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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回國以后,聽到了不少關于南斯拉夫的議論。有的同志說:“你在南斯拉夫工作 了五年多,該有點發言權了。你說南斯拉夫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總是這樣回答:“對了 解一個國家來說,五年算什么!?我生在中國五十年,也不能說已經有了什么發言權。”歷史已 經多次證明,小平同志最近對馬歇說的一番話是十分有道理的:“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 建設應當由本國的共產黨獨立處理,任何外國黨的同志要說三道四,指手劃腳,是肯定要犯已 錯誤的。”
本著這一精神,我覺得有義務老老實實地介紹一些南斯拉夫的目前情況。
從1979年起,在南斯拉夫的經濟生活中逐漸暴露了一些問題和困難。目前主要表現是: 外債高達200多億美元,通貨膨脹率達到40%以上,失業、待業人數約80萬,工業生產出現 萎縮,人民生活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南斯拉夫的報刊雜志和公開言論毫不隱諱地在天天談論這些困難和問題,探討形成困難 的原因,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自然,這也都是我們平時同南斯拉夫同志交談的中心議題。 這次在我離職回國前,又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采訪和交談。
南共聯盟中央執行書記德魯洛維奇同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南自治理論研究中心專門 向我介紹了自治制度的發展狀況。此外,也聽到了不少教授、學者、記者、官員和普通群眾 的意見。概括起來,他們對南當前形勢的分析有以下幾點是值得介紹的:
一、關于形成困難的原因
形成困難的原因是復雜的,普遍認為:有國際方面的客觀原因,也有主觀方面的原因, 而后者是主要的。
至于客觀方面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七十年代后期,國際上的貸款已不像從前那樣“有 利可圖”了;而且世界市場上的通貨膨脹直接“引入”了南斯拉夫。這種“進口的通貨膨脹 率”占南國內膨脹率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主觀方面,事實證明,南斯拉夫近十多年來實行的某些具體的經濟政策是失策的。現 在這些政策產生了綜合性的后果。它首先表現在整個的社會消費超過了實際的可能,即南斯 拉夫經常所說的”消費過熱”。所謂消費過熱,首先指的是投資消費、共同消費(包括科、教、 文、衛生、社會保護等開支)和個人消費都超過了實際的物質可能性。
從五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期的二十五年中,南國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長率為7.5%,發展 非常迅速。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逐步形成了基建戰線越來越長、投資率越來越高(每年增長約 8%,大大超過社會產品的增長)的危險傾向。例如, 自從1965年實行所謂權力下放的經濟 改革以后的十年中,每年的投資率(總投資數額占社會總產值的比重)高達40%以上。 以 1974—1976年三年的平均投資率為例,西德為21%,美國為17%,蘇聯一27,6%, 日本一 33.7%,而南斯拉夫卻遠遠超過了這些國家,投資率竟達41.3%。
共同消費和一般消費(國家行政和國防開支)兩項約占國民收入的38%。據官方材料, 南一般消費、共同消費再加個人消費,這三項約占社會總產值的65%左右。連投資消費加在 一起,則大大超過了社會產值的總額。超過實際物質可能的高度消費必然導致供求關系的破 壞,引起通貨膨脹和內外債務的劇增。據南共盟中央領導人告知:在超過現實可能的巨額投 資中,有25%左右依靠外債,40%依靠國內銀行的貸款。每年的財政赤字約占國民收入的 4%。國內很行貸款中有相當的數額(一說為40%)是靠印發新的鈔票來支付的。
同時,由于投資率過高,企業的剩余資金不斷減少,直接影響了生產。久而久之,必然 出現“坐吃山空”的局面。所以,南《新聞周刊》雜志說,如果再不改變政策,南將成為一 棟“完全建筑在債券之上的空中樓閣。”
幾乎所有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消費和生產比例關系的破壞,消費大大超過現實的物質 可能,這是南斯拉夫當前經濟困難最突出的原因。
除此以外,南在工業結構、外貿政策、貸款政策、外匯管理、物價政策等許多問題上也還 存在不少“失策”之處,這些都是南斯拉夫正在改變或研究的問題。限于篇幅,對這些方面 的問題暫不論及。
二、關于困難原因的分析
南斯拉夫為什么會出現消費過熱”的現象?而且,南共盟早已發現了這個問題,至少 在1979年就提出投資率過高是造成經濟不穩定的主要原因,為什么難以很快消除這種局 面呢?
