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對市場轉型理論及其后續的相關研究進行了述評。文章首先對1989 - 1996 年的文獻進行簡單描述,接著從理論爭辯和經驗研究的擴展兩個方面對1996 年以后的相關文獻作了較詳細的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新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三點建議:1、對“誰得到了什么及為什么得到”問題進行深入描述;2、分析國家、市場及二者的互動關系對個人生活機遇的影響;3、倡導對資源分配進行過程分析,包括空間上的和占有上的變動過程分析。

關鍵詞：市場轉型　新制度主義分析　社會分層

作者單位：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本文所言的“市場轉型論爭”指的是自20 世紀80 年代末開始,一場由西方學者(包括相當一部分華人學者) 發起和參與的就市場改革對中國社會分層的影響而進行的討論。這場論爭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89 年由倪志偉(Victor Nee) 在《美國社會學評論》（注1）(下稱ASR) 中題為《市場轉型理論——國家社會主義從再分配向市場的轉變》的文章所引起的論爭。1996 年由《美國社會學雜志》(下稱AJS) 舉辦的“市場轉型”研討會對1989 年以來的研究進行了匯總與討論,標志著第一階段的結束和第二階段研究的開始。對1996 的討論會及以前研究中的主要作品已經有了中文介紹( 邊燕杰等, 2002 ; 周雪光,1999) ,（注2）本文對此部分作品只作簡要敘述,而主要對1996 年(包括部分1996 年的文章) 以后的文獻進行述評,并在此基礎上對新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議。

一、第一階段:市場轉型理論及其論爭

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社會分層研究認為,中國的社會分層具有三個主要原則: 單位化的社會、再分配體制和庇護關系( clientelism)(Hinton , 1984 ; Kraus , 1981 ;Oi , 1985、1989 ; Schurmann , 1968 ; Shue , 1980 ;Unger ,1984 :121 - 141 ;Walder ,1986 ;Whyte ,1985 ;Yang ,1959) 。即國家通過城市的單位組織,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將人們管理起來,物質供應通過單位體系來進行分配,這些分配通過與等級掛鉤的工資制度(在城市區域) 、工分制度(在農村區域) 、身份體系和庇護關系（注3）來確定。

中國在1970 年代后期開始的市場改革為上述社會分層秩序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吸引了純粹的中國研究者,也吸引了世界各國以學科取向為重的社會分層研究者。因為這些巨大的變化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去觀察轉型社會里社會分層的轉變。倪志偉1989 年在ASR 上所發表的文章就是這類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嘗試(Nee ,1989) 。倪志偉的研究有三個主要的理論來源: (1) 博蘭尼的關于互惠經濟、再分配經濟和市場經濟三種經濟類型的劃分(Polanyi ,1957、1965) ; (2) 吉拉斯的新階級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里對生產資料進行控制的官僚階層已經成為新的階級（注4）(Djilas ,1957) ; (3) 薩列尼對中歐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Szelenyi ,1978、1982、1983、1987) 。這些研究顯示國家社會主義的再分配制度并沒有減少反而是增加了這些國家的不平等,因為再分配階級( redistributors) 所制定的政策和體制均對自身有利。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包括三個命題和十個假設。簡單來說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社會中再分配經濟體系向市場經濟體系的轉變將有利于直接生產者( direct producers) 而相對地不利于再分配者(redistributors) ,直接生產者所面臨的機會、他們的勞動積極性以及對剩余產品的支配權力都會增加;有利于市場資本(market capital) 、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和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 而不利于政治資本。緊接著在1991 年,倪志偉對1989 的一組多省份抽樣數據的分析發現,有干部背景的家庭比普通農戶在收入上仍具優勢。針對這一情況,倪志偉(Nee ,1991) 發表了他第二篇與市場轉型有關的文章,提出“局部改革”的觀點,認為上述事實并不和他的理論相矛盾,而是因為市場改革的片面化。他堅持,隨著市場化改革的完善,干部的權力必然會被削弱。倪志偉的研究引發了眾多反對意見,直接（注5）的反對意見包括: (1)“權力維持論”:在市場改革的同時,黨的領導和城市單位制度仍然保持,政治資本的回報仍然維持(Bian &Logan ,1996) ; (2)“權力轉化論”:在私有化的過程中,干部將再分配權力轉變成為社會網絡資源并最終轉變成為私有財產(Rona2Tas ,1994) 。間接的包括: (1)“地方—國家合作主義模式(Local State Corporatism) ”:中國財稅制度的分稅制改革準予地方政府保留除了上繳國家的稅額外所剩的余額,在此一利益推動下,地方政府就像是一個擁有著許多生意的大企業,努力利用和整合自己權限下的資源并參與到企業的行為中去(Oi ,1992、1995 ; Walder ,1995) ; (2)“地方市場社會主義模式”(Lin ,1995) :“地方”指的是當地的社會文化基礎(社會網絡是其軸心) “, 市場”指的是經濟系統的變化(市場機制是其核心) “, 社會主義”意指不遠的過去所留下的政治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為其核心) ,當倪志偉(Nee ,1989、1991、1992、1996) 和戴慕珍(Oi ,1992、1995) 的研究都集中在經濟機制并分析其制度性的后果時,林南(Lin ,1995) 提出了一個強調社會文化力量的研究角度:內嵌于地方社會網絡中的社會文化力量使得市場和集體機制形成了聯結,使舊有的制度和正在發生的轉型連在一起。（注6）

