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切實推進科學改革與發展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10次理論研討會

舉世矚目的黨的十七大勝利閉幕，認真學習和貫徹落實十七大報告精神，是目前一項頭等大事。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于2007年12月2日在寧舉行了以“學習貫徹十七大精神，堅持和完善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切實推進科學改革與科學發展”為主題的第10次理論研討會。來自南京大學、江蘇省委黨校、南京財經大學、南京航天航空大學、南京理工大學、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江蘇技術師范學院、江蘇省社科院、南京市社科院、江蘇省總工會干校、南京師范大學、南京第二機床廠等近30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海派經濟學的創始人程恩富教授與會并講了話。會議由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江蘇省委黨校特崗教授、中央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李炳炎教授主持。現將此次研討會提交的主要論文目錄和內容發布如下，以期引起深入研討，更好地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一步推進改革與發展。

　　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第10次理論研討會論文目錄：

1.何干強：《促進經濟制度科學發展應弄清的一些概念》

2.李炳炎：《面對公有制主體地位失落，如何堅持和鞏固基本經濟制度》

3.奚兆永：《學習十七大報告的幾點體會》

4.沈立人：《對解讀改善民生的分歧之商榷》

5.沈立人：《質疑城鎮（市）景觀化》

6.程言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史定位》

7.譚芝靈：《構建科學的社會主義公平觀的進展》

8.陶用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石》

9.唐啟國：《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10.李濟廣：《怎樣切實堅持我國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

11.崔戰利：《整頓收入分配秩序必須首先調整權力和市場的關系》

12.朱妙寬：《切實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促進經濟制度科學發展應弄清的一些概念

南京財經大學  何干強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全黨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學發展觀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增強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著力轉變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思想觀念，著力解決影響和制約科學發展的突出問題，把全社會的發展積極性引導到科學發展上來，把科學發展觀貫徹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各個方面。”在闡述貫徹落實科科學發展觀與深化改革開放的關系時，強調要“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①]這些論述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出了明確要求，闡述了科學發展與深化改革的關系，有很強的針對性，我們應當認真領會。

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唯物史觀中國化的產物。按照唯物史觀，經濟的科學發展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的科學發展；生產力的科學發展是硬道理，生產關系的科學發展，也是不可忽視的硬道理，因為這關系到生產關系能否適應生產力，關系到生產力及其創造的物質利益歸誰所有的問題。一段時間以來，我國不少地區在所有制結構調整中，在經濟體制改革中，輕視甚至否定公有制經濟，一些干部甚至不再提發展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在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輿論界出現諸如把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等同于傳統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經濟，把產權改革的到位等同于私有化，把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把經理層購買（MBO）這種私有化的“改制” 等同于公有制改革，把私營經濟等同于民營經濟，把股份制經濟等同于公有制經濟等認識誤區，這些混亂的觀點見諸行動，已造成不良后果，在人民群眾中造成了極大困惑。這些錯誤的思想觀念都是背離科學發展觀的，都是直接阻礙生產關系的科學發展的，必須堅決糾正。因此，在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過程中，轉變不適應不符合生產關系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就顯得很有必要。

  生產關系的科學發展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經濟制度的科學發展。促進經濟制度科學發展，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通過科學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來實現的。科學的改革實踐需要科學的關于經濟制度的理論做正確指導，同時，應當不斷地總結改革實踐的經驗，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科學的經濟制度理論。黨的十七大報告在總結改革開放實踐經驗時，“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②]，作為“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之一；同時，根據黨的基本路線，對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許多重要措施，這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為了深入學習和全面理解黨的十七大精神，促進經濟制度的科學發展，本文擬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澄清一些關于經濟制度的認識誤區，確立促進經濟制度科學發展的概念談些認識。

1．從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看，必須弄清根本經濟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的關系。

我國的憲法所闡釋的國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體現了我國人民對適應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客觀的生產關系的基本認識。憲法總綱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③]從經濟制度層面說，指的就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種生產關系，這是我國整個社會制度的基礎。根本經濟制度是對我國生產關系的核心和主體的表述。憲法總綱還明確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④]。這是對我國現實的生產關系的綜合性的表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必須鞏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根本經濟制度。根本經濟制度鞏固了、發展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能進一步鞏固發展和完善，才能有利于廣大勞動人民掌握的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推進集體企業改革，發展多種形式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 “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⑤]其中，“增強國有經濟活力”的“活力”兩字，補充得實在是好，這實際上是對 “國退民進”論、“國有企業低效率”論、“國有企業搞不活”論的否定。這些關于搞好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論述，實際上是對科學地發展我國的根本經濟制度即公有制經濟提出的要求。只有鞏固好、維護好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才能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2．從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看，必須區分符合客觀規律的經濟制度和具有某種主觀性的經濟管理體制。

在唯物史觀看來，所謂經濟制度，就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符合生產力發展客觀要求的物質利益關系的基本規范。可以說，它是生產關系的另一種表述。促進經濟制度的科學發展，就是要求我們促進經濟制度適應生產力的科學發展。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制度具有客觀性。而經濟體制是人們根據自己對于客觀的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的認識程度，制定的經濟管理體制，難免具有某種主觀性。人們制定的經濟管理體制，可能符合經濟制度或生產關系的客觀要求，也可能違反經濟制度的客觀要求，如果符合，就會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不符合，就會表現為社會關系上的矛盾或者沖突，影響生產力的發展；這時，就需要修正、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堅持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通過改革，調整、改善管理體制，使之符合生產關系或者經濟制度的客觀要求，從而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這是我們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對改革的理解。所以，應當把體現客觀經濟規律要求的經濟制度和人們制定的帶有一定主觀性的經濟管理體制兩個概念區別開來。如果不加區分，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就有可能把改革管理體制，等同于改掉公有制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原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失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發生慘痛的私有化劇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把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同于改掉、革除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個深刻教訓是值得記取的。

我們的黨中央從改革一開始，就強調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⑥]黨的十七大報告又進一步強調，改革開放“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⑦]。不難看出，這些表述是嚴格地區分了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兩個概念的。這就是說，必須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從而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對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求的具體管理體制，必須堅定不移地進行改革。

3．從促進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上看，必須弄清一般商品流通、私人資本流通和“社本”流通的共性、聯系和區別

“社本”是社會主義資本或公有資本的簡稱。一般商品流通、私人資本流通和“社本”流通這三種流通的共性是，它們都存在于市場關系之中，都存在商品貨幣關系。一般商品流通只是以消費為目的的流通，與生產環節沒有直接的聯系，只是涉及流通領域的范疇，在流通中不存在價值的增殖。而私人資本流通和“社本”流通則屬于價值增殖或增值的流通，他們的流通過程本質上都必須經過直接生產過程，也就是包含生產環節。這是一般商品流通和后兩種流通的區別。私人資本流通和“社本”流通都以一般商品流通為前提的，這就是它們之間的聯系。然而，盡管私人資本流通與“社本”流通存在依賴于一般商品流通的共性，并以此兩者會發生聯系，兩者的生產環節卻有根本的區別，這就是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區別。私人資本的生產環節以私有制為基礎，“社本”流通的生產環節則以公有制為基礎。由此，兩種流通就產生出一系列區別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以私人資本流通為主體的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以“社本”流通為主體的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者的顯著區別就是，前者由于私有制與社會化生產的基本矛盾無法克服，將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自發性存在的危機的可能性必定變為現實性，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歷史所證明了的。而后者由于以公有制為基礎，存在社會經濟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有條件使危機的可能性得到消解。所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實現科學發展的觀點來看，最重要的是促進公有制與一般商品流通的有效結合，也就是與市場經濟一般關系的有效結合。那種撇開所有制談市場經濟的觀點，其實只停留在一般商品流通領域，是一種膚淺的觀點，是不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

應當說，世界上存在既不姓“社”，也不姓“資”的現實的一般商品流通；但是決不存在既不姓“社”，也不姓“資”的現實的“市場經濟”，因為經濟即生產過程，市場經濟只要包含生產環節，就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問題。從社會的經濟成分來看，現實的市場經濟中包括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小私有經濟（或個體經濟）以及不同所有制經濟混合的經濟組織。從社會的主要經濟成分的所有制性質決定該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來看，現實的市場經濟，要么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不容含糊的。人們有時說，市場經濟本身既不姓“社”，也不姓“資”，那或者指的是一般商品流通，或者是一種撇開了所有制關系的抽象。然而，真理總是具體的、現實的。講到一個社會從宏觀來看的現實的市場經濟，就不應當撇開所有制關系了。黨的十七大報告 “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經驗來總結，這里強調的就是，我們改革的目標要發展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決不是要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4．從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看，必須區分計劃經濟和計劃產品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是對社會生產過程的時間節約規律和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的遵循。任何市場經濟既然以商品流通為前提，它的社會生產就具有自發性，要減少這種自發性給社會再生產造成的損失，就要采取計劃經濟的手段。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在吃了不少經濟自發運行導致經濟危機的苦頭，看到了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對經濟健康發展的作用之后，才產生了凱恩斯主義，開始了宏觀經濟調控，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計劃經濟的必要性。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一開始就實行計劃經濟，從經濟制度的要求上說，這并沒有錯。有錯的是計劃產品經濟體制。這種舊體制并不等于計劃經濟，它是一種具有主觀性的管理體制。盡管說，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建立這樣的體制在主觀上也是依靠人民的，[⑧]但卻是用放大了的自然經濟觀來管理具有復雜社會分工的國民經濟，存在主觀性的弊病。那種單一地垂直性的集中管理體制，抑制了在現有歷史條件下發展社會生產力所需要的市場流通關系，不能發揮基層生產組織的能動作用，因而使公有制依靠人民、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優越性，不能充分地正確地顯示出來，也不能使計劃經濟科學地得以實現，所以必須進行經濟管理體制的革命性改革。但是，這決不意味著要取消計劃經濟。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形成有利于科學發展的宏觀調控體系”，“統籌城鄉發展”，“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優化國土開發格局”，“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⑨]，這些要求在實質上都屬于計劃經濟范疇。所以，我們應當揚棄的是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而不是計劃經濟。重視和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計劃經濟新體制，加強計劃的導向作用，才能搞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促進生產關系的科學發展，進而促進經生產力的科學發展。

