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 削 問 題 新 探

　　《系統唯物主義綱要(初稿)》»現實觀»官僚主義的實質»剝削問題

　　曹 曙

　　定義問題

　　什么是剝削？這個問題目前似乎是很清楚了，“剝削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或集團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壟斷，無償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團的剩余勞動，甚至一部分必要勞動。”① 這是目前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對“剝削”的定義。

　　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定義的前半部分只是剝削的一種社會手段，而不是剝削的本質內容。如果像這樣把剝削的某一特定社會手段也放進定義里去的話，則生活在奴隸社會的政治經濟學家就要把“剝削”定義為：社會上一部分人或集團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壟斷和對另一部分人或集團的人身占有，無償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團的剩余勞動，甚至一部分必要勞動。不言而喻，到了封建時代，則政治經濟學家就要修改定義了，即修改成：剝削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或集團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壟斷和對另一部分人或集團人身的變相占有（半占有），無償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團的剩余勞動，甚至一部分必要勞動。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則政治經濟學家必須再一次修改定義，即修改成前述被目前的人們所普遍接受的對“剝削”的定義。這種我們假設的對“剝削”的定義不斷修改的過程，恰恰反映了剝削的社會手段不斷發展和進步的過程。很明顯，這種把剝削的某一特定社會手段也放進定義里去的“定義”所定義的不是剝削，而是某一特定性質的剝削，是諸如“奴隸制剝削”、“封建制剝削”和“資本主義雇傭制剝削”等等，而不是剝削本身。

　　顯然，目前人們所認識和定義的“剝削”是“資本主義雇傭制剝削”，而不是剝削。

　　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其表現本質內容的任何一種特定形式都不等同于其本質內容。如果我們在認識事物的時候不去區分它的表現形式與本質內容，而把事物的某一特定表現形式也看成是其本質內容的一部分的話，就會使我們對該事物本質內容的認識發生僵化，即僵化在這一特定的表現形式之下。對剝削的認識也是如此。

　　透析人類歷史上諸如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雇傭制等等一切具體的剝削方式，抽象出他們共同的本質內容，就能暴露出剝削的真面目。奴隸主占有奴隸和土地，地主占有土地和變相占有農民，資本家占有廠房機器和以“饑餓紀律”束縛工人等等，都是為了達到占有他人勞動的目的；而歷史上這一切剝削者對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占有、變相占有和間接占有，又都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的社會手段。至此,我們應該能夠看出，剝削不僅僅是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達到的。所以，我們對剝削的認識不應該僵化在“資本主義雇傭制剝削”這個特定的形式之下。

　　什么是剝削呢？剝削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或集團憑借一定的社會手段，無償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團的勞動。我們必須看到，剝削者所憑借的“一定的社會手段”是對（由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組成的）生產力的有機整體的擁有，而不是僅僅對生產力中個別要素的擁有。

　　存在條件問題

　　什么是剝削存在的條件？這個問題目前似乎也很清楚了，那就是： 1、剩余勞動的存在，生產力水平達到使勞動者在維持本身生存外，還能提供剩余產品； 2、（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使一部分人能憑借生產資料這種實物條件去占有別人的勞動。但是，當我們對剝削的認識從“資本主義雇傭制剝削”的框框中解放出來以后，我們發現，這兩個條件只是“資本主義雇傭制剝削”存在的條件，而不是剝削存在的條件。

　　剩余勞動的存在，是資本主義雇傭制剝削存在的前提條件，但不等于剝削存在的前提條件。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章開頭引用的《政治經濟學辭典》對“剝削”的定義中已經部分地包含了這一點。其中所說的“甚至一部分必要勞動”表明：剩余勞動存在與否不必是剝削存在的前提條件。

　　人們之所以把剩余勞動列為剝削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因為擔心剝削超出剩余勞動會使被剝削者無法維持本身生存而將整個社會毀滅掉。其實這種擔心大可不必——人類的生存還享受著環境的補充（即來自大自然的恩賜）。

　　如何理解全部勞動、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呢？全部勞動應該是指勞動者在勞動中創造的全部勞動成果；必要勞動應該是指勞動者為維持自身勞動力的存在以及繁衍（至少等于自身勞動力的）新的勞動力所必須的勞動成果；剩余勞動則應該是指全部勞動和必要勞動之差。

