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后馬克思主義前史 
 

【出處】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062

【作者簡介】曾枝盛，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法國實際上是后馬克思主義生成的大本營：它不僅擁有諸如勒費弗爾、拉康、阿爾都塞、巴爾、福柯、德勒茲、利奧塔、德里達那樣的思想領袖，而且還擁有許多在理論界享有盛名的干將人物，如阿克塞洛斯、高茲、馬勒、克里斯蒂娃、巴里巴爾、鮑德里亞、勒古爾等等。法國后馬克思主義形成的時間當在蘇共“二十大”（1956年）、波蘭“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之后。在這些事件之后，法國共產黨內部發生了嚴重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危機，從而發生了退黨風潮、黨外圍的知識分子紛紛宣布與法共決裂的重大事件。法共退黨分子和與法共決裂的黨外知識分子試圖脫離原先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自創另類的“馬克思主義”。于是，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創辦雜志刊物，并且與當時流行的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相結合，從而形成一種以批判馬克思主義為目的的、與傳統馬克思主義或多或少相左的理論。70年代之后，法國又興起一股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這種批判馬克思主義又與之相結合，最終導致法國后馬克思主義的生成。

  　　　　一、蘇共“二十大”之后法國知識界狀況

  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舉行“二十大”，法國共產黨興高采烈地派出以多列士、杜克洛等人為代表的代表團前往參加，但歸來之后，卻一個個垂頭喪氣，對于蘇共“二十大”會議的內容守口如瓶，連政治局的傳達會也一再推遲，尤其是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內容更是諱莫如深。直至6月，美國報界披露了赫氏的秘密報告，接著法國《世界報》予以全文轉載，這才使法國人民知道了真相。秘密報告的發表立即引起法國共產黨內部的巨大震動，法國共產黨人認為，“二十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炸毀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6月18日，法共政治局向赫魯曉夫提交了一份報告，要求蘇共發給每個聽報告的代表團一份報告的正式文本，并對斯大林的功績予以肯定。6月底，法共派出以羅歇、塞爾文和法戎等人組成的一個代表團到蘇聯，準備與蘇共中央就斯大林與個人崇拜的問題舉行會談，但后來卻無功而返。
  緊接著，也就是6月，波蘭發生“波茲南事件”。波茲南省斯大林機車車輛制造廠的工人提出增加工資和減稅的要求，但遭到機械工業部長的拒絕，于是16000余名工人擁上市中心進行抗議示威，結果遭到了武裝鎮壓，死傷數十人，扣押數百人，釀成震驚世界的慘案。同年10月，匈牙利發生示威游行和暴力事件，匈牙利政府在蘇軍幫助下，用武力加以鎮壓，也釀成流血死亡事件。在整個事件中，有2502人被殺害，15000人被監禁，20萬人出走國外。僅武裝暴動的直接破壞就給國家造成30億福林的損失，因生產停滯造成的損失高達200億福林，相當于當時匈牙利全年國民收入的1／4。
  1956年出現的上述“三大事件”給法國共產黨乃至整個知識界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在1956年之前，法國80％的知識分子都是信任共產黨、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他們甚至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1956年之后，法共半數黨員退黨，知識分子最后只剩下大約20％的人相信馬克思主義。這些退黨黨員和離開法共外圍的知識分子有感于上述“三大事件”，試圖發展另類的馬克思主義。他們著書立說，創建刊物，發表了大量關于蘇聯東歐“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工人階級的狀況和使命、技術革命給世界帶來的變化等問題的理論著述。這些著述反映了他們頭腦中各種思想的混合、沖撞和重組的趨勢。
  就這樣，幾乎是在1956年“三大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就出現了反映上述“反叛”知識分子觀點的刊物和著述。例如，由拉康創辦的《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由埃德加·莫蘭創辦的《論辯》雜志（Arguments），由喬治·弗雷德曼創辦的《交流》雜志（L'Echange），由拉羅絲出版社創辦的《語言》雜志（La Linguistique），由讓—埃德恩·阿利耶主編的《太凱爾》雜志（Tel Quel），以及由巴黎高師阿爾都塞的弟子負責的《馬列主義手冊》（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等，其中最早出現并最具影響力的是《論辯》雜志，以及后來出現的《太凱爾》雜志。

