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歷史沒有結局

    其實民主這樣的理想并沒有什么很實在、很具體的價值，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民主只是出于對人性可惡的觀察，為限制人性惡而建立的體制。現在美國獨大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到結局在哪里。美國的經濟已經有了問題，現在世界上不討厭美國的人已經不多了，連原來那些最忠誠的支持者也都改變了立場。所以說，歷史沒有結局。歷史要有結局，要么是世界末日，要么是大同世界，要么是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人類以那些宏大理想為借口而犯的罪非常多，所以我不認為所謂歷史的結局是有價值的。不要有結局。

    經濟觀察報記者 劉波

     北京報道
  

    1985年－1987年，德國人施耐德（Axel Schneider ）在臺灣讀書，當時的臺灣還處于戒嚴時代，個人自由受到不少的限制。但在蔣經國去世后的第二年、1989 年的夏天，當施耐德再次來到臺北時，他看到一個廣告牌，上面寫著“只要你喜歡，有什么不可以？”“現代性到了臺灣，”他心中暗想。到了1993 年，當他又一次走出當時的中正機場時，一個更為巨大的諾基亞手機廣告撲面而來——“世界以你為中心”。施耐德恍然間感到，后現代主義也來到了臺灣。

    今天，在海峽的另一邊，在中國大陸的城市街頭，類似的廣告牌已隨處可見，這一切似乎都在印證弗里德曼的名言—— “世界是平的”。但在這個“平坦”的世界上，當現代性、甚至后現代性的潮流席卷全球，帶來普遍的物質富裕與個性解放的時候，對人類命運的擔憂也籠罩在許多知識分子的心頭。

    在施耐德看來，除了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外，在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的世俗化和信仰的沒落帶來了一種嚴重的價值空虛，帶來人的“異化”，人們越來越不知道為什么要生活。但是，對于后現代主義者為了避免“宏大敘事”的害處而將“無價值”當作價值的做法，施耐德也不能茍同。如何在規范性與個人自由之間取得一種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之一。他雖尚無明確的答案，但仍堅信要保持對問題的敏感性。

    施耐德在德國波鴻大學獲得中國歷史學博士學位，畢業后先在德國海德堡大學任教，后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擔任現代中國學教授，并于2006 年起擔任該校的現代東亞研究所所長。近日，就有關全球化與中國史學的問題，他在北京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特殊性的借口

    經濟觀察報：當前世界各國的狀況出現相似性、一致性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你認為全世界是在走向一個共同的現代化未來嗎？

    施耐德：這個題目很大。現代化究竟是什么，也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所以我就來講一下全球化，這也是現代化的一種新的模式。現代化所帶來的影響之一就是，在經濟方面全世界越來越一致化，許多做生意的方式、發展經濟的手段越來越相像，實際上形成了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性市場。過去20年來，所謂的“民族國家”的勢力越來越小。西歐一些國家原本很完美的社會福利制度一步步地被減少，一步步地削減得不像樣子，因為國家的資金越來越少，錢都集中在大財團。現在一國的稅收過高，資金就會流走，所以這個全球性市場帶來了一種壓力，而且帶來了一種一致化。

    經濟觀察報：就文化方面而言，你認為也存在一種統一化嗎？

    施耐德：還未形成一種文化上的統一化，全球化這個口號剛開始用的時候，許多人認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但實際上，經濟的全球化越進步，人們對自身特殊性的意識就越強烈、越清醒。一方面我們要承認全球化的事實，另一方面也必須要尊重和保護每個地方的特性，而與此同時，也不要用這個特性來當作一個借口，以此來反對全球化。