　　人類文明社會的誕生是社會上出現剩余勞動的標志和反映，人類文明是剩余勞動的必然產物。我們把“會勞動”當作人類區別于猿的萌芽和開端、當作人類成為自然界的“異在”的萌芽和開端、當作生產力的起點，就能畫出一個示意性的圖來，幫助我們思考問題。人類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生產力水平越高，生產勞動所提供的剩余勞動就越多。當我們的目光逆著歷史的長河向上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剩余勞動越來越少、越來越少……。在人類的今天，全部勞動大于必要勞動是司空見慣的。在人類的昨天，全部勞動約等于必要勞動，剩余勞動即將出現，這也是易于理解的。我們以前沒有太注意的一個問題是：

　　在人類的前天，人類的全部勞動曾經是小于必要勞動的，這個小于的部分是由環境補充的（即由大自然恩賜的）。正像大自然哺育了魚蝦鳥獸一樣，大自然也曾哺育了人類。環境（即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始終存在著，當人類的全部勞動小于必要勞動時，大自然的恩賜是非常必要的；當人類的全部勞動大于必要勞動的時候，大自然的恩賜則變成剩余性的了。在人類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即全部勞動小于必要勞動的時代，人類的生存部分地依賴于自然環境的補充。因而在這個意義上說，這時的人類還不完全、還有動物性、還是“蒙昧”和“野蠻”的人類。只有生產力水平發達到全部勞動等于并超過必要勞動、即社會上出現剩余勞動的時候，完全的、脫離了動物性的人類和人類社會才產生了——人類文明及文明社會誕生了。展望人類的明天，剩余勞動在全部勞動中所占的比例會越來越大，必要勞動所占的比例會越來越小。這種比例的變化是一種量的積累，而量的積累是遲早要導致質變的。這種比例的變化所引起的質變就是人類勞動由必要性的轉變成剩余性的。當極度發達的生產力使剩余勞動在全部勞動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大時，勞動從我們今天這種必要性的勞動質變成剩余性的勞動，全部勞動和剩余勞動雖然還有量的微小不同，但人們已無法從質上區別二者。從這個意義上說，那時我們今天這種剩余勞動已經不存在了，它連同我們今天這種意義上的勞動一起質變成了“新勞動”；我們今天這種文明也不存在了，它質變成了“新文明”；今天意義上的人類也不存在了，人類發展到更高一級去了。在那時的考古學家看來，我們又是他們眼里的“猿”了。總之，人類文明依賴于剩余勞動，文明社會的出現標志著剩余勞動的產生，人類文明是剩余勞動的產物；勞動的質變（即從必要性的變成剩余性的）將導致人類文明向更高一級轉化。

　　當剩余勞動還沒有出現、人類文明還沒產生的時候，剝削就早已存在著了。

　　人們對史前史的研究表明，人類是經過原始群和氏族制后發展到奴隸社會亦即文明社會的。遠在文明社會產生以前，“氏族首長及其他為氏族服務的如軍事首領，巫師，利用自己的地位發財致富，首先就變成氏族貴族，成為富裕的家庭，逐漸地與一般氏族成員在財產分配上形成了不平等的狀態。”② “利用地位”與“發財致富”之間是怎樣聯結在一起的呢？ 這個聯結在今天看來似乎簡單得毫無研究的必要，因此就沒有人去研究這個聯結了。然而這個看似簡單的聯結中隱藏著驚人的秘密。

　　“利用地位”“發財致富”是人類最原始的剝削方式。“地位”既不是勞動工具，也不是征服自然的技能，因此，“利用地位”“發財致富”絕不是有地位的人向自然界索取了更多的物質資料，而只能是有地位的人從其他勞動者身上索取了更多的物質資料（勞動成果）。“利用地位”“發財致富”的實質是剝削，是這一特定方式的剝削，而不是別的什么東西。