5．從鞏固和完善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根本制度來看，必須弄清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兩者的關系

在唯物史觀看來，現實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不只是一種生產資料的排他性占有關系，而是與生產資料作用的發揮，與所有者實現占有生產資料的物質利益聯系在一起的。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實質是生產資料所有權經濟價值的實現過程，是經濟主體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獲取經濟利益的實現途徑和形式。[⑩]因此，同市場經濟結合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就是指全體或者集體勞動者，在國家宏觀計劃調節或科學統籌下，憑借共同占有的生產條件（公有資本、土地等），以企業或集體組織的經濟形式，面向市場，通過市場，自主地發展經濟，實施按勞分配方式，使勞動者個人以一定的收入形式獲取自身物質利益的一系列過程。我們應當從這種過程而且是可持續的過程，來理解公有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實現形式，那種把實現形式僅僅理解為某種企業治理結構，是存在片面性的。這就是說，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包含著從生產、流通、分配到個人消費的一系列具體制度環節，如果其中的某個環節存在體制弊端，就會阻礙勞動者對生產條件共同所有權的經濟價值的實現，阻礙作為公有制主體成員的勞動者經濟利益的實現。因此，體制改革需要著眼于所有制實現過程的所有環節。應當明確，只要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性質不變，其經濟價值實現過程中某些具體環節的弊端，是可以通過依靠人民來糾正或完善的。

分配是所有制實現過程中的一個最能體現所有制關系性質的環節。解決分配關系中的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必須著眼于直接決定初次分配的所有制關系。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1]這些論述制度我們深入理解。其一，這些表述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所謂的“效率、公平替換”論[12]劃清了界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指的是在商品價值的生產和實現過程中的分配關系，是由這些領域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直接決定的分配關系。在科學社會主義看來，初次分配領域符合實際的公平，只能是作了必要的社會扣除后的“等勞交換”的公平，也就是按勞分配的公平，這是一種消除了階級剝削、實現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上的平等所決定的分配關系的公平，實現這種公平必然要求促進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發展和完善。雖然我們現在的公有制還具有某些過渡性經濟形式的特點，但是按勞分配這個原則的貫徹，在公有制經濟中已經能夠貫徹。私營經濟中的公平含義，是與公有制經濟不同的，那里資本私人所有者提出的平等是獲取平均利潤的平等，但是，在私人資本所有者和雇傭工人之間，卻存在前者剝削后者剩余價值的不平等。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大環境下，重視私營經濟中的初次分配公平，這意味者，必須保證勞動力價值的等價交換，使勞動者及時、足額地得到相當于自己勞動力價值的工資，在此基礎上，還應當在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的制約下（這又說明了公有制主體地位決不能動搖），在社會主義勞動法的作用下，使普通勞動者從私營企業中獲得一定的超出雇傭工人工資的福利收入和勞動安全保障。其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對于改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企業的初次分配關系尤其重要。在這些企業中，可分配的企業收入必然要分成按資分配與屬于勞動報酬的分配兩個基本部分，強調勞動報酬分配為重，這就提倡了勞動光榮，就有助于推進對廣大勞動人民有利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公平。

6．從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來看，必須區分民間私人財產形成的私營經濟和原公有制企業私有化“改制”形成的私營經濟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成分中包含個體戶和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由于一段時間以來地方上的私有化“改制”，這使我國目前的私營經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民間私人財產形成的，另一種是原公有制企業私有化“改制”形成的。民間的、利用私人自己的儲蓄投資產業而產生的私有經濟，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對于壯大民族經濟的總量，是積極意義的。但是，私有化造成的私有經濟卻不能起到這樣的作用。私有化的含義是指公有制企業大量地出賣給私人。這是一種現有的資本所有權的轉換，并不增加社會資本的總量，實際上還造成了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的大量流失。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與這種私有化決不是一回事。所以，毫不動搖地支持、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決不等于支持私有化。在區分上述概念的基礎上，對于民間私人財產形成的私營經濟的引導，應當有明確的規定，一是闡明其固有的剝削性質和現階段具有的積極作用，明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對私營經濟發展的定位，規定私營經濟能夠自由進入、有條件進入和不能進入的領域；二是堅持對私營企業主依法收稅，既要防止有人偷稅漏稅，又要堅決制止某些部門少數官員以各種名義對私營企業亂攤派，亂收費，干擾私營企業的合法經營；三是認真貫徹勞動法，加強對私營企業的法制管理，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經濟權益，依法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營企業中的勞資關系；四是加強對工商聯合會、各種行會的組織領導，抓好私營企業主的愛國主義教育，增強他們服從國家宏觀調控、維護民族經濟利益的自覺性。

黨的十七大報告在非公有制經濟方面，提出了從目前實際狀況出發的、科學的政策原則，這就是“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沒有用許多媒體盲目使用的“民營經濟”模糊概念，而是用了私營經濟這個概念，這是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術語的體現，也是黨性原則的體現，具有重要的輿論導向作用，這體現了黨的文件維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性的嚴肅性。在貫徹黨的十七大報告過程中，建議宣傳媒體今后統一按十七大報告的提法，用私營經濟這個確切的經濟學范疇取代“民營經濟”這個容易造成思想混亂的概念。還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把私營經濟與中小企業并提，這就啟發人們正確認識私營經濟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定位，即私營經濟的發展應當定位在中小企業，這是符合實際的，有助于維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使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不同所有制經濟的主次地位在企業層面，得到了明確的體現。

總之，我們應當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導，在高度重視生產力科學發展的同時，高度重視生產關系的科學發展。必須強調堅定不移地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從統計數字顯示的實際情況來看，在所有制結構的調整上，現在已經到了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振興公有制經濟，鼓勵發展新的公有制企業，鞏固和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新階段了。正因為如此，我們闡釋上述經濟學概念就不是多余的，而是十分重要的。

面對公有制主體地位失落，如何堅持和鞏固基本經濟制度

　　　　——堅持和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對策思考

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李炳炎

黨的十七大明確指出，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制度。但是，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公有制經濟所占比例已不足50%，其主體地位已不復存在。面對這一現實，下一步怎么辦？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一、全面正確認識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重要性

黨的十五大報告已明確指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有優勢，這種優勢不單指量的優勢，更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種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為了使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成為人們的共識和自覺行動，建議一要大力宣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與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重要意義，二要大力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

1.大力宣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與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重要性

洋務運動以來近一個世紀的歷史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中國發揮公有制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優越性，才能走向共同富裕。只有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與國有經濟主導地位，我們才能真正構建起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因為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收入分配關系，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而只有公有制貫徹的按勞分配方式在全社會的分配關系領域占主導地位，才能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主義分配公平，真正保證社會有購買力的總需求與有效的產品總供給實現基本平衡，避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固有的經濟危機。我們的報刊要像宣傳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一樣宣傳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意義，各級政府要認真履行《憲法》所規定的“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責任，以確保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完善。

2.抵制、批評和澄清各種否定公有制為主體的錯誤觀點

是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關系到我黨我國今后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是大非問題。既然我們今后的方向已明確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那么，就十分有必要批評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各種否定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錯誤觀點。在這個問題上，當前學術理論界存在下列幾種頗有代表性的有影響的錯誤觀點，不得不加以澄清。

一曰：公有制為主體“可以逐漸淡出”，主張先以“主導”取代“主體”。

今年5月10日出版的《改革內參》（觀察版）發表文章《以公有制為主導，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稱“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個提法，“是一個過渡性提法，舊體制的思維方法還明顯存在，傳統的社會主義殘余痕跡并沒有徹底清除”；“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提法已經明顯滯后，不符合實際需要了”，“公有制為主體已經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了”，“公有制企業很難搞好，競爭不過非公有制企業”，“這個提法已經成為一些地方、一些人士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壓力和疑慮了。他們很害怕這個提法成為一把雙刃劍掉到自己頭上”。“不如把‘公有制為主體’這六個字改為‘公有制為主導’”，“這可以管好多年”，“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堅持公有、私有并存就可以了”，“如果短時間不能改，可以逐漸淡出”。“我們國家的《憲法》已經修改多次了”，“現在的提法完全可以修改”，“修改是必要的、必然的”，“在理論上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觀點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就是企圖通過“淡出”搞漸進式私有化，目的是取消公有制，建立私有制。