南自治理論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對我說:現在有人把當前困難的原因推到自治制度身上, 在國外也有人詆毀自治制度,認為現在出現的一切惡果都是由于自治造成的。他說, 這些 “分析評論家”中有一部分是別有用心的,有的早就是自治制度的反對派,但也有一些人是, 因為他們對南斯拉夫當前真實的情況缺乏了解。
的確,從表面上看來,覺得投資率過高是由于過份分散所致。同時,也就很自然地把“分 散”與“自治”等同起來。南斯拉夫官方的看法是與此相反的。他們說,“分散”的原因并不 是因為自治太多了,而是因為真正的自治原則并沒有得到貫徹。所謂自治的實質,不外乎是 讓勞動者成為物質財富的真正主人,使之成為包括決定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主人,然后在聯 合勞動的原則基礎上達成整個社會的統一和協調。
但是, 目前南斯拉夫的實際情況卻遠遠沒有做到上述理論上的要求。據我們在采訪中所 掌握的材料來看,南斯拉夫官方幾年來一直批評的“自治制度發展的停滯狀態”和“理論與實。 際脫節”的現象確實是存在的,而且相當嚴重。
1976年通過了《聯合勞動法》后,全國紛紛建立起了32,000多個聯合勞動基層組織,但 這只是在組織形式上完成了“任務”,而在它們的實際內容上并沒有多大的改變。于是,全國 規定在1979年必須完成聯合勞動基層組織的內部規章制度的建設,由于要“限期完成”,所以 很多企業就“照抄照轉”,相互抄襲,也算從形式上“完成”了建立規章的“任務”。就從這時 算起,至今也還不到三年的時間。而正是在這個時候南經濟上又出現了困難,反過來也影響 了自治制度的貫徹。
據南斯拉夫自治理論研究中心的同志說, 目前大約有50%以上的企業沒有按照自治的原 則實行按勞分配。在絕大多數的企業中,工人還不是真正的主人,不少地方自治制度流于形 式。實際上掌握生產、投資、分配大權的不是工人,而是各共和國和自治省以及區一級的黨、 政領導機關。
因此,南官方輿論認為:“地方主義”、“共和國主義”、“地方集權主義”等現象是南斯拉 夫當前出現困難形勢的關鍵問題所在。有人說,南斯拉夫現在的問題不在于自治,而在于把 過去的一個中央集權制變成了八個(指六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地方集權制”。
這種地方集權制,嚴重地影響南斯拉夫的統一市場,它們相互封閉,爭相投資,都想先 把自己的“領地”建設成“天堂”,同時也大大妨礙了企業自治制度的發展。這種局面造成了 全國基建戰線的惡性發展,要投資、爭貸款,各自都要“大、洋、全”,形成極大的浪費。例 如,南斯拉夫現有十六家汽車制造廠,超過了幾個北歐國家所有汽車廠的總和;每個共和國 都有“自己的鋼鐵廠”,都要有“自己的”最現代化的體育場、高級旅館……;全國的紡織廠競達 600個之多;全國60個區卻有100多個建筑公司;僅在西德一國就駐有150多個南斯拉夫的商 務代表處。
地方集權者為了加強他們自己手中的權力,也不肯認真地去發展自治關系,而寧肯讓自 治流于形式。這主要表現在,企業的一切重大問題仍是由領導機關和企業經理來決定。各共 和國由于進行盲目的重復的投資,使不少企業無法贏利,致使全國有1/3的企業經常虧損或 處于虧損邊緣。為了地方集權主義的“利益”,他們寧肯從地方財政中去撥款“貼補”這種虧 損企業。因此,又出現了虧損企業吃“大鍋飯”的問題,按勞分配的原則受到破壞,工人生 產的積極性下降。
在一次工廠采訪時,我同工人們漫談自治制度出現停滯的原因,有一位工人說:“自治的 理論是不壞的。但是,權力這個東西是甜的,誰也不愿意把它從自己的嘴里吐出來。所以, 看來自治制度也不可能是在幾天之內就能完成的。”
三、產生地方主義的原因
南斯拉夫的“地方分散主義”、“共和國主義”或稱“地方封閉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等 等,并非始之今日。在研究這一問題的根源時,必須考慮到如下幾個因素;