　　“地位”是氏族首長及其他為氏族服務之人的權力化身，它包含著某一特定方式的剝削的社會手段。我們知道，人類的勞動從一開始就是共同的和社會的，“人們當時為要在森林中采集果實，在水里捕獲魚類，建筑某些住所，便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則便會餓死，便會成為猛獸和臨近部落的犧牲品。”③ 人們在共同的勞動中有著對協調、支配和指揮等等的需要，并且勞動復雜程度越大，這種需要越是必不可少。滿足這一需要的絕不是什么超社會、超人類的東西，而只能是社會、人類自身的力量。人類滿足這一需要的東西就是職權。職權是社會生產勞動的孿生物。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原始的“按需分配”中，掌握“職權”的人常常比一般勞動成員更能滿足自己對勞動成果的需求。這時的“職權”充當了使少數人比一般勞動成員享用更多勞動成果的工具，充當了社會上一部分人無償占用他人勞動的社會手段。這時，“職權”已不是原來的職權，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⑴職權變成了權力，超出了“職”的范圍；⑵權力不完全是公有的、為勞動服務的了，它已經包含著（并逐漸增多著）私有、私用的成分；⑶權力的私有部分成為了最初的剝削手段；⑷權力已不再是群體賦予的，它越來越變成以暴力奪取和以暴力維護的了。包含在生產力要素或勞動成果的權力中的私有、私用成分，我們應稱之為生產力要素或勞動成果的私權（簡稱私權）。簡言之，職權發展到權力，就是在職權的機體上滋生出了私權。事實上，在人類的很大一部分歷史階段中，生產力要素或勞動成果的權力包含著兩部分，一是滿足社會生產勞動需要的部分，我們稱之為職權；二是為個人或個人所代表的社會集團牟取私利的部分，我們稱之為私權。“利用地位”“發財致富”，正是社會上一部分人或集團憑借所掌握的私權，無償地占有他人的勞動。

　　事實上，人類在發展到文明社會以前，就早已發展到了剝削社會。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當人類社會發展到社會上一部分人利用地位發財致富的時候，其實質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了一部分人以所掌握的私權作為社會手段剝削他人的階段。這時，社會中出現了兩大經濟利益根本對立的社會集團：氏族貴族和一般勞動成員；擁有私權進行剝削的人與沒有私權而被剝削的人之間的人際關系產生了。奴隸社會是人類的第一個文明社會，它的出現，才表明人類社會出現了剩余勞動。顯然，剝削關系的出現表明人類發展到了剝削社會，這時的人類還遠沒有發展到文明社會，人類社會還遠沒有出現剩余勞動。

　　人類社會最原始的剝削的出現，遠遠早于剩余勞動的出現。這表明，剩余勞動存在與否不是剝削存在的前提條件。

　　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是資本主義雇傭制剝削存在的前提條件，但并不等于是剝削存在的前提條件。

　　人類的私有現象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人類的私有現象和生產資料私有制都是同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對應的，但是，生產資料的私有晚于私有現象的出現而出現、早于私有現象的消滅而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是人類整個私有現象存在過程中一定歷史階段的現象。當人類的全部勞動還小于必要勞動——剩余勞動還沒產生時，由于環境的補充，出現個別的生活資料的剩余是完全可能的。正是由于生產力的發展，由于個別的、偶然的和不連續的多余生活物質資料的出現，導致了人類私有現象及私有觀念的產生。這時的“私有”，主要還是生活資料，如住所和日常生活用品等等。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當個體勞動成為可能時，人類“私有”的范圍才逐漸擴大到了生產資料。隨著生產力的更進一步發展，當剩余勞動出現時，人類的“私有”達到了完備的地步，從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擴大到了勞動者的人身。當生產力發達到一切私有制都不能適應它的發展要求時、即當變相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官僚制）也消滅了的時候，人類還不能走出私有社會。這時，生活資料的私有還保留著，私有觀念還廣泛地存在著。

　　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出現以前，人類早已進入了私有社會，生活資料的私有早已使剝削存在于世了。對史前史的研究表明，當絕大部分生產資料還不屬于私有的時候，生活資料已經完全私有了；當絕大部分生產資料還不屬于私有的時候；社會上一部分人已經“利用地位”“發財致富”了，已經使用他們掌握的私權剝削另一部分人了。由此可見，剝削的存在并不依賴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的存在。

