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與道德、大同都是人類思想的最高境界，老子從純道學提出道德，但是這種思想離人間現實比較遠，可望不可及，不可能出現實踐道德的社會思想和社會力量；孔子從政治學提出大同，但是當時人類對社會、人性、自然和生產力的認識水平還很低，政治統治屬于私有皇權體系，皇家就是國家，缺乏民生和民主意識，因此不可能出現實踐大同的社會思想和社會力量；馬克思從經濟學提出共產，并且當時人類已經對社會、人性、自然和生產力有了較高的認識水平，當時資本政治統治已經屬于公務代表體系，背后是大財團的支持，各大財團在利益的較量中萌生了民主公務管理的思想，因而為產生實踐共產主義的社會思想和社會力量提供了政治條件。共產運動產生于馬克思時代，列寧成功創建了第一個共產政治體制，毛澤東則把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使共產主義與中華文明的道德思想和大同思想形成了人類最高思想三大體系的千年大融合，為共產思想和共產實踐找到了得以滋潤、成長和壯大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土壤。
    共產運動是一個完整的事物成長過程，經歷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明革命三大歷史階段。共產運動的政治革命階段已經完成，創建了人類世界的共產政治體系。建立在共產政治體制上的經濟革命也由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中推打開了思路，共產經濟也將在這種經濟革命的大開大放中應運而生。在共產經濟誕生的同時，共產文化的革命也將破題和展開，形成共產文化體系，以支持共產經濟體系的成長壯大。當共產運動的經濟革命和文化革命全面完成之時，人類就成功創建了共產世界，老子、孔子、馬克思提出的人類社會理想將完全得以實現。

    政治革命

    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以后，引起人類世界有識之士的共鳴和響應，從法國巴黎公社革命到俄羅斯十月革命，經歷了多次失敗后，由列寧成功建立了第一個共產政權，掀起了世界共產運動高潮，創建了國際共產機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革命者也成功在中國建立了共產政權，完成了共產思想從西方文明到東方文明的歷史性銜接。
    在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時候，人類世界已經進入資本主義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知識已經相當成熟，形成完整的資本生存機制。在這樣的生存機制中，要創建一種新型的與資本占有相背離的生存機制，只有思想革命是不夠的，思想教育不可能改變人類社會機制，宗教思想教化人類世界數千年也沒有結果，實證了僅靠思想革命不可能改變人類社會。共產主義的理論再強大，思想再善良，愿望再美好，只憑思想和理論不可能改變人類世界，不可能將資本社會轉變為共產社會。要創建人類共產世界，必須建立共產政治體制，用共產政權來保障共產運動的發展，才能建立共產社會體制。這是共產主義者的科學共識，也表明共產運動必然要經歷政治革命階段。
    建立共產政治體制必須要有共產經濟體制的支持，共產政治是由無產階級組成的，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要在資本世界建立共產社會，就必然在建立政權的過程中奪取資產階級的經濟實體，形成共產經濟實體，這個過程必然充滿經濟利益和政治勢力的血腥爭奪。因此，人類歷史上蘇聯共產政權和中國共產政權的建立都經歷了武裝革命斗爭，無數革命志士在革命斗爭中英勇獻身。共產運動的政治革命階段具有分娩般的血腥和痛苦，這是以血腥利益消滅血腥利益的共產運動的辯證思想。
    馬克思深刻研究資本內涵，破解了資本的本質和本性，看到了共產主義的光芒。馬克思認為，資本的惡性給人類的生活和未來造成了無盡的痛苦，但是資本的競爭本質也極大提高了人類的生產能力和認識能力，這樣的創造能力如果在資本主義中無限發展將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如果人類能夠及時轉化為共產主義，這種創造能力就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新生。因此，人類在資本生活中，痛苦與希望并存。馬克思對資本分析的階級思想和剝削理論為通過社會革命奪取政權，建立共產政治體系提供了理論依據和革命思想，列寧依據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結合俄羅斯資本主義初期的工人階級力量，取得了奪取政權的革命勝利；毛澤東依據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結合中國革命實際中的工農力量和中國文化的智慧，取得了奪取政權的革命勝利。
