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社會學的社會學反思
   -----兼作對社會學的認識

      自19世紀三十年代法國哲學家孔德在其大作《實證哲學教程》中提出“社會學”的名詞并初步架構了這一門學科算起，社會學已經有170余年的歷史。同樣，自嚴復1897翻譯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的著作《社會學研究》開始，社會學在中國也已經有了110年的歷史。一個學科隨著一個時代而來，同時又已經走過了一個時代。本人自學習社會學也已經兩年了，對社會學也有了一點認識，下面就談一談。在本文中，本人不想去像回答考試題目一樣，教科書式的來回答社會學的知識體系等等的一系列看似無比重要的東西。我只想把社會學當作一個分析對象，用我所了解的社會學的視角和想象力來分析社會學本身，所以，本文的題目就叫“關于社會學的社會學反思”。

一  中心與邊陲（受啟發(fā)于臺灣知名社會學家葉啟政）
    社會學中的依附理論是論述全球的經濟政治體系的一種重要的理論，講的是中心地區(qū)和邊緣地區(qū)的相互關系，特別是邊緣地區(qū)的依附性問題。下面，我想說的是社會學在所有的學科體系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無論我們把自己吹噓的如何的怎樣，我們得用科學的，客觀的方法來看世界，對社會學的認識亦如此。我們把社會學當作一個“社會事實”來分析一下。關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爭論，本人在這里不想涉及，只想談談社會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地位與角色。按照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中的說法，社會學是屬于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相區(qū)別，這對于社會學發(fā)展中的大部分階段和學科內涵是正確的，當然，早期的社會哲學與西歐的部分哲學式社會學另當別論，這是社會學的本身的屬性。同時，他認為社會學是社會科學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級學科。但就目前而言，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社會學在所有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中都處于一個邊陲的地位，與其相對的經濟學等處于中心的地位，特別是自美國社會學的黃金時代過去以后，社會學在全球都基本處于對中心學科的某種依附關系，當然在歐洲不是很明顯。在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可謂不容易。到目前為止：不僅處于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的邊陲地位，同時更處于國際社會學界的邊陲地位，對國內社會科學的中心學科和國際社會學這兩個中心都具有極強的依附性，還沒有真正的形成自己比較獨立的科學研究地位。這一方面是時代使然，同時也是社會學自己的理論建構枯竭的緣故。社會學自誕生時其就為自己設下了一個矛盾：應用與理論之間的張力。并不是說應用研究就是有用的，理論研究是無益的，事實恰好相反。但是，社會學本身所面向的社會自社會學創(chuàng)立以來就越來越短視和功利，能在短時期內見成果的應用研究更對口。這樣，社會學自己在“社會化”中就面對著兩難。這種兩難在社會學在美國的發(fā)展歷程中表現的非常明顯：一直應用研究很盛行，理論研究相對靠邊，雖然他們也出了很多的理論成果和理論大家。正是有分量的理論研究越來越少才使美國的社會學只能紅極一時。在中國，費老在很早就開始強調我們理論研究的不足，并作《鄉(xiāng)土中國》以引導，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國社會學目前還沒有真正的生長出屬于自己的理論，這不得不另人擔憂。總結一下，社會學本身的學科期望（也很有可能）的是使自己成為社會科學中心學科之一，但現狀是處于邊陲地位；本來社會學的理論研究應當處于自身學科的中心地位，現狀是很是糟糕；就中國而言，社會學還沒有完成本土化，對國際社會學也處于依附地位。這樣以來，中國的社會學在社會科學的學科機構中，在本身的研究發(fā)展中，在與國際社會學界的對話中，都存在一個依附性的問題，這是不容忽視的“社會事實”。

