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反對西方市場經濟

內容提要

“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這是陳云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親口對趙紫陽提出的批評。正如《陳云傳》透露的,以前陳云也講過市場經濟,但這次特意在前面加上“西方”二字,是指出趙紫陽搞的一套改革的性質。
改革開放以后,陳云同西方經濟學進行過多次較量。這年春上,
趙紫陽接待了美國貨幣學派學者弗里德曼。翻譯張五常說,兩人的觀點完全一致。弗里德曼說:“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趙紫陽提出國企改革要學西方搞股份制,弗里德曼提出要人人持股,產權才算明晰。趙紫陽當時正主張價格改革邁大步,貨幣學派主張放開價格。陳云通過姚依林、李鵬表示,反對趙紫陽的價格、工資改革方案, 趙不理采。八月改革方案在北戴河一公布,搶購風席卷全國,結果連續兩年兩位數的通貨膨脹。所以,陳云對趙紫陽的批評,實質上矛頭直指大洋彼岸的新自由主義頭面人物弗里德曼。

陳云反對西方市場經濟

劉日新

陳云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我國經濟建設長時間的領導者,既是計劃工作的奠基者,又是改革開放的開拓者。可以說陳云一生始終不渝地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持計劃經濟,反對西方市場經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他同西方市場經濟學進行過多次較量。由于陳云是位居中央的高層領導,我作為原國家計委一個搞具體工作的干部,過去只隱隱約約的聽說陳云的一些故事。現在領導人的文選、傳記、年譜,他們的大秘書的回憶錄及其他文獻陸續發表,使我們對陳云的業績有進一步的了解。本文擬專門談談陳云反對西方市場經濟的問題。經過學習研究,初步認為,陳云反對西方市場經濟,開始是不露聲色,并不直接交鋒,“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后來斗爭明朗化了,尖銳化了,才直截了當,毫不含糊。下面基本上按時間的順序,扼要的回憶一下這個問題。
建國后,毛主席指出:“當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之后,中國向哪里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有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1）當陳云被周總理向毛主席推薦作為中財委的負責人時,他的思想是清楚的。他主張走向社會主義,反對走向資本主義。周總理說:“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是反對舊民主主義或舊資本主義的經濟方針的。”兩者的原則區別之一是:“基本上計劃經濟,還是完全自由主義經濟。”（2）陳云主張搞計劃經濟,反對搞自由市場經濟。周總理提出, 恢復時期“一切財經工作都要有計劃性。”（3）陳云在恢復時期就實行簡易的計劃經濟,三年時間就恢復到了抗日戰爭前水平。毛主席指出:“這樣就給了我們以開始進行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的可能,就給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了基礎。”(在審閱薄一波關于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報告時加寫的話) 陳云１９５１年起就領導中財委著手編制“一五”計劃,到１９５５年編制完成,共五易其稿,陳云直接領導了四次。因此可以說,陳云是“一五”計劃的主要籌劃者和制訂者。“一五”計劃的實施和勝利完成,他又是主要的領導者。“大躍進”以后六十年代和“文革”以后兩個調整時期的經濟建設,又是他精心安排和貫徹實施,并取得成效的。
七十代末改革開放之初, 陳云寫了《論計劃和市場》提綱。這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綱領性文件,為什么要改革,怎樣改革,獨具匠心,說得非常明確具體。陳云是馬克思主義者,指出“計劃工作的規則: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思想來之于馬克思。”“在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在一個國家勝利以前,就設想過社會主義經濟將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這個觀點是完全正確的。”（4）改革開放后,陳云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應當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蓍名觀點,為黨中央所接受,寫入了黨的十二大報告,成為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重要指導方針。他在指出中國要實行計劃經濟,并以此為主的同時,又總結了蘇聯和中國幾十年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指出過去的計劃工作有缺點,不能什么都納入計劃,對一部份經濟活動還必須實行市場調節,才能把經濟搞活,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但這只能是次要的,否則主要靠市場來調節整個國民經濟,那就是市場經濟了。
以后西方經濟學傳入我國,國內的資本主義改革派、自由化學者與之沆瀣一氣,反對陳云提出的這個馬克思主義觀點。本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特征。西方正派的經濟學家也認為,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是同義詞,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只有西方十分反動的哈耶克新自由主義,敵視計劃經濟,污蔑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們妄圖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以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因此,他們竭力詆毀和否定計劃經濟。我國有的主流學者也十分武斷的說什么: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有計劃按比例,這是斯大林１９５２年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說的。他們認為,斯大林既然已被赫魯曉夫批臭了,他這個觀點當然也是錯誤的。令人吃驚的是,今天國家發改委有人竟然仍在說什么馬克思“的確沒有說過(有計劃按比例)。”這不是無知,就是數典忘祖!由此可見,西方經濟學在我們這里流毒之深!
