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

霍奇遜

中國政治經濟學教育科研網編者按：本文為霍奇遜《演化與制度》一書的第2章，該書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譯叢的一種）。該章原標題為：“虛假的對抗和命中注定的調和”。

    [23]本章涉及一系列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特別是關于其所稱的規范立場和對市場的態度的批判。在此討論了經濟學中有關實證與規范判斷之間存在的不妥當關系，并對新古典或主流經濟學本質上是“傾向市場的”（pro-market）這一廣為流傳的說法提出了批評。這樣就提出了新古典理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強調市場這一更為基本的問題。此外，還簡要地考查了阿米塔·埃左尼（Etzioni, 1988）與此相關的著名嘗試，也就是發展可替代的“社會經濟”方法以矯正所說的新古典缺陷。
第2.1部分首先討論事實與價值的區別。本節也定義了新古典經濟學，并分析了很多有關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其中包括反正統經濟學家中極為普遍的一個立場：應該根據其規范性的結論和政策上的結果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判斷（和給予譴責）。隨后，我們更為詳盡地討論了經常與新古典經濟學相聯系的、那個特別的傾向市場的規范立場。
第2.2部分指出新古典理論在處理現實世界的市場時存在理論上的局限。因此，把新古典理論視為是“傾向市場”的，不僅是錯誤的，而且還過于慷慨了。其理由是，新古典經濟學事實上并不了解核心的市場特性和過程。[24]在理論上，它沒有識別或包含市場的主要特征，不可能具備任何傾向市場的資格。第2.3部分是本章的總結。
2.1 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批判
    2.1.1 事實與價值的區別問題
我們是簡單地或主要地依據其規范立場或政策結果來對一理論作出判斷嗎？反正統經濟學家普遍會對這一問題作肯定的回答。他們經常得到以下論據的支持：與新古典教科書推崇的“實證經濟學”相反，至少在社會科學領域內，事實的（實證的）判斷和價值的（規范的）判斷是無法分割的。
很明顯，很多正統經濟學家的思想已經陷入了意識形態的混亂之中——開始使用貨幣主義、拉弗曲線、理性預期等等傾向市場的理論——但同時又虛偽地接受了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這一命題。而很多反正統經濟學家則會犯下一個危險的、表面性的錯誤：他們主要或完全依據理論的規范性內容，而不是其分析性內容來評價理論。
    可以發現很多這類錯誤的例子。例如，有幾位反正統經濟學家全然無視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才華橫溢的洞見，僅僅是因為他令人不快的政策結論。另一個例子是，一些人時常無視新古典經濟學，并不是因其分析上的局限，而是因為它支持自由市場政策的假設的結論。還可以從反正統理論主要根據意識形態范疇——諸如“保守的”、“自由的”和“激進的”這種含糊的、政治化的三分法——而不是根據其核心假設和理論對經濟理論進行的分類中找到其他的例子。在反正統經濟理論的歷史中，這樣的錯誤比比皆是。
    社會科學中，事實和價值之間的關系被復雜化了，并已得到廣泛的探討與論爭。在此，我們不能詳細深入到這樣的論爭之中。相反，我們這里主要關心的是鑒別正統經濟理論的批判者中出現的某些令人難以接受的立場。這里面包括了從其規范性結果的看法來評價一個社會科學理論：是接受還是拒絕一個理論，主要以此為基礎。[25]支持這種觀點的一個極端方式是認為實證的和規范的立場是等價的。一個不太極端的看法是，如果我們的批判從實證方式轉向規范方式，那只是因為我們不太介意采用哪種方式。另一種看法認為，規范性價值“無處不在”，因此要對一個理論做出判斷，主要應依據其規范性價值。這樣的立場很普遍，在那些批評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中間更是如此。在此，我堅持認為，這些看法都是危險而且無效的，甚至他們自己的理論也是如此。
    我們在這里不是從社會科學已經過時的實證觀點的角度來批評這些看法。這里著重強調的一點是，要把事實判斷從價值判斷中分離出來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是一回事，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它們的差別。承認我們進入了一個“后實證主義”時代并不意味著“一切都已完結”。
相反，保羅·戴爾·布什（Paul Dale Bush, 1993）接受了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的論點，認為“在真理應該是什么與真理是什么之間，不存在認識論上的差異”。這樣，羅蒂和布什簡直就是支持在認識“是”和認識“應該”之間不存在差異。相反，我們這里表明，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可接受的。它意味著否定了科學和意識形態之間存在的任何區別。
    例如，知道現今世界有很多窮人，與斷言他們就應該受窮并不是一回事。“是什么”的陳述與“應該是什么”的陳述并不等同。草率地混淆實證與規范會導致極為保守的后果，這絕非激進的說法。如果實證的和規范的表述之間不存在認識論上的差異，我們就會被引向保守主義的死胡同。根據布什和羅蒂的規則，我們可能做出的有關“是什么”的任何表述都成了“應該是什么”的等價說法：任何有關世界現實情況的說明，成為等價于現存事實的道德認可。