    從人類社會發展學來看，共產運動必須經歷政治革命才能呱呱墮地，獲得新生命。但是政治革命也對共產事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成千上萬的資產階級因為恐懼經濟和政治利益被剝奪而仇視共產主義，形成共產運動的巨大敵對力量，也有成千上萬的生活在資本社會的勞動者無法接受這種血腥的政治革命，對共產運動產生巨大的誤解，還有不少共產主義者錯誤地認為共產運動就是階級斗爭運動，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爭奪利益中你死我活的不可調和的革命斗爭，把共產運動混同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之爭，違背了共產運動的科學性，違背了共產運動和諧境界的道義，違背了共產運動創建人類新世界的原始內涵。利益機制告訴我們，一部分人奪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只是改變了利益格局，并沒有消滅制造貧富差距的社會成因。中國改革開放的事實證明，利益格局的改變會造就一批新生的資產階級，同時造就一批新生的無產階級，在占有社會機制中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只能適當縮小富裕差距以減輕社會矛盾。因此，以利益爭奪為主義的階級斗爭并不是共產運動的科學原理。這些問題，在共產政治革命完成以后就應該徹底予以解決，沒有及時解決已經給共產事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共產道學認為，必須對共產事業的概念和理論從政治思想上進行徹底的正本清源，還原共產政治事業的本來面目。

    經濟革命

    共產政治必須有共產經濟的支持，這是社會發展學的常識。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共產政權后，都進行了經濟革命，創立了公有制經濟體系。但是，馬克思本人所處的時代，人類對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認識還不是很透徹，馬克思雖然看到資本經濟的巨大缺陷造成貧富差別和人格不平等，從經濟角度提出了共產社會理想，然而對于怎樣實現共產社會，馬克思并沒有清晰的認識。馬克思認為，實現共產主義必須經歷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并沒有給出共產社會的理論體系，給出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并不科學，這就為共產運動的實踐帶來了認識上的不確定性，容易形成認識上的混亂。
    馬克思對資本的分析非常科學，但是卻從資本私有理論中提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概念，這是人類占有文化給馬克思造成的思想局限，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因為沒有擺脫所有制的思想和知識的思維約束而陷入思路混亂：共產必然是共享共用，公有制和按需分配在理論上都存在著少部分人對大多數人的主觀控制，無法真正實現共享共用，與共產含義背離。正是由于公有制和按需分配這種社會理論與共產內涵之間缺乏本質上的一致性，社會主義理論與共產主義內涵在理論上相脫離。社會主義理論與共產社會體系不存在因果聯系，表明馬克思提出的公有制社會主義理論并不科學，導致社會主義內涵容易被“移花接木”，這是馬克思本人知識積累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是表明當時人類文明發展階段還不足以建立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當今人類世界出現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主要是受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啟發，而正宗實踐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卻屢遇困局，就證明了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理論并不科學。因此，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不科學性給共產運動造成了理論指導上的模糊和困境。
    列寧和斯大林提出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體系，成為當時權威的社會主義理論基石，但是實踐證明，這種經濟體系并不能支持共產政治，反面削弱了共產政治基礎。蘇聯共產政治體制之所以崩盤，不是失敗于政治和軍事，而是失敗于經濟和文化。蘇聯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制并不對路于共產社會目標，蘇聯的文化內涵又缺乏支持共產思想的道學基礎，因而出現思想混亂和經濟崩潰，導致政治解體。蘇聯共產事業由于經濟革命的失敗而失敗。中國共產政治從公有制計劃經濟被世界資本經濟體系嚴重孤立中反思和覺醒，果斷地以返回世界經濟大家庭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進行了市場經濟革命，開創了共產經濟體系的創新和創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國共產黨帶著共產信念，踏著資本市場，重新回到了人類世界大家庭。
    從經濟原理來看，公有制并不是共產經濟元素，公有和私有都是占有，公有是私有的特殊形式，是集體私有或權力私有。權力私有就是誰擔任領導誰控制利益，這不符合共產主義的共享共用的要求。比如，國有電信企業或國有航空企業的經濟利益，只能是這些企業內部得到集體共享，而這些企業外的其他行業不可能享受其中利益，這說明公有制經濟的利益并沒有社會化和共產化。通過高額稅收或上繳公有利潤把公有利益轉化為公共利益，這是社會主義思想對資本占有機制的改良，但是這并不能徹底消除包括公有和私有的占有體系制造貧富差距的社會成因，富人與窮人、富公有單位與窮公有單位的差距依然存在，不符合共產主義徹底消除貧富現象的目標要求，社會革命具有不徹底性。因此，公有制經濟屬于資本社會主義范疇，不屬于共產社會主義范疇，更不屬于共產社會內涵。