二、第二階段:新制度分析

關于市場轉型的第一階段的論爭使研究者認識到市場轉型所帶來的結果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這種多樣性的結果是由于中國多樣性的制度背景所決定的。1996 年AJS 舉行的關于“市場轉型”討論會中,參與中國社會分層討論的研究者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共識,認為應對市場改革對社會分層的影響進行新制度主義分析。要了解社會分層的新制度分析,我們需要對新制度主義理論作一個簡單的交代:新制度主義理論在近幾十年對整個社會科學界都有著重要的廣泛的影響,這些影響起源于經濟學的新制度主義學派(Coase ,1988 ;Davis et al . ,1971 ;North ,1981、1990 ;North & Thomas ,1973 ;Williamson et al . ,1991) ,其后擴展到政治學和社會學(Brinton &Nee ,1998 ;Kerckhoff ,1996) 。事實上,對“制度”（注7）的研究一直就是社會學的老本行。對社會學來說,新制度主義的核心就是一個以“約束性的選擇”為核心的分析框架(a choice-within-constraints framework of analysis) (Brinton & Nee ,1998 ; Granovetter ,1985 ;Polanyi ,1957、1965) 。（注8）總的來說,對社會分層的新制度主義分析強調社會分層機制的差異是由于其背后的制度框架的變化,這種制度框架的變化形成了多樣的利益和機遇結構,從而影響了這些結構中的人努力實現權力和資源最大化的選擇。正如薩列尼和考斯特羅所說的:

關于不平等的制度理論并不預設市場和再分配體制中何者天生就會導致不平等。相反,這個理論的前提是:不平等是各類市場和再分配體制作用的結果,這些作用以一個特定的歷史接合點(historical juncture) 和一系列特別的財產關系、社會關系尤其是階級關系[經濟制度正是鑲嵌(embedded) 在這一系列的關系之中的]作為背景而產生的。(Szelenyi & Kostello ,1998 :305)

市場轉型論爭和新制度主義分析的提出吸引了眾多研究者來關注中國社會分層問題,在1996 - 2004 年期間,與此相關的文章及專著層出不窮。因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對所有相關文獻逐一介紹,僅就這些作品在理論上的發展和經驗研究上的完善所作的貢獻進行述評。

(一) 理論上的辨析

盡管市場轉型理論提供了清晰的理論框架和可供檢驗的假設,并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具體的方向,但是它仍然遭到眾多的批評。這些批評多數指向市場轉型這個概念的模糊性:首先,它混淆了制度變遷概念,轉變的不是市場, 而是界定市場的各種制度條件( Stark , 1996 ;Walder ,1996) ;其次,它混淆了市場轉型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后果(Walder ,2002b) ;再次,它預設了兩個絕對的類型和這兩個類型之間的對立及既定的轉變邏輯:再分配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此消則彼長,而再分配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只是時間的問題(Zhou ,2000a) 。

1. 是市場還是制度? 或曰什么樣的轉型?

市場轉型理論的主要問題出自于其名稱本身:“市場”是什么市場?何謂轉型及如何轉型? 對倪志偉來說,市場轉型所指的就是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過程。但是對蘇聯陣營國家的轉型研究表明,轉型經濟體在轉型之前并不是鐵板一塊、千篇一律的中央調控經濟或再分配經濟(Aslund , 1992 ;Berend , 1990 ; Kornai , 1992 ;Oi , 1989 ; Prout ,1985 ;Shue ,1988 ; Szelenyi ,1989) ,并且其轉型的結果也遠不是單一的(Bryant & Mokrzycki ,1994 ;Burawoy & Lukacs , 1992 ; Kovacs , 1994 ; Stark ,1990、1992、1996) 。從這個角度出發,魏昂德(Walder ,1996) 認為,變化的不是抽象的“市場”,而是界定市場的制度,包括資源配置、新興的市場特性和相應的政治過程。他從市場轉型理論的理論源頭進行批評,認為博蘭尼的再分配經濟、市場經濟兩種類型的劃分缺乏制度特征,“再分配”事實上是“國有制”的代名詞;此外,倪志偉預設了一個從此類型(再分配) 向彼類型(市場) 轉型的一個理想化過程,但事實上博蘭尼也并沒有就他的經濟類型之間的轉換進行過分析。如果把“再分配經濟”理解為“國有制”的話,可以看到的國有制的轉化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呈現了多種多樣的變化。例如,斯塔科(Stark ,1996) 用“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 ”的角度去分析東歐的產權制度的演變就發現一個紛繁多樣的演變結果。倪志偉自己也同意制度分析的重要性,并在1996年的文章中倡導新制度主義分析。

新制度分析的問題在于:什么樣的制度才是起關鍵作用的,這些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 根據市場轉型理論的邏輯,市場轉型論爭的一個理所當然的推導就是不同產權體制下有著不同的分配狀況。如果說市場轉型理論是正確的,那么從邏輯而言,政治資本在國有部門里的回報必然優于私有體制,而人力資本在私有體制里的回報則比在國有部門里優勝;在私有部門里,經濟生產者比在國有部門里的生產積極性更高,因而其產出更大, 效率更高。因此, 學者最先關注的是產權(property rights) 制度。魏昂德和戴幕珍所主編的書(Oi &Walder ,1999)綜合了相當一部分對中國產權轉變的經驗性研究,他們認為,中國的產權轉變由下述五個方面組成: 公有財產(public asset ) 的外租和外借(contracting and leasing) ;公有財產的售賣和徹底私有化;公有財產向精英的非法轉移;國家實體對私營企業的投資;新的家庭經濟和其他的私人經濟的興起。書中的大部分作品(Chen ,1999 :49 - 70 ; Francis ,1999 :226 - 247 ;Guo ,1999 ; Kung ,1999 :95 - 122 ;Lin & Zhang ,1999 :203 - 225 ;Vermeer ,1999 :123 - 144 ;Whiting ,1999 :171 - 202) 都認為產權的轉變推動了經濟的發展,盡管這種轉變和理論上理想的產權形式有著較大差別。只有王大偉(Wank ,1999 :248 - 274) 認為正是因為產權轉變的這種不完全性安排(partial reassignment of property rights) 反而比徹底而快速的私有化更有優越之處。彭玉生(Peng ,1992) 的研究同樣指出產權理論可能夸大了產權歸屬對組織行為和工資決定過程(wage determination process) 的影響,他比較了農村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城市國有部門的工資決定過程,發現農村的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工資決定過程并沒有體現出差別。因此,并不能將在城市里的研究結果簡單地與農村區域進行類比。臧小偉(Zang ,2002) 結合市場轉型理論文獻和勞動力市場研究(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ory]) 的文獻,使用了一個更符合中國實際的概念——經濟部門(economic sector) ,并對國營部門(state sector) 和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 中工人的收入情況進行了比較,發現私營部門中工人的政治資本(以“是否黨員”作為指標) 與他們的收入并沒有正面聯系;人力資本則在私營部門中得到的回報較高;而在國營和集體部門,公司自身的行政級別(firm administrative rank) 對員工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而黨員身份和干部地位的影響仍然存在。

2. 市場轉型還是經濟發展?

