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政治社會與階級社會—盧梭的政治社會理論與馬克思早期階級社會理論的比較
 

內容提要：

盧梭在其早期的政治思想著作中論述的政治社會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闡發地階級社會的理論有著一定的聯系。本文從兩者的形成、發展及其斗爭等三個方面對比了盧梭關于政治社會的理論，并將其與馬克思、恩格斯的階級社會理論作以比較，以期對馬克思主義階級社會理論的某些來源加以認識。

關鍵詞：政治社會，階級社會，政治思想，比較研究

作為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激進民主主義的代表，盧梭在其早期著作中對政治社會的形成、發展及政治社會中的斗爭做出了獨具特色的探討，形成了其政治社會的理論，代表了啟蒙時代激進民主派的最高成就。彼得·哥爾達美爾指出：“盧梭的這些成就……的確只是后來才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成就所超過。”[1]盧梭的政治社會理論和《共產黨宣言》中有關階級社會的理論分別構造了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種理論體系的核心，它們之間必然存在著某些歷史性的聯系。

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中提及盧梭同《共產黨宣言》關系的研究較少，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源的研究中，西方理論界存在著“新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流派和“新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兩種截然相反的理論，走了兩個極端。因此，對于這兩者之間的聯系至今仍缺乏令人滿意的研究。本文欲從盧梭的政治社會理論出發，探求其同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同《共產黨宣言》中的階級社會理論的歷史性聯系。

一

在人類不平等發展的過程中，盧梭非常重視政治社會的建立。盧梭所稱的“政治社會”有著特定的含義，同《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階級社會有著某些歷史性的聯系。審視這兩種組織的形成，我們會發現其中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兩個側面。

通讀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我們不難發現，盧梭在行文中用到了“政治社會”和“社會”兩個概念，其“政治社會”的建立又同“社會”的出現有著緊密的聯系。盧梭的“社會”概念在行文中顯得模糊不清，然而，盧梭意識到了這樣一種特殊意義上的“社會”，它含于普遍意義上的社會之中。這個“社會”源于私有制；源于需要；源于對抗。[2]在盧梭對“社會”形成的描述中，我們看到，盧梭的“社會”是這樣一些群體，其中的分子具有相似的利益。在這里，盧梭明確地用政治上的對抗來區分這些“社會”。

盧梭指出：“我們很容易看出，一個社會的建立如何使其他一切社會的建立成為必要……”[3]盧梭這里的“社會”和“其它一切社會”的說法，其意指社會中的某些群體，也就是社會的分層。在萊昂編的《盧梭著作集》第一卷第122頁中的一段論述也證實了這一點。他指出，第一個社會成立以后，繼之而來的，必然是其他一切社會的形成，人們必須或者加入已組成的社會，或者聯合起來另行組織社會來和它對抗。

稍加分析，我們就會發現，盧梭所指的第一個社會的建立即是指統治階級的形成，它以“富人”這一群體為基礎。這種“社會”的形成使“其他一切社會的形成”成為必要，“通過聯合起來另行組織”的“社會”同第一種“社會”是對抗的。很明確，這一“社會”即是被統治階級，也就是盧梭所謂的“窮人”。對于“窮人”、“富人”的區分又從某種程度上表明，盧梭的“社會”觀念已經包含了經濟意義。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4]

顯然，盧梭筆下的“窮人”、“富人”就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等級”、“階梯”。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等級”和“階梯”觀念，是對盧梭所指的“社會”進行了理論化的概括，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則是對此所做的最具說服力和系統性的表達。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的開篇即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5]這里指出的“階級”，即是“由于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形成的集團，其實質是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因此，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清晰地包含了經濟不平等的概念，這正是對于盧梭所謂的“社會”的一種深層透視。

在前政治社會中，私有財產的權利遠未確立。在這種情況下，盧梭認定“最強者或最貧者把他們的力量或他們的需要視為一種對他人財產上的權利。”[6] 這種想法必然會帶來一種可怕的混亂。

對國家的起源，盧梭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設想：“富人”造出一些“動聽的理由”對“窮人”進行勸說：

