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兩論”發表七十周年
流波
《矛盾論》開篇說“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可見,《矛盾論》,就是唯物辯證法,就是唯物辯證論,就是無產階級觀察認識自然與社會的指導思想,于昨天、今天、明天都是指引我們向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直到共產主義實現的理論明燈。我想,60年后的今天我們紀念毛主席這篇輝煌著作的光輝意義,其用意也在于用矛盾的對立統一的聯系的發展的唯物辯證法則來審視我們今天的自然和社會,從而為中華復興和人類進步做貢獻。《矛盾論》博大精深,我想在此談點自己學習《矛盾論》的個人初淺認識和體會,以此紀念毛主席“兩論”發表60周年。
一、《矛盾論》就是用唯物辯證法則來剖析問題認識事務的本質
毛主席當時寫《實踐論》、《矛盾論》旨在于指導全黨和全國人民走出唯心主義教條主義的泥坑,用唯物辯證法則來剖析問題認識事務的本質,為深重災難的中華民族走向光明引路。正如毛主席說的,“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等。正是這些光輝思想的指引,才使中華民族渡盡劫波,取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迎來了1949年10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不朽篇章。用矛盾法則分析今天的現實,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是什么?世界的內部矛盾是什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矛盾是什么?如果我們分析清楚了這些問題,則今天中國向何處去也就有了堅定的答案。
“形而上學家認為,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后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復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學家看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隸社會里,甚至在原始社會里,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會要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樣性,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為他種質的現象。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這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批判的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如此一來,人就只能是他們臆想出來的“上帝”制造的了,而人類有階級以來的少數人壓迫剝削千千萬萬勞動人民就是天經地義的了,這不正是“資產階級公開的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之外”再加“庸俗的進化論”出來對抗唯物辯證法么!
我們知道,由于修正主義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泛起,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轟然倒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時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盛囂塵上,他們打著民主、自由、人權、博愛的幌子,成為了現代的所謂民主法制國家,而社會主義國家則成為他們定義的“專制獨裁”國家。世界的形勢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呢?《矛盾論》告訴我們,“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系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蘇聯修正主義從赫魯曉夫開始進入解體社會主義的實質性階段,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葉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逝世,社會主義陣營在內部修正主義的自孱和帝國主義外部打壓下進一步分化瓦解,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轟然崩塌,其結果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崩潰,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乘勢打滅南斯拉夫,打下阿富汗,猱躪伊拉克至今。因此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內部矛盾主要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繼續革命的理論與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修正主義的斗爭,這個內部矛盾造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分化裂變;而隨著毛澤東這位國際共產主義旗手的去逝,蘇聯的解體、東歐的崩潰就必然來臨了。而直到今天,資本主義在修正主義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了香饃饃,而社會主義國家本身被修正主義者揭批得“體無完膚”,一無是處,修正到了比資本主義還“資本”的地步,黨的領袖都成了“獨裁”、殺人魔王”,才有了以布什為首的西方政客參加的“共產主義死難者紀念碑”揭幕儀式這樣黑白顛倒、無中生有的鬧劇。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主要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也即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斗爭必然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相應的內部矛盾的連鎖反應進而形成世界內部矛盾的新格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隨著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中國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修正主義如喪考妣,赫魯曉夫氣急敗壞,從而引發了全世界的左翼運動,社會主義如火如荼,資本主義臭不可聞,一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紛紛改頭換面也打起各種社會主義的左翼的旗幟,形成“東風壓倒西風”的局面。當毛主席逝世后,修正主義占據上鋒,右派思潮滾滾而來,帝國主義加緊利誘“和平演變”,從而導致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復辟,帝國主義勢力橫行猖獗一發不可收拾到今天,形成“西風壓倒東風”的世界冷戰后的新格局。
二、《矛盾論》是反機械教條主義的光輝著作
