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悠然非南山——兼評《鄉村的前途》 

作者：胡靖    轉貼自：三農中國

 
專業化是現代經濟的普遍特征。一個產業，一個行業，往往只有通過技術進步實現專業化，才能獲得較快的發展。但是，對于農民，真正的務農的農民來講，兼業卻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美國的農民如此，日本的農民如此，中國的農民也如此。這是為什么呢？為什么農民不能通過專業化，成為產業工人？

  “存在即合理”。這是一個法國哲學家的著名的判斷。其中的“理”無論是否得到理解與認識，必定就是不可更替的、唯一正確的“存在”。中國古代哲學家莊子也有精彩的認識論表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因此，農民兼業既然是一個從古到今、放之四海的“存在”，就一定有“不言之美，不議之法，不說之理”。

農民，這里講的是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標準勞動者。如果他們有機會實現專業化，他們就一定會專業化，并且早已專業化。這是因為按照現代經濟學的成功解釋，只有專業化才可以幫助他們走出貧困的苦境，吃飽飯并實現富裕。但是事實上，在漫長的人類生產力的歷史上，農民無法專業化。這是什么原因呢?筆者建立的“非對稱核算理論”的解釋是：農業的產業缺陷徹底破壞了農業專業化的形成機理。

  與正常的產業存在充足的、專業的勞動機會不同，農業在漫長的生產周期中，只存在少量的季節性勞動機會。比如，北方的冬小麥、南方的早、晚稻的生產，由于能夠滿足農民基本的食品需求，都是農民必須從事的農業項目。但是它們提供的勞動機會都非常少，一般不會超過整個生產周期的1/5。也就是說，在這個農業項目也中，至少4/5的時間，都只能是農閑狀態。中國古代圣哲孟子曾經講到一個著名的成語故事“拔苗助長”，講的是一個農民，對于禾苗緩慢的生長失去了耐心，于是，動手將禾苗拔高，結果禾苗全死了。這個故事反映了農民對農業的無奈，它同時也告訴我們，農業對于勞動機會的限制是多么嚴格、嚴厲。

農業賜福農民生存與繁衍，但同時又讓貧困如影形隨。

匱乏的專業化勞動機會給農民的生計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它意味著農民必須利用不到全年1/5的勞動機會，來養活一家人全年的生活。這顯然幾乎是不可能的。對于這個關于財富成因的問題，勞動價值論是有說服力的。勞動的機會少，必然獲得的財富就少。農民的專業化勞動機會少，就不但不可能富裕，而且還可能飯都吃不飽。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饑荒成為一個常態現象。歷史學家以“天災人禍”解釋饑荒，經濟學家以“制度”解釋饑荒，其實，可能都沒有擊中“七寸”。饑荒與貧困的真正原因在于農業及其產業缺陷。這是上蒼“不言”的安排。反觀現代經濟中的一個標準的產業部門，一年中至少有251天的勞動機會（勞動法的規定，一天工作8小時，一年工作時間251天），勞動機會占全年的比重達到3/5以上。并且，都是專業化勞動。并且，在很多行業，只要勞動力的生理界限許可，每天可以工作16小時以上，每年可以只休息幾天。筆者帶領學生在廣州新塘鎮的調查發現，在服裝廠的工作的女工，一年里只需縫扣子，不做其它工種就可以獲得幾萬元的計件工資。這筆高收入是她在家鄉從事農業生產不敢奢望的。但代價是日復一日繁重的勞動：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每個月可能只有1天的休息時間。

充足的專業化勞動機會給打工仔、打工妹帶來了富裕的機會和提高人力資本的機會。但是農民不同。每一個農業項目都只提供非常有限的勞動機會。所以為了生存，農民不得不增加勞動的項目，這就是兼業。

兼業是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與專業化比較，兼業雖然同樣非常辛苦，但效率損失非常巨大。這一點，斯密在其《國富論》中已經敏銳地觀察到了。農民自己其實也非常清楚。比如。在四川，一個農民，除了一年兩季水稻以外，他還必須種菜蔬、水果、花生、棉花等，還必須養雞、鴨、鵝、豬、牛、羊、魚，還必須做一些副業，如紡織、編織、木工、狩獵等。當然還有大量瑣碎的家務勞動。算下來，一個農民一年兼業的項目應該至少在10項以上才可能獲得生存的起碼收入。而每一種兼業項目的勞動方式都是不同的，各自蘊含的經驗、形式、位置、強度、時間等方面都差別很大。種稻是在一個地方，養豬又是另外一個地方，放牛則可能在更遠到地方。兼業勞動過程中工具的這種頻繁調換、位置的頻繁移動使得農民只能成為農民，而無法成為專業化的工匠、技師和產業工人。

并且兼業的項目越多，效率損失就越大，勞動的邊際回報就越少。多數農民明白這個道理。因此，他們總是在兼業和吃飽飯之間尋找平衡。吃不飽飯時則勉力增加兼業項目。盡管兼業非常辛苦，效率很低。但一旦吃飯問題得到緩解，餓不死，就會逐步減少、停止兼業。因為他們知道，兼業永遠不可能致富。并且，增加收入獲得的效用，完全可能大于閑暇的機會成本。因此，多數農民在急迫的生存問題初步解決以后，往往就只有選擇閑暇來打發多余的農閑時間。這就產生了我們熟悉的歷史上的所謂“田園牧歌”式的悠閑的農民生活。它正是農民理性、無奈、艱難與痛苦的表現。并非是農民對財富的拒絕。

兼業與閑暇的具體的方式，各個地方由于地理、氣候、水土、人口密度、家庭規模等方面等原因，又有所不同。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就是這個道理。一些地方，人口稀少，有山有水，土地肥沃，生存要容易一些，閑暇就要多一些。但一些自然條件惡劣的地方，人口眾多加之兼業困難，農民就只有永遠“累，但餓著”。由于人口自然增長“馬爾薩斯”規律，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民是屬于后一種情況。他們依靠繁重的、低效率的兼業勞動勉強度日。

 “采菊東籬下，悠然現南山”。這是衣食無虞的東晉大詩人陶淵明先生，在鄉下隱居時對農家生活的感覺。它表達了一種欣賞、一種羨慕。農業漫長的閑暇時間，以及清新的空氣、，安靜的環境，某種程度上看，的確符合人性的幸福標準。但隔山相望的山民們恐怕永遠不會有如此雅興。他們不僅沒有“五斗米”，甚至可能“一斗米”都沒有。饑餓的痛苦，像蛇一樣盤踞在其一切期盼之中。兼業的艱辛，年復一年像泰山一樣永遠壓在他們雙肩上。在他們眼里，那里還有“悠然”的南山呢！

今天華中科技大學的賀雪峰先生在《鄉村的前途》一書中提出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確洞見了目前市場社會的某些毛病。但是，“低消費”也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吃飽飯、孩子能上學，身份不受歧視。否則，不要說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就是那些打工叔、打工嫂也會毫不猶豫地告別家鄉“悠然的南山”，自投羅網，跑到長三角、珠三角的“血汗工廠”去加班加點地工作。

歧視產生的自卑，有時比饑餓的皮鞭還要厲害。

（2007年9月，廣州華南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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