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與共產黨的崛起――毛澤東的締造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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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
有個老同志參加過土改的全過程，他說根據自己的經驗，農村基層管理班子的穩定，一般需要換三撥干部。第一撥起來的多是勇敢份子，在土改的時候他們比較敢于斗爭和揭發地主；第二撥人起來的多數是比較正直的，有足夠的意愿為大家辦事，因此比較易于接受工作隊的動員，率先起來參與管理鄉村的問題；第三撥人才真正達到德才兼備的要求，既具有較高的服務群眾的意愿，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辦事能力，比較受到群眾的服膺。農村的基層政權，往往要經過這樣的三撥人的新陳代謝之后，才能夠穩定下來。
其實這基本上是政治權力塑造的一個普遍規則，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得到，就算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歷史來對照，也很符合這個規則。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撥人，多數人是知識分子，這些人代表了五四之后，為應對中國的內憂外患而勤于思考的一代人，其中一些人認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道路，想要用革命的方式來改造中國，并且不是在精英階層而是在平民階層中間去汲取依靠力量，他們是中國革命的先聲和第一撥。在蘇聯的幫助之下，他們成立了組織進行第一撥宣傳運動和組織工作。這一撥人特別是一大代表后來的分化非常大，根據權威黨史的說法，幼年的黨缺乏經驗和不成熟，這個判斷基本上也適合于第一撥黨員的個人。前不久還有一個小托派說，陳獨秀只是執行了斯大林的錯誤方針，本身沒有上面大問題，這個說法本身體現了托派百年來死不改悔的偏執，他們想要在書齋里解決問題，基本上不肯面對現實中間的矛盾和力量運動問題，他們死不承認哪怕是斯大林捉住陳獨秀的手，讓他下令的，只要有錯誤的投降命令發出，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力量運用的致命錯誤，就意味著陳獨秀作為政治人物已經是一錢不值了。當然如果陳獨秀不是總書記，而是共產國際代表，那倒是可以免于被指責。陳作為一個政治領袖人物，在至關重要的歷史關頭沒有能夠拿出正確的決策，導致革命力量受到重大挫折，這就等于自己在政治上判處自己的死刑。
共產黨內作為主流出現的第二撥人是以王明、博古為首的留蘇派，這些人比較注重書本知識和俄國革命經驗，不大看重中國的實際和問題，基本上沒有能力引導中國革命。按照一些當事人的回憶，王明這些人在中央工作的時候，基本上是一種“革命的職業家”狀況，許多人是每個月領有固定的薪水，然后最主要的關注方向并非是設計如何凝聚革命的力量，如何進行革命骨干的培訓，所有的努力都陷入“要造成中國有人在革命”這樣的聲勢，這樣似乎就對得起莫斯科的扶持了，那個時候上海中央把主要經歷放在組織“飛行集會”上，公開把有限的力量暴露在強勢敵人面前，這樣的職業革命家恐怕沒有超脫拿薪水辦事的思想境界。這一撥人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非常巨大，根據地的損失和敵后工作的破壞都在這撥人主政時期。這是中國共產黨興起過程中間的第二撥。
中國革命的第三撥人是毛澤東領導的，在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發展壯大起來的。毛澤東與前兩撥人完全不同，毛澤東全副心思思考的是如何把共產黨的根深深扎在老百姓中間，如何有效地把蘊藏在民眾中間的反抗意志和力量凝聚起來，如何有效地削弱敵人同時壯大自己。共產黨人的視野和胸懷，到毛澤東開始領導的時候為之一變，開始注重爭取群眾和發動群眾，開始重視力量對比的轉換和發展壯大問題，開始想著如何在中國這一片土地上尋找自己的支撐和憑借。文革期間周恩來總理多次跟紅衛兵小將說，自己領導南昌起義的時候如何不成熟，錯誤地把部隊領措了方向，盲目地指望蘇聯的武器幫助，結果帶來有生力量的巨大損失。周總理能夠認識到當時的錯誤，而有些人至今還不能認識這個關鍵問題：中國革命的成功只能是在中國本土的力量基礎上來完成。等到這個根本問題解決之后，中國共產黨才真正開始步入發展壯大的道路，關于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黨內分歧和爭執才得以解決，這個錯誤的代價非常巨大，根據地和紅軍損失了十分之九，選擇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竟然付出如此之高的犧牲，所以毛澤東在1964年對人說“我的著作是鮮血寫成的”。
是經驗和教訓共同促進了認識的提高，共產黨早年的認識曲折有著某種必然性，如果沒有滿毛澤東，也許要達到正確認識和道路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和犧牲，中國革命的勝利會在黑暗中間摸索更長的道路，這是那些“非毛化專家”們也不能不承認的。
毛澤東不僅僅解決了革命的依靠和動力問題，還就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問題作出了系列闡述，他非常精辟地指出那些想要在“有形的物質力量”上去和敵人競賽的錯誤方式，指出這是“叫花子和龍王比寶”，中國革命的成功其力量要來自于“無形的精神力量”方面著手，要激發人們的革命覺悟和熱情，在革命隊伍內部要實現高度的團結和紀律，要做到“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和瓦解敵軍”，要在競爭意志和組織程度上都超過敵人，這是戰無不勝的法寶。敵人有限的物質力量優勢，最終無法彌補在無形實力方面的劣勢，最后的勝利將由綜合實力決定，共產黨由于在無形力量的高度優勢，所以“小米加步槍可以勝過飛機加坦克”。
那些與人民為敵的群體，無論在表面上顯得多么強大，最終不過是紙老虎，在這樣的豪情背后要求極高程度的無形力量整合，這一切都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帶來的，勝利屬于毛澤東正確領導下的共產黨。
在共產黨內，實際上也只有毛澤東清楚共產黨是如何勝利的，他非常清楚國民黨時代民眾為什么要造反要革命的，他也十分清楚背棄多數人利益的政治后果；因此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后，毛澤東堅定不移地要求執行“革命路線”；說到底，革命終歸是一場被統治者對統治階級的極端不認同的運動，而民眾對統治的不認同程度，最終是由統治集團規定的利益兼容范圍決定的，因此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在制定路線和方針的時候，必須要把兼容范圍擴大到工人農民頭上，革命路線說到底是借鑒革命中間不認同力量運動的歷史經驗，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剝奪多數人利益的政策，只有一個后果就是帶來多數人的反抗和革命。
毛澤東矢志不忘革命的犧牲和代價，矢志不忘革命的后果和教訓，知道不能背棄人民大眾的利益和立場，因此他有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發動了以那些“拿革命當入股者”如李銳之流為對象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發動前夕，毛澤東曾經與吳旭君談過：“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個人網頁：xuezhe/laotian
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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