    在資本社會，資本政治也在努力改善資本社會的貧富差別所造成的社會矛盾，以稅收和公共事業來均衡貧富差距，這樣的措施恰恰具有社會化的因素，因此公有制和私有制在資本主義的稅收和公共事業中同樣可以得到體現，同樣可以出現社會主義思想。資本社會出現的這些社會主義思想，雖然稱為社會主義，但并不是馬克思社會主義，馬克思社會主義必須具有共產社會因素，目標是創建新型社會機制和生存方式，而不是為了改良資本社會。單純以公有制經濟為標準來定義馬克思社會主義，并不符合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概念。馬克思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過渡，要求具有共產主義因素，而共產主義是創造新型人類社會和新型人類世界的事業，需要具備強大的創世能力，這個要求與那些改良資本主義、對資本社會缺陷進行修修補補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是同一個社會事業和社會目標。
    什么是共產經濟？共產經濟體系沒有資本、貨幣、市場、分配等占有機制才具有的價值經濟因素，勞動產品與自然物質一樣，在共產社會區域內都是共享共用的，生產和消費不需要分配，完全按需取用，是真正的社會化共享共用。共產社會是完全自由取用的社會，不是由政府平衡分配的社會。馬克思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過渡，又稱為共產社會主義，是沒有政府管理的道學社會。分配是占有的產物，有占有就有分配，就會產生不平等。計劃是一種分配，國家計劃經濟就是國家分配經濟，就是國家占有，等同于政治權力占有，民眾并不能自由取用，這也是占有經濟的一種形式，同樣不是共產經濟的因素。因此，公有制經濟不是共產社會主義和共產經濟的內涵，不可能支持共產政治體制。共產經濟是非占有經濟，沒有占有，沒有利益，沒有分配，生產和生活完全是按需自然取用，這是共產經濟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
    共產政治要想在全世界宣傳和創建共產世界，就必須在世界上說話算得了數，必須得到世界人民和世界政治的尊重，在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世界里，就必須要靠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的實力來說話。如果共產政治是一個貧窮落后的政治，在國際社會沒有地位，沒有實力說話，誰都瞧不起，那么無論它把共產主義說得多么美好，都不會得到世界的響應。因此，中國共產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非常重大，一方面是中國共產政治需要強有力的經濟支持，需要探索和創建能夠支持共產政治的社會經濟體系；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理性地認識到，社會體系不是由政治體制決定，而是由經濟體制決定，政治只能通過決定經濟來決定社會，所以創建共產社會必須從經濟體制上破題，以共產經濟決定共產社會；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學會控制資本，學會掌握資本運行方式，資本家能辦到的事情，共產政權也能辦到，從而把共產政治通過改革開放創建的中國資本經濟扎根在世界資本經濟體系中，使共產政治縱深到世界資本經濟體系腹地，以共產政治領導下的強大綜合實力，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里說話算得了數，有人聽，有人敬，有人愿意接受共產思想影響，從而為共產政治把世界資本經濟體系演化成為世界共產經濟體系奠定堅實的戰略基礎，這是共產運動非常深遠的戰略轉型。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中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更深刻、更活性、更本質的認識，打開了更廣闊的共產運動的發展空間。這些方面的重大意義，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為全球共產事業正本清源，還原共產事業本來面目，開啟了更務實、更科學、更和諧、更廣大的共產政治空間，也為共產運動在人類世界開展文明大革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和實踐基礎。

    文明革命

    自從共產政權誕生以來，共產運動始終處于政治革命的思想體系中，當時的公有制經濟革命也是為了保衛共產政權而建立的，并沒有從社會發展學說進行科學的經濟體制的探索，整個經濟學說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政治斗爭，經濟建設成為政治領導和鞏固政權的工具，而不是成為謀求創造新型社會生存方式的探索。這種狀態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者的原意，而是當時世界意識形態斗爭的形勢逼迫，共產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生死存亡的斗爭主導了共產運動的走向，共產政治家在保衛共產政權的斗爭中忽略了經濟建設的規律性和文化性。共產經濟革命服從于共產政治革命的需要，長期處于政治狀態的共產經濟建設導致共產運動偏離了初衷思想，共產運動等同于共產政治，用政治統領共產運動的一切內涵。共產政治革命的強勁勢頭和共產經濟革命的不徹底性，根本原因在于共產文化革命遲遲不能破題入軌，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缺乏文化革命的深層指導，導致共產運動左右偏航，搖擺不定，劇烈震動。
    共產運動的文明革命是人類文化最徹底的人性、思想和精神的革命運動，是人性升華為最高境界的精神修煉，是共產社會的靈魂。共產文化是人類最高智慧的思想系統，共產運動如果缺乏共產文化，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就會缺乏精神動力和思想智慧，就會在資本利益的叢林法則中迷失道路方向，成為低級生存和低級社會的利益角斗的動物類，成為徒具共產政治外表、實際卻是世界帝國政治的衍生物。前蘇聯的共產運動實際上已經走上了世界帝國道路。因此，共產文化的文明革命是否深刻和徹底，決定著共產運動的本質內涵。