    經濟觀察報：不要用一國特性作為借口來反對全球化，這具體是什么意思？

    施耐德：至少就我從西方的觀察來看，全球化如果帶來了一些好的影響，人們往往就會歡呼，但全球化如果帶來了一些害處，就會有人說，全球化的這個部分不符合這個地方的特殊性，因而不接受它。基本上，對于保護和發展文化歷史特殊性的立場，我非常贊賞，因為各個地方的語言和文化歷史本來都有很大的差別，但我并不主張將文化差別和文化特殊性本質化，因為文化一直會變，如果將一種東西僵硬化，它就死定了，只有活的東西才有辦法適應新的環境、要求和挑戰。所以，在全球化的境況之下，如果一些原先部分歡迎全球化的人，現在又開始高喊一個地方的特殊性，我就有點懷疑，是不是他們背后的某些利益受到了危害。

    經濟觀察報：你能否將這個問題具體放到中國來解釋一下？

    施耐德：例如，我每次看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說法時，我都會問自己，它特別在哪里？從來都沒有人向我解釋，“特色”在哪里，“社會主義”在哪里。這就變成了一個口號，一種不太有意義的說法•。我常有這樣的感覺，就是人們在用這種特殊性作為借口，來擋住一些到目前為止中國尚不喜歡的全球化帶來的新東西。

    經濟觀察報：中國是否存在著一定的特殊性？

    施耐德：我并不認為中國沒有特殊性，中國有很多與眾不同之處，而且中國是個大國，因而有可能將本國的特殊性當作別人的標準。現在中國還沒有這樣的能力，但再像這樣發展三四十年，等到中國足夠強大的時候，就可以將本國的特殊性當作普遍價值。所以說，我不是在根本上批評特殊性這樣的說法，但是你要很明確地說明特殊在什么地方。因為每一個特殊的東西都應該有一個普遍的標準。例如說，這是一個特殊的杯子，那么你需要有一個杯子的普遍理念，才可以說什么是一個特殊的杯子。如果中國是特殊的，那么普遍的標準是什么呢？是西方嗎？所以說，特殊性這個觀念是模棱兩可的，很容易因為強調自己的特殊性，而同時也接受或承認你所要抵抗的那個外來的普遍性。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自由民主制是否構成一種普遍性？

    施耐德：具體的民主制度我覺得不是，較抽象的一些民主理想是。從人類史的歷程來看，自由民主制是一個例外，人類史上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是民主制的。在過去150年里，自由民主制出現昌盛，但是也有各種不同的方式。不過我個人愿意將民主的一些最基本的理想接受為是具有普遍價值的，例如權力分立。用什么方式、什么制度來分立也許沒有固定的標準，但至少目的是要使各個權力相互制衡，沒有一個權力至上，不至于導致權力的濫用。我覺得權力分立最基本的要素是司法獨立與可靠。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民主制度不是普遍價值，民主的一些要素，如權力分立，是普遍的價值？

    施耐德：權力分立本身就是民主很重要的一部分。至于立法、司法、行政等權力如何形成、如何加以控制，如何相互制衡，那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法，例如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半內閣制等，不可能有普遍的模式。例如臺灣的民主化就是部分地從國民黨黨內開始的，所以說，實現民主化，承認不同理想的存在，不同利益的存在，不打壓異己，走向多元化的過程，是可以從一個一黨制開始的。具體的方式要看各個地方的特殊性，看各國特殊的歷史、經濟和文化情況，看政黨領袖是否聰明，看能不能抓住歷史機會，如果抓不住，像東德那樣，結局就會很悲慘。從這方面看，中國過去20年里的改變已經很大了。

    歷史不要有結局

    經濟觀察報：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在“冷戰”結束后，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曾經提出“歷史的終結”這一說法，并引起很大反響，但現在，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之后，面對新的世界局勢，又有人談論“歷史的終結的終結”。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施耐德：我覺得“歷史的終結”這樣的說法根本是胡說八道。福山的意思是說，美國的那套體系贏了，人類不需再與諸如蘇聯這樣的“邪惡”政權對抗，而是走到了一個大同世界，可以用美國的民主和價值標準來改變世界。但是，第一，他明明是說錯了，人類現在就是沒有一個共同的標準，還會爭來爭去。第二，不論一個政權原本是什么性質的，不論一種政治勢力的基礎是多么完美的理想，等到它獨大的時候，它很容易就變壞。

