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蓋城 

《勞動者論（正道論）——傳統社會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部分形勢之五

重要的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

                                               ——馬克思

           禁止“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是徹頭徹尾的歷史反動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四大”，是毛澤東在群眾運動中發現的，稱之為最偉大的創造。進而在共產黨整風中，主張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來批評共產黨存在的不足和問題。毛澤東在1957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上說：“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還說“大字報，座談會和辯論會，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動人們進步的三種好形式。”“‘四大’這種形式，最適合發揮群眾的主動性，提高群眾的責任心。”“新的革命內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現在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它找到了這種新形式。這種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學會，幾個月就可以學會。”針對有人怕“四大”，毛澤東說，“四大”，“歸根結蒂，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國家亂，而愿意建成社會主義。”毛澤東滿懷希望和激情地說，“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的，應當永遠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風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報把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沖破了。”盡管在這一年的夏季發生了“反右派”這個極其嚴重的事件，但毛澤東并沒有認為這“四大”有什么不對，在其后來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充分地主張群眾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來從下至上地揭露黨和政府的黑暗面，實現真正的繼續革命，不斷進步。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成拉科西，黨內，黨外都是這樣。”他還明確地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定為進行一切工作的方法，領導國家的基本方針。他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斗爭中間，我們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毛澤東把這個問題講的何等好啊，何等透徹！那有真正的共產黨人怕群眾，怕批評，怕辯論，怕開放，怕真理，怕進步的？雖然因為傳統社會主義理論的局限和錯誤，由于進步或正道與傳統經濟、政治的不分，加上完全錯誤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荒謬，使一場追求理想和進步的運動，變成了一場內戰、內亂。但毛澤認定的讓從來沒有當過家做過主的勞動者，拿起受憲法保護的“四大”這個有利武器，來和有權有勢的當權的官僚特權者、貪污腐敗者斗爭，這是保障社會主義的方向、道路和性質所必須的，不然，無論名義如何，勞動者就仍然也必然任人擺布，甚至受剝削，壓迫。就此而言，毛澤東的堅定的革命進步的立場、眼光、膽識是無人可比的。讓勞動者敢想敢說敢干，不再當牛做馬，也不再當草民、小民和甚至奴才，而堂堂正正做人，真正當家作主,這本是科學社會主義最基本的題中之義，也是歷史的必由之路，更是社會主義可以優越于資本主義之處。更深一步說，這些權利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必須保障的基本人權，也是真正建立和檢驗一個社會的民主法治的必須的必要的實踐，是一個社會可以文明進步的最基本的基礎和條件。否則一個社會不可能有真正健康向上的動力、活力、創造力，而且難免走向長官意志和金錢萬能或唯政治主義經濟、唯經濟主義政治的兩種極端狀態。

但由于“文革”這場改革探索不幸成為災難，結果就此把毛澤東主張并寫進憲法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竟然禁止了。這是一個絕大的歷史錯誤，極其嚴重的歷史倒退，徹頭徹尾的歷史反動。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權利，這本是現代文明社會最基本的人權標志，是最基本的民主法治應保障的，卻不幸成為傳統社會主義最被人垢病和使自己難堪之處。本來，在一個特殊的動亂不穩定時期，出于國家治理經濟、政治的需要，采用臨時性禁令是允許的，但作為一種永久性憲法性的禁令禁區則是愚昧至極，徹頭徹尾的反動。其道理簡單有如一群人發生沖突，警察可以命令所有人不許亂說亂動，這作為臨時禁令是必須的可行的。但由此怕再發生沖突而成為永久性禁止所有人亂說亂動的禁令禁區，豈不荒謬絕倫！這種愚昧無知，不僅過去，現在，今后也仍將為全世界所有追求理想進步，追求獨立、解放、民主、自由的人所垢病，所不恥。更致命的是，這使所有的社會監督若有若無，若明若暗，軟弱無力，也就使一切腐敗、黑暗，歪風邪氣猖獗泛濫，防不勝防，反不勝反。因為所有好人善良人不會去違反禁令，而所有壞人惡人本來就是違法犯法，只會更肆無忌憚。而且極其重要的還在于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對利用權勢而必然的官官相護或利害相關的權力網，處于弱勢的每一個社會成員要想堅持每一點滴的正義、光明、進步，這些人以及整個社會要付出難以想象的代價、成本，因為他們必須在保有生存又和這些禁令禁區不沖突之下，才能去才敢去想去說去作。如同被捆住手腳的好人正直的人和強盜和不法之徒斗爭，其代價其結果可想而知！這么簡單的道理，不用長篇大論就能想明白，說明白。

