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問題的重返

《The Return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1992)

作者：Chris Harman

譯者：白曉紅

 簡介
 今日世界的大分歧是諸民族主義之間的分歧。這一說法幾乎成了正統。關于“新世界秩序”（a new world order）以及“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這套說詞可能并沒有維持多久。但取代它的，似乎不曾是階級統治，而是產生的民族主義，或有時是全新的民族主義之間的敵對。

　　然而以這種語氣發言的人卻有很大的困難去定義是什么組成了一個“國家”。它不可能僅是由居住一特定的地理實體的人們所組成——否則我們如何去理解那些漸漸不再是多數人的“國家”之一部分的那些少數人？它不可能僅僅是由語言組成——否則我們如何去理解說共同語言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波斯尼亞人宣稱他們為分離的國籍，如何去理解印度的建立者試圖將北印度語——他們近年來才由印度斯坦尼（Hindustani，一種地區方言）凈化而來——強施為整個次大陸的“國語”（national language）？它不可能僅是由那些時髦的、包含一切的“文化”所構成，因為每一處文化或生活方式在同一個民族國家之內富人與窮人、或富人與工農之間的差異要比與國界另一邊的同一階級之間的差異來得大。

　　沒有單一的客觀標準可以決定是否一群人——或他們未來的領袖——將決定他們應組成一個國家。至少在這一點上，像“老左”（old left）學派的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1、“新左”（new left）學派的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2、自由主義學派的格爾納（Ernest Gellner）3以及《國際社會主義》季刊的前任編輯哈瑞斯（Nigel Harris）4這樣歧異的權威人士能有所共識。國家，以安德生的話來說，乃是“想像的”（imaginary）實體——雖然在此優勢的想像力能夠用國家最兇惡的武器對持異議者強施其信仰。

　　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幾乎是試圖追溯他們特定國家的宗始性于數百年前——如英國歷史據說是從艾佛略國王（King Alfred）和他“烤焦的蛋糕”（burnt cakes）、以及從艾瑟瑞王（Ethelred the Unready）開始的；如突其曼（Tudjman）政府談論“千年歷史的克羅埃西亞（Croatian）民族”；如塞爾維亞（Serbian）政府于1389年訴諸科索沃（Kosovo）之戰；或如羅馬尼亞民族主義者聲稱遠溯自羅馬帝國占領達西亞（Dacia）時代的傳承性[5]。但這些聲稱皆基于虛構的歷史。因為國家作為實體并不總是存在的。

　　現代國家，以及它的理想——公民的同質性團體、享有平等權利、對一個單一的主權中心表達其忠誠、并說一共同語言——是相對地近代歷史的產物，亦為資本主義本身的產物?，F代國家這個概念在任何對前資本主義社會——這些社會宰制了整個世界直到16世紀，且它們90%以上直到一個世紀前沒多久才結束——的嚴肅詮釋中，就和汽車和機關槍的概念對這些社會一樣不切題。

　　事實上，正是民族國家的興起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之間的連接，使得我們能夠了解那導致人們相互殘殺的神話的力量——正如所有戰爭，大多數是窮人殘殺窮人，而非富人殘殺富人。

資本主義與民族
 

　　在資本主義興起以前存在的階級社會是經由州國（states）組織而成，但州國存在于人民大多數的活動之外。它們經由稅收與強奪來劫掠人民，并以高壓手段或賄賂來使人民從軍。但州國并未觸及人民基本的每日維生活動，這些活動主要經由自給自足的農業——即使他們一小部份產品經由買賣——而發生。當然，農民階級受盡剝削并受迫于險惡的律法壓制，但壓迫是由特定的地主與特定的圣職人員（經常是同一批人）來執行，而且這些執行者與任何中心的州國僅僅具有疏遠且脆弱的同盟關系。

　　在這樣的社會中，那存在于12世紀君權制名為英格蘭（事實上由現代英格蘭、法國西部的許多部份以及威爾斯、愛爾蘭和蘇格蘭的部份所組成）那里的情況則為典型：軍事領袖使用同一種語言（諾曼法文），行政精英使用另一種語言（中世紀的拉丁文），而一般大眾則使用許多不同的方言（盎格魯撒克遜、法文、威爾斯文與蓋爾文的各種不同形式）。

　　在這樣的社會中，州國可能是中心化并具有權力的，或者可是能是虛弱且支離的。但在以上兩種情況中它皆不是如我們今日所理解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不論它的主體是怎么想的，他們并沒有視自己為說著一種共同語言的公民，亦未曾認為他們必須對一單一的地理實體保持個人的忠誠。

　　在資本主義之下，情形則十分不同。市場沖擊著每個人生活的每一面向，從工作到所食所穿，再到娛樂方式。并且隨著市場的成長，出現了在個別公司以及國家之中的行政的大幅成長。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神話宣稱，它僅需要一種最小的國家。但事實上，市場只有在一同樣具滲透力的國家支持之下才能在伸展性的、持久性的基礎上運作——發行貨幣、保證欠貸的支付、限制欺詐的規模、建設馬路和海港、防止窮者挑戰富者、從事戰爭、并特別是強施定期的稅收于人民。

　　但行政機器若在它的公務單位之間沒有便捷的溝通工具、一種它們皆流利的語言，則無法有效率的運作。行政機器亦較偏好居住于一國之內的多數人所使用的語言：此語言可以使得秘密警察和收稅人員的調查更為容易，并使得在上施令者與在下執行者之間的連貫性更具效率。

第一批民族國家
 

　　資本主義自16世紀首度在荷蘭與英格蘭開始全面發展——雖然市場關系以及資本主義生產的首度核心已在14世紀意大利和法蘭德斯部份、以及16世紀德、法和波希米亞出現。在每一情況中，市場的興起同時地開始產生了那些將要匯集在一起形成民族國家的元素。

　　貿易的擴張使得不同區域的人們間有了漸增的直接及非直接的接觸。城里來的貿易者旅遍鄉間，買賣并由最避遠的鄉村居民交談、學會一點他們溝通所需的方言，并將方言的片段混合進城里所用的俗語，不自覺地創造了新的溝通的標準形式，而它成為每個與新商業有關的人必須學習的優勢條件。伴隨著貿易者而來的是巡回的傳教布道士——經常為他們自己的口袋以及靈魂帶來利潤——以及找尋新傭兵的征募者。同時，鄉村里最貧窮的人來到城里找工作，而最富有者則切斷了中間人并開始直接貿易。在法國鄉間，一般農民在辛勞工作的一生中從未旅行過離家五里遠之外，而在17世紀晚期之前英國人口的七分之一至少在他們一生中的某一階段會旅經倫敦。6

　　同步發生且不自覺地，貿易網絡開始成為語言網絡。正是在此時國家的行政人員——渴望著要課稅貿易的利潤——見到了以市場語言、而非法庭或教會語言來執行此目標的必要性。亦正是在此時，喜革新的作家認識到，使用新的俗語語調是贏得讀者的方法——如但丁于14世紀初的弗羅倫斯、喬叟于半個世紀后的英國、以及路德與瑞伯萊斯于16世紀的德、法國。

　　這個改變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才完成，甚至遲至17世紀，英國的霍布斯與荷蘭的史賓諾沙仍舊以拉丁文著述他們的主要著作，但在資本主義征服之處，新語言亦隨之征服。相反地，在資本主義偽誤地開始并繼之屈服于舊秩序的復蘇之處，新語言亦受制：晚期文藝復興的意大利不斷的重新封建化意味著，許多文學是以拉丁文寫成，而非以但丁的意大利文寫成；7波希米亞新教主義（Bohemian Protestantism）于1618年的白山戰役（the battle of the White Mountain）中被武裝的反改革勢力擊潰，亦為捷克語作為一書寫語言將近兩百年的毀滅；拉丁語直到1840年代以前一直是哈布斯堡帝國的行政語言。

　　成為第一群國家的，便開始在主要城市的腹地中成長起來的貿易、行政與語言的網絡。在歐洲各處，晚期封建君權的行政者試圖藉由與城市里的貿易者和制造商的聯盟，來增加他們對舊封建統治階級的成員所能使用的權力。這些“公民”（burghers）經常已位于在地理上緊密的貿易與語言網絡的中心。有些行政者認識到，對他們極為有利的是使公民的語言成為國家的語言，并鞏固此聯盟，且開始創造一個語言上同質的國家，這一國家前所未所有地能夠堅持主張所有居住于它國界之內的人對它的忠貞。

　　以語言為基礎的新國家的成長，對正興起的資產階級而言具有極大的好處。它使得別處來的、說“外國”（foreign）語的貿易者更不容易去挑戰他們的“本國”（home）市場。而且它使得國家的行政者逐漸受制于他們的影響，并渴望追循他們的利益，尤其是在國家幫助他們與世界市場上的敵對貿易集團競爭方面——如17世紀英國與荷蘭公司之間由國家支持的對東印度貿易控制權的爭斗。甚至在國家的形式仍舊為封建之處，如17世紀的法國，也已漸漸地關心著初生資本家的利益。

　　但如果民族國家的創造乃是自發性地開始，意識的成份則亦很快的涉入。從馬基維里時代（16世紀之初）開始的政治哲學家，向國家勵促了會加快此一自發過程的種種政策。8政治經濟學家大肆宣傳著“經商主義”（mercantilism）的教條，這些教條將國家的利益等同于經商階級貿易剩余的積累。劇作家、詩人和手冊作者首次開始頌揚那日后被稱為“國族”（national）傳統的一切。

　　新的“民族”（national）國家在實踐上證明了對它的統治者而言具有其他的好處，不論統治者來自于舊的貴族階級或正興起的資本家階級。它提供了剝削者之間的一個明顯的連結。不論他們的收入與生活方式多么不同，他們具有一共同點：他們說著他人不懂的語言。這一點對一部份中產階級來說變得特別重要，他們熟諳此語言并向國家證明他們的忠誠，他們可以在國家機器本身之內任職，而國內的少數民族與國外的被殖民人口則被否定了這種可能性。

創建新民族國家的動力
 

　　全球資本主義的散布具有這樣的特點：混合且不均衡的發展。在英國與荷蘭的資本累積的第一群中心，對全球其他地方而言具有雙重效用。它們掠奪并貧困化了全球其他地方，但亦同時將這些區域帶進了全球市場關系的網絡，因而最終勵促了新的資本家團體的興起——或是那視他們的未來與資本主義并存的新中產階級的興起。

　　但這些團體發覺他們處于已被既存的資本家——用民族國家來保護其利益——宰制的世界。如果資本主義的新中心要發展到某一點之外的話，這些團體需要他們自己的國家為他們的利益而戰。正因如此，法國的商業利益向那從封建制度生長起來的專制制度那里尋求力量，使它在與英國爭奪世界性影響力的戰役中為商業利益而戰。正因如此，北美殖民地的地主和貿易者開始憎恨英國國家的獨裁，并開始創建他們自己的國家結構。亦正因如此，都伯林與貝爾發斯特的部份中產階級開始呢喃著他們自己從英國那里獨立的“權利”（right）。

　　那些欲以新民族國家的創建來提升自身利益的人，不能夠等待幾百年后的自發經濟與社會發展來產生這樣的國家。至少部份上，前進的道路一方面被現存的資本主義民族國家所阻礙，特別是英國，而另一方面被舊的專制制度、前資本主義國家所阻礙。有意識的革命行動是必須的，如果它們要趕上英國資本主義的話，不用說要贏過了。而革命行動必須由意識形態所推動，該意識形態則不論以多么困惑不清的方法，必須列示出他們所要的那種國家的藍圖方針。

　　法國的革命家以他們宣稱“一體且不可分割的法國共和國”（the French Republic，one and indivisible）的方向上走得最遠。他們強行以由政府任命的諸地方行政長官運作的中心化結構取代了舊的行政部門及其繁多各異的稅制和特權。革命家們施行了單一的公民標準，要求每個人的忠貞，這忠貞表現于普遍征募年輕男人去為“武裝之中的國家”（the nation in arms）奮戰。他們建立了單一的國家教育制度，并利用這種教育制度在法國南半部、西部的不列頓方言區以及北部邊界的德語區來宣傳單一語言。

　　在世界他處，對那些尋求突破以進入“現代的”（modern）、資本主義的社會發展的革命者而言，法國的例子成為民族國家所應是的模型。很快地在愛爾蘭、拉丁美洲、希臘、意大利、德國、波蘭、匈牙利和西班牙，年輕的革命者奮力效仿之。在20世紀初之前，在奧匈的捷克語區、巴爾干半島、土耳其的亞洲部份、中國、印度、烏克蘭以及俄羅斯的高加索山區，出現了完全復制式的民族主義。下半世紀則可見到它們散布于英、法帝國——控制了非洲以及南亞大部份和中東。

國家、語言與宗教
 

　　新國家是有意識的產物，這是過去的國家未有過的方式。早在民族國家本身被建立起來之前，便有了意大利和德國、希臘和捷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在早期的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情況，國籍的概念只有在民族國家形成之時或甚至之后才開始生根。然而，日子對于新國家的創建者來說通常要比他們的先驅來得更為艱難。他們不僅經常遭受其欲圖推翻或改革的國家執政者的迫害，而且他們欲由之建構一國家的生產原料——人民——經常尚未準備充份。

　　幾世紀以來長期的資本主義發展，已在西北歐以及它的北美殖民地創建了單一語言優勢的相當廣大的地理區域：英格蘭的大部份和蘇格蘭的部份、法國北部的大部份，甚至德國（由于路德成功的建立了使用單一方言的教會）。相反地，在南歐及東歐、亞洲和非洲，資本主義的遲來意味著語言間同質化的工作幾乎尚未開始。

　　那時仍經常能看到如在中世紀歐洲一般的景象：國家行政部門使用一種語言、教會使用另一種語言、地主使用第三種語言、農民階級第四種、以及經常城鎮的居民使用的又是另一種語言。于是在巴爾干的任何特定地區，宗教語言是一已死亡的語言——拉丁、舊教會斯拉夫語、古希臘語或古典阿拉伯語。行政的語言則為德語、匈牙利語、土耳其語或希臘語。農民階級的語言則為斯拉夫或有時為羅馬或匈牙利方言，而城鎮的語言則可能為德語方言。此外，農民階級的語言各村鎮又有所不同，或者有時在同一村鎮內各戶有所不同。

　　只要前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占優勢，這并未導致任何重大的問題。農民知曉足夠的行政語言和城鎮語言，來有限地與他們交涉，且確實依情況所需并無多大困難地從一種語言或方言轉換到另一種。農民也許完全無法獲致考試程度的能力標準，特別是書寫能力，但即使如此，他們仍能以之處理、應付每日生活。

　　但語言與方言的這種繁多，對現代化的民族主義者來說是個麻煩。他們的目標不僅是要在言說的語言中獲致語言的同質性，亦要在為市場與現代國家之昇進所需的書寫形式上獲致語言同質性。他們能達到其目標的唯一方法是選擇某種言語并宣稱它是每人不僅必須學習去說，且要去讀與寫的“國語”（“national”language）。

