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十年文選座談會后，雷啟立答問

 
問：雷啟立先生，這十年間，《讀書》做了不少貼近現實社會的問題的討論，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場討論？請作出你的評價。

雷啟立：經過近十多年的努力，讀書雜志所關心的問題及其討論對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不單單是在某一場討論，而首先是在總體上的：與學院知識有連接卻并不學究的，盡可能快地對社會現實的變化作出一個知識群體所可能有的反應——雖然不一定都怎樣深刻，卻為日益科層化的學院知識群體提供了“有機”的可能，做出了一個很好的樣子；不讓思想和知識的多種面向為西方主流理論所遮蔽，盡可能豐富地引入和彰顯各種還在邊緣的甚至不入流的思想和言說——而這些思考和言說對于應對當下中國的社會問題有著重要的啟示；不讓知識和理論為某一個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所占有和利用，而是盡可能深入地讓知識和思想滲入到社會各個層面產生作用——事實上也對社會文化的變化產生了主要作用，至少使不少被遮蔽的問題浮出了水面；不是局限于某一個階層或者僅僅是中國人的立場提出和思考問題，而是表現出了作為一個大國的知識群體對于各種具有世界性問題的所應該有的宏闊視野和對“他者”問題的關心。——用王曉明教授常常喜歡用的句式說，它表現出了一個負責任的知識群體的刊物應該有的樣子。
        我個人感受深刻的這些討論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具有典型意義的也是印象深刻的是2003年六七月間有北京大學改革方案所引起的關于“大學改革之路”的討論。討論所牽涉的事件具有強烈的當下性，牽涉知識群體的自身處境和利益，牽涉現實的人事關系，是一場短兵相接的論爭。事件又不僅是現實利益問題，還與今天這個時代大學的理念及其社會責任、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的獨特性、理論討論與現實操作之間的距離，直接把作為知識主體的知識份子群體放到個人利益及其理念、個人與國家等等問題面前拷問，非常有意思。很有意思的還在于這一討論的過程及其在此后幾年體現出來的結果。討論很熱烈，問題被彰顯出來，當然有很多人發言，也有很多人不發言。重要的理念問題被理論化甚至虛空化，現實的問題被現實地妥協和轉嫁。大學的問題給廣泛認為是社會問題而受到重視了，這是肯定的，但此后大學格局的變化（不止是北京大學）是向著好的方向還是壞的方向變化了，難說。其他如對三農問題的討論等等，也大抵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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