二曰：股份制等于公有制，主張以“股份制為主體”取代公有制為主體。

2006年11月27日的《北京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堅持改革應正確界定三個概念》的署名文章。該文章中寫道：“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移位，即從國家所有制移位到股份制”，股份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股份制一方面是社會所有制，另一方面又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個人所有制，股份制將二者結合起來。我們黨將股份制定性為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既解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又確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新形式。這樣，改革中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也就明確了。”意思是改革要以股份制為主體。判別這種觀點的錯誤，首先必須正確理解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一句話：“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使”在這里的意思是“要使”，就是有待研究探索的問題，并不是文章作者所說的“定性為”、“確定了”、已“最終確定”的涵義。怎樣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尚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結論尚未出來。這是因為，如果簡單地將股份制等于公有制，那有悖于常理。如果是這樣，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了股份制，就等于公有制，就等于資本主義也是社會主義了嗎？

其實，股份制這一概念，與市場經濟、自然經濟等概念一樣，屬于“生產形式”（即生產力組織形式）的范疇，而不屬于公有制、私有制等社會經濟形式的范疇。有資本主義的股份制，同樣會有社會主義的股份制。社會主義的股份制是什么？這正是我們需要探索的問題，中央文件中的要“使”的提法，正是這個含義。看起來，作者存在誤解。

三曰：“重建個人所有制”等于重建私有制。

《炎黃春秋》2007年第6期發表了謝韜、辛子陵的《試解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與中國改革》一文，謝韜、辛子陵認為，“列寧、斯大林，包括我們的毛澤東主席，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視馬克思關于在‘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句最重要的話，把公有制異化為政府所有制，實際上變成對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人民的剝奪，這是前蘇聯、東歐與改革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失敗的理論根源。” “在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才是正確的，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經，才是社會主義的正路。倒是列寧、斯大林和晚年毛澤東的論著中，特別是在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有許多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起碼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要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個根本問題上，他們是徹底地錯了，被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性失敗證明錯了。”“重建個人所有制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路線和總政策。”該文還說：“毛澤東同志在民主革命時期，提出來的政綱是‘打土豪，分田地’。第一步是沒收地主的土地，第二步是將土地分給少地、無地的農民。”問題出在“把分給農民的土地又收回來，打破了農民建立個人所有制，發財致富的夢想”。他們明確主張土地私有化。文章明目張膽地將馬克思關于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觀點，歪曲為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走資本主義道路。

四曰：應將公有制為主體從社會主義定義中抽掉。

《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發表了超然的文章《搞清楚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文章介紹了一些人新近提出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例如，“普遍幸福社會主義”、“人民社會主義”、“社會保障社會主義”、“間接公有制社會主義”、“功能社會主義”等等。這些形形色色的反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其共同點是否定公有制為主體，否定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決定性作用，試圖抽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使社會主義不成為社會主義。

五曰：主張用“二次分配”取代公有制為主體。

例如，有人說：“收益權就是最終所有權”，“第一位的是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第二位才是社會主義的間接公有制和直接公有制。前者是原生的，后者則是派生的”。“現在傳統所有制的作用和意義正在不斷削弱和瓦解。新型所有制無須以占有權為其存在條件”。“所有制問題的實質，不在占有，而在分配”。[13]這是馬克思早就批評過的分配決定論。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產品分配。生產關系（所有制）決定分配關系。這些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并沒有過時。恰恰正在作為規律起作用。

這種種錯誤觀點，不僅出現于主流學者的言論、文章，而且也影響了天真的青年學者的研究思路，被引導往錯誤方向發展。例如，有的青年學者提出以“混合所有制”取代公有制為主體，“確立混合所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所謂混合所有制，主要是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其中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才能保持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由上述點評可見，當前我國意識形態領域中否定公有制為主體，從而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已形成一種值得關注的錯誤思潮并嚴重威脅公有制的生存。

二、轉變下一步國有企業改革的工作思路

1.發展與鞏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我國的國有經濟的數量底限既不能以資本主義國家私有化的“國際經驗”為依據，也不能憑主觀好惡為尺度。從質對量的規定性看，國企的經濟比例要以能否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和充當社會穩定盤的要求、是否影響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質為準繩。為了保持和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它占GDP的40%左右為宜，底線不應突破35%。關于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問題，我們絕不能再走私有化的老路子。第一種思路是建立國有獨資公司，無論如何改，它們仍是國有企業。第二種思路則成立國有資本絕對控股的企業，雖然引進了民間資本，但仍保持國有企業的性質。這兩種我們都可稱為國有企業。實際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國有企業，都有一定比例的民間資本參與其中，純粹的國有企業很少，只要國有資本占絕對控股的地位，就可稱之為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基本界限就是國有股是否超過50%，超過50%就是國有企業，在50%以下就是非國有企業，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法律也是這樣規定的。在國有資本需要退出的國企中，可以考慮將其改造成工人所有制的股份制公司。[14] “工人股份制”是在實行自主聯合勞動的基礎上，工人在生產中居于主體地位，是工人支配資本，而不是資本雇傭勞動。同時，它的企業形式是股份公司，是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這樣公有制就和市場經濟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了。只有這樣的股份制，才是公有制的新的實現形式。工人階級通過集體持大股而占有資本，成為即是勞動者又是資產所有者的公民，取得勞動收入和資產收入，提高收入水平。

2.清算和回收流失的國有資產

對于已經“改制”過的國有企業，要依法劃清公私財產界限，清查并收回非法流失的公有資產。由于一段時間以來的國有企業“改制”是地方政府推動的，責任不能完全由企業的當事人承擔，因此，這類由公變私的新私營企業的企業主，只要在限定時間內，依法退還在“改制”過程中非法侵占的公有資產，除確實違法亂紀者之外，實踐證明有管理能力而職工群眾又信任的，可以重新登記注冊，留在企業繼續工作。清查后，因企業主個人資本數額較小，企業實際上是公有資本占大頭，企業應轉為公有資本控股企業；這類企業中確有管理能力的主要企業負責人，可以在重新登記的條件下，允許繼續留在企業承擔合適的管理工作。

3.慎重對待壟斷國有企業的改革

針對目前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情況，一些學者指責壟斷行業從業人員的收入過高，要求打破壟斷企業的壟斷地位，甚至有人提出了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從發達國家的實踐來看，壟斷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它主要是由行業特有的性質所決定的。誠然，當前的確出現了部分壟斷行業效率不高、服務質量不好等問題，而部分壟斷行業的部分人員的收入又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使社會公眾的心理產生了較大的不平衡。但我們應理性地對待這些問題，絕不能簡單認為只要將壟斷國有企業私有化就可以解決問題。當前應采取的措施是：一要規范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秩序，絕不允許出現亂分企業利潤的情況出現，以防止出現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現象；二要將壟斷國企所獲得的壟斷利潤全部上交國庫，只允許保留適當的比例作為企業發展基金。

三、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1.將國有資產管理部門隸屬于全國和各地人民代表大會

按現行體制，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機構是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它是國務院的一個直屬單位。國資委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機構，應該歸屬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國資委歸屬于全國人大有以下理由：一是全國人大是全國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是我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因而也是全國人民公有資產利益的代表；二是全國人大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運營及收益的分配會更加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三是全國人大的代表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能夠充分反映不同區域、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人民的利益；四是將國資委歸屬全國人大更有利于全國人民對國有資產的運作進行有效監督。

這樣，當國資委隸屬全國人大以后，各級地方國資委在管理體制上就可以采取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歸口管理，同時在接受上級國資委管理的模式。[15]

2.加強廣大職工在國有企業管理與監督中的作用

國有企業職工擁有參與對企業資產的所有、占有、使用、處分的權利，能夠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對于國有資產的有效運營有著重要的意義。職工應該更多的參與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活動，這樣才能更好的發揮他們作為主人翁的巨大作用。因此，必須完善現行的《公司法》，從經濟、法律制度上確保企業職工參與國有企業的管理與監督活動。一是必須規定每個企業中必須要有職工代表進入董事會；二是對于國有獨資企業，必須要保證職工代表在董事會中的主導地位，提高職工代表在董事會成員中的比例；三是把《公司法》中關于出資者委派董事與職代會民主推薦、民主推選職工代表，然后由董事會聘任經理的企業經營管理者產生方式結合起來，否則就不會有職工以主人身份參加企業治理的地位保證與實現。

3.建立科學合理的國有資產經營效益考核標準，培育一支高素質的國有資產經理人隊伍

要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國有資產經營業績評價標準，這樣有利于加強對國有企業經理人經營行為的管理和引導，促使他們更好地行使經營權以壯大發展國有經濟。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企業的經營難度不同，在評價時有所區別，評價標準要建立在國內、國際同行業橫向間比較的基礎上，把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經營影響的因素考慮進去。只要有了一套健全科學的評價標準，就能為獎懲經營者提供客觀依據。國有資產經營績效的評價指標可分為社會性指標和經濟性指標兩大類。社會性指標主要考察國有資產運營結果的“公共服務性”，而非盈利性；經濟性指標主要是考核國有資產的盈利性和效益性，從而判斷國有資產保值與增值的狀況和水平。