“咱們聯合起來吧，好保障弱者不受壓迫，約束有野心的人，保證每個人都能占有屬于他自己的東西……要把我們的力量集結成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權力根據明智的法律來治理我們，……使我們生活在永久的和睦之中。”[7]

盧梭的設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管它顯得多么幼稚，它還是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一個問題：原始平等被打破而產生的混亂把政治社會的建立提上了日程。

社會和法律首先出現了，卻反而使不平等根深蒂固了。社會和法律“給弱者以新的桎梏，給富者以新的力量；它們永遠消滅了天賦的自由，使自由再也不能恢復；它們把保障私有財產和承認不平等的法律永遠確定下來，把巧取豪奪變成不可取消的權利；從此以后，便為少數野心家的利益，驅使整個人類忍受勞苦、奴役和貧困。”[8]

我們看到，盧梭已經意識到法律保障私有財產，承認不平等，其實質是為“少數野心家的利益”，也就是少數“富人”的意志。盧梭對于法律本質的理解同《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對法律本質的認識有著某種程度上的一致。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曾明確地指出：“……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的這個階級的意志……”[9]

在政治社會和法律的強大壓力下，人們再也不能找到一個角落來擺脫脖子上的枷鎖，再也尋不到一塊樂土能避開無休止的剝削。盧梭看到，社會和法律“與其說是對他有害的人發明的，不如說是對他有利的人所發明的，這才是比較合理的。”[10]盧梭終于揭開了一層厚重的面紗：政治制度源于富人的需要，富人需要一種制度，從而對他們有利。我們很容易從盧梭那里得出結論：政治國家不過是一個工具，用來保護私有財產，而法律則是政治國家最重要的“成就”。這在盧梭那里顯然還表現為一種朦朧的認識，而在《共產黨宣言》中則變得清晰而又明確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現代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11]

二

那么，源于“富人”需要的政治國家又是如何為“窮人”所接受的呢?人又是為了什么前去迎接他們的枷鎖呢?

盧梭并不認為人們有一種忍受奴役的天然傾向。然而，政治社會中的人卻甘受奴役，連“文明的”歐洲人也樂此不疲。這引起了他的思索，然而又很快給出了一個明確的答案：

“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領，乃是為了保衛自己的自由，而不是為了使自己受奴役，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同時也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準則。”[12]

由此，盧梭得出結論，“如果不使一個人陷于不能脫離另一個人而生活的狀態，便不可能奴役這個人。”[13]這一認識的意義是深遠的，馬克思、恩格斯對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為無產階級尋求自身解放找到了理論基礎。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14]人與人之間的依賴和需要使奴役成為事實，在這種需要的驅使下，不平等得以歷史性地存續。馬克思、恩格斯還進一步指出了這一存續的量變過程：“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社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15] 在壓迫階級的“保護”下，被壓迫階級的“掙扎”同時也是一種細致而又不容忽略的過程，它使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斗爭更豐富了，其理論也更完善了。

既然人們甘愿忍受奴役和不平等，那么，為什么這種不平等被打破了呢？

盧梭將其原因歸結為社會契約的解除。他指出，“契約不是不可能取消的”。他寫道：“因為，如果沒有更高的權力來保證締約者的信守不渝，來強使他們履行相互間的允諾，締約雙方仍然是他們自己的訟爭的唯一裁判者，那么，兩造中的一造一旦發現對方違背了契約的條款或者那些條款對他不再適合的時候，他就隨時有拋棄契約的權利。”[16]

顯然，在寫作《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時，盧梭的契約理論并未成熟。然而，他已經看到契約理論存在缺陷，因為“締約雙方仍然是他們自己的訟爭的唯一裁判者”。這是契約理論永遠無法解決的，一旦人們產生了解除契約的需要，便會形成比前政治社會平等被打破所造成的混亂更為糟糕的情形：“根本法一被破壞，官員們就喪失了他們的合法地位，人民就沒有再服從他們的義務。”[17]盧梭已經意識到“拋棄契約”深層次的意味，做為一個民主主義者，他似乎有些惶恐。他斷言“危險的權利，必然會引起可怕的紛爭和混亂。”[18]這時的盧梭似乎是預見了法國大革命血流殷地的場面，然而他并不理解階級斗爭的殘酷性和必然性，甚至想到要用“神意的參與”、“宗教”來節省“人類的血”。