陳云講了馬克思有計劃按比例是這一思想的一個重要出處是《資本論》。其實,除此之外,在馬克思、恩格斯許多著作里都講到這個問題,國家計委在所編的《計劃工作手冊》作了大量這方面的摘錄(１９８４年,中國財經出版社,陳先主編,內部發行２０萬冊。在此書第一部份《革命導師關于計劃經濟的若干論述》,我作為編輯組長集錄了２０頁語錄) 。在１９９５年陳云生平與思想研討會上,我提交的論文《論陳云的計劃思想》,對陳云引證的馬克思這一思想的理論來源作了進一步的發掘和闡述。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１９８０年１月對陳云的上述觀點也是同意的。他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這篇講話中,提出“我們真正有系統地學會了有計劃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沒有呢?”（5）
同年陳云針對有人要搞市場經濟,講了“我們國家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體的。”（6）盡管陳云知道在中國推行市場經濟來勢兇猛,但他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仍然堅持他的計劃經濟為主的觀點, 利用他在經濟部門享有的崇高威望和和影響,有機會就講這個問題,并要有關部門加以貫徹,堅決反對自由市場經濟。
例如,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在省區市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關于《經濟建設的幾個重要方針》的講話,他講了: “農業經濟是國民濟重要的一部分。農業經濟也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實行各種責任制以后,似乎農業可以不要計劃了。事實不是這樣。這個問題本來是清楚的,搞了生產責任制以后,包產到戶以后,計劃并不是不要了。(某些大報頭版頭條鼓吹現在實行自由經濟,農民愛種什么就種什么。于是出現平原不種糧: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減少５０００多萬畝;郊區不種菜的現象。陳云針對這種情況,提出)“┉郊區必須種菜,不種不行。這樣就有點國家計劃的樣子。┉養豬要規定任務。規定一年交多少頭豬,派購,這也是計劃。┉種煙不能超過八百萬畝。┉擴種棉花限于八千萬畝,┉糧食種植面積不能再縮小了,┉再縮小不得了,沒飯吃就是了。┉增產經濟作物,只能靠提高單產和利用不種糧食的土地。不能讓農民自由選擇只對他自己一時有利的辦法。
總之,市場調節只能在這個范圍內靈活靈活。不這樣做,八億農民的所謂自由,就會沖垮國家計劃。說到底,農民只能在國家計劃范圍內活動。只有這樣,才有利于農民的長遠利益,國家才能進行建設。這是農民與國家兩利的大針方針。”（7）
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初,胡耀邦作為黨中央的負責人,認為改革的關鍵是要解決國家計委的問題。他認為主持國家計委的姚依林、宋平,是按老辦法辦事。特別是姚依林,還說過自由化的根子在經濟工作中。因此胡耀邦(被鄧小平定性犯了自由化錯誤)對計委不滿。他說過:“中央兩大綜合部門,黨中央這邊是中宣部,國務院那邊是國家計委。中宣部這邊問題解決了 (指朱厚澤取代了鄧力群為中宣部長),他要朱厚澤去跟紫陽同志說說, 早下決心解決計委的問題。于是作為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請政治局委員、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到他家里談話。趙紫陽問:“經濟體制改革是改什么的? ”姚依林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問題沒有回答,只“啊”了一聲, 趙紫陽邊笑邊接著說:“經濟體制改革,是改你們計委的。” 趙紫陽希望計委主任在適當的時候自己提出來。（8）姚依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當然不會隨便答應這種大是大非問題的。
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５日,陳云同國家計委正副主任姚依林、宋平、柴樹藩談話時,講了《加強和改進經濟計劃工作》。開頭就意味深長的說了一句中國的諺語:“一年之計在于春。我今天要講的是怎樣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在對計劃工作了一些具體的重要指示后說)現在計劃不受歡迎啊! ┉計委的工作難做呀!”（9）顯然,陳云是看到計委受到很大壓力,才講了這樣一些慰勉有嘉的話。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陳云在同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海代表團講了“鳥和籠子的關系”,實質上還是講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反對市場經濟的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效果顯著。