因此結論是唯一并且確鑿無疑的：要想在保障經濟、政治的發展穩定的同時，中國的社會又能繼續革命不斷進步，必須在傳統經濟、政治領域之外，明確地以憲法保障一個進步領域或正道領域，在這個領域每一個勞動者，每一個公民，可以真正現實地擁有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權利，擁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可以敢想，敢說，敢干的憲法賦予的武器，去和經濟、政治領域中必然會存在的不正義、不光明，不進步的東西作斗爭。也就是說，進步、正道和傳統經濟、政治是相互獨立，相互有界，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領域或范疇。毛澤東的錯誤顯然是為了保障革命進步而無法無天地去沖擊經濟、政治（經濟、政治領域的民主法治是需要的，如同吃飯穿衣一樣需要，但人不能光要吃飯穿衣而不要正義、光明、進步），但如果因此連保障人和社會的革命進步，真正體現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這些基本人權，和毛澤東稱之為“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也要禁止的話，那則是對社會主義的徹底背叛，是開歷史倒車。人們的行為不能違犯經濟、政治領域的法令法律，違犯了要追究，要懲處。這是不言而喻的，也有充足的基礎和條件加以保障。像“文革”那樣無中生有造謠、誹謗、誣陷別有用心，圖謀不軌甚至用暴力不法侵權侵害他人者，完全可以依法治罪。在這方面國家機器有的是權力可使，有的是武器可用。問題顯然在于：在中國全社會嚴重的生存性腐敗的情況下，普通百姓、普通公民面對官僚腐敗、貪官污吏的權錢勢力網，幾乎是兩手空空，無可奈何！利害權衡，權力使然，不但使權錢交易泛濫，也使官官相護成為必然，包瘡遮丑以至捂蓋子，護窩子。結果，無權無勢的求正義、說真話的百姓、好人十有八九斗不過有權有勢搞腐敗、說假話的貪官污吏。法律的最后一道底線，打官司成了打關系，比誰有錢有權：“反腐不止，腐敗不止”，“越不正越糾，越糾越不正”，“越是大案要案越是大人要人，腐敗和反腐敗是比誰大誰要！”整個社會付出艱辛的努力和高昂的代價、成本，卻成效甚微，反不勝反，防不勝防，造成嚴重的信仰、信心、信任危機。因此，經濟、政治領域的法令法律和行為，必須要受進步或正道領域的憲法檢驗，任何違憲之舉都要并確實能夠受到嚴格追究和懲罰，任何一位勞動者、國家公民都可以對此提出質疑和指控。而且涉及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的政治的經濟的指控，并不具有任何至高至上性，例如反黨反社會主義等名目，嫌犯無證從無。任何人任何官員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不擁有特權和必然正確必有真理的先驗先知先覺。換句話說，任何唯經濟主義、唯政治主義而壓倒人的行為，不論是誰，不論以何種名義都是違憲的。這是唯物論最最基本的道理！誰都不要想瞪著眼瞎說。這就是至高至上的勞動者憲法原則，就是馬克思主張的無產者社會原則，也是毛澤東實際上實質上所希望堅持的繼續革命，不斷進步的原則，任何真正的共產黨人都不能違背。但可悲的是在此之前馬克思說的這樣的無產者社會原則被完全錯誤地理解為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作為真正體現科學社會主義文明進步必須要走出的極其重要的一步，違犯勞動者憲法，違犯馬克思無產者社會原則，也直接違犯毛澤東的明確主張，禁止“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禁令禁區必須取消，否則中國沒有什么人權和進步可言，也根本不可能防止腐敗腐爛和倒退。也更談不上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一個政黨真要進步還是假要進步的試金石！我希望所有網民都來討論這個最迫切最重要的關系中國前途命運的頭等大事。沒有這樣一個和平的非暴力卻必須的起步，什么憲法、憲政、文明、進步、自由就都談不上！因為你只能當啞巴，當瞎子，當傻子，或和一切無恥之徒、不法之徒同同流合污。

