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教育之批判

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身敗兼名裂。

——黃仁宇[1]

作為一名仍然對未來充滿期待的大學生，我以自己在大學里面的親身經歷來評價飽受批評的中國大學教育，力求能夠真實客觀反映中國大學教育的弊病。當然，我的內心是充滿著否定對立的復雜心理因素，一方面經過艱辛的“高考”過程能夠接受“高等教育”，我對于大學是充滿著深厚的感情的，另一方面，經過幾年的大學教育，我對于大學又滿懷失望，正是基于對大學深沉的愛，面對著大學的制度性弊病，我決定以冷峻的筆鋒“解剖”中國的大學教育，以期望能夠引起“療救”的注意。這里，批判的目的是為重建中國之大學教育，而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解構的方法是為了建構的需要。而且這種需要之沉重，它命令我們冷靜審視“焦慮”的中國大學教育，準確把握今之大學教育與將來中華民族命運的攸關聯系，既為處于困惑之中的青年學子，也為重建思想文化發達之中國，提供一個合理化的建議。

一、批判和質疑

當今之中國大學最為嚴重的地方體現為官僚化、衙門化，大學里許多重要的資源被少數人所壟斷。學生病態化發展、功利性較強、學習主動性有限，近些年媒體廣泛報道的關于大學生的事件，諸如殺人、自殺、賣淫關鍵詞與大學生“短路相接”，八十后一代的大學生體現為極端之殘忍、狹隘與脆弱。大學老師離大師相距太遠，學術腐敗抄襲之風日盛，金錢與利益的相互作用，已經將大學老師的神圣形象徹底瓦解，導師被形象地稱之為黑社會性質的“大老板”。課程設置教條化，所教內容空洞無物，完全是異于學生之外的“彼岸存在”，沒有辦法吸引學生，就文科而言，大學的教育既無法給予學生思想上的洗禮，也無法讓學生掌握一門專業的“生存”技能。應試教育的考試，無疑成為扼殺人才、扼殺思想、扼殺創造性的工具，甚至演化成為一種“逆淘汰機制”，那些整天記誦老師講義的學生終被推上研究生教育而無需考試，而他們沒有多少創新能力、研究能力、思考問題的能力，另外那些不屑于死記硬背的“準大師”無緣繼續接受教育而被淹沒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日益嚴重的大學生就業問題與日益嚴重的大學教育問題互相影響引起“共振”，表現為十分嚴重的悲劇效應，“我們的路在何方”這種呼喊聲越來越響亮。在高校擴招、教育產業化的背景中，對大學教育的批評聲與質疑聲越來越震耳，整體而言，中國大學教育質量不高、泥沙俱下，社會的認同感較低。

以上簡要之評述不是沒有根據的判斷，這里以一段透著些悲哀氣息的文字展開我的根據，這段文字來源于網絡（轉引自蘇力：《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321頁）：

“我敬重我的老師，他為人謙和，兢兢業業做學問，他是學歷史的，古代史。他每年都有文章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他看我沒心思做學問，便說：學文科其實是一個飯碗，人人都要吃飯，但吃飯的途徑不同。研究宋徽宗是否嫖過李師師，有何意義，意義就在于你能夠體面的吃飯，而不必像民工一樣。把這篇文章發表在刊物上，有何意義呢？意義就在于你可以評上教授，因為學校把這作為評審的標準，如果學校把模仿狗叫是否逼真作為評審的依據，我明天就買條狗放家里，天天練習狗叫。……我懂了，因此我還在繼承他，我也要吃飯，于是我在研究楊玉環在進宮之前是否是處女。”

這段文字無任何驚人之語，平淡之中透著些悲涼，它讓我們自覺去追問其中的原因，反思中國大學教育的問題，這里不多作評論。下面以我個人化的體驗來透視中國大學教育的林林總總奇怪的現象，當然這種個人化的表述必然不能全面表現中國大學的總體性危機，只能部分地展現其中的問題。

