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變化

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

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

【200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學

“現代科學與哲學”課的講稿】

李 成 瑞 著

【毛澤東旗幟網編者按】此文是李成瑞同志應邀在北京大學一門選修課上的講稿，這次發表前又作了個別字句的修改，并補充了若干具體資料。文中以大量的事實和數字回答了廣大讀者所關心的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①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實際上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還是已變為私有制經濟為主體？②居民收入分配中貧富差距有多大？其懸殊程度是否已趕上甚至超過了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現在我國離共同富裕的目標是更近了還是更遠了？③各階級階層是否已形成“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新資產階級（或視為私營企業主新階層）興起與工農大眾弱勢化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④國民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的矛盾尖銳化，對可持續發展有何影響？過高的環境代價是否使GDP的增長大打折扣，并影響了人民的生活質量和身體健康？⑤我國國民經濟在對外關系上，是否面臨著日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關于這些變化的原因和對策，該文也提出了初步的意見。現在，我國正處于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了解這些變化的實際情況，有助于對當前重大問題的深入思考。只有敢于面對現實，不回避和掩蓋問題，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答案。這篇文章可供黨中央召開十七大的準備工作的參考，也可作為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史料從長研究。全文共約5萬字，分3大部分、17個小題。因全文較長，作者特寫了一個3000多字的提要，讀者先看看提要，即可了解全文的梗概。大家讀后有何意見，歡迎提出，共同研討。

提 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迅速增長，其總量已居世界第4位，但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尚居世界第128位。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新中國建立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變化，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私有制經濟已經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據測算（國家統計局未提供全面準確資料），1995年，在全國企業注冊資本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包括內資與外資）的比重，分別為73%與27%；全國GDP（國內生產總值）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78%與22%。

經過近十來年的劇烈變化，2006年，全國企業實收資本（二、三產業）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48%與52%；全國就業人員（二、三產業）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32%與68%；全國GDP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比重分別為37%與63%。

目前，私有制經濟比重還在繼續上升，向電力、鐵路、郵電、航空乃至國防工業等特別重要的部門進軍。

第二，收入分配已形成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格局。

由于所有制結構的上述變化，必然產生收入分配的不公。極少數人短期內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工人、農民大部分相對貧困化（絕對值有增長，但幅度遠低于經濟發展速度），小部分人人絕對貧困化。從國際上用以描述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以0為絕對平均，1為絕對不平均，一般以0.4為安全警戒線）來看，從1985年的0.24，上升為1995年的0.434，2004年的0.469，已超過了印度、印尼、韓國、伊朗、埃及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僅低于巴西、南非等少數國家），也超過了法、德、英、美、意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還超過了俄羅斯、保加利亞等由社會主義公開復辟資本主義的國家。又據我國權威部門專家調查結果：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戶財產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窮戶的財產僅占1.4%，兩者比例約為32：1。國家在二次分配（財政分配）上采取的對窮者的各種補助措施，雖有一定緩解作用，但不可能根本改變貧富懸殊的格局，何況私有制經濟的比重還在繼續擴大。

我國公私比重和分配格局的上述變化，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形成的基礎上于二十幾年的短期內實現的。這一實現過程與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和官商勾結、貪污瀆職是密不可分的。有關方面總結了“國有資產流失的五個主要方面”和“職務犯罪十大特征”（見本文收入分配的部分），有助于了解我國新生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腐朽現象。

第三，社會結構呈現“金字塔”型，新資產階級興起，工農大眾弱勢化。

私營經濟的發展意味著新資產階級（或視為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形成。這一階級，從1995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戶數從66萬戶增至430萬戶，增長5.5倍；雇工從822萬人增至4715萬人，增長4.7倍，資本從2262億元增至61331億元，增長26倍。

2005年的私營企業主群體與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戶主數相當于那時16萬人的26.8倍，雇工數相當那時250萬人的18.8倍；資本額相當那時24億元的639倍（扣除價格變動因素）。如果說那時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為什么不承認現在存在一個新資產階級呢？

工人階級（包括勞動知識份子）和勞動農民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但工人階級已經出現了“雇傭化、貧困化、弱勢化、分散化”的現象。廣大農民除了極少數村莊（如南街村、華西村）一直堅持集體經濟、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以外，絕大多數農戶分散經營小塊土地，處于無法規?；洜I和采用先進技術的困境。進城務工者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相當惡劣。過去在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和就業制度瓦解之后，住房難、上學難、醫療難、就業難成為困擾許多居民的突出難題。

當前我國的社會結構，已形成“五大等級”“十大 階層”的“金字塔”（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調查報告）。工人、農民包括失業工人和下崗失地農民，處于最底層。據上海對4000戶就業意愿的入戶調查，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這一數據結合有關大量資料，反映了我國工人階級由國家的領導階級、主人翁地位跌落到社會結構“金字塔”最底層的驚人落差。

第四，國民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的矛盾尖銳化，過高的環境代價使GDP的增長大打折扣，并影響人民生活的質量。

高速度、高耗能、高污染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1979-2006年GDP年均增長9.7%，是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但我國單位GDP的能耗高出經合組織30個國家平均值的20%，資源供應緊張，所需石油約50%依靠進口。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占16個。據測算，我國環境污染損失約占GDP的3%到8%，生態破壞（草原、濕地、森林、土壤侵蝕等）約占GDP的6%-7%。大氣和水質污染影響居民生活質量，損害居民健康。世界銀行估計，我國平均每年因大氣污染而早亡75萬人。經合組織測算，中國環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損失占GDP的13%。高速增長的GDP，如果扣除過高的環境代價，實際發展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經合組織認為：中國雖然是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中國的環境標準更接近某些最貧窮的國家。環境形勢的嚴峻是有礙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

第五，國民經濟在對外關系上面臨著日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

發展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加快了我國GDP的增長。但出現了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國內消費過低，對外技術的依存性過高、自主創新能力過低的突出問題。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4%（2005年），大大超過美國、日本這樣外貿大國18%-20%的對外依存度。我國國內消費只占GDP支出構成的52%（其中居民消費占38%），不僅遠低于世界消費支出所占GDP平均比例75.2%（其中居民消費占58.9%），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比例72.2%（其中居民消費占58.9%）。這是同我國貧富懸殊、社會保障太差的情況密切聯系的。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日等發達國家只有5%?！耙允袌鰮Q技術”已告失敗。巨額出口貿易的利潤絕大部分歸于外商，我國工人只得到相當美國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資，卻給我國留下了環境污染、資源緊張、工人缺乏社保等諸多問題。最近，外資在我國從合資、獨資發展到大舉并購，特別是不惜高價并購我國發展潛力巨大的優秀的國有企業，已出現了“井噴式”的態勢。許多行業的排頭兵正在或已經為外商并購。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許多產業排名前5名的企業幾乎都為外資控制。在這一過程中，“外商與貪官雙贏”現象所在多有。我國10年內調查的50萬件腐敗案件中，有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以上五個方面的變化，最根本的是第一個問題，即私有制經濟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以及階級關系的大變化，是私有化的直接結果。對外經濟的附庸化趨勢，是國內私有化的對外延伸，而且損害民族利益，危及獨立自主的原則。我國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矛盾的尖銳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深層次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私有化泛濫，唯利是圖、官商結合、權錢交易等行為對高能耗、高污染起到了庇護作用。

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引起上層建筑的變化。新資產階級的興起必然要求進入執政的共產黨內。資本家中共產黨員所占的比例，1995年為17.1%，2000年為19.9%，2001年為29.9%，大大超過了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中共產黨員的比例（盡管當時的黨章是不準許資本家入黨的）。十六大修改黨章、準許資本家入黨后，資本家中共產黨員的比例上升到33.9%（2004年），同時，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就業人員（二、三產業）成為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在公有制企業中的勞動者不足三分之一。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將會大大削弱甚至動搖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基礎。

對于上述大變化中出現的種種紛紜復雜的現象，應當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系統地加以分析。已經載入我國憲法和中共黨章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的立國之本，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只有按照四項基本原則進行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才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應當由國家統計部門定期調查公布各種所有制和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數等項全面準確的數字。建議黨的十七大充分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實事求是地檢驗和分析近年來各方面的重大變化。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要加以肯定，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要加以糾正。希望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奪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

“現代科學與哲學”課程（選修）的主持人趙光武教授，邀我來主講其中的一章：當代我國社會經濟結構情況與復雜性分析。這個題目很大，內容很廣。由于自己掌握的材料和認識水平所限，只能談談其中的一些主要問題。我想分以下三個部分來談：一、當前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變化的主要情況；二、當前我國社會結構變化的主要情況；三、關于當前社會經濟結構復雜性的初步分析。

第 一 節

當前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

結構變化的主要情況

一、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是經濟結構中的基本性結構

經濟結構可以從不同方面來考察。從生產力方面考察，包括產業結構、行業結構、技術水平結構、企業規模結構、生產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結構等；從生產關系方面考察，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經營形式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民族經濟與外資經濟的結構等。這里集中談談其中最根本的、也是許多人最關心的所有制結構——因為它是《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實際情況的具體反映。
關于當前的所有制結構，國家統計部門沒有提供全面的統計資料。提供的部分統計資料也是按企業經營形式分類或經營形式與所有制混合分類，無法看出各種所有制所占份額。
2005年12月，國務院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經濟普查（二、三產業）數字，提供了企業經營形式與不同出資者相交叉的資料；不久，全國工商聯公布了《‘十•五’期間民營經濟形勢分析報告》的數字，從而為我們研究、測算公私經濟比重情況提供了若干重要依據。但這些數字中，有的統計口徑不完全符合區分所有制的要求，有的統計時間不一致，需要作一些調整。這里將有關資料及調整、測算結果加以列述。這些數字包括公私經濟的資本（生產資料）、就業人員（勞動力）和國內生產總值（生產成果）三項基本指標。

二、當前各種所有制的資本的結構

改革開放以來，改變了過去單一公有制的局面，讓個體和私營經濟有所發展，這對于提高社會生產力和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一定的有益作用。但任何事物都要有一個適當的“度”。超過這個“度”，問題就會走向反面。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國家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叭魏钨|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因此，力求弄清各種所有制的數量構成是十分重要的。請看下表。

表1 企業法人來自各種所有制的實收資本

注：本表來自全國第一次經濟普查（二、三產業）的材料，其中未包括二、三產業中3332.9萬個個體經營戶的資本。

從表1可以看出：公私經濟實收資本比重，2001年為65.7：34.3；2004年則變為56：44。這三年，國有資本的絕對值是增長的，但增長速度比私有制慢；集體資本絕對值則是減少的。因此，公有制資本比重減少9.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減少3.23個百分點。
關于2005年和2006公私經濟資本變化的情況，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中只提供了固定資產變化的材料：2005年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及國家控股參股等混合經濟、集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23.6%，而私營個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40.6%，后者為前者的1.72倍；2006年公有制經濟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21.6%，而私營個體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5.3%，后者為前者的1.63倍。這說明，私營經濟固定資產增長幅度大大高于公有經濟固定投資增長幅度。雖然固定資產投資增加額并不是全部資本增長額，但它是投資額增長主要部分；而且統計部門提供的上述公有制經濟固定資產投資數字中，還包括了公私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私有部分未曾剔除，但是大體看來，還是可以反映公私資本變化的基本趨勢的。由此，可以判斷，2005年和2006年私有資本比重增長的速度，明顯高于前幾年平均每年增長3.23個百分點。按每年增長4個百分點測算，2005年公私經濟的比重是52：48，2006年公私資本的比重是48：52。這是二、三產業的情況。
關于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其2005年的GDP占全國GDP的15.8%）的數字，不在這次經濟普查范圍內。所以無法將第一產業各種所有制的數據補入經濟普查所得的第二、第三產業的資料。