現實的負面狀態是因為理論的負面狀態

迄今而止，人類社會的民主法治或經濟、政治法權、資本法權，都是二元矛盾的，是現實的、實際的，又是保守的、實用的。困難或兩難選擇正在于要承認之、維護之，又要改變之、改革之。人們常常是因此有不同的主張、認識而被分為所謂左或右。左的被視為激進，右的被視為保守，而在主觀愿望上，誰都希望經濟、政治，物質、精神，民主、法治等等二元矛盾能做到“兩全齊美”。用鄧小平的語言叫做：“兩手都要硬”。因此關鍵不是愿望如何，主張如何，而是如何才能做得到，如何才能實現！如果愿望和結果，理想和現實，是越離越遠，那么危險或危機就不是在減小，而是在加大。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始終沒有走出這個矛盾和危機。

馬克思認為，舊的、資本（關系）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影響和束縛著人，因此必須打碎之、砸爛之。但如何變成新社會、新世界，馬克思只是做了設想，并把它并不準確地概括為埋葬私有制。這樣的一個設想，在后來被系統化、理論化（或教條化）為傳統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經濟及公有政治，但這樣的公有經濟、公有政治并沒有給社會帶來根本性質的改變，人們也沒有因為這種公有經濟、公有政治有什么真正的進步，或叫超過資本主義文明的進步，或叫表現出優越性。相反，由于生產力發展所要求的效益、效率下降，反而極大地挫傷了人的積極性、主動性，高度集權式的經濟、政治，使官僚腐敗更加嚴重。這種公有經濟、公有政治式的傳統社會主義在蘇聯已徹底失敗，在中國正在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而代之。傳統生產資料式的公有經濟已遭到質疑和否定，而公有政治在事實上也因被質疑而在發生動搖。危機表現在：堅持之，深層次矛盾不斷加劇；放棄之，不知代之以何？出路何在？

如果用道路來形容資本主義、傳統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三者的區別，那么，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末路、壞路；傳統社會主義之路是一條歪路、錯路，迷失了正確進步方向的路；只有科學社會主義之路，是正路，是興旺之路，進步之路。正因為傳統社會主義之路是一條歪路、錯路，迷失了正確進步方向之路，因此才始終充滿了挫折坎坷，如逆風逆水而不是順風順水。總是潛伏著危機，存在著種種與科學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嚴重的官僚腐敗和專制集權傾向，不利于人的生命進步文明的傾向，不論主觀意愿如何。

當年以一本名為《讓歷史來證明》的書,對斯大林時代進行了尖銳批判的梅德維捷夫,今天他的看法是:“歷史的判斷,主要的標準只有一個:他接管國家時的狀態和他離開時的狀態。我一向反對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為,但他1924年接管國家時,國家處于可怕的狀態之中,而在他離開時,國家成了超級大國,國際威望大增。”梅德維捷夫還認為,“他無須向任何人證明,戈爾巴喬夫執政之前的蘇聯,比現在的俄國好得多。戈爾巴喬夫留給后人的遺產有三個:一是世界大國蘇聯的分崩離析,二是無節制的通貨膨脹,三是80%的人進入貧困線,數百萬貧困者流落街頭。”這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的實踐性、結果性評價，但絕非哲學評價、理論評價。