　　選擇并不總是完全任意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論如何緩慢，通常意味著部份農民階級已以較具影響力的方言與部份城市人口不斷的接觸。因此，例如在19世紀早期的布拉格，已有了成長中的說捷克語的小資產階級，如民族主義者所要的，這小資產階級能夠作為與農民階級的連接。但經常存在著一種有力的、任意的成份——如意大利民族主義者最終選擇了突斯肯（Tuscan）方言9（半島上只有2.5%的人口說此方言）為“國語”；或是第一批印度民族主義者決定達里的地區方言印度斯坦尼（Hindustani）一旦去除了所有源自波斯文的字匯，便可成為國語；或是居住于維也納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者拒斥以舊教會斯拉夫語作為國語的想法，且反而頌揚斯多可維恩方言（部份克羅人與塞爾維亞人所說的語言）并賜予“圣名”為“塞伯克羅”（Serbo-Croat）。10

　　但決定什么是國家語言只是問題的開始而已。大眾繼之必須被說服去接受它。此時再度地，情況對那些遲來的、經濟較落后的國家而言要比它們的前驅來得困難的多。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成功之處提供市場給農民，以及提供工作給不斷成長的都市人口，要使人們忍受說著不流利的官方語言的不適，并不是太困難的事。在法國，大多數非法語的少數民族擁抱革命與國家，因為，它似乎提供了他們一種較好的生活。在美國，一代又一代非英語的移民珍視他們的新國籍，即使他們不太會說它的語言。相反地，在西班牙卡塔南人（Catalans）憎恨著必須說那經濟上較落后的卡斯提亞（Castille）和安達魯西亞（Andalusia）的語言；在羅馬尼亞，匈牙利人和撒克遜人堅持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在愛爾蘭，國家的大規模勸誘亦不能阻止遠西部的人民廢棄他們本土的蓋爾語（Gaelic）而說著經濟上遠較為有用的英語；在印度南方人根本拒絕去說北印度語（Hinda）。

　　談到宗教的問題，遲來的民族主義者也有類似的問題。民族主義者的模型是強烈地現世主義的。因為宗教乃是他們試圖轉化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宗教通常勵促他們去擔負那跨越新國界的義務，這些新國界乃是民族主義者試圖去建立的。而且宗教經常在民族主義者試圖去爭取單一的國家認同感的人們之間鼓動著分隔。因此19世紀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者要求天主教、正統派與回教徒的統一；印度民族主義者要求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統一；愛爾蘭民族主義者要求天主教與新教徒的統一；阿拉伯民族主義者要求回教徒與基督教徒的統一。

　　但誘惑總是要去與宗教妥協，以使能在農民大眾之間找到根基之地——這些農民距離市場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化規劃仍舊相當遙遠，而且“國家語言”對他們而言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愛爾蘭民族運動的領袖總是在現世主義的言談之中企圖從天主教教會那里贏得至少是有限的支持；印度國家會議最重要的人物甘地，試圖藉著采單一印度圣者的裝束來與農民的偏見妥協；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巴斯（Ba’ath）黨創建者阿富列（Afleck）于晚年信奉回教。

　　這些關于語言的問題以及與宗教的妥協具有非常重要的效用。創建的民族主義者通常并不與一民族團體認同而與另一團體對立，且并沒有擁抱今天婉言所謂的“族群凈化”（ethnic cleansing）。他們的目標是去統一特定區域的人口，以使得他們能去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現代化”此區域。如果必要，他們已準備好去強施某種語言和文化，并在必要時對抵抗者使用國家的所有權力——如法國革命在不列塔尼（Brittary）所做的，或是如英格蘭與蘇格蘭資產階級聯合力量在高地（Highlands）所做的。但他們的目標仍舊是要去統一所有人口，而不是去用一部份人口鏟除另一部份。

　　然而，每當他們選擇一種少數人的方言作為國語或承認某一特定的宗教之時，他們便開始偏離了這個目標。民族運動便成為基于人口的一部份，而非其他部份。并且要自我正當化必要性是十分容易的——視說德語者為排除自身于捷克民族之外、視新教徒為排除自身于愛爾蘭民族之外、回教徒于印度民族之外、天主教徒與回教徒于塞爾維亞（Serbian）民族之外。

民族主義的階級根基
 

　　民族主義乃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意識形態之部份而成長起來。國族的概念是和與資產階級革命有關連的一系列其他概念不可分割的。如果民族主義已征服了世界，像今日世界各處的每一個人歸屬于一種國族認同，那是因為資本主義已征服了世界。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民族主義的先鋒必然本身就是資本家。曾有這樣的例子，如卡塔隆尼亞（Catalonia）的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伊加（Lliga）乃為卡達蘭（Catalan）資本家的政黨。11然而較為普遍的是，新民族主義的推進者乃來自于那受挫于社會的滯怠與落后性的部份中產階級。他們視唯一的出路為將他們的源生地轉變為如其他國家一樣的“國家”（nation），并用之以促動經濟進步。由于任何其他因素皆為資本主義的，這便在現實上涉及了鼓勵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論它如何地以標榜傳統生活方式的美德來裝束自己：蓋爾特的（Celtic）黎明也許曾激勵了一個世紀以前的愛爾蘭國家主義者，但新芬黨（Sinn Fein）的創建人葛瑞弗思（Arthur Griffiths）的計劃卻是要去創造“蓋爾語的曼徹斯特”；12甘地也許曾傳布過國產布的好處，但他的國會卻是由印度的大資本家所資助，且重工業的建立是它經濟計劃的中心；迦納的恩克魯瑪（Nkrumah）或許曾頌揚非洲的“共有主義”，但一旦獲得了國家權力的控制，他卻開始試著去建立現代工業。13

　　民族主義者較經常為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詩人、劇作家、教師、律師，而較少為大資本家。但他們的計劃有賴于資本主義的促動，即使這意味著新國有化工業的建立將他們的一部份轉變成民族資本家。在能做到這一切之前，民族主義者必須在社會中找尋支持的基礎。

　　中產階級本身，或是中產階級的某些部份通常是這根基的重要部份。社會的落后性反映于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事業機會的薄弱，尤其是當國家權力掌握于前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或某個既存的外來國家手中。于是中產階級要去改善他們的生活機會的一個明顯方式便是去爭取他們在國家機器中任職的權利——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如果這曾是個問題的話，并更進一步去為革命性地重建國家機器（在他們自己的“國族”控制之下）而戰。

　　以類似的方式，小型營業、貿易以及小型制造業資產階級可跟隨著民族主義的方向。他們沒有像大資本有時能夠從一前資本主義的或外國的國家機器那里獲取特權的能力。新民族國家的建立會提供給他們對政治決策的影響力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契約和受保護的市場。

　　最后，農民階級與初期的工人階級總是民族主義方向的可能同盟。他們受困于社會的一般落后性，并從執掌舊國家機器者那里面對著不斷的侮辱和壓迫。民族主義的煽動對不滿的大眾而言可作為一個焦點，并使較低層階級開始行動。

　　但在依賴工人和農民方面，民族主義者總是面對著一個問題。工人與農民的不滿不僅僅是對于前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或舊國家的所做所為；他們的不滿亦是對于新的、成長中的資本主義形式——而它經常是新的“民族資本家”（national capitalists）要接管、統轄的——以及“民族中產階級”（national middle class）的特權。以對舊的統治者和剝削者的敵意開始的工農運動可以很容易地擴散為對新的、本土變種的抗爭。這可以破壞民族主義領袖的所有計劃。這就是為什么民族運動史經常涉及了在工人之間的煽動的影響力，但這些影響力總是以急轉向撫平“民族”財產階級利益的方式被終結，即使這么做的代價是去破壞民族運動本身。于是便有德國1848-49年、愛爾蘭1921-22年或中國1925-27年的“背叛”。

　　工人運動可以是民族主義者的同盟。但它不能夠為民族主義者的計劃構造一個穩固、可信賴的根基。為此根基，民族主義者必須仰賴部份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

反動的民族主義運動
 

　　古典的民族主義運動是那于18及19世紀掃遍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的部份。后來的民族主義運動經常與殖民地人民掙脫帝國主義統治的斗爭有關。在此程度上來說，它們涉及了向現存壓迫性的國家結構的挑戰——即使他們僅意圖以新的壓迫性國家結構取代之。

　　但從很早開始某些似乎具有“民族”特性的運動興起，它們卻是用來保護而非顛覆舊結構。一個這樣的運動是蘇格蘭高地人的運動：“他們加入了1714及1746斯圖亞特（Stuart）的反動起義，相信這會保護他們，以對抗由蘇格蘭低地人與英格蘭所強施的新的、資產階級的社會組織。另一個這樣的運動是1790年不列塔尼（Brittany）的朝安（Chouan）運動：牧師和擁皇者操縱著不列頓（Breton）農民對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被威脅的恐懼，以致點燃了反革命的叛亂。還有另一個例子是1830年代及1872年北西班牙的卡勒斯（Carlist）運動：巴斯克（Basque）和那瓦勒塞（Navarese）的農民在最反動勢力的領導下，表達他們對失去傳統權利的憤恨（他們的首項要求是要恢復宗教審判?。?/p>

　　在同樣的陣營中——雖然是以十分不同的社會根基——還有愛爾蘭的奧倫治（the Orange Order）。它是由英國有意建立起來以新教優勢的口號來粉碎1790年代晚期的愛爾蘭民族運動，并于1832年、1848年、1884年、1912年以及1920-21年為同樣的目的而復蘇。這些運動在當時并未自稱為民族主義運動，雖然今日有些民族主義者稱它們為前驅。但一個出現于1848革命期間的運動則曾呈現自身為較普遍的民族主義起義的一部份。這便是居住于奧匈帝國之內的斯拉夫人的運動。它的領袖旨在為捷克人、盧申斯（西烏克蘭人）以及南斯拉夫人（塞爾維亞人、克羅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的共名）建立新的國家實體。但除了部份的波希米亞捷克人，這些人絕大部份仍為經濟上落后的農民，說著相互不能理解的方言，任何共同的民族連結都僅限于城市知識份子。這些農民大眾不能夠被吸收進以國家統一的新模型來取代經濟落后與教區管轄的舊傳統的戰役。但有些農民卻可被說服去扮演不列頓農民和巴斯噶農民的角色——護衛舊封建秩序，以防德、匈民族主義者對它的挑戰。因此于1848年農民們加入了反革命的隊伍，并協助哈布斯堡君權粉碎了在維也納的革命。如馬克思在那時所寫的，“在維也納有泛濫的各國人士想像著反革命會帶來解放”。14難怪，“在那數月之中所有歐洲的民主制開始憎恨那些小斯拉夫國家……”15

　　當“國族性”（nationhood）在不斷資產階級化的世界成為建制的、普遍被認可的正當性象征之時，不僅是對抗舊秩序的運動，就連奮力去加強舊秩序的運動都在他們的旗幟上刻著“民族的”口號。在19世紀下半葉之前，甚至過去曾為民族運動最兇猛的敵人——封建王朝，亦開始以民族主義的語句來重新定義自身。波斯君權取用了德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哈布斯堡王朝將其領土分為兩半，一半領土中，匈牙利語取代拉丁語而成為官方語言，另一半領土中，德語則成為官方語言?！叭砹_斯的沙皇”——他的宮廷說法語，并在相當程度上依賴說德語的行政官——首度開始鼓勵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并視其他民族團體為固有劣等。“俄羅斯化到了亞歷山大三世（1881-94）時才成為官方政策。”16

　　君權體制在中世紀晚期藉由利用城市公民作為對封建地主的平衡而建立起來，此時則藉著與部份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交涉來試著延長它們的生命。君權政體愿意將特權給予說同一語言的貿易者、銀行家、制造商、士紳階級以及知識階層，如果他們愿意與它合作對抗它的敵人；因而煽怒了說著其他語言的部份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

　　但不僅是舊君權政體才采用提升一種民族主義而壓迫其他民族主義的政策。那些分割了整個非洲及亞洲大部份的資本主義國家亦是如此。19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對“英國”民族主義的新頌揚；國家統轄的教育制度首度教育兒童“國家”歷史的光榮，并出現了敬仰帝國的文學家著作，民族主義的大眾小說、戲劇、詩歌，且可見到有意識的創造傳統以鼓勵大眾與君權體制的認同。對中產階級而言，向“國家”與帝國的認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并且具有活生生的物質動機：統轄著帝國的官僚是說英語的，而且在其中的事業結構是開放給英格蘭或蘇格蘭中產階級的，而較少開放給愛爾蘭天主教徒或澳大利亞人，至于印度或非洲人就更少了。

　　反動的民族主義的使用，是與對語言和宗教差異的有意使用連結在一起的，以便削弱殖民地對英國統治的反抗運動。正如奧倫治的新教優勢的口號曾在愛爾蘭十分有效的被使用，在印度，英國人曾試圖于1900年代初期藉宗教歧異分割孟加拉，也就是以玩弄回教牌來破壞初生的民族運動；在巴勒斯坦，英國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末鼓勵歐洲的猶太移民，以便能削弱阿拉伯世界對英國統治的抵抗力量；在塞普魯斯，他們主要從說土耳其語的少數民族那里征募警力，而在錫蘭（今日的斯里蘭卡），他們則從部份的說坦米爾語的居民那里征召警力。

矛盾的民族主義與共有主義
 

　　自19世紀晚期始，遍及全世界的國家理想的散布有了更進一步的不同發展。敵對的國家很快地開始為同一領土而戰。

　　早期民族主義者的模式假設著，他們能夠容易地將少數人吸收進他們的新民族國家。而第一批民族國家的確做到了這一點：英國人成功地使蘇格蘭人認同“英國“與帝國，法國人吸收說奧西坦尼亞（Occitanian）方言的南方人，甚至獲得許多說德語的阿爾塞斯人的支持；德意志帝國贏得了薩克森（Saxong）、突另其亞（Thuringia）、漢諾威（Hanover）、漢堡（Hamburg）以及布萊梅（Bremem）的效忠，雖然分離主義的潮流遍行于巴伐利亞（Bavaria）和萊因地（Rhineland）。

　　但許多較晚發展的民族主義的情況則十分不同。如我們所見，資本主義的遲來意味著，在要組成新國家的人群之間很少有一群占優勢的語言或方言。民族主義者可能可以藉著宣稱一部份人口的語言為新國語，來從那一部份人口那里獲得支持，但同時亦造成了其他團體的敵對。

　　即使某一程度的資本主義發展確實已開始，它并不見得能使事情容易些。因為它將說著不流利國語的農民階級的新部份帶進了市場關系之中，并從他們之間創造了新的小資產階級。在此環境中的知識份子開始將農民方言化譯成新的語言、去為它們爭取官方地位，并最終爭取以它們為基的民族國家。于是，正如前農民的不斷涌入，將布拉格從主要為說德語的城市變為主要說捷克語的城市，要從奧地利的省份波希米亞（Bohemia）和莫拉維亞（Moravia）建立新捷克國的要求亦興起。但至少在19世紀晚期之前在布拉格已有了明確的說捷克語的大多數。在許多主要的東歐、巴爾干和高加索的城鎮，所有相互競爭的語言群體成長了，而沒有任何群體必然地凌駕其他：在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的匈牙利與羅馬尼亞語居民；的里亞斯德（Triest）的意大利和斯洛維尼亞語居民；在西里西亞（Silesia）的德語和波蘭語居民；維爾紐斯（Vilnius）的立陶宛語、波蘭語和伊的語（猶太語的一種）居民；在西烏克蘭的烏克蘭語、伊的語和波蘭語居民；伊斯坦堡（Istanbul）的土耳其語、希臘語和亞美尼亞語居民；在麥西多尼亞的希臘語和斯拉夫語居民；巴庫（Baku）的俄語、亞美尼亞語和土耳其語居民。