“市場轉型”也容易與經濟擴張(economic expansion) 或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 概念相混淆。魏昂德在他1996 年的文章中就提出這個問題:過去的中國農村研究中所講述的變化是由于市場自身所帶來的還是應該歸因于伴隨著農村市場改革而進行的急劇經濟增長?他于2002 年發表的兩篇文章都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Walder ,2002a ,2002b) 指出,中國改革不僅僅是計劃經濟體系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同時也是一個停滯的農業經濟結構向一個多元的經濟結構迅速發展的過程。“市場轉型”描述的只是前者的變化:再分配精英對資源進行控制的范圍減少,普通大眾在再分配體系外獲得資源的可能性增加;而第二個轉變是關乎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轉變,它們為人們帶來了眾多機會,包括工作機會的增加和人力資本回報的提升等等。只有在一個發展停滯的社會里,對市場轉型的理解才可以只著眼于再分配制度向市場制度,或者說國有制向私有制的轉變;但是在一個發展迅速的社會,市場轉型并不只是限定于上述制度變化,市場轉型仍會因為其他因素而繼續為政治精英提供回報。他試圖用幾個具體到村這一層次的集體變量來區分經濟結構轉變和分配制度轉型所帶來的影響:他用工資勞力雇傭(wage employment ,即工資和獎金收入在村總收入中的比重) ,非農業經濟的發展(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非農收入占村總收入的比重) 兩個變量來測量經濟發展和經濟結構上的變遷;用私營企業經濟(private entrepreneur economy ,農戶的家庭經營占非農收入的比例) 和工資勞力經濟(wage2labor employment ,工資收入在村非農業收入中的比例) 來測量市場發展的質的區別,即產權制度的變化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此外,他將農村家庭分為四類:家庭成員中既沒有干部成員也沒有家庭企業的;有干部和沒有家庭企業的;開辦家庭企業但家庭成員中沒有干部的;既有干部也有家庭企業的(Walder ,2002a 、2002b) 。利用上述分類,他對1996 年的全國性抽樣調查數據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干部家庭的凈回報(net return) 并沒有因為私營家庭經濟(private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和雇傭勞動的擴展而減少,而私營家庭經濟業主的凈回報卻隨著雇傭勞動的擴展而減少(Walder ,2002a) 。

3. 國家與市場:互斥還是共生?

市場轉型理論的另一個備受詬病的地方是它的“國家與市場互斥預設(state-market antithetic view) ”:國家對資源分配的影響日漸增大,必然削弱市場對資源分配的影響,反之亦然。然而,這樣的預設是站不住腳的。其實已經有許多研究辯稱:無論是在第三世界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國家與市場都無可避免地相互影響。（注9）市場與國家互斥預設引致了眾多批評:邊燕杰和羅根(Bian &Logan ,1996) 的文章提出了“再分配與市場改革共存(the coexistence of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 reform) ”的觀點。白威廉和麥誼生(Parish &Michelson ,1996) 認為不僅經濟市場在改革之后實現了開放,政治市場(political market) 同樣也在發生變化。群體在這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中的討價還價能力決定了他們的收入。他們認為起碼存在著三個政治市場:第一個包括工人與管理者之間、管理者與國家官僚體系之間正式和非正式的討價還價過程(bargaining) ;第二個是國家官僚體系和國有企業之間的政治市場;第三個則是選舉政治可能在農民和地方官員之間所造成的新的討價還價關系。林益民(Lin ,2001) 認為,公司之間的比較性優勢在兩個正在出現的市場——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中形成:經濟市場(economic markets) 包括物品、服務和生產要素(資金、勞動力和土地) 在經濟行動者之間的交換;政治市場包括對國家所控制的資源、機遇和對社會共享債務的減免等所進行的交換。邊燕杰和張展新(Bian & Zhang ,2002) 則強調國家與市場互動中的兩個方面:首先,市場化是一個多面的、歷史的過程;其次,黨和國家實行轉變的目的是保持其自身利益和影響。吳曉剛和謝宇(Wu & Xie ,2003) 的分析則微觀和具體得多,他們批評對國有部門和市場部門個人收入的比較研究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兩個部門之間并非相對靜止,而是流動的。他們試圖將政治與市場的互動體現在人員在國有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流動中去,他們對1996 年全國抽樣數據的分析表明:在市場部門中,對教育的較高回報只限于那些“近期進入者(later entrants) ”——一開始在國家部門工作,后來才轉到市場部門工作的人。而“早期的進入者(early birds) ”——從一開始就在市場部門工作并一直留在那里的人——的收入則并沒有體現出和國家部門工人的差別。因此,對教育的較高回報并不應該歸因于市場化本身,而應歸因于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勞動力的流動過程有助于解釋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的差別。

