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自由民主之批判 

　　自由民主主義不是已經成了世界潮流了嗎？不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嗎？的確，現在民主已經成了一種“迷信”，成了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條。在政治改革問題上，中國人完全不必長大腦了，只要跟著大家起哄就可以了。如今，只要一談政治改革，那就是民主化，從最高層到最底層都是如此。今天，我就要來反這個潮流。也許你會問，你想找死嗎？不，我不想找死。我之所以“要”挽狂瀾于即倒，那是因為我相信我“能夠”挽狂瀾于即倒。我相信，勝利最終一定會屬于我。
　　
　　下面我就講一講，為什么我拒絕自由民主主義。
　　
　　
　　
　　
　　
　　有效性批判
　　
　　
　　
　　首先，我要問：西方式民主能解決當今中國面臨的問題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就有理由拒絕它。
　　
　　有一種流行的“逆向思維邏輯”或是“烏托邦邏輯”。例如，在批判資本主義的時候，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很多罪惡，而且他發現這些罪惡與私有制和市場體制有關系，于是他提出了消除罪惡的方案——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滅市場經濟建立計劃經濟。馬克思認為這樣就可以把這些罪惡徹底鏟除。但是，蘇聯、東歐和中國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卻表明，現實的邏輯與理論的邏輯并不一致，那些罪惡依然存在，只不過它們通過不同的機制、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而已。現在這種“逆向思維邏輯”仍然在國內流行。許多人看到現在中國存在很多罪惡，他們也發現這些罪惡和專制體制有關系，于是他們就想，如果換成了民主體制，那么這些罪惡就會消失了。他們堅信，只要用民主替代專制，我們就可以告別苦難，迎來幸福，就可以掃除黑暗，迎來一個艷陽天。這種極為簡單化的逆向思維邏輯幾乎統治了所有人的大腦，從賣大白菜的小販到國家領導人概莫能外。今天我要說的是，不存在如此簡單的邏輯，即使是中國實行了民主制度，我們所面對的問題，如政治腐敗、經濟風險、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等等，不見得會消除或是緩解，而我們已經取得的成績，如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等等，還有可能喪失。我的分析表明，那種認為只要實行民主化就可以解決中國問題的想法是荒謬的。這種逆向思維邏輯，在學理上說不通，在經驗上也得不到任何支持。
　　
　　反對者會說，你說的僅僅是一種壞的可能，沒有經過試驗你怎么知道民主化不會帶來好的結局？問題就在這里！我們不能拿民族的命運作試驗。誰也沒有這個權利！那么如何走出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局呢？唯一的辦法是看看別人的試驗。怎么看呢？通過國際比較。我們把世界各國的數據拿過來，比較一下，看一看世界各國的情況，先看看它們的民主化的程度有多高，然后再看看它們的經濟發展業績如何，看看它們的政治腐敗的情況怎樣，看看它們的經濟不平等的情況怎樣，最后再分析一下提高民主程度或是民主化是不是能夠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下面我將通過基于經驗數據的國際比較來回答上述問題。
　　
　　我選擇的是世界銀行的數據。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世界治理報告》。這份報告考察了不同國家的民主化水平和政治腐敗水平。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還給出了各國的經濟增長率、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基尼系數、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我還利用了透明國際關于世界各國腐敗的估計值。為什么用世界銀行和透明國際的指標？因為這兩個組織立場偏右而且聲譽不錯。所以，用世界銀行和透明國際的數據，既有學術上的權威性，同時自由主義者也無話可說。
　　
　　在比較的時候，我把國家分成了兩組，一個是中低收入組，一個是全體國家組。首先看一下中低收入組國家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對于這些中低收入國家來說，民主化的程度與十年平均的GDP的增長率不存在統計上的相關性。也就是說，“民主化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論斷在統計上是沒有根據的。再看腐敗問題。統計分析的結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敗指數不存在統計上的相關性。這意味著“民主化可以遏制腐敗”這一論斷在統計上是沒有依據的。基尼系數和民主化的關系也是不相關的。基尼系數直接指示了經濟不平等的程度。還有貧困發生率，即世界銀行按照每天一美元的標準所測定的貧困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它與民主化程度也沒有統計相關性。