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志芳
１９８２年初，我們一家三口從友誼賓館搬到團結湖社科院宿舍樓。對門住著長期僑居印度剛回國不久的徐梵澄先生，他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員。徐先生那時已年過七旬，但是身體非常硬朗，一副金絲眼鏡架在高高的鼻子上。他身材瘦高，外出時手里定持一根ｓｔｉｃｋ，不是因為步履艱難，而純粹是一種派頭。他在家里每天抽四次ｐｉｐｅ，從未見他抽過紙煙。沒有煙絲時，他就把紙煙的紙剝掉，將煙絲放入煙斗。徐先生每天準時起居做事，下樓取報，外出散步，有些英國人的教條和德國人的刻板。
他剛搬來時，不大和鄰居來往。１９８２年的夏天，我們全家去北戴河度假，買回一個很漂亮的草編門簾掛在門上。第二天，他出門看見后，端詳了一會兒，對我說："我在德國學習過藝術，對藝術我還是知道一點的。"從此，我們開始了近２０年的交往，直到２０００年３月６日他９１歲時突然病故。
魯迅的恩誼
緣是對鄰，進而有緣向他問學�但先生一直客氣地稱我這個小于他一半年紀的學生為大姐 ，也逐漸對這位獨身而居的大學問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徐梵澄先生原名琥，字季海，譜名詩荃。他是湖南長沙東鄉(xiāng)人，生于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徐氏在當?shù)貫榇笞澹逯卸嘧x書人，善書畫；但是，為官卻都做不大。徐先生一生遠離官場，淡泊人生，專志于人類精神哲學的研究，人稱是一個在現(xiàn)代社會中極為難得的圣哲。
徐先生是家中季子，自幼穎慧，在家塾中讀《四書五經》，是清末民初國學大師王壬秋的再傳弟子。小學時，毛澤東教過他兩三年地理。后在長沙有名的雅禮中學讀書。１９２７年考上了復旦大學西洋文學系。后來我看到北京魯迅博物館的人員常來請教他問題，他總是無私地給予幫助；我又看到不少介紹他的文章，才知道我的對鄰在年輕時曾與魯迅有過一段不平常的交往，在魯迅的日記和書信中出現(xiàn)很多的徐詩荃就是他，老出版家趙家璧認為他是一位受到魯迅寵愛的學生。在我的好奇下，他才給我講了魯迅對他的恩誼。
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５日，他在上海復旦大學附屬實驗中學聽魯迅先生的講演《老而不死論》之后，把自己的筆記寄給魯迅先生校對，自此開始與他所心儀的青年導師魯迅通信。后來，他投稿于魯迅主編的《語絲》，揭露復旦大學內腐敗黑暗的現(xiàn)象，因此遭到當局的嫉恨，魯迅先生也受牽連，成為后來復旦大學出身的ＣＣ派分子借故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的事由。然而，魯迅先生與這位有思想的青年來往卻更加密切了。
１９２９年８月，徐先生留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該校是世界十大名校之一。在海德堡大學，他主修哲學，因對藝術感興趣，又選修藝術史，并學習了木版畫和銅版畫。那時，魯迅先生正努力于把世界優(yōu)秀的文學和版畫作品介紹到中國，就委托他代為選購作品。據(jù)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告訴我，現(xiàn)館藏的現(xiàn)代德文書刊和版畫，一大部分都是經徐先生精選郵寄的；８０年代博物館還發(fā)現(xiàn)了他寄贈魯迅先生的他自己習作的版畫作品，其中包括一幅中年魯迅像，刀法粗獷有力，很有特色。