┉今后還要繼續實行搞活經濟的政策,繼續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但是,我們也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系一樣,鳥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里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10）針對市場化改革派攻擊我們的計劃經濟,是照抄照搬蘇聯的模式,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陳云以當事領導人的身份站出來予以澄清和反駁。他說: “即使那時(五十年代),我們的經濟工作也是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辦事的,沒有完全套用蘇聯的做法。”他對中國,還有蘇聯的計劃經濟,促進了生產力高速發展,是充分肯定的。“三年恢復,趕上蔣介石二十二年。從‘一五’到現在近三十六年,中間雖有曲折,但發展也不算太慢。在過去這些年里,我們搞的一百五十六項,尖端科學技術、石油自給、武鋼一米七軋機、十三套大化肥、寶鋼以及鐵路、電力、農田水利等建設,它們的作用不能低估。
蘇聯同美國抗衡,到現在才用了七十一年,而美國,從華盛頓時代算起,到現在近二百年。”（11）
陳云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書面發言,指出“這次全會審議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對計劃體制改革的基本點所作的四點概括,完全符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12）面對搞市場經濟的來勢愈來愈兇,１９８５年９月,在黨代會上陳云講話,正面來看似乎只是堅持自己的計劃經濟觀點,實質上反面是反對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現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經濟體制改革,是為了發展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從全國工作來看, 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話現在沒有過時。”（13）陳云這個講話,過去學習時只認識到他在經濟上,堅持自己的理論觀點,現在認識到陳云這次在政治上,亮出了底牌: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是搞社會主義的, 現在搞的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反面的意思,意在言外,你反對計劃經濟,要搞市場經濟,那就是搞資本主義改革, 那就不是搞社會主義,而是搞資本主義了。多么尖銳深刻,多么旗幟鮮明啊!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８日,陳云同總書記趙紫陽談話,開門見山,直截了當的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14）這是陳云對搞自由化的趙紫陽的嚴厲的批評。據《陳云傳》說,陳云以往也用過“市場經濟”的提法,這次特意加了“西方”兩個字,意思是指在經濟體制改革中, 脫離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照搬“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是行不通的。他要求趙紫陽搞改革要堅持正確的道路。為了加深對陳云這一批評的理解,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西方市場經濟”,當時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這樣的批評的。
“市場經濟”是“計劃經濟”的對立詞,首先必須準確的掌握這兩個詞的內涵,才能深刻理解陳云的批評。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前三十年,我國實行計劃經濟制度。陳云是我國計劃經濟的奠基者。他說過:“計劃工作的規則:有計劃按比例,這一點來之于馬克思。”一九一七年后的蘇聯,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辦事的。當時蘇聯和中國這樣作計劃工作是完全對的。
我國一些主流學者為了要扭轉我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多次批陳云,說什么不要束縛后人改革的手腳;甚至由批陳云進一步說什么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有計劃按比例,那是斯大林說的。他們以為斯大林被赫魯曉夫批倒了,計劃經濟也就沒有理論根據了。事實果真如此嗎?陳云講的不對嗎?
