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平、警衛性勞動與市場經濟的效率
朱安東 孔 晏
《國外理論動態》 2007年第12期
近兩年來,塞繆爾•鮑爾斯和阿•賈亞德夫在多個地方發表了關于警衛性勞動(Guard Labor)的文章,包括在《發展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年第2期上發表的題為《警衛性勞動》的文章,以及發表在由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主編的《經濟學家之聲》(Economists Voice)2007年第2期的題為《軍營美國》(Garrison America)的文章以及鮑爾斯等人所著的經濟學教材《理解資本主義:競爭、命令與變遷》第19章,這些文章都涉及了相關的內容。本文試圖在綜述他們的觀點的同時評述一些相關的看法。
許多經濟學家的理論體系認為,如果沒有政府干預的話,市場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與此同時,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有助于激勵經濟生活的參與者更加努力地工作,從而會提高整個經濟體的效率。而且,在這些經濟學家看來,市場的參與者之間是平等的;在“好的市場經濟”當中,權力在市場里面是不起作用的。因此經濟學家傾向于關注用于制造財富的資源,而不關注被如何分配財富的沖突所消耗的資源。而在100多年前的政治經濟學家中,情況卻并不是這樣,且不說馬克思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就連新古典經濟學派的重要人物維爾弗雷多•帕累托(他的《政治經濟學手冊》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石之一)也涉及這個問題。他在1896年寫道:“人們的努力被以兩種不同的方式使用,它們被用于經濟物品的生產或轉換,或者被用于將其他人生產的物品占為己有?!笔聦嵣?,在市場上進行各種交易的人們之間,并不完全是平等的關系,更不用說在企業內部充滿著科層制的權力體系。而在市場經濟體系當中,只有一部分資源被用于創造財富,為了維護整個體系的正常運行,為了“將其他人生產的物品占為己有”或者為了自己的物品不被別人占有,還有相當一部分資源不得不被“浪費”掉。鮑爾斯和賈亞德夫最近的文章主要關注的就是其中被“浪費”掉的勞動,他們稱之為警衛性勞動。
一、權力在經濟領域中的重要性
與許多經濟學家不同,鮑爾斯和賈亞德夫非常重視權力在經濟領域中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權力具有四個特性:一、權力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單個人的特點;二、權力的使用涉及威脅使用和實際使用制裁和處罰等手段;三、權力的概念在規范上應該是不確定的,允許出現帕累托改進的結果,但也很容易被專橫地使用來損害他人的利益以及違反道德原則;四、為便于進行經濟分析,權力在一個被比較恰當地界定了的博弈當中必須是一個納什均衡。因此,他們認為,通過實際懲罰和威脅懲罰A,B能夠影響A的行動以維護和增加B的利益,而A對B不具有相應的這種能力,這可以認為B擁有對A的權力。
在人類生活和經濟領域當中,權力其實是無處不在的。比如說,最近有歷史學家研究認為,在18世紀之所以英國的經濟起飛了而中國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卻未能成功實現經濟起飛,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前者擁有像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宣稱的理想的對個人財產的保護、有效的競爭和有限的政府。英國在這方面確實有一定的優勢,但這一優勢與英國在18世紀所經歷的戰爭、武裝保護的長途貿易以及殖民化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經過長期戰爭磨練出來的強大軍事實力使得英國能夠很便宜地獲得來自新世界的食品、纖維產品以及其他的原材料,而長江三角洲卻沒有相應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去打破它的資源困境。這才是中英兩國在18世紀開始了不同的發展路徑的重要原因。