1、如何理解“兩個包宿”現象。“兩個包宿”是我個人歸納起來的一個奇特的現象，或許是“高考”的后遺癥吧，所謂“兩個包宿”是指考試之前“包宿”，通宵背書而不睡覺，可謂十分辛苦，考試之后“包宿”是指去玩網吧打游戲、上網玩樂等等，也是通宵不睡覺。“兩個包宿”現象十分普遍，存在于大學一、二年級文科專業，并且那些拿獎學金的同學有許多是這樣的。如此瘋狂之學生，并非天生就是這樣的，他們的異化有著十分復雜的因素，不僅僅面臨生存的壓力，也有教育理念的偏差，更主要的原因無非是體制的弊病。如此之考試，不僅無益于學生的培養，也不利于未來中國之繁榮昌盛，“無須思考、只需記誦”的考試，無法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思想力，而且在背負巨大考試壓力的情況之下，在學生的心理必定留下無法抹平的傷痕。今天之大學教育決定著未來幾十年中國之命運，當今之大學生培養如是之做法，不僅僅戕害的是這些未來創造中國之前途的年輕學子，也以短視之眼光毀了中華之未來。這種做法的后果十分嚴重，而且“兩個包宿”與“免試推薦研究生制度”構成了一種“逆淘汰機制”，這樣中國大學教育培養出的大學生的創造力無法保障，反而具有某種悲劇性的效果。

2、300人一起上課是否符合教育規律。老師與學生形同陌路，死板教條之內容毫無吸引力，學生成為“記誦知識”的主體、主動學習的客體。隨著大學擴招，特別是文科專業300余人一起上課的場景十分之壯觀，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但是其中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是讓人痛心疾首的。這種教育的質量無法保障，學生是否上課無關緊要，特別是老師所授課內容僵化、教條、毫無吸引力，學生成為異于課堂之外的“彼岸存在”。沒有吸引力的理論，無法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也無法讓學生去吸引，學生用腳來投票決定是否選擇這種課程。

3、學生利用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學習英語，是否是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否意味著一定程度上資源的浪費和成本收益的不均衡。中國之大學，需要學生有基本的外語水平，但使用大部分時間來學習外語是否有必要，特別是大多數學生在畢業之后很少或者根本不需要與之打交道，這樣做而無視專業課程的學習，必定得不償失，而其中的原因無非就是社會對于大學生外語水平的功利性要求，比如說“英語四級425分以上”。在這個忽視母語學習而片面要求英語水平的時代，大學教育硬性要求英語不利于大學生的健康發展，除非必要而必須有英語要求，一定要開放出絕對多自由支配的時間用來專業課學習，用來閱讀和思考。

4、“創新保研”抑或“腐敗空間”。“創新人才保送研究生制度”是指對于那些在國際競賽上獲獎、國內科技作品比賽如“挑戰杯”中獲得大獎或者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具有較高研究潛力的學生免試推薦攻讀研究生的一種制度。可以說這套制度從最初設計的初衷來看是十分不錯的，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表現，但是實踐中的做法是令人擔憂的。某法學院一年“創新人才”8個，8個學生無一讓人信服，發表的文章都是在一些大家都認同的花錢就能刊登的刊物上，這其中無疑就有了腐敗的空間。另外，對于一般的在讀本科生來說，即便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未必能夠順利地發表，因為中國有太多地碩士、博士和教授了。另一方面，家庭有背景的學生即便文章水平一般也可以發表到權威刊物上去，所謂的“創新人才”又都是些什么“人才”，腐敗流毒害人不淺，中國大學之教育希望在哪里？一些教條化的做法，要求任何東西不容更改，所謂的一些“創新”又淪落為腐敗之空間，一切又都轉化為相對流變的東西，這或許可以稱為“雙重悲劇效應”。