二  立功與立言及中國社會學者的使命
   中國古代的文人喜歡討論一個“立功”與“立言”的關系問題，我把它做粗略的理解為知識分子個人的價值實現（立言）與對社會國家的貢獻（立功）的關系問題，這是古今中外所有知識分子都思考和困惑著的問題。德國的哲學家費希特有《論學者的使命與人的使命》，韋伯有《學術與政治》，而涂爾干在其演講《知識分子精英與民主》的演講中也有所涉及。不論他們做何論調，其中都明確或隱約的表達過知識分子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有責任感的想法，這是另人欣慰的。中國的知識分子，具體些中國的社會學者負有什么樣的使命呢？這一點費老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解答：志在富民。雖然我們可能達不到費希特所期望的那種做學術到以學術為信仰的高度，但是，我認為每個有責任的中國社會學者都可以為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特別是中國社會的發(fā)展獻出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就是說，中國的社會學者第一肩負著把中國的社會學真正建立起來，使其擺脫至少是部分擺脫全面依附性的學科地位和角色，使其能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真正的積累一定的知識（費希特對學者的第一個要求）；第二，中國的社會學者也肩負著“富民”的使命，也就是對國家和社會要有一定的責任感和貢獻。這里就涉及到一個學術與政治的問題，社會學者該不該在政治中露臉，該不該在社會上發(fā)出聲音？我個人認為是可以的。只要我們所發(fā)出的聲音是負責人的，而不是嘩眾取寵的；只要我們影響政治只是為了使我們的社會更加良性的運轉而不是為某些特權階級做辯護，我認為都是無可厚非的，同時這也有利于社會學自己改變自己的依附地位。第三，中國的社會學者肩負著重建中國社會的個人信仰和社會信仰的重任，這一點當然是最難的一點，但是也是（我認為）社會學者最重要的使命，下面就專門單獨的談一談社會學者的這一使命。

三    關于中國人的宗教與信仰
      個人認為，如果不把儒教算為宗教的話，就整個中國社會而言，中國確實是自身沒有宗教的一個國度，雖然后來佛教到達中國，但也被中國文化給同化掉了。這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真正確立統治地位以前的情況。對于馬克思主義，它在中國的一段時期是絕對確立了社會信仰的地位和角色的，所以我更愿意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宗教來對待，若是它能真正的長期成為中國人的終極的信仰，那倒真是好事。但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稱為社會信仰的時期不長，到現在已經解體了，雖然它還扮演著某些人作為個人信仰的角色，我個人是相信在中國是還有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個人的。在古代的中國，雖然沒有終極的宗教和信仰，但是也還是有樸素的信仰，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比如說“傳宗接代”就是中國人自己樸素信仰的一種表現形式，西方的終極信仰把目標指向了上帝，而中國人的樸素信仰將把的對準了家庭和家庭中的成員，他們肩負著“慈”和“孝”的使命，更肩負著傳宗接代的使命，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就是他們的樸素信仰，這在當時既是個人的信仰，也成了整個社會的社會信仰。一個沒有信仰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在當下的中國社會中，舊的信仰體系已經完全的被打破，而新的信仰體系又沒有建立起來，整個社會處在一個沒有社會信仰的社會。中國的社會學者應當肩負起這一重建社會信仰的使命，至少是部分的肩負起這一責任，這也是社會學自身改變自身地位的好機會。那么，中國的社會學有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情呢？這是我們社會學者的問題，應當用實際的行動去回答，在沒有去努力的做一件事情之前就對它判死刑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就全球社會學特別是歐洲社會學的發(fā)展歷史來看，社會學在建立社會的信仰體系中雖然沒有擎大旗，但也還是做出了不少的貢獻的，期待中國的社會學和中國的社會學者有更好的表現。
      以上三點看起來與對社會學的認識有些偏遠了，但也還算是對這個問題的一個方面的解答。同時，上述三點看起來是零散的，但最終就是想在兩個問題（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和中國社會學及社會學者的使命）上說幾句話，這些都是個人平時看書和學習的一些想法，有很多的觀點自己覺得都很幼稚，但我還是冒昧的把它拿出來，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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