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共產黨執政，從1917年算起，至今有90年歷史，在這近百年的執政歷程中，有輝煌的成就，也有失敗挫折。造成失敗挫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執政的理論支柱，從而出現了大的理論失誤。程朱理學的核心命題為“理在事先”，先有此理，后有此事，理論錯了，會導致實踐上的失敗挫折。出現理論失誤的根源，首先是理論準備不足，這同社會主義的形成有密切關系。封建制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舊制度的母體內孕育了300—500年時間，并孕育了相應的意識形態，這類似于生物演化過程，在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已有了理論準備。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不是在資本主義母體內產生，而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后建立起來，這類似于宇宙大爆炸產生星球，因此，社會主義的建立，理論準備嚴重不足，特別需要在理論上有所創造。恩格斯說：“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觀點作為理論基礎。”①這里所講的理論基礎是指的唯物史觀。建立社會主義，只有理論基礎不夠，還要有一套理論體系，共產黨執政面臨到理論創造這一任務。

理論創造屬于精神生產，為知識界人士的專職，其中的杰出人物被稱作圣人、賢人、哲人、智者，今稱思想家。但思想家創造的理論大多不包含革命的內容，革命家要進行革命，需要自己創造理論，其中最突出的有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二人都是先創立理論，后成為領袖。政治家（特指主政者）有進行制度創新的，如秦始皇創立郡縣制，隋文帝創立科舉制，拿破侖創立法典，俾斯麥創立社會保障制度，但從沒有一位政治家進行過理論創新。其原因很簡單，進行理論創新，要經歷長期的研究思考，其必備條件是甘于孤獨寂寞，特別是那些開創新理論體系的哲人，都是最孤獨寂寞的人，正如李白詩中所說：“自古圣賢皆寂寞。”政治家都身兼數職，日理萬機，是最忙碌的人，也就根本沒有條件創立普遍適用的理論，最多只能做些政策方針的論述，就事論事，不能普遍應用，只能算是一種總結報告。

蘇聯社會主義建立后，采用一種亙古未有之舉措，斯大林作為最高當權者，自己創造理論，而且只能他一人創造，可稱為個體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并非社會主義所固有，其產生帶有偶然性，起于一種誤解。列寧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領導人之一，并非唯一的領袖。當時革命面臨到思想阻力，一是恩格斯講的經濟發達國家同時革命說；二是伯恩斯坦的和平過渡說。列寧沖破這兩種思想阻力，創立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指導革命取得成功，成為革命領袖。顯然，列寧的道路是先創立理論而后成為領袖和主政者。繼任者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主政者都能創造理論，就接著一個個都來創造理論，著書立說，并被奉為馬列主義的新發展。斯大林走的道路同列寧相反，是先成為領袖而后去創立理論，導致領袖壟斷理論。斯大林終日忙于政務，無暇思考，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照搬馬列的理論。馬列主義內容極其廣泛，斯大林照搬哪一部分，同當時具體條件有關。十月革命和三年國內戰爭是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階級斗爭說是革命黨的理論支柱，這一理論是一種社會歷史觀，適用范圍甚為普遍，當蘇共成為執政黨就延續下來，作為理論支柱。當時蘇共派別林立，列寧于1924年1月辭世，斯大林主政，為了打擊反對派，就特別突出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斗爭又派生出兩條道路和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1938年反對派已除盡，蘇聯又面臨戰爭威脅，也可解釋為國際間的階級斗爭，這樣階級斗爭說就長期成了蘇共執政的理論支柱。