    眾所周知，大衛·休謨（David Hume）認為，我們永遠不能從“是”推論出“應該”。眾多后來的哲學爭論也已表明，盡管休謨的論點具有正確的一面，但并不是嚴格意義上或絕對意義上的真（Roy, 1989; Proctor, 1991）。[26]例如，當我們面對在一方面是未曾嘗試的和不確定的選擇，另一方面是已反復嘗試過的和傳統的選擇之間做出決定時，選擇我們熟悉的一個并拒絕變化，這通常是合理的。事實上，甚至連最激進的思想家歷來也是如此行事。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我們總是依賴習慣或先例的安全性（Dewey, 1939）。單純的存在可能因此增大規范性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確實經常從“是”得出“應該”。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應該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很明顯，這不是說在通常情況下和邏輯上，我們能夠從“是”推出“應該”。人們有時根據習慣從“是”得出“應該”這一事實，并不意味社會科學家也必須這樣做。事實上，這一主張會妨礙科學的進步，因為它會簡化對規范性偏好的解釋。科學家有義務盡其所能地區分實證和規范陳述之間的不同。反對休謨的認識論，并不一定會讓我們得出結論說這種區分是沒有意義的或不可靠的。
    實證主義作為一門哲學，是站不住腳的（Quine, 1953; Bhaskar, 1975; Caldwell, 1982）。但是，在這個后實證主義者的時代，存在一種陷入規范困境的危險。承認實證和規范之間存在的復雜關系，并不意味著要否定它們的所有區別。遺憾的是，很多社會科學家在這方面已經走得太遠了。看另一個例子。在一份反正統經濟學雜志上，克萊夫·比德（Clive Beed, 1991, p.470）提出了“反實證主義”的主張：“實證科學和規范科學之間的區分是站不住腳的”。然而，這個特別的說明是極不明確，因為“二者之間的區分”有各種可能的含義。例如，如果所有實證說明都受到價值的影響，那么，從完全的、封閉式的劃分這個意義上說，“二者之間的區分”顯然是不能成立的。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不能在一方面是內容廣泛（盡管不是全部）的實證說明，與另一方面是內容廣泛（盡管不是全部）的規范說明之間進行分類。這好像在說，由于企業和市場是彼此糾纏和不可分離的，因而“在公司和市場之間做出區分是不能成立的”。這是一種不合邏輯的推論。我們可以在保持明確的分類標準的同時反對絕對的二元論。此外，用所有的說明都有相同的認識論狀態這種同質的一元論來代替實證主義的二元論，不僅于事無補，而且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下面是一些反復被提及的認為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不能完全分離的論點：
    [27]（a）事實陳述之所以受到價值的影響，是因為研究人員或者其聽眾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價值偏見。在社會科學領域特別是這樣，因其所研究的現象本身就包含了行為人的價值，所作的事實說明可能帶有強烈的情感因素。
    （b）事實陳述之所以受到價值的影響，是因為研究人員為了進行研究，一開始就必須對什么是重要的或有價值的作出價值判斷。
    （c）事實陳述之所以受到價值的影響，是因為研究者的研究要以資料為基礎，而這些資料的提供，反過來又依賴于公司、政治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價值判斷和既得利益。
    （d）社會科學的事實陳述之所以受到價值的影響，是因為研究人員本身就是人，他必然是他所考察的社會體系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還存在其他的命題，但不必在此一一列明。作者本人認可的這個命題，可以證明“價值無處不在”的說法。但它們不能說明實證和規范陳述在認識論上是等價的這種觀點。在經濟分析實踐中，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總是糾纏在一起的，但并不是說二者是同一回事。
    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因強調社會科學價值判斷的必然性而聞名于世。他寫道：“即使我們假裝排除了評價，它仍然出現在我們分析的問題之中。試圖回避評價以消除偏見，是一種沒有希望的、誤導的行為”（Myrdal, 1958, p.131）。到現在為止，一切都還不錯。但這是不是說，繆爾達爾就認為實證和規范陳述在認識論上是無法區分的呢？事實上，他的意思正好相反：
    價值不會自動地出現在建立和收集事實的嘗試中。我們也不能讓某個研究人員隨意地選擇其價值前提。價值前提，應該根據與所研究的文化的相關性和重要性的標準進行選擇。（Myrdal, 1958, p.134）
這段話顯然表明，對繆爾達爾而言，事實和價值不是一回事。價值不會從事實中“自動地出現”，價值前提的選擇也不是件隨意的事。[28]簡言之，繆爾達爾相信“價值無處不在”，但他并沒有錯誤地認為它們在認識論上是等價的。
    這里并沒有表明在理論經濟學中消除價值判斷是可能的，或者是人們所希望的。這里表明的是，不應該用規范之車去拉實證之馬。把車放在馬前頭，或看不到車和馬之間的區別，會使任何推動經濟理論向新的方向發展的嘗試無所作為。任何這樣的嘗試，都會僅僅因為政治上的花言巧語而受到合理的拒絕。
這些簡要評論，不可能恰當地處理事實與價值的關系這個復雜的問題。不過，對科學家來說，不應該主要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評價理論。把正統與反正統理論之間的本質差別看作主要是政策結果的問題，就是忽略了批判并替代核心的哲學思想和理論思想這個根本任務。
    總之，在社會科學中，對事實的表述總是受到價值影響的。但這并不是說事實陳述和價值判斷在認識論上是等價的。否則的話，我們最好還是收起科學的行囊，去做政治吹鼓手算了。對當前制度和演化經濟學的復興最為危險的，就是采納價值和事實是等價的這種觀點的主要倡導者的行為方式。
那些按其規范性結果對新古典經濟學下定義的人，對該學派的批判變得無能為力。采取這種立場，就是把規范性評價看得比理解和解釋現實世界的運行更為重要。他們拒絕競爭者的觀點，不是依據那些觀點的理論分析是否深刻，而是依據理論所包含的意識形態結果。科學的批判和努力的整個過程退化成了意識形態的宣傳和表態。