    毛澤東曾經在中國社會開展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成為共產文化革命的一種前奏。很多人認為，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破壞了中華文化，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文化災難，這是一種淺薄之見。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蕩滌的是已經腐朽沒落的中華文化的表層，就象括掉鋼鐵表面生銹的銹塊一樣，內部并沒有損壞。也就是說，文化大革命對于更深層的中華文化的精華并沒有破壞，只是被當時的政治意識封塵于古籍和中國人的深層意識之中。毛澤東自己就非常擅長于用中華文化的詩詞曲賦和書法藝術來表達自己的革命豪情，毛澤東反對的是文化思想中的牛鬼蛇神，是政治和文化中輕視勞動和勞動人民的封建思想殘余，是神仙思想對人民群眾的意識控制，這些都是與時代潮流和共產主義內涵完全背離的東西，當然應該進行徹底的思想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問題是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的失衡，這是當時共產理論的重大缺陷。占有社會的科學機制應該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三者之間的平衡關系，政治離不開經濟和文化，經濟離不開政治和文化，文化離不開經濟和政治。經濟是物質基礎，文化是精神基礎，政治是組織基礎，這三大基礎互相平衡，才能形成科學的占有社會運行機制。當時，政治凌駕于經濟和文化之上是中國社會機制的顯著特征，這種社會機制使經濟失去自然規律，使文化失去人文價值，經濟和文化成為政治思想的附屬物。在這種社會狀態中開展文化大革命，會放大政治、經濟和文化三者之間原有的不平衡關系，從而造成社會運行和社會意識的嚴重混亂。這個過錯不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愿望，而在于當時共產理論還不科學、不成熟。
    真正破壞中華文化的并不是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而是西方敵對政治勢力有意圖的文化侵略和破壞。文化大革命消滅了陳舊腐朽的文化觀念，用政治文化封塵了中華文化的精華，但是中華文化仍然存在于中國人的深層意識里，一旦政治文化的封條揭開，中華文化的精華照樣能夠迅速發揚光大。可是，西方的文化侵略是用西方文化思想完全置換中國人的精神、思想和思維，使中國人的思想意識被西方文化徹底清洗，形成以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為標準的思想體系，對于不符合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的一切文化和政治，包括中國人自己祖先凝集心靈智慧的中華文化和中華政治，都被視為應該徹底消滅的思想體系，這才是對中華文化最根本、最徹底、萬劫不復的最大破壞。如果全盤西化的思想左右了中國社會，一切以西方思想為標準，全面否定和拋棄中華文化，這才是對中華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威脅，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破壞。一個思想完全西化，徹底丟失中華文化的中華民族，還能稱為中華民族嗎？一個喪失本體民族文化的思想、思維、精神和個性的民族，只能成為其他民族的意識中永遠的思想奴隸，何其悲哀！
    共產與道德、大同都是人類思想最高境界的思想，徹底否定中華文化就是徹底破壞了共產思想賴以成長的道德和大同的文化土壤，使共產思想失去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的思想支持，共產思想就會因缺乏文化營養而枯萎自滅，這是對共產運動最致命的打擊。共產文明革命首先要深刻研究、理解和宏揚中華文化的最高思想——道德和大同，讓共產、道德和大同三個最高的人類文化思想形成歷史呼應，拉動古今文化智慧、東西方文化智慧進行人類文化功能的大融合，形成世界文化思想的大太極、大玄機，最終運化成為人類共產新文明。因此，共產文明革命就是要在吸收西方文化優秀內涵的同時，揭開長期封貼在中華文化上的政治封條，讓中華文化的精華思想與西方文化的優秀思想互動互化，共同孕育人類共產新文明，構筑共產世界文明體系的思想空間和精神實體。這是共產文明革命的根本任務。
    共產社會是大道社會，共產文明革命的深層內涵就是要創立人類社會的大道文化體系，使共產社會具備極強的創世能力和極高的精神境界，這是創建共產社會的客觀要求。在易經乾卦六爻之外有一個上九爻，揭示了大道社會的奧秘：“群龍無首，吉”。其含義是，大道社會是天上社會，每個生命都像龍一樣，高度覺醒而智慧，生活不需要任何首領管理，能夠大道自然地圓融相處，是無首領無管理的生存方式。這就是共產社會的內涵，無首領生存就是無政治、無政府、無占有的生存方式。這種生存方式在六爻之外的上九爻，九代表人間最高層次，上九爻就是在人間最高層次之上，意指人間之上的天上生活和天上世界。共產社會也是這種大道社會，表明共產社會是天人合一、人神同義的社會，共產世界是人間大道世界、人間極樂世界、人間神佛世界。這就是共產文明革命的最高內涵。共產文明革命的實質，就是在人類世界進行一場偉大而深刻的創立大道文明的人類文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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