斯大林主政30年，在理論戰線上留下了兩道框框，一是確立了以階級斗爭說為執政黨的理論支柱，二是形成了領袖壟斷理論的傳統習慣。這兩道框框為各國執政的共產黨所效仿，導致執政黨思想停滯，理論水平低下。在斯大林去世后，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打破框框的舉措，道路漫長而曲折，直到1978年中共三中全會，提出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方針，這是工作重心的轉移，由于倡導“不搞爭論”，理論上的難題并未解決，而是擱置下來。斯大林設置的第一道框框打破了；第二道框框（領袖壟斷理論）也開始了解放。人們說，真理標準討論為第一次思想解放，還有所謂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仔細推敲，所謂思想解放是指破除舊理論的束縛和領袖權威的束縛，但破舊并不等于立新，如破除了階級斗爭說這一理論支柱，并沒有確立新的理論支柱。由于光破舊不立新，導致人們思想迷茫，無所適從。有人歌頌改革，有人稱之為資本主義改革而加以責伐。有人否定“文革”，也有人贊揚“文革”，主張再來一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主流媒體宣稱屬于科學社會主義，有人說屬于民主社會主義，國外媒體稱之為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國內也有人這樣認識。原因在于，這一理論只是一些政策方針論述，缺乏原理分析，不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當前中國各種思潮迭起，思想最活躍，也最混亂。如我們一向認為，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馬克思主義正統，今年2期《炎黃春秋》上有人著文說，伯恩斯坦的民主社會主義為馬克思主義正統，列寧、毛澤東搞暴力社會主義，是修正主義。這是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解放了思想，但這樣的解放思想并不能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只會導致思想更加混亂。可見思想解放是一把雙刃劍，既能使得思想活躍，也能導致思想混亂。當前中國理論界的思想狀況，同100年前物理學界的狀況頗為相似，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物理學界認識很不一致，爭論激烈，思想迷茫，20世紀前20年，在基礎理論上有所創新，出現了量子力學，才解決了物理學界的思想認識問題。當前中國理論界思想迷茫的原因，是光搞思想解放，缺乏理論創新。30年前，靠思想解放便可撥亂反正，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現在是思想越解放，就越混亂，只有理論創新，提出有說服力的新理論，才能撥亂反正，克服分歧。光靠應用理論創新不夠，還要在基礎理論上有所創新，才能解決執政的理論支柱問題。共產黨作為革命黨是以階級斗爭說為理論支柱，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執政黨的理論支柱問題。

共產黨成立即從事革命實踐活動，指導革命實踐有一套理論基礎。取得政權后成為執政黨，進行執政實踐活動，理所當然的應有一套理論基礎。共產黨無論是革命黨或是執政黨，有個共同的基本原則，那就是立黨為公。革命是為民，執政也是為民。從革命黨到執政黨是歷史方位的大轉變，而革命和執政有大不同之處，主要有如下六點：第一，目的不同。革命是要推翻舊政權，執政是要鞏固現政權。第二，途徑不同。革命走的是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途徑，執政走的是自上而下的法治途徑。第三，方式不同。革命采取激進方式，執政采取漸進方式。第四，規則不同。革命的規則為乘亂奪權，執政的規則為克亂求治。第五，基點不同。革命的基點是破壞，執政的基點是建設。第六，重點不同。革命的重點是斗爭，執政的重點是和諧。關于革命與執政的區別，我在《馬克思主義系統觀》（載《探索》2004年2期）一文中有詳細說明。即然革命與執政有諸多不同，指導這兩類實踐的理論自應有所不同，理論基礎也不應完全相同。為了探索執政的理論基礎，先從革命的理論基礎談起。

一、    革命的理論支柱——階級論

共產黨人的實踐與理論活動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不僅現在這樣講，從共產黨創立時起就是這樣講的，恩格斯在《書評》中說：“當德國的資產階級、學究和官僚把英法經濟學的初步原理當作不可侵犯的教條死記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時候，德國無產階級政黨出現了。它的全部理論內容來自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它一出現，科學的、獨立的、德國的經濟學也就產生了。這種德國的經濟學是建立在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的。”（2）從這段論述可以看出，共產黨的理論源于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又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同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講社會主義理論是從唯物史觀出發。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都是馬克思主義組成部分，屬于理論基礎，二者又以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唯物史觀又包含有諸多的原理、觀點、規律。由于馬克思主義是一套廣泛而博大的思想體系，共產黨人進行理論與實踐活動，籠統地講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就不知何者為基礎，而應當是找到一個特定的論域作為理論基礎，這一特定的論域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實踐活動相結合的部分，我們特稱之為理論支柱。對此可借鑒自然科學。搞工程建設以牛頓力學為理論基礎，這只是說明了一般性，而沒有說明特殊性。在牛頓力學基礎上又形成了一些應用力學，有熱力學、流體力學、材料力學等等，分別成為熱力工程、水利工程、建設工程的理論基礎，即是理論支柱。馬克思主義也有類似情況，如建黨工作以建黨理論為理論支柱，文藝工作以文藝理論為理論支柱。賴有理論支柱或應用理論，才能使理論基礎與實踐活動結合起來。