    這并不是說，作為科學家，我們能夠或者應該放棄對恰當的價值所承擔的義務。[29]規范性問題是重要的，既不應該也不能被忽視。但是，對科學家來說，對經濟現象作出解釋是第一位的。任何取代主流經濟學的方法都保證是這樣一種可以明確的經濟學方法：它以深刻分析“是什么”為基礎，而不是以判斷“應該是什么”為基礎。此外，應該根據主流經濟學的核心假定和方法對其進行分析，而不是因為其意識形態就對其進行排斥。從根本上說，如果我們想改變這個世界，特別是以一種建設性的、普遍認同的方式改變世界的話，我們首先有必要了解這個世界。
    2.1.2 定義新古典經濟學
    讓我們嘗試弄清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要特征；這種類型的經濟學已經統治了整個20世紀。它的代表人物之一加里·貝克爾（Becker, 1976a, p.5）明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本質，他把這種本質描述為“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穩定偏好這些假設的結合，并始終如一地貫徹到底”。據此，我們可以恰當地把新古典經濟學定義為這樣一種方法：
（1）假定具有給定的、穩定的偏好函數的理性的、最大化的行為人；
（2）集中關注已實現的均衡狀態，或者趨向均衡狀態；以及
（3）以不存在長期信息問題為標志。
    有必要對第三條作簡短的說明。新古典經濟學中，即使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問題也通過使用概率風險概念而得以解決了。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到的情況有諸如給定現實中不同的人的極度無知和錯誤感知之類的現象。新古典的典型假定是，所有人以相同的方式解釋同樣的信息。這一假定忽略了在使所有數據資料有意義所必需的認知框架內可能的多樣性。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的問題還有不確定性，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 1921）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Keynes, 1936）曾探討過其典型形式。
    [30]這三個特征顯然是彼此關聯的。例如，第一條中穩定的最優化的實現暗示著第二條的均衡；第一條中的理性意味著第三條中提到的不存在嚴重的信息問題。毫無疑問，現代經濟理論的一些最新發展——比如博弈論——達到甚至超過了這個定義的范圍。要對這些最新發展作出準確判斷，需要就以上各條的邊界條件進行仔細研究，做到精準。但這并沒有削弱這個粗略且不很牢靠的定義的有用性。
    盡管新古典經濟學已經主宰了二十世紀，但其自身的語調、表達方式和內容都已有了巨大的變化。20世紀30年代以前，大量新古典分析都是馬歇爾式的局部均衡模式。隨后是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分析這種始于19世紀70年代的方法的復興。這個世紀的另一個轉變，正如前一章所述，是數學的使用日益增多。新古典假設由于顯然易于處理而頗具吸引力。對于傾向于使用數學的經濟學家而言，假設經濟主體對一個外生給定而且詳細定義的偏好函數進行最大化處理，似乎比任何可替代的或更為復雜的人類行為模型更為可取。在新古典經濟學還原論的假定中，它一開始就已經使自己具備了被過分形式化的潛力，即使是在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后這種潛力才被完全認識，并占據統治地位。漸漸地，人們越發不再依賴于基本假定的經驗基礎或其他基礎，而是更多地浸淫于從那些因假定而變得簡單的前提中進行演繹推理的過程。
    不過，自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以上三個特征在主流經濟學中保持著突出的地位。這些特征定義了一種仍然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普遍存在的、全世界都在向大學生講授的方法。在這一章，我們著重討論該方法的核心假設，以及批評者對這些核心假設采取的批評方式。
    2.1.3 新古典理論是傾向市場的嗎？
新古典理論經常被用于為自由市場政策服務。眾多新古典理論家和實踐家都具有市場傾向性。其所有理論看法都是以一種本體論的個人主義為基礎的，這種個人主義特別適合許多自由主義思想的個人主義氣質。然而，重要的是要就此止步，而且這并不能說明，例如，新古典理論是必然地、固有地傾向市場的，或者新古典理論的領域與傾向市場的政策的領域相吻合。事實上，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和“傾向市場的政策”是一回事是錯誤的。
    新古典經濟學并不必然是傾向市場的，理由如下。首先必須承認，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很多先驅，包括萊昂·瓦爾拉斯（Léon Walras）、阿爾弗雷得·馬歇爾和菲利浦·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都同情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思想。按照當今的標準，他們中的某些人會是左翼激進分子。瓦爾拉斯自稱是一個“科學社會主義者”。他對經濟學理論研究是想要證明對包括土地在內的自然壟斷品的公有制和價格管制的經濟利益。馬歇爾關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貧困問題，同情工人合作社。威克斯蒂德也提倡土地國有化，同情社會主義和激進運動，并與之保持個人聯系。