三、當前各種所有制從業人員的結構

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說明：從1996年到2001年，在二、三產業中由國有、集體企業組成的公有制企業中就業的人員，由15281萬人減少到5020萬人，減少三分之二，占二、三產業全部就業人員的比重由83.8%，減少到29.8%，下降54個百分點。其中：國有企業就業人員由7916萬人，減少到3102萬人，所占比重由43.4%下降到18.4%，下降25個百分點；集體企業由7365萬人減少到1918萬人，所占比重由40.4%，減少到11.4%，下降29個百分點。
經濟普查資料還說明：2004年末在我國私營、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就業的人員達到7636萬人，占全部企業就業人員的45%，1996年以來平均每年凈增加就業人員696萬人，年均增長17.8%，其中私營企業就業人員5305萬人，占31.4%，1996年以來平均每年凈增加560萬人就業，年均增長26%以上。
上述數字表明：2004年在第二、第三產業中，在公有制企業中就業的人員占29.8%，在私有制企業中就業的人員占45%，兩者相加為74.8%。那么，其余25.2%的就業人員是在什么樣的企業中就業的呢？回答是在混合所有制的企業中就業。在全國經濟普查資料中，對這類企業的人員沒有按所有制性質劃分。我認為，這部分人員可以按混合所有制企業中不同所有制資本所占的比例來劃分。
根據經濟普查資料，2004年公有制企業的實收資本占二、三產業全部實收資本總數的40.4%，私有制企業實收資本占34.6%，混合所有制企業實收資本占25%。從前面第一節表格中所列的各種所有制資本所占比重，減去本節所列的相應所有制企業的比重，即可得出各種所有制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所占的比重。由此可以推算出：公有制資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資本為15.6%（56%-40.4%）；私有制資本在混合所有制中的資本為9.4%（44%-34.6%），兩者合計為25%，與本節所列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就業人數占25.2%的數值十分相近?，F在，把混合所有制企業中的就業人員按上述資本比例劃分（略作技術性微調，將15.6%和9.4%各加0.1%，使二者之和與25.2%相一致），再分別與公有制企業和私有制企業人員所占比重相加，即可得出：公有制經濟的就業人員比重為45.5%（29.8%+15.7%）；私有制就業人員比重為54.5%（45%+9.5%）。這是2004年的數字。
那么，2005年和2006年公私經濟就業人員的比重是多少呢？從上述資料中看出，從1996年到2004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人員所占比重由83.8%減少到29.8%，下降54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6.75個百分點。按照每年繼續下降6.75個百分點測算，則2005年公有制經濟就業人員的比重為38.75%（45.5%-6.75%），私有制經濟人員為61.25%（54.5%+6.75%）；2006年前者為32%，后者為68%。

四、當前各種所有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所占比重的結構

全國工商聯于2006年3月初發布了《‘十•五’期間民營經濟形勢分析報告》?！秷蟾妗氛f：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及全國工商聯調查數字推算，2000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所占比重為42.4%，外商和港澳臺商投資經濟比重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為49.7%，外商和港澳臺投資經濟比重約為15%—16%，兩者之和約為65%（《中華工商時報》，2006年3月4日）。從2000年到2005年，民營經濟平均每年增長2個百分點。
該《報告》說明，其中所說的民營經濟是“除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統稱”。這就是說，上述民營經濟數字包括集體所有制經濟，但不包括國有控股企業中的私資部分。如果從2005年民營經濟的GDP所占的65%中，扣除集體經濟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計約為8%），加上國有控股企業中的私資部分（估計至少為4%），則非公有制經濟GDP中所占比重為61%（65%-8%+4%）。相應地，公有制經濟GDP所占比重為39%。按照上述每年民營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測算，2006年公私經濟GDP的比重為37：63。
綜上所述，2006年我國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在三大指標中所占的比重大體如下：
1、資本：公私經濟(二、三產業)所占比重分別為：48%與52%；
2、就業人員：公私經濟(二、三產業)所占比重分別為：32%與68%；
3、國內生產總值：公私經濟所占比重分別為：37%與63%。
又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2004年國有工業總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為15.3%（《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第505頁）。這個比例遠低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997年占25.5%和建國之初的1949年占26.2%的比例。
從上述數字看，目前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究竟是私有制經濟還是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就不難得出答案了。
有些人認為，當前的情況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根據中國實際情況一直并將繼續得到堅持和完善”。他們列舉了國有經濟增長的絕對數字作為根據，但完全回避和隱瞞了所占比重下降的問題；他們列舉了國有企業在國家關鍵領域和行業中的優勢和控制力，但完全不提公有制在全國是否仍占主體地位。他們把國家控股、私營參股的企業，也當作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來看待，并且說這是國家所有制經濟的“實現形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新發展”。對于這種無視公私經濟結構變化、空談基本經濟制度得到“堅持和完善”的說法，大家是不難看出它的實質的。

五、今后各種所有制變化的趨勢

2006年3月1日，在“兩會”（全國人代大會、政協大會）召開的前夕，《人民日報》在“群眾關注的十大焦點欄目”中，刊登了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的文章，題目是《國企改革步入倒計時階段》。文中說：“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加入WTO后，受日益深度參與國際競爭的壓力驅使，必須加快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這是一種復合性的調整，不僅涉及產品結構、行業結構、產業結構、企業組織結構，還與所有制結構密切相關，同時也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整體利益之下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之間功能結構的合理調整等 ，因而顯得分外復雜。從微觀層面看，這一輪國企改革試圖解決‘深層次矛盾’，即以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為目標。這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而言，意味著必須實現‘戰略退出’，將其改制成為非國有企業。這是一項脫胎換骨的變革，產權結構將完全不同于先前單一的國有制。但是，無論有多大困難或風險，國有企業改革不可逆轉，其穩健提速也勢在必然?！?BR>2007年3月3日，國防科工委發布了《關于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防科技工業建設的指導意見》。主要內容包括：鼓勵和引導非公有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參與軍品科研生產任務的競爭和項目合作；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企業參與軍工企業改組改制；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軍民兩用高技術開發及其產業化；等等。（《人民日報》2007年3月4日）
2007年4月2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德明指出：“對國有企業繼續推行股份制改革，抓緊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對大型國企，總的方向是股份制改革。通過采取上市、吸納社會資金等多種方式，使得絕大多數企業的投資主體多元化。壟斷行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但改革仍顯滯后，必須加快壟斷行業管理體制改革。今年要穩步推進電力體制、鐵路體制、電信和郵政體制的改革。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一些地方和領域遇到“玻璃門”現象，國家政策很好，但就是無法真正進入。目前，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配套文件已出臺25個，發展改革委將協調有關部門在年內擬出臺剩余的12個文件，進一步優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人民日報》2007年4月3日）。
從上述言論看，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有兩個特點。一是進一步加快改革國企、發展私企的步伐，以保持乃至超過“十•五”期間私進公退的速度。全國工商聯一位負責人在2006年3月預測：到“十一•五”結束時，民營經濟的比重將由65%上升到70%以上。這個預測很可能成為現實。二是加大鼓勵和支持私營經濟向國有壟斷行業“攻堅”的力度，除了極少數國防尖端領域之外，都將“打破玻璃門”，讓私營經濟進入。至于這樣的改革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還不得而知。據某些精英學者說，應當仿照西方發達國家，在國民經濟中保留10%、20%最多30%的國有企業就行了（當然他們對社會主義國有企業與資本主義國有企業的性質是不加區分的）。

第 二 節

當前我國社會結構的主要情況

一、新資產階級（或視為私營企業主新階層）的興起

表2 1990年——2005年私營企業主及其投資、雇工情況

注：①增長速度：1995年2000年欄內是5年的增長幅度，其余各欄是年度的增長速度。②資料來源：1990-2003年數字，摘自國家工商管理局辦公室編《工商行政管理統計匯編（2003）》第89頁；2004年和2005年數字摘自全國工商聯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2005-2006）》第15頁、第85頁。

從表2可以看出：從1990年到2005年這15年中，私營企業從不足10萬戶增加到430萬戶；雇工人數從不足150萬人增加到4700多萬人；注冊資本從不足100億元增加到6.1萬多億元。其增長速度之快，是世所罕見的。
拿2005年私營企業主群體同1956年我國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相比，現在的私營企業主人數為當時的16萬人的26.8倍；現在的雇工人數為當時的250萬的18.8倍；現在的資本額按可比價格計算為當時的24億元的639倍（緊縮指數：2005年的4元等于1956年的1元）。私營企業主就是資本家，私營企業主群體（或集團）就是資產階級。大家都承認1956年在改造之前存在過一個民族資產階級。現在這個比1956年私營工商業者在戶數、雇工數和資本額方面都大過許多倍的私營企業主群體，為什么不能說是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呢？
新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興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應的地位和權力。共產黨是我國一切事業的領導核心，資本家必然要求進入共產黨內。根據全國性抽樣調查，早在中共黨章尚未規定允許資本家入黨之前，1993-2001年私營企業主當中共產黨員的比例已悄悄地由13%上升到近30%。

表3 1993-2001年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所占比例

（以私營企業主為100%）

資料來源：①1993、1995、2000年數字，見《現階段中國私營企業主研究》，載《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頁。②1999年數字見《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1999年》第107頁。③2001年數字，見《2002年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載《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2月26日。④歷年抽樣調查的樣本是從全國各地區的私營企業中隨機抽樣而得的。

這些資本家黨員的來源，據調查，由黨員成為資本家的，占78.6%（其中公有制企業變私有制企業的占43.4%，黨員下海創業的占35.2%）；由資本家成為黨員的占21.4%，大體是“倒二八”。
自十六大通過的黨章規定私營企業主中的先進份子可以入黨之后，“公產變私產，黨員變老板”，“私企大發展，老板變黨員”的做法公開合法地推行。據全國工商聯調查，2005年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比例達到33.9%。這個比例大大超過了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中共產黨員的比例。