  　　　　二、《論辯》和《太凱爾》的創刊

  《論辯》雜志和《太凱爾》雜志都是法國知識界和政治界受1956年蘇共“二十大”沖擊之后的產物。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隨之出現的波蘭“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粉碎了蘇聯模式的神圣性，粉碎了人們對斯大林的崇敬，也粉碎了人們對馬列主義的信仰，這種情況被法國知識界稱作“馬克思主義危機”。這種危機所表現出來的情況是：法國共產黨出現退黨風潮，使法共黨員連年負增長；左翼人士首先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對斯大林以及蘇聯社會主義進行指責和批評。原先受蘇聯極左路線影響的知識界拋棄了“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教條，尋求其他選擇的道路，不少知識分子紛紛改變信仰。例如，羅歇·瓦揚就從自己的辦公室里摘下了斯大林肖像；薩特對“匈牙利事件”提出了批評，導致他與共產黨的決裂；克洛德·魯瓦被迫退出了法共……
  1956年底，以埃德加·莫蘭、阿克塞洛斯為首的一些從法共退黨的知識分子創辦了《論辯》雜志。《論辯》出現之后立即聚集了一大批自蘇共“二十大”以來退黨的知識分子，因此這些人所形成的集團也叫“論辯集團”。《論辯》雜志從1956年至1962年發行，共存在6年，歷年參加該刊物編輯的理論家有：埃德加·莫林、科斯達·阿克塞洛斯、讓·杜維若德、弗朗悉瓦·費梯、比埃爾·富熱羅拉、羅蘭·巴特、讓—迪維尼奧、科萊特·奧德利、迪奧尼·馬斯科羅和塞爾日·馬勒等人。除此之外，原法共政治局委員、法共著名理論家昂利·勒費弗爾雖沒有擔任該雜志的編輯，但他實際上是上述人物的精神領袖，該雜志鼓吹的“元馬克思主義”的最早創意就出自勒費弗爾的“元哲學”思想。制造“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例如，阿克塞洛斯和富熱羅拉主張用海德格爾的思想來批判馬克思；勒費弗爾和夏特萊則依據薩特的《存在與虛無》以及《唯物主義與革命》來批判馬克思主義；而杜維若德則認為要“像馬克思對待他那個時代的制度那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向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提出挑戰。由于上述的理論分歧，導致了該派的理論刊物《論辯》1962年的破產。導致《論辯》集團解體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自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法國風行結構主義，該集團的不少人皈依結構主義，有的人則與《太凱爾》雜志合流。
  雜志雖然以停刊而告終，但它卻在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確立了批判探索的態度，并為新左派提供了一個新的激進框架，為爾后法國的后現代主義、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思潮的出現鋪墊了基礎。
  《太凱爾》（Tel Quel）創辦于1960年，但早在1958年就開始醞釀了。它最初是一幫作家創辦的，主要以“先鋒派”知識分子為讀者對象。刊物之所以取名為“太凱爾”，是因為《太凱爾》在創刊號的封面上，引用了尼采的一段話：“我想擁有這個世界， 我想按照它本來的樣子擁有它，我總是想擁有它，永遠擁有它。”這句話中的“它本來的樣子”原意就是“Tel Quel”（太凱爾）。
  《太凱爾》創刊時的秘書長兼總管是讓—埃德·阿利耶，編委會由下列人員組成：布瓦魯夫雷、雅克·庫多爾、讓—埃德恩·阿利耶、讓—勒內·于格南、雷諾·馬提翁、菲利浦·索萊爾斯。1961年，該雜志由達尼斯·羅什和馬塞蘭·普利耐取代阿利耶成了秘書長。后來加入編委會的有蒂博多、里夏杜、讓—皮埃爾·費伊等人。
  《太凱爾》發刊不久就遇到結構主義的大潮，并受到深刻的影響，所以它在1962—1972的十年間被稱作“形式主義時期”。而《太凱爾》也受到一些結構主義者的欣賞。如著名的結構主義文藝批評家、上述《論辯》集團的骨干之一羅蘭·巴特就特別看重《太凱爾》。他認為，“太凱爾集團相當誘人，它是現代性的化身”。正是在“太凱爾”的影響下，巴特出版了《批評與真理》（1964）這部著作。他甚至說過：“《太凱爾》這份雜志對我而言是一樁至關重要的事業。”[1](P373) 另一位當時尚屬結構主義陣營的著名人物雅克·德里達與《太凱爾》也曾過從甚密，曾在該雜志上發表論文。該雜志同樣也受到路易·阿爾都塞的影響，屬于正統阿爾都塞派的費伊于1963年成為該雜志的編委。《太凱爾》雜志也曾與當時法國共產黨發行的、已經經過改革的雜志《新評論》（La Nouvelle Critique）有過合作，它曾邀請《新評論》雜志共創知識現代化大業。《新評論》雜志也認為應當向《太凱爾》的作家們學習，因為他們的作品“引起了我們的巨大的同情，也能使我們受益匪淺”。《太凱爾》雜志就是這樣，成功地與拉康主義、與阿爾都塞派、與巴特派融為一體，以至于人們常常把它視為一個虛構的結構主義的國際組織的機關刊物。