再把全體國家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結論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不同的國家的貧困程度、腐敗程度確實存在巨大的差異。如何解釋這種差異？決定性的影響因素是什么？統計分析表明，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與腐敗指數是高度相關的，r平方值達到0.79。這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說，正是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這樣一個變量，控制著政治腐敗的程度。同樣，正是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控制著貧困發生率。
　　
　　我把相對中國來說具有可比性的國家的數據列在這里。大家可以自己進行比較。我選擇的是經濟發展水平相當、人口規模比較大、國土也比較大的一些國家，拿它們來和中國比一比。亞洲的國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歐洲選的是俄羅斯、南斯拉夫，非洲選了埃及，南美選了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秘魯，同時把與中國文化比較接近的幾個地區和國家也加上，包括香港、臺灣、新加坡和日本。這里民主化的水平，是世界銀行研究報告的數據，經濟發展指數是世界銀行的，按購買力評價核算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DP增長率是1992年到2002年十年增長平均值，第一個腐敗指數是透明國際的，來自2003年的年度報告，第二個腐敗指數來自世界銀行的治理報告，貧困指數和基尼系數都是世界銀行2003年報告里的。我們通過這樣一些比較權威的數據，而且是比較傾向于自由主義立場的數據，可以看到，在這些可比的國家里，中國的民主化程度是最低的，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最好的，腐敗是居中的，貧困的指數相對來說也是比較低的，基尼系數也是居中的。
　　
　　今天，在這里，我要再重復一遍我對《聯合早報》記者講過的話。中國現在基本上還是一個帝國體制，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我們沒有經歷過與資本主義發展相伴隨的民主化過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民主化往往伴隨著民族分裂。先看近的例子。南斯拉夫、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再遠一點。印度掙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過程中，先有印巴分治，巴基斯坦分裂出來，而后孟加拉又分裂出來。時至今日，印巴還是紛爭不斷，南斯拉夫也沒有平靜，車臣與俄羅斯的沖突愈演愈烈，烏克蘭又面臨內戰的威脅。誰也不能否認這些都是民主化的后果。如果中國實行民主化，十有八九也是難逃厄運。臺灣就不用說了，西藏、新疆、香港都會跟著起哄。在這樣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誰也不能拿民族命運為自己的偏好或設想去賭博。有些人對我的這種看法破口大罵，我想原因無非有三種，一是無知，不了解這些慘痛的歷史教訓，二是弱智或愚蠢，即使知道了這些常識，但還是理解不了，三是別有用心，他完全了解真相，但是為了一己私利，故意信口雌黃。
　　
　　與已經實行民主制度和剛剛經歷民主化的國家相比，在最重要的三大指標上——經濟增長、政治的清明、社會的公正，中國的表現根本不比它們差，而且中國存在的問題它們同樣存在，甚至比中國還要嚴重，而中國已經取得的成績則是它們望塵莫及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要改弦易轍呢？為什么要向那些手下敗將學習呢？
　　
　　
　　
　　
　　
　　合法性批判
　　
　　
　　
　　要讓一般的老百姓拋棄民主迷信，只要能讓他們相信民主解決不了問題就足夠了。但是，要駁倒走火入魔的自由主義者，僅僅論證民主無用還不夠。他會一本正經地對你說，他之所以喜歡民主，僅僅是因為民主是他所珍愛的價值。民主有用更好，沒用也無所謂，他都一樣喜歡。什么經濟衰退、政治腐敗、社會不公、國家分裂，他都不在乎，他只要民主，哪怕洪水滔天。而且在沒有什么危險的條件下，他還會悲壯地說“不民主，毋寧死”。所以，要徹底打破民主迷信，不但要批判民主的有效性，還要批判民主的合法性。
　　
　　我將從三個層次上批駁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
　　
　　首先，我認為自由民主主義所倡導的一些基本價值是壞的。例如，自由民主主義倡導個人主義。我不認同個人主義，我還是認同天下本位、社會本位。如果非要從西方舶來品中選擇的話，我會選擇社群主義。再如，自由民主主義主張道德是個人的事情，屬于私域范疇，任何個人、任何組織包括政府本身都無權宣稱哪一種道德高于其他的道德。它宣稱社會和政府在價值判斷方面必須保持中立。這一點我也是反對的。我認為，任何一個穩定的、有效率的社會都要有一種主流的價值，而且社會有責任把這種主流的價值推行開來，通過教化或社會化使之深入人心。
　　