　　那么，什么是剝削存在的條件呢？

　　    首先我們看到，剝削行為所針對的不是別的，是勞動成果，因此勞動成果的私有必定是剝削存在的前提條件之一。當人類的生產力水平極其底下的時候，即使有豐富的環境補充，人們的生活資料也還是沒有多余。這時，人類的一切物質資料都是公有的，私有現象和私有觀念還沒有產生，剝削是不可能存在的。當人類的生產力提高到一定水平時，雖然剩余勞動還未產生，但由于環境的補充，人們的生活資料已經略有剩余。這時，私有現象和私有觀念產生了。這時的“私有”對象是包括勞動成果在內的生活資料。勞動成果私有現象的存在，使得人們與勞動成果的結合已不取決于需要與否而取決于“占有”與否，使得社會上一部分人“利用地位”“發財致富”有了前提條件。可見，勞動成果私有現象的存在，是剝削存在的前提條件之一。

　　其次我們看到，在剝削的實現過程中，剝削者總是要憑借一定的社會手段使勞動者與其勞動成果相分離，因此，使勞動者與其勞動成果相分離的社會手段的存在，是剝削存在的另一前提條件。無論剝削者所憑借的社會手段以怎樣的形式存在，它都是以勞動者與其勞動成果相分離為基礎、為實質的。當生產力發展到出現私有現象的時候，人們逐漸看到，能否與勞動成果結合，不取決于是否進行了勞動，不取決于是否有對勞動成果的需求，而是取決于是否“占有”,是否“所有”；剝削者看到，“地位”（即私權）能帶來對勞動成果更多的“占有”或“所有”，進而能使自己與更多的勞動成果結合在一起。當生產力發展到使個體勞成為可能時，人們看到，不僅與勞動成果結合的多少取決于對勞動成果“占有”或“所有”的多少，而且“占有”或“所有”勞動成果的多少又取決于“占有”或“所有”生產資料的多少；剝削者看到，不僅“地位”能帶來多余的勞動成果，而且“占有”或“所有”多余的生產資料也能帶來勞動成果。關于這一點，“就云南幾個少數民族的材料可以看到其中的情況：（1）由利用原始協作的形式剝削勞動力到雇工……（2）由借地耕種、分種到地租剝削……（3）放債……（4）分養家畜……。”④ 當生產力發展到全部勞動逐漸超出必要勞動、社會上逐漸出現剩余勞動時候，人們發現，勞動成果不僅是各種生產資料帶來的，而且最主要的還是勞動著的人——勞動者帶來的；剝削者發現，僅僅占有生產資料是不夠的，占有了勞動者才是占有了創造勞動成果的“最完備的工具”。奴隸制應運而生了。

　　總之，剝削賴以存在的條件不是剩余勞動的存在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存在。剝削存在的條件是：（1）勞動成果私有現象的存在，它使人們與勞動成果的結合不取決于需要與否或付出勞動與否，而取決于“占有”與否；（2）存在著把勞動者與其勞動成果分離的社會手段，使社會上一部分人能將他人的勞動成果化為己有。

　　歷史作用問題

　　關于剝削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似乎很清楚了。“評定剝削功罪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它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剝削促進生產力發展時，要肯定其合理性，采取歷史的容忍態度。”⑤也就是說，剝削在歷史上有時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而有時又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果真如此嗎？

　　這種認為剝削不但能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且也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觀點，似乎在恩格斯那里找到過依據。恩格斯說：“當一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的時候，甚至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里吃了虧的那些人也會熱烈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就是如此。”⑥ 然而在恩格斯的著段話中，并沒有關于剝削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含義。“在和這種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里吃了虧的那些人”之所以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其原因恩格斯說得很清楚，是“這種生產方式”“處在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也就是說，“這種生產方式”中新興的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我們不能因為某種生產方式處于自身發展的上升階段，就認為（包括剝削再內的）這種生產方式中的一切都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都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在相應的分配方式里吃了虧的人歡迎“這種生產方式”，就得出剝削本身也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結論。

　　剝削是一種社會行為，它對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只可能象“革命行為”或“反動行為”對歷史發展的作用一樣——要么是促進、要么是阻礙，二者不可兼屬，而不可能象社會關系（如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作用一樣——相適應則促進、不適應則阻礙。如果剝削行為既能阻礙生產力發展，而有時又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則我們必定能找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剝削行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剝削行為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剝削行為。然而事實上，世界上只有一種剝削行為，即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剝削行為。倒是剝削方式和剝削關系卻有兩種：一種是適應并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新興的剝削方式和剝削關系，另一種是不適應并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腐朽沒落的剝削方式和剝削關系。