事實是,馬克思曾經說過:“生產資料的全國性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15）
恩格斯說過:“┉大工業造成一種絕對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里,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竟爭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社會成員的需要來領導。”（16）
列寧也說過:“只有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制度,同時把所有的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交給工人階級,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17）
馬列主義關于計劃經濟的上述觀點,和蘇聯、中國幾十年的實踐取得的成績,得到了西方國家的承認,他們并且還肯定計劃經濟的優越性。英國的《現代經濟學詞典》說:“Ｐlanned Economy 計劃經濟 關鍵的經濟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市場力量,而是由貫徹社會的主要經濟目標的經濟計劃機關決定的一種經濟。”┉這種經濟制度較之純粹市場經濟的優點是:減少了不協調的經濟活動(這種活動導致現有資源的利用效率很低)以及不合需要的商品的生產。計劃經濟可能解決失業和閑置的生產能力的問題,減少污染的產生和產品的過度差別化。一個不發達的計劃經濟國家的增長速度可能超過市場經濟國家的增長速度。（18）英國經濟學家還認為:“在不少人看來,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的同義詞。在此意義上,社會主義經濟普遍具有如下特征:(１)權力集中于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２)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３)中央經濟計劃制度,(４)取消來自資產的各項收入(地租、利息和利潤)。”（19）
與“計劃經濟”相對應的是“市場經濟”。什么是市場經濟?其實,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早就明確指出,市場經濟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由于我們國內的主流經濟學者和某些領導人,在改革開放時期,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攪混水,把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說得混亂不清。我們還是先看看英國經濟學家下的定義。“Ｍarket Economy 市場經濟 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有關資源配置和生產的決策是以價格為基礎的,而價格則是由生產者、消費者、工人和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自愿交換產生的。這種經濟的決策是分散的決策,就是說,經濟決策是由該經濟的一些組織和個人各自獨立地決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計劃當局決定的。市場經濟通常也包含著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即資本主義經濟。”（20）
東西方的學者,根據市場經濟制度存在三百多年,和計劃經濟存在七十多年的歷史,對兩種制度的特征,形成以下五點共識:
１、在所有制上, 市場經濟以私有制為基礎, 計劃經濟以公有制為基礎;
２、在經濟運行上,前者呈無政府狀態,后者要求有計劃按比例;
３、在價格上,前者任價值規律自發地調節經濟, 后者要求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
４、在生產目的上,前者是為了追求資本家的最大利潤, 后者是為了不斷改善人民生活;
５、在分配上, 前者實行按資分配, 后者實行按勞分配。
聯合國根據東西方的共識,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對成員國分類,改變名稱:原來的資本主義國家一類,均改稱市場經濟國家(Ｍarket Economies), 又分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Ｄev elopedＭarket Economies),和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Ｄev elopingＭarket Economies)。
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一類,改稱為中央計劃經濟國家(Ｃ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通過以上對比分析,我們就清楚了陳云批評趙紫陽,在我們這樣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辦法, 來管理我們的經濟,必然會遇到困難,是行不通的。這是一個方向性的錯誤。趙紫陽要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偶然犯的錯誤嗎?不,根據他的言行觀察,他是多年來一貫如此,且舉以下幾例。
黨的十二大以后,作為黨中央領導人、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理應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二大的路線方針,可他不是這樣。有一次,國家計委領導向他匯報工作時,在經濟發展和所有制結構問題上同他爭論起來,計委領導說當前的經濟政策,以十二大文件為準;未來的經濟發展,以《憲法》為準。他很不以為然,怒氣沖沖的說:“你有十二大,我還要開十三大呢!你有《憲法》,我還要修改《憲法》呢! ”由此可見,他要改變黨的路線方針,搞西方市場經濟,到了何等狂妄的程度!不過從這話里,也可看出以后我國自由化改革的軌跡。
黨的十三大,果然趙紫陽作了報告,除了一些大家可以接受的套話,和貌似公正,實際是有所側重的,如既反對僵化,又對自由化的兩面的話以外,他提出了國有企業改制的大企業股份化,小企業出賣的實質性私有化步驟;特別是提出了“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 （21）,這樣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理論觀點,實際上這是有其特定含義的。據趙紫陽的大秘書鮑彤回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洪曾問趙紫陽:“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什么不同?趙紫陽回答說:“就實際工作而言,沒有差別。用商品經濟,是為了減少震動,使更多的人容易接受。十三大說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兩個說法,一個意思。” 趙紫陽在另一個場合還說:“西方市場經濟的各種范疇和手段,包括期貨市場,證券市場等等,我們都應該學習。”（22）從這里可以看出,趙紫陽是善于搞資產階級欺騙手法的,他把市場經濟故意說成商品經濟,是為了蒙騙全黨和廣大群眾,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領導人是看得出來的。據知情人揭露,對這樣一個醉心于西方市場經濟,搞資本主義改革的人,一次李先念對陳云說:從這幾年來看,趙紫陽像不像走資派?陳云說: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后來,鄧小平給趙紫陽定性犯了自由化錯誤,也不是因為偶爾作了一件錯事,而是經過多年觀察作的結論。
１９８５年９月,經趙紫陽總理批準、具體主要由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持召開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簡稱“巴山輪”會議),主要是大力宣揚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提出的取消指令性計劃,實行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當時主辦單位故意把市場經濟譯成“市場協調”,簡稱２Ｂ模式。懂英文的法國專家當場說,法國就是實行這種模式。可見這次會議就是要推行法國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在中國貫徹執行。有的著名學者和宏觀經濟部門負責人先后著文表示擁護２Ｂ模式,但許多單位進行抵制,結果趙紫陽的企圖沒有在全國推行得了。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試問到底在發生了什么重大問題之后,在什么背景下,陳云才批評趙紫陽搞西方市場經濟的呢?
