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觀念與實踐

張隆溪

一部理論性著作能引人人勝，使人覺得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文筆優美，在我的閱讀經驗中實在不多見。最近讀的英國肯特大學社會思想教授克利杉·庫瑪所著《近代的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卻正是這樣的一部好書。此書厚厚五百多頁，涉及宗教、哲學、歷史、文學、政治與社會思想，旁征博引，取材極豐，然而條理清晰，論證嚴密，讀來毫無蕪雜冗贅之感，不僅使讀者長益新知，而且啟人心智，帶我們去深入思考一些重大問題。此書一九八七年出版，面世之后立即得到普遍好評。有一家刊物(Thesis Eleven)稱頌這本書是了不起的大成就，說“有許多人會覺得，能寫出這樣的書，真可以死而無憾矣。”也許這話說得過頭了些，但此書的價值和吸引力，也由此可見一斑。

庫瑪所謂烏托邦有嚴格定義，絕非一般對所謂美好世界空泛的幻想或追求。論者多以柏拉圖《理想國》為烏托邦原型，但庫瑪堅持認為，烏托邦雖受希臘古典與基督教傳統影響，但嚴格說來，并不存在古典或基督教的烏托邦，因為“現代的烏托邦——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發明的西方現代的烏托邦——乃是惟一的烏托邦”(頁 3)。庫瑪首先針對中世紀基督教信仰來界定烏托邦的含義。雖然《圣經·創世紀》有關于伊甸樂園的故事，但在中古時代，教會在奧古斯丁影響之下，對此故事的解釋是歸結到原罪，認為亞當和夏娃違背上帝禁令偷食禁果，喪失了樂園，所以人類生而有罪，只有虔誠懺悔，獲得上帝恩寵，死后靈魂才有希望升人天國而免遭地獄之苦。由此可見，樂園的幻想不可能在人間實現，而只能寄望于來世和天堂。以這樣的觀點看來，認為人無須神助就能在此世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實在無異于冒瀆神圣。所以庫瑪說，“宗教與烏托邦在原則上有基本予盾。……宗教典型地具有來世的關懷，而烏托邦的興趣則在現世。”(頁10)與奧古斯丁關于原罪和人性惡的看法相反，烏托邦的前提是人性善，或至少是人性可以不斷改進而達于至善的觀念。文藝復興時代，古希臘異教文化的重新發現以及人文主義思想的興起，使否定人生現世的中世紀神學失去影響，于是有人性善的觀念。宗教改革肯定每個人的靈魂都可以直接與上帝對話，從根本上動搖了教會的權威，使本來統一的基督教產生天主教與新教的分裂，更使歐洲的宗教漸趨世俗化。正是在這種情形下，樂園的幻想逐漸從天國的飄渺轉移到現世的人間，產生出烏托邦的理想。所以庫瑪說：“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世界觀不再完全控制人們的頭腦，可以說是產生烏托邦的必要條件”(頁22)。


托瑪斯·莫爾能在一五一六年寫成《烏托邦》，不僅有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為條件，而且有地理大發現及其所引發的對遙遠新世界的興趣為背景。亞美利哥·維斯普契(AmerigoVespucci)在一五○七年發表了他到美洲航行的記錄，而莫爾的《烏托邦》就假托一位叫希斯洛蒂(Raphael Hythloday)的人來敘述，說他曾隨維斯普契航行到美洲，又繼續探險，終于發現了烏托邦這塊與世隔絕的樂土。除莫爾的《烏托邦》之外，文藝復興到十七世紀還產生了其他一些烏托邦式作品，其中坎帕涅拉(Tommaso Camnpanella)所著《太陽城》(一六二三)和培根(Francis Ba－con)所著《新大西島》(一六二七)，都是影響深遠的名著。如果說莫爾的烏托邦還是一個簡樸的農業社會的理想，培根則設計了一個科學的烏托邦，由此帶來進步的觀念，以及物質極大豐富的未來社會理想。由于庫瑪把烏托邦放在相當具體的歷史環境中來討論，他便堅認烏托邦為西方近代的產物。他說：“烏托邦并沒有普遍性。它只出現在有古典和基督教傳統的社會里，換言之，只出現在西方。其他社會在不同程度上有樂園觀念，有公平正義之黃金時代的原始神話，有樂土式的幻想，甚至有救世主的信念；但它們沒有烏托邦。”(頁19)對中國讀者說來格外有趣的是，庫瑪在肯定烏托邦為西方所獨有時，又特別提到中國可能是惟一的例外，并且說“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國的確最接近于發展出某種烏托邦觀念。”不過庫瑪并非漢學家，他依據所見的一些材料，對中國是否真有一個烏托邦傳統，最終持否定的意見。他注意到中國所謂具烏托邦色彩的觀念或社會運動，往往表現一種向后看的、懷舊式的農民意識，而且“這些'烏托邦’因素盡管有類似西方的烏托邦式宗教和神話的'前歷史’，卻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發展出真正的烏托邦。中國從來沒有形成烏托邦文學的傳統”(頁428)。平心而論，庫瑪這一論斷有一定道理，但烏托邦的本質究竟是什么，中國是否有自己的烏托邦觀念和傳統，這類觀念和傳統從何而來，又表現在哪里，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