　　任何發展著的事物，都是包含著“動力”和“阻力”的矛盾同一體，并且正是由于事物內部“動力”和“阻力”的矛盾運動，造成了事物波浪式（而不是均勻地直線式）地向前發展。當新生的事物蓬勃發展時，是由于其內部的“動力”占據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內部的“阻力”處于矛盾的次要方面，而不是事物的內部只有“動力”沒有“阻力”。當腐朽的事物相對地停滯不前時，是由于其內部的“阻力”占據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內部的“動力”處于矛盾的次要方面，而不是事物的內部只有“阻力”沒有“動力”。“動力”和“阻力”這一矛盾以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方式運動著，因而事物總是以新舊交替的方式向前發展著。生產力的發展也是如此。

　　剝削是人與人之間（即人類中的一部分向另一部分）索取物質資料的索取行為，而不是人類向自然界索取物質資料的索取行為；它是人類對自然界進行征服和改造過程中的“內耗”行為。因此，剝削必然阻礙著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和發揮，它必然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它總是屬于生產力發展中的“阻力”方面。剝削就像是生產力中的“癌細胞”，人們不能因為少量的癌細胞在強大的免疫力面前并未危及健康就否認它對健康的危害性，更不能因為某種殺死癌細胞的治療的副作用損害了健康就誤認為癌細胞不能殺、就誤認為癌細胞有時也還會有益于健康。

　　首先我們看到，剝削總是阻礙社會勞動力的提高。其一，剝削阻礙勞動者與先進科學技術相結合。由于勞動者取得勞動成果的多少不僅僅取決于所付出的勞動量的大小（和勞動的質的優劣），還要取決于被剝削與否和其量的大小，因此，剝削總是挫傷勞動者與先進科學技術相結合并創造更多物質財富的積極性，反而提高“勞動者”與剝削的社會手段相結合、進而占有并享用更多物質財富的積極性。又由于剝削的存在，勞動者只能得到其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因此，剝削總是減少勞動者掌握先進科學技術和提高勞動技能的物質條件，而剝削者的奢侈和荒淫卻正是建立在減少這一物質條件的基礎之上的。其二，剝削阻礙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人類腦力勞動的成果、是人類精神財富的積累。由于剝削的存在，腦力勞動者只能得到其腦力勞動成果的一部分，因此，剝削不但挫傷人類進行腦力勞動的積極性，減緩科技進步的步伐，而且使一部分科技成果被剝削者無償占有并進一步用于剝削，擴大著生產力的損失。也就是說，剝削的存在使得人類的精神財富不能全部用于繼續不斷地認識自然界，而使得一部分精神財富服務于人類內部一部分對另一部分的占有，因此剝削總是降低科學技術的進步速度、阻礙科學技術的發展。

　　其次我們看到，生產力的價值取向是社會生產體系的有序和運動的有序，而恰恰相反，剝削的價值取向是社會生產體系的無序和運動的無序，它限制了生產資料的有效使用和效能的充分發揮。其一，就人類和自然界這兩者而言，剝削是人類內部的“局部行為”和“短期行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杜甫詩）是人類剝削把局部的發展建立在全局的停滯甚至倒退的基礎之上的行為；“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則是人類剝削把暫時的發展建立在長期的停滯甚至倒退的基礎之上的行為。這兩種行為都限制了包括生產資料在內的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的使用和發揮。其二，剝削浪費生產資料。由于剝削的存在，人類的一部分生產資料不能轉化成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物質資料轉化成了人征服人的工具或奢侈品，而不是投入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和新勞動力的再生產中去。

　　再其次我們看到，剝削總是起著阻礙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作用。由于剝削者擁有的是社會生產力的有機整體，只不過是通過直接占有其中的某一部分來達到擁有整體之目的，因此，勞動者總是要首先以一定的方式與剝削者結合，然后才能同生產資料結合在一起形成社會生產力。這說明，剝削的存在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能力受到了人為的阻礙影響。另外，剝削是人類寄生和荒淫的生活方式的根源，勞動者被剝削走了的那部分勞動成果常常不能用于物質資料和新勞動力的再生產，這更是直接地阻礙著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