培育一支高素質的國有資產經理人隊伍是搞好搞活國有經濟的重要環節。傳統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往往忽視了對經理人隊伍的建設培養。而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歷程則證明了，企業的經營管理層的整體素質往往在企業發展中起重要作用。今后國有企業應向社會招募更多的優秀專業人才，并有計劃的培育思想道德素質好、視野開闊的管理層接班人。

四、加快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第二個飛躍”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經營積極性，農業生產力得到了大發展，解決了了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這被鄧小平成為農業改革與發展的“第一個飛躍”。但中國農村的長遠發展還是要依靠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來實現，實行農業的集約化經營，這就是實現“第二個飛躍”。鄧小平早就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16]隨著我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近30年的實踐，我國的農業農村發展已到了停滯不前的地步。這需要我們壯大集體經濟，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進一步釋放農業生產發展的潛在生產力，實現農業的“第二個飛躍”。

加快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第二個飛躍”，可以先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把分散的膿民集合和組織起來，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名揚全國的華西村、南街村等一批實現了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小康村，無一不是依靠強大的農村集體經濟作后盾。這些比較標準的農村集體經濟，是指生產資料歸區域性農村勞動群眾共同所有的一種公有制形式，其最本質的規定性是“共同所有、集體經營、共同勞動、按勞分配”。因此，我們要加強對廣大群眾的宣傳教育，使人們充分認識到集體經濟能夠有效地推動共同富裕的道理，在農民自愿的基礎上使他們聯合起來，形成更多的、更為廣泛的集體經濟，再通過集體經濟自身的不斷積累，鞏固和壯大集體經濟。

二是要大力提倡將股份合作制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農村改革和發展的“第二個飛躍”也離不開股份合作經濟的廣泛發展。農村合作經濟，主要包括農戶之間的合作（橫向一體化） 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農村合作組織加公司這樣的合作（縱向一體化）。合作化經營是廣大農戶聯合起來從事經濟活動的經營形式，是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矛盾的最佳途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產物。從 20世紀 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農村的發展，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統”的層次上發生了變化，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許多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農民自愿互利的基礎上，突破原有社區的界限和地緣、親緣關系，圍繞某一生產經營或服務項目而組成。從國外農業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專業股份合作經濟組織作為勞動者的聯合，已成為最普遍的組織形式。因此，在農村發展集體經濟以及建立新的集體經濟過程中，應將股份合作制作為新的集體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

學習十七大報告的幾點體會

南京大學  奚兆永

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用什么理論來指導實踐，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十七大前，謝韜等人跳出來，大肆鼓吹社會民主黨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要改變旗幟，以北歐的社會黨為榜樣，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用他們的理論和模式來指導我們的實踐。他們非常狂妄，一方面肆意歪曲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把馬克思說成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倡者”，把恩格斯說成是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的前驅，竭力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翻案；另一方面，則肆意攻擊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把列寧說成是布朗基主義者，把斯大林說成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說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許多領導人“沒有讀過《資本論》，沒有讀過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說他們受的是布朗基主義——列寧主義的影響。他們公開喊出的口號是“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救中國”。他們的這些言論遭到了人們的有力批判，同時也受到了海內外某些人的喝彩。正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胡錦濤同志發表了6·25重要講話，給了他們一個有力的回擊，也給人們指明了一個正確的方向。但是，他們賊心不死，仍然負隅頑抗，繼續在他們把持的雜志上發表錯誤觀點的文章。謝韜還跑到香港大肆活動，兜售他們的民主社會主義，向外國人表明他們的反動立場，企圖得到他們的支持。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十七大召開了。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按照胡錦濤同志的報告，就是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道路和理論體系的提出，乃是對謝韜之流妄圖在中國打出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思潮的一個沉重的打擊。在十七大報告的巨大威力面前，他們已經感到他們的癡心妄想已經難于實現，于是不得不把原來想在近期實現的目標改為要20年后才能實現的遠期目標。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十七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道路和理論的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對此我們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

還值得一提的是，謝韜等一伙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立場的人，特別把他們攻擊的矛頭指向毛澤東。謝韜在香港揚言：“中國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重新評價毛澤東”，“不清理毛澤東幾十年造成的罪惡，中國不能前進”。在這方面，十七大也給予了堅決的回擊。報告指出，“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十七大的這一莊嚴承諾表達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和決心，是對謝韜之流的又一個沉重的打擊。

這些，都是十七大的偉大的歷史功績，是應該載入史冊的。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我表示最堅決的擁護和支持。

根據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的權威的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簡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乃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根據這樣的認識，毛澤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理所當然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看到，俄國當年的革命是從城市到農村，而中國則是相反，是走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道路；蘇聯當年雖然也想到過實行贖買政策，但是，由于資產階級的反抗，他們實行的是沒收的政策，而中國對資產階級實行的是贖買的政策；蘇聯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而中國在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提出了農、輕、重為序的方針；蘇聯在工業中實行“一長制”，而中國則總結出了“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經驗，等等。這些難道不是中國特色？問題還在于，既然“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又怎么能說“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開創的”？難道毛澤東“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就不屬于改革開放，就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看到，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已經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里提出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他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文集》第7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實際上，十大關系也就是在十個方面進行改革的綱領。后來，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更進一步從理論上提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我們今后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同上，第215頁）實際上，我們今天關于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的說法就源于毛澤東的這一論述。因此，我認為過去人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始于毛，成于鄧”，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始于毛，成于鄧”，是符合客觀事實的，正確的，而把毛澤東思想排除于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之外，則給人以“數典忘祖”之感，是人們難于接受的。

關于我國的經濟制度，我國現行的憲法總綱第六條有兩個提法：一個是原有的提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一個是1999年后加進去的提法，即：“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顯然，這兩個提法是不一樣的，前者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般規定，而后者則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規定。但是二者又是統一的。無論是講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是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都必須處理好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基礎。沒有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基礎固然談不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談不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在十七大報告里，胡總書記既談到了“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也談到了“完善基本經濟制度”。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從鄧小平起，我們一直宣傳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強調要以公有制為主體，但是，公有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卻一再下降，其主體地位一再削弱，卻并沒有引起應有的高度重視。實際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和文件上，而沒有落實在行動上。這樣一來，所謂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或者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就變成了一句空話。這是非常危險的。

在這方面，形成對照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門對于發展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表現出了過高的熱情。他們大講國民待遇原則，只講平等準入，不講經濟安全，甚至不惜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來發展私營經濟和引進外資企業，導致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和國有經濟的萎縮。

現在我們的報紙不是宣傳那些辦得好的國有企業，卻熱衷于宣傳富人榜，宣傳這些暴發戶的第二代（所謂“富二代”）的“素質”是如何之好，給他們貼金，而對農民工特別是所謂“窮二代”，則宣傳他們的素質是如何不行，給他們抹黑。給人的印象是：好像富人是一代勝過一代，而窮人則是一代不如一代。看了這樣的宣傳，使人懷疑自己究竟是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是生活中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恐怕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會這樣宣傳的。

我提出這個問題，當然不是為了說明我們現在是一無是處，一團漆黑，而是為了讓人們對出現的這些問題能夠引起重視。

當然，事情還不僅是一個思想上要重視的問題，關鍵還是要采取正確的政策。在當前條件下，為了發展生產力，無論是發展私營還是引進外資都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問題是我們自己要有大目標，要善于引導，并進行有效的監督。應該看到，從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或不夠格的社會主義到完全對社會主義或夠格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過渡，是一個變動或轉變的過程。50多年前，毛澤東曾經批評過“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口號，他說：“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比如私營工商業，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種秩序，明年就不‘確’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頁）鄧小平也說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頁）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這些話對我們應該是有教益的。初級階段實際上是一個過渡時期，我們不僅要考慮今天的（此岸）的問題，還要考慮明天（彼岸）的問題，否則就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改革派，而只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改革派”。

雖然我們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我們還是應該把當前和長遠結合起來，把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結合起來，通過宣傳教育，使人們樹立起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樹立起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這不僅對于提升人們的思想境界，凝聚共同奮斗的精神力量，實現長遠目標非常必要，就是對于完成當前的各項任務也是大有好處的。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指出，“中國自有科學的共產主義以來，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國革命也就改變了面目。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絕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后一階段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頁)這里講的共產主義指導，當然不是在民主革命階段實行共產主義的政策，而是用共產主義的世界觀，用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武裝人民的頭腦。關于這個問題，他還說到，“在現時，毫無疑問，應該擴大共產主義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到將來的社會主義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但是我們既應把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于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同上，第706頁）毛澤東的這一論述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說的，但是對于我們今天來說，依然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論的意義，值得我們很好進行學習。