莫爾的《烏托邦》不僅是虛構的小說，也是政治和社會理論，是對一個理想社會的結構和生活所作的具體描述。所以從一開始，烏托邦就不僅是文學的想像，也是社會的諷喻，是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因而具有實踐意義。莫爾筆下的烏托邦是一個廢除了財產私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對往后社會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可是莫爾的烏托邦不僅廢除私有制，也取消了貨幣和市場；烏托邦人衣著簡樸，從事簡單的農業和手工勞動，視金銀珠寶為糞土。其實十八世紀以前的烏托邦作家大多不重科學發明及其實用意義，為保持社會穩定，他們害怕財富的大幅度增長，認金錢和財富為萬惡之源。雖然科學和理性是啟蒙時代的核心觀念，也是社會理論的基礎，但啟蒙時代烏托邦的現代性只體現在擺脫宗教世界觀，取世俗的理性態度，而并不具有擴展和變動的現代性。當時歐洲社會動亂頻頻，烏托邦理想多趨于追求安定和平，強調社會集體而不重個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維坦》中主張君主集權，便很能說明這一點。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更關注實際的社會，對烏托邦的幻想無甚興趣。狄德羅(Denis Diderot)在著名的《百科全書》里，沒有給烏托邦立一個條目，而伏爾泰(Voltaire)則向人承認從未讀過莫爾的名著。不過在法國啟蒙思想家的社會理論中，尤其在盧梭(Jacques 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等著作中，卻明顯有柏拉圖《理想國》等古典理想社會的影響。由此可見，烏托邦在十八世紀已經開始脫離文學的表現，變為社會理論和政治思想。