　　然而，剝削關系與剝削（以及反抗剝削）發展的需要之間適應與否的問題，以及剝削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的大小問題，值得討論。

　　當一定的剝削關系適應剝削發展的需要時，減小剝削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而當某一特定的剝削關系不適應剝削發展的需要時，剝削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則會增大。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或阻礙作用，其中內含著剝削關系對剝削給生產力發展造成的阻礙作用的減小或增大。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 在剝削產生以前，“人們”都是勞動者，“人們”中間還不存在剝削者；當剝削產生以后，“人們”中已經包含著越來越多的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了。因此在剝削社會中，生產關系不僅僅是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而且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以及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剝削社會中的生產關系是包含著剝削關系的范疇。在剝削社會中，當某一種生產方式處于上升階段時，即新興的生產關系較好地適應生產力發展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新興的剝削關系較好地適應了剝削的發展需要，減小了剝削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反之，當剝削社會中的一種生產方式處于末落的階段時，即腐朽的生產關系越來越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腐朽而過時的剝削關系越來越不適應剝削的發展需要，增大了剝削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也確實證明了上述這一點。在歷史上，生產力水平決定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表現為：剝削的發展需要決定著剝削關系。而生產關系適應并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部分表現為：剝削關系適應剝削的發展需要并減小剝削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反之，生產關系不適應并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一部分表現為：剝削關系不適應剝削的發展需要并增大剝削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

　　至此我們應該看出，剝削關系適應剝削的發展需要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剝削（在某種條件下）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大工業興起時期的英國工人之所以歡迎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新興的資本主義剝削關系適應了剝削的發展需要（即從封建剝削發展至資本主義剝削的需要）。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所以是“新興”的、處于上升階段，其原因在于：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適應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新興的資本主義剝削關系適應剝削的發展需要從而減小了剝削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自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括它的生產關系）象人類歷史上一切生產方式一樣，不可能永遠是“新興”的，當它的腐朽和末落充分地代替其“新興”的時候，它必將被新的生產方式所代替。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剝削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作用始終存在著，只不過其阻礙作用經歷了一個由小變大、由弱變強、由不明顯到明顯的過程罷了。

　　這很象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組裝的生產方式的列車，從“勞動的產生（一次質變）”這個始發站出發，向著深邃的宇宙間的一個目標駛去，這個目標就是“勞動的消亡（二次質變）”。當列車途徑某一區間時載上了必然要上車的一些乘客，它們就是剝削方式。這些乘客的舒適與否，反映出列車的運行情況良好與否，而這些乘客自身的存在（即剝削）卻只能或多或少的增加列車前進的困難。

　　消滅問題

　　剝削的消滅是一個過程，它既是生產力提高的客觀過程，又是人們為了生產力持續提高（即健康發展）而不斷變革社會的主觀見之于客觀的實踐過程。

　　它首先是生產力提高的發展過程。這是因為剝削與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互相對應，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遙遠的過去，剝削的產生和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在過去、現在和將來，剝削的成熟、過熟和消亡也同樣是生產力更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任何一種方式的剝削都是與一定的生產力水平相對應的，這是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都不可違背的客觀規律。一方面，如果人們脫離生產力提高的發展標準去主觀地“消滅”或“徹底消滅”（而不是真正的、科學地消滅）某種剝削，其結果是連同相當一部分生產力也被消滅了；人們若要修復這部分曾經被消滅了的生產力，則最終必須容忍與之水平相當的剝削的恢復。另一方面，如果人們脫離生產力提高的發展標準去主觀地維持或擴大（而不是真正的、科學地消滅）某種剝削，任由其泛濫，其結果則是由于過度剝削的巨大內耗使生產力畸形“發展”到自我毀壞的境地；最終不得不以生產力的停滯或倒退為代價消除過度的剝削，以換取生產力的繼續提高。這兩方面已經被人類時至今日的歷史所證實，人們不應再脫離生產力提高的發展標準而意氣用事。

　　當剝削的內耗作用阻礙生產力提高時，人們很容易看清剝削的歷史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當人們脫離生產力提高的發展標準而把相當一部分生產力連同相應的剝削一起消滅的時候，或者當人們遵循生產力提高的發展標準而允許相應的剝削存在并獲得生產力健康發展的時候，人們便容易誤認為剝削有時候是起著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歷史作用的。