    類似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例如，埃爾文·費雪（Irving Fisher）——領導美國經濟學轉向數學形式主義和一般均衡理論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大蕭條期間就積極倡導實行通貨再膨脹政策。20世紀30年代，以奧斯卡·蘭格為代表的另一群新古典經濟學家，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工具說明了某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計劃的優越性。這樣，新古典理論成了社會主義者的武器，用來反對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對計劃的傾向市場的批評。
    甚至更晚，到了1945年以后，杰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家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和弗蘭克·哈恩（Frank Hahn）也表明了他們對各種干預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的同情。事實上，哈恩和其他人已經證明了整體一般均衡理論方案，作為說明市場機制的局限的一種嘗試。甚至最近，比如喬·厄爾斯特（Joe Elster）和約翰·羅默（John Roemer）等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盡管持有左派的政治信仰，卻明確地接受新古典經濟分析工具。確實也存在很多保守的、傾向市場的新古典經濟學家。[31]但是，新古典理論跨越了傳統的政治譜系——從極端傾向計劃的左派到極端傾向市場的右派——不能由其追隨者的政策立場來定義。不管有怎樣的缺陷，新古典理論還是一個相對具有適應性和政治上的靈活性的工具。
其次，新古典理論可以同時被用作支持市場和反對市場的工具這一事實，表明這種理論方法的確觸及到了現象的本質。事實上，新古典理論教義的適應性，是其無法充分解釋市場是如何運行的一個征兆。認為新古典理論具有適當的理論基礎，以建立任何支持（或反對）市場的政策，實在是過于抬舉它了。新古典理論本質上既非傾向市場，也非反對市場，這是因為，正如下面將要做出解釋，它根本沒有適當的市場理論。毋寧說，新古典理論并不理解真實的市場，進而其真正的優點和缺陷。
    2.1.4 經濟學家的一種分類法
    上面我們已經定義了新古典經濟學，并已說明其部分支持者通常是傾向市場的，而其他支持者卻主張在經濟中實行有力的公共干預，因此，可以新古典經濟學家大致分成兩個陣營。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必要在傾向市場者和其他人之間作精確的劃分。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大多數傾向市場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話）是贊同對經濟進行一定的（有限的）公共干預的。這里需要強調的關鍵一點是，新古典經濟學能夠并且已經用于支持各種政策立場，其中包括了市場的問題。
非新古典經濟學的情況也一樣：各種政策主張都可能來自非新古典的立場。例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弗雷德里希·哈耶克都是非新古典經濟學家，而他們有關市場問題的態度卻是截然相反的。
第三個標準是關于經濟學家使用數學的程度。到目前為止我們同樣不必關心數學和非數學經濟學家之間的精確劃分，只需要有一個粗略的劃分，以表明一些學院經濟學家傾向于廣泛使用數學技術，而其他理論經濟學家則不然。
    如圖2.1(在此略，詳見原文)所示，這三個標準至少將經濟學家分成八類。每一個方框中，給出了1名或2名該類型的經濟學家作為例子。
[33]圖2.1：一種經濟學家分類法的說明

這里要強調的一點是，把經濟學家原則性地分成兩類是錯誤的。圖2.1表明，劃分現代經濟學家的根據不只一個，而是至少有三個主要方面。對市場的規范性態度是一個方面。經濟理論的核心假設的性質是另一個方面。最后一個方面是經濟分析的發展和表現中使用數學的程度。
以上三個方面很少是孤立的。例如，有的經濟學家由于同情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有時就會采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但這并不意味著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與政治上的個人主義是相同的；可以在分析上和教義上把二者分隔開來。
    令人驚訝的是，在各個方面以二元分類為基礎，我們都能夠找到這八類經濟學家中每一類的例子。這意味著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者們不得不在至少三條戰線上進行批判。集中力量批判其中的一個方面，無法保證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
    2.1.5 新古典理論有其位置嗎？
    [34]讓我們把重點從對正統理論的批判轉向替代性理論的構建。盡管新古典理論受到大量的批判，但是對于可行的新理論或者替代性理論的輪廓仍然存在分歧。我們應該沿著什么方向探索新的思想和框架呢？
這個問題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假定能夠為經濟理論建立一個更好的框架，它能否將新古典理論作為一個特別的或有限的理論納入其中呢？換句話說，更好的框架是否會更廣泛、更豐富、包含多個領域，而只把新古典理論作為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我們會不會得到一個不同的結果，兩個不相同的理論結構或范式彼此沖突、互不相容？
    埃左尼（Etzioni, 1988）為建立一個“新經濟學”的基礎而作的大量嘗試中，已開始對這些廣泛的問題進行有益的探討。正如埃左尼提出的那樣，我們能不能在“一個道德維度上”擴大新古典理論基本的、機械論的隱喻？