論者一般認為，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時代最具烏托邦的理想氣質，可是十九世紀卻恰好最少烏托邦文學創作，只是在十九世紀晚期，才出現貝拉米(Edward Bellarny)所著《回顧》，莫理斯(William Monis)的《烏有鄉消息》和赫茨卡(Theodor，Hertzka)的《自由國》等幾部作品。然而烏托邦文學創作處于低潮之時，也正是烏托邦社會理論和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之日。烏托邦于是從文學走向歷史和科學的領域。正如庫瑪所說，“文學烏托邦的衰落，以及烏托邦主義在一種歷史和'科學’新形式中的興起，標志著歐洲社會在意識上一個重大的轉變”(頁33)。擇要言之，進化論和實證科學使烏托邦由靜態變成動態，進步和目的論觀念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思想主潮，形成一種新的時間觀念和新的歷史哲學。人們相信“新優于舊，未來比過去更完美，因為歷史就是人類逐步成長、愈來愈完善的記錄”(頁43)。在培根那里初見端倪的科學與進步的烏托邦，在十九世紀思想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從萊布尼茲、康德到黑格爾和馬克思，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們大多相信人類社會日益進步，人性可以無止境地趨于完善。科學的進步似乎有可能把烏托邦由理想變成現實，于是烏托邦不再是一地點，而是一時間，存在于未來發展之中，而不在未知的異國絕域。理想社會將實現于未來這一信念，社會主義思想家圣西門言之最切。他說：“人類的黃金時代不在我們背后，而在我們眼前；它就在社會秩序的完善之中。我們的祖先從未得見，我們的子孫有一天卻會抵達那里；我們的任務就是為他們清除道路。”在十九世紀，烏托邦在圣西門、傅立葉(Charles Fourier)、歐文(Robert Owen)等人那里，由文學的虛構變成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基礎。正如庫瑪所說，“社會主義是十九世紀的烏托邦，是真正現代的烏托邦”(頁49)。所謂現代的烏托邦，其要點在于社會發展本身持科學主義的看法，認為理想社會不再只是一種虛無飄渺的幻想，而是按歷史發展客觀規律必然演變而來的結果，所以烏托邦由文學的構想變為科學的現實，而理想社會的實現也就不依賴于哲學的思考，而在于行動和實踐。
庫瑪描述當時思想界的情形時說，在十九世紀建立體系的大思想家們看來，烏托邦的實現似乎已指日可待。“歷史已經把一切準備就緒，而且在科學和社會主義的現代烏托邦里，歷史已指明了它的終點所在。在十九世紀迅速工業化的歐美，一個實在的烏托邦正在顯現。……對完美狀態作哲學思辨的時刻已經過去了。所以馬克思說，'哲學家們迄今為止只是以各種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卻在于改變世界’”(頁48)。社會主義運動自然不是烏托邦在十九世紀的惟一表現，但十九世紀最具烏托邦性質的思想，卻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理論。當然，馬克思主義對烏托邦思想作了嚴厲批判，并把科學社會主義嚴格區別于烏托邦或空想社會主義。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就最明確地表述了這一觀點。然而在庫瑪看來，馬克思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恰好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而所謂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本身并不具備嚴格的科學性。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革命只是結束“人類社會的史前史”，而共產主義本身則將是一完美的理想社會，在那里，自由意味著擺脫為生存所必需的勞動，超脫了異化的人將“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共產主義不僅消除私有制，也消除勞動的分工，消滅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因而也消滅階級的差別。勞動不再是產生財富的必要條件，交換價值也不再是決定使用價值的標準。勞動不再是求生存溫飽所必需的異化勞動，而變成審美性自由創造的活動。在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人們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到物質極大豐富的高級階段，人們則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馬克思設想共產主義將是人完全克服異化而復歸于自身，不僅人可以完全發揮他的本性，而且自然本身也將成為“人化”的自然，人與自然將達于完全的和諧。庫瑪評論說：“如此令人目眩的普遍和諧的設想——也許這正是一切烏托邦思想的原則吧？——在嚴肅的烏托邦文獻里，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頁62)誠如羅伯特· 塔克爾(Robert Tucker)所說：“馬克思關于終極共產主義的觀念根本上是審美性的。他的烏托邦是人與自然之關系在未來一個審美的理想，是人的審美創造以及對人所創造的環境美之欣賞。


一味追求財富因而異化了的歷史的人，將被后歷史時代審美的人所取代，而所謂'富裕’將另有全新的意義。”在二十世紀就要完結的時候，回顧這曾經鼓舞過成千上萬人為之奮斗的理想，其烏托邦性質就顯得特別突出，而這種烏托邦理想在變成社會現實的過程中產生的變化和影響，更不能不令人深思。烏托邦本意是“不存在的地方”，是想像的虛構。一旦這虛構的觀念變成社會現實，理想和實際之間的差異，尤其是烏托邦觀念本身的缺，陷，也就立即暴露出來。幾乎在烏托邦思想產生的同時，就有所謂反烏托邦思想出現。如果說烏托邦以人性善為前提，反烏托邦思想家們則對人性持悲觀的看法。他們強調人性的陰暗面，認為人是罪惡而且墮落的，如果任其自流，他們往往會爾虞我詐，自相殘殺，所以不可能建立任何理想的社會。庫瑪總結說，盡管反烏托邦思想說法不一，但其“保守的信息是明確的。人都會恪守習俗，人們都受制于陳規和先例、歷史和傳統。他們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圣徒和天使”。他以柏克(EdmundBurke)為例，說明政治保守主義反對烏托邦的緣由：“柏克認為，企圖使社會完善便會違背一切社會生活的原則。法國革命的情形就已證明，這種企圖會使自由變為放縱，使權威變成暴政。”(頁101)庫瑪分析了他所謂“反烏托邦氣質”，認為“對于具有深刻而且熱烈的烏托邦氣質的人，反烏托邦在很大程度上恰好表現了他們這種氣質的反面。他們的烏托邦主義受到阻礙和挫折，于是反烏托邦便由此產生”(頁104)。然而對烏托邦的批判并不完全發自政治思想中的保守主義，也更不全是由個人氣質或情緒所決定。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在蘇聯、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成為社會生活的現實，也是反烏托邦傳統在二十世紀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庫瑪所說：“如果把社會主義視為對科技和組織的現代崇拜最充分、最精妙的表現，那么反烏托邦就確實可以被理解為是反社會主義的一個發明。在這個意義上，過去一百年中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都表現和反映了現代政治當中意義最重大的現象：即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一個運動的興起。”(頁49)西格蒙·鮑曼 (zygmunt Bauman)也說：“社會主義和所有別的烏托邦一樣，都有一個令人懊惱的特點，即它只是停留在可能性的范圍內時，才振奮人心。一旦它宣布自己大功告成，已成為經驗性的現實，它也就立即失去了創造力。”綜觀二十世紀反烏托邦文學的代表作，如札米亞金(Evgeny Zamy－atin)的《我們》、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AldousHuxley)的《美麗的新世界》等，都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是對前蘇聯社會現實的回應，同時也是對任何理想社會集體主義幻想的批判。這些作品以文學虛構的形式，細致入微地刻畫在個人失去權利、尊嚴和價值的情形下，理想社會的觀念如何在實際上變質，成為夢魘般集權社會的現實。在二十世紀末蘇聯已不復存在的時候，這些反烏托邦文學作品似乎更能引人深思和反省，更顯得具有深刻的眼光和抗爭的勇氣。