　　資本主義的世界是組織語言民族國家的世界。正當每一民族團體被吸收進這個世界，它的小資產階級便要它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國家。但它來得太遲，以致不能通過這些漫長、自發的過程——這些過程為英、荷、法或德國帶來了語言同質性。不同的民族主義只有向彼此以及舊君權政體發動血腥戰爭，或有時只有向前看，才能達致它們的目標。

　　這個意涵可在1913的第二次巴爾干戰役的恐怖中看出：敵對的民族國家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希臘聯合起來對抗保加利亞，并將麥西多尼亞分為兩半，造成了大約50萬人喪生。這種恐怖在1915年又再度出現：為了從舊奧匈帝國的土耳其語和克德語中（Kurdish）人口取得支持，民族主義的“青年土耳其”（Young Turk）官員們組織了消滅此帝國大多數的亞美尼語人口的計劃；1918-19年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團體于巴庫相互殘殺，1921-22年土耳其與希臘之間的戰爭導致了雙方軍隊相互驅逐了上萬的民眾。在東歐、巴爾干及考加索，民族主義曾一度意味著“族群凈化”——有組織的屠殺、強行驅逐以及甚至集體消滅營。

古典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馬克思與恩格斯是1840年代革命運動的部份。他們從這個運動的極自由民主翼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涯，但很快地認識到人類解放只有經由更前進并向工人階級革命看齊的運動才能獲致。這樣的革命將能終結“人民彼此之間的民族差異與敵對”。

　　當人與人之間的剝削結束之時，國與國之間的剝削亦會同樣地結束。當國家之內階級之間的敵對消失之時，國與國之間的敵對亦會消失。17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禁斥資產階級民主勢力對抗君主制的斗爭。他們投身于1848-49年的革命起義，并從左翼的位置來批判資產階級民主派要與舊秩序和解的企圖。起義的主要角色乃由四個首要的民族運動所扮演：將德、意統一為資產階級民族國家以替代分隔了它們的各種君權政體的斗爭、將匈牙利從基于維也納的哈布斯堡王朝解放出來的斗爭、以及將波蘭從橫遍歐洲的反動衛兵——沙皇體制下解放出來的斗爭。

　　這些運動之中，任何一個的成功，都是在1848-49年的背景中作為整體的革命之成果，而它們的失敗則是反革命勢力的勝利。馬克思與恩格斯因此求助于革命戰役，在德、匈牙利和波蘭建立新的民族國家，并對歐洲最后的封建殘余予以最后一擊。在此戰役中，必須挑戰的敵人有奧匈帝國中的斯拉夫政客，這些政客使用民族主義的措辭來正當化他們對君主政體的支持。他們的挫敗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充份發展將是清理道路的過程之一部份，對工人階級反抗此制度的斗爭亦然。

　　馬克思與恩格斯并不需要任何復雜的對民族主義的分析來理解在此情況中必須采取的行動。而且他們全心貫注的并不僅是從事于革命煽動，而是闡述一個全新的關于歷史與社會的見解。因此特別是恩格斯，就采用了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語句，并在不同的民族運動之間作了區別——基于這些運動是否代表具有長遠且動力性的歷史的“歷史性民族”（historic peoples），或代表注定要被歷史發展邊緣化的“非歷史性民族”（non-historic people）。在此階段，馬克思與恩格斯皆尚未理解到國家是多么新的歷史現象、18它如何不同于過去的國家或民族組合、以及他們所譴責的大部份運動是如何不同于現代民族運動的特性。19

　　他們于1860年代開始改變他們在民族運動上的位置，因為他們面對著在愛爾蘭反抗英國統治的革命煽動之熱潮。過去他們反對英國在愛爾蘭的壓迫統治，但他們過去一直是訴諸于在英國的革命來終結此統治。他們此時改變了看法。馬克思這么寫給恩格斯：

　　我已盡我所能，去產生英國工人支持愛爾蘭脫離英國統治的示威……我過去曾經認為愛爾蘭脫離英國是不可能的。我現在則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愛爾蘭脫離英國之后可能會建立起聯邦政府。20

　　愛爾蘭人需要的是自治與脫離英國而獨立……農民革命……用來對抗英國的保護關稅。21

　　他并這么寫給古格曼：

　　英國工人階級在肯定地將他們對愛爾蘭的態度與統治階級對愛爾蘭的態度分開來之前，是沒有能力在英國采取任何有決定性的行動的。并且，他們不僅須與愛爾蘭人持有共同目標，且甚至須領導那建立于1801年的工會的解散。而且這必須不是出于對愛爾蘭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國無產階級的利益之要求來完成。若不這么做，英國無產階級將永遠受制于統治階級的韁繩，因為他們將被迫去與統治階級形成一個共同陣線以對抗愛爾蘭……22

　　馬克思在愛爾蘭問題的方針中說明了很重要的一點：壓迫國（oppressor nation）的工人所持有的民族主義將他們與其統治者系連在一起，且對他們來說只有害處。而被壓迫國（oppressed nation）的民族主義則能引導工人起來反抗統治者。此外，馬克思那時正是支持了愛爾蘭民族的斗爭——他們一直被排除于“歐洲的偉大歷史民族”（the great historic nations in Europe）的名單之外。然而，直到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才開始呈現新的、對民族的歷史唯物論的詮釋。一份重寫德國《農民戰爭》（The Peasant War，其內容為有關宗教改革期間的社會紛擾）的未完成計劃致使恩格斯去研究中世紀末社會的轉化，并視物質因素為產生民族國家作為新歷史現象的初始。他強調，當城市愈來愈重要，并與君主政體聯合起來對抗其余的封建統治階級，“從刻劃了早期中世紀的混雜、未被定界的人們那里，新的民族主義漸漸地發展起來”。但這段話是被記錄在一份直到1935年才出版的手稿之中。23

　　對民族主義更深入的歷史唯物分析直到19世紀末才開始，由于新的政治發展突然使它成為一項迫切的話題。

　　在德意志帝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成長之后，接下來在奧地利有類似的成長（那時奧地利包括了今日捷克領土波希米亞、奧拉維亞、以及今日的斯洛維尼亞），而且許多最知名的說德語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自這些地方：奧圖鮑爾（Otto Bauer）和伊夫定（Rudolf Hilferding）是奧地利人；考斯基（Karl Kautsky）是捷克人。但當奧地利政黨正享受著已在1890年代首度真正的成功之時，奧地利的斯拉夫人之間不斷增長的民族主義煽動卻使它陷入了激烈的論戰。

　　奧圖鮑爾試圖以新的民族主義來分析解決論戰。他認為民族國家乃是“文化的社群”（community of culture），或“命運的社群”（ community of destiny），它使得所有歸屬于它的人以不同于他國人的方式來體驗事物。24民族國家給予它的成員共同的特性，因此例如英國人和德國人作同樣的旅行卻有不同的體驗。文化的歧異性意味著，即使當人們說同樣的語言——如丹麥和挪威人，或如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他們仍是維持分離的國家。25“有力分隔國家的，正是文化的歧異性，不論血源如何混合?！?6

　　奧圖鮑爾認為，民族文化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它以原始共產主義的時期開始，那時“所有同胞是以血源社群以及文化連系起來的”。接下來，經歷了階級社會的時期，在其中，民族文化是由統治階級的文化系連在一起。而最后一階段由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呈現出來。27因此，“民族國家”可以以生產力的發展來看待，作為構成“我們之中那具有歷史性的”（what is historical in us）28、作為“歷史的濃縮”（condensation of history）29。

　　他繼續以最直率的方式抨擊那些看不見國家的價值、反而選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proletarian cosmopolitanism）的人，“工人階級最原始的位置之采取，如何對抗資產階級世界的國家爭斗”，例如說到“說捷克與德語的同志”（Czech and German speaking comrades），他們掉進了“理性主義的、啟蒙的”（rationalist，enlightenment）思想陷阱中、對社會的“原子論、個人主義的概念”（atomistic-individualistic）陷阱，而未能了解“個人本身是民族的產物”（the individual man is himself a product of the nation）。

　　奧圖鮑爾的結論是，社會主義者應擁抱民族的概念，作為人類的存在中重要的社會及歷史因素。他并認為社會主義者應對不同的國籍宣告，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民族文化才能達到充份發展。“社會主義對所有民族宣告他們政治統一自由的熱望之實現。對于德國也是一樣的?！?0他論道，這種對文化民族主義的支持能使社會主義者有能力去避免大國的分解，因為對他而言大國乃是經濟發展所必須的。

　　奧地利社會主義者精心設計了一份計劃，它部份基于奧圖鮑爾的看法，31向奧匈帝國所有不同的族群允諾在現存帝國結構之內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機構。在任何特定地區的民族集合將被給予教育和文化事務的自治性，然后將與其他地區的集合形成聯邦，以便能形成橫遍帝國的單一的“自主”（autonomous）結構。將沒有官方語言，雖然“聯邦國會可以決定是否需要一種共通語言”。整個結構是要用來鼓勵“奧地利所有族群的民族特性的滋養與發展”。32

　　這個計劃的實際結果是使得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員不斷向強調工人階級之內文化差異的人讓步，直到社會主義政黨以及工會一個接著一個地分裂成不同的國家組織——這必定使得剝削語言上混合的勞動力的那些雇主感到滿意，不論他們是說德語或捷克語。

　　對奧圖鮑爾的位置首度展開理論攻擊的是考斯基（Karl Kautsky）。他于1880年代晚期已開始深度研究了現代民族的起源的唯物主義分析，并繼續在許多著述中以各種方式探討了同樣的論題。這是列寧等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起點。如赫普特（George Haupt）所說的，“考茨基形成了理論、開放了各種論述并作出區別，雖然他并未作出系統化，長期以來仍是不可或缺的參考點”。33他與奧圖鮑爾的意見分歧乃是“民族的兩種概念的對立，被列寧標名為‘心理－文化的’（psychological-cultural）以及‘歷史－經濟的’（historical-economic）概念”。34

　　考斯基認識到要定義“民族是什么”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民族”是一個很難了解的社會組成、社會發展的產物，它的規則尚未能夠轉化成精確定義的社會機體。民族性是不斷轉化自身的社會關系，它在不同的條件中具有不同的意義……35

　　但他堅持，民族可以在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中被理解?！吧鐣募泻头蛛x成民族國家乃是經濟發展最有力的杠桿之一”。36他論道，僅僅這一點便解釋了為什么在北波希米亞說德語的居民視自身為德國的一部份，而居住于瑞士的德語居民則不這么認同。37由于它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現代國家的典型形式就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但典型的形式一般而言僅以趨勢的形式存在。它們很少以完全典型的形式來發展?！?8此外，

　　經濟的敵對深化，每一經濟區域試著發展它自己的城市及鄉間工業，但在這么做之時愈來愈少能夠不傷害到它的毗鄰地區的工業。不同的奧地利地區傾于分離，而且民族之間的“和解”（reconciliation）變得更為困難。39

　　他批判奧圖鮑爾忽視了語言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一個國家包含了一個以上的“語言社群”，那就是瑞士。至于不同的國籍共有同樣的語言，例如英國人和愛爾蘭人、丹麥人和挪威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并非證明著每一個民族社群就是一個語言社群，它僅僅證明了有時一個語言社群可以包含兩個民族，并且語言社群不是民族唯一的區別符號”。40事實上，“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的有力角色能使我們了解民族情感的力量之重要部份”。41

　　他接著將民族國家的興起歸諸于一系列的原因，首先，資產階級欲為他們的商品提供市場，不受封建領土分割的阻礙以及舊國家結構的干預。其次，現代社會中行政部門漸增的重要性，給予語言問題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官僚制度是沒有單一語言便難以運作的結構”。最后，“社會的商業化”藉由增加不同地區人民之間交流的頻率，為語言的統一奠定基礎，并產生較為一致的語言：“一致化很少僅經由教育管道而成功，而是經由國家內部的商業關系的發展”。 42

　　最后正是這一點解釋了單一國家之內敵對國籍的興起。在經濟力量還不夠強大到能使說不同語言的居民學習國家語言之處，政府欲加強統一性的企圖則增加不同語言團體之間的分隔。有些語言團體因他們的語言被賦予官方地位而獲得物質上的優勢：它給予他們在國家官僚制度內晉升的優惠機會。但其他語言團體則受挫并傾于轉向他們自己的國家認同以對抗官方的認同：

　　在專業生活中或在法庭之前主宰的語言被使用時，其他民族的成員則處于弱勢……工匠和農民的子女要進升入官僚制度之內，對于不會說官方語言的民族來說是十分困難的。43

　　考斯基于是提供了較奧圖鮑爾為歷史且唯物論的、對敵對民族主義興起的解釋——這也許是為什么奧圖鮑爾今日從譴責馬克思主義為“化約主義的”（reductionist）以及不考慮到“族群性”（ethnicity）與“性別”（gender）的那些人得到贊美44。但考斯基的分析中存在一個未解決的問題。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將導致民族爭斗的逐漸消失，雖然他洞見了少數團體是如何轉向新的民族主義。在他的早期著述中，他論道，資本主義發展使得捷克民族消失。而且甚至到他放棄此見解之后，他仍認為當資本主義商業變得愈來愈國際化時，民族沖突會逐漸消失：

　　當社會交流隨著經濟發展而成長，使用同一語言的人民圈子也必定成長。從這里出現了統一的語言得以擴張的趨勢，這些統一的語言會吞并其他民族，使之失去它們自己的語言并采用優勢民族的語言，或采用某種混合……

　　諸民族之加入國際文化社群，將被反映于商人與受教育者之中普遍共通語言的成長……45

　　這里有一重要的洞識，使得考斯基抨擊奧圖鮑爾在社會主義者之間鼓勵國家的敵對：

　　從古至今純粹的民族文化沒有比現在更為不可能了。因此當人們談論著民族文化、并認為社會主義的目標是要賦予大眾以民族文化時，我們會覺得十分不解……當社會主義社會提供教育給大眾，它亦給予他們說數種普遍共通語言的能力，并因而能參與整個國際文明，而非僅是特定的語言社群的分離文化。46

　　但他的洞見卻被埋沒在一份較為廣泛的分析中，此種分析極為低估了資本主義如何在創造克服民族敵對的可能性之同時亦引發民族敵對。

盧森堡與列寧
 

　　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從一個與奧圖鮑爾和考斯基不同的起點開始。她那時正試圖于波蘭建立革命政黨，當時波蘭的社會主義運動于1890年代分裂，一方為不斷向民族主義方向移動的人，如后來的波蘭獨裁者彼蘇斯基（Pilsudski），另一方為堅定地主張國際主義的人。然而當她的政黨參加了1890年代共產國際會議以及1903年蘇俄社民工黨時，大多數的代表擁護波蘭獨立的權利，對她而言，這種擁護的方式似乎會為她國內的民族主義敵人帶來慰藉。直到她于1918年去世，她一直激烈地反對民族的任何自決的“權利”，并反對社會主義者涉及任何民族的起義。