二、工人階級的情況與變化趨勢

據統計，我國2005年職工10850萬人，其中企業事業單位9777萬人，機關1073萬人（《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第134頁）。中華全國總工會原書記處書記劉實同志于2003年撰寫了《當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劉文首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方面起到了主力軍的作用。目前廣大職工創造的GDP占全國GDP的比重為72.1％。工人階級的文化、科學、技術水平，都有了比較大的提高。工人階級大部分成員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劉文中又指出：“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工人階級，主要是產業部門的職工狀況有了深刻變化?！边@種變化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雇傭化－－目前約有一億職工在私營企業、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就業。黨的十三大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中勞動是雇傭性質的。
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行了“小賣大股”。一部分中小國有企業賣給私營企業主，變為私有企業；一部分大型國有企業實行經營者持大股，這些企業的經營者“一夜暴富”，成為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社會群體，職工也成為雇傭勞動者或者實質上具有雇傭性質。許多國有大型企業改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營企業入股，國有股部分強調企業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企業經營者持有股份，并實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十幾倍、幾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工人的勞動也帶有雇傭性質。
貧困化－－比之私營企業主、外商投資者、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份子上層，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對貧困的。2001年私營企業主注冊資本1.8萬億元，其來源正是無償占有職工的剩余勞動。外國資本家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獲取大量超額利潤。據《中國教育、人力資源問題報告》提供的材料，1995－1999年的制造業，在中國對每個勞動力所付出的成本，相當于美國的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韓國的五分之一，泰國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還低。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于絕對貧困狀態，即最低生活水平也難以維持。這里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和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一是雖然收入超過最低工資線，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其他災害，生活過不下去的。絕對貧困的職工有多少，可以從一個數字做出推算。全國享受低保的有2053萬人，還有漏保的，實際的數字比這個大。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承受子女上學、看病買藥和住房的負擔。在他們那里，就發生了賣血、自殺等事件。職工的貧困，是以失去勞動條件為特征的。有社會上的失業者，還有國有企業下崗的2700萬人。
弱勢化－－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經濟生活狀況而言；也有“弱勢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社會政治活動狀況而言。職工群眾每日每時能感受到的權力就是對企業有參加管理權。過去，盡管職工代表大會有形式主義，但總是起一定作用的?，F在，有的是嚴重形式主義，有的干脆不開了。特別是企業如何改制、企業要職工買斷工齡這樣影響到企業命運和職工命運的重大問題，都很少讓職工討論。第十屆全國人代會中，工人、農民代表是511名，僅占代表總數2984人的18.46％?，F在有一種說法：工人、農民沒有議事能力，不能當選代表?，F在黨和政府召開各種征求意見會、座談會、茶話會，參加的各界人士都有，唯獨不見職工界。在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比例上升的同時，職工群眾中共產黨員的比例在下降，這是職工政治地位降低的一個重要標志。
分散化－－工人階級是靠社會化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有紀律的隊伍。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工廠為家是新中國工人階級的優良傳統?，F在，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系是一紙合同。職工對于用工者來說，總是處于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權益常常受到損害，就是“白領”職工也不例外。老板欠發工資，多數白領職工不敢討要。只有在離職后才敢討要。失業和下崗的職工，有的做小買賣，有的打零工，有個體化的現象。在全國職工中，工會會員只占37％。許多私營企業、“三資”企業和農民工中沒有工會組織?，F有的工會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方面往往軟弱無力，患了軟骨病。職工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發生群體事件時，往往甩開黨政和工會組織，自發地組織起來。今天的職工對于說自己是企業的主人很有反感。許多下崗職工買斷工齡后，黨員關系不知道轉到哪里。他們反映：“不但買斷了工齡，連黨齡也買斷了?！痹诼毠と罕娭泻苌龠M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教育，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嚴重地侵蝕工人階級。
針對這些問題，劉文建議：重申并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制定并貫徹執行這一方針的具體措施;治愈中國工會當前存在的軟骨病；等等。
與上述工人階級的雇傭化、貧困化、弱勢化相聯系，當前我國眾多的工人受到異常殘酷的剝削。我國近年來迅速興起的資本主義經濟，帶有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特有的野蠻性質和殘酷性。許多私營工廠被稱之為“血汗工廠”，許多煤礦生產出來的煤炭被稱之為“帶血的煤炭”。下面介紹手頭材料中關于“當代包身工”、“當代駱駝祥子”的一些情況。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一句流行的話：“如果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了，勞動者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個預言的科學性已被今天的事實證明了。
2007年5-6月間河南電視臺記者付振中經過暗訪，揭發了山西洪洞等地黑磚窯的內幕。社會上一些黑中介，在各地拐騙或綁架少年、老人和智障者，販賣到多處黑磚窯作苦力。其中年齡最小者僅八歲。黑窯主雇用打手用棍棒監管，工人每天勞動十七八個小時。稍有怠慢，即被打得遍體麟傷，有的被打致殘、致死。新磚窯出窯，往往尚未冷卻就強令工人背出，燙得紅腫潰爛。飯食只有饅頭、涼水，還限15分鐘吃完。晚上擠在黑屋里，睡地鋪，冬天不生火，終年不刷牙、不洗澡，完全像牲口一樣。數年來，當地黨、政、公安機關對上述現象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其中有些黑窯就是地方黨政干部的兒子或親友開的。這些事件被媒體揭發后，中央、國務院指令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認真清查、解救工人，對有關責任人依法嚴懲?，F已在山西運城、晉城、臨汾解救出374人（其中有少數童工）。但河南400位失去孩子的父親仍聯名發出“泣血呼救書”，聲稱他們的孩子大部分尚未找到，可能已被黑窯主轉移；而已被解救出來的工奴，今后如何求得生計，尚無著落。類似上述黑窯工的事件，近年來早有多次報導。例如：
——2004年8月17日《民主與法制時報》刊登題為“4名礦工被騙身陷魔窟慘遭剁指烙臉非人虐待”的文章，河南滎陽市崔廟鎮曹坡村驚現奴隸煤礦。
——2005年3月25日，中央電視臺播放了題為“盤錦驚現現代‘包身工’”的報道，30多位離家打工的農民成為蘆葦場的奴隸。
——2004年4月19日的《四川日報》發表題為“民工遭非人待遇，每天勞動19小時，監工帶電警棍”的報道，揭露了奴隸磚廠的真相。
——云南《生活新報》發表過題為“揭昆明黑心磚廠：老板暴力奴役，工人像畜牲”的報道。
2007年的1月9日，《北京晚報》發表了關于出租汽車司機現實生存狀況的報道。標題為：《北京十萬的哥為份兒錢奔命，自稱是公司賺錢機器》。報道說：“每天的清晨、正午、夜晚，行駛在北京大街小巷的近十萬‘的哥’們，大多被一只無形的手牢牢掌控，無法掙脫。8小時、12小時，甚至16個小時的超負荷工作，多數‘的哥’換來的卻是遠低于應當所得的收入，大部分的血汗錢，也就是行業內所謂的‘份兒錢’，都上交給了出租車公司。”“滴著血汗的‘份兒錢’！” “本市一家體檢機構曾對北京1萬名出租車司機的健康狀況進行了跟蹤調查，結果發現出租車司機的健康狀況堪憂：半數以上的哥患有職業病?！薄懊刻焓畮讉€小時蜷縮在狹小的空間內，患上了胃病、腰椎病、前列腺炎、痔瘡等多種疾病。生病一般扛一扛，吃點藥，自己去醫院檢查還要排長隊，嫌麻煩。一年到頭，每天就像繃緊的發條，根本想不起來對身體做系統檢查。”的哥劉先生無奈地對記者說。“在記者采訪的十幾位出租車司機中，幾乎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患上了不同癥狀、不同程度的職業病。有的因不能定時用餐，患上了消化道疾??；有的長期保持開車坐姿，造成頸椎患病、腰肌勞損；有的因長期入廁不及時出現腎?。贿€有的因工作壓力大，出現心理疾病，經常莫明地煩躁、失眠；另外，患高血壓、心臟病等的比例也很高?！?BR>2005年10月新華社也曾發出過：《出租車司機生存狀況調查——掙錢何時不再“玩命”》的專題報道：“2004年2月，北京朝陽區出租司機王某在駕車行駛途中突然感覺胸悶、憋氣，在送往醫院的途中死亡。5月，北京順義區出租車司機李某，在駕車時突發心肌梗，被乘客送往醫院搶救途中死亡。10月，一輛出租車行至北京東三環農展橋附近時，司機趙某突然猝死，乘客跳車逃走。2005年2月，在北京海淀區車道溝橋西北側的一片荒地里，一名北京銀建出租公司的司機被發現猝死在了自己的紅色富康出租車中?！?/p>

三、勞動農民的情況與發展趨勢

據統計，我國2005年鄉村人口7.45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7%；農林牧漁勞動者3.35億人，占就業總人口的44.8%（《中國統計年鑒（2006）》第99、125頁）。從1979年到1984年，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產品價格的大幅度提高、文化大革命后期引進的十三套“大化肥”（尿素）項目建成投產后優質化肥供應大量增加的條件下，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提高較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好景不長，自此以后，分戶經營的弱點日益凸現，農業生產呈徘徊、停滯或低速增長的態勢，城鄉差距轉為擴大。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1978年為2.5：1；1985年縮小為1.85：1；1990年擴大為2.8：1，2005年進一步擴大為3.2：1（《國民經濟主要統計指標（1978—2006）》第46頁）。
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分戶經營，不僅妨礙了農業的規模經營和科學技術的采用，限制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由于集體經濟組織的解體，原來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系列醫療、教育、社保等項制度也隨之解體了。原來以“赤腳醫生”為特色的、村、鄉、縣農村醫療體系垮臺，使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凸現出來。原來由公社集體經濟支持的對老弱殘疾者的“五保戶”制度消失，使農村社保問題凸現出來。原來由公社集體收入開支的農村教育和公益事業費用，都改由農戶繳納，使農民負擔問題凸現出來。盡管農民的收入增加了，但在醫療、教育、社保以及公益事業方面的開支增加了。特別是由于行政權力下放，鄉、村行政機構和“七站八所”等基層事業機構人員急劇膨脹（如湖北省洪湖縣棋盤鄉，1990年吃稅費的干部不過120人，2000年超過340人，群眾說“干部如蝗蟲”）等原因，大大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嚴重地影響了農民生活和政民關系。
2006年國務院宣布“全免農業稅”，這是一項大受歡迎的德政。但實施起來并不容易。因為還需要把原來依靠農業稅費維持的鄉村各種機構和冗員精簡掉，而這些冗員大部分是縣、鄉、村三級干部安插的子女和親友，工作難度相當大。若干地區下大力精簡了機構人員，免除農業稅的政策得到了落實，但也有若干地區出現“免了稅長了費”的現象。據河南省監察廳副廳長儲亞平到農村調查，下邊存在“稅內損失稅外補”的問題，主要表現在：⑴在征收內容上，由農業稅費轉向行政性專項收費；⑵在收費方式上，由鄉村集中收費轉向各有關機關、單位分散收費；⑶在收費的對象上，由面向全體農戶轉向要求辦事或提供服務的部分特定農戶，把本該免費提供的服務，分別改由中介組織、協會等服務機關收費，甚至以不為農戶辦事相威脅，強制收費（《新華每日電訊》2007年3月7日）?？磥?，真正減輕廣大農民的負擔，還需要持續地進行艱苦的工作。
近年來，政府加大了對三農的投入，加強了農業支持補貼制度，頗受農民歡迎。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問題。例如，新華社記者在河南省中牟縣調查時，大王村的農民說：“這幾年，只要農民用的東西沒有不漲價的。就說這復合肥，去年一袋不到70元，今年就85元。一畝地要兩三袋，就多花三四十塊，把國家的補貼全吃掉了。還有農藥、農膜，價格一個勁兒往上漲。那么多部門，咋就管不住呢？”（《新華社每日電訊》2007年4月16日）
“只為老板鋪路，不為農民服務?！薄俺鲩T是寬闊的馬路，抬眼是工業廠房；雖有路可走，但無地生存。”這是農民對亂占農民耕地發出的抗議。《人民日報》記者在一篇題為《“圈地熱”驚人的背后——關于地方政府土地違法案件的調查與思考》的報導中，詳述了政府圈地、農民失地過程中的四個特點：一是亂設園區：“規劃跟著項目走”、“規劃跟著領導走”。二是違法圈地：虛假指標，暗箱操作，亂批亂占，低價出讓。三是補償欠缺：“地方政府請客，老百姓買單”，出現“三無農民”（“種田無地，上班無崗，社保無份”）。四是腐敗溫床：利益誘惑，權力尋租，執法不力，“尚方寶劍高高舉起，輕輕落下”（《人民日報》2004年4月23日）。
解散人民公社以來，農業長期的分戶經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貧富兩極分化。一方面出現了少數十萬、百萬、千萬甚至更多財富的富翁（不限于經營農業）；一方面存在著相當數量的農村貧困人口（國家統計局數字：2005年為2365萬人）。一些“先富者”占有了較多的財富，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統治權。2004年初，《重慶日報》記者寫道：“‘富人’治村是大勢所趨，”“‘富人’治村的時代已經到來?！痹撚浾邎髮Я酥貞c市北渝區玉峰鎮6個村的24名村官中，私有資產1000萬元以上的占一半以上。又據浙江省民政局提供的材料，該省2002年選出的13萬新一屆村委會成員中，“先富群體”占到30%。其中，“先富群體”在義烏市村委會成員中占60%，在村委會主任中占65%。（見《商界》2004年第1期）。又據中央電視臺在一個以《村官的價格》為題的節目中報導，河津市下化鄉老窖頭村村民王玉峰為拉選票，發給選民共計223萬元現金。后被人揭發，才被依法沒收。還有一篇題為《600萬元選出高價村官》的電視報導。村官本來是基層的小小“芝麻官”，為什么有人出如此高價賄選？主要是可以從征地和亂收費中撈取錢財（見《中國電視報》2002年2月2日）。
政府從二次分配（財政資金）上加強對農民的支援當然是好事，但根本問題還是要實現集體化來提高生產，才能使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當然，合作化的具體形式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由農民自己確定。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通過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這是一個進步，但對于社區合作社仍未給予應有的合法地位。而后者對于引導農民走向共同富?？赡芨鼮橹匾?。江蘇的華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韓村河等村，多年來一直堅持集體經濟，不僅大幅度提高了生產，而且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共同富裕。在那里，沒有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沒有貪污腐化，沒有賣淫嫖娼，基本上沒有刑事犯罪；而且群眾的教育、衛生、住房等問題也得到較好的解決，干群團結，黨群關系緊密。據估計，這樣的村在全國約有6000個。但這些先進村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最近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五大目標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河南省南街村的黨支部書記王宏斌看后說：這五條都很好，最好再加上一條——集體化。
近來許多學者呼吁盡快重建農民協會，“以利于調節農民與市場、社會、國家的關系，提高農民相對低下的社會地位”（《中國改革報》2007年4月17日）?？磥?，建立農民協會是必要的，但如何使它真正成為勞動農民群眾自己的組織，是值得關注的復雜問題。