總的來說，我感到思想理論界和媒體對十七大的宣傳是及時的，也是廣泛的，但是，還遠遠說不上是深入的。舉例來說，胡錦濤同志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同時又結合中國國情賦予了鮮明的中國特色的觀點早在6·25講話里就已經提出來了，但是，從6·25以來，中央報刊發表了那么多解讀的文章都沒有對這個重大的問題給出像樣的理論說明。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點。

同時我感到，有些解讀十七大報告的文章或發言，顯得比較隨便，不是那么鄭重。如200711月5日《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上刊登的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楊春貴同志的發言就有這個問題。他說，“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事情，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到，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到，我們只能在實踐中探索和創造，努力尋求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佳結合點。29年來，我們在‘結合’上創造了一系列既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符合中國國情實際、帶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觀點。”按照這種說法，好像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都是我們中國人“在實踐中探索和創造”出來的。這符合事實嗎？事實上，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事，既然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怎么可以不向馬克思的本本、列寧的本本求教呢？怎么可以不學習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對有關問題的論述呢？難道說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里面沒有關于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論述嗎？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這里說得很清楚，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并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東西，唯其如此，才有一個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才有一個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問題。楊春貴同志的說法，實際上是把我們今天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對立了起來，割裂了開來，表面上是抬高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貶低了它，把它變成了一個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關系的東西。從實踐上來說，這樣說也是非常有害的。既然從馬克思和列寧的本本上，找不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那么我們還要讀他們的著作做什么？而不讀他們的書，我們就要上一些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的當，我們在這方面吃的虧并不少，難道不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嗎？

     對解讀改善民生的分歧之商榷

江蘇省社科院   沈立人

學習十七大文件,亮點屢見,其中扣人心弦的,莫如改善民生,關系廣大群眾利益。而在宣講和議論中，則有不盡一改的解讀。除了有人提出，不少出自所謂“新左派”的壓力，實施后可能不利于富裕階層并將影響業主積極性最終也會損及弱者，此說者可暫置勿顧外，還有若干分歧，值得稍加商榷：

一是關于貧富差距，成為較普遍的憂慮。這里，姑不論是否已經超越人民所能承受之重，慎言兩極分化，可能引起對改革成敗之爭，僅就其前因、后果和嚴峻程度，就有大不同的觀點。原因，有人肯定為市場經濟之必然，競爭導致優勝劣汰，今后還將持續擴大；有人歸故于所有制度變動和結構失衡，并引薩穆爾蓀所言，決定于財富。還有人提出，基尼系數大了不足懼，城鄉和東西部分開計算，便正常了。對此有人建議申請諾貝爾獎，遭受嘲笑。

二是關于上述問題的對策，十七大文件要扭轉擴大的趨勢。有人強調，不講縮小，僅是扭轉，就是容許擴大，防止過大而已。有人則理解，扭轉是逆向，即反對擴大趨勢，應當是一個拐點，不能再擴大而該走向縮小了。

三是關于收入分配，涉及內含甚廣。首先是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兩年來有共識；兩者不是矛盾、互為成本，而是有機統一；效率離不開公平，公平競爭才能激發努力；因此，公平才能保證效率，求得協調。但是當前還有人作另解，主張效率是第一位，僅在導致不公后有必要突出公平，今后仍當視形勢演變而作不同的傾斜。

四是關于按勞分配為主體，有人認為只是一種說法，其實是按各種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并認為當前情況下，勞動力過剩，資本、技術和管理稀缺，所以對后者傾斜有理。我們認為，按勞為主是由于體腦勞動者包括工人、農民和知識分人占人口多數，成為主體，在分配份額中也應占最大比重。當前出現資本侵蝕工資，使工資收入的絕對水平增長過慢，相對比重不斷下降，是不合理的。還有人認為利潤皆是資本創造，與勞動力無關，也是偏差。十七大主張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多數未得應有重視，講解只是一語帶過，不予展開。

五是關于富裕的途徑，很多人側重于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其實與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是一回事，而在講解中常割裂開來。甚至有人揚言，勞動不能致富，即使勤奮，也只能保持溫飽進而過上小康生活。說得嚴格一點，這是公開與黨的宗旨唱反調了。

總之，對改善民生，有些干部和學者，不管是否自覺，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較深。如果不限于講話，并且在實踐上也這樣，擔心會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漸行漸遠，又無益于改善民生。

質疑城鎮（市）景觀化

沈立人

推進城鎮化特別是以大城市為重點的城市化，注重景觀是重要目標，本來無可非議。這在現代化初期，法國理論家蓋·德伯及其同事們就提出“景觀社會”的概念，為大家所奉行。我們評價一個城市以及集鎮，往往也用這個尺度，用語如“日新月異”，“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等，都習以為常了。

但是，城鎮化的意圖是否即以景觀為主甚至唯一，就值得質疑了。因為，城鎮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決不限于景觀，為攝影師提供美麗和豪華。無論是城鎮居民或進城鎮的農民，生活所系，決不滿足于其環境的形像，欣賞之余，更多的在其他方面的服務，從居住、交通到飲食、呼吸以及教育、衛生、文化等。不妨把城鎮建設分為兩頭：一是硬件，一是軟件。前者一目了然、一覽無余；后者觸及眾端，要經仔細體會、反復辨味。

應當指出，在城鎮化和城鎮建設中，往往重硬件、輕軟件，導致兩者的失調，制約了城鎮功能的完善，必須有所反思。

片面或過分追求城鎮景觀，稱城鎮（市）景觀化，其危害是：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用于景觀建設，造成不同程度的鋪張浪費；而在另一端，則擠掉了直接關系民生的設拖，特別是保護城鎮生態，其復雜性不遜于農村。影響所及，還會導致千城一面，破壞文化遺產，滋長奢侈風氣，潛藏貪污腐敗，并促進貧富分化。一側是高樓大廈，一側是準貧民窟；一側是廣場綠化，一側是污水橫流；一側是道路廣闊，一側是車輛堵塞；一側是征地拆遷，一側是失地流離。

質疑城鎮景觀化，不是否定城鎮建設，而是堅持其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并且以形式服從內容，重在提高城鎮功能，為居民打造一個安居樂業的優化環境。城鎮建設必須統籌兼顧，講究景觀要適度，才可騰出相當力量于非表面化的永續工程，如節能減排，以及搞好排除污水和處理垃圾等，更好地為居民增添福利。

所以出現城鎮景觀化，以景觀壓到其它，主要是政績的誤導，走向好大喜洋，相互模仿，相互攀比，如不自量力地營造第一高樓和不顧條件地鼓吹花園城市，森林城市、都走入了邪路。流弊所至，把城郊農業定位為觀光，尤屬異化。落實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更加關注民生，城鎮化一定要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發展，城市功能正確地成長和健全，居民就能真正、實在地受惠越來越多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史定位

程 言 君

澳大利亞著名后現代過程哲學家和環境倫理學家阿倫·蓋爾認為，“中國能夠以一種獨特的并且值得世界上其他國家學習的方式而獨自將自身從全球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17]如果阿倫·蓋爾的觀點正確，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則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現階段唯一正確的歷史定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于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18]這既是中共十七大對近30年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經驗的科學總結，更是對中國這樣相對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的深刻揭示。對于堅持和完善這一國家基本經濟制度，胡錦濤在2007年“6.25”講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時就曾一再強調[19]。“一再強調”的重要思想背景原因之一，是2007年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咄咄逼人——“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已經不可能”，“要有突破”；“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等等。顯然，對這兩類思潮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批判，是目前深刻領會十七大精神并落到實處的迫切需要，也是貫徹落實“我們要繼續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和探索”這一“6.25”講話精神的繼續。

況且，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定位和本質特征，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的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的底線性根本原則。因而，解剖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不斷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史定位，本來就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一、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其基本經濟制度的曲解和否定

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十七大精神，實際上是我們黨十六大以來的一貫精神。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第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20]十六大以來，我們黨不僅一直堅持這一精神的貫徹，而且，如前所述，僅2007年胡錦濤就對此一再強調。“一再強調”的深層要義，一是可以鮮明地從經濟制度角度，指明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建設怎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問題的本質和時代特征。二是有效排解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激烈干擾。若僅考慮2007年這兩大思潮的咄咄逼人，“一再強調”是具有即時性。但若考慮到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將長期共存這一歷史現實，這兩大思潮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干擾將可能具有的長期性，“一再強調”則具有歷史性。

1、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誘致性

2007年，我國出現的一股頗具影響力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驚世駭俗地提出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21]（本段凡引自《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的不再加注），似在通過歪曲乃至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法，誘致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這種誘致性，《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毫不含糊地使用了三種手法。一是歪曲性誘致。如把“實行包產到戶”、“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等，歪曲為“這一系列新政策屬于民主社會主義。”二是栽贓性誘致。如“胡錦濤主政伊始，……，保護私有制的重要條文載入憲法，這標志著中國踏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憲法中沒有“保護私有制”的條款。胡錦濤所作的“6.25”講話和十七大報告都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22]表明中國沒有踏上也不可能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認為“中國踏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是栽贓。三是恐嚇性誘致。如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種恐嚇性結論至少有兩層抹殺性含義。一是社會主義沒能救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沒有富強中國，而且使中國處于危險中，需要挽救！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轉變為民主社會主義，中國才能得救！這類歪曲性、栽贓性、恐嚇性誘致話語還有如：“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分，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就會開辟世界歷史發展的新航道”；等等。僅從這些與中共十七大精神截然相悖且公開發表、廣泛流傳的觀點，就可以充分看出，胡錦濤發表“6.25”重要講話的及時、必要，中共十七大堅定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并作為大會主題的重大意義。