    經濟觀察報：你為什么這樣認為呢？

    施耐德：人性使然，人性可善可惡。權力要是達到可以為所欲為的程度，就很容易會被濫用，這正是民主最基本的觀念之一。其實民主這樣的理想并沒有什么很實在、很具體的價值，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民主只是出于對人性可惡的觀察，為限制人性惡而建立的體制。現在美國獨大的趨勢，我們可以看到結局在哪里。美國的經濟已經有了問題，現在世界上不討厭美國的人已經不多了，連原來那些最忠誠的支持者也都改變了立場。所以說，歷史沒有結局。歷史要有結局，要么是世界末日，要么是大同世界，要么是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人類以那些宏大理想為借口而犯的罪非常多，所以我不認為所謂歷史的結局是有價值的。不要有結局。

    經濟觀察報：美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你認為它會像古代的羅馬帝國一樣衰落嗎？

    施耐德：美國還根本不到羅馬帝國那樣的程度。它不可避免地會衰落，這是早晚的問題。美國在20世紀所取得的勢力來自于兩次世界大戰中所處的關鍵性的地位，也靠的是歐洲的沒落。歐洲現在在經濟方面逐漸一致化，在其他方面也更加一體化。印度和中國也在崛起。美國現在經濟開始有問題，在伊拉克戰爭中麻煩重重。在70年代越南戰爭的時候，美國還勉強可以用意識形態來掩蓋他們真正的經濟與戰略考慮，現在誰還相信他們說的“把民主自由帶到伊拉克”的那一套呢？連他們自己都不信了。希望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能帶來美國國際行為的改變。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美國國內的自我調節機制能否發揮作用，比如說通過選民來實現一種對政府的制約？

    施耐德：其實這是我過去十年里最擔心的問題，美國的民主制好像走到了一種危險的地步。最近的兩次選舉都有一些不正常的現象，而且小布什政權在不少方面帶有一些不尊重民主的味道。他們以9•11事件為借口來實施一些實際上違反美國憲法精神的法律。而且到現在為止，美國國內也沒有一種足以抵抗他們的勢力和聲音。我不是擔心發生什么兵變或突發事件，而是擔心美國的制度會從內部逐漸瓦解，制度本身價值的淡化。

    經濟觀察報：現在世界上除了美國的優勢地位之外，還有另一個現象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方式在全球占據統治地位，即便中國和俄羅斯也在采用資本主義的方式，這是不是一種歷史的終結呢？

    施耐德：我覺得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極端的價值相對立，是過于簡單化了。在西方，純粹的資本主義早就沒有了，都是在用各種不同的社會福利方式來彌補過去的一些問題。我覺得，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資源和權力的分配不均，還有一個就是對全球的破壞。假如印度人和中國人都要像西歐中產階級那樣舒適地生活，地球必定是受不了的。這一形勢帶來的必然后果就是，要么是中印的生活水準上去，要么是歐美的生活水準下來。現在西方的政治家還沒有一個敢公開說，西方人的生活水準要下降。所以有些中國人批評說，西方人要中國環保就是要中國落后，是不知羞恥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批評是具有其道理的。現在必須很快地節省許多資源，而且要把節省資源的技術很便宜地出售到全世界各地。窮國因為采取環保措施而遭受的損失，富國應給以彌補。不過這好像不大可能，一是有政治上的原因，二是人有惰性。也許人們要看到海平面上升三四公尺，很多城市被淹掉，行為才會真正改變。

    歷史是偶然的

    經濟觀察報：讓我們談談有關中國歷史的一些問題，從19世紀以來，中國人就提出趕上和超過西方國家的要求，并為此制定計劃，這構成了一種壓力感，你如何看待這一狀況，給中國帶來了何種好的或者不好的影響？