四、社會結構的“金字塔”——“五大社會等級、十大社會階層”

中國社會科學院于1999年初成立了“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先后對廣東省深圳市、湖北省漢川市、安徽省合肥市、貴州省鎮寧縣等地及若干廠、礦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取得了11000多個樣本和近千份各類成員訪談記錄。2001年又對全國12個省、市、區進行6000份問卷調查，取得了大量資料。在這一基礎上，課題組寫出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陸學藝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這一《報告》沒有采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而是采用了西方社會學的階層劃分法，對于社會結構的劃分不是以其對生產資料占有情況和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為標準，而是“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因此，它不能客觀地、科學地反映當前我國階級結構狀況。但鑒于該《報告》是以大量的調查資料為基礎的，因此，它的內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若干實際情況，對于我們研究當前我國各社會群體的狀況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因此在這里作一簡要介紹。
請看該《報告》提供的“五大社會等級、十大社會階層”圖。
該《報告》說：“本報告的圖1在分出十大社會階層的同時，已
依據各階層擁有資源的量及其重要程度，提出一個等級位序?！痹趫D示的社會等級，即上層、中上層、中中層、中下層和下下層五個等級中，當代中國工人（“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和農民（“農業勞動者階層”）基本上屬于第四層（中下層）和第五層（下下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則全部屬于第五層（下下層），而這部分人實際是工人、農民中的一部分。總之，工人和農民由于“擁有資源”少、“重要程度”低，處于社會結構“金字塔”的最底層。
該《報告》指出,工人政治地位下降,表現在工人在全國人民大會代表中所占比例逐屆降低。

注：圖中箭頭表示相關社會階層的全部或部分可以歸入五大社會等級中的某個等級。
資料來源：《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9頁。
圖 1 五大社會等級、十大社會階層圖

該《報告》還指出：處于“金字塔”頂部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指在黨政、事業和社會團體機關單位中行使實際的行政管理職權的領導干部），“是改革最積極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并且是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的較大受益者之一?！薄八綘I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中積累資金成長發育起來的。他們不僅經濟上受益最多，而且政治地位顯著提高。調查材料顯示：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比例已大大超過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中共產黨員的比例。該《報告》指出：“產業工人中黨團員比例在下降”，“有關的訪談調查還反映出，現今工人與黨組組織沒有多少聯系，他們既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和有關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這些情況表明：工人階層的政治地位在下降，與黨的關系逐漸疏遠。如此發展下去，是與工人階層是共產黨的階級基礎這一原則不相稱的?！?BR>該《報告》還指出：“綜合上述各階層的政治地位變化的情況來看，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在逐步地向擁有經濟和文化資源的階層（經理人員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傾斜”；“但另一方面，執政黨近年來在產業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中的社會基礎受到部分削弱。這是一個必須加以重視的問題，因為工人和農民在人口中仍占較大比例。”（《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37－38頁）
總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量調查資料說明了當前我國社會結果的兩個基本情況：一是工人農民的地位降到“金字塔”的最底層，成為“老八”、“老九”、“老十”；二是執政黨的基礎向“擁有經濟文化資源的階層”傾斜，與工農群眾逐漸疏遠。十六大《關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中說: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有利于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提高黨在全社會的凝聚力和影響力”，上述調查反映的情況不是與這種說法恰恰相反嗎？
另據《中國統計》2007年第一期有關文章指出：“統計數字表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從1980年初到1990年代末，工人代表的比例從27%降到了11%，農民代表的比例從21%降到了8%，而干部的比例由13.4%升至了33.2%。這使得強勢群體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優勢，而弱勢群體無法與之抗衡，制約能力由此被大大弱化了?！保ㄒ娎铤t《和諧取決于結構》一文，載該刊第45頁）
在毛主席110周年誕辰時，北京市的一些工人自發地在北海公園集會紀念。他們把《社會主義好》的老歌填上新詞來歌唱：“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時代工人地位高！……?！?BR>“為何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據媒體于2007年4月報道：“根據一項上海4000戶入戶調查，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們就業意向根據頻率高低依次為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壟斷性企業、金融保險和競爭性企業等?！痹搱髮н€評論說：“工人，越來越不被人看好，究其實質，還是與當前社會的利益分配和身份認同有關。如果說既得利益的多少還只是外在的物質決定因素的話，那么更深層次的身份差異則是影響著公眾不愿意做工人的內在主要原因”。 “計劃經濟時代，工人‘老大哥’的身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一曲《咱們工人有力量》唱出了那個年代的工人的優越感和自豪感。但是，‘威風’的工人身份隨著市場經濟的改革而失去了力量?！薄爱敼と巳狈⑴c改革的話語權時，當工人在利益博弈中力量被邊緣化時，人們不愿意做工人就顯得再正常不過了?！保ā稄V州日報》2007年4月9日，原文標題《咱們工人還有力量？》）
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在我國工人階級最集中而工人運動具有光榮傳統、并且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地的上海市，今天只有1%的人愿意當工人。這一調查結果和大量有關資料，無情地反映了當前我國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政治權益、社會尊嚴已降到“金字塔”的最底層，不僅下崗失業工人和某些農民工，而且整個工人階級屬于弱勢群體、貧困群體。把“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的現實，跟憲法中關于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的規定、黨章中關于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規定相對比，怎能不引起人們嚴肅而深沉的思考！

五、收入和財富分配的情況——貧富懸殊、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以來，在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城鄉大多數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比過去提高了。據統計部門提供的資料：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從1979年到2006年，平均每年增長7%，其中2003年到2006年，平均年增長6.2%，，2006年達到人均3587元；職工平均工資，從1979年到2006年，平均每年增長6.7%，其中2003年到2006年平均年增長12%，2006年達到人均21001元（見《國民經濟主要統計指標（1978-2006）》第47頁）。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令世人矚目的。
但是，單從每人平均數字來觀察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說片面性。對此，有的媒體以“平均數不代表多數”為題作了如下報導：“近日，從中國勞動學會主辦的論壇上傳來了一條‘好消息’，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連續4年實現兩位數增長，扣除物價因素平均年增長12%，為改革開放以來職工工資水平增長最快時期。然而，中國青年報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5.4%的人自稱工資漲幅不到12%，甚至有7.1%的人稱4年來工資‘不漲反跌’。正如一首打油詩所說：‘張家有財一千萬，九個鄰居窮光蛋。平均起來算一算，個個都是張百萬’。應當看到，平均兩位數增長受益者是少數人，農民、離退休階層和工薪收入者的收入增長，遠遠低于這個速度?！保ā缎侣勚芸?007年第26期）
前述生產資料所有制和階級結構的重大變化，必然產生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現象。在私有制經濟中剩余價值規律起決定作用，是不可能實行按勞分配的。當前貧富懸殊的具體情況，有下述一些材料。
關于我國最富人群與最貧窮人群的差距，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提供的資料，財產最多的20%的人口擁有59%的財產，而財產最少的20%的人口只擁有不足3%的財產，兩者比例約為21：1。又據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科院等單位的專家共同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保ㄔ摃山洕茖W出版社出版，第3頁）這就是說，貧富收入的比例約為32：1。
貧富分化的現象明顯地表現為基尼系數的變化上。我國1984年基尼系數為0.24（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信息報》報導）。從上個世紀80年代后半期特別是90年代初以來，基尼系數迅速增大。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李強教授主持的抽樣調查材料：1994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34（李強《我國社會各階層收入差距的分析》，載《科學導報》1995年第8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在美國福特斯基金和亞洲開發銀行的贊助下進行抽樣調查的材料：我國1995年基尼系數為0.445（經濟所課題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財經出版社1999年出版）。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賀鏗同志所說的數字：我國1994年的基尼系數，按人計算為0.434，按戶計算為0.445（見《中國信息報》2001年3月10日對該報記者的談話）。
——社會學家周景彤測算的我國的基尼系數：1996-0.424，1998-0.456，1999-0.457，2000-0.458（見《經濟日報》2001年8月30日，周景彤：《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有多大》）。
據 世界銀行測算，中國基尼系數，1998年為0.403，2003年為0.447。該行最近出版的《世界發展指標——2007年》測算，我國2004年的基尼系數已達0.469。這一報告中列舉的各國基尼系數見表4。

表 4 中國與若干國家的基尼系數比較

注：世界銀行編《世界發展指標——2007年》第60頁。

從表4中可以看出，我國的基尼系數，雖低于南非、巴西等很少數發展中國家，但已經超過了印度、印尼、韓國、伊朗、埃及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超過了美、英、法、德、意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超過了俄羅斯、保加利亞等由社會主義制度公開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從上述數字看，我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哪里？現在我國離共同富裕的目標是越來越近了，還是越來越遠了？
還應當說到的，是中國私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新資產階級的迅速形成，不同于西方國家，也不同于舊中國。它的主要特點是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已經形成的客觀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就決定了它的形成是同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將公有財產化為私有財產密不可分的。這是二十多年來我國貪污腐化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也是產生貧富懸殊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
國有資產是怎樣流失，化為私有財產的？據《中國審計報》報道：國家審計署總審計長李金華于2007年4月29日講話中指出，國有資產流失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國企改制過程中，有些企業的轉讓賣出沒有經過法定程序，內外勾結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
二是改革過程當中，有些企業逐步把一些優質的國有資產分離到副業中去，主業的管理人員在副業參股甚至控股。
三是有些效益很好的國有企業的領導，利用親朋好友成立民營企業，將大量效益很好的業務轉包給民營企業，自己從中獲利。
四是企業內部分配不公，損失浪費嚴重。
五是非經濟類國有資產，包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辦公樓、培訓基地，大量的財政補貼等的流失問題。
掌握國家財產的黨政官員和國有企業高管，是怎樣利用手中的職權力，實現上述化公為私、損公肥己的？據檢察總署主辦的《檢察日報》2007年3月27日報道：河南省濟源市檢察院搜集近年全國檢察機關查辦的3000余起典型職務犯罪案例，結果發現，當前職務犯罪呈現以下十大特點：
一是群體效應：辦一案帶出一片。
二是長久腐?。河械娜诉吀吷?。
三是權錢交易：涉及工程犯罪多。
四是商業賄賂：潛規則大肆橫行。
五是瀆職犯罪：不落腰包的腐敗。
六是以禮代賄：賄賂也講究包裝。
七是貪官蛻變：與生活作風有關。
八是金融腐?。撼霈F三種新動向：團伙作案、攜款潛逃、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
九是會計犯罪：手段多為做假帳。
十是村官腐?。呵滞掏恋匮a償款。
由于財產收入分配的兩極化，必然出現生活的兩極化。一方面，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不僅享受著住豪華宅、吃豪華宴、坐豪華車、穿名牌服等等超乎常人的生活，而且若干人豪賭、嫖娼、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揮金如土。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總量雖居世界第4位，但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尚居世界第128位的情況下，我國已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第三大國，并正向第一大國邁進（奔馳車銷量已占世界第一）。另一方面，眾多的勞動人民處于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就業難的困境中。有些貧苦居民為生計所迫，賣血、賣淫（估計全國至少500萬人）、賣器官、當包身工、自殺甚至鋌而走險。全國每年“群體事件”數萬起，刑事犯罪層出不窮。