　　她以考斯基與奧圖鮑爾的部份見解連接起來的論述來支撐她的位置。她將民族主義的起源直截地置位于經濟之中——置位于統治階級的經濟需要之中。她詮釋考斯基關于民族主義興起（如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分析，全力強調大資產階級的角色。47她論道，大資產階級之欲求國內市場導致它要去促進民族運動，并賦予運動寫實的特性。她繼續用“經濟主義”（economistic）的分析去瓦解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初期的波蘭民族主義：

　　19世紀上半葉，波蘭民族熱情的物質基礎，不像中歐由當代資本主義發展所決定，相反地，是由根植于自然封建經濟的貴族對它自身的社會位置的概念所決定的。

　　波蘭的民族運動隨著封建關系消失，而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代言人的資產階級，從開始便與我們在一起，是清楚的反民族的因素。這不僅僅是由于19世紀資產階級的特殊根源，也就是具異質性、是殖民化的產物、是種植于波蘭土地上的異體。而且具決定性的事實是，波蘭工業從開始便是出口工業……出口到俄國……這成為波蘭資本主義存在與發展的基礎……以及波蘭資產階級的基礎。因此，我們的資產階級對俄國顯示政治上的依靠……在波蘭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不僅沒有要求創造統一的民族國家，反而它是興起于波蘭的被征服與分割的基礎上。統一與國家獨立的概念并沒有從資本主義中采汲它生命的泉源……相反地，當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之時，這個概念便過時了……在波蘭出現民族概念與資產階級發展之間的敵對，使得民族概念兼具烏托邦式及反動的特性。48

　　對她而言，如果資產階級不欲在某處建立民族國家，由于國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部份，國家概念便是注定失敗且反動的。

　　她的論述興起于波蘭的背景。但她更進一步地擴展之。她正確地指出，考斯基錯誤地認為資本主義國際貿易的需要必導向民族國家和平地聚合。相反地，她堅稱，國家之間會有不斷增加的沖突，而且國家將逐漸不再是具有同質性民族人口的國家，而是強行合并人民的國家：

　　歷史發展……不在于向“民族國家”概念發展的趨勢，而在于民族之間的奮力爭斗、在于創建大資本主義國家的趨勢……在當代世界中最能為剝削利益服務的形式不是考斯基所想的“民族”國家，而是專于從事征服的國家。當我們從國家達到此理想的程度來比較不同的國家……我們以英、德國為模型，因為它們乃建基于對歐洲與世界的民族壓迫，我們也可以參考美國，它深深地環抱著尼格羅人民的壓迫，并試圖征服亞洲人民。

　　她結論道，這毀滅了新的、具有生命的民族運動出現的任何可能性：

　　世界權力的發展是我們時代的一個典型特性，它隨著資本主義的進步愈來愈重要。而此發展從最初始便宣告所有小國的政治無能……“自決”，較小國以及小國的獨立存在是一種幻覺，且將會愈來愈是如此……有任何人能嚴肅的談論形式上獨立的人民的“自決”，如孟特格林人、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嗎？從此觀點來看，要保證所有國家自決的可能性，就是等于要從資本主義發展回到遠早于15及16世紀以前的中世紀小州國。49

　　她這部份論述的主要特點是，她如何從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和軍事趨勢的精彩的辯證詮釋，轉向對政治結果的完全機械論的見解——大資本不要民族斗爭及民族反叛，因此這些都不算數。

　　這并不意味著她的位置是對民族主義的單純反對，因為她結合了她超考斯基的（ultra-Kautskyite）對民族國家之根源的分析以及奧圖鮑爾對文化民族主義的態度。她贊賞奧地利政黨的鮑爾諾計劃（Brno programme），以及它將人口分為自治的民族集合的計劃。她將“民族情感”（national sentiment）指涉為“精神現象的較高形式之一”，并預示“波蘭國家認同”的存留為社會主義導向“開放波蘭國家文化之呈現的新展望”。50她聲稱，“在波蘭民族主義的理想對工人階級來說并不陌生，也不可能陌生”，這是基于“工人階級不能漠視對社會的智識與文化遺產的最不可忍受的野蠻壓迫”。51她相信，“無產階級能夠且必須為護衛作為文化繼承的國家認同而戰，且文化繼承具有它自己存在與繁榮的權利”，但“國家認同不能由民族分離主義來護衛”。52

　　關于民族主義，古典馬克思理論家之中在理論上最為復雜的是列寧。53對他而言，對于由資本主義不斷發展所產生的新民族主義的分析并不是學院式的習練。俄羅斯帝國是比奧匈帝國更為民族混合的國家，而且它是更具爆炸性的混合。1905年的革命不僅是工人、農民與自由資產階級的革命，也同樣是國家少數民族的革命。如果他的政黨在民族問題上出了差錯，它的整個革命策略便會破碎不堪。這使得他與奧圖鮑爾和盧森堡的位置起了尖銳的沖突。

　　列寧對民族之興起的分析是基于考斯基的唯物論詮釋。列寧早于1914年這么論道：

　　全世界資本主義最后戰勝封建主義的階段，總是與民族運動連結在一起。為了商品生產的全面勝利，資產階級必須掌握國內市場，且必須有政治上統一的領土，其人口說單一的語言，并須消除該語言及其在文學上的鞏固發展所面臨的一切阻礙。這便是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語言乃是人類交流的最重要工具。語言的統一與無阻礙的發展，乃是以與現代資本主義相稱規模的商業真正通行無阻及擴張所需的最重要條件。它也是人民以它各種的階級自由與廣泛的集合所需的條件。最后，語言的統一是建立市場與所有大大小小的財產所有者之內、賣主與買主之間密切的關系所需的最重要條件。

　　因此每一民族運動的趨勢都是朝向民族國家的形成，在其下，現代資本主義的需要便能得到最大的滿足……因此，對整個西歐，不，應該是對整個文明世界來說，民族國家對資本主義階段而言是典型的、正常的。54

　　資本主義關系在國際上的擴張意味著會出現愈來愈多的民族運動：

　　亞洲大部分要不是由大國的殖民地，便是極為依賴并被壓迫的國家。但這是否搖動了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即在亞洲本身，商品生產的最完全發展與資本主義的最快速成長所需的條件，已在日本被創造出來，也就是僅在一獨立的民族國家被創造出來？……它仍是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資本主義搖醒了亞洲，也同時在亞洲大陸上到處喚起了民族運動，這些運動的趨勢是在亞洲建立起民族國家；正是這些國家確保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佳條件……

　　民族國家乃是資本主義的規則與標準……從國家關系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佳條件是由民族國家所創造。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這樣的建基于資產階級關系的國家能夠消除民族的剝削與壓迫。它僅意味著，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忽視產生創造民族國家動力的有力經濟因素。

　　在1916年之前列寧發展著這種分析，去抨擊這樣的一批人：他們以盧森堡的方式，55使用資本主義發展與民族國家的成長之間的連結之論點去作結論，認為一旦最先進的資本主義開始擴展到它們的舊國家邊界之外，國家民族的要求便是“烏托邦”且“反動的”。列寧認為這乃是陷入“帝國主義經濟論”（imperialist economism），也就是將政治化約為經濟的直接機械產物。他說，經濟主義就是這樣的論點：“資本主義勝利了，因此政治問題是浪費時間”，且新理論是“帝國主義勝利了，因此政治問題是浪費時間”。列寧說，“這種非政治的理論對馬克思主義是極為有害的”。

　　此外，列寧不再維持舊的、考斯基的見解：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倡議者必定是資本家。他認識到，1916年愛爾蘭的起義涉及了“由一部份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份工人組成的街頭戲……”列寧如此作結論：

　　想像社會革命沒有在殖民地以及在歐洲的小國反叛、沒有部份帶著所有偏見的小資產階級引起的革命性爆發、沒有政治上不自覺的無產階級與半無產階級大眾反抗地主、教會和君主體制的壓迫、反抗民族壓迫的運動——想像沒有這一切，而社會革命還是可想像的話，便是棄絕社會革命。

　　他在他的分析里作了尖銳的實際結論。他護衛著自決（self-determination）權的口號，對抗羅莎盧森堡以及持有類似見解的人，如卡爾雷戴克Karl Radek）和布哈林（Nicolai Bukharin）。他也拒斥奧圖鮑爾的“文化民族自決”（culture national autonomy）的方案。

　　列寧對自決口號的辯護具有兩個成分。首先有關的是和那些壓迫國的統治者具有同樣國籍的工人的政治意識：

　　如果在我們的政治煽動中無法升進并擁護獨立權，我們不僅將被資產階級所利用，而且也將坐利封建地主和壓迫國（oppressor nation）的暴政……當羅莎盧森堡由于不欲“協助”波蘭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而拒斥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計劃之中的獨立權，她事實上是協助了大俄羅斯法西斯份子（Great Russian Black Hundreds）。她事實上是協助了對大俄羅斯主義者特權的機會主義式容忍……大俄羅斯人民的自由之利益需要對此種壓迫的長期斗爭……許多世紀以來，壓制被壓迫民族的運動以及來自上層階級的有利于這種壓迫的系統化宣傳，以偏見的形式制造了大俄羅斯人民自由目標的極大阻礙……大俄羅斯無產階級若不系統地對抗這些偏見，便無法獲致它自身的目標或理清它到達自由的路途……在蘇俄，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創建目前仍僅是大俄羅斯民族的特權。我們大俄羅斯的無產階級不為任何特權辯護，亦不會為此項特權辯護。56

　　列寧反對那些聲稱“這會在工運中以民族界線鼓勵分裂”的人，他堅信它具有相反的結果。被壓迫國的工人只要見到壓迫國的人民不為他們的國家平等權利辯護，他們便會受誘于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煽動。但如果他們見到壓迫國的工人政黨全力支持自決權利，他們便會明白壓迫國的工人政黨擁護他們的利益，因而他們便會切斷他們與自己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關系。列寧用挪威于1905年脫離瑞典為例，來支持他的論點。盧森堡認為此獨立是反動的、只是以另一個君權政體替代原有的。列寧認識到獨立的結果對工人而言并不是一大進步，但他堅持認為，瑞典社會主義者支持挪威的獨立權，保證了挪威獨立，同樣地不是退步：

　　挪威工人與瑞典工人之間的密切聯盟關系，他們完全的階級團結，乃得自于瑞典工人對挪威獨立權的認同。這使得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并沒有被瑞典民族主義影響，并且他們認為與挪威工人的團結比瑞典資產階級和貴族的特權來得重要。57

　　藉著支持自決權，壓迫國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本國的工人階級與被壓迫國的工人階級之中鼓動了國際主義：“在事實上，認同所有民族的自決權意味著最大程度的民主以及最小程度的民族主義?！?8

　　列寧那時擁護自決權的口號的首要理由乃是與下述原則有關：向壓迫國的工人階級之內的反動思想作抗爭。這并不意味著他忽略了例外的情況。他承認在有些情況中這口號可能被誤用（如馬克思所說的，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曾于1848年誤用這個口號）：

　　民主的訴求之中沒有一個不能、不曾在特定情況下成為資產階級用來欺騙工人的工具……在實踐上，無產階級只有將它所有民主訴求的斗爭置為次要于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才能保持它的獨立性……而在另一方面，馬克思將國際主義與社會主義原則置于前位——沒有民族能是自由的，如果它壓迫其他民族。

　　因此列寧的第一個論點是屬于普遍的性質——如果不是完全無條件的話。但他將它連結于第二個論點，也就是在特定的具體情況下，被壓迫國爭取自決所具有的影響。這個論點是關于革命策略與戰術，而非原則。

　　支持自決權并不是無可避免地去支持特定民族脫離國家而獨立。壓迫國的社會主義可以將爭取獨立權當作對抗反動意識形態的方式之一，而被壓迫國的社會主義者則可以爭取工人去反對獨立的實踐，就像離婚權使得夫妻能自由決定他們是否要在一起：

　　自決權的要求并不等同于分離、支解和形成小國的要求……民主的國家體制若距離給予獨立的自由愈近，分離的要求在實踐上便較不頻繁、較不激烈……59

　　但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情況：被壓迫國的民族運動協助了國際工人階級的斗爭，即使民族運動是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下。因為它虛弱了主宰國與它們的統治階級。列寧相信，這便是1916年愛爾蘭起義的情況，也是那些被沙皇政權及西方帝國主義壓迫的許多民族的起義之情況，這是他正確預示的世界戰爭會帶來的結果。由于此理由，不僅是壓迫國的社會主義者應支持這些情況中的自決權，而且被壓迫國的社會主義者應參與爭取獨立的斗爭?！叭绻覀儾幌氡撑焉鐣髁x的話，我們必須支持每一個對抗我們的首要敵人（即大國的資產階級）的反叛，只要這反叛不是反動階級的反叛”。60

　　然而，在有些情況中，社會主義者必須去反對民族主義的煽動，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波蘭民族運動，它與德國帝國主義復雜地糾結在一起，對抗英、法、沙俄的帝國主義。

　　資產階級自然地設定了在每個民族運動開端的領導，他們稱道，對所有民族熱望的支持是實際的。然而，對民族問題上的政策（正如在其他所有問題），無產階級僅在某一方向上支持資產階級，但從不與資產階級的政策一致……

　　在每一民族的情況對獨立問題要求“是”或“否”的回答，可能看來似乎是非?！皩嶋H的”要求。在現實上它則是荒唐可笑的……在實踐上它導致驅使無產階級跟隨著資產階級的政策。

　　無產階級……從工人階級斗爭的角度來審視任何民族要求、任何國家分離。61

　　要事前估量被壓迫國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與壓迫國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間所有可能的關系是不可能的。62

　　這一點接著導引出列寧在民族問題上的位置所具有的另一中心特點——此特點經常被那些長篇引用列寧以辯護自決權的民族運動支持者所遺忘。列寧譴責奧圖鮑爾的“民族文化自治”以及羅莎盧森堡對它的支持，認為這是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作讓步。

　　論爭于1903年蘇俄社民工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的第二次（實際上是它的創建）會議之時在蘇俄的社會主義運動中首度興起。在那時，社會主義運動在俄羅斯帝國西部的猶太工人之中仍舊比在大多數的其他工人之中來得先進。有些組織猶太工人的人士建立了完全猶太工人的社會主義政黨——龐得（the Bund），他們聲稱猶太工人必須有自己獨立的組織，并一心宣傳要有獨立、分離的猶太學校和文化組織。不僅是俄國籍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他們，如列寧和樸列哈諾夫（Plekhanov），許多最知名的猶太籍馬克思主義者也反對他們，如馬爾多夫（Martov）和托洛斯基（Trosky）。如馬爾多夫說，去同意龐得的要求，就等于在每個工作和地點虛弱了社會主義組織：

　　我們不能允許政黨任何部份代表無產階級任何一部份的團體、貿易或民族利益。在與共同階級利益的關連中，民族差異僅扮演著次要的角色。如果在同一工作地不同國籍的工人關心的只是他們民族利益的代表，我們會有什么樣的組織？63