5、研究生入學考試的中的混亂景象。某學院連續好幾年漏題，漏題也就意味著有人在賣題，試卷評閱過程中更是混亂，隨意更改分數，烏煙瘴氣，而且這也不是什么秘密，被人稱之為“天下第一黑”。天理何在，為什么在大學里竟會如此之猖狂，大概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象范圍，其中究竟還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也就不得而知了。將教育機會與金錢、利益勾結在一起，這是悲哀的，這的確是權貴資本主義，大學已經墮落到如此之地步，我想大概不是一種憤怒而是一種悲涼、失望與無奈。

6、學術腐敗侵蝕著大學的機體與命脈。學術演化為謀取金錢、利益的手段，論文的指標將論文的抄襲之風擴大化，今天的學者勿說是大師的風骨，即便是平常人的氣度都沒有，可謂一群無所事事的蛀蟲，是他們將責任摒棄追逐利益與地位，他們不僅沒能起到積極甚至是相反的作用。我在寫一篇論文時，就發現了兩篇十分相似的論文，分別為姜茹嬌、王嬌鶯：《論國際私法中法律選擇方法的價值追求——兼論最密切聯系原則的勃興與修正》，載于《比較法研究》2002年第3期，杜新麗：《國際私法中法律選擇方法的價值探究》，載于《政法論壇》2005年第6期。在沒有調查之前無法認定是誰是抄襲，一般而言從時間先后比對原文可知是后者抄襲前者的論文，或者說他們都是抄襲的。

7、畢業即失業，我們的未來在哪里，中國之未來又在哪里。大學生就業困難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知識失業”的確是中國特色的景象。但是問題還不僅僅止于此，那些家庭關系強硬的學生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他們在大學中一般也只是吃喝玩樂一族，并沒有多少心思思考問題、學習知識，另一方面那些農民子弟無論有多么用功學習，大多情況下找工作是處境不佳，或是工作不是很好，或者根本無法找不到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明社會資源被少數人所壟斷。當然，就業困難與大學教育問題是緊密勾連在一起的，再加上大學對于畢業生是極為不負責任的，將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直接推向了社會。

8、權貴壟斷之大學資源。以上所提及的幾點都可以印證這個判斷，無論是“創新人才保研”，還是“研究生入學考試”中的混亂景象，都說明了在缺乏有效的制度監督和約束情況下一切均演化為實在的力量的對比，結局無疑是權貴壟斷的大學教育。大學一年級時，我就聽說有10名左右的學生未經“高考”程序直接“空投”到了大學，他們與正常考生的分數相距100－200分，甚至達到300余分，不得不令人驚嘆，權力運用的邏輯竟是如此之干脆。另外就是教職工家屬的子女也以低于正常分數100余分的成績進入了大學，雖然他們的父母對學校的發展有貢獻，但是難道中國的農民對于中國的發展就沒有貢獻，而他們的子弟為什么就沒有得到相應的這種“照顧”和“差別對待”？另一方面，大學中的班干部、社團干部又有多少是權貴子弟所把持的？

9、大學生為什么殘忍、狹隘、脆弱，他們的獨立、自主、活力何在。80年代出生的大學生沒有經歷過大的波瀾、大的考驗，他們大多是獨生子女、嬌慣任性，他們還只是依附于父母的孩子。我的一位同學因為有人往宿舍里打騷擾電話，竟將宿舍公用電話拿到樓道里砸了個粉碎，實在不很讓人理解。在大學期間，我也見過有一女生從宿舍樓上跳下來“自殺”，曾經也為此苦惱過，她陷入了沒有標準的生命之中不能承受之輕存在主義的焦慮，卻選擇了以如此之方式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我也有一位同學，由于心理上的問題，幾次休學回家，極大地影響了其正常的學習。

10、大學的衙門化，資源配置極為不合理。以某學院主持的“本科生每周法律論壇”為例，完全是“拍腦袋”的政策，以班級為單位每周輪流進行，學生對此毫無吸引力，大多只是疲于應付，學生的主動性十分微弱，是完全被主宰的活動，這完全是政績工程，資源不能夠很好地被運用。由官僚作主而實施的活動，大多不能期望好的結果，它雖然能夠讓人看到表面上的成績，但是它犧牲的比它獲得的要多得多。衙門化的大學可以說是深入其骨髓的東西，表現在方方面面，不僅包括大的活動，更表現在大學運作的整個方式之中，比如說科研成績量化、指標化，而高質量的研究往往更看重質量，國際上大師級的人物有相當多數成果不多。當大學校長被冠以副部級行政級別時，校長成了“官僚”，很難想象大學的自主性不受到侵蝕，大學教育或許只能被稱之為“一種工具”。