周雪光提出了“市場—政治共生模型(a market-politics coevolution model) ”(Zhou ,2000b) 。他認為,國家在設定市場所運作的制度性規則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一方面,市場的擴張并不是一個自我演進的過程(a self-evolving process) ,而是受到社會背景和歷史變遷進程所制約;另一個方面,國家總是積極地根據自身利益和偏好來主動地影響市場而不是被動地接受。支配國家和市場互生的機制有三個:首先,已有的再分配經濟制度和新興的市場制度之間的競爭,這是市場轉型理論已闡述過的;其次,政治競技場里的利益爭斗:任何經濟制度上的變化都取決于政治競技場中的利益分配,相對那些伴隨著市場出現的新利益而言,已有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既定利益也得到了相當的回報,這既包括政治權威、政策制定和實施權力的獲得,也包括保護和發展他們利益的組織能力(organizing capacity) 的提高;再次,在這個共生模型中,國家的角色處于中心位置:包括市場在內的經濟行動是在政治權威所設定的框架之內運作的。盡管從市場制度邏輯出發,市場制度的比較性優勢將促使國家和國家政策傾向于市場制度以及與之相聯的利益并最終為后者所掌控。但是,國家也具有一些獨特的利益需求,這些需求并不是和市場必然聯系的,如對政治穩定性、合法性和歷史傳統的考慮同樣會促使國家傾向于限制市場。這個現象在發達的市場國家并不罕見,更遑論中國有著如此獨特的歷史背景、與舊有制度所相聯的既得利益是那樣的強大。

在2000 年的AJS 上,以周雪光(Zhou ,2000b) 為一方,倪志偉和曹洋為另一方(Cao &Nee ,2000) ,展開了直接的辯論。后者批評前者的“國家與市場共生”模型具有強烈的“模型不確定性( model indeterminacy) ”,因為該模型并沒有清楚地說明國家政策或者市場安排為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是國家與市場互動的產物。倪志偉和曹洋舉例說,這個模型并不能解釋例如“國家為什么重新強調教育的重要性”這樣的問題,盡管這個措施有可能是為了留住較高素質的人才以免他們被市場機遇所吸引而形成流失,但也可能是國家為了提高行政官僚運轉的效率,而不是起因于和市場經濟的競爭。換句話說,一個試圖綜合國家、市場及二者的互動如何影響社會分層結果的模型,應該能提供一個清晰的因果邏輯及其適用條件,并且能解釋獨立于這因果邏輯之外的社會過程的相對意義何在。可以說,倪志偉和曹洋對周雪光的理論模型的批評對試圖進行理論綜合的努力提出了要求。

(二) 經驗研究上的延伸

市場轉型理論另一個遭受批評的地方是它的適用性:“缺乏對適用范圍的一個詳細的說明——也即理論假設所適用的(applicable) 社會經濟結合點(socioeconomic conjunctures) ”(Szelenyi & Kostello ,1996) 。事實上,要理解市場改革所帶來的社會后果,研究工作應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我們要描述改革后發生了什么變化;第二,我們要分析這些變化的肇因是什么。盡管這兩個階段的工作并不能截然分開,但它們在邏輯上確實存在著先后。市場轉型理論帶來的一個主要的問題是我們很容易地就顛倒上述二者的次序。

經過眾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由市場轉型理論所引發的眾多后續研究逐漸將問題進一步細分,指標也更加具有操作性。這些研究為初入門的社會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良好典范:理論是如何被一步步如抽絲剝繭般通過深入的經驗研究去加以改進和完善的。

1. 不同的工作組織

工作組織對于個人生活的重要性是中國人在計劃經濟年代的共同記憶“, 進一個好單位”曾經是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理想。由此而生的一個理所當然的問題是,中國的市場改革將會給這些身在不同工作組織中的個人帶來什么樣的際遇? 要探究事實真相,就必須對工作組織進行劃分并了解組織所屬的個體的際遇。工作組織可以根據產權特征來劃分,正如前文產權制度研究所分析過的那樣,這些組織可根據產權屬性分為:國營的、集體的、私營的、混合的。同時這些組織也可以根據其他指標來劃分,如魏昂德(Walder ,1992) 認為工作組織與政府的討價還價能力和利益發放的能力可以根據下述幾個指標來區分:一是預算層級(budgetary rank) ,包括部級、市級、區局級、城市公司和街道;二是組織的規模(workplace size ,指該組織的雇員人數) ;三是所屬的經濟部門(包括:制造業、服務業、商業、教育行業、政府部門) 。預算層級越高,組織的規模越大,所屬的經濟部門越關鍵,該組織與政府的討價還價能力就越強,對其所隸屬的個體利益發展的能力也越強。周雪光則將工作組織分為政府機構(government agencies) 、事業單位(public organizations) 、中央企業(central government-owned firms) 、地方企業(local government-owned firms) 、集體企業和私營/混合型企業。他研究的一個主要發現是:盡管集體企業相對于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而言更加接近市場,但是,集體企業雇員的收入卻低于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的雇員(Zhou ,2000a) 。這個發現是市場轉型理論無法解釋的。

2. 不同的市場類型或進程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結果并不是單一的,它有可能產生很多不同的類型和階段, 每一個類型或階段都有其市場特性(market characteristics) 。因此,市場轉型理論所要進一步闡述的是不同市場類型、不同市場發展階段里的個人生活機遇,或者說不同的市場特性對個人機遇的影響。薩列尼和考斯特羅(Szelenyi & Kostello ,1996) 提出了三個劃分市場類型的指標:商品市場(commodity market) :商品價格越受供求關系決定,商品市場的發展程度就越高;勞動力市場(labor market) :勞動力的價格越受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市場發展程度越高;資本市場(capital market) :國家干預的投資占總投資的比例越少,資本市場發展程度越高;這幾個指標的不同發展程度結合成不同類型的市場。舒曉靈和邊燕杰(Shu & Bian ,2002) 則借用上述三個指標來描述市場化(marketization) 進程,但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商品市場指的是非國有企業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勞動力市場指的是非國有企業雇員占總雇員人數的比重,資金市場指的是外來投資占總體投資的比重。倪志偉提出了相類似的幾個衡量指標來標示包括市場特征在內的制度環境:產品市場(production market :鎮所屬的私營和集體公司的總數;勞動力市場(labor market) :擔任村外非農工作的人數和村總人口的比值;政府所尋求到的非農工作( government finds nonfarm job) ; 社區收入(community income) :所在社區(在倪志偉的研究里指的是村莊) 的家庭的戶均收入(Nee ,1996) 。