眾所周知,１９８８年是我國改革開放不平凡的一年。這年年初,國務院開會討論經濟形勢,議題是穩定物價。當時會上會下對價格改革存在不同意見:一種意見,主張邁大步,要闖關;另一種意見,主張步子要穩,急不得。趙紫陽提出主動大漲價和提高工資的辦法,來進行價格、工資改革。這實質上是要讓價格作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手年段,一步到位,實行市場經濟。他布置國務院擬定改革方案,并要一個擁有大型電子計算機的研究所(當時擁有這種計算機的單位很少),計算一下國家拿出幾百億元來,即可理順價格,完成價格改革。
這年春上,美國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著名學者密爾頓.弗里德曼來華訪問,要求趙紫陽總理接見他四十分鐘,趙卻同他談了兩個鐘頭。陪同弗里德曼同趙紫陽談話的,是香港有名的自由化學者張五常。當時媒體透露,弗里德曼很會來一點外交詞令,一見面就對穿著西裝革履的趙紫陽說:你很像一個教授。只有中學文化程度的趙紫陽聽了,有點昏昏然。張五常曾在報刊發表幾篇文章,說這次會見,兩人的觀點完全一致。那是些什么觀點呢?首先,弗里德曼對中國現行的東西都不贊成,主張中國改革的目標是美國式的市場經濟。回國后他在斯坦福大學講了一篇話,指出“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香港的媒體都登載了。其次,國企改革,趙紫陽說要嘗試一下西方國家發展商品經濟的一些有效的經營方法,搞股份制。弗里德曼提出,把企業分給全國每一個人,人人都有股份,這樣產權才算明析了。再次,價格改革,弗里德曼這個貨幣學派的頭目有一個教條:管住貨幣,放開價格。當時趙紫陽正準備價格改革闖關,對放開價格特別感興趣,認為這一下從西方經濟學著名學者取到真經了,對價格改革更加胸有成竹了。
五月下旬趙紫陽的改革方案擬妥了,價格改革的總方向是:少數重要商品和勞務價格由國家管理,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用五年左右時間,初步理順價格關系。工資改革總的要求是:在價格改革過程中,通過提高和調整工資,適當增加補貼,保證大多數職工實際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隨著生產的發展而有所改善。
陳云在討論過程中,通過姚依林、李鵬明確表示,反對擬議中的價格、工資改革辦法:價格每年上漲１０%,五年上漲６０-８０%;工資每年提高１１-１４%,五年增加１００%。他斬釘截鐵地講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價上漲１０%,辦不到。我是算賬派,腦子里有數目字。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 他說,職工在價格改革中可以提高工資,不拿工資的農民,物價上漲后怎么辦? 陳云的意見沒有被理采。八月中旬,在北戴河由趙紫陽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價格、工資改革方案。
當年價格的形勢已不容樂觀。在上年消費價格指數上漲了７.３%的基礎上,１９８８年又連月上漲,７月份達到１９.３%。當價格改革方案一公布,引起全國一片恐慌,銀行擠兌,商品搶購風席卷全國。當年貨幣投放比上年猛增４６.７%,等于放開貨幣,再放開價格,這樣通貨膨脹之勢就不可遏制了。結果１９８８年消費價格指數上漲了１８.８%,１９８９年又繼續上漲１８%。連續兩年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引起廣大居民不滿,外商也準備撤資。１９８８年９月底,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不得不作出對國民經濟進行治理整頓的決定,以扭轉物價大幅上漲的態勢。由于工作不力,效果不大。趙紫陽由于在“六四風波”中又犯了錯誤,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撤銷總書記的職務。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十三屆五中全會作出了進一步治理整頓的決定。
趙紫陽的邁大步搞價格改革,或價格改革闖關,我們不要就價格論價格來理解其意圖,實質上這是要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讓價格來配置各種資源,讓市場來調節整個國民經濟,盡快搞西方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也就是說,要在我國讓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對世事洞明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看透了趙紫陽這一切,所以不能不提出尖銳的嚴厲的批評。