毛主席當時為了反教條主義而寫《矛盾論》,凝聚起全黨和全國人民抗擊“三座大山”的勇氣和決心。今天,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被修正了又成為了資本主義國家,而正在修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流行的主體意識是對資本主義的無限向往和崇拜,視資本主義為民主法制國家的典范的教條概念已經“深入人心”,修正后國家的法制體系、教育理念、民主觀念都向這些欺騙的、假的、旨在為“資本”為錢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的國體政治體制接軌。教授們在講臺上口若懸河、口沫飛濺大講資本主義國家是如何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然后反過來口是心非、口誅筆伐社會主義的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是子虛烏有,對毛主席時代的一切的一切進行最大的污蔑、栽贓、陷害,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史無前例”的否定和抹黑,從而使所受教育的青年學生自然而然地向往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自己的祖國、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對共產黨油然而生出“恨”和不屑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經濟基礎變成了少數人掌握社會極大財富,而廣大勞動者淪為雇擁打工者的局面,這個內質的漸變必然引起事務整體質的變化。用毛主席擔心的話說,就是社會主義江山改變顏色,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政治術語就是“和平演變”,用今天更實際的話就是“顏色革命”。有的人寫了長篇大論來論證蘇聯的解體是什么軍備競、是計劃經濟、是腐敗、是什么什么,等等,其用意就是混淆視聽、混淆是非、混淆黑白;他們就是不愿意用毛主席的矛盾法則來分析問題,是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向帝國主義投降,到“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到葉利欽直裸裸的搞垮蘇聯共產黨復辟資本主義。因此說,社會主義國家共產主義信念與修正主義思潮的斗爭,這一內部矛盾的強弱轉換,造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內質的變化,紅色江山改顏換色,才有了今天“西風壓倒東風”的整體國際格局的形成,才有了近十多年來西方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查我海船、炸我使館、撞我飛機、施我非典,肆無忌憚。這正是《矛盾論》說的“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由于“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和勞動者三個實體”的關系因改革開放而發生了質的變化,使得生產力發生質的變化,從而引發生產關系的質的變化,進而引發經濟基礎的質的變化,由此決定了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變化。在為“資本”為錢為少數人服務的經濟基礎上再來強調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必然顯得蒼白無力,結果也是勉為其難,只能形成走過場走形式的務虛。而過去消失了的資本主義、封建勢力的殘余又重新冒起,新舊矛盾交替,新的暴富起來的官僚資本、買辦資本階層與新的雇傭軍必然矛盾激化,所有這一切醞釀出光怪陸離的世界和不和諧的音符。
三、《矛盾論》是我們認識真理解決問題的永恒武器
正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導我們革命與建設的永恒理論直到共產主義一樣,《矛盾論》是我們認識真理解決問題的永恒武器。
《矛盾論》說“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1949年新舊中國的不同,就在于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打破舊的生產關系,農村由二千多年來的私有單干走向從低級社到高級社到社人民公社的集體化道路;對民族資本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使工業、商業走向社會主義公有的全民所有制,使中國走進了亙古未有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時代。相反,如果我們破壞集體的公有的制度,喪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則,則資本主義的、封建社會的甚至于奴隸式的各種私有現象必將死灰復燃,又如雨后春筍般回到大地上來。《矛盾論》里毛主席舉例說“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后來,中國革命又受到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著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又重新發展了。”接著毛主席總結說:“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毛主席后來又總結說,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新中國快六十年來的歷程,這個結論對今天不知具有多么深刻的意義。
《矛盾論》說“從蘇聯哲學界批判德波林學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學派有這樣一種見解,他們認為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須待過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那末,在那一時間以前,過程發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內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這樣,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學外因論和機械論去了。拿這種見解去分析具體的問題,他們就看見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只有差異,并無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見。在分析法國革命時,他們就認為在革命前,工農資產階級合組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并無矛盾。德波林學派這類見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著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勞資之間,從兩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僅僅還沒有激化而已。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而成為對抗,不取階級斗爭的形態,不同于勞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鞏固的聯盟,并在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解決這個矛盾。這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于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串于一切過程的始終。”用這些見解來分析我們今天的現實,同樣是維妙維肖的。
《矛盾論》說“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復雜的。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個方面,又各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著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總體。所謂了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關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斗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用這些分析來對照今天的矛盾和問題,何其相似乃爾。
《矛盾論》說“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用這些思想來解決指導我們今天的實際,如農村的“三農”問題,同樣具有多么現實的意義。
總之,《矛盾論》通篇體現了毛主席將高深的哲學思考與總結中國革命得失旨在指導今后革命有機結合起來,閃耀著永恒的光輝。著作對今天實施“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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