　　列寧在反抗基于語言或文化對任何團體的各種歧視，與對特定民族文化的頌揚之間作了明顯的區別，藉此列寧將以上這些論戰延伸到整個奧圖鮑爾方法論的挑戰。

　　反對對特定民族文化的歧視與壓迫意味著，社會主義者必須為每一民族團體的子女爭取學習他們自己的語言之權利、法庭以那些語言受理案件，并拒斥優勢語言作為其他成員必須遵從的“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的想法?！叭魏我粋€未能認識并支持民族與語言平等的人、任何一個不去對抗所有的民族壓迫與不平等的人，絕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人甚至連民主黨人都不是?！?4

　　這意味著，社會主義應支持任何能保證平等的方法。他們應支持“國家花錢雇用希伯來文、猶太史的特別教師，以及為猶太、亞美尼亞或羅馬尼亞兒童或甚至為一個喬治亞（圣彼得堡的一個區域）兒童分配教程”。65

　　同時，社會主義主義者不應認同任何民族文化，即使是被壓迫者的民族文化：

　　拋棄封建桎梏、所有的民族壓迫以及任何特定民族或語言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乃是無產階級作為民主力量所具有的必要責任，而且對被民族問題的爭論隱蔽且阻礙的無產階級斗爭當然是有利的。但去超過這些嚴格界定的、有限的歷史局限去協助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則意味著背叛無產階級、而與資產階級同盟。在此有一個界線，龐得分子（the Bundists）和烏克蘭社會民族主義者經常完全忽視它。

　　對抗所有的民族壓迫？當然是！為任何一種國家發展、為一般的“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而戰？當然不！

　　一般民族性的發展乃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原則；從此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排他性，有無止盡的民族爭論。而無產階級不但不支持每一民族的國家發展，相反的，它警告著大眾這些幻覺，并支持資本主義交流的最充分發展，且歡迎民族的各種同化，除了建基于武力或特權的同化。56

　　在每一個現代民族之內有兩個民族——我們對所有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者這么說。在每一個民族文化之內有兩種民族文化……

　　如果烏克蘭的馬克思主義者憎恨大俄的壓迫者——這憎恨是十分合理且自然的——而將他的憎恨轉移到大俄羅斯工人的無產階級文化與目標之上，即使是一丁點，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亦將陷于資產階級民族主義之中。

　　大俄與烏克蘭的工人必須并肩作戰……朝向無產階級運動的共同或國際的文化，在宣傳所運作的語言問題上展現絕對的寬容……工人以民族為界線分離的一切主張、對馬克思主義的“同化”的所有抨擊、或是企圖使無產階級以一種整體的民族文化與另一種所謂整體的民族文化對立，這些皆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我們必須對它展開無情的斗爭。67

　　工人階級民主的口號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的國際文化和遍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運動。68

　　在每一民族文化中存在著民主與社會主義文化的成份，即使以基本的形式存在，因為在每一國家都存在著受苦的大眾，他們的生活條件無可避免地產生了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每一個國家亦擁有資產階級文化，且大多數國家亦擁有反動的、官僚的文化，且它不是以僅僅“成份”的形式存在，而是以主宰文化的形式存在。

　　當我們擁護“民主的國際文化與遍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口號，我們從每一民族文化中僅汲取它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成份；我們僅汲取這些成份，且絕對與每一國家的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處于對立位置。69

　　列寧指出，壓迫國的社會主義者看待“同化”的論題，必須非常謹慎：

　　如果來自大壓迫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擁護普遍上諸國的融合之時，片刻忘了“他的”尼古拉二世、“他的”威爾韓（Wilhelm）、“他的”喬治等等亦主張融合——經由并吞的手段，這樣的社民黨人則在理論上是個荒唐可笑的教條主義者，而在實踐上則是帝國主義的幫兇……

　　教導工人對民族差異表示“漠然”（indifferent），是我們的責任……但它不可以是并吞主義者的漠然。70

　　正是為了要強調這一點，列寧才如此堅決地護衛自決與獨立權。然而他同時堅稱，“來自小國的社會民主黨人必須在他的煽動中強調諸國的‘自愿性整合’（voluntary integration）。在不疏忽他身為國際主義者之責任的前提下，他可以支持他民族的政治獨立且同時支持它與鄰國X、Y、Z的整合。但他必須在所有情況中反對小國的狹窄心態、封閉與孤立……”71

　　這些審視使得列寧強烈地反對“民族文化自治”的言論。他論道，每一民族團體所建立的分隔的學校系統會將工人彼此分開：

　　在聯合股票公司的董事會上，我們看到不同民族的資本家全然和諧坐在一起。在工廠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并肩工作。在任何真正重要且深度的政治論題中，人們依階級而非民族來采取其位置。將學校教育抽離國家控制、并將它置于諸民族的控制之下，乃是在實際上企圖去將社會生活的最高意識形態領域——在其中“純粹的”民族文化或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薰培得以最自由地運作——與（將民族聯合在一起的）經濟分離。72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民族主義
 

　　毫無疑問地，列寧對羅莎盧森堡等人的批判是正確的。毫無疑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新民族主義的繁衍。

　　民族主義運動不但不是“烏托邦的”，而且造成了所有大帝國的崩解。正如其1905年的前驅，1917年的俄國革命涉及了以工人與農民為中心、以民族主義運動為邊緣的奪權。1918年10月奧匈戰役的崩潰導致了捷克人、特蘭斯維尼亞的羅馬尼亞人、克羅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的迅速獨立，留下的是分離的匈牙利與奧地利國家。甚至連龐大的英帝國也被愛爾蘭的起義所搖撼——該起義使愛爾蘭成功地獲得了四分之三領土的獨立，還有在印度首度大規模的示威以及在中國首次的革命起義亦搖撼了大英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歐洲殖民帝國的衰弱，之后接著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蘭、印度尼西亞獨立建國，然后在一場血腥戰役后，北越、寮國和高棉獨立，之后有迦納、奈及利亞、肯亞、烏干達、摩洛哥、突尼西亞、法屬非洲的大部份、剛果、尚比亞、馬拉威，以及許多場血腥戰役之后，阿爾及利亞、亞丁、越南的其余部分、安哥拉、莫三比克、幾內亞和最后的辛巴威皆已獨立。在此時，世界人口的每一份子都會將自己定義為194個民族國家中某一國的國民，73只有蘇聯仍是唯一頗為大型的多民族的帝國。當市場、商品生產與資本積累征服了全世界，有組織的政治權力的原型形式——民族國家，亦征服了全世界。

　　新國家的形成并不總是造成舊帝國的動亂：英國最后放棄了印度、荷蘭放棄了印度尼西亞、比利時放棄了剛果，這一切都沒有造成任何重大的國內危機。但有時它是可以造成動亂的，如在中南半島和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搖撼了大都會的法國、在越南的戰爭將美國擲入了嚴重的政治危機、還有在安哥拉、莫三比克和幾內亞的戰爭導致了在葡萄牙的政治革命。一直到這一點，列寧亦被證明為正確的。

　　確實，這種辯明經常涵括了比列寧自己所曾想像的還要廣泛的范圍。民族國家的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整個世界制度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之一部份，以致于這種理想在某些重要方面，被一些不同于列寧所認識的運動所采用。

　　對抗舊殖民帝國的運動通常是建基于行政的劃分，而這些劃分乃是由殖民帝國本身建立起來的。行政劃分忽略了不同的語言或傳統文化的團體之間可能有過的界線。它們將類同者分隔開來，將不同者歸并在一起。而取代殖民帝國者則欲圖在行政劃分之內建立新國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緬甸和錫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以及整個非洲，它們沒有國家的共通語言，而且有時甚至沒有統一的市場。

　　同時，在有些情況中，少數民族將他們自己視為一個國族來對壓迫作出反應，即使他們并不居住在任何界定的領土內或說著不同的語言。1930年代歐洲許多猶太少數民族以及1970年代早期許多非洲裔的美國人便是如此。

　　最后，正是因為國族性的概念在此制度的意識形態中占有如此中心的位置，人們對現存民族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所作的反應，便是經由新國家的創建來找尋出路。此新國家的創建乃基于不同于舊國家的標準——如1960年代晚期試圖用伊伯語（Ibo）以脫離奈及利亞而形成比亞法拉（Biafran）民族國家、后弗朗哥（Franco）西班牙之后的卡達蘭（Catalan）和巴斯克（Bosque）、脫離印度的邦賈省（Punjab）并建基于錫克教（Sikh）的亞卡里（Akali）、或是從過去的南斯拉夫獨立的塞爾維亞（Serb）和克羅埃西亞（Croat），它們基于同樣的語言，但不同的宗教。

　　在每一情況中，那些傳布民族主義計劃者似乎要比那些轉向階級政治者來得更不“烏托邦”、且更為“實用”（practical）。畢竟，民族主義者順循著隨著資本主義到來而宰制世界的國族性意識形態。

今日的民族性與文化
 

　　國家的繁多到處伴隨著對文化差異的強調。在先進西方國家，生物學的種族主義（biological racism）意識形態在某些程度上已于過去25年以來被文化種族主義（cultural racism）所取代。文化種族主義不談非白種人的生物劣等性，而談來自非英、非法、非德，或較普遍來說，非歐洲或非西方背景的人的“文化落后性”，或至少“文化差異”。

　　正是如此，佘契爾夫人于1978年選舉前玩弄種族牌，她聲稱英國人被“不同文化的人給淹沒了”。

　　以稍為較不極端的形式，有這樣的言論，“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文化，因此我們自然地認同我們的文化，而其他團體則認同他們的文化”。這樣的思想為右翼意識形態強調的基礎；右翼意識型態逐漸地主宰著英國國家教程——“英國史”、“英國文學”以及基督教的內容。有趣的是，這些意識形態爭取新教基督教徒與回教基本教義者建立他們各自的學校的權利。74

　　這項論爭至少部份上為某些通常被視為左翼的人士所接受。許多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強調，每個人必須珍視他們自己的文化，這些知識份子甚至對“文化的雜種化”（bastardisation of culture）表示關懷。75文化優越主義（culture supremacism）其實是以各種形式偽裝起來的種族主義，許多反抗文化優越主義的人士，主張他們自己的文化分離主義（culrural separatism），這有時成為倒置的文化優越主義的形式。他們論道，因為他們的祖籍為愛爾蘭、猶太、亞美尼亞、亞洲、阿拉伯、回教、非洲的等等，他們便必須奮力去保存他們的“固有文化”（indigenous culture）的純粹與獨立性。他們以“對抗文化的滅種”（fight against culture genocide）以及“對抗文化帝國主義”來正當化他們的立場。

　　然而所有對維持各文化的分離的不同強調，不論是來自保守派右翼或來自自認為處于反種族歧視、反帝國主義左翼的人士，都是基于同樣的謬誤。他們皆假設，國家與民族主義的不斷繁衍乃系于文化不斷增長的歧異性。但事實上，現代世界乃是由不斷增加的文化攏聚性所標志的；現代世界是由朝向同質性的世界文化趨勢所標志的，此趨勢要比當馬克思與恩格斯所提之時更為顯明。馬克思與恩格斯注意到“個別國家的智識產物成為共通的財產，民族的單向性與狹窄心態變得愈來愈不可能，而且，從許多民族與地方性的文學里興起了世界文學”。76現代世界的這種趨勢亦比考斯基與列寧大約在90年前觀察到的諸文化的合并要來得鮮明。

　　“文化”一詞具有兩種不同的意義：廣泛的與狹窄的意義。在廣義上來說，它指涉的是人們的社會實踐的整體，包括維生的方式、宗教實踐、性別之間的關系、道德態度、時間感、對待老年人與兒童的方式、烹飪、以及將這些活動匯集起來的語言。較狹窄的意義指涉的是藝術、音樂和文學。

　　這兩種意義是相互連接的。因為狹義的文化是廣義的文化的一種表達。藝術乃是萌生于廣義的文化，并以能夠迷惑或振奮人、使人驚奇或恐懼的形式展現了文化之內的某些成份。當人們喜愛某一藝術作品，那是因為他們從中發現，某些能以種種方式表達其生活與困境的東西。

　　正是這一點使得狹義的“文化”能提供認同感給來自特定社會的人們，那是某種他們于社會危機中能夠依附的東西。這就是為什么各種保守人士意圖頌揚他們所謂的“傳統的”（traditional）民族文化。他們奮力訴諸過去的生活方式，以反對任何向舊社會的挑戰。這也是為什么欲圖在自己的霸權下建立新國家的人要尋找那他們所謂的極為不同的反傳統。

　　但狹義的文化在階級社會中只能表達人們廣泛生活方式的一部份。因為在這樣的社會中并不只有一種生活方式，每一階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藝術與文學傾于表達獨自擁有資源與閑暇去維持藝術生產的階級，即特權剝削階級的生活方式。雖然最好的藝術家試圖反映整體社會經驗——包括被壓迫者與被剝削者的經驗的成份，他們的觀點卻是仰賴壓迫者與剝削者以維生的人的觀點，即使他們自己并非來自統治階級。

　　當我們談到英國藝術、俄國藝術或中國藝術，我們談論的是社會統治者的藝術，它可能部份表述了被剝削階級，但卻是以非直接、朦朧的方式。尤其是當我們談論到阿茲特克（Aztec,印加文明）藝術或許多前殖民非洲的藝術時更是如此，因為藝術生產的專門化一直到至少階級的兩極化開始之前任何規模上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隨著社會的改變，文化亦改變。文化不是一無變化、固定之物。任何將它視為固定之物的企圖在現實上都是一種虛構、一種意識形態的策略，用來將人們置于特定的被認可的行為模式。這在現代這個被資本主義的發展完全改變了的世界尤其為真。當世界人口受制于市場關系并脫離了鄉村生活相對上而言的孤立性，而與龐大的人口集中地產生接觸，他們的生活便被轉化了。

　　當人們談論到任何各類的“傳統文化”，他們回到的是某種不再在任何地方符合他們生活的現實的東西，例如迫使我們依照傳統“英國文化”生活的企圖——此文化大部份是歷史性地由農業社會的有閑士紳所創造且為他們而存在的。而由于反抗這種文化而回到“蓋爾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回教文化”或任何文化者也是同樣的情況。

　　事實上，在世界各地優勢文化形式皆是十分晚近的歷史的產物，雖然保守派人士總是宣稱它們的古老淵源。例如，僅于一個世紀以前，蓋爾特文學才在現代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且通常是盎格魯—愛爾蘭人如格雷各利（Lady Gregory）和葉慈（Yeats）的手中重生。同樣地，僅于一個世紀以前，現代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才試圖建立說印度語（Hindi）的文化，以對抗德里地區的平民市場語言的文化——即印度斯坦尼（Hindustani）以及它非平民的變種烏都（Urdu）語文化。

　　高藝術與大眾藝術當代的“民族”形式皆為人類存在的晚近的、資本主義的產物——世界各地優勢傾向的不同形式大眾音樂也是如此。正如一項對非西方大眾音樂的權威研究顯示，這一切皆為相對晚近的產物，它們乃基于來自不同文化成份的聚合：

　　文化同化的最顯著形式涉及西方的影響——尤其是西方的音樂成份（如樂器、和聲與聲樂風格）被非西方的音樂文化所采用……西方的狄斯可、搖滾、以及慢調民歌已成為國際風格，由多國企業的網絡所推進。77

