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為治國之本

——讀《偉大的轉折——評析六中全會》一文的感想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六中全會，制定了新的治國方略，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與現實意義的會議，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戰略轉折。張宏良教授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指出，六中全會的戰略轉折，具體說來，有九個轉變，即：一是由“以資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變；二是由“經濟發展觀”向“科學發展觀”的轉變；三是由“叢林社會”向“和諧社會”的轉變；四是由“效率優先”向“公平正義”的轉變；五是由“少數人先富起來”向“共同富裕”的轉變；六是由“少數人獨占改革成果”向“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轉變；七是由“西方經濟附庸”向“自主創新”的轉變；八是由“單純的GDP指標衡量政績”向“社會人文發展綜合指標”的轉變；九是由“單純的金錢價值觀”向“公平、正義、誠信、友愛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轉變。他對六中全會的評析，理論聯系實際，列舉了大量事實來說明問題，說得非常之好，說到了億萬民眾的心坎上。我讀了講稿后，深受感動，深受啟發，不顧老眼昏花，索性拿起筆來，談一點讀后的感想。
筆者的體會是：張教授對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評析，闡述了“治國方略”的偉大轉折。六中全會制定的“以德治國”方略，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治國之本，它比單純的“權治”（政府行為）、“法治”（法律行為）更準確、更實在、更重要。
道德和法律都是有階級性的。社會主義道德的本質特征是：公平、正義、誠信、友愛，以維護、增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資本主義道德則是唯利是圖、損人利己、巧取豪奪。西方國家也有“法”，但那是為資產階級服的；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有些“法”也可能為少數強勢集團服務。由于我們國家的法律還不完善，很多事情要靠“紅頭文件”。可以說，“紅頭文件”也是“法”的組成部份。我們把“紅頭文件”當做“以權治國”的法寶。
一個國家，“以法治國”和“以權治國”都是需要的，沒有這兩個東西是不行的。問題是：“法”和“權”是為誰服務的。“法”和“權”從哲學的層面上講，它是一種行為和手段，而不是目的和效果。“法”和“權”好比藥鋪里的“藥”，藥有良藥和毒藥之分，良藥能治病，毒藥能喪命。
但是，無論“法治”也好，“權治”也好，都要接受“道德”的檢驗。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道德這個根本，必然要受到人民群眾反對。民心不順，國家就難于長治久安！
“法”和“紅頭文件”都是有階級性的。它好比一部汽車，它的行駛是向目的地呢，還是背道而馳？乘客本來是要從甲地乘車到乙地，可是車子卻往相反的方向開，當然會引起乘客的不滿。這里不妨舉個例子：前幾年貴州省政府下個“紅頭文件”，規定住房改革的增量補貼和存量補貼只能在省、地（市）級機關執行，其結果，這些機關的公務員得到了實惠，而縣、鎮（鄉）兩級的公務員卻望洋興嘆。這種為少數人服務，不為大多數人著想的“紅頭文件”，符合“道德準繩”嗎？是“和諧社會”的因素嗎？顯然不是！
這些年來，我們國家已經實行了多項改革。“改革”是個抽象的概念，官方可以把它當作為少數強勢集團掠奪國家資產和人民利益的手段，也可以把它作為保護國家利益和為廣大人民利益服務的手段。換句話說，改革具有雙向選擇的特點，即正向改革和反向改革。我們的醫療和教育改革，如果讓廣大人民因高費而讀不起書和看不起病，卻讓醫療和教育這兩塊社會福利陣地變成少數人掠奪的市場，這就是反向改革，背離人心的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如果讓廣大人民用盡祖輩父輩的積蓄和個人超前支付的工資都住不起房屋，這也是反向改革。工資制度的改革，如果讓那些曾經為保衛祖國舍生亡死地戰斗，而今滿身槍傷的人每月只拿幾百元的退休費，而他們沒有吃過艱辛和苦頭的子女，每月卻拿著數千元、上萬元的工資，這樣的改革是不道德、不公平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如果以股份制的名義讓少數強勢集團將國有資產掠奪瓜分，而讓廣大職工下崗失業，這樣的改革也是反向的。所以，“改革”這個手段也必須由“道德”這把尺子來衡量。
干部隊伍的建設，重才輕德的現象相當突出。“重才”是必要的，“輕德”就離開了治國之本。干部權力商品化，是一個值得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它主要表現在買官賣官，為百姓辦事要索取錢財，在城鎮、道路等項建設中搞錢權交易等等，腐敗越演越烈，使黨和政府的威信受到了嚴重損害。對此，既要強化道德教育，又要強化監督管理，才能真正建設起一支德才兼備的干部隊伍。
近些年來，為維護安定團結，各級政府都成立了“維穩辦”，且主要由專政機關來負責。維穩辦的矛頭卻指向那些受到虐待、受到壓迫、受到剝削的工人、農民和離退休干部，令人難于理解。他們只不過是向黨和政府反映受虐待、受壓迫、受剝削的情況而已，怎么成了“不穩定”的因素？就拿離退休干部來說，新中國成立前后，他們為黨和國家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對黨和國家有深厚的感情，把黨和國家的命運當作自己的命運，常懷憂國憂民之心，絕無制造混亂之意。那么，國家的不穩定的罪魁禍首到底是誰呢？就是那些道德敗壞、背叛人民、搶奪國家財富和掠奪人民利益的人。而政府對造成真正不穩定的假、冒、偽、劣、貪、腐、偷、搶等因素，為何不下大力去認真治理？張宏良教授說這是“逼良為娼”，我認為這是“懲良保奸”啊！
綜上所述，用新的治國方略中的“道德”二字來衡量，在我們的上層建筑中，確實存在若干“不道德”的行為。對此，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徹底加以糾正，才能把新的治國方略中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貴州•遵義退休老者    梁  明  
二OO七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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