    施耐德：這樣的心態早就有，例如康有為的大同思想，還有要趕上西方的“大躍進”。要了解這種心理帶來的害處，看看“大躍進”就知道了。所以我覺得不要趕上誰，這根本不重要。你趕上之后，站在前面了，然后呢？你不是就沒有目的了嗎？（笑）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其實是一種很嚴重的自卑心理的表現，你需要靠別人來定義你自己，需要靠別人來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這不是代表自己心理真空嗎？我覺得要明確當前需要做什么，例如在物質生活方面要達到什么樣的水準，把貧富差距維持在什么水平，人們怎么生活，至于別人怎么樣，那是他們的事情。

    經濟觀察報：長期以來中國的歷史教育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些階段，構成了一種線性的、不斷進步的歷史敘述模式。對這種史觀你是怎么看的？

    施耐德：看現在的狀況，在物質生活方面，我們當然是一天比一天過得好，但是這個“好”所帶來的“害”也非常大。這要看我們從什么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如果從環境質量、生活品質等方面來看，現在中國的崛起帶來的害處非常多。這種直線的進步史觀根本是騙人的，只是看到片面的、一小部分的進步，其實付出的代價全都沒有看到。所以沒有所謂直線的進步，在一方面的進步，總是會在另一方面付出代價，只是看你重點關注哪個領域。你提到的那幾個階段的說法，說實話是一種19世紀的提法，根本不符合歷史。

    經濟觀察報：這是不是也是一種帶有科學主義性質的觀點？

    施耐德：部分地是。這種帶有規律性的史觀認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沒有階級，而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工具，奴隸社會就是第一個存在國家的社會。如果把這樣的發展看成是一種普遍的模式，看成人類的統一進化過程，那么中國也必須要經過這一階段。所以民國時期就有一些左翼的史家試圖去證明上古某一段是奴隸社會。他們要證明這一點，就必須證明有國家，于是他們就去挖掘，最后看到甲骨文上有“國”這個字，就證明有國家了？（笑）所以我認為歷史沒有什么嚴格的、死板的規律性，真正的歷史是偶然的。未來是無法預料的，如果承認歷史有規律性，那么未來也可以預料到，那是不可能的。所有那些告訴別人歷史是怎么樣的、應該走哪條路的人，我都要懷疑，他們這樣說的時候，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經濟觀察報：那你覺得黑格爾的辯證法，例如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有沒有道理呢？你覺得這也是給歷史人為地強加了一種規律性嗎？

    施耐德：黑格爾最后也失敗了。黑格爾要把普遍性和特殊性、歷史與價值統一起來，而因此讓我們意識到這兩種范疇之間的緊張。但像我剛才說的，我認為歷史是偶然的，它帶有的規律性是很有限的。在這一點上，我比較傾向于歷史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反對“宏觀大理論”的立場。

    當代思想的實驗室

    經濟觀察報：如果歷史沒有規律，那么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歷史，歷史學的價值是什么？

    施耐德：我覺得歷史學的價值就在于通過對歷史的研究來思考和學習人到底是什么東西，人性是如何的。可以從歷史學到不少有關人類行為的問題。歷史本身是沒有規律性的，但是我們可以從歷史看到許多行為的教訓，而這些教訓之所以現在還有價值，就是因為我覺得人性不變。人的思維會變，文化素養會變，但是人性不會變。除了研究這種比較抽象的、不變的人性的教訓之外，歷史學還有另外一個價值，就是其實我們可以用歷史來檢驗。比如說，我們現在如果有什么理想和想法，就可以將這種想法帶到過去，去試驗一下，看是否能用來解釋過去。因為我們研究歷史并不是一種純客觀的研究。所謂“客觀”應該有客體，就像我可以客觀地研究我手上這個手機的樣子，但我哪有辦法去客觀地研究18世紀的某個現象。因為這個客體已經沒有了。