  　　　　三、《論辯》和《太凱爾》的宗旨

  《論辯》在發刊詞中說：“不加任何限制地修正任何陳舊的思想和流行的意識形態，對這些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存在任何教條和禁區，關心占主導地位的或被認為是革命的現實和思想，探討當代世界的所有（社會、政治、人、文學、藝術、科學和哲學的）方面。以及在這些領域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和危機。”《論辯》雜志的理論家們有感于1956年的波匈事件，試圖發展出一種“另類的”馬克思主義，標榜向新思潮和社會新現象開放，提出既繼承馬克思主義，又冒險超越馬克思主義的任務。正如該雜志的創辦人之一埃德加·莫林所說：“1956年的春天鮮花盛開，陣陣希望之風從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吹來，歷史徘徊在進退之間。……我們已經意識到，以前我們一直以為是我們學說基石的東西，不過是一塊不堪一擊的浮冰而已。”[1](P222) 由此可見，《論辯》集團的方向是要拋棄原來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發展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事實上，《論辯》雜志自創刊之后的最初兩年內，發表了不少對法國共產黨對待知識分子的路線政策、蘇聯社會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進行批判的文章，也對各種政治問題表示關切，并對技術文明、語言學等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和反思。但隨著雜志內部的分歧的加大，以及雜志編委會的主要人物富熱羅拉和迪維尼奧出走國外，雜志就似乎失去了原來的方向，越來越少關心政治問題，轉而討論愛情、普遍性、語言之類的問題。《論辯》雜志至此也就失去存在價值，最終于1962年解體。
  本來，《太凱爾》的編委是一批作家，其方向應為文學藝術，正如費伊轉述弗朗悉瓦·瓦爾的話說“它將是拿破侖三世的詩壇（Parnasse de Napoléon Ⅲ）。在1958年，戴高樂就是拿破侖三世的新化身”。但盡管如此，該雜志還是向多方面發展。正如多斯所說，《太凱爾》創刊之后，很快就暴露出它的“結構主義并吞八荒、包羅萬物的野心”[1](P370)。它不依托人文學科中任何一個具體學科，而是試圖對各個學科都予以深沉的關切。事實上，該雜志既把詩置于“心靈的極致”，又注重“科學”，因此該雜志的副標題是“文學／哲學／科學／政治”。其主要目的是力圖把先鋒派和現代主義形式運用于社會科學，以便推進一種新的寫作形式，亦即借助于結構主義取得的成就，影響文學創作，改變寫作模式，支撐起新的語體學。因此，《太凱爾》雜志從一開始就是一塊跨學科的陣地，只要遵守反映先鋒派狀態的這一原則，那么就可以在上面進行討論和交流。
  《太凱爾》反對法國傳統的主流文學觀念，所以它的秘書長馬塞蘭·普利耐說，“我們必須與戰后法國的主流文學觀念分道揚鑣，這個時期的文學是心理康復文學（restoration psychologique）”[1](P371)。這一宗旨與結構主義的主張不謀而合，因為結構主義所強調的正是“共時態”，而不是“歷時態”，也就是說，結構主義范式所抨擊的正是意識心靈、主體、歷史控制之類的觀念；而《太凱爾》則希冀通過社會科學，消滅和諧融洽的實證主義文學史觀。雖然《太凱爾》宣稱它不受任何政黨左右，也不特別忠于那一個學科，但它的編委會的邏輯始終處在先鋒派之內。它甚至追隨阿爾都塞，敬慕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從而成了法國親中國立場的鐵桿分子。
  《太凱爾》的成立可謂適逢其時，因為法國正遇上所謂的“共產主義解凍”時期，就是說，已經不是日丹諾夫所說的“一刀切”的時期了。因此，法國共產黨在“和平共處”和“非斯大林化”的年代里，在自己的黨刊黨報上也擴大讀者群，因而不斷刊登一些黨外人士的文章。 例如在路易·阿拉貢、皮埃爾·戴主編的法共文學周刊《法國通訊》上，就發表過先鋒派和形式主義思想家的文章，其中就有《太凱爾》雜志編委的文章。這樣，“《法國通訊》和法共中的某些信奉派，第一次使文學先鋒派、大學、結構主義在1968年之前會師成為可能[1](P374)”。
  與《論辯》雜志相比，《太凱爾》雜志的活動時間比較長，活動能力也更強，它吸引了大批“反叛知識分子”、結構主義者在上面發表文章，如巴特、利奧搭、德里達等人都是那里的常客。