2、民主社會主義反映了新自由主義消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政治要求

表面看來，民主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與“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沒有多少直接關系。但若從貫徹中共十六大、十七大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精神，并聯系新自由主義這些年來對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削弱結果分析，就可以發現，民主社會主義反映的是中外新自由主義當前乃至今后在中國的政治要求。

中共十六大以來，在“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貫徹兩個“必須毫不動搖”中，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擾，出現了“兩個異化”現象。一個“異化”現象是，把堅持兩個“必須毫不動搖”異化為僅堅持第二個“必須毫不動搖”。即出現了忽視甚至放棄“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只重視“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閹割兩個“必須毫不動搖”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本質內涵的現象。另一個“異化”現象是，把“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異化為對非公有制經濟只“鼓勵、支持”，忽視甚至放棄對非公有制經濟應有的“引導”。以致出現許多地方以發展私有制經濟為名，縱容私有制經濟侵吞國有資產，個別地方甚至出現官商勾結合謀攫取國有資產的嚴重現象，導致國有資產大量（不少于40000億）流失。從而，嚴重違背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23]的精神，閹割了第二個“必須毫不動搖”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導向內涵。

總起來看，堅持兩個“必須毫不動搖”中出現的“兩個異化”現象的實質和嚴重性，在于“打左燈，向右拐”地閹割了兩個“必須毫不動搖”內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把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兩個“必須毫不動搖”，引向了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化的方向。其結果，導致了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嚴重削弱，在許多經濟領域嚴重喪失！“2006年我國國內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在三大指標所占的比重大體如下：資本：公私經濟（二、三產業）所占比重為48％與52％；就業人員：公私經濟（二、三產業）所占比重為32％與68％；國內生產總值：公私經濟所占比重分別為37％和63％。”而且，“全國工商聯一位負責人在2006年3月預測：到‘十一五’結束時，民營經濟的比重將由65％上升到70％以上。這個預測很可能成為現實。”鑒于此的必然現象就是，“民營企業主階層在經濟上的興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應的地位和權力。”[24]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新自由主義思潮及其改革傾向實現對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嚴重削弱后，必然強烈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筑的某種變革。于是，民主社會主義粉墨登場了。也就是說，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嚴重削弱，是民主社會主義粉墨登場的經濟制度基礎；民主社會主義粉墨登場，是新自由主義嚴重削弱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后的必然政治要求，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規律在我國目前的具體表現。

歷史地看，民主社會主義本質上屬馬克思、恩格斯批評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保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存”[25]而披上社會主義外衣的假社會主義。雖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評引導下，早期的一些民主社會主義者一度轉向科學社會主義，但在恩格斯逝世之后，尤其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民主社會主義已徹底淪為“資本主義病床邊的醫生”。[26]目前，《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毫不含糊的三個誘致性，似已基本清楚地表明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嚴重弱化而粉墨登場的政治意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異化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導引乃至迫使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政治意向，“南京會議”的一些觀點和最近發表的《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27]一文，是進一步的表現。

二、“突破”公有制經濟為主體觀點所反映的政治意向和思想理論導向，警惕有人變相繼續鼓吹民主社會主義

2007年8月16－17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在南京金陵晶元大酒店舉行（以下簡稱“南京會議”）。這是一個明確為學習、貫徹胡錦濤“6.25”重要講話精神的研討會。但事實不然。“南京會議”上居主導地位的觀點，是“突破”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如“對公有制經濟為主體要重新理解”；“不可能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是公有資源為主體”；“公有經濟為主體是站不住腳的，理論上要有突破”；“民營經濟已經大發展了，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居主導地位”；“民營經濟也是中共執政基礎了”；“財產關系清晰化、社會化、公眾化，有人認為是私有化。但必須利用私有化才能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制經濟是蘇式的、少數人占有的、國家名義的公有制，實質是官僚資本”；“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已經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了。”“我主張把這個提法修改為‘社會主義國有制為主導，……’，或把‘公有制為主體’改為‘公有制為主導’”。并且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我認為就是發揚民主，實行三權分立，還權于民。”“放眼世界，西歐，……，人家已經是社會主義了，稱做民主社會主義”；等等[28]。《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也持這類觀點。這些觀點進一步明確地表達了新自由主義思潮不斷加大力度消彌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進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異化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逼迫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意向。

當然，對這些不是如何學習、貫徹而是要修正胡錦濤“6.25”重要講話和十七大報告精神的觀點，如果僅從純粹的學術探討角度看，似乎也無不可。但問題是，“南京會議”是一個明確為學習、貫徹胡錦濤“6.25” 重要講話精神的研討會，并非純粹學術會議。當前應該不可能有人召開這樣的研討會了。但最近發表的《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在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把“公有制經濟為主體” 異化為“公有資產占優勢”，把“按勞分配為主體”異化為“各種不同勞動形式的‘勞動收入為主體’”。認為“盡管我們有可能做到公有資產占優勢，但在公有資產的法律所有權和經濟所有權發生分離的情況下，做不到以聯合勞動為主體，而只能以雇傭勞動（合同勞動）為主體；做不到以本來意義的按勞分配為主體，而只能以按要素所有權分配為主體。所謂‘按勞分配為主體’，不過是各種不同勞動形式的‘勞動收入為主體’而已。”[29] 由此再聯系國內外歷史經驗和前述現實情況，可以說，在當前貫徹中共十七大精神過程中，必須注意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打左燈，向右拐”地異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導向！

三、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和完善

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的過程中，對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理論的創造性偉大實踐，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傳承、創新和超越。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中國化科學社會主義，其基本原則決定的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別的選擇。顯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歷史定位，是不允許突破，也是不可能被突破的根本原則。不可能被突破的歸根到底的原因，在于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不僅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反映了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還在于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趨勢。

首先，公有制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作為與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比較而言的本質區別，是馬克思以來經典理論家一脈相承的觀點。

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是鄧小平反復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指出：“無論怎么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 1985年他又指出：“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30] 1992年南巡講話時，鄧小平再一次深刻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1]當然，表面看來，鄧小平這段話沒有涉及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但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的這一切定性、定位，無不基于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因為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已經充分證明，唯有公有制經濟能夠“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實現由于生產資料私人壟斷導致的人的異化的復歸。

馬克思在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種種不治之癥尤其是人的異化現象后，揭示了資本主義必亡和社會主義必勝的歷史趨勢，并對新的社會制度的本質作了這樣的概括：“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32] “私有財產的揚棄，是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但這種揚棄之所以是這種解放，正是因為這些感覺和特性能夠無論在主體上還是在客體上都變成人的。”[33]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原理應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即現階段，最根本的就是通過建立、堅持和不斷完善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上層建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上，進行“私有財產的揚棄”，以在盡可能大的程度上把人從由于生產資料私人壟斷導致的人是物的奴隸（廣大勞動者成為物的和生產資料私人壟斷者的奴隸、生產資料私人壟斷者成為資本的剩余價值規律的奴隸）[34]的異化境況下解放出來，使人——所有的人（不僅僅是解放無產階級，而是解放全人類）——成為物的和社會的主人。從而，在物資利益和社會主人兩個層面上，讓人類的積極性從內心里迸發出來，達到高效率地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需要明確，鄧小平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角度，對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這種肯定，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幾乎從不使用產權概念，而《資本論》卻無處不論述產權關系、產權制度及其運行機制一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法學角度講，就是“法權關系”即產權關系。），屬論述方式的不同選擇。認為鄧小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闡述上沒有論及基本經濟制度的觀點，是膚淺的、片面的。

其次，公有制經濟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根本特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根本特征，是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基本共識。享譽中外的經濟學家程恩富提出了“四主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形態：“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型產權形態，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態，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形態，自力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形態”[35]。最近，針對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程恩富進一步強調說：“盡管由于目前中國生產力不發達，還不能實現完全的生產資料公有制，但在發展各種私有制經濟的同時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只有堅持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真正完善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財富和收入分配制度，實現共同富裕和公平正義，才能真正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地良性發展。”[36]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著重要理論貢獻的經濟學家劉國光，最近尖銳地指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當然是堅持社會主義最重要因素之一。但共產黨領導的如果不是以公有制為主體而是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恐怕這個共產黨本身就要變質變色。”“建立公有制，削滅剝削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大力發展生產力，不能不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37]