共產黨的創立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從誕生之日起，其歷史任務就是革命，理論與實踐活動，都是圍繞革命來進行，革命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由于革命是一種特定的實踐活動，具有特定的目的，也就需要有個特定的理論基礎，即理論支柱，這個理論支柱就是階級論。

階級論是階級立場、階級斗爭觀點、階級分析方法的總和，后二者合稱為階級斗爭理論。革命實踐和革命學說都是以階級論為理論支柱。1848年發表了《共產黨宣言》，宣言的結束語是：“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3）顯然，《共產黨宣言》就是革命黨宣言，既包含理論觀點又包含行動綱領。宣言開宗明義的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穩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4）可見，這篇革命宣言，其理論支柱就是階級斗爭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就源于對階級斗爭的考察。恩格斯于1881年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5）又在該書序言中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6）列寧創立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特別注重階級分析方法，用階級斗爭觀點來分析一切社會現象，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指出：“一個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意向相抵觸，社會生活充滿著矛盾，歷史上各民族、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經常進行斗爭，革命時期和反動時期、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仃滯時期和迅速發展時期或衰落時期不斷更換，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馬克思主義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基本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迷離混濁的狀態中找出規律性來。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理論。”（7）斯大林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就是階級斗爭學說。毛澤東將歷史唯物論歸結為階級斗爭觀點，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8）由上述可見，從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到1949年中國革命成功的100年時間，共產黨人乃至革命領袖，其實踐活動都是以階級論為理論支柱，指導思想，在20世紀前50年創立的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是以階級論為理論支柱。

二、階級論的局限性和適用性

階級論適應革命的需要，曾經長期用作共產黨人的理論支柱，指導思想，其影響極其深遠而巨大。而當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需要一套適合于執政條件的新理論，卻出現了理論缺位狀況。其原因在于，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是一次開天辟地的創舉，面臨到一些新情況。封建主階級、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前，早有一套現成的執政理論，如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政權始于秦朝，而在此之前有200多年的百家爭鳴時期，為封建主階級提供了執政理論。歐洲從15世紀開始有200多年的文藝復興時期，為資產階級提供了執政理論。馬克思主義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理論，而革命成功后，共產黨如何執政這一歷史性主題，則是一片空白區。其原因在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最先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間有個過程時期，這一過渡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俄國十月革命后蘇共成為執政黨，缺乏執政理論，本是先天不足，這時又出現了一個偶然事件，在列寧逝世以后，蘇共高層領導出現分岐，存在一個反斯大林的派別，斯大林為了對付反對派，就特別突出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鎮壓反對派，開辟了用專政取代執政的先例，習以為常就有了慣性，各國共產黨執政后都“以俄為師”，走上了以專政取代執政的道路。缺乏一套馬克思主義執政理論作指導，這是導致社會主義建設遭受挫折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一個重要原因。時代在呼喚理論創新。“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9）執政是一種新的實踐活動，需要有一個新的理論支柱，弄清這一新的理論支柱是什么？同階級論有何關系，首先要對階級論本身進行深刻而全面的分析，20世紀后期出現的耗散結構理論給我們以啟示。

耗散結構理論指明，宇宙的演化有個從一到多的過程，最初宇宙間充滿了完全相同的氫粒子，由相同的粒子結合成近百種原子，原子又結合成幾千種分子，大分子結合成單細胞生物，最后演化出幾十萬種動植物。人類社會的進化也是個從一到多的過程，原初是一個個相同的部落，只有一種職業那就是采集狩獵。生產力有所發展，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職業集團，據國學家錢穆考證，中國在4500年前，唐堯部落專門生產陶器，虞舜部落專門從事種植，兩個部落又是兩個職業集團。在出現了職業集團之后，又相繼出現了階級集團、政治集團、宗教集團、文化集團、民族集團等等。各個集團相互交叉，如工人群體以作工為職業，是個職業集團，同時又是個階級集團：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每個人處于不同的社會集團，扮演不同的角色。20世紀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我是誰？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則不簡單。要確定海德格爾是誰，人們先是選擇了一個坐標系或參照系，以政治集團為坐標，可以判定海是納粹分子，原先國際法庭要按戰犯加以審判。后來沒有審判，那是以文化集團為坐標，認定他是位哲學家，只是為納粹提供些文化資源。