不僅公共部門,比如說政府,能夠使用權力,私人在經濟生活當中也能夠使用權力。比如說,孟加拉國會把某些內陸水域從事漁業的權利授予某些漁民合作社,但在現實當中,幾乎沒有漁民能夠有權力去禁止其他人捕魚和收取費用。所以他們通常會把漁業的權利出售給富裕的并且與政界聯系很多的貨幣出借人和魚商。后者往往被稱作“水主”,他們使用客戶網絡來監控水域,并且通過沒收別人的捕魚工具以及更為嚴重的威脅等超越法律的手段來強制實施他們的權力。這聽起來和科斯的預想比較一致:漁業的權利落到了那些認為其價值最高的人的手中。但是這些水主的所有權不是來自于他們相對漁民的更高的生產率,而是來自于他們更高的強制實施產權的能力。
上述的只是兩個例子而已,其實,權力在經濟生活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它可以用來去占有別人的財產或者防止自己的財產被別人占有,當簽署的合同不完善的時候可以去強制執行合同,等等。更為常見的例子是企業當中的雇主與雇員之間的關系,根據上述的定義,雇主擁有對雇員的權力,因為他可以用解雇來威脅雇員,迫使雇員聽從他的指令并維護和增加他的利益。
但是,權力的實施也是需要資源和勞動力的。這種沒有被用于生產的勞動力就是警衛性勞動力。
二、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警衛性勞動的測算
鮑爾斯和賈亞德夫把勞動力分為兩類,一類為直接或間接生產我們所消費的產品或服務的勞動力——亞當•斯密所稱的生產性勞動力;另一類被斯密以及其他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稱為非生產性勞動力,它包括警察、私人保安、軍事人員以及其他構成社會紀律機構的人。后者是那些為了維護包括權力結構在內的社會結構以及統治階級的經濟優勢而沒有被用于生產的勞動力,鮑爾斯和賈亞德夫把它們界定為警衛性勞動力。
為了進行計算,鮑爾斯和賈亞德夫建立了一個經濟模型,其中特別關注了社會紀律機構。在該模型中,除了資本物品的所有者和從事培養下一代的工作的人,成年人口的構成包括就業人員(除了后面列出的這些雇員)、監工、失業者、監獄犯人、警衛和軍事人員。第一類(受雇工作者)是生產性的,因為他們的努力直接貢獻于生產。相反,監工、警衛和軍事人員的努力不是直接用于生產,而是用于執行某些任務,這些任務是從交易和對財產權利的單邊轉移的追求和防止中所產生的。
這些勞動力按照斯密的說法可以被稱為非生產性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是必需的。比如說如果沒有警察和私人保安,個人的財產就有可能被別人無償占有,沒有軍事人員,外國人就有可能來無償占有本國人的財富,而其他構成社會紀律機構的人包括監工、失業者和監獄犯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雇員往往被異化,從而對工作感到厭煩,而監工和失業者一起保證了就業者必須努力工作以保證雇主的利益,如果被雇用者不努力工作,那么他將冒被監工發現從而遭受各種處罰乃至失業的危險。如果沒有監工,雇員就不會擔心或者至少會更少地擔心不努力工作時被發現;如果沒有失業者,那就意味著,雇員被解雇以后將很容易再找到一個工作,那么他們就不擔心因為被發現沒有努力工作而被解雇。在這兩種情況下雇主的利益都會受到影響。所以,在卡爾•夏皮羅和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一篇經典文章的標題中,失業被稱為“一種勞動力紀律裝置”。另外,如果失業者能夠有很好的福利,他們可能也不會擔心失業。因此,美國最近20多年的做法是減少失業保障,同時加大懲罰力度,其結果就是監獄犯人的人數急劇上升。到現在,美國的人口只有全球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它的監獄犯人占了全球監獄犯人的四分之一。當然,加大對犯罪的懲罰力度也是為了維護整個社會的秩序,而不僅僅是經濟秩序。而且關在監獄里的人被認為是對那些可能的罪犯的一種威懾。
對大部分種類的警衛性勞動力的測算方法都比較簡單,但對監督者(管理人員,以下簡稱監工)人數的測算就不是了。在測算監工人數時,鮑爾斯和賈亞德夫使用了職業頭銜字典(the Dictionary of Occupational Titles,DOT)中的編碼,該字典提供了數千種工作的性質的詳細信息,區分了那些主要與人(而不是與事物或數據)打交道的工作,并且與別人的關系是監督性的人群。例如,他們發現在1979年,按照這個定義,監工占到整個勞動力的11.7%,這意味著他們有一個以上的下屬,并且他們決定以下事項中的至少一項:任務、使用的工具或程序、他們下屬的工作步驟,同時他們還可能對下屬的工資、提升、工作終止有批準或導致批準的權力。