　　但當然，西方音樂本身并不僅是歐洲人的產物。它的中心成份形成于美洲奴隸的后裔發展出具活動性的、混合的音樂——綜合了源于非洲的節奏與西方的旋律及和聲模式。78

　　同樣地，世界上許多新的地區性風格乃是基于傳統與西方形式的綜合。于是，今日擁有多國觀眾，從越南和印尼到前南斯拉夫79的印度電影音樂，乃是由南、北印度的地方風格的合并、“以自己的不同方式來使用西方的和聲”而形成；80而現代非洲的大眾音樂“乃興起于1950年代起，某些加勒比海風格，尤其是古巴的倫巴（rumba），盛行于剛果及非洲其他地區之時，并產生了本土非洲與非裔加勒比海音樂的新混合”。81

　　大眾音樂的例子顯示了這朝向文化融合的趨勢可以是如何的先進。單一的世界大眾音樂也許尚不存在，但相對小數目的互動的地區性風格卻是存在的，這趨勢乃朝向融合以及全世界觀眾的征服，而非朝向分離與狹窄的民族傳統。這就是為什么它的沖擊是每一國家的文化保守派所憎恨的。然而大眾音樂可能是最為滲透大眾生活的藝術文化形式：它在普遍性方面最接近的對手——觀眾運動，雖然不是“藝術產物”，卻是更為統一的世界性的現象。

　　這種文化的不斷聚合不應令人驚訝。資本累積的動力模式事實上正創造著世界性的生活方式（或正為對立的階級產生全世界的對立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現代大眾文化的創造者是由資本主義的擴張聚集于大城市的那些人：

　　大眾音樂的演化最顯著的特色之一便是它在全世界許多文化中與未被同化的、無公民權的、貧窮的、被社會邊緣化的階級的關連，這個階級包括了地痞流氓、妓院老板、娼妓、流浪乞醋、街邊小販、吸毒者、音樂家、混雜的街頭人和各種無業移民等等的流動性無產階級……正是這些團體產生了如雷北提卡（rebetika）、現代可羅剛（Kroncong）、雷鬼樂、鋼鐵樂（steel band）、探戈與爵士這樣富變化性且生動的形式……流動性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是城市的居民……他們向來傾向于新的文化表達形式。82

　　但決定一種藝術形式受歡迎程度的并不僅是它的創造者，于是決定哪種藝術形式將蓬勃發展、哪種藝術形式將逐漸消逝的，也不僅是它的創造者。決定者還有藝術形式為之生產的消費者。而且，對于廣大的工人和城市中產階級而言（以及流動性無產階級），工作的速度、消費的模式、衣著的風格、娛樂的形式、性關系的形式以及其他，皆不斷逐漸地跨越舊的文化障礙。語言仍舊是不同的，但所說的內容則逐漸趨于相同。

　　如此，在廣義上來說逐漸出現了世界文化，而不須驚訝的是藝術的大眾形式以及“高尚”形式逐漸國際化，并擁有觀賞電影和電視節目、搖滾樂團和交響樂團、閱讀小說以及聽歌劇的世界性觀眾。

　　正如在大眾藝術里，各種地方性風格之間有漸增的互動、且每一種風格皆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在高等藝術里，前資本主義的形式已被國際的、資本主義的形式所取代。因此小說原本是資產階級在西歐爭奪權力時所創造的文藝形式，現在被來自非西方世界的作家所采用并精通，如古奇（Ngugi）、阿施倍（Achebe）、若施臺（Rushdie）、奧什（Ben Ochre）、馬奎茲（Marquez）等人。

　　文化帝國主義發生于主宰勢力強迫被征服的人民采用其語言以及其世界歷史觀之時，如英、法于其帝國各地，或是俄國于沙帝及斯大林統治之下。文化帝國主義是確切界定的帝國主義的副產物——確切界定的帝國主義就是那些帝國得以形成、人民被殘殺的血腥野蠻過程。

　　但今日諸文化的融合不能被解釋為僅僅是強施征服之產物。反而，它乃源自資本主義的擴展所鑄成的不可反轉的改變。它之得以發生是由于遍及全世界人們正試著居住于由同樣的世界制度所形塑成的社會，這些社會皆受制于同樣的資本累積的步調。當統治階級的剝削形式變得愈來愈相似，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文化亦愈來愈相似。相同地，當大眾的單調的每日生活變得愈來愈依賴于他們去出賣勞動力的能力、以及去符合工廠中、礦地里或辦公室里的工作步調的能力，他們的娛樂形式、文化以及甚至衣著時尚亦隨之聚合。例如，現代大眾音樂的節奏反映了城市生活的現實與工資勞動的強制，即使只是試圖提供逃避。文學中的小說形式到處占優勢，因為它表達了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體驗當今世界現實的方式。關于不斷增長的國際文化，沒有比在前南斯拉夫和前蘇聯爆發的敵對民族內戰在電視上呈現的形象更為清楚的了。因為雙方的人們穿著同樣的牛仔褲、同樣的運動鞋，聽的是同樣的隨身聽或是手提式音響，喜好的是同樣的運動，而且很可能看的是同樣的肥皂劇。這是因為，如果他們不是正在從事戰爭的話，他們過著的是本質上相同的生活、擁有幾乎相同的工作。

　　轉化的過程當然尚不完全。世界人口的一大部份仍舊是農民，而非工資的勞動者。在工資勞動者之中，有人存活于饑餓的邊緣，除了臨時工之外什么也沒有；有人則全職就業于大工業部門中。在許多城市里，存在著非常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它經常在它較低的層面上與一群尚未都市化的前農民合并，而這些農民仍舊能在回到傳統的主張之下動員起來——如許多中東國家的伊斯蘭教運動，或是印度的印度至尊（the Hindu supremacist）運動。然而文化融合的潮流仍舊勝過一切。僅僅因為世界制度施加于在它之內每人生活之上的壓力是勝過一切的。這便是為什么返回傳統總是不真實的：傳統是被制造出來的，最現代的技術被用來改造最古老的文本的意義。

　　由現代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文化當然是缺乏的、被扭曲的文化。它乃是階級社會的文化，它的意義取自于百萬人民的生活。這文化在鼓吹自由之時赦免了奴隸制度；它產生了貝多芬亦產生了貝爾生納粹集中營。重點是不要去以許多后現代主義者的方式去崇拜此文化，而要將它視為人們不斷進行抗爭的唯一場域，因為創造此文化的制度已淘汰并毀滅了所有的其他場域。

民族性與民族主義的當代理論
 

　　過去75年以來的兩大趨勢——國家的繁衍（許多是在族群之中被創造出來，且不符合古典19世紀的模型）與不斷增長的、除了語言之外在每一方面遍及世界文化的同質性，使得民族主義的近代著述者感到困惑。他們見到，雖然似乎不再有任何固定的、客觀的標準去說什么是國家以及什么不是國家，“你自己的”國家的認同卻被所有人類視為當然。

　　結果便是這種趨勢：視民族主義為任意偶然的構造物，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沒有關系。這便是哈瑞斯（Nigel Harris）的近著《國家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的大意。對哈瑞斯而言，資本主義本質上是國際性的制度，它乃基于商品與財政的自由流動。它在民族國家的制度之內成長，民族國家乃由壓力所構成——與敵對的專制政體之間的競爭，而非由其自身構成。但今日卻有這樣的內在趨勢，要突破國家間的界線并建立新的多國秩序。阻止這種趨勢的，是政治勢力不斷使人們去認同國家意識形態的能力。

　　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十分具影響力的一書《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作了更大的努力，將敵對的民族意識的增長置位于物質現實之中。他所謂的“印刷業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他的詮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并認為興起的資產階級在頭一批歐洲國家的創建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新教主義與印刷業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合快速地創造了廣大的、新的閱讀大眾——很多是那些典型地不識拉丁文的商人和婦女，并為政治、宗教的目標將他們動員起來”。8318和19世紀新民族意識的成長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生產與生產關系的制度（資本主義）、溝通的技術（印刷）以及人類語言的歧異性的趨勢三者之間的半偶發的、但爆炸性的互動?！?4

　　某些國家一旦形成，來自于特定社會群體的個人便能基于賦予語言印刷的形式，去想像建立新的國家。“‘國家’于是成為某種能夠有意識地被熱衷追求之物……而不是緩慢塑成的視野”。85“獨立國家的模型便得以被盜版”。86

　　新的印刷語言的讀者大致上來自于“貴族和土地士紳統治階級的家庭、朝臣和圣職人員、正興起的中間階級的市民官員、專業人士以及工商業資產階級”87因此“在世界歷史的意義上來說，資產階級是頭一個以本質上想像的根基達到團結的階級……在歐洲，這種團結性則受到各地語言溝通性的限制?！?8

　　但這模式一旦沿著語言路線在歐洲建立起來，如果必要的話此模式可以不須沿語言路線來操作。諸歐洲勢力跨越了舊的語言界線在諸殖民地建立了行政機構。殖民地本土的中產階級被召集起來，去擔任許多低層和中層的行政位置，他們開始想像自己掌權并復制歐洲的模式：“印度的民族主義與殖民行政—市場的聯合，難道不能在叛變后由可畏的帝國主義勢力分開嗎？”89

　　然而，安德森并沒有成功的將這些元素整合進一套連貫的、整體的、唯物主義的分析之中。例如，他并沒有將民族國家認識為資本主義統治的典型形式，反而強調使得人們想去“想像”新社群形式的主觀因素。他論稱，這些主觀因素首度出現之時是當中世紀晚期社會與經濟的改變導致了“大古代的文化概念”（cultural concepts of great antiquity）的崩潰，這些文化概念曾賦予“存在的每日災難（尤其是死亡、喪失與奴役）某種特定的意義”。從那時起，“便 開始了尋覓將博愛、權力與時間有意義地連接在一起的新方式”。90

　　于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源最終便被置于存在主義式的渴望，而非資本主義的發展，盡管安德森的許多論述中允諾的并非如此。這在他最近的演說“新世界失序”（New World Disorder）91之中變得更為清楚。在該演說中，民族主義的力量并沒有被歸諸于資本主義本身，而是被歸諸于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有關的“兩個重要的因素”：大眾傳播與大規模的移民?！坝∷I資本主義產生了一群大眾，他們經由媒體開始想像新形式的社群：民族”，而同時“大規模出現的上千移民社群，在過去以及未來皆能不斷產生自身的民族化（ethnicisations）……勒朋（Le Pen）在法國的新法西斯運動……英國的國家前線（National Front）……美國的‘白人努力’（White Power）極端份子……”這些重復了一項老舊的謬誤：移民導致了種族主義，盡管最有力的證據是，種族主義經常在少數民族人口最小的地區最為嚴重（如今日在波蘭的反閃族主義、或是英國所有白人城鎮和郊區的反非裔移民的種族主義）。

　　安德森論述的無疑的是與他著作的起點有關。他解釋，70年代晚期他認定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越南首度發生戰爭，他在此沖擊下開始著述。他的整體目標是去理解民族主義如何成為社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心特點。由于他拒絕將中國與越南視為由競爭性積累的動力所宰制的社會——形同變種資本主義控制的國家，他便傾于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外找尋民族主義的根源，并視這些根源為包含于有心理需要的滿足之中。

　　矛盾的是，安德森最終盲目于非馬克思主義者蓋爾納（Ernest Gellner）都能理解的東西。蓋爾納不以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來看待歷史的發展，而是以“原始”（primitive）社會、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等劃分來看待之。雖然這種角度有極多錯誤，但在研究20世紀中葉那些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之時，此角度倒提供給他超越安德森的優勢。蓋爾納認為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什么不同，他并且找尋物質的原因，去解釋兩者共有的特點——這些特點使兩者有別于過去的社會。因此，他對于欲視民族為永恒的企圖絕對抱持嚴苛批評的態度：“民族作為自然的、天賜的劃分人類的方式，只是一種迷思；民族主義有時采取過去存在的文化并將之轉變為民族，有時新創民族并經常消滅過去存在的文化——那才是事實?！?2

　　蓋爾納并論道，每一個“工業社會”需要“同質性的”（homogenious）人口、會說會讀會寫一種單一的語言，正是這種需要產生了民族：

　　并不是民族主義強施了同質性……在民族主義中反映出來的是對同質性的客觀需要……現代的工業國家只有在擁有在文化上標準化的、可相互改變的人口之情況下才能運作……民族主義并不是古老的、潛伏的、休眠的勢力之蘇醒，雖然那是它呈現自身的方式。事實上，它是新形式的社會組織的結果，此社會組織乃基于深度內化的、依賴教育的高文化，各自由其國家所保護。93

　　正如民族是客觀物質現實的結果，人民奮力爭取國族性亦為客觀物質現實的結果。隨著工業化：

　　那來自他們過去的文化貧民窟、被吸進民族混合的貧窮城市的不識字的、處于半饑餓狀態的人口，渴望著擠進那已具有自治性、或看起來可能獲得自治性的文化池子，這文化池子隨之允諾的是充份的文化公民權、進入小學以及就業的途徑、以及其他一切。94

　　蓋爾納論道，當進入國族性的途徑容易之時，這些人口便會忘記其舊文化并同化——于是解釋了這樣的事實：世界上具有潛力（可發展）的語言大約是十倍于民族或興起中民族的數量。但當它們被拒斥之時，它們會找尋其他方式來定義自身?！懊褡逯髁x本身是注定要盛行的，但不是任何特定的民族主義”。95

　　蓋爾納于是能超越安德森和哈瑞斯，認識到為什么當代世界如此重要的中心特點，會是民族認同的驅力，且在必要情況下試圖去建立新民族：

　　民族只能以民族主義的年紀來定義，而非相反……當一般的社會條件有助于標準化的、同質性的、中央維持的高度遍及性，遍及所有人口而非僅為少數菁英之時，這樣的情況便產生了：精細定義的、教育上被認可的以及統一的文化構成了幾乎是唯一的人類會樂意且熱衷地認同的單位……只有到那時，任何政治單位對領土界線的違抗才會成為駭人之事……在這些條件下，而且只有在這些條件下，國家才能以意志與文化來定義。96

　　但蓋爾納有他自己的大盲點。他不認為工業社會有可能以與現在不同的方式來組織。在此程度上，他比安德森更唯物主義的分析卻得到十分類似安德森的結論97：國家宰制了所有存在的社會，而我們必須喜歡它或忍受它。蓋爾納于1991年夏天涉及抗議南斯拉夫的互相敵對野蠻的民族主義，明顯地說明了他并不太喜歡它，但他卻不能夠指出其他前進之路。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的著作《自一七八〇年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al and Nationalism since1780）采用了十分類似蓋爾納的架構，雖然霍布斯邦更大量的參考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此傳統如霍布斯邦指出，乃是頭一個理解到民族不是無時間性的實體、而是由“現代社會”（modern society）的興起所構成。此書大部份是將大量的歷史材料放進這個架構里——有時材料過多，以致讀者有迷失于大量精彩的事實之中的危險，只見樹而不見林。但霍布斯邦在許多方面與蓋爾納不同。

　　首先，他聲稱，與民族運動或民族國家同盟的人士所持有的見解，并不像民族主義的領袖所宣稱的那樣清楚易辨：

　　如果我要對蓋爾納的著述作一主要的批評的話，那就是，他所偏好的從上而來的現代化的角度，使得從下而來的觀點很難得到適當的注意。

　　從下而來的觀點，不是政府和代言人以及民族主義運動（和非民族主義運動）的活躍人士眼中的國家，而是這些人士的行動與宣傳的對象——一般人民眼中的國家。這種從下而來的觀點極難去發現……