再次，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也是全國各族人民必須堅持的政治綱領。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中，都要求全黨“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38]《憲法》第6條第2款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另外，再從蘇聯“改革”中“整體復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模式”的結果看，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不可動搖性。對此，從蘇聯時期過來的東歐各國廣大人民和專家學者，體會最深刻，也最有發言權。“2007年1月，由俄羅斯列瓦達研究中心及美國學者共同對俄國44個地區最新調查資料顯示：超過一半的人認為斯大林是‘英明的領袖’；2007年6月，在普京總統關注下通過的俄羅斯教科書中稱‘斯大林是蘇聯最成功的領導人’。”[39] 2003年，曾寫過影響很大的《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的徹底否定斯大林的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痛切地說：“我們俄羅斯人以我們自己的沉痛災難為代價，成為耶穌，悲壯地走上祭壇，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死路、絕路。個別超級大國絕對沒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40]蘇東各國資本主義化近20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那種堅持認為我國必須“突破”公有制經濟為主體者，至少是沒有認真研究和汲取蘇東各國私有化的國際歷史教訓，更沒有聽取麥德維杰夫的痛切衷告。當然，更為嚴重的錯誤認識應該是，認為蘇聯亡國亡黨亡社會主義的原因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的確，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存在許多不科學的成分，但并沒有構成蘇聯崩潰結局的必然。事實上，導致蘇聯崩潰結局的主要原因，恰如蘇聯（俄國）歷史學家麥德維杰夫所言，首先是改革方向的錯誤定位，其次是上了西方“和平演變”的當。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后，不久即打起“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旗幟。1990年蘇共黨章明確規定蘇共的奮斗目標即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標志著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背棄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向資本主義繳械投降。以葉利欽為代表的自由派，宣揚“自由民主主義”，以使俄羅斯盡快融入西方文明為口號，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制度、否定蘇共，轉向崇拜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全面照搬以美國為代表的所謂資本主義文明。在這種思想理論指導下，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杰弗里·薩克斯成為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政府高級顧問，“休克療法”很快成為俄羅斯經濟改革的綱領，繼而便整體復制資本主義體制模式。[41]

結果是，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民主社會主義”、“自由民主主義”道路，短短幾年，不僅使一個執政74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丟掉政權，走向衰亡，而且使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分崩離析為15個國家；不僅使7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喪失殆盡，而且使俄羅斯整個國民經濟倒退至少20年；不僅使廣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嚴重下降，而且使廣大人民的經濟、社會主人的地位付之東流，從新淪為被雇傭、被剝削者，即重新淪為物的和生產資料私人壟斷者的奴隸，出現人的異化復歸中的“復歸”，即倒退。在國際上，俄羅斯及東歐各國國際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一落千丈，幾乎淪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刀俎下的魚肉。蘇聯解體迄今為止近20年的歷史說明，資本主義各國受其生產方式固有的剩余價值規律決定的全球戰略所左右，決定其對待社會主義各國的基本原則是，即便社會主義各國放棄社會主義，投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各國也不會給投降者任何好處。資本主義各國所要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全球化、市場化的幌子下，通過“休克療法”等手段，讓社會主義各國成為其經濟上、政治上的新殖民地。那些希冀通過投向“資本主義文明”，分享一杯“資本主義文明成果”殘羹剩汁的想法，是幼稚的不切實際的。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休克的不只是社會主義經濟，而是誘致社會主義各國亡黨甚至亡國；民主社會主義不是成就社會主義，而是促使社會主義走向消亡，甚至力求使社會主義盡快“休克”或猝死（如蘇聯）。

所以，蘇東的失敗，首先是改革方向的錯誤定位，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失敗；其次是上了西方“和平演變”的當；再次才是蘇聯共產黨在相當大程度上脫離實際地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在中國改革開放和蘇聯消亡近20年的今天，總結科學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歷史經驗教訓，可以說，蘇聯的消亡，有其現實必然性，但不具歷史必然性。馬克思發現的人歷史發展規律沒有過時，剩余價值規律依然是當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經濟規律。保障人類日益獲得徹底解放的科學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依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趨勢。馬克思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是西方世界對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在人類日益獲得徹底解放作用上的歷史性肯定。而且，當今世界的許多西方學者更大程度地把人類日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和發展上。當代著名后現代過程哲學家和環境倫理學家，澳大利亞的阿倫·蓋爾在分析了“克服那種通過將共同體綁定于市場而由全球市場所帶來的奴役”，“使公民們不會被壓縮為那種軟弱無能的工資奴隸和消費者”的制度選擇后，建議中國“控制市場的運作，以便發展共同體；……釋放人們的創造性潛能以及他們的組織能力。”并對中國充滿希望地說：“如果考慮到中國的重要作用，那么世界必將會實現環境可持續的文明。”[42]遺憾的是，我國崇拜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一些專家學者不僅看不到這一點，遠不及阿倫·蓋爾這樣的西方學者見解深刻且富有歷史遠見，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性基本原理已經忘卻甚至不以為然。持“突破”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觀點者，無論其主觀愿望如何，事實上在導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異化為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因此，結合貫徹中共十七大精神，再來領會胡錦濤“6.25”重要講話和2007年對堅持和完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一再強調”，就會進一步深感其中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為基本經濟制度基礎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更不可能依靠外資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43]。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資可以利用但不可依靠，這由剩余價值規律所決定，由蘇東等國際歷史教訓為鐵證。發展私有制經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所決定。況且，“與當代資本主義比較，我國私有經濟還表現出一些特有的東西。例如，進行超額剝削和超經濟剝削；為謀取私利，置社會整體利益于不顧，破壞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有的經營落后，搞假冒偽劣；有的權錢結合，通過各種手段，將共有財產轉化為私有財產等。”[44]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地不斷鞏固和完善，不會也不可能靜止在目前的水平上。但有必要強調，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史定位，也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并不斷完善而不能有絲毫動搖的根本原則。否則，在當前西方“和平演變”陰影揮之不去的復雜的國際形勢下，不是完全不存在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通過異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導入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甚至走上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和危險性。蘇東各國社會主義消亡的國際歷史教訓，我們應該也必須記取。人類解放前進中的歷史迂回悲劇，不應也不能在中國重演。

構建科學的社會主義公平觀的進展

譚芝靈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提出并闡述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科學論斷。2005年2月19日，胡景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又一次強調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并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2005年2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之后，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就提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認為，確立一個與科學發展觀內在契合的社會主義公平觀，并將公平的原則貫徹到社會的制度與政策領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因此，十七大報告具體指出，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時首次強調初次分配也要體現公平。

理論界從1986年左右開始，對公平問題的關注起初是同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研究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公平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焦點。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顯示，我國對公平問題的研究與西方不同，公平與效率的矛盾首先成為研究公平問題的中心，并沒有附屬于其他問題的特點。究其原因，這既是我國收入分配在短短20多年里就經歷了由絕對平等到貧富差距懸殊的變化的結果，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必須注重公平的內在邏輯的體現。縱觀國內基于構建和諧社會對公平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層次上，這三個層次的問題在不同時期成為當時的研究重點，但總的看來是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的。

 第一個層次是“經濟學領域”的收入分配研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上世紀末。學術界對公平問題研究的主要任務是打破平均主義,使人民迅速擺脫普遍貧窮的落后面貌。其內容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對公平概念的分析；對公平效率關系的論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概念的認識上,學界分歧較大,國內最初存在十幾種關于公平的定義，多數定義往往混淆了“公平”與“公平觀”，但學界普遍認為公平的核心是經濟公平。經濟公平是指社會經濟生活中,不同利益主體,按各方可接受的條件處理相互關系——主要是經濟競爭中的關系,合理分攤經濟利益。基于這樣的表述,國內學術界最初對公平有幾種不同的認識：厲以寧等人認為公平主要指的是機會平等；張五常等人則認為公平只能是結果平等；萬俊人等大多數學者則主張公平是機會與結果均平等。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學者基于馬克思主義公平觀有了這樣的共識：公平不是一種絕對平均主義；公平不是抽象的，不是事實上的完全平等；公平是具體的，是形式上的平等，公平不是關于機會均等、結果平等的抽象概念，而是基于生產領域的生產關系在分配關系中的利益體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是要貫徹平等競爭、等價交換、收入分配平等等。[1]

