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學“多元文化視角下的社區治理”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
大家已經知道了，我的發言也代表了趙恒先生，這個題目就是趙恒先生反復斟酌以后敲定的。趙恒先生是北京市上地西里小區的業主委員會主任，也是上地西里業主代表大會制度的設計者和主要推動者，由于依據了現代民主理論并且結合中國社區的實際情況，兩年多來這個小區的業主代表大會實踐取得了彌足珍貴的經驗，也因此而豐富了我們關于業主代表大會的理論，盡管這個理論目前在中國還不是主流理論。
那么目前關于業主自治運動的主流理論是什么呢？從這次會議大家的發言中似乎看不出來，然而它確實是存在的，而且對業主自治運動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就是所謂的“普遍參與論”，認為物業管理和社區管理是建立在共有關系上的，屬于業主共同自治的范疇，既不能由政府來包辦，也不能由少數人當家，凡事應該由全體業主來“普遍參與”，共同直接決策。還主張對業主進行“普遍參與”的教育，甚至把這種“普遍參與”的教育視為民主化的啟蒙運動，認為民主就是全體投票，少數服從多數。
除了絕大部分業主委員會成員主張這種觀點以外，中國眾多的物業管理企業及其在政府中的代言人也一致主張“普遍參與論”，甚至關注業主自治這個領域的眾多學者也有同樣的主張，因而必然地體現在了許多相關的法規之中。
與“普遍參與論”針鋒相對的業主代表大會理論認為：
業主共有和共同自治不等于凡事都要全體成員共同直接決策，因為任何制度從根本上講都是生產力發展也就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結果，業主自治制度也必須適應社會分工的要求實行分權制衡，應該建立業主代表大會決策和業主委員會執行這樣的體制。業主代表大會理論特別強調，民主不等于全體投票，民主的核心問題是對共同事務的“充分討論”和對管理機構成員的“容易罷免”。所謂“充分討論”是指議題得到充分和理性的討論，而不是指的全體成員都來參與討論。所謂“容易罷免”也是指容易啟動充分討論和表決罷免議題的程序，而不是不講程序的隨意罷免。
簡單地說，“業主代表大會理論”與“普遍參與論”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具有社會分工的觀念，也就是是否體現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客觀要求。
業主代表大會理論在目前還是非主流觀點，首先是由于目前中國的業主代表大會組織非常稀少，象上地西里小區那樣真正按照現代民主理論建立起來的業主代表大會甚至可以說屈指可數。其次是我國的學者在社區問題上普遍缺乏社會分工的意識，甚至覺得社區問題與社會分工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所以他們很難自覺地主張業主代表大會制度，不少人甚至完全沒有業主代表大會的概念。
前面提到，“普遍參與論”的鼓吹者主要是業主委員會和物業管理公司，每當有業主向業主委員會和物業管理公司提出要求的時候，業主委員會和物業管理公司都會不約而同地回敬業主說：對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要求，因為你提的是個人意見，不代表全體業主，你要證明自己反映的是全體業主的意見的話，應該按照《物業管理條例》的規定去征集百分之二十業主的聯名，然后由業主委員會召集業主大會來決定。
大家知道，中國的單元樓住宅具有嚴重隔離鄰里關系的特點，同一個單元里門對門居住多年也可能不知道對方姓名，在數百上千戶的社區里要找到百分之二十業主簽名聯署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再召集全體甚至哪怕是一半業主來開會幾乎都是不可能的，當然也談不上對議題的充分討論了，所以所謂業主大會實際上不過是業主投票而已。我想大家應該很容易相信，一個議題表決前是否經過了充分討論來辨別其中的真實含義，表決的結果一定是很不一樣的。
業主代表大會理論反映了廣大業主的利益和愿望。這一點可以從北京市一個小區2005年進行的一次業主調查的結果看得很清楚，參加調查的有50位業主，其中贊成成立業主代表大會的有41位，反對的僅有兩位，其余9位態度不明。但是“普遍參與論”者不承認這樣的調查反映了民意，聲稱該小區有九百多戶業主，只有四十一位贊成成立業主代表大會，言外之意那兩位反對成立業主代表大會的倒是代表民意了。這次典型的民意調查深深刺激了“普遍參與論”的鼓吹者，他們雖然千方百計尋找“普遍參與論”的根據，但是再也不愿意在其他社區進行是否贊成成立業主代表大會的民意調查了。
那么“普遍參與論”者都尋找了哪些所謂根據來反對業主代表大會制度呢？