　　我們不能假設，當國族認同存在之時，它排除或總是優越于那構成社會存在的種種認同的殘余……

　　國族認同以及人們相信它所隱涵的一切，可以在時間中改變并更換，甚至是在十分短暫的時期之內。98

　　霍布斯邦后來更進一步的發展此論點：

　　男人和女人選擇集體認同時并不像選鞋那樣——知道一次只能穿上一雙。他們曾有，且仍舊有一些自發的情感附著和忠貞，包括國籍，并同時關注生活的各種不同的面向，其中任何一個面向都可能在任何時刻成為他們心中最重要的，依情況所示。長時期以來不同的情感附著并不會向個人作相互沖突的要求……只有當一種忠貞直接和另一種產生沖突時，選擇的問題才出現。

　　霍布斯邦提供了生動的例子，說明社會關注與民族忠貞如何互動的。他引用了彼得漢奈（Peter Hanak）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奧匈軍隊中服役的、來自不同民族背景的士兵的書信所作的研究：

　　在最初幾年期間，通信者之間并沒有太多的民族主義或反君權制的思想……戰爭的那幾年，特別是第一次俄國革命，戲劇性地提升了被阻擋的通信的政治內容。確實，信件檢查官對民意的報導一致地觀察到，俄國革命是自戰爭爆發以來震波滲及最低層人民的政治事件。在被壓迫民族如波蘭人和烏克蘭人的活躍人士之間，甚至興起了改革的希望——可能甚至是獨立的希望。無論如何，一般的態度是要求和平與社會轉化。

　　現在甚至開始出現勞動者、農民和工人階級女性的書信中的政治意見，這些意見最好是以三個緊密連結的二元對立來分析：富—貧（或地主—農民、老板、工人）、戰爭—和平、秩序—失序。這些連接至少在這些書信中是明顯的：富者生活舒適且不須服役，富者與有勢者、國家的權威當局以及軍隊等等犧牲的是貧者。新鮮之事并不僅在于更為頻繁的怨恨……而在于對徹底改變的革命性期待代替了被動的接受命運。

　　民族情感只是不直接地介入，主要是因為，引用彼得漢奈的話，“直到1918年之前，國家民族的情感尚未在廣大群眾之中具體化為意識的穩定成份……”民族性最經常以貧富之間的沖突呈現出來，尤其是當這貧與富屬于不同的民族之時。但即使是在我們發現最強烈的民族論調之處，如在捷克的、塞爾維亞的、及意大利的書信中，我們亦同樣發現對社會轉化的強烈盼求……十月革命產生其首度沖擊的時期，便是大眾情緒中社會成份最為強烈之時……

　　直到當1918年1月奧匈與德國的罷工潮未能使政權倒臺、迫使戰爭結束，人們才開始轉離社會革命，并從民族主義中找尋救贖：“但甚至當1918年期間民族問題最終在大眾意識中占優勢之時，它亦不曾與社會主義分離或與之對立。對大多數貧人而言，當君權制被粉碎之時，民族問題與社會主題是并行的……”霍布斯邦論道，“民族主義的勝利與1918年反映歐洲貧人真實關注運動的挫敗成比例。當此情況發生時，被壓迫民族的中層及較低階層便處于這樣的位置：成為新的獨立小國的統治菁英”。99

　　霍布斯邦詮釋中的第二點創新之處是，他聲稱民族主義的影響正在削減，雖然他人普遍認為的是相反。他的聲稱乃基于幾個論點。

　　首先，他認為于1945年起在前殖民世界興起的大多數新國家不能真的被算做民族國家，因為它們被限于舊的殖民行政界線內，以致不能獲致語言的同質性，亦不能從他們的人民獲得真正的忠誠。然而這一點僅僅證明了它們是不成功的民族國家，由于遲來的緣故。它們皆熱盼成為人民的認同焦點，且它們之中有些成功的，即使認同并不完全（然而霍布斯邦自己的分析卻顯示我們不應期待它為完全的）：雖然國家未能強施一種共通語言，許多印度公民卻確實認同“他們的國家”，即使他們亦自我認同為印度教徒或回教徒、工人或老板、婆羅門或社會的底層。在非洲和中東，民族界線與語言界線相互交錯的事實并不總阻止民族成為中產階級的忠誠焦點。中產階級依賴國家為生，并依循它來“現代化”社會，且依序施加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于工人、游動性無產階級以及農民。

　　霍布斯邦此時還有一個更為值得懷疑的、關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論點：

　　這樣的政權至少在理論上不認同其組成民族之中的任何一個，并認為任何一民族的利益比起較高的共通目標而言較不重要，在此方面來說，這些政權是“非國族的”……那便是多民族國家的共產政權之偉大成就，去遏制了其中民族主義的災難性后果……許多蘇聯的少數民族所抗議的“歧視”或甚至“壓迫”，比起蘇維埃權力的撤退所帶來的可想像的結果來說，要少得多了。100

　　我們真希望在此時霍布斯邦曾能認真的對待他自己的口號、“從下面”（from below）來看待事情，而不是以官方代言人呈現它們的方式來看待之。他或許曾自我提問過，身為一個住在莫斯科客棧的韃靼或高加索來的臨時工意味著的是什么，和一個說土耳其語的征兵在一支說俄語的軍隊里意味著的是什么，或是住在阿瑪艾達（Alma Ata，該城中沒有任何托兒所使用原住民語言）的一個說卡薩喀語的兒童意味著的是什么。如其所是，他對于壓迫的現實乃限于兩個注腳，一個是喬瑟斯古（Ceausescu）的羅馬尼亞的羅馬化（不是在保加利亞對土耳其人的迫害，更沒有1945年以后將說匈牙利語者逐出斯洛伐克、將說德語者逐出波希米亞、莫拉維亞和波蘭西部的種族凈化），還有“在蘇聯于戰后發生的、以民族為基礎的整個人口的大規模轉換”（而不是沙俄之征服非俄人民的光榮，這從那時起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

　　不論霍布斯邦喜歡與否，在所有東歐政權下生活的每一個人都認識到，這些政權乃由單一民族所宰制，101不須驚訝的是，由于人們能夠自由地自我表達，東歐一直有少數民族的反叛，以及由舊統治政黨的殘余所操縱的種種企圖，動員優勢民族以對抗這些反叛。

　　但霍布斯邦另外作了兩點頗為有效、具說服力的論述。他論道：

　　民族主義……不再是歷史發展中的主要動力。在19世紀的“已開發”世界中，建立了許多結合民族國家與民族經濟的“國家”，這明顯的是歷史轉化的中心事實……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依賴性”世界中……國家解放與獨立的運動乃是世界大部份政治解放的主要代表……兩者皆典型地既具統一性、亦具解放性……

　　而二十世紀晚期的具代表性的民族主義運動則在本質上為否定性的、或是分隔性的。

　　在這個論點中有一個正確的成份。對今日的資本主義來說，即使是最大的既存國家對它的運作而言仍舊太小。較小的國家能使人們較容易去面對制度的各種變異——這種想法是可笑的。但八十年前當羅莎盧森堡用此論點反抗列寧之時這便已是真的了。并且，在經濟方面而言她是對的：例如，脫離奧匈帝國獨立的國家于內戰期間完全無能增進它們的經濟，102由于國家的界線斬斷了它們舊有的生產原料和市場。但在政治方面，羅莎盧森堡卻是錯誤的。因為無論如何，上百萬的人民集結于民族主義運動，分解舊帝國并建立新國家。

　　民族主義是一條盲巷，但這個事實并不必然地阻止人們往那里走，即使它意味著在未來某時人們有可能作“U”字形回轉并開始走出盲巷。

　　霍布斯邦的最后一個論點是，許多籠統地被稱作民族主義的，和建立新國家完全沒有關系，而是與“動員來自特定語言或民族背景的人們對現存國家行使政治壓力”有關。他說，這乃是經濟發展的方式將大量的不同背景的移民拉進了世界大城市中的產物。民族混合的程度使得任何要建立新單一民族國家的想法成為不可能。但它亦為欲藉著對一特定語言、民族或宗教團體作政治承諾以利其政治事業的人，創造了有力的支持者。在極端的情況中，結果會是恐怖的社群血洗。但即使組織成這些團體的方式是民族主義的認同——認同遙遠的源始之地，它們卻不能以“民族主義”這個詞句通常被使用的方式來認識。

　　他在此處的論點非常有力。然而他仍舊有所夸張。在經濟崩潰的情況下，要求驅逐其他民族團體的運動甚至能夠爭取控制現代的、多民族的城市——如我們近來數月中在波斯尼亞看到的。民族性（ethnicity）可以超過社群公有主義，而以最野蠻的手段強施新的民族國家界線。

　　霍布斯邦的某些論點顯示了，抵抗民族主義的潛力是存在的，民族主義并不是許多人相信的無法阻止的洪流。但他的論述并沒有顯示該潛力如何成為現實。要做到這一點，霍布斯邦便必須與被稀釋的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決裂，必須與它懷念斯大林主義的殘余混合決裂，并依循他在著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提到的階級途徑。

社會危機與今日的民族主義
 

　　本文內容到目前為止是，當民族國家被視為與資本主義增長連結的典型政治行政之形式，亦即從它始于西歐到今日征服全世界，民族國家的神話便消失了。在每一階段曾奮力去分享先進成果的人，不論他們曾是資本家、國家官僚或文化中產階級的成員，都曾想要有他們自己的民族國家。為了要獲致這樣的國家，他們有時必須離譜地修改“國族的”定義，這一事實是與主題無關的，正如許多新國家無法達到人們所期待的經濟成果一樣，是與主題無關的。

　　民族國家的制度便是全面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相關物。它是在其幼年期協助資本主義征服世界、并維持到其壯年期和老年期的政治形式。

　　于是，在資本主義之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力量便不會令人驚訝。它乃是人們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生活經驗的意識之部份反映。正如生活于資本主義制度下使得人民大眾將商品生產、異化的工資勞動以及競爭比合作來得普遍的事實視為當然，生活于此制度下亦使人們視民族國家的必要性為當然。而且，民族主義意識只要不對整個制度作挑戰，它便是合理的：在其中，個別的資本家處于十分虛弱的位置，除非他有國家來加強鞏固他的利益；103個別的農民家庭總希望國家能保護它，去對抗市場無可避免的上下波動；個別的工人知道他／她必須歸屬于一個國家，才能被允許去就業并隨其所欲的生活，且才能在必要時被允許去申請福利補助。

　　馬克思在將近150年以前便已指出，優勢的思想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優勢的思想之一便是國家為“自然的單位”，將一部份人類組合進它“自己的”警戒隔離區。

　　主宰的思想并不是不能改變的。至少在這一點上霍布斯邦是絕對正確的。重大的社會危機創造了這樣的情況，在其中思想與現實往相反的方向移動、社會動蕩與人民的苦難抵觸了老舊的忠貞信念、人們感覺到實際上不可能再繼續依循舊的方式來生活、突然出現的對立產生了新的敵對與新的忠貞。

　　在這樣的時期中，人民的意識并不是統一的，引用葛蘭西（Gramsci）的描述，104在此時期人民的意識是沖突性的（contradictory）。看待事物的舊方式與新方式并存。人們仍舊以舊概念來自我表達，而同時采取隱涵新概念的行動。最終，只有與舊概念決裂或是棄置新概念，沖突才能被解消。但這終結有時要很長的時間才會到來。

　　于是，16及17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挑戰中世紀基督教意識形態的社會行為形式。這種挑戰的邏輯導致啟蒙時代完全拒斥宗教性的思考方式。但這種拒斥好幾個世紀來都沒有滲透到大眾意識之中。同時，認同新生活方式的人們藉由繼續接受新的改革形式的基督教，來試著部份地與舊思考方式和解。

　　危機開始的速度以及社會動蕩的程度，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要比任何過去的生產方式大的多，因而老舊的意識形式所承受的壓力也隨之更大。然而，沖突性的、混合的意識形式乃是重大動亂的第一階段人民大眾無可避免的心理特征：推翻沙皇并于1917年2月建立了蘇維埃的工人大眾，確實允許洛夫王子領導臨時政府；除去凱瑟并使戰爭結束的德國工人，災難性地讓艾伯特、施德門和“警犬”挪史克維系資產階級與軍團的權力；創造了壯大的獨立工會并于1980年夏天對斯大林主義施以首度攻擊的波蘭工人，屈膝于天主教教皇并接受主張與其統治者妥協的人的意見。

　　正是在這個背景中，我們必須解釋新民族主義的突然興起。人類被劃分為國族的概念乃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被蝕刻進人民的意識之中。如果一個民族國家背叛了他們，最容易的事情便是轉而構想創造一個不同的民族國家。重新安排版面上的片片段段似乎比發明全新的游戲要來得“實際”多了。

　　這可由廣大部份的中產階級的物質利益所激促——尤其是當一地區大部份的人口流利于一種不是舊國家的官方語言的語言。對他們之中某些人來說，分離的國家，或至少是國家自治，意味著達致官僚位置的途徑有了改善。于是當廣大的說卡達蘭語的中產階級加入、并施加影響于過去主要由說西班牙語的工人所領導的斗爭，西班牙法西斯政權的最后幾年中便有卡達蘭民族主義的興盛。但語言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新國家認同形成并為之斗爭，可以增進許多事業前景。

　　將不滿轉變為民族主義的訴求亦可坐利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重要部份的統治階級。最有勢力者很少自己來促進民族主義，而且他們有時盡其所能地抵抗民族主義，因為它對他們與舊國家建制的關連是有害的。但即使如此，若和社會革命運動的成長比起來，他們仍認為民族主義較無害處。并且，統治階級內較無勢力的成份則可視獨立國為加速自己財富屯積的好方法。于是，1971年使東巴基斯坦脫離西巴基斯坦的中心國家機器的運動肇始者，并不是一小群的說孟加拉語的大資產階級，但當分離最終導致新民族國家孟加拉形成之時，他們之中有些人則賺得了暴利。

　　最后一個因素在導致認同民族主義口號方面亦極為重要——舊國家實行可被視為涉及民族壓迫的政策到了什么程度。這所采取的典型形式是對說著某種語言的人的歧視——如土耳其政府于1980年代企圖禁止庫德語（Kurdish），或是如斯里蘭卡政府堅持辛艾里斯語（Sinhalese）而非坦米爾語為官方語言。雖然中產階級受害頗深，工人每當與國家接觸時亦面臨問題——警察、法庭、甚至郵局。但歧視不必然是正式的，如歐洲和北美的非裔移民所熟知的。特定的語言或宗教群體每當與警察、公務人員或雇主接觸時，便能感覺到他們被當作二等或三等國民來對待。這一直是在英國統治下愛爾蘭人的經驗（尤其是、但不僅是天主教徒）、在巴基斯坦統治下孟加拉人的經驗、以及在伊拉克統治下庫德人的經驗。這種情況的邏輯導致惡性循環的壓迫：少數群體抗議歧視、國家視他們為不忠、逮捕他們的代言人、解散他們擁有的代表性機構、審查他們的媒體、激促對他們更進一步歧視，并因此加深了他們對國家的疏離感。剛開始溫和的抗議旨在確?，F存國家內的較好的位置，但經常最后成為不可和解的獨立要求。