六、各方媒體對上述情況的種種評說

英國《每日電訊報》2004年2月27日報道：據中國政府自己的研究人員說，在共產主義制度實行了50年之后，現在中國城市的富人與農村的窮人間的差距是全世界最大的。共產黨的一家主要研究機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說，城鎮居民的收入目前是農村居民的3倍。如果將非貨幣性因素——如只有城鎮居民才能享受的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好處——考慮進去，城鄉收入的差距將達到6倍。令政府感到不安的是，這個國家快速的經濟改革已經將很多人拋在后面。這些人可能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
美國《紐約時報》2004年2月29日刊登了題為《中國富人的生存信條》的文章說：如今中國的富人都住進了大城市郊區的別墅里。這些別墅平均售價80萬美元，四周有圍墻，還有24小時保安巡邏。盡管如此，這些富有人幾乎總是成為被搶劫的目標，搶劫犯在情況危急時會起殺機。社會學家用于判斷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不均現象的最新標準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日本、韓國和印度的更大。中國的一些精英開始相信世界信奉的是達爾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這個世界上，關系和智慧意味著一切，平等這個古怪的觀念毫無意義。（以上兩條均見2004年3月3日的《參考消息》）
美國《紐約時報》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說：“中國至今雖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架構已蕩然無存。中國大陸雖然早已經事實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但現今中國人仍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為了達到新世界的遠景，部分人要做出犧牲。只不過，過去的歷史前進的終點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現在則是市場經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達到使少數人富裕起來的市場經濟的遠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變成解釋窮人必須老老實實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BR>香港《南華早報》2003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說：中國領導人“宣布共產黨今后將接納私營企業主加入它的隊伍。這一宣布是共產黨的驚人之舉?！薄霸诠伯a黨方面，它的調整反映了中國社會人口構成成分的改變。這種變化是過去22年中實行經濟改革的結果?！薄罢谛麄鞯囊粋€理論——被稱為‘三個代表’——的過程中，已經認真地為擴大黨的隊伍奠定了基礎。”“中國完全可以這樣肯定中國的資本主義，那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BR>在我國國內的媒體上，對于目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有多種說法。
有人說：“收入不均等是發展的動力。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基尼系數不適用于中國。以此炒作，是反對改革。”
有人說：“現在所謂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看上去好象有道理，其實是在蠱惑人心?！?BR>有人說：目前存在部分居民收入懸殊問題，但不存在兩極分化。收入分配不公問題，應當由國家財政增加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撥款來解決，不應當涉及企業所有制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策是：國家管公平，企業管效率。
有人說：每人平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的時期，是一個必經的“事故多發期”。等到我國人均收入再提高，度過了這個時期，貧富懸殊情況就會自行改變。
有人說：根據“庫茲涅茨定律”，低收入國家的基尼系數是比較低的；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時基尼系數必然提高；再上升到高收入水平時，基尼系數又會降下來，全部過程是“倒U型曲線”。我國目前正處在“倒U型曲線”曲線的左側（上升），等達到高峰后就會由右側下降。
最后一種說法，據說頗得到一些人的賞識。其實它同樣是站不住腳的。且不說這種說法在西方國家的發展中是不是一個普遍規律尚有爭論；也不說目前西方的高收入國家仍然存在貧富懸殊現象，特別是在世界范圍內存在著南北貧富差距（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仍在擴大的現象，即使若干西方國家確實存在“庫茲涅茨定律”，那也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按資分配（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產生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在這樣的基礎上為什么會產生貧富懸殊的現象呢？為什么一定要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上述的“定律”去發展呢？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不從生產資料和所有制上找原因，能說明問題的本質嗎？難道我們要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嗎？

第 三 節

關于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結構

復雜性的初步分析

一、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1、偉大的成就與諸多的矛盾。

新中國建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全國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偉大成就。從1949年到1978年，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盡管由于缺乏經驗走過一些彎路，但在舊中國一窮二白和遭受長期戰爭破壞的條件下，在29年中以平均每年增長7.4%的速度，較快地建立起我國獨立自主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后來的建設打下了牢固的基礎。在世界上一億以上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中，明顯地居于發展的領先地位，大大縮小了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改革開放，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進一步加快。從1979年到2006年，平均每年增長9.7%。煤的產量從1990年起、鋼的產量從2000年起已居世界第一位。200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20.94萬億元，居世界各國的第4位，但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尚居第128位。外匯儲備超過一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國際統計年鑒2006/2007》第14-15頁，國家統計局編）。與此同時，所有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引起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以及環境資源形勢嚴峻，官商勾結、貪污腐化、社會風氣不良等諸多問題。

2、系統論和階級分析是和解決社會經濟復雜矛盾的鑰匙。

大千世界，茫茫宇宙，任何事物都是作為系統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在闡述物質世界的普遍聯系規律中提出了關于系統的思想，并把系統方法應用于自己的科學研究，取得了巨大成果。現代科學的發展，特別是系統科學的興起，進一步證實和豐富了唯物辯證法的系統思想。我國著名學者錢學森將系統定義為：“把極其復雜的研究對象稱為系統，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托的若干組成部分結合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而且這個系統本身又是它們從屬的更大系統的組成部分。”系統具有整體性、結構性、層次性和開放性。

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巨系統。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中，對于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社會客觀規律的基本內容所作的經典性概括，為我們研究社會經濟巨系統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銳利的理論武器。馬克思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馬克思又指出：“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間斷革命，就是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把這種專政作為必經的過渡階段，以求達到根本消滅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產生這些差別的生產關系，消滅一切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社會關系，改變一切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觀念?！保ā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104頁）

我們重溫馬克思的這些論述，有利于辨別真假馬克思主義，有利于我們準確地運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科學地認識和解決當前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

3、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系統大變化復雜性的特點。

依我看來，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這個大變化是在新中國人民政權已經建立、公有制已經實現的條件下發生的。由于在糾正階級斗爭某些過左行為的過程中，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理論，造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泛濫，在1989年出現了震驚全國的反革命暴亂。這場從外部推翻人民政權的事件被平息之后，階級斗爭從外部斗爭為主轉為內部斗爭為主，從政治斗爭為主轉向經濟斗爭為主。“老子大官兒大款”、干部下海當“紅頂商人”等行為進一步發展，勢所必然地形成了“黨員變老板”、“老板變黨員”的現象，使資產階級進入黨內，并終于取得了合法地位。有些精英學者指出：現在經濟方面的變化“已成定局”，下一步的變化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當然，整個大變化尚未完成，還在繼續變化之中。

第二，這個大變化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的。在變化過程中始終存在著真馬克思主義與形形色色的假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大爭論、大碰撞。馬克思主義早已指明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國的具體形式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而形形色色的假馬克思主義總是以各種方式，淡化、回避、架空、曲解或否定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各個時期各個階段的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但始終是圍繞上述三個基本問題展開的。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新中國，不宜也不能彰明較著地打出資本主義的旗幟（特別在大變化的前期），因為那樣就會使人民群眾一眼看清他們的真正面目。只能以“打左燈向右拐”“要到天津先說到廊坊”作為主要手段。

第三，這個大變化呈現出特殊的紛紜復雜、令人眼花繚亂的形態。各個階級、階層、社會集團通過各種形式，進行多方面的相互較量，形成“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恩格斯對于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及其運動形式的復雜性作過科學的分析和生動的描述。他指出：“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他又指出：“但是第二，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相互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薄叭欢鴱倪@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7—479頁）。這些論述告訴我們：既要把握斗爭的主線，又要注意到斗爭的復雜性，細致地分析大大小小的“力的平行四邊形”，爭取最大限度地發揮廣大人民在“合力”中的作用，推動歷史前進。

二、當前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復雜性的分析

1、客觀上存在的復雜性。

主要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碰撞中產生的種種復雜現象?；沮厔菔恰八竭M公退”。從私有制經濟興起的來源看，有來自個體戶經營致富而來的，有靠掌握高科技特長而發展起來的，而主要部分則是從公有制變化而來的。從公有經濟變私有經濟的途徑看，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半合法的，有模糊的（灰色的）。從變化中和變化后形成的經營形式看，有聯營的、控股參股的、承包經營的、經營者購賣的（MBO）、私營企業并購的等等，而混合經濟的企業占了很大部分，形成多種經營形式與多種所有制交叉錯綜的局面。例如，在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表中“企業”的種類列有以下14種：

1、國有企業 2、集體企業

3、股份合作企業 4、國有聯營企業

5、集體聯營企業 6、國有與集體聯營企業

7、其他聯營企業 8、國有獨資公司

9、其他有限責任公司 10、股份有限公司

11、其他內資企業 12、私營企業

13、港澳臺商投資企業 14、外商投資企業

以上14種企業中，每種企業中的實收資本，都可能有下列五種中的一種或幾種來源：①國家資本；②集體資本；③私人資本；④港澳臺資本；⑤外商資本。

由于企業經營形式和資本來源的復雜交叉，要弄清各種所有制的資本，就需要在統計表中將“企業類別”（主欄）與“資本來源”（賓欄）縱橫交叉排列。至于各種所有制所擁有的從業人數和產值，則無法像實收資本來源那樣清楚地分別列明。我認為可以按資本比例推算，因為資本代表了生產資料所有權。

2、主觀認識上的復雜性。

不僅客觀上有上述新形成的復雜性，更由于各人的立場、方法或看問題的角度往往不同，對同一種企業的所有制屬性往往具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關于國家所有制的不同觀點——現在統計部門常常把“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捆在一起作為一個指標，列入國有經濟。我認為，這種做法是不科學、不合理的。國有控股、私人參股的企業（包括國有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實質上是一種公私合營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在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中，國有資本可以控制參股的私人資本的使用方向，但并沒有改變參股資本家對其資本的所有權、收益權和處分權，這就是說，并沒有根本改變這部分資本的私有制性質?？梢钥闯觯@些論者試圖用“控制力”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概念，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取代或混同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概念，用國有控股企業的概念取代或混同國有企業的概念。從實際情況看，事情往往并不到此為止。接著，主管者往往又提出股份制企業中的國有股要“減持”，三減兩減，往往用不了多少時間，原來的國有控股企業就變為私人資本控股了，有些甚至減持為零，變為純粹的私營企業了。

還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現存的國有企業是否還是真正意義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雖然這些企業的資金還是國家所有，但多數國有企業中，工人階級已喪失了主人翁的地位。在經濟上，廣大一線職工的工資與“高管”的工資相差懸殊，工人與企業之間完全成為雇傭關系，工人隨時有被“炒魷魚”的可能；在政治上，工人對企業管理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所謂“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即“政企分開、產權明確、權責合理、管理科學”，全盤照搬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套辦法，根本沒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一條。因此，這樣的國有企業可說是已發生了“部分質變”。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復雜，值得認真研究，但這種意見向我們敲響了警鐘：如何在國有企業中堅持和落實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是當前有待解決的十分重要而迫切的問題。

關于集體所有制的不同觀點——統計部門與工商管理部門制定的文件中，把集體企業定義為“資本屬于集體所有的企業”。已經有人指出，這樣的規定是不合《憲法》的。因為《憲法》的規范用語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就是說，集體所有制應當是勞動聯合或勞動聯合為主的企業，不應當把資本聯合或以資本聯合為主的企業列為集體所有制企業。上述定義把集體企業與資本家的合伙企業混淆了。

關于私營企業與民營企業——現在流行用“民營企業”一詞來取代“私營企業”一詞。這是不科學的，也是與《憲法》不合的。因為，《憲法》規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國有經濟是屬于全體人民的。有些人把私營經濟稱作民營經濟，提出要建立“民有、民營、民享”的“人民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要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實行資本主義。此外，民營經濟中是否包括集體所有制經濟，也是說法不一，存在歧義。

3、人民對所有制結構知情權和對國有企業處分權的復雜性。

近年來，許多人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或政協的提案，個人或聯名上書，向權力機關和行政領導機關提出如下要求：

①由統計部門調查所有制結構變化情況，定期向社會公布；

②由國務院按年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出售了多少國有企業，得到多少價款，繳入國庫的有多少，都作了什么用途；

③國有財產的處分權、國有企業的出售權，應按《憲法》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即使在西方國家，政府（內閣）也無權處分國有財產。日本小泉內閣為郵政儲蓄的民營化與議會之間的風波是人所共知的。我國《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的國務院18條職權中，屬于經濟方面的只有兩條：一是“編制和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國家預算”；一是“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并無處分國有財產的權利。有不少人提出：現行的由政府甚至主管部門決定處分國有財產、出售國有企業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并已成為國有資產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應當遵循《憲法》予以糾正。