此外,有的研究者開始關注區域市場的某些獨特的結構特征,例如趙力濤(Zhao ,2004) 試圖證明,在一個由眾多小型企業組成的經濟體中,人們的生活機會更為平等。相反,一個由幾個大型企業為主體所構成的經濟體則更有利于政治精英和教育精英。這個發現可以理解,因為相比較而言,前者資源較為分散,后者較為集中;在前者,人們獲得資源的途徑也因此相對較多。

盡管上述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對市場轉型的更加細致的認識,但也可以看出,目前研究者對市場轉型的主要特征尚未形成共識。

3. 時間上的限制

相當多的研究者將改革開放后的時間進行劃分,以求去檢驗市場轉型理論的適用性。如薩列尼和考斯特羅(Szelenyi & Kostello ,1996) 就認為市場轉型和不平等的關系會隨時間的變化呈現U 型曲線。他們將1978 - 1985 年劃分為第一階段,1986 年后為改革的第二階段;并認為不平等在起初的時候出現下降但在其后又逐漸回升。邊燕杰和羅根(Bian & Logan , 1996) 的研究支持這個論斷,他們對天津的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從1978 年到80 年代后期呈下降趨勢,而于90 年代初開始回升。

由時間問題引出的另一個關注是:如果對政治資本的回報和對企業家身份的回報是正處于消與長的對比過程中的,那么,在多長時間內,對企業家身份的回報將會高于對政治資本的回報呢? 當這個過程所需的時間越長,就越需要對政治地位在代際之間的傳承、政治地位所獲得的回報是如何在其親屬和被庇護者中進行轉移這兩個問題進行分析(Walder & Zhao ,2002) 。基于這個認識,有相當一部分研究開始使用歷史事件方法(event history approach) 來做研究工作轉換( Zhou ,2001 ;Zhou et al . ,1997) ,以求通過這些個人變量來反映制度上的變遷過程。

4. 不同的區域

中國在市場改革之后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區域之間的巨大差異,而這些區域差異體現在經濟發展程度、制度變遷程度、經濟增長模式等各個方面。因此,某一特定的區域往往被視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典型案例來加以比較研究。通過對這些區域的研究,研究者希望發現能夠加以抽象的規律和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原則。例如,倪志偉(Nee ,1996) 將中國的部分省份劃分為四類:沿海再分配地區(河北、山東和上海) 、沿海合作主義(江蘇、浙江) 、沿海自由放任經濟(福建和廣東) 和內地。這四個類型結合了地理劃分(沿海和內地) 和制度轉變(再分配、合作主義和自由放任經濟) 兩方面特征。對這四個地區居民的收入測量顯示:市場轉型理論只有在沿海自由放任經濟地區才部分地成立,而在其他地區,干部的優勢仍然很明顯。也有相當多研究用民俗學方法集中研究某一省份或某一地區。如王大偉(Wank ,1999) 以廈門為個案的研究表明,私營經濟的興起并沒有導致庇護關系的終結,相反催生了庇護關系的商品化形式(new commercialized forms of clientelism) 。懷廷(Whiting ,2001) 的研究則集中在長江三角洲一帶,包括上海的松江、江蘇的無錫和浙江的溫州。前兩者的經濟以集體企業為主,而溫州則是私營小商品和手工制品經濟。她的研究反映了在這兩種區域經濟類型中,政府行為,尤其是對企業的剩余索取方式上的不同。（注10）

5. 不同的社會行動者

市場轉型理論大致將社會行動者劃分成兩大陣營,一是掌握再分配權力的政治精英,二是直接生產者。但這個劃分過于籠統,形成了進一步細分的空間。事實上,政治精英和直接生產者都是由眾多群體組成的,這些群體在經濟改革之后命運各異。倪志偉1989 年的文章所用的數據來自福建省的郊區農村,數據所對比的群體是農村干部、私營企業主和普通農民。有相當多的研究試圖對社會行動群體進一步細分。其中一部分從政治精英的性質出發,如魏昂德、李博柏和特雷曼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精英二元主義觀點”,認為中國官僚階層應該分為行政官僚和技術官僚(cadres and professionals) :行政官僚需要強調政治上的忠誠,而技術精英需要強調的是專業上的卓越(Walder ,et al . ,2000) 。

另外一些研究則就再分配者層級進行劃分,如白威廉和麥誼生(Parish &Michelson ,1996) 就強調需要將“行政官員”和一般辦事人員區分開來,因為只有前者才掌握再分配權力。而且,農村行政官員的角色也變化很大,有的可能像一個社區志愿者那樣只是業余時間擔任行政職務,而有的則可能是全職工作者并掌握一定的權力。周雪光(Zhou ,2000b) 則進一步將干部分為上層和下層干部（注11）、上層專家、下層專家、辦事員、服務人員、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倪志偉和曹洋的研究提供了另一項類似的劃分標準:黨政干部(黨政機關、群眾組織（注12）中科級以上的干部) ,行政人員(非營利組織（注13）中科級以上的負責人) ,管理人員(managers , 公有制企業中科級以上人員和私有制企業中的管理人員) ,專業人員(專家和技術工人,包括中級到高級專業資格) ,企業主(擁有或合伙擁有商業機構) ,普通白領雇員(低層的行政、管理、專業和技術人員,辦公室工作者) ,體力勞動者(所有的體力勞動者,包括技術和非技術工人) (Nee &Cao ,2002) 。

此外,有的研究者也將農村家庭分為四類:一類是干部家庭,一類是干部企業主家庭(家庭中既有干部也有企業經營者) ,一類是企業主家庭,一類是普通農戶(家庭成員中既沒有干部,也沒有企業經營者)(Walder ,2002b ;Zhao ,2002) 。其分類目的是通過對比這些家庭的收入來分析具有干部身份的家庭成員對家庭收入的貢獻。