然而社會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失去曾經有過的吸引力，也許是烏托邦衰落最主要的原因，但絕非惟一的原因。庫瑪認為，也許烏托邦的反宗教性質恰好是它的問題所在，因為烏托邦固然不是宗教，“但沒有宗教式的支撐，沒有宗教最能提供的那種信仰和情感的結構，烏托邦就可能完全無法在大的規模上，在內心深處激發人們的響應”(頁421)。烏托邦又是一種文學形式，而二十世紀的小說已經沒有十九世紀小說那種關注社會的興趣，沒有像巴爾扎克、狄更斯或托爾斯泰那種囊括整個時代和社會的胸襟與氣魄，而是不斷退縮到私人的小世界里。“與當代的科幻小說一樣，現代小說感興趣的不是社會和政治的外在世界，而是個人思想感情的'內在空間’。小說家最有熱烈興趣的不是社會學，而是心理學，甚而是心理分析。如果小說還涉及社會的話，也只是表現為夢魘般的幻想或存在主義荒誕式諷刺作品的形式。”(頁421-422)庫瑪這本書初版于一九八七年，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世界局勢的發展也許更能證明烏托邦無可奈何的衰落。但他堅持認為，人類仍然需要烏托邦理想，并引用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話，說完全消除烏托邦“超越現實”的力量，就意味著“人類意志的衰竭”；又說“放棄了烏托邦，人就會失去創造歷史的意志，從而失去理解歷史的能力”(頁424)。

庫瑪在一九九一年發表新著《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是弗蘭克·帕金(Frank Parkin)主編的“社會思想觀念叢書”之一種，由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普及性著述，篇幅比《近代的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小得多，只有一百多頁，但是寫得簡明扼要，讀來同樣文采飛揚，讓人愛不釋手。在這本小書的末尾，庫瑪以頗帶詩意的筆調寫道：
　
烏托邦不是以對改變的可能性的慎重估計去面對現實，而是以改變的要求去與之相對。世界本來就應該如此。烏托邦拒絕接受當前給可能性下的定義，因為它知道，這些定義正是它希求改變的現實之一部分。它在烏托邦的面目之下，憑借其想像顯示的力量，使現實充滿活力，賦予現實以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所謂“新的力量”。　

庫瑪最后還引英國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話，宣稱“不包括烏托邦在內的世界地圖，是不值一瞥的。”這就是說，烏托邦的觀念經過自莫爾以來近五百年的變遷發展，最終退縮到最為基本的一點，即人們希望在超出現狀之上，有更好的社會環境這一點要求。在這個意義上，烏托邦或美好社會的理想當然會永遠存在，但理想與現實，作為觀念的烏托邦與社會與政治的實踐，其間有相當的距離。如何切實地克服這一距離，達到二者之間合理的平衡，這絕不僅僅是政治家們的問題，卻值得所有的人深思，而在我們對這類重大問題的思考中，庫瑪討論烏托邦觀念和傳統的著作，可以給我們極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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