二、原因的分析

上述以我個人的視角對中國大學教育進行了一番批評，或許也只能算作是中國大學教育的一個側面，這點個人化的努力應當有其意義，盡管十分微小、十分有限。中國大學教育問題是一個系統問題，它牽涉到眾多的問題，這種批判的方式的解讀有利于我們撇開紛雜的事務關系而直面其中的關鍵問題。這些關鍵的問題也即中國大學的問題之癥結，我將其歸納為以下四點，簡要表述為：

第一、大學的官僚化是大學教育問題的核心。大學官僚化也即意味著大學受到權力的控制，大學的一切資源皆遵循權力行使的邏輯，因而也就出現了長官意志、資源壟斷等一系列問題，而且這種權力不受監督，成為單方面控制另一方的絕對權力，權力不受制約便引起權力腐化和權力尋租，教育的規律、中華民族之未來也就讓位于權力的行使。教育的官僚化最大的問題在于教育資源的配給是“施舍性質的”，而不是按照權利主張的正當化賦予。

第二、大學教育的市場化是大學教育問題的導因。市場化本身未必就是不好的，但是它在權力行使的環境中必定會帶來教育資源的權貴壟斷，學術腐敗與教育腐敗。金錢腐蝕了大學的神圣形象，在沒有責任意識而只有利益的情形下，學術成了手段、教育成了玩偶，不擇手段獲取利益就帶來了抄襲、權錢交易等等一系列光怪陸離的現象。

第三、非人性化的大學教育是問題進一步深化的推動力。如前所述的“兩個包宿”現象，很難說是符合人性教育的，這種教育將人異化為考試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扼殺了人的創造力和思想力。非人性化的教育將學生視為被動接受的工具，以教條化的方式扼殺了人的積極性，課程專業成為異于學生之外的“彼岸存在”。

第四、“大學主權”的淪喪、大學生權力的缺位是大學教育所需迫切解決的問題。“大學主權”是指大學所具有的自治、自主權力，可以對抗權力的侵害與金錢的誘惑。大學主權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它確保了大學能夠培養出世界級別的大師，確保民族的創新能力與自主能力。大學生權利的真空狀態在當下表現得十分明顯，學生成為被隨意支配的玩偶，當然權力真空來源于作為權利主體的大學生不自覺、不覺醒。

三、希望在哪里？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我愛這土地》，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沒有創造力、沒有思想力的民族，畢竟無法立足于世界，單純依賴經濟的發達只會淪為“日本第二”，不可能成為世界級別的大國。我對于中國大學教育的批判，目的是為了將問題徹底暴露出來。我們未來大學的希望在哪里，我想在于教育，特別是培養創造性人才的高等教育。

大學的問題應當交由大學自己來處理，大學應當是“人治”的，應當給予大學充足的庇護，大學里面應當沒有“禁忌”。大學的獨立需要大學的自主和大學的自治，而這又需要“大學主權”的確立、大學生權利的充分保障。大學一定要保障學生的創造力和思想力，鼓勵學生的思考和創造，這其中既需要相對寬松的大學環境，也需要大學中大師的引導，共同造就有中國貢獻的世界級大師和創造性人才。

今天大學的自主性、創造性決定著今后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關乎民族危亡的大計，因而今天我們不能讓大學陷入“債務危機”，教育的收益主體是國家，國家理應義不容辭擔負起這份責任，從長遠的效果而非眼前的利益出發，加大對于大學教育的投入，而不只是由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獨占教育資源。

                                                              馬亮亮

                                                          2007年6月3日

                                                         于吉林大學翠文樓

E-mail：[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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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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