6. 不同的“所得”:收入、工作機會和不同特性的資產(assets)

上述種種在細分和可操作化方向上所作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自變量上。相對自變量而言,因變量上的具體化工作進展緩慢。

“收入”仍然是眾多研究用來測量回報的主要指標。在1989 年的研究中, 倪志偉就已經宣稱他的研究中的因變量——“家庭收入(household income) ”——的全面性,指其包括了各種來源的現金收入(cash income) :農業,副業,非農業,家庭成員在外工作的收入等。但是后續的研究者仍然質疑用現金收入來測量農村家庭,尤其是農村干部家庭的所得是否確切(Wu ,2001 :7) 。熟悉中國具體情況的人都知道干部的許多好處并不體現在貨幣收入上,而在于例如提供住房、免費物品發放、資源獲取的便利等等方面。因此,一些后續研究加入了一個新變量:干部是否利用職權替家庭成員尋找就業機會。但這仍然無法比較準確地描述干部的獲得。

魏昂德在這方面做了進一步努力,他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路向,即政治精英對不同資產(assets) 的機會是有分別的(Walder ,2003) :在農村改革的早期,農業上所產生出來的資產對大多數普通農民有利,從而降低了農村干部的相對機遇;而后期在農村工業化的過程中,生產性的資產(production assets) 對干部更加有利, 因為這些資產無法加以分配(dividable) 。他還對財物進行了分類:集中性財物(concentrated assets)和分散性財物(dispersed assets) ;流動性財物(liquid assets) 和有形資產(tangible assets) (見表1) 。

三、新的研究方向

在2002 年,國際社會學學會社會分層分會的會刊《社會分層和流動研究》第19 期再刊出了一個與市場轉型有關的研究合集。主編雷切特(Leicht ,2002) 提出了新的發展方向,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一個更系統化的,包括后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及后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要想弄清楚政治資本在后社會主義經濟不斷市場化過程中的重要性,就有必要弄清楚政治資本在已建制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回報模式。(2) 對前政治精英在市場轉型中整體地位變動的研究。當社會轉型來臨時,任何一個在轉型前具有比較優勢的階層都會努力去保存其優勢,其策略及其采取這些策略的原因就非常值得研究,這給社會科學研究者一個機會去類比封建社會中的優勢群體——封建地主階層是怎樣消失于歷史長河的。(3) 必須考慮轉型經濟中市場所包含的眾多制度變量,包括農業商品市場、期貨市場、自然資源市場、房地產市場、保險業、稅收、娛樂事業和大眾傳播工具等等的變化。在一個變動的分層系統中,這些多元的市場構成必然影響人們爭取自身利益和地位的選擇。(4) 應該多關注和收集生命歷程(lifecourse)變遷的數據。目前的多數研究是公式化的:干部地位+ 人力資本+ 回歸模型= 對收入的某時某地的測量。所以,盡管關于市場轉型的研究已有一定數量,但我們仍然對轉型社會中那些努力掙扎、趨利避禍的個體缺乏具體而深刻的認識。(5) 對轉型社會的分析應該結合不斷增長的全球化市場經濟。在全球化市場經濟中的獨特地位必然產生獨特的機遇結構。例如,中國作為全球產品加工廠的地位為農村人口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那么,其他轉型社會在全球化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如何?這些地位如何影響這些轉型社會中的人們? (6) 市場轉型研究需要更多關注地方社區、社會網絡、社會資本和市民社會的發展。盡管市場經濟優于計劃經濟已經為歷史所證明,但是這并不表明新自由主義就是正確的——無論就經濟方面還是就其他各個方面而言。地方性知識、獨特的社會交往模式應該為全球性的、急劇的新自由主義社會實驗提供反省和出路。

結合上述文獻回顧和所提出的研究方向,本文認為目前對轉型中國的社會分層研究可以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誰得到了什么及為什么得到(who gets what and why) ”

經驗上而言,對中國社會分層的研究的核心問題就是經濟改革的社會后果。有趣的是,眾多研究者都把精力放在了關于市場如何定義,市場轉型如何定義,政治資本、人力資本如何定義等問題上,卻忽略了正在發生的多樣性的變化。市場轉型理論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清晰簡明的理論和假設的同時,也限制了這些研究在探求事實真相上的步伐(Zhou ,2000a) 。

讓我們超越市場轉型理論及其所引發的論爭,從更綜合的角度出發,援引倫斯基在他的名著《權力與特權》中具有概括力的陳述(Lenski ,1966) ,即社會分層的核心問題可以歸結為“誰得到了什么及為什么得到”。我們可以緣此總結并超越市場轉型論爭的以往研究,看哪些問題被解決了,哪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首先,就“誰(who)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身在農村的社會行動者大致上有那么幾類:農村干部、農村企業主和普通農民,他們已充分獲得了社會分層研究者的注意。但是,原屬于農村居民但長期生活在城市區域的,包括了農民工和一些在外經商的農民,卻并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對數量龐大的進城農民工群體所進行的研究數量不少,但是多為現象描述;而對在外經商的農民的研究則屈指可數。就城市而言,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傳統組織中的工作人員。市場改革后產生的大量的西方“中產階級”意義上的白領管理人員并沒有獲得很好的關注。那些改革初期獲得成功的白手起家、富家者的命運如何、目前的大資產擁有者的群體特征如何等問題都還沒有出現有份量的研究。

其次,就“得到了什么(what) ”問題而言,我們的認識仍然乏善可陳。本人認為魏昂德在2003 年的文章所提出的“不同的社會群體在不同性質的資源上的機遇不同”論題值得進一步用經驗事實來證明。例如,農業資源和工業資源對不同人群的回報就很值得研究。對政府部門來說,從工業資源中獲得稅收容易得多,因為稅基容易確定,收稅方法容易控制;相反,從農業資源中獲得稅收則相對困難,一是稅基確定困難,二是稅收對象群體過于龐大,交易成本過高。又例如,可以對傳統資源和新興市場資源進行劃分,可以看到不同群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角色為改革前后的群體角色對比提供了參照系。如,由互聯網而衍生的資源很明顯是新興市場資源,農民在這些新興市場資源上所獲得的直接甚至間接收益都可謂微乎其微。而國家對新興市場資源的掌控一開始是比較弱的,引申出來的問題——國家是如何調整政策來重新獲得對這些資源的控制——就很有趣。