    經濟觀察報：但是仍然存在著史料。

    施耐德：史料或者是片面的，或者是已經經過別人解釋過的。史料是別人來寫的。在寫的過程中，寫作者會有錯誤的認識、片面的認識，甚至還會有根本沒有認識到的部分。史料里有作者自己的想法，有政治勢力的影響。而且史料是否保存下來完全是偶然的，一部分史料保存下來了，而另一部分被燒掉了，完全是一團亂麻。即便真的有一天，我們有辦法認定18世紀的某個東西真的是那個形狀的，那又怎么樣呢？歷史真正的問題是，在知道某個事實之后，它有什么意義？你可以去研究千萬個客觀的事實，你還是無法研究出來一個“客觀”的意義，因為意義是主觀的。所以歷史的真正意思在于，從當代的立場出發，在學科方法的限制之下、在僅存的歷史事實的限制之下，去想一想用這樣一種當代的立場來看歷史有沒有用，同時可以對這種當代的立場進行反省和思考，看它對于解釋過去有什么價值。所以歷史可以說是一種“當代思想的試驗室”。看看過去一百年的史學潮流，每一個都反映出來那一段社會思潮所基本關心的地方，沒有一個史學思潮是脫離得了它的文化、政治、經濟環境的。

    經濟觀察報：能不能舉幾個例子？

    施耐德：例如德國五六十年代的“社會歷史學”潮流，那就是一種社會政治立場的表現，目的是要擺脫所謂精英分子的史學、精英階層的觀點。又比如，美國的“新史學”就表現了美國迅速民主化的這種政治的、社會的現實。所以在很多方面，史學思潮是由其當代的環境影響的。不過這樣做也沒有什么不好，我們不要太教條，應該去寬容很多不同的立場，而且要反省到這個現象。如果你在做著當代的價值所逼你所做的東西，你卻說自己是“客觀”的，那才是騙人的。要從客觀主義解放出來，才有可能比較中立一些。

    經濟觀察報：對于近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從你自己的觀察出發，你有什么看法？

    施耐德：我覺得過去30年中國史學界有發展非常地快，某種意義上而言，可謂是與政治距離越來越遠的一個過程。與30年前相比，現在史學界可以討論的范圍與話題多很多。當然，政治的影響總會是有的，而且由于當代的環境使然，也應該是有才對，但至少來自政權的影響在減弱。例如，1980年時買十本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好書，大概有八本是用英文、德文、法文寫的，一兩本是用中文寫的，中文里至少有一半是臺灣的。但現在，十本當中大概有五六本是大陸的，臺灣的已經很少了，其余的以英文為主。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史學界在質與量兩方面進步不少。

    經濟觀察報：除此之外有什么不好的發展嗎？

    施耐德：可以說這樣的發展伴隨著一些代價。第一就是史學原有的地位降低了很多。過去史學的地位非常高，正因為它很重要，所以才受控制，現在政權比較不控制了，也意味著史學界的話不再那么重要了。

    第二個問題也是一種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后，對歷史的解釋權再也不是史學學術界所能單獨掌控的了，市場、尤其是電子的新聞媒體進入了這一領域，將詮釋歷史的權力部分地從學術界拿走。從大陸的許多歷史劇——如《走向共和》——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歷史知識普世化、庸俗化的現象，而且這給社會帶來的壞處也不小，因為一般老百姓心目當中的中國史，已經不再是史家單獨所能決定了。現在問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國人晚清民初的中國史，他知道的想必較多的是《走向共和》里的內容，而不是歷史教科書里的。但《走向共和》里有不少事情是虛構的。不過觀眾沒有區分能力。這也給史學界帶來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主導敘述”（master narrative）已經崩潰了，卻沒有出現一種新的敘述。學術界再也提不出來另一種“主導敘述”，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滿足社會對歷史解釋的需求了。不過這不是中國才有的現象，而是全世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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