經版畫史家考證，認為這些是中國目前能夠找到的最早的版畫作品，因此他們稱徐先生是中國新興版畫創(chuàng)作第一人，他為發(fā)展我國版畫和現(xiàn)代文學藝術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徐先生說起魯迅保存了他的青年時代的版畫、詩作和書信時，不由顯露出意外的驚喜和感激之情，不過，對一切贊譽之詞，他總是淡淡地不予宣揚。顯然，詩和畫已不是他的正業(yè)，其實已溶入他的生活和精神中，每天工作之余，書字作詩、繪畫篆刻便是他最大的樂趣。在他近９０歲時，他自費印刷了一百多本線裝詩集，名為《蓬屋詩存》，收入了他自３０年代以來創(chuàng)作的５００余首舊體詩，記載了他獨特的心靈歷程。
他學有所成，卻未能取得博士學位。１９３２年８月在他做完博士論文要答辯時，因父親病重匆匆趕回中國，可是父親已經去世。此后，他得不到家里的資助，沒有再回德國。他留在上海創(chuàng)作雜文，經魯迅先生推薦在《申報》和《自由談》上發(fā)表，因文筆和思想形似魯迅，嗅覺不靈的反動文人以此攻擊魯迅。徐先生至今仍有歉意地說："魯迅先生為我挨了不少罵。"那時，他與魯迅都對德國現(xiàn)代主義哲學家尼采的思想頗有興趣，他譯了一部尼采自傳體作品，魯迅積極地把它介紹給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的趙家璧，還親自承擔起校對工作，１９３５年署名梵澄的《尼采自傳》，是我國從原文譯出的第一部尼采著作。魯迅又建議他翻譯尼采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蘇魯支如是說》，徐先生知道這是一部意義深奧，語言詩化的著作，不禁猶豫地問："譯了誰出版呀�"魯迅介紹他去找主編《世界文庫》雜志的鄭振鐸。但年輕的梵澄竟向鄭振鐸提出要求：譯完一卷刊登一卷，付一卷的錢。鄭振鐸心里有些嘀咕，如果譯了一半，不譯了怎么辦�于是問魯迅，魯迅深知梵澄其人自視頗高，有尼采氣，也就不置可否地說："他還提條件呀�"結果，徐先生如約分期譯登了全書。鄭振鐸向讀者推薦說："這部譯文是梵澄先生從德文譯出的；他的譯筆和尼采的作風是那樣的相同，我們似不必再多加贊美。"全書很快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并采用魯迅所定的書名《蘇魯支語錄》。同時，又出版了他譯的另外兩部尼采著作《朝霞》和《快樂的知識》。這些譯著直至今日，仍為尼采研究者和翻譯界視為最具尼采文風的佳品。可惜，日寇的侵華戰(zhàn)爭打斷了他的翻譯計劃，他輾轉于湘黔滇渝道上，先后在昆明的中央藝專教藝術史和中文，任教于重慶中央大學，充任中央圖書館編纂，編輯《圖書月刊》等。
現(xiàn)代唐僧
徐梵澄先生的生活道路多有不幸，卻也多有幸。１９４６年他受教育部的委派到印度泰戈爾國際大學講授中國佛學家歐陽竟無的學說，后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棄之于異國。困頓的生活反倒促使他決心去南印度貝那尼斯深造梵文，這原因還得從魯迅說起。早年，他曾在書攤上看到魯迅先生出資為母親生日刻的經書《百喻經》，因此常向魯迅請教一些佛教問題，先生也細心地給他解釋，還開了書單讓他去讀。從此，他逐漸對佛學感興趣，在他寫給魯迅先生的詩里有"辟佛有心存碩果，安禪無意惹氛矣。女媧未補唐天處，覓取芝蘭次第培。"我猜想是魯迅先生在跟他交談過程中，透露出對唐朝佛學翻譯的遺憾，使他產生了"補唐天"的宏愿。他終于如愿在佛教的發(fā)祥地潛心學習研究印度哲學、宗教、梵文，時間長達３３年。我說他是現(xiàn)代唐僧，他卻對我說："印度是個大國，中國也是個大國。印度可以不懂中國。可是，中國不能不懂印度。"