    下面將要證明，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不僅是因為其功利主義哲學在道德上和其他方面的局限，而且是因為它對時間的通常處理和對經濟過程的分析方面的局限。例如，就像在經典力學中一樣，在新古典理論中，時間是可逆的。結果對個人而言，就不存在真正的和不可逆的選擇，經濟變化的性質和意義就被破壞了。我們通過了解新古典理論有關市場分析的局限性能看到這些問題。
關于埃左尼的一般性命題則不存在分歧，即經濟理論和政策中道德和規范是重要的。不過會出現一些細小的理論分歧點。對于發展研究社會經濟系統的替代性方法的任何嘗試，這些都是有啟發的，因此這里將討論這些問題。
2.2 不要將市場和新古典理論混為一談
    埃左尼提出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與新古典經濟學不明顯的道德特征有關。他認為，所有的人類選擇都有一個道德的或倫理的成分：“所有對象都至少要從兩方面來評價：產生快樂的能力和它們的道德立場”（Etzioni, 1988, p.254）。[35]這樣，他就把新古典經濟學看作是一個適當的“社會經濟”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新古典經濟學在分析整個社會的一個子系統方面被認為是有效的、恰當的：
這里，寧愿不放棄新古典的概念和發現，而是將其視為對社會的子系統（市場）和特定人性（其中理性決策受到動機和價值的限制、代替、和偶爾的支持）的處理。（Etzioni, 1988, p.3）
    這種表述存在很多問題。它假定新古典經濟學作為一個理論，在某種有限的意義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以應用于現實經濟的子系統。換句話說，新古典經濟學是適合于分析社會經濟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的。
    然而，這與新古典經濟學家自己發展起來的流行的“經濟學”概念相矛盾。經濟學是根據其方法還是根據其研究對象來定義？自從里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 1932年）的名著出版以來，大多數新古典理論家都是根據一套理論假設和工具，而不是根據對經濟或其任何子系統的研究來為經濟學下定義。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家既不會將他們的學科定義為對一組特別的現象所進行的分析，也不會將其視為在本質上與諸如市場這樣的特殊“子系統”相關。相反，新古典經濟學家經常自詡為那種可應用于各種不同領域的“經濟方法”的總傳教士。他們根據該學科的核心假設和思想，而不是所研究的現實世界主體，來定義經濟學。
    把經濟學定義為分析各種不同現象的特別方法，為現代新古典理論自稱為“經濟帝國主義”創造了動力；這種理論設想這些假定和工具能夠應用于無數的社會現象，包括生育、結婚、甚至自殺這些問題的決策（Becker, 1981; Hammermesh and Soss, 1974）。正如杰克·赫什雷弗爾（Jack Hirshleifer, 1982, p.52）所解釋的，“經濟帝國主義”指的是“運用經濟分析模型研究所有形式的社會關系，而不僅僅是研究‘理性’決策者在市場上的相互作用，……生命的所有方面，最終都受制于資源的稀缺性”。
    相反，反正統的理論傳統，經常將經濟學定義為嘗試解釋現實世界經濟的運行的科學。正如心理學是有關心理的科學，生物學是有關生物世界的科學一樣，經濟學就是對經濟的研究。因此，制度主義、后凱恩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不是根據研究方法，而是根據研究對象來定義他們的學科。[36]與埃左尼的協調論調相反，任何讓新古典經濟學家去研究現實社會經濟系統的子系統的嘗試，都必然要挑戰目前流行的、由新古典經濟學家自己對經濟學下的定義。任何建構新經濟學的嘗試，都必須勇敢地面對這個問題。
    2.2.1 新古典理論是不了解市場的
    埃左尼關于新古典理論由于“處理”了市場子系統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保留的論點存在一個甚至更為嚴重的問題。事實是，新古典經濟學并沒有充分地“處理”諸如市場這樣的核心現象。即使不論埃左尼（Etzioni, 1988, p.77-83）闡明的新古典理論極為重要的理論缺陷——現實世界的市場充滿了以成本為基礎的決策，同時道德規范也無處不在——新古典模型中仍然存在大量固有的缺點，使得在新古典理論和“社會經濟”理論之間的調和是很成問題的。
    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重點不是市場，而是各種選擇序列中給定的個人偏好的結果。新古典理論主要是由有關個人偏好的假定編織而成的。它的實質不是關于市場的理論。不過，很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持不同意見的經濟學家無休止地、錯誤地重復新古典市場的頌歌。這確實是過于抬舉新古典主義了。這是馬口取食，很不適宜。新古典大師加里·貝克爾和理查德·波斯納（Becker and Posner, 1993, p.422）寫到：
經濟學仍然被錯誤地認為是與有形市場中的貨幣交易、自私行為和短期關系相一致的。確實，經濟學家假定他們試圖解釋的行為是理性選擇的結果。……人們最大化金錢收入，或者全部或大多數時間內是自私的，或者是把物質放在第一位的等等都不是假定，只有人們具備充分預期，可以由始至終選擇恰當的方式，甚至包括諸如子孫等其他人的福利在內，才是一種假定。
    [37]對于新古典經濟學家而言，他們這個學科的一切就是研究有關始終如一的選擇及其結果。這個學科本質上并不是在研究市場，至少在財富和制度的意義上是這樣。新古典理論缺乏有關財產、合同、交換和市場等的恰當概念。當新古典經濟學試圖討論交換和市場時，敘述的主要內容是有關個人獲得的效用的增加，而不是在法律制度框架內產權的轉移（Commons, 1924; Ellerman, 1982, 1992; Hodgson, 1982b; Levine, 1977, 1978）。當制度出現時，新古典理論則主要是在制度為效用最大化的個人提供的激勵、信息和限制的意義上來討論。新古典理論的本體論是關于原子式的個體的，不是關于結構的。新古典分析在這一點上存在制度上的弱點的標志是，教科書中很少對市場作出恰當的定義（Hodgson, 1988）。新古典分析絕不是以市場為中心的，而是不了解市場的。