　　但真實壓迫的成份對于運動爭取大眾支持來說，不見得是必要的。正如國家的官方民族主義在其大多數人口之中通?？傆蓄H為被動性質的支持，重大的社會和政治危機之時便可見到某部份的人口將該支持轉化為主張獨立的敵對。確實，因為獨立提供了改變，而任何改變都似乎是種改善，對新民族主義的忠誠便能比對舊民族主義的忠誠來得強——雖然增加的強度不見得維持得久。

　　蘇格蘭的例子顯示了來自不被壓迫的社群的民族主義105如何能激烈地起伏波動。獨立，或至少轉移的政府，有時似乎提供了捷徑，使人們能脫離保守黨政府的掌握以及英國長期的經濟衰退所帶來的冷酷作用。對民族主義的支持，尤其是對蘇格蘭國家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的支持成長得非常快。對英國民族主義的表面象征的認同——“國家”運動隊、“國”旗、“國家”文化和“國家”名人——便完全成為對蘇格蘭的象征的認同。但這種支持對大眾來說仍舊是被動的，而且當達致獨立的突破未能發生之時，這種支持可以消逝得像它興起時一般快速，于是人們在認同蘇格蘭的象征（足球隊）以及英國的象征（君主制、軍力、甚至還有奧林匹克運動隊106，蘇格蘭國家黨從不挑戰的認同！）之間便見不到沖突了。

　　這并不意味著，來自不被壓迫的社群的民族主義不能夠偶然為現存的國家制造問題。偶發的條件可以將它轉變為具有社會性質的、更廣泛的不滿的焦點，而國家可以以試圖粉碎它來對它作出反應，并因而制造了過去不存在的壓迫情況。值得記憶的是，直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巴斯噶（Basque）民族主義都一直是西班牙政治中的右翼勢力；是國家本身的行動迫使它與左翼聯盟，并對法西斯主義采取了無可妥協的敵對位置。107

　　更為接近，不遭受基于民族特性的壓迫、但居住于過去大國勢力劃分的國界兩邊的人民，他們的民族主義曾產生相當大的政治沖擊。1989年間向東歐國家機器的斯大林主義挑戰的運動將自身轉化為合并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運動，而在南韓許多改革主義的左翼人士一直將國家統一當作中心口號——雖然保守右翼的政黨亦自稱為“統一”黨。

　　無論如何，工人轉向民族主義必須被視為統治階級的思想繼續產生影響的方式之一，即使當制度的危機開始使人們脫離對舊秩序的保守依附。在此，這種影響的程度正如在其他情形中一樣，有賴于兩個因素：對此制度集體斗爭的程度，以及社會主義組織在基層存在的程度——有能力在每一工作場所和地區應對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論爭。民族主義的影響最強之處，是危機導致工人階級之間的挫敗與士氣低落而非斗爭之處，是自斯大林主義瓦解以來，大部份左翼的意識形態危機造成最嚴重的傷害之處。

　　因為民族主義的興起不能與國際上左翼的危機及其相隨而來的制度危機分開來談。在左翼存在著極大的真空狀態，經常使得傳布民族主義者（或在世界上許多地區是宗教基本主義）沒有社會主義的對手來與之競爭。

自斯大林主義瓦解以來的民族主義
 

　　在那些過去曾被稱為共產主義的國家，左翼的真空狀態最為嚴重，但制度的危機達到了次撒哈拉非洲之外最為嚴重的破壞。不須驚奇的是，這些國家在過去幾年之中經驗了最大的敵對民族主義的成長。

　　前蘇聯的命運顯示了經濟危機是如何能夠產生政治危機——布里茲涅夫的最后幾年開始的“不景氣”（stagnation）由戈巴契夫最后幾年的收縮與廣泛貧困所取代，以及政治危機如何能表達于民族運動的成長中。它顯示了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如何創造使民族問題成為焦點的運動，所有其他的不滿皆經由此焦點來表達：波羅的海諸國、莫達維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人民前線、烏克蘭的奴克（Rukh）以及喬治亞的圓桌（Round Table）。它顯示了極多數的一般人民所遭受的真實壓迫，如何能使這些運動獲得極大的群眾跟隨（比蘇俄人的各種民主運動有更大的、更活躍的跟隨群眾）。并且，它顯示了在重大政治危機的時期，統治階級之內的重要人物是如何能轉向民族主義，以維持他們對至少一部份舊國家的控制，如烏克蘭的夸夫喬（Kravchuk）、哈薩克的拿薩貝伊夫（Nazarbayev）、以及最使人驚愕的，蘇俄的葉爾欽敲著民族主義的大鼓，并聲稱優勢民族一直被其他民族所剝削。

　　但最為顯著的是南斯拉夫的例子——如果也是目前最為駭人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占領挫敗之后，南斯拉夫便被謹慎地重新建構，以平衡它主要的斯拉夫組成份子斯洛維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埃西亞人的相互對立，避免由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因為感到他們被塞爾維亞人宰制（如在戰前的君權體制下）、或是塞爾維亞人感到他們被克羅埃西亞人宰制（如在德國占領之下）而引起的政治動蕩。為了達到此目的，蒙特尼格羅的塞爾維亞人、麥西多尼亞人（過去被塞爾維亞人視為“南塞爾維亞人”）、以及波斯尼亞混合的塞爾維亞—克羅—穆斯林人口，都被賦予了與正統塞爾維亞分離的自己的共和國，而北塞爾維亞沃弗地那（Vojvodina）混合的塞爾維亞和匈牙利語地區則被給予了自治的地位。所有的斯拉夫人都有同等的機會于國家官僚體系之中進升；唯一被壓迫的民族是科索沃（Kosovo）的阿爾巴尼亞語居民，他們被否定了建立自己共和國的權利，并遭受其他所有民族系統性的歧視。但重要的是要了解以下這一點：此結構并非基于任何要去瓦解民族忠誠的系統性的企圖，而是基于利用一個民族去中立化其他民族?！胺指钜员憬y治”一直是其原則。

　　對它們統治者來說，此結構一直到1960年晚期以前都運作順利。國家的固著性是如此強大，以致它能度過1948年各種嚴重的外在政治危機，脫離蘇聯集團而未受到傷害，并且在接下來的20年中經濟快速地成長。1960年代晚期，經濟動力的喪失導致另一場政治危機及內政部長下臺，警力控制的削弱使得人民的不滿能透過貝爾格勒（Belgrade）的學生示威以及克羅埃西亞（Croatia）統治黨自身之內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的興起來表達。一次鎮壓成功地擊潰了這兩個運動，但僅僅是由于跟隨著它的是在政府層次上相互敵對的斯拉夫民族主義之日漸增長的機構化。各共和國的領袖給予人民這樣的印象——他們在聯邦政府之內為民族利益而戰，并藉此在某一程度上遏阻人民不滿的宣泄。

　　在1980年代一場經濟危機激烈的爆發了。有不斷增高的失業率、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生活水準的降低，一直到它與1930年代的生活水準差不多。普遍的不滿爆發了，而且許多不滿是以階級為根基。當工人涌進聯邦國會時，曾有要求總罷工的有力呼聲。罷工的數目從1983年的100次跳到1987年的1530次。但在此時，有權勢的政治人物開始藉著蓄意的點燃民族仇恨來護衛他們自己，以免受到從下而來不斷增長的憤怒之威脅，并藉著點燃民族仇恨來促進他們自己的事業。

　　第一位這么做的是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塞爾維亞政黨領導之中的一個新興人物。他發動了一場浩大的運動，反對在科索沃塞爾維亞人的被迫害，并利用塞爾維亞所有階級的浩大示威——工業經理給工人休假去參加示威，還有學生組織、退伍軍人、科學學院的成員等等參與了示威，來接掌塞爾維亞領導中心的控制權，然后強迫沃弗提那和蒙提尼格羅接受他的提名名單。他的種種企圖很快的就得到各方的配合。在克羅埃西亞，親提多（Titoist）的將軍突其曼（Franjo Tudjman）在失寵以后，開始向戰時曾屠殺塞爾維亞人的烏斯坦席（Ustashe）政權支持者獻媚，并主張克羅埃西亞人警力布署克羅埃西亞的塞爾維亞人居住區域。在斯洛維尼亞，舊執政黨的領袖們參與曾是自由反對派的領導中心，以共同爭取獨立。108

　　米洛塞維奇和突其曼的敵對的民族主義運動彼此互相加強了對方的力量。米洛塞維亞因為使沃弗提那和蒙地內哥羅（Montenegro）政府倒臺，讓克羅人對于塞爾維亞霸權職掌整個南斯拉夫的可能感到恐懼。突其曼因為攻擊了在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人的權利，使得塞爾維亞人轉向米洛塞維奇以及甚至更為右翼的勢力。米洛塞維奇因為支持了南斯拉夫軍隊攻擊斯洛維尼亞以及部份克羅埃西亞，使得克羅埃西亞人轉而仰賴突其曼以及右翼國會路線的團體，當他們秘密地協議分割波士尼亞，并且摧毀了那過去在首都塞拉耶弗（Sarajevo）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回教徒之間曾經存在的和諧之時，他們雙方所真正要求的恐怖邏輯才顯示出來?！皩⒎指畹膰医y一起來”便成為塞爾維亞（Serbia）和克羅埃西亞的獨裁者右翼政黨用來吸收支持者的一句口號了。

　　米洛塞維奇和突其曼發現，當經濟處于衰弱之中，民族主義的口號能夠吸引部份的中產階級為敵對的國家機器及其中之內可獲得的職位而戰。民族主義的口號亦能分散工人的注意力，使他們不為護衛生活水準而戰，亦能使舊統治階級的某些個別成員獲得突來的知名度。因為民族主義一直是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份，在嚴重危機的時期，它總是為部份統治階級提供可能的安全活門。

　　但事情并不是到這兒就結束了。因為，如果形成新民族國家的運動不能夠為社會整體打開新的經濟可能性，那么它便只能為統治階級提供暫時的解脫。在此，資本主義幼年期的民族運動（提升生產力）與它們今日的角色（限制任何生產力的提升）之間的差異是具有重要性。獲得權力以后，民族主義者仍必須面對民族經濟的危機，而當他們必須平息他們的支持者的民族主義欲望之時，這種壓力使得他們必須奪取新領土并擴大“國家”。只要民族主義的狂熱持續它向上發展的途徑，經濟問題就愈大。民族主義的狂熱一旦消退，經濟問題以及相隨而來的階級斗爭，便會突然地移回到舞臺的中心。被民族主義轉移了軌道的那種種不滿，便會轉回來震嚇那些利用民族主義進升自身的人士。

　　正如在歷史上經常發生的，戰爭總是用來避免階級斗爭，但戰爭的代價卻提高了社會中的階級對立，并威脅著要推翻那些促戰者的利益。進行此文之時，沒有人能辨識前南斯拉夫的血腥泥沼中將出現什么——或同樣地在莫多瓦（Moldova），亞塞拜然（Azerbaijan）和亞美尼亞（Armenia），或喬治亞（Georgia）。但清楚的是，當民族主義能將國家分解、但卻沒有將社會帶向前進的經濟計劃，在此種情況下便不會有穩定的政治結果。正如同一般的社會不滿被轉換為民族主義仇恨，民族主義仇恨亦可突然地轉移回社會斗爭，特別是當國內民族斗爭的暴戾和代價產生了對戰事的疲倦和對執政者的恨惡。

　　像在前南斯拉夫的戰爭必然會產生廣大人民之中對和平的欲求以及反政府的示威。如果這些感受能與工人的斗爭溶合在一起，以對抗戰爭的代價和經濟危機的影響，那么民族主義的波濤便可被擊敗。但階級政治并不會自發地興起。它必須要有人來為之辯護。在此，那些小團體負有重大的責任，它們，也就是真正的左翼，逃過了斯大林主義的危機之劫難。

社會主義者與民族主義
 

　　左翼不能夠盡其責任，除非它在民族與階級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上持有明確的位置。它的起點必須是明確的理解：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在這個問題上，考斯基與列寧反對奧圖鮑爾（Otto Bauer）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國際主義不能夠經由不同民族主義的算數式合并來達致，而是以對所有民族主義的有意識反抗來達致。沒有什么塞爾維亞的或克羅埃西亞的、英國的或愛爾蘭的、俄國的或烏克蘭的社會主義者，而是居住于這些不同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不以他們的國籍為傲。他們以否定他們的國籍為傲。同樣地，社會主義者不主張“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維系，而主張將每種文化中的最佳成份整合成新的、世界性的人類文化。這一點對被教育去認同壓迫國（oppressor nations）文化的人來說是重要的，但不僅僅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如列寧不斷地強調，任何對文化分離的辯護，結果是對工人分離（分散）的辯護，正像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將他們聚集在一起一樣。這樣一來，壓迫與被壓迫民族之中的反動派將漁翁坐利。

　　然而同時，社會主義者必須了解，聚結不同國籍的工人之唯一方法是堅持自由聯系。國際主義并不意味著認同現存的國家。凡視自身持有一特定國籍的工人不能夠自由地與同一國家內的其他工人聯合，除非他們知道其他工人會為他們的獨立權作辯護。克羅埃西亞工人不會與塞爾維亞工人聯合，除非塞爾維亞工人為克羅埃西亞工人的權利作辯護——包括獨立權。塞爾維亞工人不會與克羅埃西亞工人聯合，除非克羅埃西亞工人反對在其境內一切歧視并壓迫塞爾維亞少數民族的企圖。不同民族背景的工人，只有護衛彼此的權利，才能使“民族”對所有工人都不再具有意義。

　　社會主義者還必須理解的，是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差異。當被壓迫國的資產或小資產階級領袖對抗壓迫國之時，我們可以暫時與被壓迫國的抗爭站在同一陣線。我們絕對不能站在壓迫國這一方。而且，國際主義絕不意味著兩方（壓迫與被壓迫者）權力的平衡。

　　但即使當我們與某一民族運動的領袖們站在同一方之時，我們也必須了解到，他們的目標不同于我們的目標，他們的方法不同于我們的方法。他們所要的，是建立新的資本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而那意味著，他們將背棄他們的工人，且必要時會將槍口轉向我們。我們所要的，是發展國際的工人斗爭，聯合被壓迫國的工人與過去曾錯誤地認同壓迫者的工人。

　　我們支持獨立權，并在特定具體情況下支持為獨立而斗爭，因為我們支持工人的團結。民族主義者的目標是爭取前者（獨立權），但他們終要將破壞工人的聯結，對他們而言，民族乃先于階級。

　　左翼之所以如此無力去面對民族主義的挑戰，如在前南斯拉夫或前蘇聯的民族主義，乃是因為它過去未曾能理解民族主義這一問題。左翼過去要不是纏裹自身于小型的“進步”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中，就是認同像蘇聯那樣的大壓迫國，或甚至目前在南斯拉夫的戰爭中，主張西方帝國主義的介入干預。當人們已對民族主義的混亂厭倦至極之時，如果左翼人士尚不知如何去為國際主義奮斗，那就實在太悲哀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