為了這一心愿，他進入印度圣哲室利阿羅頻多�與圣詩泰戈爾，圣雄甘地并稱"三圣" 學院。在那里，他認識了在西方極其有名望的院母Ｍｏｔｈｅｒ。這是一位讓徐先生一生敬佩的法國婦女，她本名Ｍｉｒａ，但大家稱她Ｍｏｔｈｅｒ，西方人意謂神圣老母。Ｍｉｒａ生于一個貴族家庭，哥哥是阿爾及利亞的總督，她卻舍家來到東方，鉆研東方神秘的宗教和一些功法，頗得神力。有一次，徐先生胳臂痛了好久，Ｍｏｔｈｅｒ知道后，點了他一下，他的胳臂就好了，以后再也沒有痛過。Ｍｏｔｈｅｒ在西方影響很大，到現(xiàn)在每年都有上千的人從世界各地去學院參觀她住過的地方，不少人還要求留下來。徐先生在印度時出版了四本從法文翻譯的《母親的話》，在中國也出了一本。Ｍｏｔｈｅｒ愛護徐先生像自己的孩子，她為他創(chuàng)造很好的學習工作環(huán)境，分給徐先生１２間大房子，委任他為學院的國際教育中心華文部主任�實際工作人員只有兩個 ，又給一萬港幣讓他在香港購買華文鉛字，印刷他認為有用的作品。雖然，學院里沒有工資，生活清苦，可是徐先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充分利用學院的收藏，遍識對佛教有重要影響的古印度吠檀多精神哲學《奧義書》百余種，陸續(xù)譯出自古推重的５０種。他又翻譯佛教重要典籍《安慧〈三十唯識〉疏釋》，印度教的經典《薄伽梵歌》和伽里大薩的《行云使者》等。已逝的學院創(chuàng)始人室利·阿羅頻多是一位不平凡的革命者和精神哲學家，他的學識在歐美也頗有影響。徐先生發(fā)憤要讓中國人也了解他，陸續(xù)翻譯了他的重要著作《綜合瑜伽論》四部、《赫那克萊妥斯》、《神圣人生論》、《薄伽梵歌論叢》等。鑒于西方對于印度的了解多于中國，他又積極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用英文編寫了《孔學古微》、《小學菁華》等。在印度他大約出版了２０本書，可謂純真的中印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
但是他的書大都是學院出版的，中文書籍僅在東南亞、港澳一帶流通。他對故國的思念越來越濃重，何時才能讓祖國人民看到他為他們做的工作呢�我問過徐先生："您什么時候想回國的�"他說："我有三次想回國。第一次在５０年代，我和Ｍｏｔｈｅｒ說了我想回國的想法，Ｍｏｔｈｅｒ說我離開會后悔，她也會后悔讓我走了，我就沒有回來；６０年代，我又一次提出來要回國，Ｍｏｔｈｅｒ大怒說：'你不能去�'我又不能離開。"我說："Ｍｏｔｈｅｒ救了你，否則，你可能躲不過'反右'和'文革'。"徐先生說："Ｍｏｔｈｅｒ有許多渠道，知道中國的事情。我從來沒有看見她生過那么大的氣，我也就不敢再提了。直到Ｍｏｔｈｅｒ９６歲去世后，印度人掌權，將大房子收回去，把鉛字都熔掉。"徐先生已忍無可忍。那時有人想讓他定居香港，他不愿，要回大陸。他沒有中國護照，通過中國駐印度大使館，還有朋友出資幫助，他才于１９７８年回到祖國。他說到當時的感覺時說："我真想哭呀，我離開祖國５３年了。"