    新古典經濟學家頻繁使用“市場”這個詞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他們以恰當的或準確的方式使用財產、交換和市場這些概念。當新古典經濟學家貝克爾（Becker, 1976, p.206）寫道 “可以假定存在一個婚姻市場”（著重號為原文所加）的時候便說明了這一點。請注意，對于貝克爾而言，市場只不過是一種手段，通過這種手段參與人能夠以一些不明確的方式，增加彼此的效用。因此，貝克爾無法在以下兩者之間作出區別：一種是以金錢或者商品為目的的性交易，一種是基于彼此之間的同意或愿望，而不是金錢或商品的交換的性行為。然而，現代文化（和宗教）規范對這兩類性關系作出了明確的區分。由于貝克沒有對財產、商品交換或市場等恰當的概念進行展開說明，這些區分在他對家庭的分析中沒有予以考慮。通過把所有交易簡化為彼此增進“效用”，新古典理論通常不注意包含在交易中的道德、文化和制度的區別。它沒法理解人類關系商品化的現象，更不用說探討這個現象的結果了。
    沒有嚴謹地和一致地把“市場”和“交換”的概念與諸如產權的合法轉移之類的因素聯系起來，已經在新古典企業理論中造成了混亂。例如，一些企業可能使用價格指數作內部核算，產品可能在內部部門之間進行“交換”。這就是一種“內部市場”。但是，這些交換通常并不包含產權的交換。企業作為一個整體，與其部門不同，是一個“法人”，有權持有或交換財產。[38]部門之間“交換”的對象的產權仍屬于企業所有。其中發生的只是財務上的轉移，而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換。即使企業的下屬部門有權與外部實體簽訂合同，通常在法律上也只有作為一個整體的企業才是締約方。正常情況下，下屬部門僅僅是行使代表權：它以公司的名義行動，而公司作為一個整體在法律上對所定合同的債務負責。
    還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新古典假設：企業中存在“內部勞動力市場”。然而，即使是最先提出這個概念的彼得·多林格爾（Peter Doeringer）和邁克爾·皮奧里（Michael Piore）（1971, p.1-2）也承認，“內部勞動力市場”并不主要受價格機制的左右，而是受“一系列管理規則和程序”的支配。大衛·馬斯登（David Marsden, 1986, p.162）進一步論證到：“內部勞動市場表現出大不相同的交易安排，對其能否履行市場的作用是有疑問的”。關于企業里的“內部市場”這種不嚴格的說法，大多源于對“市場”一詞的草率使用。不幸的是，今天的主流經濟學中草率使用“市場”一詞的現象比比皆是。在轉移和定義產權，以及這些權利的真正交換的意義上，在企業內部很少會發現“市場”，即使是曾經發現過。
對于市場和交換的性質的混淆，使新古典經濟學家可以忽視資本主義企業中的非市場組織的存在，并從“市場”的角度理解一切事物。事實上，有關交換和市場的新古典概念和新古典分析是特別薄弱的。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無法在市場和非市場形式之間作出恰當的區分。把新古典經濟學作為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學說，這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者錯誤的觀念，這種觀念如此普遍，以至于人們猶豫要不要舉例說明。但是，我們這里將給出這種誤解的兩個例證。
    羅伯特·萊恩（Robert Lane, 1991）是眾多批判者中的典型，他反復把主流經濟學描述成“市場經濟學”。同樣，杰出的女權主義經濟學家朱莉·納爾遜（Julie Nelson, 1996）寫道：“很明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市場’”。這些表述的意思是要說明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有時支持傾向市場的政策。[39]然而，迄今為止這些表述形成了誤導，因為他們認為主流理論以市場為核心，明確地定義了市場，或者有一個關于市場的恰當概念。
    伯納德·巴伯（Bernard Barber, 1977）要正確得多，他對整個經濟學和社會科學沒有注意市場的概念表示不滿。事實上，像市場和貨幣之類的關鍵概念都沒有得到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妥當處理（Ingham, 1996a, 1996b）。社會學家經常忽視這些“經濟學的”概念，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經濟學已經就這些概念作出了很好的分析和理解。有的社會學家則認為，他們的任務是為“經濟”現象添加“社會的”和“文化的”內容。而這也正好表明“經濟”與社會或文化在概念上是分離的，而且允許經濟學去定義核心的話語。實際上，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都沒有恰當地分析市場。
    2.2.2 新古典理論排斥真實的時間
    對市場的現代新古典分析主要以一般均衡分析為基礎。一般均衡分析由萊昂·瓦爾拉斯于19世紀70年代首先提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一段時間內經由肯尼斯·阿羅、杰拉德·德布魯（Gerard Debreu）和弗蘭克·哈恩等理論家發展而成，其中二人還因為在這方面所做的貢獻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對這個瓦爾拉斯理論進行拓展，或形成可替代的嚴謹的理論。這種分析假定，口味和偏好與技術一起，都是給定的。在一個完全虛構的拍賣者的幫助下，經濟在所有市場中向均衡位置“摸索”前進，并確定出最后完整的價格向量。對這種理論構架的批判已持續了幾十年，這里不可能對其進行全面回顧。我們將把討論限制在一些相關的最為重要的部分。