此外，由于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策強調在分配領域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主，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認識初期，出現了大批跟風式文章，錯誤地將公平與效率分割開來，除了彼此互為條件之外，看不到兩者之間更為根本的聯系。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形成了以下幾種觀點：1，“效率優先說”基于對我國的基本國情的特殊理解,以厲以寧為代表的學者們主張效率優先。如趙立忠認為“強調‘效率優先’的原則，是社會處于重大變革時期,特別是處于社會經濟結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時期的普遍現象。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只要保證生產的高效率,并在此基礎上給予適當的制度補償就可以促進公平的實現。[2]黃泰巖指出我國當前確實出現了收入差距擴大、貧富分化的現象,但是我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絕不能動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保持和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重大戰略,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發展解決。[3]基于這種理解,即使在當前社會公平問題比較突出的時期,國內學術界仍有部分學者有類似“效率優先,保障公平”的主張。2，學術界普遍認為公平與效率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效率屬于生產力范疇，效率和公平之間是決定和被決定、作用和反作用的關系。效率決定公平,公平反作用于效率。一定歷史時期的公平觀念和公平狀態總是和一定的效率水平相適應的，無論是超前的還是落后的公平觀念及公平狀態都會制約效率。效率的提高催生公平觀念的進步和公平狀態的改善,從而解決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同時,正是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的不斷解決中,人類社會才不斷從落后走向進步,從低級邁向高級。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十七大報告首次強調初次分配也要體現公平。3，在新的形勢下,一些學者在強調公平與效率統一性的同時,特別強調了公平的重要性。認為公平是效率的重要源泉。蔡昉認為,在一定條件下,公平本身就可以創造效率。當一種機制(如再分配)把收入向窮人轉移后，就會增加窮人的消費，導至國內總需求的擴大，從而為經濟增長或效率的提高提供源泉。[4]沈曉陽認為，效率源自公平。因為，從本質上說,效率就是資源的合理配置，而資源的合理配置本身就要求公平配置。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種種矛盾，無不是離開公平追求效率的結果，所以，我們應將效率深深地植根于公平的土壤之中。[5]洪銀興認為，推進以社會公平為目標的改革能達到提高效率的結果。同時，根據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的要求,改革也需要轉到公平為先,在此基礎上構建和諧社會。[6]

公平與效率問題的突現是與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分不開的，因此，公平、效率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也是研究的主要關注點。研究初期，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既缺乏效率也未真正體現公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如李閩榕認為,市場經濟有7個基本特征:即自主性、平等性、競爭性、開放性、趨利性、排他性和局限性。從不同方面體現了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個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機統一體。在市場經濟中,一方面,平等性要求為市場主體進行競爭和實現利益最大化提供平等的基礎，但競爭的優勝劣汰必然導致差距，使市場主體在新一輪競爭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這就將公平與效率蘊涵在市場經濟基本特征的對立統一關系之中。公平與效率不存在那種非此即彼、非長即消的嚴重對立、不可協調的關系。[7]

隨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任務的提出，如何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從點題到破題，成為目前最為迫切的任務。從對策研究來看,國內經濟學界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從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大部分學者認為,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能確保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從具體的制度層面來看，國內經濟學界對公平與效率問題的探討主要集中在產權制度、分配制度和稅收制度的安排和調整上。二是討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為對公平與效率的影響。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學者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政府對收入分配的干預則具有一種抵消這種不平等的作用。三是關于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兩個新的概念，這為處理好我國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開拓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   

第二層次是“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指的是從經濟學、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等不同領域對建社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公平問題進行開發、拓展而形成的細化研究。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但同時貧富差距拉大現象也日益嚴重,社會成員對公平正義的吁求日趨強烈。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學術界又開始了對公平問題的新一輪探討。這一問題不再局限于經濟領域，而是進入了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層面。對公平的理解也不再僅僅局限于經濟平等，而是與政治公平、倫理公平相聯系；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公平與效率孰先孰后的論辯，將兩者均視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手段和目標的統一。強調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看待公平問題，逐漸出現將公平由一個具體問題提升為社會的基本價值理念的傾向,為進一步深化討論提供了一個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才引申出了后來更為系統的深度研究。

雖然經濟學、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等領域對公平問題都有所研究，但這個問題在經濟學、政治學與倫理學三個領域的研究相對集中得多。其研究內容主要體現在對公平概念的分析、對公平正義的認識、解決公平問題的理論背景等三個方面。在概念的認識上，學者們大多從和諧社會的價值取向來定義公平性。如龐正元把追求公平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進步的價值取向，作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張友良認為，公平既是人類衡量美好社會的標準，也是人們評價政治文明的尺度,更是我們黨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8]董振華認為,在經濟領域中,公平表現為利益主體之間利益分配和利益關系的合理,這屬于分配領域,是生產關系的范疇,強調要把效率與公平統一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中。[9]夏文斌認為,公平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和價值判斷,首要的前提就是經濟效率的提高,沒有效率的提高和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就不可能出現需要通過公平加以解決的問題,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平理念也不會出現。他同時還強調政治的公平就是保障每一個合法公民都有生存權和發展權,都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并認為要做到政府政治決策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公平,就必須依賴各個階層各個利益集團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但在現實利益的制衡中保持政治的公平性，并不能認為公平的目標已經完全實現。[10]王華認為，社會微觀領域的公平大多需要倫理道德來維護，依靠道德的調節，必須注重倫理道德的建設,積極構建與現代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道德文化體系，以提升社會公平的實現質量與水平。[11]陳燕認為，公平原本就是一個倫理范疇，根本沒有單獨的倫理公平之說，政治公平與經濟公平只不過是作為社會價值的倫理公平在具體領域的體現而已。并進一步指出，社會公平超越于經濟公平、政治公平之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道的合理性，這種道德合理性的依據源于對歷史規律的辯證認識，它既是對以往社會的公平關系的一種歷史評價，更是對未來生活公平關系的應然性的一種合乎規律的期望。[12]

這一時期，許多學者在限定公平概念時，人為地將對公平的理解陷入與正義、公正、平等、公道等概念的糾結中，試圖通過對這些概念的界分進一步理解公平問題。應該說，這些相近的范疇有許多共同處，但它們屬于不同語境，因此，盡管這種努力在一定范圍內有意義，卻使對公平問題的進一步研究還未展開就處于混亂之中。事實上，公平問題既是一個實踐性很強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具有深厚價值意蘊的理論問題。公平作為一種社會規范和價值基礎，總是同一定的理論思潮聯系在一起，因此，公平和正義問題在政治哲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關于公平正義的基本內涵，基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角度，胡錦濤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指出，公平正義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理論界普遍認同胡錦濤同志的觀點，并圍繞這一觀點展開了討論，形成了以下幾種不同的認識：1，有些學者認為公平正義指的是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生存、發展的權利和機會。2，有些學者認為社會公平正義，精義就是在于給每個人以所應得即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得到與其行為相適應的合理的平等的對待。3，有些學者認為社會公平正義，主要指國家社會制定國家大政方針政策要堅持社會正義的原則，處理具體事情要堅持公平的原則，就是要公正公平對待一切人與事，使社會和諧有序，真正體現正義之善。關于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概括出以下幾種：1，基本權利的平等原則。2，機會公平原則。3，競爭規則公平原則。4，調劑保證原則。5，結構公正原則。

公平問題的研究在這一時期已經上升到理論架構上。學者們解決公平問題的理論背景，概括起來大致有三種：一為功利主義，強調理論、政策的效果與事功；二為倫理道義論，主張公平基于個人不可取締的基本權利，不能將人作為手段來對待;三為馬克思主義歷史規律論,認為理論創制、政策抉擇必須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強調從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的辨證運動中尋找解決公平問題的鑰匙。在公平問題研究中,以前兩種理論為依據的觀點不在少數,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創造性地解決公平問題的理論體系尚不多見。

 第三層次是“系統研究”，主要是在各領域研究基礎上進行得更為系統的深度探討，如果說在各個學科領域中都能找到研究公平問題的視角，而且相對容易的話，那么“系統研究”則需要再次開發，“用知識研究知識”，“以專業探討專業”。它是隨著“社會建設”概念的提出，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系統的更高層次的研究。也就是說，和諧社會的建設是從一個多樣性的統一到另一個多樣性的統一，并不是多重成分的簡單組合，而是新事物形成和產生的過程，社會公平不僅取決于外部建構，更多地將體現在社會本身的結構演化與功能演化上。第二層次研究重點將公平作為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則意味它獲得了不可侵犯的、超越性的地位。這樣，各種政策和措施就要圍繞公平來制定或取締。這種傾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們對社會公平的高度關注，折射出公平對于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價值。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公平能否作為社會制度的核心價值而具有不可超越的地位，抑或說，將公平正義擢升為社會的核心價值是一個正確的認識還是對社會發展其他目標的僭妄？！對這些問題的展開恰恰要站在“系統研究”的高度才能得出合理的答案。

這些研究有的已經展開，有的還只是已經提出但尚未充分展開，成為今后需要繼續完成的任務。例如王春福就是從“系統研究”的角度提出，對公平和效率的統一要作為過程來把握。公平與效率只有保持動態的平衡,才能逐步實現兩者的統一。公平和效率的統一需要建立一種機制,這就是動態平衡機制。而這種機制的形成,有賴于公共政策體系的整體功能的發揮,有賴于公共政策各種功能的協同動作。并進一步認為，政府在通過公共政策對社會價值進行分配的過程中,必須統籌考慮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提升分配的合理性。重要的問題是要建立不同利益群體公平反映自己利益訴求的機制,更重要的是還要形成對各種利益訴求進行合理整合的機制。[13]

胡錦濤同志根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發展與實踐經驗，提出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重要論斷，揭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目標下公平的本質要求和現實道路。這種公平觀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在公平問題上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又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社會發展內在演化的新特點新要求，對社會主義公平的科學內涵和實現途徑作出了系統的概括。因而是從社會“系統研究”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公平觀的繼承和發展。深入研究和大力宣傳以“四個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公平觀，不僅有助于統一全黨全社會對公平問題的認識，為實現社會和諧奠定共同的思想基礎，也是我們深入研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公平問題的切入點和著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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