第一,南斯拉夫是一個多民族的聯邦制國家。在南斯拉夫的歷史上,各民族從來沒有統 一過。就是從塞爾維亞一克羅地亞一斯洛文尼亞王國宣告成立(1918年12月1日)算起至今也 不過六十四年。而實際上是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在鐵托元帥的領導下才把這塊土地 上的各個民族焊接成了一個統一的南斯拉夫。對于完全消除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消除多年來 在他們之間所形成的經濟、文化以至感情上的隔閡和距離,三十幾年的時間實在是太短了。 因此,南共聯盟在制定對內政策時,必須首先考慮到嚴格貫徹各民族平等的原則,必須照顧 到各民族和共和國的利益。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照顧各民族和共和國的利益的同時, 如何使之與全南斯拉夫的整體利益相結合,也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任務。六十年代初整肅了 蘭科維奇的大塞爾維亞主義,七十年代初曾發生了克羅地亞的民族主義,八十年代初又出現 了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歷史不斷證明,既要維護各民族的利益,又要維護全聯邦 的統一利益,從理論上說這兩者是一致的,但在實踐中卻是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才能 解決的重大課題。
第二,鐵托去世的影響。多蘭茨曾多次說,南斯拉夫不存在一個什么“鐵托之后的時 期”。這句話是指南斯拉夫今后仍將貫徹鐵托同志的路線,在這一方面不會發生改變。但在實 際工作中,南斯拉夫同志并不回避談論鐵托去世的影響。很多人對我說:“有鐵托和沒有鐵托 是大不一樣的。”1979年秋,科索沃就有鬧事的苗頭,但鐵托到那里去了一趟,立刻就化險為 夷了。又有人說,“過去遇有爭論不休的問題,鐵托說一句話就解決了;而現在誰也沒有鐵托 這樣的權威,問題的解決就不那末容易了。”還有人說,“鐵托的去世,至少使我們失掉了一個 最高的裁判員。”
我曾問過一位南新聞界的知情人士:“是否可以認為,鐵托去世以后,民族主義和地方主 義又泛濫起來了呢?”他的回答是:“不是的,因為民族主義并不是在鐵托去世后才開始存在的。 應該說,鐵托之死對解決民族問題,在實際工作上增加了一些困難,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但同時應當看到,各種問題和矛盾的暴露更徹底一些了。這對我們痛下決心去克服困難則是 有益無害的。”
第三,“權力下放,并不等于實現了民主化。”,南斯拉夫官方、理論界和新聞界在分析當 前局勢時,有不少人提出一種看法,認為:權力下放,并不等于實現了民主化。權力的分散 和民主化是兩回事。1965年后,聯邦一級的權力逐漸下放到了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實踐證明, 在自治制度還沒有能力行使權力之前,舊的制度應逐步轉變,而不能急于取消,否則,權力 即使下放了,也不過是把過去一個聯邦級的集權制變成了八個共和國和自治省的“分散了的 集權制”,有人稱之謂八個獨立王國。
生產關系的民主化,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內容。集中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民主科 學的方法;反之,分散的形式也可保留極端官僚主義的內容。在這一經驗的基礎上,南共聯 盟內部據說有兩種態度:少數人認為今后應當更多地采用中央集權的方法和行政干預手段; 大多數人認為,必須從實質上真正推進自治關系的發展,在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重要問題的統 一和集中。