我們不能全盤照搬資本主義（不是指在經濟、政治或民主法治的發展上,在這些現代文明上我們還落后很多），因為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就是希望克服資本主義的弊端，而現實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克服這些弊端上并沒有更大的說服力。我們絕不能再搞蘇聯式的傳統社會主義，不僅因為蘇聯、前東歐的亡黨亡國，證明了這種傳統社會主義的失敗，而且以說教、改造、計劃、管治、唯意志、唯長官、唯權力為能事的傳統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理論的說服力已日見式微，不僅未表現出優越于資本主義，反而在不少方面比資本主義還落后、還愚昧，還丑陋。現在越來越惡劣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丑聞，更加證明這點。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表達了與傳統社會主義的分道揚鑣，也表現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理論上的待開拓。這在事實上已使傳統社會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理論幾近寂滅。 這就是中國現在真實的理論狀態。也正是這種低迷的困惑的混亂的理論狀態，使一切有志于中國的進步乃至人類進步的人，都處于一種被無數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束縛、困厄得難以解脫，不論是中國的領導者，還是干部群眾。 中國的官僚腐敗成了一種登峰造極卻無可奈何的社會常態。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說：中國“國家財政支出結構的畸形化是浪費的集中體現（應是官僚腐敗的本質反映、必然反映），譬如“三公”問題——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出國及旅游的費用就占到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這在西方國家是絕對不可思議的，絕對不可能發生的。在中國卻是公開的，為官員們驕傲和攀比的，并成為不擇手段升官竊權的動力。現在的猖獗和無恥程度，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斗“走資派”時絕對難以想象的。也因此才有老百姓說中國現在的處級干部一個挨一個槍斃大概有冤枉的，但隔一個槍斃一個絕對有很多漏網）。除此“三公”還有公款建房買房“可謂‘四公’消費正在如火如荼。沈陽客運集團前總經理夏任凡動用公款2000多萬建私人莊園；河南某市‘農開扶貧辦’為領導建豪華別墅------甚至‘四公’消費也不算什么，一些地方還有更大的‘特大浪費’——大量的政績工程、停建緩建工程、爛尾工程、錯誤決算工程、浪費工程。據世界銀行估算，‘七五—九五’期間，一些政府投資的失誤率為30％。另外，大量的財政資金被用在了沒有回報的形象工程上。重慶黃金鎮的‘天安門’投資500萬元，而該鎮的年財政收入僅為400萬元；山西某國家級貧困縣的檢察院辦公樓造價2000萬元；河南鄭州惠濟區耗資6億元建成‘世界第一區政府’，而該區一年的財政收入僅2億元；浙江安吉縣透支十年財力，建成30萬平方米的政府大樓，縣城中心的廣場投資1.2億元，面積相當于天安門的五分之三。”這根本不是什么“四公”、“五公”消費，而是公開腐敗，是公開喝老百姓的血！但你卻拿他們幾乎毫無辦法，因為這些腐敗都是在冠冕堂皇的名義下公開的合法的由集體或組織決定并進行的。這樣的事在封建社會也不可能發生，因為無論怎樣，皇帝的錢和國庫的錢是分得明白清楚的，至少在理論上公私是分明的。而傳統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公有政治這套荒謬的理論，把國家的公的搞成了權利至上的，權利在官員手中，而且是不能質疑的不能反對的，否則就是反對這個政權，反對國家，結果國家的公的就是官員的，就是官員變著法以國家的以公的種種名義貪污腐敗揮霍浪費的，而所謂的“主人公”卻拿這些“公仆”毫無辦法。這就是理論的負面狀態決定的現實的負面狀態所必然要產生的腐敗，必然要付出的血的代價，生命的代價。因為要維護國家的公的權利就必須維護官員的利益，也就必然維護腐敗、丑陋、陰暗。這同時還造成了一種在正常的民主法治國家不可能有的卑鄙無恥的作風，即說一套作一套，說的比唱的好聽，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打著紅旗反紅旗。這就是中國全社會的生存性腐敗的可怕之處，它把其卑鄙無恥、丑惡丑陋報復在社會的每個人身上，每個人還拿它無可奈何。一種看似正確卻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市儈主義的片面的理論其可能導致的結果有時就是這樣令人難以置信，不少人卻還在吹喇叭，抬轎子，捧臭腳，拍馬屁，溜溝子。

