有便利條件逃離，受害的多為窮人。同時環境公害是由少數人得利而造成的。由此產生了一種不平等不公正的現象，即得利多的人受害少，得利少的人受害多，糾正這種不合理現象的思路就是遵循利害均等原則，由得利多的人作出補償，這是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指明，在社會系統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占有的矛盾。通過對自然與人關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天人系統中，天和人都是整體，西方經濟學的基點是個體人，這就出現了天人系統的整體性和個體人基點的矛盾。在交換領域中，天人系統要求自然與人的物質交換最小化，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行為，則導致交換最大化，這就出現了最大化與最小化的矛盾。在分配領域，自然界對應的是整體人，對每個人是平等的，西方經濟學是從個體人出發，導致利害不對等，得利多的受害少，得利少的受害多。從對天人系統的分析中，可以發現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個體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存在根本的局限性，根本的缺陷，無法說明和解決天人關系問題，這正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大“罩門”。同時揭示了應對天人關系的基本方略：整體原則，最小化原則，利害對等原則，這就為中國經濟學開辟出一塊新天地，由此證明，在開創中國經濟學的征途上，從問題上升到主義的道路是行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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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3卷[M]  人民出版社   199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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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 孟海貴：從經營城市上升到經略城市  [J]  城市  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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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 唐昌黎：一元決定論與二元選擇論  [J]  人文雜志  1988（3）

⒁ 唐昌黎：民主政治與共和政治芻議  [J]  江蘇社會科學  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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