一個是所謂的“公益論”，說：業主委員會的工作是沒有法定收入的公益行為，愿意從事業主委員會工作的人當然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士，自然是不需要監督的，所以反對成立業主代表大會這樣的監督機構，而廣大業主通過反思三十年前的文革運動和經歷了三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已經很清楚利益是決定行為的主要因素，也很清楚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腐敗的道理，害怕成立監督機構的人談不上什么道德高尚。這是近年來大量業主委員會日益失去業主支持的重要原因。
再一個是所謂“物權不能代表論”，說“物權具有絕對排他性，因而不能由他人代表行使，只能自己行使”。大家看是不是很奇怪呢： “有絕對排他性”的物權卻不包括委托他人代表的權利，那到底是有絕對排他性還是沒有絕對排他性呢？
第三個所謂根據是說“業主大會就是業主決策和監督的組織機構”，所以不需要再成立業主代表大會這樣的監督機構，就是說，只有全體至少是超過一半以上的業主一起來“普遍參與”才能監督業主委員會，而且要在業主委員會主持下舉行所謂業主大會才能監督業主委員會，這種全體都來“普遍參與”的所謂業主大會是組織機構嗎？
二百多年前，美國總統托馬斯。杰弗遜先生就指出：人民有推選他們認為合適的代理人來處理他們公共事務的自由，也有在他們愿意的任何時候撤換這些代理人及其組織的自由。我國的憲法和民法也是這樣規定的。
可以說，推選有專業知識和興趣的代表組成決策和監督機構，是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業主實現全部業主權利的首要權利，正因為如此，試圖侵害廣大業主利益的勢力必然要頑固堅持“普遍參與論”，以便阻撓業主對議題進行充分討論和對他們的罷免，渙散和瓦解業主維護自己權利的意志，譬如“普遍參與論”者對業主們說，只有大家都來參與才能維護業主的權益，但是許多業主在尋求“百分之二十”業主聯署這樣的事情面前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怎么能不心灰意懶？再者，即使找到了足夠的業主聯名，也會由于無法進行理性和充分的討論而使得議題難以通過，即使勉強通過了也會由于不少業主并不理解和接受而無法落實實施，因而業主參與投票的熱情逐漸降低，甚至不再有興趣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而人數并不多的物業管理公司則可以得意洋洋的繼續侵害業主的利益；“普遍參與論”還可以分化直至分裂業主群體，制造業主之間的對立，譬如面對業主委員會精心炮制的議題，廣大業主由于不具備專業知識又無法開會討論，也就很難發現其中的貓膩，必然產生不同誤解而意見分歧，互相攻擊漫罵甚至大打出手，彼此積怨，最后結果就是一派業主要參與贊同的事情，哪怕是好事情，另一派業主也不參與或者反對。所以說，“普遍參與論”是破壞和諧社會建設，引發基層社會動亂的主要思潮。考察一下中外現代史就知道，“普遍參與論”是當年德國納粹法西斯和中國文革動亂多數人暴政的理論基礎，現在“普遍參與論”仍然處于主流地位，突出說明中國仍然存在著出現多數人暴政這樣社會動亂的思想基礎。
當然，正如那句中國老話說的，吃一塹長一智，一些地方的業主已經開始意識到了這種危害，正在沖破“普遍參與論”對業主自治事業的阻撓，大膽實踐業主代表大會制度，最有成效的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北京市上地西里小區的業主代表大會，它在剛成立起來的時候，代表們愿意發言的很少，即使發言也是對業主委員會感謝的話多于討論問題的話，但是隨著業主代表大會的經常舉行，代表們發言越來越積極和熱烈，甚至激烈地爭論，這樣不僅使得原來少數人甚至個別人操縱業主委員會的事情再也不能出現了，而且即使是業主代表大會召集人也不能左右議題了，廣大業主雖然似乎仍然不大關心業主代表大會上討論的事情，但是已經不再擔心出現物業公司和業主委員會委員不把業主放在眼里，隨意胡來，大家卻無可奈何的情形了。在別的小區折騰廣大業主的“普遍參與論”在上地西里基本上沒有市場了?？梢哉f，上地西里業主代表大會制度的成功實踐，反映了中國業主自治運動極其幼稚的萌芽期正在結束，業主群體的初步成熟開始顯現。
一百年前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指出：“中國的現代化要從大眾學會開會開始”，我們認為業主代表大會就是訓練中國大眾學會開會的最佳途徑，因為業主代表大會所在的業主自治領域是中國目前受傳統習慣勢力干擾程度最低的領域，通過業主代表大會的會議討論的訓練，選舉、罷免代表和業主委員會委員的訓練，將會取得既能推進真正的民主化又能夠最大限度遏止投機勢力煽動動亂的良好效果，這就是業主代表大會理論的要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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