    繼阿羅和德布魯之后，一些文獻嘗試將時間和變化瓦爾拉斯模型中。這些嘗試的基本思想是將所有未來的產品和發展與未來市場的完全集合這個假定結合在一起。[40]此外，對于每一種可能的“現實狀態”，都存在市場。然而，為了使問題更容易處理，必須把未來市場中的貿易整合成一個“單一的超大型一次性‘討價還價’”（Meade, 1971, p.166）。所有市場中的一切當前的和未來的貿易都在同一段時間內發生。就像哈恩（Hahn, 1980, p.132）評論的那樣：“所有臨時的和或然的市場的存在這個假定，起到了把未來拖回到現在的效果”。
    這個方法不僅由于把未來拖回到一個單一的時點而否認了時間的流動，而且還存在其他問題。阿羅—德布魯方法創造了“太多”的市場。要正視所有的未來市場是不可能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逐步增加的復雜性和其中的信息問題。阿羅（Arrow, 1986, p.393）自己總結到：“一個完全的一般均衡系統……要求存在未來所有時期所有或然性事物的市場。這樣的系統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一篇杰出的文章中，羅依·拉德納（Roy Radner, 1968）表明，在一個完全特定的瓦爾拉斯系統中，拍賣者對信息必定有過度的需求。例如，如果有一千種商品、一千種可能的現實狀態、以及一千個當前時點和一千個未來時點，就必須存在十億個不同的市場。假定行為人能夠觀察到所有這些市場的價格，并開出合適的價碼，這顯然是荒謬的。與赫伯特·西蒙（Simon, 1957, 1959）的“有限理性”觀點相一致，拉德納認為，每位行為人假定要處理的市場數量和信息量，在任何一個可行的模型中都必須大幅度地減少。他提出的一個辦法是引進與貨幣相應的某種東西。然而下面將會說明，在瓦爾拉斯模型中尚未在這方面取得成功。
    2.2.3 新古典理論排斥貨幣和不確定性
根據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觀點，貨幣是應付不確定的未來——那些我們不能計算概率事件的未來——的一種手段。這種意義上的不確定性是被排除在瓦爾拉斯理論之外的。這種排除可能會有風險，但卻可以運用概率分析進行處理。[41]由于這個原因和其他原因，貨幣還沒有被成功地納入到這樣一個一般均衡框架之中。
    杰出的一般均衡理論家哈恩（Hahn, 1988, p.972）已經承認了這個失敗：“貨幣理論不能經過稍微的調整就簡單地嫁接到瓦爾拉斯理論中去。貨幣是阿羅和德布魯原有的理論沒有恰當地描述的經濟的一個明顯標志”。哈恩不會同意凱恩斯主義者或者其他人對這個問題提出的理論解決辦法，但他對瓦爾拉斯理論的局限性的失敗的發現是正確的。
我們來看一看一個既有完全的知識，其中所有可能事件的概率又得到了很好描述和認知的世界。假定對消費者而言，貨幣不是效用的一個直接來源，為什么人們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還會持有貨幣呢？貨幣僅僅作為一種交換工具和獲取所需商品的工具而使用。用卡爾·馬克思的話來說，我們會得到C—M—C，而不是M—C—M′。但正是M—C—M′ 這種形式代表著資本主義下的情形，在資本主義里，貨幣（和它從M擴大到M′）不再只是一個工具，而是目的。
    在現實世界中，持有貨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可以幫助我們應付現實中的不確定性。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不必知道預期的收益或損失會是什么，特別是當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估計到恰當的概率之時更是如此。如果我們能夠充分地估計到所有恰當的概率，那么我們就更沒有道理持有貨幣用作一種儲備資產。換句話說，貨幣的適當結合必須包含一種資產的引入，但是沒有人能夠通過完美的、功利主義的計算而擁有貨幣。斯蒂芬·霍爾維茲（Stephen Horwitz, 1992, p.15）正確地評論道：“現實世界貨幣的性質，破壞了經濟交換的新古典理論”。總之，新古典理論沒有也不可能充分地表現一個貨幣經濟。
    2.2.4 瓦爾拉斯模型描繪了一個集權體系
瓦爾拉斯式的拍賣者必須要收集、處理和傳達數不勝數的信息。所有與價格的形成有關的信息，拍賣者都必須掌握。一句話，必須將知識集中起來。很明顯，這違背了市場體系的精神。
對于只是從正統的教科書中學習經濟學的人來說，說瓦爾拉斯模型描繪的是一個集權體系而不是與市場相聯系的分散化體制，可能讓他們感到吃驚。對那些所學的經濟學充滿了自由市場意識的人，這種說法則會讓他們感到震驚。[42]但是，這種說法得到了很多知識淵博的經濟理論家的支持。在討論正統宏觀經濟學的瓦爾拉斯基礎時，法布里奇奧·科里切利（Fabrizio Coricelli）和喬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1988, p.130）寫道：“目前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的新古典方法是以把經濟描述為集權體系的方法為基礎的，這種說法可以說基本上是正確的”。同樣，在討論瓦爾拉斯模型時，克勞德·梅納德（Claude Ménard, 1990, p.110）提出了正統理論“令人痛苦的兩難處境”：
要么是交易過程中有一個拍賣者，我們擁有的市場經濟，其一致性是由一個人們能夠想象的最強有力的集權行為者提供保證的；要么是不存在這樣一個拍賣者，但是模型多為一個空集，因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價格會如何得到調整。
    然而，情況甚至比這更遭。所有的經濟行為人都要依賴于“默示知識”（tacit knowledge）（Polanyi, 1958, 1967）以形成技巧和做出判斷。主要體現在習慣和慣例中的默示知識不易進行整理和傳達。正如弗雷德里希·哈耶克（Hayek, 1948, 1982）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這樣的知識不僅至關重要，而且在市場經濟中是極度分散的。無論是一個中央計劃權威還是瓦爾拉斯式的拍賣者，要將如此廣泛和分散化的知識集中起來是根本不可能的。