④黨政領導干部應當按照世界多數國家的通例，定期申報并向社會公布本人和家庭的財產。

以上幾項要求，不知什么原因，有關機關不予采納，也未做出有根有據的說明，有的問題干脆以“無可奉告”的態度置之不理。看來，問題是很復雜的。

三、當前社會階級階層結構復雜性的分析

1、關于是否存在新資產階級，是否可以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來觀察當前社會結構的問題。

在2001年到2002年，有關領導明確了三個觀點：

第一、我國只存在私營企業主階層，不存在新資產階級。馬克思的階級學說已經過時了，不運用了。

第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用來“解釋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就是說，勞動價值論和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剩余價值論，不能解釋當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不能解釋當前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第三、在新修改的黨章中，在沒有作任何說明的情況下，取消了十五大黨章中載明的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即“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達到共同富裕?！?/p>

明確上述三個觀點，看來是與同時確定的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一事分不開的。因為只有明確了上述三條，私營企業主才能摘掉資產階級份子的帽子，摘掉剝削者的帽子，還會戴上勞動者的帽子，可以當勞動模范，其中的先進份子可以加入共產黨。取消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之后，再不提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了，資本家就可以安心了。所有這些，據說都是“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和重要發展”。令人難解的是，正是這位在2001年7月明確提出并堅持讓資本家入黨的核心領導人，在12年前卻是堅決反對讓資本家入黨的。他在1989年8月21日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上討論資本家可否入黨時，曾經明確地說：“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我贊成這個意見。我們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如果讓不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一個什么黨？”（載《新時期黨的建設文獻選編》第44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看來，是否承認存在新資產階級、是否可以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問題，現在被弄得很復雜了。

蘇聯解體之后，美國原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到當年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拋棄階級斗爭學說時，指出：“需要出現轉變，其中最重要的莫如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學說?！薄叭绻K聯領導人真的拋棄這個觀點，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別樣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可以接受的?！?/p>

歷史竟然這樣驚人的相似！

2、關于當前社會各階級、階層在經濟方面的不同要求。

不久前，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出通告，要求社會各界對《物權法（草案）》提出意見，開展討論。下面是各階級階層提出的一些意見。

工人階級——他們主要的要求，是堅決地嚴格地保護社會主義國有財產和集體財產。這是他們多年來勒緊褲帶、辛勤勞動、甘于奉獻創造的寶貴財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是他們的就業和生活來源的保證、安身立命之本。因此，要求在物權法即財產權立法中，首先要明確寫明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莊嚴規定，并加以具體化，使公有財產的處分權真正操在人民的手中，要求法律成為防范、制止公有財產流失以及追討已經流失的國有財產的有力武器，決不能讓侵吞公有財產的犯罪份子逍遙法外。同時，也贊成把憲法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明確寫入，并加以具體化。

勞動農民——他們同樣堅決地要求在立法中貫徹落實憲法關于“ 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規定，要求法律保障集體所有土地的處分權真正操在集體經濟組織的廣大成員手中，決不能聽任少數人非法出售，牟取私利；要求法律切實保護集體土地的家庭承包使用權的，同時，切實保護各種形式的合作社、集體經濟組織的財產的所有權，以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要求對非法出售的集體土地、集體財產進行追討或給予補償，等等。

新資產階級（私營企業主）——他們當中，靠合法手段致富、守法觀念較強的人，要求合法的私有財產得到切實的保護，也贊成依照憲法認真保護公共財產。有些靠侵吞公共財產或違犯勞動法進行超經濟剝削積累財富的人，要求將他們已經實際占有的財產一律合法化，特別是看到周正毅、顧雛軍等違法資本家被判刑、罰款之后，要求更為迫切。有些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要求修改憲法。2003年6月，一些資產階級自由派人物舉行“民間修憲座談會”，要求在憲法中取消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條文，同時明確提出要取消“主體經濟”與“非主體經濟”的區分，規定私有財產與公共財產同樣神圣不可侵犯等等，會后已將意見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修改憲法時，有些人在會上正式要求在憲法中列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條文，但未能實現。原因是，這一主張不僅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相容，而且在目前西方也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中存在這樣的條文?！八接胸敭a神圣不可侵犯”，是法國1789年進行反封建革命時在《人權宣言》中提出的，1791年寫入法國第一部憲法。但進入20世紀之后，由于資本主義制度占有的私有性與生產的社會化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西方國家不得不強調國家干預和尊重“公共利益”，因而不再規定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了。

知識份子——有各種不同的態度。有些人同工人階級、勞動農民站在一起，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物權法必須全面地遵循和體現憲法的有關規定，并為此積極地、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意見。有些人關心自己所買的房子、汽車等財產，要求受到法律的認真保護，同時也贊成按照憲法切實保護社會主義公共財產，以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還有些人同新資產階級站在一起，崇信新自由主義，要求通過物權法的制定，否定或拋棄憲法中“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規定，并為這種主張大造輿論、搖旗吶喊。

最近，《物權法》已于2007年3月16日經第十屆人代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憲法中“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規定沒有寫入（未說明理由）；憲法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也沒有完全準確地寫入。這一法律連同討論法律中的各種不同意見，都將經受歷史實踐的檢驗。

3、關于當前各階級階層在政治方面的爭論。

2006年3月4日，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北京西山召開的、若干“主流派”學者參加的“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被稱為“新西山會議”）。與會人士聲稱：現在經濟改革“大局已定”了（當然他們還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即私有化，包括土地私有化），今后重點是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有人提出了下列的政治綱領（會上無人反對）：

——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沒有注冊登記”，因而是不合法的，要求“共產黨分成兩派”，最好是實行“多黨制度”，效法“臺灣模式”；

——取消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代大會“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機構”，具有“反議會性質”，要求建立西方式的議會制度；

——取消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剝奪共產黨的軍權”；

——實行個人自由：要給他們以“真正的個人自由”、“言論自由”；但同時又主張“不要爭論”，不準人民對他們提出不同意見。

這種新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者明目張膽地向《憲法》、向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挑戰，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的堅決反對。

在這種情況下，2006年12月，又有些人采用一種比較隱蔽的手法，妄圖在新的偽裝下實現上述主張。有一篇文章：《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文中歪曲客觀事實，說什么以瑞典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勝利了”，歐盟的15個國家中已有包括英、德、法國在內的13個國家實現了民主社會主義，甚至說美國只要民主黨執政，也就“赤化”了。文中還用斷章取義、肆意篡改的手法，胡說什么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已經否定了他們提出的消滅私有制、暴力革命和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主張。文中竟然把受到馬克思、恩格斯嚴厲批判的修正主義頭子伯恩施坦，硬說成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誣蔑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是“修正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一是反對生產資料公有制，二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三是反對共產主義作為科學思想體系和理想的社會制度。這就徹底暴露了它的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本質。這種思想不是要“救中國”，而是要顛覆社會主義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他們的某些緩解社會矛盾的改良主義主張，也只是為了充當資本主義的“醫生和護士”。最近已有許多人寫文章批駁這種假社會主義。應當說，這種違背我國憲法、違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荒謬言論，同樣會受到全國絕大多數人的堅決反對。

四、 結合自然環境對社會經濟結構復雜性的分析

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環境系統是不可分割的。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早期著作中就曾指出，必須同時研究社會和自然，提出了“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的科學論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1頁）。在經典巨著《資本論》中，馬克思從揭示商品的二重性和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出發，分別闡明了兩大客觀規律。一方面從人們的抽象勞動中，揭示出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區別，一步深于一步地揭示出剩余價值規律，這樣就把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解剖出來，同時也就把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矛盾闡發出來。另一方面，馬克思從具體有用的勞動中，一步深于一步地揭示出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規律。人類通過有目的的勞動，去改造自然，把它變換為適合人類需求的物質，這是存在于一切社會形式的規律，也是人類生存得以延續的基本條件。我們研究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情況，也必須研究它與資源環境的變化情況。

1、高速度、高能耗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發展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

我們的國家，從總量上看是資源大國，但從人均資源上看則是資源小國。國際上認為直接關系人類基本生存條件的有四大資源，即土地、淡水、森林、草地。我國人均土地為世界人均量的1/3，人均淡水量為世界人均量的1/4，人均森林面積為世界人均量的1/6，人均草地量為世界人均量的1/3。此外，45種主要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大多數相當世界平均量的1/2上下。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國的單位GDP的能耗高出經濟合作組織30個國家平均值的20%，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比發達國家高出2至3倍。這一低一高，加劇了我國資源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形成對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巨大壓力，凸顯了節約自然資源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我國消耗的原油約有50%依靠進口。我國作為世界產煤第一大國，一向是凈出口的，但2007年第一季度出現了煤凈進口的現象。這種現象要經過努力才能改變。

順便說到，前幾天報紙上有這樣一條短訊：一個日本學者就“中國的資源總量與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問題問了中國的大學生、研究生和工作人員，竟無一人能準確地回答出來。但同樣就日本的此類情況問及日本人，就連小學生也能給出準確的答案。這種情況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人民日報》2007年4月9日）

2、高速度、高污染的發展，使GDP的增長大打折扣，并且影響人民的生活質量，損害人民健康。

近年來我國經濟高速度發展，而環境保護工作嚴重滯后，因而產生了大量污染。在全球20個污染最嚴重城市中，中國占16個（《參考消息》2007年7月4日報導的世界銀行研究報告），關于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還缺乏全面而確切的統計數字，但許多學者和有關機構作了大體的測算：

——據國家環?？偩汁h境與政策研究中心孫炳彥在《90年代初期中國環境污染損失和思考》一書中測算：1990、1992、1994年我國污染損失分別占當年GNP的7.4%、6.9%、6.5%。

——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在《求是》雜志2000年第3期發表的文章稱：據專家估算，我國每年的大氣污染、河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約占當年GDP的4%-8%。

——據中國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測算，1993年環境污染損失占到當年GDP的3.16%，生態破壞（森林、草原、農田、水資源、濕地、土壤侵蝕、人為災害）占到當年GDP的6.87%，兩項合計損失占GDP的10.03%。

——據世界銀行計算，中國1997年的環境污染損失占到當年GDP的7.7%。

——據國家環?？偩趾蛧医y計局初步測算，2004年全國污染損失占當年GDP的3.05%。但并未包括自然資源核算，環境成本中也未計入生態破壞損失，即使環境污染損失，其內容也是不全面的（《人民日報》2007年3月28日）。

高污染的后果包括致人疾病甚至早亡。據媒體報導：“世界銀行的中國污染報告近日完成。這份報告稱，中國每年約有75萬人早亡，主要死因是大城市的空氣污染。該報告是世界銀行花費數年時間與中國政府部門合作完成的。世界銀行的該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城市嚴重的空氣污染，導致每年有35萬至40萬人早亡，每年還有30萬人因室內空氣污染早亡。另外，還有6萬多人因水質嚴重腹瀉、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農村地區。”（《參考消息》2007年7月4日）。

又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2007年7月17日公布的、經過18個月的調查寫成的首份《中國環境績效報告》中稱：“預計到2020年之前，空氣污染會導致中國60萬城市人口過早死亡，每年發生2000萬例呼吸系統疾病、550萬例慢支氣管炎和健康受損病例。這可能使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損失13%”（《參考消息》2007年7月18日）。

上述資料，由于資料來源和計算方法的不同，所得數據不盡一致。但大體可以看出，污染損失占GDP的比例在3%到8%之間；生態的損失所占GDP的比例6%到7%。如果再加上由于污染而使人患病、早亡的損失，比例就更高了。如果從高速度增長的GDP中，扣除實際存在的、巨大的環境代價，那就不是發展的高速度，而是低速度。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中國環境績效報告》中還指出：雖然中國是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而且在迅速趕超德國、日本和美國，但中國的環境標準常常更接近某些最貧窮的國家。該組織在北京與中國政府簽定了備忘錄，并在《報告》中給中國提出了51項建議，其中包括把中國的環?？偩稚墳椤安俊?。

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的發展模式，面臨著不可持續的壓力。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這個問題，規定了在“十一•五”規劃期間，單位GDP的能耗降低20%（每年降低4%）、污染排放降低10%（每年降低2%）的目標。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字，我國單位GDP的能耗在2006年扭轉了前三年連續上升的狀況，轉為比上年降低1.33%，但除北京市外，均未達到國家規劃的要求?？磥硪獙崿F規劃的目標，任務還是相當艱巨的。