在分析南斯拉夫當前的形勢時,無論是內部和公開輿論,最后的落腳點都是:今后應如 何加強黨的作用。
四、關于共盟的作用
“共和國主義”和“地方集權主義”必然在南共聯盟內部有所反映,這集中表現在關于 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討論,也即所謂企圖把黨“聯邦化的傾向。”
今年6月在南共聯盟舉行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之前的一段時間里,這個問題討論得非常熱 鬧。從科索沃事件以后,共盟內部即開始醞釀如何加強民主集中制的問題。十二大就此作出了 結論,強調必須保證黨的統一,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并對如何保證集中作出了一些 新的規定;過去,共盟中央在作出決議之前,必須征得各共和國共盟中央的“同意”。有人認 為,“這種作法,無疑是錯誤的”。據說,現在正在研究,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將改變過去必需協 商一致的原則,而改為通過民主討論,最后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進行表決通過的辦法。
我們經常問:“南斯拉夫當前的關鍵問題是什么?”多數人的回答是:“絕不能把統一的南共 聯盟變成八個黨。”南自治理論研究中心的一位教授說:“誰應當對當前的困難負責?首先是我 們南共聯盟自己。黨的作用不在于它去完成某項具體任務,而在于它在政治和思想上領導。 這是我們沿著自己的道路不斷前進的唯一保證。”
五、對前途的展望
我個人無力對南斯拉夫克服目前困難的前途作出精確的估計,這里只能引用他們自己的 些看法。
南共聯盟原中央執行書記德魯洛維奇在我臨行前與我談話時,他鄭重地說:“我們的困難 是清楚的,但我們的報刊經常愿意把這些困難加以夸大,這是南斯拉夫的習慣。不過,這樣 也有好處,可以更好地動員人民正視困難,這比整天談論自己的成就更有好處。我可以告訴 您,現在南斯拉夫的人均國民收入,比公布的數字要高得多,我們寧肯公布一個較低的數字, 因為這與國際銀行的貸款政策是有關系的。另外有一件事;可能您還不知道。不久前西方國 家向我們提出了可以延期償還債務的表示,但是,我們還是決定如期還賬,這關系到我國的 信譽。我相信,我們是可以做到的。再有兩、三年的時間,我們的經濟情況會有較大的改變。” 一位汽車加油站的工人同我聊天時,說:“困難、困難,到處都在談困難,全世界哪個國 家沒有困難?!現在我們只不過是難以買到進口的咖啡和蘇格蘭的威土忌。物價上漲,可是工 資也在上漲啊!“1948年,那時我們誰也沒有喝咖啡和威土忌,不是照樣渡過困難吆!
回國以后,就在幾天以前,我們有機會同剛剛從貝爾格萊德回來的南斯拉夫《政治報》 駐京記者蘭契奇談起了南斯拉夫的形勢,他說:“困難還可能增加,不排除會發生小規模的罷 工和鬧事,但我們試圖選擇更好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以防發生波蘭那樣的事。”
離開貝爾格萊德前,我個人最后的印象是,從市場供應來看,仍然比羅馬尼亞和保加利 亞好得多。據說,只有匈牙利的食品比南便宜一些。現在貝爾格萊德農貿市場上,二只大個 兒的雞蛋賣7個第納爾,一公斤新鮮豬肉148第納爾。但七月份全南斯拉夫的平均工資是12000 第納爾。我們1982年8月離開南斯拉夫時, 1元人民幣折合25個第納爾。至于今后的發展, 那只有請將來的目睹者向我們提供更新的、第一手的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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