１９７８年回國后，他被聘為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他幾乎抓緊一分一秒的時間工作，克服種種困難，陸續(xù)整理出版了上述舊著，有的還得以再版。１９８４年出版的《五十奧義書》不僅再版，榮獲翻譯成果大獎，還被臺灣翻版，被評為我國的學術瑰寶；他早年翻譯的尼采著作也一一重新出版。除了舊著外，他又致力于著述，１９９４年出版的《陸王學述》，以現(xiàn)代精神哲學的理念重溫宋明儒家陸九淵、王守仁一派的"心學"；１９９６年又出版了《老子臆解》。他用英文著譯的書則有《周子通書》�１９７８ 、《肇論》�１９８５ 、《唯識菁華》�１９９０ 。有人要為他集印３０年代發(fā)表的百來篇雜文，但他卻引魯迅的話說："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他只選印了一本涉獵很廣，見解獨特的小書《異學雜說》�１９８８ 。在當今學術著作出版難的情況下，他回國２０年來也出了２０多種書，平均每年出一本書，可見他的學術品味已越來越被國人賞識。但他的一肚子學問似乎還未盡"性"發(fā)揮，在他８５歲前后又開始了他的另一項久已孕育的大計劃--譯注佛教密乘真言，即把《大藏經》中原據(jù)古梵語音譯的密教咒語，釋出它的真意，解開禁錮人們精神的千年之謎。另外他計劃重新翻譯《圣經》等。
徐先生曾研讀《圣經》、《古蘭經》、《大藏經》等世界宗教經典，他研究的宗教有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有南亞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有中國道教、儒教等等。這位現(xiàn)代唐僧又是一位了不得的語言學家，他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梵文，還學過希臘文、日文、印度文等。所以，他可以同時用幾種文字校對同一本書。他對古的東西有一種天然的喜愛，他愛中國古文、古詩、古字、古畫。也愛外國的古文、古詩等。徐先生在學術研究上是無畏的，再硬的骨頭他也要啃。他的中國古文功底深厚，他的譯著多采用詩化的古典白話文。他覺得只有這樣才能對應出印度古經書的味道。十幾年前，他對我說："現(xiàn)在翻譯的《圣經》都有些錯誤。可惜中國沒有一部用與《圣經》同時代的古文翻譯的《圣經》"。可惜，由于長期簡樸獨居的生活，導致他嚴重的營養(yǎng)不良，終因肺部嚴重積水而撒手人寰，未能完成他的大計劃。
徐先生一生都在世界的思想寶庫里尋找人類崇高精神的寶藏，他為祖國翻譯了大量的德國、法國、印度的精神哲學的經典，旨在匯通世界不同的精神現(xiàn)象和世界觀，以達到相互理解和滲透的圓融境地。
摯友和忘年交
梵澄先生不愛社會交際，但是他有一二相交甚深的摯友和一群忘年交。
馮至先生是他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時的同學，兩個人有６０多年的交情。可是，碰到一起經常為學問的問題爭論不休。徐先生說："我們是三天一大鬧。"在馮先生去世前，他們倆還有一個問題沒有搞清楚，就是某學者的名字最后兩個字母是ｅｒ還是ｒｅ，他們定好找到作者的簽名為準，可見兩個學問家做學問之認真。他聽說許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曾幾次關心地問馮至與賀麟兩位老友受到什么折磨了，兩位老先生誰都沒有說一個字。我在有些書上看到馮至先生挨斗的記述就拿給他看，他看了以后很難過。