趙紫陽當年同弗里德曼,正如有位領導說的,已“心心相印”,決心走資本主義道路,聽不進不同意見,上面來的規勸聽不進,下面來的建議也聽不進。這里需要提一下國家計委根據姚依林同志關于“壓縮過熱空氣”,實行“軟看陸”的計劃:一個是書面意見,一個是當面建議,都被趙紫陽否定了。書面意見,指的是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中心,印送國務院的《關于討論１９８７年經濟形勢和１９８８年對策問題的簡報》:提出以雙緊(消費和積累實行雙向適度控制)對付雙膨脹,以達到降低過熱的經濟增長速度,抑制通貨膨脹,促進經濟平穩發展,實現“軟看陸”的目的。當面建議,指的是國務院開會時, 副總理姚依林和國務委員宋平等都在座,國家計委一位懂英文的副主任,針對價格改革闖關,提出改革可否放緩一些,實行“軟看陸”(soft land)如何? 指出美國１９８０年也曾實行過“軟看陸”。趙紫陽當場反對,說社會主義國家搞“軟看陸”,是不能成功的。因為前一天他聽了西德副總理說了,匈牙利搞過“軟看陸”,失敗了。這樣,國家計委提出的“軟看陸”的計劃,就這樣被扼殺了。（23）
順便要指出,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說是當時趙紫陽總理提出“軟看陸”的主張。（24）這是張冠李戴,不符合實際情況。實質上正是趙紫陽制造經濟過熱,迷信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主張放開價格,搞價格改革闖關,反對“軟看陸”的。
通過以上一系列事實,可以清楚的看出,陳云堅持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立場是多么堅定,旗幟是多么鮮明!特別是他晚年批評的對象,表層上看只是中國搞西方市場經濟的急先鋒趙紫陽,實質上矛頭所向直指大洋彼岸的主張中國搞美國式的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的頭面人物弗里德曼。那一次較量的結局是值得稱道的,已載入史冊,我們應當好好總結和學習。今天形勢更加復雜,需要我們學習陳云堅定頑強的精神,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沿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正確的改革開放路線,反對西方市場經濟,反對新自由主義,在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出貢獻。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３７３頁。
（2）（3）《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１頁, 第９３頁。
（4）《陳云文選》第三卷第２４４頁。
（5）《鄧小平文選》第二蓋卷第２６９頁。
（6）《陳云文選》第三卷第２７８頁。
（7）《陳云文選》第三卷第３０５、３０６頁。
（8）鮑肜《咫尺天涯憶紫陽》,２００４年, 香港版。轉引自楊繼繩著《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斗爭》２００４年,香港版。
（9）《陳云文選》第三卷第３０９-３１１頁。
（10） 同上, 第３２０頁。
（11）（12）（13）《陳云文選》第三卷第３６６-３６７、３３７、３５０頁。
（14）《陳云文選》第三卷第３６５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４５４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２１７頁。
（17）《列寧全集》第１０卷第４０７頁。
（18）（19）《現代經濟學詞典》,戴維.皮爾斯編,上海譯文出版社,
第４６５-４６６、５５５頁。
（20）《現代經濟學詞典》,戴維.皮爾斯編,上海譯文出版社, 第３７５頁。
（21）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１２頁。
（22）鮑肜《咫尺天涯憶紫陽》２００４年。
（23）、劉日新著《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第３１６-３２０頁。
（24）、《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 繩主編,第５２６頁。

(２００７/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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