3、高能耗、高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私有化是其深層次的重要原因。

高能耗、高污染為什么會形成？為什么問題的解決又如此艱難？人們指出了許多原因：思想認識上重速度輕環境、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行業結構不合理、政績考核不全面、法律法規不健全、有法不依而又監督不力、等等。這些原因確實都是存在的。針對這些原因，解決的辦法主要是：提高思想認識、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改進政績考核辦法、加強宏觀調控、加大執法力度、等等。這些措施確實也是必要的。

但是，為什么采取這些措施之后收效不大？許多違法違規行為屢禁屢犯？究竟深層次的原因在哪里？這就不能不涉及這些年來私有制經濟的大發展問題。上面列舉的形成高能耗、高污染的種種原因，歸根結蒂，主要是追求高額利潤問題，而追求高額利潤正是私有制經濟的本質特征。為什么思想認識不到位？為什么行業結構調整困難重重？為什么有法不依？都與追求高額利潤密切相關。例如：2006年原來國家要求GDP增長7.5%，能耗降低4%；但執行結果，GDP增長11.1%。而能耗僅降低1.33%，而在GDP增量中，高耗能行業也就是高利潤行業的貢獻在60%以上，“這必然導致能耗整體處于高水平上”（參看《人民日報》2007年7月13日：《節能降耗任重道遠》）。

私有化導致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新建的私營企業，大多數規模小、技術水平低、環保設施差，特別是小鋼鐵、小水泥、小煉鋼、小煤窯等等，污染程度特別嚴重。國家多次下令關閉這些小企業，雖然收到一定效果，但在官商勾結的情況下，往往明停暗開、多次反復、進展緩慢。

當然，公有制企業也存在能耗和污染較高的問題，但從總體上說，程度較輕而且糾正比較容易。這是因為追求利潤并不是公有制企業的唯一目的，它首先服務于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公有制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一般規模較大、技術力量較強，環保措施較好。當然，這不排除個別國企領導人瀆職而造成嚴重的環境事故。但只要認真加強領導，這種現象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從而在整體上逐步做到減輕節排，實現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協調。

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實現共產主義，使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人類才能從社會、從自然界獲得“雙重解放”，真正成為自然界“自覺的主人”。從世界看，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而掠奪自然資源、大量排放污染物，遇到了經濟發展不可持續的危機。占資本主義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這一危機面前被迫進行自我調節，在其本國內部加強了環境保護，在若干方面收到可觀的效果，但這除了他們擁有節能減排的先進技術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不等價交換、轉嫁和輸出污染而得來的。它們導致了南北之間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和環境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加重了全球的可持續發展面臨的許多問題。在2002年8月聯合國舉行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南非總統姆貝基在大會開幕詞中說：“一個多數人貧窮，少數人繁榮的人類社會被貧窮的海洋所包圍，是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钡準紫嗬鼓吩诖髸习l言說：“世界上15%的人支配著全世界的財富，這種狀況是不可接受的，也是無法持續的?！杯h境問題呼喚社會主義！

4、如何改進統計理論和核算方法，以全面反映經濟與環境的關系，是發展復雜性科學的一項重要內容。

為了全面地認識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發展的關系，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國際上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核算方法，包括把以國內生產總值為核心的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發展為以“綠色GDP”為核心指標的環境——經濟綜合核算體系（SEEA）；還提出了人口社會核算體系（SSDS）、國民凈福利核算體系（NNEN）、人文發展指數（HDI）和生活質量指數（PQII）等。這些為了改變人們單純追求GDP的增長、忽視社會公平和環境保護而提出來的核算方法，值得我們重視和認真研究。

我作為一個統計學家，認為除了上述新的專項核算方法之外，還需要建立涵蓋更廣的綜合性的統計方法論，即把原來的社會經濟統計學，發展為社會經濟環境綜合統計學（簡稱綜合統計學，也可以稱之為可持續發展統計學），并提出了包括這一新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性質、學科的實質性和方法性理論基礎、統計指標的量化層次和統計處理方法、經濟指標數值的計算方法、國民經濟的平衡關系以及統計分析和統計決策方法等方面的框架設想。只有用綜合統計學的方法才能更全面地描述和認識我們國家乃至世界發展圖景的全貌。

我認為，研究建立社會經濟環境綜合統計學，可以作為深入研究復雜性科學一個重要方面，充實復雜性科學的內容；同時，復雜性科學方法的原理可以指導綜合統計學的建立和發展。這是個專門性較強的問題，這里只是點出題目。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同志，可以參看我著的《21世紀統計三大新題初探》（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的第一篇，書中對這個問題有詳細的闡述，希望大家探討。

五、結合經濟全球化背景對我國社會經濟結構復雜性的分析。

中國的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是世界經濟的一個子系統。它與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環境存在著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復雜關系。

1、對外貿易和吸收外資，加快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2005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42萬億美元，順差1020億美元，2006年進出口總額1.76萬億美元，順差1775億美元，外匯儲備達10663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實際利用外資，1978年到2005年累計達8091億美元。2006年又實際利用外資735億美元。這些都促進了我國GDP的快速增長。

2、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國內消費偏低；對外技術的依存度過高，自主創新能力偏低。

在對外經濟的合作和交流中，也存在著不少值得重視的問題。首先是對外依存度過大。2005年進出口總額相當我國GDP總額的63.6%，2006年進一步上升。這個比例較之美國、日本這樣的外貿大國18%-20%的外貿依存度，都大大超過了。相對之下，我國的國內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支出構成中的比例明顯偏低，而且有逐年下降的趨勢：1990年為62%，1995年為57.5%，2005年為52.1%（其中政府消費14.1%，居民消費38%）。居民消費比例偏低，是同我國貧富懸殊、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密切聯系的。

再看看國際上的統計數字：2005年世界平均的國內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支出構成的75.2%（其中居民消費占62%），發展中國家消費占72.2%（其中居民消費占58.9%）。由此可見，我國的消費比例特別是居民消費比例，不僅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現在，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對外依存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同時又是國內消費比重最低的國家之一。這種現象是很不健康的。有一家國外媒體說：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國內消費、投資、凈出口），在中國是“兩匹壯馬（投資、凈出口）配一匹瘦驢（消費）”，并說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存在某一天會翻車的危險”（《參考消息》2007年7月23日載香港《亞洲時報》文）。2007年上半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出現了多年少有的快速增長的態勢”。這是好消息，但要大幅度提高國內消費比例，還是很不容易的。

另一個問題，是對外技術依存度居高不下。過去原想引進外資可以做到“以市場換技術”，實際上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雖然在引進外資的企業中，我方通過“技術溢出”（FDI）獲得了一些淺層次的技術和某些經營管理經驗，但沒有也不可能取得核心技術。目前，我國對外技術的依存度高達50%，而美國、日本僅為5%左右。我國大約9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專利。在我國的出口商品中，60%來自外國投資的企業。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的人士說：“中國在過去幾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數字，而美國和外國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潤?！薄胺从尘薮箜槻畹馁Q易統計數字，使人誤以為中國非常繁榮。”瑞士銀行的經濟學家董濤說：“所有這一切，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一個芭比娃娃的售價是20美元，但中國只能得到其中的35美分?！保绹都~約時報》2006年2月9日文，載《參考消息》2006年2月11日）。由于我國勞動力的工資只相當于美國的四十分之一，所以外商獲得超常的高利潤，而且這種高利潤還在不斷增長。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06年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工業企業實現利潤比上年增長26.7%，而同期其增加值的增長率為16.9%。

3、若干地方的“外資饑渴癥”和“洋腐敗”，損害了國家利益，阻礙了民族經濟的發展。

不少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達到更高的GDP，提出所謂“不問所有，只問所在”的原則，患了“外資饑渴癥”。他們往往向外資低價出售土地，不惜損害農民利益。某些人收受外商賄賂（包括由外商安排其子女出國等多種好處），出賣國家利益，對外商違法事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近年來，跨國企業在我國的行賄事件一直在增加。我國10年內至少調查了50萬件腐敗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這種“洋腐敗”現象嚴重地損害了我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檢察日報》2007年1月2日）。

對外資的依賴，引起了包括愛國私營企業家在內的廣大經濟界人士的不滿和反對。全國工商聯主辦的《中華工商時報》以《警惕外資依賴癥》為題，發表署名文章說：“目前，江蘇經濟的主力是外資投入，一家跨國公司到江蘇來設廠，產值動輒就是幾億、幾十億，經濟指標迅速就能得到提升，所以各級政府都樂意通過招商引資來獲得政績，也因此招致了‘蘇州經濟患上了外資依賴癥’、對本土企業的發展產生‘擠出效應’的指責。長三角一些地方政府既不相信國有企業能做好，又不相信民營企業能做大，于是為了追求政績或推動本地經濟增長，盲目引進外資，過度超前開放，甚至大搞‘外資崇拜’與‘內資歧視’，將好的土地等生產要素優先供給外資企業，導致地價越來越優惠，稅收減免越來越大膽，各種政策底線不斷被沖破，結果是加重了本土企業在競爭中的劣勢地位，發展空間受到人為擠壓，江蘇本土企業難以與外資相抗衡，發展舉步維艱。”該文還說：“隨著外資依賴癥的日益明顯，江、浙地區的許多企業技術進步、自主研發的積極性，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弱化。例如浙江省的模具業曾經被日本企業納入全球產業鏈，并在生產過程中進行了一定的技術轉移。但就在當地企業決定進軍高端市場時，卻遭到日本企業的‘圍追堵截’，對其進行設計封鎖、技術封鎖，甚至市場封鎖?！保ā吨腥A工商時報》2007年7月17日）

我國引進的外資企業，長期來讓他們享受著低稅率的“超國民待遇”。外資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15%，內資企業名義稅率33%。這種對民族經濟的自我歧視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見的。當2005年我國政府要糾正這種不合理現象時，在中國的50家最大跨國公司竟然聯合上書中央，反對取消這種不合理的低稅率優惠，公開拋棄了他們一貫高唱的外國企業要享受與國內企業平等的國民待遇的口號。經過幾年的反復討論，終于在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中外企業統一稅率為25%的《企業所得稅法》，但如何貫徹落實，尚待今后努力。

4、外資大舉并購我國優秀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各行業的龍頭企業，使我國國民經濟面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

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外資對我國從合資、合作到獨資建廠，再到大舉并購我國發展潛力巨大的優秀國有企業。他們的要求是：必須絕對控股、必須是行業龍頭企業、預期收益必須超過15%。這三個“必須”是一些跨國公司目前在華并購戰略的基本要求。他們對我國的一般國有企業拼命壓價，對好的國有企業則不惜高價收購。一些跨國公司認為，現在是收購中國國有企業的最好時機，收購價格正像中國的勞動者的工資那樣，遠遠低于歐美；還可以利用中國企業原有的銷售網絡、原材料和能源供給渠道以及品牌，再加上外商的資本和技術，就可以逐步實現壟斷中國市場的目標。

最近一個時期，外資并購我國企業呈現出“井噴式”的發展態勢，其矛頭直指產業控制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外資并購重點轉向我國重要行業的排頭兵，搶占制高點。其意圖已不完全是商業性的，而具有明顯的操控中國市場的戰略指向。例如，工程機械制造行業的徐州工程機械集團，軸承行業的西北軸承公司，油泵油嘴行業的無錫威孚有限公司，齒輪行業的杭州前進齒輪箱集團有限公司，以及常州變壓器廠，陜西鼓風機有限公司等。這些在我國制造業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已經或正在被外國跨國公司并購重組。

第二，外資在我國的并購還表現出整體并購、“全行業通吃”的戰略意圖。美國的卡特彼勒公司，從1995年開始與徐工集團建立第一個合資企業起，就著眼于對我國工程機械行業的整體并購，已并購了山東工程機械廠，最近又試圖通過控股投資方式收購廈門工程機械公司，還在謀求并購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廣西柳州工程機械集團、河北宣化工程機械集團。如果美國這家公司的這一布局得以實現，就可能“通吃”我國工程機械行業。