他是一個十分念舊的人。抗戰(zhàn)初期，徐先生在湖南，馮至先生在上海。有人批評徐先生的翻譯有錯，馮至先生就寫文章說沒有錯�馮先生是德國承認的大學者，德國曾給他頒過四個獎 。事情過后，才有人告訴徐先生這事。徐先生對我說了許多次："馮至替我打了兩個月的筆墨官司呦。"
他回國后，也一直受到馮先生無微不至的照顧。他曾為巨著《五十奧義書》的難以出版而苦惱，馮先生得知后即寫信給社科院院長胡喬木，才使這部世界哲學、宗教的經典得以和中國讀者見面。馮先生一家都把徐先生視為親人，有一次馮先生和夫人去德國領獎，當時外匯有限，可是，他們還是為徐先生買了他最愛的煙絲。逢年過節(jié)，他們都不會忘掉徐先生。有一年的除夕，我去徐先生家看他過年的東西準備好了沒有。他家沒有半點過年的氣氛，伴著樓下稀疏的炮竹聲，他一人在擺棋譜。這時，兩個十幾歲的后生小子，蹦著跳著進了屋，叫著："徐公公，過年好，我外公外婆請您去吃年夜飯。"說著兩個人七手八腳地幫徐先生穿上大衣，一邊一個架著徐先生呼嘯而去。第二天問了徐先生才知道是馮至先生的兩個外孫。
徐先生曾作七言律詩《訪友人歸書感》，最后兩句云："祝君壽如金石固，如日如月如川水"，就是對馮至先生的祝愿。１９９３年馮至先生去世時，徐先生哭了。他又和我說起他說了許多遍的那件往事：抗日戰(zhàn)爭剛開始，徐先生回到了湖南老家，那時，馮至先生的家鄉(xiāng)北平已經淪陷，他就把從德國帶回來的寶貴書籍寄往長沙托徐先生保存。沒想到國民黨為了抵擋日寇的進犯，放火燒了長沙城。徐先生的家被燒光了，當然馮至先生的書也一同燒掉了。"嗜書如命"的馮至先生知道后，卻再也沒有和徐先生提過書的事。徐先生每每說起這件事，就說："馮至人好哇，厚道。"
徐梵澄和馮至1931年在德國海德堡
在徐先生最后一次住院前，他幾乎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在為馮至先生寫墓碑。他改寫了好幾次，還讓我看，征求我的意見。對于書法我是外行，常常評論不到點上，徐先生也不惱，反而耐心地給我講，如，"那一筆是古法，不容易得"等等。他愛馮至先生，他要用最美的字永遠地紀念這位好朋友。徐先生和馮至先生的感情勝過親兄弟。
賀麟先生也是徐先生在德國時的同學，也學哲學。賀麟先生知道徐先生回國后，需要用書，就將自己多年的藏書無私地借給徐先生，其中有許多成套的線裝書和德國帶回來的原版書；還把一架德文打字機借給徐先生。為了朋友做學問方便，賀麟先生真可謂慷慨大度。從徐先生回國后，他和馮至、賀麟三個老朋友每年都要到日壇公園里的一家餐廳聚一次，每次，徐先生會高興好一陣。有一次，吃飯回來他對我說："我不如賀麟呀。服務員把給鄰桌做錯的一盤菜給了我們，賀麟拿起筷子就吃，我就做不到。"他們三人的經歷和性情多有不同，但誠和愛使他們結成了天長地久的友誼。
雖然，徐先生去德國最早，可是他年齡最小。賀麟先生和馮至先生在前幾年先后去世，徐先生每每想起好朋友，回憶起他們在一起快樂的時光，就不禁凄然。
不過，他還有一群經常來看望他的忘年交。他稱馮至女兒馮姚平為"明星學生"，因為早年住在馮家時，教過她練毛筆字，她從小學習好，也是工作和治家的能手，徐先生每年做衣服都要請已經是司長的馮姚平幫忙；馮姚平也是得了好茶即送徐先生品嘗，去德國探親一定給徐先生帶來煙絲和咖啡，親如父女。在北京，還有他惟一的遠房外孫女姜麗蓉一家，凡是家中雜務乃至某些繁簡字體的校對工作，他都要請麗蓉夫婦幫忙；他們也以外祖父的道德文章為榜樣，在徐先生逝世后，宗教所把徐先生的遺產贈給麗蓉兩萬元，她一分不留都按照徐先生的遺愿捐給了宋慶齡基金。宗教所的辦公室主任李毓鳳則在生活上給于徐先生許多幫助，老人每次看病住院都由她接送；所里分魚蝦，李毓鳳有時還做好了給徐先生送來。老人對她十分信任，當他病危時見到她，禁不住握著她的手，深情地說："我們是２０年的朋友啊�"