人類社會發展到現代已形成個多元化社會，有多種社會集團、多個領域，人同時處于多種社會集團中，也就具有多種屬性。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自覺或不自覺的要選擇坐標系，以前常講的從階級觀點看，現在常講的從某一視角或某一側面看，都是指從選定的坐標系看。以前人們常說有階級就有階級斗爭，階級觀點就是階級斗爭觀點。這種觀點確認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是改造世界的基本手段。階級分析方法，是從階級出發觀察歷史和社會現象，確認人類歷史是階級斗爭史，一切社會現象都是階級斗爭的反映，各種思想都帶有階級烙印。

階級論包含階級立場和階級斗爭理論。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立場沒有局限性，因為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身，和全人類的利益完全一致，也就不存在階級局限性。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將多元社會看作一元社會，用階級斗爭觀點分析人類歷史和社會現象，也就有了局限性。如將人類歷史歸結為階級斗爭史，只是以階級為坐標立論，而以生產力為坐標立論，完全可以說人類歷史是生產力發展史。社會上存在多種集團，不僅只有階級集團，集團之間有斗爭也有協同，不僅只存在階級斗爭。公元10到11世紀的歐洲，發生了近200年宗教戰爭，主題是兩個宗教集團的戰爭，同時也包含封建主掠奪土地財物的階級之間的戰爭。對當今世界，也無法單純用階級斗爭觀點解釋。如蘇聯解體是民族宗教沖突、政治集團之間的沖突、民眾與政府沖突綜合作用的結果，很難說全是階級斗爭的結果。世界上某些地區出現的民族宗教沖突和恐怖活動，也不能都歸結為階級斗爭。至此可以看出，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用于說明人類歷史和現實社會，都有其局限性，不應視作普遍真理。

階級斗爭觀點的適用范圍，因歷史條件而異。大致說來，社會秩序平穩，生產關系尚能適應，則生產斗爭實踐或生產力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當生產關系阻礙生產力發展，上層政治集團昏庸腐敗時，用革命手段推翻舊政權勢在必行，則階級斗爭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社會矛盾尖銳，舊政權腐朽沒落，又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全國人民呼喚大變革，階級斗爭、革命正是解決各類矛盾的突破口，正適合了這一變革形勢。在20世紀的前50年，有諸多賢達提出過“科學教國”、“教育救國”、“實業教國”的主張，不適合當時的形勢，無法實現，唯有革命、階級斗爭最為適用，這就是階級斗爭理論的適用性。革命是破壞舊世界，執政是要建設新世界。舊世界是已有的，破壞起來問題簡單；新世界是不存在的，建設起來要復雜得多。故革命比起執政來，面臨的問題要簡單得多，時間要短得多，故階級斗爭理論對革命完全適用，而對執政不能照辦應用，更不能作為執政的理論支柱。