  　　　　四、《論辯》和《太凱爾》與法國后馬克思主義的生成

  可以說，《論辯》和《太凱爾》雜志是法國后馬克思主義最初展示的“T”型臺。正如美國學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所說：“在實際運用中，結構主義批評方法常常可以分成相對不同的兩類。其中之一我們稱之為結構主義運動中的非政治性的一支或稱右翼……。結構主義批評的另一支屬于政治譜系。……以《太凱爾》的文學評論為中心——它們旨在話語形式與資產階級的或革命性意識的形式之間做明顯的政治性關聯。……然而事實上，這兩種研究都是后馬克思主義的……。”[2](PP178—179) 詹姆遜將《太凱爾》視為結構主義的政治性雜志，并且屬于后馬克思主義。當然，這樣的區分是無可非議的，不過并不全面。因為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自1956年“三大事件”之后所出現的那種“試圖‘超越’馬克思主義”、“對傳統馬克思主義進行重新改造”的“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并非僅僅限于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且還應當包括后期存在主義的激進馬克思主義的余波。
  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在60年代可謂達到巔峰時期，位于巴黎烏爾姆小街旁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是它的大本營，阿爾都塞則是其領袖。阿爾都塞麾下有大批弟子。阿氏及其弟子們在1965年一下子就拋出了《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這兩本轟動一時的著作。阿爾都塞不想得罪法國共產黨，所以他的著作對待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還是注意分寸的，正因為如此，他的理論被人稱作“沒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義”。與此相異的是另兩個被后人看重的結構主義者——福柯和普蘭查斯。
  福柯被人稱作“哲學浪子”，1966年發表的《詞與物》使他獲得了很大的聲譽。為什么該書會引起轟動呢？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寫的——“結構主義考古學”，這種考古學是知識考古學，他主張人文科學（知識）產生于人在對自己進行非歷史化的處理之時， 該著作宣布了“人類死亡”。因此，評論家沙普薩爾認為，福柯的著作是“自存在主義以來最偉大的革命”，拉克魯瓦也認為福柯的著作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時任《法國通訊》雜志編委之一的雷蒙·貝盧爾認為福柯是推動觀念史的真正革命倡導者，因為他把這一時期的觀念邏輯總體性扔進了歷史垃圾箱。福柯雖然把自己放到結構主義的陣營里面，但卻是一位潛藏得很深的叛逆者。正如皮亞杰所說的，他所信奉的結構主義是一種十分特殊的結構主義，這種結構主義并不以結構的存在為基礎，它是“沒有結構的結構主義”[1](P443)。所以弗朗悉瓦·埃瓦爾德認為，福柯的方案就是反抗結構的觀念，因而也反抗結構主義的觀念，因為在福柯看來，“結構是重要的歷史主體的一種形式，是跨歷史的宏大認同的一種形式，而福柯相當清楚地解釋過，這正是他試圖消滅的東西”[1](P444)。
  福柯的意義在于使法國當時盛行的結構主義發生了一個“斷裂點”。這個斷裂點很快就為另外一個著名的結構主義者雅克·德里達所擴大。
  眾所周知，同在1966年，德里達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了題為《人文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游戲》的反叛結構主義的聲明，宣稱不存在一個所謂的結構中心，結構是沒有等級的；在結構中任何一個位置都不具有優先性。就這樣，在美國知識界還不知道結構主義的底蘊時，他們就均倒向了德氏的結構主義—反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從此，德里達雖然一度在法國曾遭到千夫所指，但他在美國卻贏得一批有歐陸文化背景的人士的歡迎，從而贏得了聲譽，他甚至成為耶魯大學的終身客座教授。這樣，法國人即使不給他飯吃，德里達照樣在美國當他的教授。更重要的是，諸如“耶魯學派”的保羅·德曼等美國人還為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煽風點火，使他的學說四處傳播。
  福柯和德里達雖曾是結構主義陣營中的一員，但從他們的理論道路來看，自一開始就與阿爾都塞的理論主張有分歧，因此最終的分道揚鑣勢在必然。