    相反，在瓦爾拉斯理論所想象的世界中，拍賣者無所不知，而他或她所不知道的東西已經在模型中省略掉了。結果，新古典理論的瓦爾拉斯模型沒有反映真實的市場體系，在這種體系里，眾多信息和知識是分散的，甚至無從進行集中。它所反映的更近似于一個虛構的非市場的集權經濟，這里集權機關知道一切；而所有與中央的計劃和觀念無法相符的其他知識，則會有意地加以忽略、破壞或者使其變得無用。我們的觀點概括如下：瓦爾拉斯的“市場”模型臆想出一個極權主義、壓制型的集權國家的思想，而不是一個自由市場體系，盡管通常所說的與此相反。很久以前，頗有遠見的制度主義經濟學家莫里斯·科普蘭（Morris Copeland, 1931, p.18）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43]旨在實現新古典的成本核算烏托邦的那些強有力的政府政策，更可能導向類似俄羅斯的共產主義，而不是自由放任。
    2.2.5 計劃大辯論的啟示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計劃大辯論闡明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真正本質。在這場辯論中，馮·米塞斯（Mises, 1920）認為，徹底的中央計劃將是無效率和非理性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所有相關知識無法由中央權威集中起來。社會主義者奧斯卡·蘭格和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938）及其他人對馮·米塞斯做出回應，建立了一個據說是可行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型，用來模擬中央計劃者對市場活動的協調，其中包括了定價。
    與流行的說法和教科書中的神話相反，現在已經表明的是計劃的支持者沒有贏得這場辯論。具有諷刺意義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主義者對馮·米塞斯的回應，普遍運用了瓦爾拉斯理論模型。他們的準市場方案僅僅是用一個中央計劃權威代替了瓦爾拉斯的拍賣者。盡管經常被描述成“市場社會主義”，但蘭格式的模型卻沒有包括任何真正或充分意義上的市場。在蘭格的思想實驗中，市場的功能僅僅是模擬的，并且是受到限制的。事實上，蘭格及其合作者發展的模型，包含了一個集中程度非常高的協調機構，以及排斥了所有現實世界的市場的知識。
很明顯，蘭格式的“解決辦法”將現實世界里分散化的知識、真正的不確定性和歷史時間等重要的特征都抽象掉了。與中央計劃有關的問題也被粗略地忽略掉了。蘭格式的方案根本就不是一個解決辦法，其“贏得”辯論主要是由于忽略了對手的觀點和問題的現實性。它的說服力源于新古典模型技術上的花言巧語，而不是其描述計劃問題本質的能力。
    比如哈耶克所發展的相反的觀點是，蘭格等人使用的瓦爾拉斯模型沒有對現實世界市場體系給予充分的描述。[44]關注真實市場的相關特征，尤其是關注那些與分散知識、協調和變化過程有關的特性，是同瓦爾拉斯的理論不相容的。這種理論既是不充分的市場理論，也是對計劃和市場體制進行比較評估的不適當的基礎。
2.3 結論
    正如在第一章中提到的那樣，一般均衡理論的發展已進入死胡同。很早的時候，人們就認識到個體中潛在的多樣性威脅到了該理論的可行性。結果是不得不忽視個體間許多互相作用的形式。當大量的行為人的行為匯集在一起的時候，即使有了嚴格的理性行為的心理假設，還是要面臨嚴重的困難（Arrow, 1986; Kirman, 1989, 1992; Rizvi, 1994a）。一個根本性的結果是，經濟分析中的個人主義類型或者原子類型失敗了，就像瓦爾拉斯類型失敗了一樣。
    這就意味著簡單地把“社會”、“文化”或“道德”等新古典理論所缺乏的因素嫁接到它身上是有困難的。問題在于該理論的核心部分存在不可救藥的缺陷，而不在于為新古典經濟理論加入新的“內容”或額外的“維度”。需要在經濟學的核心發動一場理論革命。位于正統經濟學中心的瓦爾拉斯式的和機械論的假定，必須被取代。
    但這不是說我們從新古典理論中沒有學到任何東西。而且，我們可以運用像馬歇爾這樣的偉大新古典理論家的遠見卓識。一些正規模型至少是有啟發價值的。但是，新古典經濟學不足以分析像市場這樣的制度結構。由于這樣和那樣的原因，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論范式。
    這樣一種消極的結論無助于在主流的經濟系結交朋友。在目前的風氣中，還可能毀掉一個人的職業生涯。[45]但是——特別是對科學家而言——個人的名望和職業的私利決不應該居于真理之上。有人會否認這個格言嗎？反正統對自己的職業不是好事，但是，順從會阻礙探尋真理的思想的成長，而且職業的懦弱要受到靈魂的拷問。
    時代終究會變的。值得關注的是，正統經濟學家的一位重要人物哈恩（Hahn, 1991, p.48-50）已經注意到了經濟學中的演化理論的興起，并預言在下一個世紀“這個學科將回到馬歇爾有關生物學的類比”。他下結論說，新古典理論的繼承者將不會再如此專注于“華麗的一元化理論”，也不會如此沉迷于“定理和證據的樂趣之中”。他們將轉而服從“歷史學、社會學和生物學的不確定世界”。他的合作者阿羅（Arrow, 1995, p.1618）作過類似的評論：“構成經濟學理論的根本觀念不得不發生變化。在一個世紀里，一些經濟學家始終堅持認為，對經濟學而言，生物學是比類似于機械論的均衡模型更為合適的范式。……經濟理論會很好地采取類似的方法”。
    這樣的發展，也許除了名字以外，在所有方面都將回到索爾斯坦·凡勃倫和約翰·康芒斯的“老”制度主義理論傳統。本書后面各章將表明，“老”制度主義是如何在主流經濟學的苛責中保存下來的。下一章我們將轉向對新古典理論另一方面的攻擊。然而，盡管邏輯嚴謹，新古典理論還是無法保有永久的影響，也無法為一個替代性的理論提供足夠的基礎。因此，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者而言，這是另一個重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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