三、從階級論到二元選擇論

階級論包含有階級立場、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三部分。階級立場是標明主體性質，其實質是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共產黨人不變的原則。階級斗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是主體認識和改造客體的方法和手段，由于在革命階段具有特殊的功效，成為共產黨人戰勝敵人的強大思想武器。階級斗爭理論確認有階級就有階級斗爭，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就要堅持階級斗爭，對多元社會只選擇階級作為坐標系，是一元選擇論。人有多種屬性，醫生以自然（生理）屬性為坐標，方可進行治療。與此類似，革命黨以階級屬性為坐標，方可進行革命。之所以作一元選擇，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故一元選擇論同時也是決定論。因為革命黨的任務是單一的，只領導階級集團進行革命，社會上的職業集團、宗教集團、民族集團等等，同革命關系不大，均在視野以外，面對的是一元（階級）社會。而當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面對的是多元社會。執政黨的任務是多元化的，要領導政府和各種社會集團。革命同生產無直接關系，革命黨勿需關注生產力發展問題。而發展生產力，解決民生就業問題，為執政黨最關注的大事。此外，民族宗教事務、對外關系、環境保護、人身保護等等，也是執政黨所關注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共產黨執政是要創造尚不存在的新世界，其選擇空間是很大的。可見，革命黨可以只以階級集團為坐標，作出一元選擇，唯一目標是奪取革命勝利。執政黨則要選擇多種坐標，進行多元選擇，綜合考慮多種目標。多元選擇或者說多元化、多樣化、多極化，是具體科學常用的分析方法。我們是要探討執政學說的理論支柱即理論基礎，就不能由某一種具體科學來擔當，而要將多元概括為二元，即是將科學提升到哲學的高度。革命學說和革命實踐的理論支柱為階級論，是一元選擇論，也是決定論，屬于歷史唯物論哲學范疇。執政學說和執政實踐的理論支柱為二元選擇論，也屬于歷史唯物論哲學范疇。革命學說與執政學說是并列關系，其兩大理支柱——階級論與二元選擇論，也是并列關系，二者具有同等的地位。二元選擇論是筆者于1988年在《一元決定論與二元選擇論》一文（載《人文雜志》1988年3期）中初次提出，又用這一理論闡明了多種問題，現簡要介紹下這一理論，并說明它何以能作為執政學說的理論支柱。

恩格斯在談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時，是從簡單事實出發，我們談二元選擇論，也從簡單事實出發。人為了生存就要進行生產，為了生活的更好，就要發展生產力，正是人求生向上的本性，決定著人的第一選擇就是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又推動著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則人類社會就沿著發展軌道前進。發展是人類的必然選擇，發展軌道就成為發展規律。發展規律就是生產力不斷發展及推動社會各個領域不斷發展的規律，這是最基本的規律。發展規律是由人的生產實踐活動所推動而形成的，這個道理簡單易明，不必多言。此外，人還進行階級斗爭實踐、革命實踐以及各種政治實踐、執政實踐，形成了一條社會規律，需加以說明。

進行生產活動，首先要有生產資料才能造出產品。生產資料和產品都是財富，一個集團占有的多，一個占有的少或一無所有，產生了經濟地位的差距，并由此引起了社會地位（核心是政治地位）的差距，這種差距又引起了集團之間的斗爭。在階級社會，最主要的集團斗爭是階級斗爭。勞動階級處于社會底層，在經濟地位與政治地位上與剝削階級存在巨大差距，階級斗爭的目標是減少和消滅這一差距，爭取平等。平等是指與權力和利益有關的相同性，同平等緊密聯系的一個概念是公正，公正與公平、公道是一個意思。公正所回答的是：如何執行規范，能平等地執行是為公正，否則是為不公正，故公正是特定規范內的平等，官吏腐敗是最大的不公正。平等所回答的是規范本身的性質，體現的平等程度高，是為先進的制度；體現的平等程度低，是為落后的制度。

縱觀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社會在沿著平等公正的軌道前進，有兩種力量在推動，首先是人民群眾進行的反對不平等的斗爭，階級斗爭、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反壓迫，反剝削，一句話就是反不平等。其結果是打碎了舊制度、舊規范，解放了生產力。正因為革命、階級斗爭以及各種反不平等的斗爭一直在進行，也就必然推動社會沿著平等軌道運行。第二是來自于上層的改革。因為過度的不平等不公正，會引發動亂，危及到上層。同時，過度的不平等，貧富兩極分化，壓制了勞動者積極性，阻礙了發展，對上層也不利，故上層也有改革動力。在現制度范圍內，完善規范，公正的執行規范，通過革命或改革兩種方式，社會沿著平等公正的軌道運行。人類社會的沖突不僅限于階級斗爭，種族的、民族的、宗教的、職業集團的沖突，都源于不平等，有不平等就會有反不平等的斗爭。