  由此可見，1966年法國思想界也出了“三大事件”：阿爾都塞及其弟子的《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的出版、福柯的《詞與物》的出版、德里達在美國發表反結構主義宣言，這實際上也就宣告了后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考察60年代后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還不能忽視“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后期的理論工作。薩特弟子塞爾日·馬勒和安德烈·高茲是其中的代表。馬勒曾經是法國十分活躍的一位青年，二戰期間曾參加過抵抗運動，后加入了法國共產黨，曾以國際青年聯合會法國代表的身份常駐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當過法共黨報記者，后不滿法共路線退出法共，曾加盟《論辯》雜志編委，后來又加入法國統一社會黨并成為該黨中央委員。馬勒早在1959年就在《論辯》雜志第1—3期上發表了《一個在變化的工人階級》的文章，到1963年又發表了《新工人階級》的著作。1964年，薩特的學生、朋友安德烈·高茲發表了《勞工戰略》一書，1980年，又出版了《告別工人階級》一書。馬勒和高茲依據法國理論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得出資本主義發生階段性變化到了“第三階段”的理論，由此而得出“新工人階級”的結論。在這種新工人階級之中，沒有巨大的工會官僚階層，他們受過高級技術訓練，他們不少人已經成為技術工人，所以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并不厭惡，相反越來越感興趣。他們的斗爭方式和手段也發生了變化，他們采取有組織的協調良好的短期罷工。在戰略上，他們采取“企業工團主義”的路線，提倡生產集體與自治，為爭取和平地把企業的權力轉到工人自己手中而斗爭。這也是新工人階級未來斗爭的惟一的根本出路。高茲在《勞工戰略》和《告別工人階級》的著作中表達了與馬勒同樣的思想。他們的思想屬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激進一翼，與當下的后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的理論大體是一致的。所以蒙克稱他們的“新工人階級”為“后馬克思主義工人”是不無道理的。
  另外一個阿爾都塞的弟子普蘭查斯的著作發表較晚。普蘭查斯于1968年發表了《政治權力和社會階級》。這部著作對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狀況作出了“結構主義式”的分析研究，對馬勒和高茲的“新工人階級”觀提出異議，以“新小資產階級”來描述工人階級出現的新變化，以激進的態度對待工人階級隊伍的萎縮和邊緣化。普蘭查斯的意義在于在馬克思主義的方向上比阿爾都塞走得更遠，在關于國家、權力和未來社會主義策略方面比阿爾都塞更加深入、更激進，普氏的理論與80年代公開宣稱的“后馬克思主義”已經十分相近。
  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是法國思想家層出不窮的時代：列維—斯特勞斯、雅克·拉康、塞爾日·馬勒、安德烈·高茲、路易·阿爾都塞、米歇爾·福柯、雅克·德里達、尼可斯·普蘭查斯、羅蘭·巴特、吉·德勒茲、讓·鮑德里亞、皮埃爾·布爾迪厄、讓—弗朗悉瓦·利奧塔、阿蘭·圖雷納、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等等。這些人至今在法國思想界中仍占有一席之地，他們的思想理論共同構成了今日名之為“后馬克思主義”的源頭活水。70年代之后，隨著美國丹尼爾·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1973）的出版，法國后現代主義思潮迅速興起①，上述思想與后現代主義合流，形成后現代主義的各種理論，在馬克思主義方面逐漸形成以德里達為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

  注釋：
  ① 事實上，法國應為后現代主義的故鄉。早在1964年，法國社會學家圖雷納就發表了《后工業社會》一書，比貝爾的著作早9年，可見法國在60年代已經為后現代的出現清理了場地，打下了基礎。不過貝爾的功績是明確宣告“后現代”作為一個時代已經到來的事實。

【參考文獻】
  [1] 弗朗索瓦·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M].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2]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3] 馮俊等．后現代主義講演錄[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