盧梭并沒有為人類找到一條消除不平等的辦法，第戎學院也沒有給他應得的桂冠。其實，盧梭很容易就能引伸出一個真正革命性的結論。Ａ不能用暴力來奴役Ｂ，所以Ａ只能使Ｂ處于不能缺少Ａ的狀態來奴役Ｂ。這一點是盧梭在其《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的基本論點，恩格斯將它加以準確的歸納，并在《反杜林論》一書中駁斥了杜林的暴力論。[19]一旦Ａ不能維持這種狀態，或是Ｂ不需要這種狀態，那么必然會使這種奴役關系趨于瓦解。這成為一個原理，這一原理的力量是驚人的，它不但可以用來為資產階級革命進行辯護，而且也直接被無產階級改造，用來做為革命的旗幟。盧梭只注意到奴役存在的事實及其真象，并沒有得到更革命的結論，它甚至無可奈何地求助于“神意的參與”和“宗教”，這種唯心主義的情緒最終使盧梭只能止于這一偉大理論的門檻之前。即使這樣，馬克思、恩格斯還是熱情地肯定了他的作用，稱贊他“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20]

在《共產黨宣言》這部作為全世界共產黨人革命綱領的偉大著作中，馬克思講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時指出：

“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做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于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說，它的存在不再同社會相容了。”[21]

我們看到，這實際上是對盧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然而，正是這一革命性的發展，不但揭示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奴隸關系形成的原因，而且論證了這一關系的歷史發展趨勢。工人階級不再需要資產階級而且能夠離開資產階級，這樣的結果就是對不平等的否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再也不能共處下去了，無產階級必須、也能夠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這一理論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核心，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前提。

三

盡管盧梭止于人類尋求解放、反抗壓迫的偉大理論的門檻之前，他還是熱情地肯定了人民的選擇。在其日內瓦手稿本里，盧梭指出，當人民不得不服從時，他們服從了，他們做得對，一旦人民能擺脫身上的枷鎖時，他們擺脫了它，他們做得更對。

那么，又是什么使人民做出這樣的選擇呢？在這一問題上，盧梭表現出了比其同時代的思想家更高的革命熱情。盧梭指出，政治狀態是不完善的，這種不完善從它形成的那一天就不可避免，因為政治社會、法律的建立從根本上就是為了鞏固一種不平等。事實也正如此，政治社會的出現使“不平等變得根深蒂固而成為合法的了”[22]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用了大量的篇幅對人類政治社會的建立和發展進行了描述，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23]由此可見，兩者對政治社會性質的認識是有著一致性的，這為兩者對待政治斗爭的態度奠定了基調。

在盧梭對政治社會的這種不完善所表現的態度上，我們更能看出盧梭思想的革命性。他指出：“時間雖能使人發現它的缺點而提出一些挽救的方法，但卻永遠不能補救組織本身的缺陷。”[24]人類社會由奴隸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甚至直到資本主義社會，壓迫與被壓迫的對立始終是各種社會類型的基礎。盧梭并沒有滿足于人們只是在私有制基礎上所做的修修補補，他甚至提出：“其實，他們應該象來喀古士在斯巴達所作的那樣，首先掃清地面并拋棄一切陳舊的材料，以便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廈。”[25]如果說盧梭僅就某一社會形態的變革提出以上言論，我們還能理解的話，盧梭就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提出以上“建議”，就不能不令我們吃驚了。盧梭在這里借用了來喀古士在斯巴達的作法，表明了自己徹底清除舊的私有制的態度。然而，我們并不能據此認為盧梭心目中的“他們”、“人們”指的不是“人民”而是“賢明的立法者”。[26]退一步，單就盧梭對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各類社會形態的態度來講，“清掃地面，并拋棄一切陳舊的材料”的鮮明立場也足可以被稱為一個名符其實的革命宣言。