　　正是因為各種方式的剝削都是與其生產力水平互相對應的，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又是連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人們不可能（通過某種變革）在一夜之間把剝削悉數消滅干凈。事實上，無論人們在社會形態更替時的變革行為多么激烈、多么徹底，人們所能消滅的只是舊式剝削的統治地位，而舊式剝削還必然會以新的、非統治地位的、殘留的形式與新式剝削共同存在于新社會形態的新興和上升階段（即前半段）；當人們隨著生產力發展把舊式剝削逐步消滅殆盡時，新式剝削的不合理性將因取代其合理性的主導地位而變得越來越明顯了，這個曾經是新的社會形態開始走下坡路了（即發展到后半段）。這是生產力發展規律在剝削這個事物層次的表現，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如此，從封建社會到資本社會如此，從資本社會到后資本社會也是如此，直至剝削被最終消滅。

　　其次，與生產力提高的發展同時，剝削的消滅還是人們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為了生產力持續地提高（即健康地發展）而不斷變革社會的實踐過程。

　　對于剝削而言，社會是由剝削的獲益者和受損者組成的（與社會剝削的損益平衡無關者當然可以暫且不計）。在剝削的產生和成熟階段，剝削的獲益者是社會的否定因素，而受損者則是社會的肯定因素，剝削的獲益者不斷地否定社會、擴大剝削，把剝削推進到完全成熟、開始走向消亡的地步。在剝削的過熟和消亡階段，剝削的獲益者是社會的肯定因素，而受損者則是社會的否定因素。在剝削已經過熟而走向消亡的一定社會形態中，似乎生活著三種剝削的獲益者：舊的、占主導地位的和新興的。但新興的“獲益者”實質上是該社會形態末期的受損者而下一個社會形態的獲益者，因此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中，本質上是兩種剝削的獲益者：舊的和占主導地位的獲益者，他們都是該社會的肯定方面。任何事物的肯定方面都不會自動前進。任何事物的前進都是由否定方面推動肯定方面的矛盾運動造成的。因此，剝削的消滅是社會剝削中的受損者在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順著生產力健康發展和持續提高的方向與剝削的獲益者斗爭的過程，是人們按生產力發展標準不斷變革社會，以求越來越共享生產力發展成果的過程。

　　用徹底的唯物主義武裝起來的人們對剝削的消滅應該是這樣的：遵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推翻舊式剝削的統治，承認舊式剝削暫時適當存在和新式剝削暫時取代其統治地位的必然性；以社會法律手段保證勞動者分得生產力提高所帶來的利益的比例高于剝削者，并且不斷提高勞動者的受益比例；最終消滅剝削。總之，唯物主義對剝削的消滅既不是“積極”到試圖以“徹底的革命”在一夜之間完成，也不是消極地等待其自行消亡，而是（隨生產力發展同步地）站在被剝削者的立場上通過與剝削者的斗爭而不斷減小剝削、最終消滅剝削。即，唯物主義者要消滅的是剝削的擴大、相對擴大（即滯后于生產力提高地減小）和停滯，從而最終消滅剝削。

　　正如人們所知，無論是健康的人還是生病的人，體內都生存著病菌和癌細胞，只是健康的人體內的數量較少且免疫系統工作正常、很好地抵御著其對人體健康的危害而已；而人因為病菌和癌細胞的生病則是因為其免疫系統工作不正常或病菌和癌細胞過多以至于免疫系統無法承受所致。也正如人們所知，在人類目前的醫療科技水平下，要將人體內所有病菌和癌細胞盡數殺死的辦法只能是將人體也一起殺死；而只有當人類的醫療科技水平發展到能夠在不必殺死人體本身的情況下就能盡數殺死其體內的所有病菌和癌細胞時，通過盡數殺死體內所有病菌和癌細胞從而保持健康的方法才有可能被應用。剝削的存在與生產力發展的關系類似于病菌和癌細胞與人體健康的關系，剝削的消滅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關系類似于病菌和癌細胞的消滅與人類醫療科技水平的關系。當生產力水平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在不傷及任何一點生產力本身的情況下就可以徹底消滅生產力（體內）所包含的剝削時，人們還只能（遵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不是消極地）允許剝削的存在，人們還只能依靠（遵循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隨時消滅過度剝削的方法而不是依賴一勞永逸地盡數消滅所有剝削的方法保持生產力的健康發展。當人類的生產力水平發展到可以在不傷及任何一點點生產力本身的情況下就可以徹底消滅生產力（體內）所包含的剝削時，剝削真的會被最終徹底消滅了。