平時來向徐先生問學的中青年學者就更多了。前幾年，《讀書》雜志編輯趙麗雅常來向老先生約稿并成為他的知友，她和她的上海朋友陸灝為徐先生出版豎排繁體字的舊體詩集《蓬屋詩存》出了不少力，先生常常為此念舊。北京魯迅博物館的姚錫佩在年節(jié)時也常來和老人會餐，有一次我問徐先生："介紹你的文章，哪篇最好�"他說："他們寫的，大都是他們自己的感覺，有的與我無關。姚錫佩寫的較實際。"原來那只是一篇簡介他生平、著作的千字文。徐先生還有一些跟他學習梵文的二三十歲的"小朋友"，如北京大學東語系的楊嵋和她的丈夫及朋友們，他們都十分崇敬先生，為挽救先生寶貴的生命，積極訪醫(yī)問藥；先生的猝死，他們忍不住失聲慟哭，痛悼失去了一位良師。外傳徐先生脾氣古怪，其實，他是一位仁藹平易的學者。
我家先生廖秋忠是研究語言學的，他和徐先生同一年回國定居。自從和徐先生做了鄰居后，他每次出國出差，也會像待家里人一樣給先生帶份小禮物；還時常與徐先生探討學問。徐先生之于我則是亦師亦友，徐先生教過我古文和國畫。因為我學的是計算機軟件，文字功底差，又不用功；還經常去住院開刀，一刀開下去就是半年下不了床，但先生仍經常鼓勵我。１９９１年，我先生突然去世，徐先生看見我，舉起緊攥的左手說："勇猛�要勇猛。"后來，看我老是責備自己，就對我說："人生就像一本書，沒有一本書是沒有勘誤表的。你的勘誤表是短的。"我豁然開朗，從憂郁的心情中掙扎出來。
我們樓里的人都仰慕徐先生，像院部副秘書長孫耕夫先生、日本所何方先生、哲學所蒙登進先生、語言所丁聲樹先生一家都成了先生的好友。但是不少人又都苦于聽不懂他的長沙官話，大翻譯家董樂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我告訴他徐先生的話沒有那么難懂。一天，他下決心去看望徐先生，兩人說了幾個來回實在是無法溝通。最后，兩個中國人只好借用英語，結果交談甚歡。后來，董先生跟我說徐先生的英語真好。董先生是翻譯《西行漫記》和《第三帝國的興亡》等著作的大翻譯家，他的作品語言精練犀利。他說徐先生英語好，那就絕不是一般的好。
勤奮博學，不慕名利
徐先生的博學，源于勤奮。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喝一杯咖啡，就背梵文。天亮了以后，他在曬臺上做一套自己編的操。然后，在客廳里抽一斗煙，休息一下。到了八九點鐘才吃早飯。早飯吃過，就到北屋做正事，或寫書或翻譯，一直到１２點才停止工作。然后，在客廳看報紙。一點左右吃中飯。小睡一小時，又起來抽一斗煙，再工作。晚上，通常不工作，除非稿子催得緊。他為了保證身體健康多做工作，在印度時，經常在４０多度的高溫下疾走。他在最后兩年，常常抱怨說自己老愛困，我說："你困了就睡吧。"可是，他覺得這樣太浪費時間了，就喝濃咖啡提神。
30年代徐梵澄贈魯迅先生詩
我問過他："你是怎么學梵文的�"他說："我最初是在印度泰戈爾大學時學的。我是作為教授去的，我教人家中文，人家教我梵文。每天學半天，學得苦呀。梵文是要背的，現(xiàn)在我每天早上還要念一段梵文呢。"他在９０歲以后去住醫(yī)院，每天早上還要背梵文。他曾經給我背過，實在像一種歌，很好聽。他過世后，我?guī)椭硭倪z書，看到他從印度帶回來被蟲蛀滿窟窿的梵文書上，有他用英文寫的整齊的注解。他是不受時空的限制，可以與印度古代圣人交流的人，也是中印文化交流達到最高境界的人，后人很難再達到他的高度了。