人民群眾創造歷史，而且必然選擇發展與平公。政治集團、執政者的選擇符合兩條軌道，就能保持社會穩定的發展，長期的偏離任何一條軌道，都會引起社會動蕩。執政者能改弦易轍，回到兩條軌道上來，就能支持下去。如一直偏離兩條軌道，就會被推翻，新的執政者又回到兩條軌道上來，其結果是執政者必然會選擇發展和實現平等公正。人民群眾和執政者最終都會選擇發展與平等公正，社會最終必然沿著發展與平公兩條軌道進行，這就是二元選擇論。

以上是從歷史事實來講的，從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中也可以引伸出二元選擇論。馬克思主義確認生產力是歷史的基礎，是社會變革的最終決定因素，正是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變革，則生產力自然是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確認人民群眾創造歷史，其所創造的必然是逐步走向平等公正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確認階級斗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自然是推動社會沿著平等公正的軌道前進。可見二元選擇論是從唯物史觀中延伸出來的，也就可以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接軌。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就要創造平等公正的社會，階級斗爭的目標是實現平等公正，因此，二元選擇論并非拋棄了階級論，而是吸收了其能適用于執政條件的成分，通過民主法制途徑以實現平等公正的目標。

四、從二元選擇論透視執政

二元選擇論之所以能充當理論支柱的角色，在于它對共產黨人的執政實踐和執政理論能夠透徹的說明，并能深刻的揭示其成敗得失。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起，共產黨即成為全國性執政黨。在此之前，毛澤東即開始探索和回答共產黨如何執政的問題，這一探索圍繞著發展與平公兩條軌道進行。他于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10）又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即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艱苦奮斗是共產黨的優良傳統，謙虛謹慎就是平等作風，這就為執政黨確立了基本的行為規范。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的27年中，執政黨就在發展與平公兩條軌道上轉來轉去。每當兩條軌道同向，便能順利的推行，如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既可以消滅剝削制度，實現平等，又可以推動生產力發展，這些都屬于執政實踐活動，由于兩條軌道同向，故進展順利。每當兩條軌道不同向，發展與平公不可兼得，便面臨兩難選擇，最典型的是包產到戶問題。1961年時在部分地區試驗包產到戶，到1962年初已證明能夠增產，鄧子恢極力主張推廣，并得到劉少奇、鄧小平支持，這些領導人是從發展生產力出發，要沿發展軌道走。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會損害集體經濟，導致貧富差距擴大，要沿著平公軌道走。1962年8月他在一次談話中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11）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央領導集體一部分傾向于發展，主張發展優先；一部分傾向于平公，主張平等優先。這本來是執政黨面臨的一個兩難選擇問題，毛澤東歸結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這是引發“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現在人們都對以往搞了20多年的政治運動（包含“文革”）深感困惑不解，這是因為人們習慣于以革命理論或建設理論立論，而政治運動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建設，理論上無法解釋，就籠統地說成是“左”傾。以執政學說立論，問題迎刃而解。政治運動是由執政黨領導的一種執政實踐活動，其目標是鞏固政權，其途徑是沿著平公軌道走。因為政治運動主要是整治官員的腐敗、特權和篡權分子，本質上是反不平等、反不公正，卻不恰當的稱之為反修防修。縱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的27年中，前13年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特別是1958年到1962年的5年中，幾乎用全部精力放在解決發展經濟的問題，在世界政治家中實屬罕見。1962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是個轉折點，毛澤東在會上說：“對講階級，階級斗爭，我有興趣。不講階級，不講階級斗爭，就沒有勁了。”（12）從此以后，主要精力放在政治運動上，1963年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后來發動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運動。毛澤東領導的27年中，其執政思想有時傾向于發展軌道，但大部時間傾向于平公軌道，常令人困惑不解。

搞政治運動原意是推動社會沿平等公正的軌道運行，其結果是背離了平等公正軌道。因為公正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運動拋棄法制，就無平等公正可言。同時“文化大革命”又對生產起破壞作用，這就嚴重地背離了發展與平公兩條軌道。論者都認為，毛澤東領導革命，一向講實事求是，取得了革命勝利，后來不講實事求是，導致了錯誤。那么一生講實事求是的毛澤東為什么不講實事求是了呢？以思想路線立論無法回答。從二元選擇論看來，毛澤東領導革命，是以階級斗爭理論為理論支柱，革命、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沿平等公正軌道走，講實事求是。而當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繼續以階級斗爭理論為支柱，并非不想講實事求是，而是受階級斗爭觀點的局限，不可能講實事求是了。