　　剝削的消滅是一個量變與質變交替發生的運動過程。這是因為人類的生產方式總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發生著量變和質變的交替過程，剝削方式也與之隨行。在剝削走向滅亡的過程中，一種剝削方式隨著對應的生產方式的誕生而誕生；這一生產方式及剝削方式的發展表現為相應的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矛盾運動即雙方的不斷斗爭，這種方式的剝削的消滅表現為量變；當這一剝削方式（及生產方式）發展到其“壽命”的盡頭時，則表現為相應的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矛盾的解決即雙方的同歸于盡，這種方式的剝削的消滅表現為質變。這種剝削經過質變一大部分轉變為新方式的剝削，另一小部分轉化為殘留的、失去統治地位的、和原來一樣的舊方式的剝削——以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在這一質變過程中的連續性。剝削的消滅過程量變、質變交替發生，直至發生根本性的質變——與剝削的產生同等意義上的否定之否定，剝削才最終消滅掉。

　　總之，剝削的消滅是由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存在決定的、并通過人們的主管努力實現的使社會貧富差別越來越符合社會勞動差別的過程。社會貧富差別是由社會剝削和社會勞動差別共同造成的結果。在人類的后半段——即從奴隸社會中期開始到共產主義社會直至上升到更高一級去止，社會貧富差別將順應宇宙世界的發展而縮小：一是剝削的逐步消滅，二是社會勞動差別的逐步縮小。社會貧富差別的縮小過程不會是均勻的、直線上升的，這是因為人們的主觀努力總會圍繞客觀發展左右搖擺。社會貧富差別在縮小的總趨勢下會呈現“縮小－增大－再縮小－再增大－再所小”的循環過程，直至徹底消滅。在這個人類自覺的實踐過程中，過度縮小的社會貧富差別表現出人們對剝削的消滅脫離了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標準，甚至表明人們的主觀行動已超出了社會勞動差別的標準，這時，被傷害的生產力將對人們作出教訓，使人們的主觀回到客觀上來。但是人們的主觀與客觀絕對相符是不可能的，人們的主觀只能相對地、帶有階級局限地符合客觀，人們對生產力發展水平標準和社會勞動差別標準的回歸必然跑到另一端去。屆時，過度拉大的社會貧富差別將表明人們對剝削的消滅出現了倒退，甚至表明人們從另一端超出了社會勞動差別的標準，屆時，被傷害的生產力將在另一端對人們作出教訓，使人們的主觀再次從另一端回到客觀上來。如此往復，人們一次比一次更精確，直至共產主義的實現。

　　剝削的徹底消滅將首先在一些小的生產組織單位內部實現。從剝削社會到無剝削社會的變遷是一個社會“相變”，因此它同樣會遵循新相在舊相中形核、長大并最終完全替代舊相的相變規律。一些內部實現了無剝削化的小的生產組織單位就是無剝削社會在剝削社會中形成的一些“核”，這些“核”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就會把剝削社會最終排擠掉。“小的生產組織單位”是相對于“社會”而言的，對于國家、民族或地區社會來說，一個企業、企業集團是一個“小的生產組織單位”；對于國際社會來說，一個國家、民族或地區就是一個“小的生產組織單位”了。

　　剝削最終被徹底消滅正是這些內部實現了無剝削化的小的生產組織單位逐步增多和逐漸長大到充滿整個社會而剝削被擠出社會的結果。

　　①許滌新主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上冊，118頁，1980年3月第1版。

　　②岑家梧遺著《中國原始社會史稿》第107頁，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

　　③斯大林《辨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列寧主義問題》第650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④同②，第107頁至110頁。

　　⑤參見胡培兆《剝削簡論》，原載《中國經濟問題》1988年第1期，引自《新華文摘》1988年第4期。

　　⑥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8～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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