第三，外資在我國的并購還出現了聯合行動，既有外國跨國公司之間的合作，也有它們與有關國家的投資公司或基金的配合。

據有關研究部門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許多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這是何等嚴重的問題！

在鋼鐵行業，產能規模全球排名前兩位的米塔爾公司和阿塞洛公司，目前都已完成了它們在中國的并購布局。2005年7月，米塔爾以26億元收購華菱鋼管37%以上的股份；2006年2月，阿塞洛以20.86億元收購萊鋼38.41%的股份。阿塞洛雖然沒有取得控股地位，但是已經與萊鋼的另一大股東集團的股份持平。有消息指出，米塔爾、阿塞洛等已廣泛接觸國內地方鋼廠等二線企業，如包鋼、昆鋼等，大有“將并購進行到底”的勢頭。

在機械行業，2005年10月，國際著名私人股權投資基金——美國凱雷集團，宣布以3.7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徐工集團工程機械有限公司的控股權，這是國際投資基金收購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控股權的第一例。徐工集團是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開發、制造和出口企業，徐工機械則是其最核心的企業。又如：大連機電廠是中國最大的電機企業，一直是國內電機行業技術發展的領航者。1996年與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資后，連年虧損，僅3年時間就被新方收購，一半以上職工失業，技術平臺瓦解。再如：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是全國唯一能生產大型聯合收割機的企業，其產品占居國內市場的95%。1997年以它的優質資產與美國一公司合資，7年后被美國公司全部收購。從此，中國大型農業機械領域的技術平臺瓦解，農業大國中國的大型聯合收割機市場被美國公司壟斷。再如：中國化工機械制造的設備生產基地和龍頭企業錦西化機，擁有國內領先、國際先進的制造、維修技術，2004年全集團盈利800多萬元。2005年，在葫蘆島市政府的主導下，錦西化機與德國西門子合資，喪失了對其最大且唯一盈利的分廠的控制權。從此，國內大型化肥設備制造、維修依靠的對象變成了外國公司。

在水泥行業，并購風潮也不斷涌起。2006年1月6日，海螺水泥發布公告稱，摩根士丹利旗下添惠亞洲有限公司與國際金融公司，分別買下海螺集團持有的海螺水泥10.51%和3.82%的股權；3月初，世界第二大水泥企業瑞士豪西蒙公司宣布，以1.25億美元接下華新水泥為其定向增發的1.6億股，如若審批通過，豪西蒙在華新水泥的股權將由原來的26.1%增加到50.3%，從而實現對華新的絕對控股；4月18日，世界水泥業老大拉法基公司一舉收購了貴州本土3家大型水泥廠，此外拉法基公司還控制了四川雙馬89.72%的股權。外資在我國水泥行業的并購及參股已到了全面開花的地步。我國前五大水泥企業，除了浙江三獅外，其他4家企業均被外資并購。

在流通行業，2005年商務部共批準流通行業外資企業并購項目24個。其中，上海永樂電器公司一次性向外商轉讓61個店鋪；英國TESCO公司在境外收購了我國內“樂購”25個大型超市50%的股份。

對我國這樣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如果發生西方跨國公司對我國企業的大量并購，勢必對我們民族經濟的成長與發展形成遏止，對我國的某些幼稚的新興產業更會形成“封殺”的威脅，從而危及我國經濟的獨立自主，面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特別是在能源、基本原材料、交通等基礎產業和金融、流通等關鍵行業，外資市場控制率過高，將對我國的經濟安全構成不可忽視的威脅。如果我國的一些關鍵裝備部門包括軸承、齒輪等骨干機械企業被外資并購，還有可能對我們的國防安全產生不利影響。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張承耀研究員在總結這些事件的共性時說：我們要“利用外資”，結果反而“被外資利用”；企業往往“拱手相讓”，合資成了“外商與官員的雙贏”。北京大學行政管理學院教授路風等專家尖銳地指出：各地正在把引進外資作為促進經濟發展、推進國企改制的主要途徑，而地方政府往往追求短期政績，其主導的這類合資與引進技術沒有必然關系；相反，合資后由外方控股，原有的研發隊伍和技術積累將會大部分解體、流失（引自《半月談》記者周盛平、趙文：《受制于‘外’，中國企業入骨之痛》，見該刊2006年第3期）。

正如北京大學哲學系趙光武教授所指出的：經濟全球化實質上是資本的全球化，資本的國際大循環；其中存在著不平等交換，存在著中心與外圍的差別，其結果必然是資本流向世界，利潤流向西方。所以我們的經濟發展應以內向型經濟為主，外向型經濟為輔，發展外向型經濟為內向型經濟服務，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區域性經濟合作，抗拒國際壟斷資本的剝削（見《21世紀中國的戰略選擇》第2頁，西苑出版社2000年出版）。

六、科學地分析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復雜性，緊緊抓住問題的本質，捍衛和落實《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奪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大變化乃至政治領導權的大爭論，其現象紛紜復雜、千頭萬緒。但只要用馬克思所揭示的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就不難抓住它的本質。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人類社會巨系統，包括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兩大分系統：前者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大子系統；后者包括政治法律與意識形態兩大子系統。上述當前我國大變化的種種復雜現象，從根本上說，就是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兩大領域內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斗爭的焦點在于：是堅持《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還是違反《憲法》的規定，實行資產階級自由化，復辟資本主義。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我國幾千萬先烈和億萬人民流血犧牲、長期奮斗歷史的高度概括和經驗結晶?！笆赂锩宦暸陧?，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共產黨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領導下，進行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并使之不斷地完善和發展。

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還是長期存在的。毛澤東早在1957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著名報告中指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92頁）。毛澤東在這里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斗爭、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集中于四個方面：堅持還是反對唯物辯證法；堅持還是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還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還是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這四個方面都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東西”。這段講話，可以看作是四項基本原則的直接來源。

1979年3月，在改革開放初期糾正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同時，出現了資產階級思想泛濫的現象。這時，鄧小平受黨中央的委托，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他首先說明：“大家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薄氨M管如此，中央認為今天還是有很大的必要來強調宣傳這四項基本原則?！保ā多囆∑轿倪x》第二卷，第165頁）。鄧小平這個講話基本上傳達了中央的精神，應當加以肯定。但同時也應當看到，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就是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明確指出堅持還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表現，而是強調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特殊性”。當時他沒有說明這個“特殊性”是什么。在這個講話后不久，他就把他所說的“特殊性”具體解釋為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只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這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階級斗爭熄滅論。這種思想是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修正主義和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思想存在矛盾的。其影響所及，必然削弱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斗爭，形成所謂“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經過十來年的發展，終于在1989年春夏之交出現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大泛濫，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以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反革命暴亂。

這次反革命暴亂最主要的教訓是什么呢？鄧小平說：“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第305頁）。這些話有合乎實際的一面，但他僅僅局限于檢討對四項基本原則進行思想教育不夠的錯誤，而沒有著重檢討讓共產黨干部（包括某些高級官員）及其子女下海經商，搞“官倒”，把共產黨員變成資本家，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開了突破口這樣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和共產黨章程的嚴重錯誤。而這一嚴重錯誤正是引起廣大群眾強烈不滿，爆發這次政治風波的主要內在原因。它為國內外反動勢力挑起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權的暴亂提供了可乘之機。與此相聯系，鄧小平在這樣嚴重的、全局性的階級斗爭事實面前，仍然不肯改正他過去所說的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只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錯誤觀點。在他的這種思想指導下，雖然曾在此后的一個短時期內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教育，但為時不久，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不顧當時右傾思想遠未清除的實際情況，強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就否定了他過去說過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原則，從而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被架空了。特別是他所說的：“認為和平演變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就是‘左’?！保ā多囆∑轿倪x》第三卷，第375頁）從此，就定下了經濟領域內只準反‘左’不能反右的調子，為推行私有化和黨員下海當老板大開方便之門，或者說，為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階級斗爭大開方便之門。從1992年起，一路綠燈，加上后來一些人推波助瀾，變本加厲，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在我們國家里，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變化。

綜合前文所述，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大變化，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私有制經濟已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2006年私有制經濟在全國GDP中的比重已占到63%，公有制經濟僅占37%，而且私有制的比重還在進一步提高。

（二）在收入分配結構上，已形成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格局。作為貧富差距數量標識的我國的基尼系數，2004年已高達0.467，超過了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超過了俄羅斯等由社會主義公開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

（三）在階級階層結構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新資產階級興起，工農大眾弱勢化。2005年已形成430萬戶、雇工4700萬人、資本6萬多億元的新資產階級。工農大眾處于“金字塔”的最底層。在工人階級最集中、擁有工運光榮傳統并且是中國共產黨誕生地的上海市，據調查，現在只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

（四）在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的關系上，高速度帶來了高能耗、高污染，使GDP的增長大打折扣。全球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我國占16個。我國每年環境污染的損失占到GDP的3-8%（不完全統計），生態破壞的損失約占GDP的6%-7%。如果扣除過高的環境代價，實際發展不是高速度，而是低速度。高污染還影響了人民的生活質量和身體健康。

（五）在內外經濟關系上，我國國民經濟正面臨著日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我國2005年對外貿易的依附度高達64%，遠遠超過美日等外貿大國。對外技術的依存度高達50%，是世界上技術依附度最高的國家之一?？鐕菊凇熬畤娛健钡夭①徫覈鴥炠|的國有企業、重點行業的排頭兵。在我國對外開放的產業中，許多產業排名的前5位企業由外資控制。

經濟基礎的大變化必然反映到上層建筑中。資本家不僅在共產黨內取得合法地位，而且資本家中共產黨員的比例高達33.9%，超過了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中共產黨員的比例。全國的就業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在私有制經濟中工作（二、三產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公有制經濟中工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將會大大削弱乃至動搖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基礎。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我國過去一個時期的工作，在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的同時，也發生了許多失誤。這些失誤背離了《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損害了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違反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的改革，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決不能復辟資本主義。我們的開放，只能是堅持獨立自主、立足自力更生的開放，而不能走附庸化、殖民主義的道路。我們應當正視當前的客觀現實，決不掩蓋矛盾，決不諱疾忌醫。這就需要在全黨開展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實事求是，一分為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毛澤東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相互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魉桓瑧魳胁惑肌?，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保ā睹珴蓶|選集》第三卷，第107頁）

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和落實四項基本原則，并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一切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和行為，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的矛盾，正確地進行改革開放，實行科學發展，走向繁榮昌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反之，如果聽任那些淡化、回避、架空、篡改、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行即各種形式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行任意泛濫，拋棄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優良作風，必將產生極其嚴重的后果，使我國重蹈東歐國家和蘇聯變質、解體的覆轍！

胡錦濤主席上任伊始，就帶領中央領導集體學習《憲法》，強調依法治國；以后又號召黨員認真學習和遵守《黨章》。希望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堅決貫徹執行《憲法》和《黨章》特別是其中莊嚴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為開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而奮斗。

以上所述，是個人所見。如有不當，請批評指正！謝謝！

主要參考文獻：

國家統計局：《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號）》，載《人民日報》2005年12月7日。

全國工商聯黃孟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2005——200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

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出版；《我向百姓說實話》遠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趙華荃：《當代中國的基本社會經濟規律和科學發展觀》，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

李成瑞：《關于我國目前公私經濟比重的初步測算》，載《中華魂》2006年第 8期。

李成瑞：《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載《探索》2005年第5 期。

李成瑞：《21世紀統計三大新題初探》，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后 記

余應北京大學“現代科學與哲學”課程（選修）主持人趙光武教授之邀，主講了該課程中的一章：“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有些朋友看了我的講稿之后，認為此稿有助于對我國當前社會經濟問題的了解和分析，也可以作為中國社會經濟大變化的一篇史料從長研究，希望能夠公開出版，以供大家參閱。這本小冊子付印前，對原稿的個別字句作了修訂，補充了若干具體材料，并增寫了簡短的《提要》。由于原來的標題文字較長，所以在前面加上了“大變化”三個字作為書名的總標題，讓讀者看來醒目一些。本書全部內容都是個人的見解，如有不當之處，歡迎批評指教！

作 者

200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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