“以階級斗爭為綱“人稱之為政治路線，準確地說是一條執政路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推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執政路線，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提出“發展是硬道理”，推動社會沿發展軌道走，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即鄧小平理論。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當今的生產力狀況市場經濟能有效地推動生產力發展，這是勿庸置疑的。但市場經濟是沿發展軌道走，而偏離了平公軌道，其原因在于，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成功者富了，失敗者窮了，這就必然會擴大貧富差距。實行對外開放，確能推動經濟發展，其結果是沿海地區先富起來，擴大了與內陸地區的差距。在改革開放的十幾年中，社會靠近發展軌道運行，而偏離了平公軌道。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來糾正這一偏差。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3）這一重要論斷，揭示了社會主義是沿著發展與平公兩條軌道運行。

十六大產生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胡錦濤同志在會上說：“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這是20多年改革開放實踐的總結。”科學發展觀是堅持以人為本，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發展統一起來，鮮明地提出了五統籌思想，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從二元選擇論看來，社會沿著兩條軌道運行，發展與平公兩軌道有時同向而相互促進，有時相互背離。革命者是首選平等、公正，推翻舊制度。執政者則有多種選擇。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進行的土地改革，是從選擇平等入手，同時也推動了生產發展。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號稱“一大二公”，也是從選擇平等入手，但并未能推動發展，也就無法支持下去。改革開放以來，是優先選擇發展，結果生產力確有飛速發展，但加劇了不平等，城鄉差別、地區差別擴大，最后歸結為貧富差距擴大，出現了“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發展生產力同時保持社會平等公正，才能符合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實現共同富裕，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方能實現這一目標，推動社會沿兩條軌道順利運行。科學發展觀是以發展促平公，圍繞平公求發展。統籌城鄉發展，以城帶鄉，城鄉互動，相互促進，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區域發展，開發西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形成各地區共同發展的新格局。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在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社會發展，切實關注失業、貧因、農民工問題。環境污染危害所有人，但富人有條件逃脫，對窮人的危害更大，產生了實際上的不平等，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也是沿平公軌道前進。一般說來，對外開放的地區和部門易于先富起來，從而擴大了地區之間和部門之間的貧富差距，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也有利于減少貧富差距。提出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可謂切中時弊，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執政者都面臨到發展與平公的兩難選擇，這是一大歷史難題。有些國家由于發展慢而衰亡，中國的滿清王朝和印度、埃及等世界文明古國，都是由于發展緩慢而仃留在農業文明階段，抵擋不住西方工業文明的進攻而衰亡的。有些國家是在經濟發展繁榮的條件下而衰亡的，古巴比倫、古羅馬、中國的宋朝和明朝都是例子，現代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菲律賓、印尼也是在經濟繁榮中發生社會動亂。其原因在于，經濟發展了，在發展的軌道上孤軍深入，更顯得不平等不公正，反對不平等不公正的斗爭加劇，從而導致衰敗和動亂。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為解決這一歷史難題開辟了道路，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縱觀中國共產黨執政的58年歷史，執政黨就面臨到發展與平公的二元選擇，有時成了兩難選擇。大致說來，前29年重在平公，有些偏離發展軌道，導致經濟發展緩慢。后29年重在發展，有些偏離平公軌道，導致貧富差距過大。新一屆領導集體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要以發展促平公，統籌解決二元選擇難題，可說是執政實踐的一大創舉，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是馬克思主義執政學說的最新進展。這也說明執政學說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新的生長點，二元選擇論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執政學說的一大理論支柱。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9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9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07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72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719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91頁
7列寧全集          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39頁
8毛澤東選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7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544頁
10毛澤東選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8頁
11毛澤東傳（1949--1976） （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1238頁
12毛澤東傳（1949--1976） （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1249頁
13鄧小平文選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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