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琳：淺析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的探索
 
【出處】《毛澤東思想研究》 200004

【作者簡介】王曉琳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講師　地址：重慶市　郵碼：410041

  早在1936年，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中就曾經提出：在獲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們可以讓外國資本投資，也可以借取外債。（注：《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12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這也許是毛澤東關于對外開放的最早設想。在抗日戰爭后期，毛澤東又多次提出了對外開放的設想。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就提出要與英美等國建立國際統一戰線，要求全黨“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注：《中共中央關于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載政治學院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9冊，171頁。）當時，毛澤東設想，通過與英美等國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爭取與美英等國的軍事合作，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與美英等國的政治合作、文化合作、經濟合作等等。由于美英等國的外交重點在國民黨方面，這一設想只有極少部分實現，如軍事、政治合作方面的批準美軍在部分解放區設立電臺等；文化合作方面的在延安接待中外記者參觀團等。
  在與外國的經濟合作方面，雖然后來根本未曾實現，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設想最為具體、最為豐富。這些設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會見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的多次談話中。它們主要有以下內容：
  第一，利用外資和外國科學技術具有必要性。毛澤東在1944年8月23日同謝偉思的談話中表示：“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在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關聯的。我們可以在經濟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20～21)。）1945年3月3日，毛澤東在與謝偉思談話中再次表示：“中國戰后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基礎”（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20～21)。），因此，希望美國能與中共進行經濟合作。只有同美國進行經濟合作，才能使我們的經濟“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才能使我們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20～21)。）
  第二，根據客觀實際，選擇經濟合作的對象。如果僅僅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著眼，中共顯然應該是爭取社會主義蘇聯的援助和合作。但毛澤東卻把美國作為與中共“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20～21)。）毛澤東的這種選擇是基于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因為毛澤東認為“蘇聯人在戰爭中已經遭受巨大的犧牲”，戰后“將忙于他們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們并不期望蘇聯的幫助”。（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20～21)。）而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后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只有美國才有經濟實力在中國投資。美國不但是援助中國經濟最合宜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20～21)。）在這里，毛澤東能夠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束縛，根據當時客觀的條件，把資本主義的美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蘇聯作為最適宜進行經濟合作的國家，充分體現了他一貫倡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
  第三，對外經濟合作的基礎是雙方受益。毛澤東認為，經濟合作的雙方必須都有利可圖，合作才能實現，企望單方面的經濟援助是不現實的。因此，為了說服美國實現同我們的經濟合作，毛澤東具體分析了經濟合作同樣將會給美國帶來利益。毛澤東指出：美國在中國投資，同中國進行貿易，只會使得中美雙方在經濟上“取長補短”，而“不會發生競爭”。因為現在我們“并不具備建設大規模重工業的必要條件”，尚不可能“在高級的特制產品上與美國競爭”。即使我們以后“經濟獲得迅速的發展”，我們建立的輕工業能夠滿足本國市場的需要，我們也只會向“遠東其他國家提供這類產品”。而美國將得到我們發展輕工業所提供的“投資”場所，得到自己的重工業產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場”，同時還將得到我們的工業“原料和農產品”以作為其對我們投資和貿易的“補償”。（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20～21)。）
  第四，在與外國進行經濟合作時，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這是毛澤東在其長期的革命生涯中的一貫主張。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又曾經多次強調自力更生。他在《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中，指出：“我們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注：《毛澤東選集》，2版，第3卷，1016頁。）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毛澤東又說：“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注：《毛澤東選集》，2版，第4卷，1132頁。）毛澤東把革命領域中的自力更生原則也貫徹到了建設領域中。雖然毛澤東非常希望美國能和中共進行經濟合作，但是他仍然不忘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澤東指出：我們對美國的壟斷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不感“興趣”，因為“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而“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的方針上，使國家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黨史通訊》，1983(20～21)。）毛澤東的這種思想在后來被他自己概括為著名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理論。
  由于美國方面的原因，毛澤東上述的關于與美國進行經濟合作的設想未能實現。但是這一設想本身地證明了毛澤東在建國前就已經具有相當豐富的對外開放思想。
  新中國誕生之初，中國黨和政府多次向全世界宣布：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和一切國家做生意。從實踐看，中國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技術、文化合作及貿易都有相當的規模，這顯然反映出作為中國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繼續堅持了他的對外開放思想。支持這一論點的更為重要和直接的論據是，毛澤東在他1956年提出的“新經濟政策”中及他的重要著作《論十大關系》中都對對外開放作了設想和論述。
  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初，列寧十分重視對外開放。他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的大綱中描繪出這樣的一個公式：“樂于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注：《列寧文稿》，第3卷，97頁。）他把“外國的好東西”看成是把蘇維埃俄國由又貧窮又軟弱的國家變成又強大又富饒的國家所必要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正是當時建設社會主義所缺少的。因此，在列寧親自主持制定的“新經濟政策”中，對外開放的內容占據了較為重要的地位，由于種種原因，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實施時間很短，但是它卻取得了初步的勝利。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在1956年12月的一個重要談話中說：“我懷疑俄國新經濟政策結束得早了，只搞兩年退卻就轉入進攻，到現在社會物質還不足”。（注：《共和國走過的路一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53—1956)》，308頁。）為此，毛澤東提出了自己的“新經濟政策”。在這個“新經濟政策”中，就包括了吸取外國資本主義具體制度的合理成分，引進外資的內容，他說：“只要社會需要……可以開私營大廠，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注：《共和國走過的路一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53—1956)》，308頁。）顯然，毛澤東把“新經濟政策”和對外開放并非當作權宜之計，而當成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長期戰略。很可惜，毛澤東的“新經濟政策”由于國內外多種因素并未得以執行。
  1956年，毛澤東在其名著《論十大關系》中也闡述了對外開放的思想。基于中國“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革命是后進的”等基本國情，毛澤東把對外開放簡潔地歸納為“向外國學習”。具體說來，毛澤東在這里的對外開放思想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向“外國學習”的必要性。毛澤東指出：“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為什么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都有它的短處”。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它“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因此，我們應該把自己的“架子”放下來，要敢于“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285頁。）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
  第二，“向外國學習”的全面性。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285頁。）這就從學習對象和學習內容兩方面強調了“向外國學習”的全面性。
  第三，對外交流的途徑。毛澤東認為，由于中國總體上還比較落后，我們當然首先是向外國學習，尤其是要注意“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287頁。）同時我們還要加強同外國的交流，如把“學術論文”“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等等。（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287頁。）至于加強交流的具體渠道，毛澤東也曾有設想：一是派人到外國去，包括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二是把外國人請進來。
  第四，“向外國學習”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要有分析、有批判、有選擇、有重點的學習，而不能“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注：轉引自石仲泉《毛澤東的艱辛開拓》，163頁。）比如，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在技術方面，“……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再比如，在“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287頁。）
  第五，“向外國學習”的長期性。毛澤東強調，不僅現在我們落后時要向外國學習，就是“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我們“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后，還要向人家學習”，甚至“一萬年都要學習”。（注：《毛澤東選集》第5卷，286～287、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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