在某些經濟領域當中,比如說監獄,其全部雇員都可以算作警衛性勞動力。為了避免重復計算,普通獄警里面的管理人員被歸為監工而不是“警衛性產業”的雇員。在理想狀態下,那些為私人使用制造槍支、鎖、安全系統之類產品的人也應該算作警衛性勞動力,但是由于缺乏數據,沒法把他們納入統計。為了避免經濟周期的影響,鮑爾斯和賈亞德夫只計算了幾個經濟擴張高峰年份的數據。另外,在失業者中,他們還包括了對那些因極度失望從而放棄尋找工作的勞動者的估計。
表1列出了鮑爾斯和賈亞德夫對美國警衛性勞動力的估計。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令人吃驚的結果,如今美國經濟中大約四分之一的勞動力沒有被用于生產物品而是為了維護整個制度的運行不得不被“浪費”掉了。而且,自1890年以來,美國勞動力中警衛性勞動力的份額已經翻了兩番。有意思的是,國土安全并不是警衛性勞動力增長的理由。盡管近期軍事開支增長了,國際安全(指軍事人員)對警衛性勞動力份額的貢獻卻顯著下降,只有40年前的三分之一。目前警衛(警察、獄警和私人保安)的數量自1890年以來首次遠遠超過了直接或間接為五角大樓服務的人數。
從該表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美國警衛性勞動力的構成在1890—2002年這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監工和軍事人員增長最迅速的時期是1890—1948年期間,囚犯和警衛在1948—2002年的增長更為迅速。后一時期見證了軍事人員的重大削減,從1966年高峰的5.4%降到2002年的1.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警衛中大約一半(47%)在2002年是由私人部門雇用的,而在1890年時則只有28%。
當然,鮑爾斯和賈亞德夫也承認他們對于美國警衛性勞動力的測算是不完整的。比如說,按照他們的定義無法確定律師、院外游說集團甚至某些經濟學家是否應被算作警衛性勞動力。此外,工頭監督工人,同時也解決技術和合作上的難題,這顯然也是生產性的,但他們基本上被認為是警衛性勞動力;而教師傳授給下一代人根本的生產技能,并使他們社會化以便讓他們將維護社會制度的各種社會規范內部化,他們的工作也是為了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轉,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警衛性的,但卻沒有被統計進去,等等。由于各種限制,他們只考慮了那些主要活動與他們的定義一致的人。但同時,他們還忽略了為了自我保護而從事以下物品生產的勞動力:武器、鎖、保安攝像頭以及監督裝置,比如長途貨車上安裝的用于監督駕駛員的速度和路線的追蹤器等。因此,他們認為他們沒有高估警衛性勞動力的數量,相反,肯定有某些類型的可以被稱為警衛性勞動力的人員被遺漏了。因此,他們認為他們的估計是保守的,實際情況可能比他們的估計更嚴重。例如,軍工生產部門,我認為也應當算作是非生產性的。
此外,他們還用同樣的方法計算了18個發達國家的警衛性勞動的情況(但由于具有可比性的警察和私人保安的數據無法獲取,被排除在了統計之外)。表2列出了他們的測算結果,從中可以看到,警衛性勞動力在勞動力總數中的比重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差別是很顯著的,從瑞士的不到十分之一,到西班牙、美國、英國和希臘的五分之一或更多。
在這個表中有三點值得關注。首先,粗略地看,可以把這些國家分為三組:社會民主黨的國家警衛性勞動力的比重都很低;說英語的國家警衛性勞動力的比重都很高(需要大量監督性勞動);而南歐國家由于失業率很高因而警衛性勞動力也很多。其次,各國所使用的監督性勞動力比例變化也很大,在意大利和瑞典,分別只占本國勞動力的2.9%和4.4%,而英美兩國的這個指標分別高達13.4%和14.9%。再次,各國警衛性勞動力的組成也很不同,特別是兩個最大的組成部分(監工和失業者)。我們上面已經提到,正是這兩個組成部分是那種“勞動力紀律裝置”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決定了勞動者的努力程度。在警衛性勞動最多的四個國家(西班牙、英國、美國和希臘),單是監工和失業者就占了總勞動力的五分之一。但英美兩國和其他兩國又有所不同,它們的失業率只有后者的50%左右,它們的監工則超過后者的50%以上。