　　其次，自由民主主義所依賴的邏輯前提缺乏事實基礎。例如，它假設人類個體是自足的存在，但實際上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任何個體離開群體、離開社會都無法生存。再如，它主張性惡論。實際上，人既有作惡的本能，也有為善的潛能。善、惡共存與人性之中。再如，基于自然狀態、人性假設、個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編造出來的社會契約論，也沒有任何歷史事實上的根據，完全是人為的理論建構。而且自由民主主義的一些重要論斷也是錯誤的。例如，它認為政府是一種必要的惡。所謂“必要的惡”是說，政府天生就是一個壞東西，但是離開這種壞東西人類又玩不轉。政府之所以有資格存在，那是因為存在“市場失靈”，如果市場是完善的，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簡言之，政府是對市場的補充。其實，政府可能作惡，也可能為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沒有政府，肯定不會有穩定的社會，因此政府是一種必要的善。這一點黑格爾早就說清楚了。
　　
　　第三，即使自由民主主義的價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邏輯前提是真實地，即使它的推論是正確地，在實踐中它也表現為一套謊言，從來沒有真正兌現自己的承諾。自由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都是烏托邦。
　　
　　按照盧梭的想象，如果我們所服從的對象是我們自己選舉出來的，那么“服從”這種令人尷尬的事情就變成了一種很美妙的事情。雖然我還是要“服從”，但是這種服從是基于我的“同意”。對于任何人來說，這當然是一種非常愉快的事情了。所以基于同意的統治是非常好的。當大家的利益有沖突的時候，自由民主主義的解決辦法是“少數服從多數”，即多數統治。這一切通過一人一票的政治選舉來實現。民選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這樣建立了起來。可以說，在人類歷史上，所有關于政府的合法性理論中，自由民主主義所提供的合法性是最有競爭力的，也是最有說服力的。但是，在實踐中，這一套從來就行不通，從來也沒有真正實現過。人人平等，這是有效的民主的前提。但是，在市場社會中，經濟上的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經濟不平等必然導致全面的不平等，即政治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有人說不對，政治上是平等的，你看，人家選舉投票時，街頭小混混的一票、比爾·蓋茨的一票、布什的一票可都是一票。不錯，這是事實，但是要記住，自由民主制度給予人的平等也就這么多了，除此之外再沒有任何平等。
　　
　　在資產階級向國王和貴族奪取權力的時候，它是平等和民主的最熱情的鼓吹者。一旦掌握了權力，它就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最堅決的反對者。只要看看窮人、婦女、有色人種爭取投票權的歷史，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上述過程中無不伴隨著流血犧牲，無不伴隨著殘酷的鎮壓。實際上，資產階級從本性上來說是最反對民主的，因為民主意味著貧窮的多數可以運用民主權利合法地剝奪富裕的少數。所以，資產階級面臨著一種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要通過宣揚民主來論證其統治的正當性，一方面它又要剝奪大多數人的民主權利。為了克服這一矛盾，資產階級的學術代理人發明了“憲政”。所謂“憲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資產階級利用民主粉飾寡頭政治，又可以剝奪大眾的民主權利使資產階級安居財富金字塔的頂端。“普選”并沒有改變資產階級專政的現實。選舉是被金錢控制的。議會是被金錢控制的。媒體、教育機構、研究機構也是被金錢控制的。資產階級的霸權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通過控制媒體和教育研究系統，它也在市民社會中建立了自己的文化霸權。資產階級的統治無處不在，而且非常有效。政治從來就是精英的事業。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鐵律！從來就沒有人民當家作主這回事。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美國不是，中國也不是。誰在支配美國的政治？并不是什么多數，也不是什么民意，還是那些有權勢的集團。美國和中國一樣，都是那些強勢集團支配著一切。
　　
　　
　　
　　
　　
　　小結
　　
　　
　　
　　說了這么多，結論是什么？結論就是，對于中國來說，西方式民主，作為工具是沒用的，作為價值是不好的。說它“沒用”是指它不一定能解決政治腐敗問題，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結，不一定能保護大眾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精英的掠奪，相反，還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政治動蕩、國家分裂。說它“不好”不是說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理論無法自圓其說，而是說它無法在實踐中兌現自己的承諾，到頭來還是一套謊言。所以，我們應該拋棄它，至少不應該不假思索地接受它。
 
節選自康曉光《我為什么主張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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