再次,我們對“為什么(why) ”,即社會分層成因的分析仍然缺乏深刻認識。新制度主義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向:哪些制度特性有利于哪些人群? 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在分析產權制度問題,市場轉型理論和新制度主義分析提供給我們的研究大多數仍然是不同的產權組織對個人機遇的影響。但是我們的認識不應該僅限于此,姑且不論產權的界定在中國的現實依然可打折扣,即使中國的經濟轉型中也并沒有出現過在蘇聯國家所進行的大規模產權轉型。因此,過分強調產權制度的重要性可能會誤導我們的研究方向。本人認為,對產權制度的研究充分體現了研究者對中國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這一特征的關注,然而中國的轉變不僅僅體現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上,也體現在一個亞細亞模式(Asian Mode) 向一個未知目標的轉變上。根據格魯斯基(Gruskey ,2001) 的觀點,亞細亞模式有四個特征: (1)一個數量龐大的農民群體聚居在以農業為主的村落; (2) 缺乏一個合法制度(legal institutions) （注14）來確認私人產權; (3) 國家精英階層通過地租或者稅收來獲取農業生產的剩余,并將其花費到他們自身目的上去;(4) 精英人員在構成上的一個持續性的更替。（注15）第四個特征已不復存在了,但前三個特征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邊燕杰(邊燕杰等編,2002) 曾將中國的制度背景概括為:“漸進改革,公有、私有二元經濟的共存和相互交叉、滲透;地方政府直接參與市場經濟,既當“裁判員”又當“球員”;地區發展不平衡和市場經濟多元化、特區化;國有企業單位制度的削弱與新生經濟內部單位制的上升;農民工進城促使城鎮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這些獨特的背景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亞細亞模式的前三個特征。從第二個特征,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根據產權制度而做出的假設在中國屢遇尷尬。從第一個特征,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在城市所得出來的研究結論不適用于農村。從第三個特征,我們應該關注國家與農村的利益分配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影響農民生活機遇的重要因素。

(二) 互動的國家與市場以及個人機遇

市場轉型論爭和新制度主義分析的各方,應該對國家和市場所存在的相互影響不抱異議。在中國,變化的市場特性對個人生活機遇的影響越來越重要,例如國際市場上資金的流動、國際經濟氛圍的變化、當地經濟的發展程度和發展方式等都與個人的生活機遇密切相關。但是,國家對個人生活機遇的影響也不見得會削弱,盡管其覆蓋面有可能會變小或根據需要進行轉移。即便在發達國家,國家對個人機遇的影響也仍然相當巨大。例如,在美國,國家的稅收政策和雇傭政策對社會分層狀況就有著直接聯系(Baron ,et al . ,1996) 。因此,問題關鍵在于國家與市場互動的機制是什么? 換句話說,國家如何根據自身的需要對市場提供影響,市場又在哪些方面使國家不得不為其所用? 于此,筆者引入一些相關研究文獻,對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作些建議。

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政治社會學的一個主題就是“國家回歸(bring the state back in) ”。具體而言就是:60、70 年代占主導地位的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 和多元主義(pluralism) 拋棄了對國家的分析,當前的研究策略應將國家研究再帶回來。該主題有兩個主要方向:一是歷史制度主義方向,將國家看成是一個統合的行動者(aggregated actor) ,將其置于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置于國家設置(state arrangements) 、國家權力的把持者(the holders of stateps power) 、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 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的互動中來進行分析(Skocpol ,1985) 。（注16）另一個方向是由列維倡導的“把人帶回到國家中來(bring people back into the state) ”(Levi ,2002 :33) 。她認為,國家本身并不是一個行動者,行動著的應該是代表國家的人群。

筆者認為,對國家的實證研究應該對這兩個方向進行綜合:首先,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有其功能和需求;其次,代表國家的不同人群也有著其自身的需求,但是作為國家在不同層次上的代理人,國家的整體功能和需求對他們有著同樣約束力。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其利益取向可分為兩種:一是對政治合法性的索取;二是對經濟剩余的索取。（注17）這兩種利益取向的中國式話語是“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手抓”等。國家的這兩種需求同樣體現在各層次的國家代理人身上:對地方官員來說,政治上的安定和經濟上的發展是衡量他們政績的兩大指標。在資本主義國家,達到上述兩個目標的解決之道是自由市場和選舉民主;在社會主義國家,這兩個目標在某種程度上是矛盾的:一方面,為了獲得足夠的政治支持,國家利用計劃經濟體系和組織化的社會來控制資源的分配權;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控制壓抑了市場的發展,極大削弱了國家可索取的剩余資源,從而降低了國家利用資源分配來爭取政治支持的能力。這種矛盾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已經表現得相當明顯。在改革時期的中國,國家和市場的互動對個人生活機遇的影響可以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為了擴大剩余資源索取的來源,國家引進市場機制發展經濟,但也不得不放棄中央集權式的控制。這個過程為人們帶來了眾多的機會,但同時也加劇了競爭和社會的分化。其次,市場為人們提供了眾多機會的同時,也降低了人們對國家的依賴,這為國家爭取政治支持增加了壓力。作為相應的反應,國家一方面需要不定期地對市場進行干預,這些干預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個人的機遇和選擇;另一方面,市場的發展增加了國家可支配的剩余資源,從而提高了國家利用福利政策或各種形式的補貼來獲取政治支持的能力。可以想象的是,這種能力的提高對弱勢群體是有利的。（注18）