三、警衛性勞動與若干社會公平指標之間的關系
鮑爾斯和賈亞德夫還嘗試解釋美國警衛性勞動力的增長以及警衛性勞動力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差別。人們可能會認為這主要是由于產品組合的不同和技術不同造成的,但他們并沒有找到這方面的證據。相反,他們比較強調其他社會公平公正方面的指標與警衛性勞動之間的關系。
相關資料表明,階級、種族、政治派系之間存在較嚴重沖突的國家,會在警衛勞動力方面投入更多的勞動力。經濟上的兩極分化(與收入不平等高度相關的度量方法)與警衛性勞動力的水平密切關聯。警衛性勞動力與用基尼系數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的相關性是0.40。這說明一個社會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用于維護這個社會經濟體制運轉方面的資源(包括勞動力)就越多,用于直接生產的資源就越少。
同時,他們還發現,政治沖突甚至與警衛勞動力更加高度相關,這是很好理解的,政治沖突越多越激烈,用于制止沖突和維持秩序的資源自然就越多。相反的,政治合理性的指標以及社會和福利支出與警衛性勞動力之間有很強的負相關關系。這也比較好理解,一個國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越大,它被人們認可的程度也就越高,人們就更容易自覺地遵守相關的規則以維護整個制度的運行,自然也就不需要額外投入更多的資源來維護制度的運轉。
雖然在文章中鮑爾斯和賈亞德夫并沒有認定是收入不均和社會沖突決定了警衛性勞動力的比重,但至少它們和后者之間具有相關關系。而且,他們還發現美國各州之間,勞工部界定的警衛性服務業工作者(警察、私人保安服務之類)的比重與各州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相關。
四、結論
從鮑爾斯和賈亞德夫的這些研究當中,我們也許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在市場中,參與者之間未必都是平等的。在經濟生活當中,權力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因此,在考察經濟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想當然地假定經濟生活的參與者之間都是平等的,而必須要把權力的因素考慮進去。或者說,我們必須要把交易中誰更具有談判優勢等因素考慮進去。2.在考察市場經濟的效率問題時,我們不能只考慮其微觀效率,尤其不能迷信新古典經濟學在非常嚴格的并且是很不現實的假設條件下推導出來的市場體系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高效率之說。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維護市場經濟的運行而不得不損失掉的資源(勞動力)。
3.許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貧富差距不能太小,否則無法激勵人們努力工作。當一個社會的貧富分化很小時,有能力者因為更加努力都得不到相應的回報而積極性受挫,能力差者由于沒有受到懲罰而缺乏改善能力的動力。因此,這樣的社會效率必然低下。但是,這可能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從上述的研究當中可以發現,貧富差距越大,用于維護整個社會經濟體系運行的資源可能就會越多,因而經濟的整體效率可能會下降。更進一步說,隨著貧富差距而來的,可能會是政治沖突。而在平息和防止政治沖突并維持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方面也是需要投入大量資源的。■
?。壑彀矕|: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孔晏:上海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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