在《共產黨宣言》中，我們會看到一種更為鮮明、更為直接、同時也是更為科學的態度。為了爭取自身的解放，無產階級的斗爭應該是徹底而又深入的。馬克思、恩格斯拋棄了一切唯心主義觀念，找到了推翻資產階級的這場革命中真正的領導者——無產階級，他們把革命的矛頭指向政治社會的基礎——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者只有消滅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消滅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27]在這里，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地指出了無產階級為著自身的解放所要做的就是要“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28]在斗爭的組織形式上，盧梭設想了政治社會建立之前的情況。在政治社會建立之前，形成了“布滿了整個地面”的“社會”。從這些“社會”的形成過程我們看到，盧梭認為在政治社會中最重要的斗爭方式就是“聯合”。盧梭進一步指出：“為了對抗聯合起來的力量，其他的人們如何也必須聯合起來”。[29]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工人階級的聯合更是極為重視，并且指出了工人階級聯合的必然性。他們指出：“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聯合而達到的革命團結代替了他由于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30]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階級的聯合是工業進步的必然結果，它使工人階級成為一個更加團結的階級，聯合起來的斗爭方式也成為推翻資產階級最有效的組織形式。在《共產黨宣言》的結尾，馬克思、恩格斯更是豪情萬丈。他們憧憬著無產階級的大聯合，向著全世界發出了激勵各國無產者戰斗了整整一個半多世紀的呼吁：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31]

對于政治社會的理論，盧梭給予了高度的重視。質樸的思考和邏輯嚴密的論證使他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之間具備了某種程度的聯系，這種聯系是歷史形成的。盧梭以另一種語言從另一個角度為我們講述了“社會”的出現、政治社會和法律的性質、政治社會的發展，表明了自己對待政治社會中斗爭的態度，甚至給出了斗爭的組織形式。從某種程度來說，我們在盧梭那里，“不僅已經看到和馬克思《資本論》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進程，而且還在他的敘述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辯證的說法。”[32]

遺憾的是，敏銳的洞察力和驚人的想象力無法更進一步沖破時代的牢籠，時代的局限性使盧梭不可能領略到歷史發展的全貌。對于政治社會這樣一個如此沉重的理論負載，盧梭的論證顯得既單薄又模糊。誠如恩格斯所言：“…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們，也和他們的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33]盧梭憑觀察、思考進行的猜測和論述使其政治社會的理停留在感性階段，而馬克思則以科學的精神在革命的實踐中把階級社會的理論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從而對以往形形色色的政治社會理論形成了本質的飛越。在那些盧梭自信是“已經被人類遺忘了和迷失了”的曲徑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找到了一條通往全人類解放的道路。

作者：佟德志，天津師大政治文化研究所，博士，講師。

通信地址：天津師范大學北院政法學院，天津市，300073。

電子郵件：[email protected]

注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德，彼得·哥爾達美爾，《介紹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轉引自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李常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89頁。

 [2]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27-128 頁

 [3]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29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4頁。

 [5]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23頁。

 [6]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26頁。

 [7]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28頁。

 [8]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29頁。

 [9]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44頁。

 [10]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31頁。

 [11]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28頁。

 [12]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32頁。

 [13]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08頁。

 [14]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35頁。

 [15]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35頁。

 [16]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第139頁。

 [17]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39頁。

 [18]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39頁。

 [19]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38頁。

[20]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34頁。1888年英文版中是：啟蒙和進步的新因素。－－原譯者注

 [21]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36頁。

 [22]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49頁。

 [23]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35頁。

 [24]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31頁。

 [25]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31頁。

 [26] 李常山在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譯文的注解中認為盧梭“不是要求人民而是要求一個賢明的立法者來清掃舊世界。”筆者不認為如此。

 [27]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35頁。

 [28]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35頁。

 [29] 前引，《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第129頁。

 [30]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36頁。

 [31] 前引，《共產黨宣言》，第58頁。

 [32]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80頁。

 [33]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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