(三) 對資源分配的過程分析:地點上的變動以及占有的變動

新制度主義分析的核心就是分析影響個體選擇的制度和結構因素。對于社會分層研究者來說,處于關鍵位置的制度自然是資源配置的渠道。但是,已有研究對資源配置問題仍然停留在一些類型化的認識上,如市場或國家、私有或公有制。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些基于新自由主義而作出的類型化認識和假設越來越與不斷變化的現實脫節。筆者認為,對當前中國資源分配的分析必須著眼于變化的過程。過程,意味著變化與運動,引用博蘭尼的話應該更能表達對資源配置的“過程”分析的含義:

經濟就是一個制度化的過程(an instituted process) ……過程意味著對變動的分析。這個變動所指的是場所( location) 或占有(appropriation) 上的改變(或者二者同時) 。換句話說,物質因素可能會通過改變它的地點或改變掌握它們的“手”( by changing “hands”) 來發生變動。再說一次,這兩者可以單獨發生也可以同時發生。這兩種運動可以說窮盡了經濟活動作為一個自然的、社會的現象所表現出來的可能性……場所的變動包括生產的變動,與之相伴隨的是交通(其本質是物質的空間轉移) ,而占有的變動包括對商品的流通和管理權限的變動。(Polanyi ,1965 :248)時下的中國,資金和廉價勞動力在沿海地區的集結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這種經濟增長過程意味著物質資料在地點(location) 上的巨大變動,同時也意味著在不同的人群之間的轉移。對這個過程的分析應該進入有志于社會分層研究的研究者的視野。

注釋：

* 本文得益于臧小偉博士和吳曉剛博士分別在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所開設的課程。臧博士的中國研究課程幫助我梳理海外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的脈絡,吳博士的高級統計方法課程幫助我深入理解本文所及研究的統計分析結果,在此表示感謝。當然,文中的不足之處皆由本人負責。

注1：　本文的參考文獻以海外文獻為主,主要來自美國兩個最主要的社會學雜志AJ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SR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和國際社會學學會社會分層分會的會刊《社會分層和流動研究》(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

注2：本文所引文章有相當一部分出自華人學者之手,他們中有的既有中文作品也有英文作品,本文引用時均采用其發表作品的署名。

注3：對“庇護主義”模型而言,“權力通常是通過對機遇、物質和其他各種各樣的資源的分配來實行的,社會中的精英對這些資源有著壟斷性的影響,而非精英則依賴精英對資源的控制”(Oi , 1985 :238 - 266) 。

注4：新階級理論能從莫斯卡(Gaetano Mosca) 的精英理論和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關于共產主義國家中勞動階層和新型共產主義官僚階層的關系的描述中找到理論源頭。

注5：所謂的“直接”在這里指的是他們直接地就倪志偉所使用過的變量和問題來提出反對意見。羅納塔斯(Rona2Tas) 的研究是基于對匈牙利1989 年前后的考察而作出的。

注6：上述的各種觀點已經有了中文譯本或述評,本文在此不做贅述。參見《國外社會學》1996年第5 期的譯文及述評,以及周雪光,1999 ;邊燕杰等,2002。

注7：“institution”一詞在中文世界多被翻譯成為“制度”。但是,在中文中,“制度”這個概念通常指抽象的、正式的規則(rules) 和政策(policy) 。在英文里,“institution”一詞除了正式的規則和政策之外,還包括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非正式的禮俗(norms) 和習慣(habit) ;二是各種類型的組織。國內社會學界早期將“institution”翻譯成為“設置”(“Social Institutions”即為社會設置) ,本人認為更為準確。但由于近期的關于這方面的文獻已習慣于用“制度”一詞,本文也沿用這個概念,但認為有必要在此交待內涵上的區別。

注8：要進一步了解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和新制度主義社會學的文獻,請參考拙文《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的新制度主義》(待發表) 。

注9：貝特斯對非洲農業政策的研究表明了市場是如何被作為一種政治控制的手段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產生了政治資源,而這些資源也被用來建立對政治的組織支持(Bates , 1981) 。此外,對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在內的研究表明:國家和市場起碼在三個方面是相互影響的:首先,大型企業的行為是國際政治過程的結果;其次,公司的比較財富(competitive fortunes) 建基于公司在政治上的討價還價和斗爭,而不僅僅取決于純粹的價格和需求方面的競爭;再次,一個所謂的“市場”是由包括名義上屬于‘國家’和名義上屬于“市場”的社會設置(institutions) 共同組成的(Moran &Wright , 1991 :239 - 249) 。

注10：類似的研究還有許多,如Walder , 1998。

注11：周雪光認為中國的官僚層級可分為四級:部級、局級、處級和科級。他將處級及以上的級別定義為上層級別,科級及以下定義為低層級別。另外,在技術專業系統,也分四個層次:高級工程師、工程師、助理工程師、技工。

注12：在倪志偉和曹洋的文章中,其英文原文為“mass organization”,應該是指工會、婦聯等組織。

注13：其英文原文為“non-profit organization”,結合中國的情況,指的應該是事業單位。

注14：這個“合法制度”所指不僅是法律,也是一種習慣和規則及對產權的一種習慣性忽視。

注15：所指的是亞細亞生產模式中有規律的改朝換代。

注16：推動這個主題的主要研究者是斯考契波(Theda Sckopol) ,在很長時間里,她在1985 年發表的章節(Sckopol ,1985)“Bring the State Back In :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把國家帶回來:當前研究的分析策略) ”成為政治科學和社會學中引用率最高的作品之一。

注17：對國家的利益取向有著眾多的相關敘述,例如吉登斯( Giddens ,1985) 就將國家所需的資源劃分為“權威型資源(authority resources) ”和“分配型資源(allocative resources) ”;又例如蒂利(Tilly ,1990) 通過“威壓(coercion) ”和“資金(capital) ”兩個方面去描述歐洲各國的國家形成。

注18：一個例子是近期對農村實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費改稅、糧食直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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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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