徐先生也有很好的數(shù)學功底。他在與我閑聊時說過，他在印度幾十年，沒有中國的年歷，他就自己計算。有一年，別人說他算的春節(jié)差了一天；后來，有人從香港帶回日歷，才查明他是對的。他還對我說過埃及是太陽歷，中國是月亮歷，最精確的是瑪雅人的太陽歷與月亮歷結合的歷法。
他還告訴過我，在德國留學時，他的教授跟他說："學習是為了活著，不是活著為了學習。"可我看他到９０多歲了，還是活著為了學習。１９８４年，我的女兒幾個月的時候，經常去他那邊玩。有一次，他對我說："我要是沒有看見你女兒呀，我都不知道我是死了還是活著。"他都鉆到書里去了。在他８０歲的時候對我說："我要封筆了。"過了沒有半個月，他又開始寫東西。我說："你不是要封筆了嗎，怎么還寫呀�"他說："那我一天到晚干什么呀�"我說："你就每天畫畫、寫字、刻圖章。"他說："那不是成了玩物喪志了。"
徐先生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很嚴，包括自己的學說。有一次，他對我說："我的《老子臆解》出了這么多年，怎么沒有一篇批評的文章呀，有些地方我都看出不妥，怎么就沒有人寫文章呢。"我心想，在當今有幾個人能完全領會他的學問呢�他和那些批評不得的人形成多大的反差呀。
徐先生為人清高孤傲，不慕名利。他對我說："我最解放，因為我不要名也不要利。"他確實說到做到，以他和魯迅先生的關系和學問，或可得到各種頭銜，可是他經常躲著不見各種宣傳媒體。近１０年，他經常卻酬，也就是不要稿費。
１９９８年腫瘤防治宣傳周，我和朋友策劃給癌癥病人開三場音樂會，但經費不夠。他知道后馬上捐出１０００元，捐獻者中他是捐的最多的一位。回來后，我對他說："我知道你不喜歡出名，就在音樂會上說，是一位８９歲的老人捐的。"他說："這都不必說。"他去世后，從遺物中發(fā)現(xiàn)他有多種捐款收據(jù)，這些事他從來沒有對我說過。
徐先生也有在別人看來古怪的地方。比如，離我們樓幾十米的地方建了三座二十幾層的新大樓，因為擾民發(fā)給每戶１０００元。他認為這錢不應該要，就捐給了希望工程。還有，《文匯讀書周報》每年送他一份報紙，他卻非要自己訂，認為報紙應該自己訂。
他的家中除了電燈、電話，電冰箱�馮姚平要他買的 ，再無電器。他的生活非常簡樸，除了愛吃肥肉外，在飲食上別無挑剔。他讓我給他補了好幾次磨破的毛衣袖子，現(xiàn)在很少有人穿這么破的毛衣了。徐先生雖然是常常穿著破舊的衣服，可是，他身上自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氣派。
但他又不是一個謹小慎微的人。有一次，徐先生送給我東西，我馬上又還他些禮。他就對我說："你看泉水清不清呀，清澈見底。大江大河混不混呀，泥沙俱下。可是，泉水清得連條小蝦也沒有。大江大河呢，渾渾沌沌，泥沙俱下，可里面什么都有。人做事就要有氣魄，不要只注意小事，才能夠成大事。"我是在他那里上的第一堂哲學課。
徐先生的一生都在追求人類的精神解放。他有幸接觸到世界精神哲學的精華--尼采和室利阿羅頻多；他又有魯迅和Ｍｏｔｈｅｒ思想的真?zhèn)鳎炀土艘晃坏赖挛恼戮呒训膰鴮毤壌髮W者。我有幸和他成為鄰居，他的為人和學問為我所敬仰。我愿世人更多地了解這位埋頭學問的現(xiàn)代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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