在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史上，幾乎所有的觀點，都有正確的一面，也有令人警覺擔憂的某種片面性，甚至是錯誤傾向的一面。比如一直被稱為無政府主義鼻祖的巴枯寧，1868年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大家的偉大導師蒲魯東先生說過，社會主義同極權主義聯合，人們通過獨裁以及將所有政治、社會權力集中在國家的方式，來爭取經濟自由、物質福利，這些都是可能發生的事情中最令人不愉快的結合了。愿將來保護我們不受到專制主義的危害，不過，更希望在將來我們不要吃教條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所帶來的苦頭，受到這些的愚弄，……沒有自由，任何活生生、有人性的東西都不會繁榮昌盛，那種抹掉自由或不承認自由是唯一創造性原則和基礎的社會主義，只會引導我們墮入被奴役、充滿獸性的境地。”可見他們是高度警惕和反對國家主義、專制主義、集權主義而致極端，在理論上導致另一種片面性。但正是這種令蒲魯東擔憂的片面性造就了蘇聯式的傳統社會主義，而且還在“引導我們（中國）墮入被奴役，充滿獸性的境地”。造成這種片面性的主要原因，不是這些個人的動機、愿望，而是歷史的社會的局限性，是一種不自由的必然。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真正的理論進步，始終以毛澤東這樣的雖然失敗了的偉大的探索者的努力為基石。

對毛澤東這樣的偉大歷史人物，我們理智地也直覺地感到不能否定，但令人難堪和困惑的是，我們除了一個“左”字，在理論上近乎什么也沒說出來。這種狀況最典型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是，作為毛澤東同時代的杰出的共產黨人，并深受“文革”之害的彭真、楊尚昆在給劉少奇平反之后，竟仍然困惑不解地問劉少奇之子劉源：毛主席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這非常生動也非常深刻地表達了對“文革”，對毛澤東，對新中國歷史的已有重要的必要的結論，卻無理論或并沒有理論解決的蒼白、無奈、似是而非甚至糊涂的狀態。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現在的真實的理論水平，不過是說出了我們想或希望堅持什么，想或希望反對什么，這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但馬克思說更重要的不是“ 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8，即在于解決問題，而到底如何堅持？如何反對？在理論上并沒有真正解決。換言之，我們現在的理論所達到的程度，并不能解決傳統社會主義實踐史以來，新中國成立以來存在的種種自相矛盾的反復出現的深層次問題。這是傳統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想解決，希望解決，必須解決卻仍未解決的問題。

中國基本沒有經歷資本主義文化文明，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幾乎是一下子就從王道仁德封建文化和明君清官封建政治（或統治），進入到傳統社會主義。因此， 由于這種歷史空缺和斷裂，必然會造成理論空白和理論恐懼，并加重因空白而恐懼，也因恐懼而空白。直觀地表現為既抓不住，又放不開。就是雖然已明確意識到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并不足以保障人們所期望所企盼的社會進步（理想），同時在實踐業已證明傳統社會主義的公有經濟（和國家經濟沒關系，任何國家都有國家經濟）、公有政治（和國家政治也沒關系，任何國家都有國家政治）是完全失敗時，也會因為這種空白而不敢放開，和因為不敢放開的恐懼而使理論更空白（停滯、僵化）。如同我們已經意識到思想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聯合）自由，是現代人類文明的核心之一（ 這種自由是生命不可剝奪或與生俱來的權利，并非經濟、政治民主的內容，把它與民主，特別是所謂“全盤西化”相混淆是重大的理論錯誤），也是現代社會人權或人的生命權利的基本內涵，是現代社會所必須依賴的基礎文明，應當也只能由此來保障人的（自由的）創造力、活力，從而提供社會發展進步（包括民主和科學的發展）的可能。但是，由于我們沒有在理論上找到可以避免資本主義“自由”可能導致的嚴重問題時，仍然不得不抓住當初我們誤認為是真理——可以解決資本主義之害的傳統社會主義的理論底線——公有經濟、公有政治不放。不是不想放，不想改，而是不敢丟（是理論空白也是理論恐懼）。在沒有新的理論可以替代之前，舊的總是不敢丟。即使對舊的已不完全相信，即使已明確意識到需要更新、創新，絕不能守舊，必須與時俱進，也不敢丟。社會（絕大多數人）持這樣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是沒有經歷（歷史）也沒有經驗（理論）下很自然很正常的自我保護。但這種自然的正常的心態，卻不是任何可能提供保護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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