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定走半社會主義道路   建設繁榮和諧強大中國

——評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這是一個非同一般的重大課題,要全面詳盡地討論,需要很大的篇幅.但我想,關心和參加討論的都是行家,為了閱讀方便,索性只擺觀點,這或許有利于針鋒相對.

(一)、議政應該自由

和謝韜先生一樣,我也要提出話語權問題.他的文章還能在<炎黃春秋>上發表,不知我的話語權,能在哪里落實.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對帶有濃厚封建性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批判,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哪里有不允許人民議政的道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本身就不成立,在當今世界的任何國家里,更不用說我們是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任何黨、任何主義都可以在議政范圍里反對、批評.人民有權選擇自己希望的社會制度.
這是我所希望的大家討論問題的前提.

在這個前提下,我只提一個要求,既然在中國的報刊雜志上,有公開批判、甚至漫罵、嘲弄毛澤東的權利,作為民主和對等,我希望給我以善意批評鄧小平的權利.我衷心希望有馬克思主義的公道.我衷心希望能允許我代表勞動人民為毛澤東說幾句話.我期待著.

在自由、民主討論的前提下,我們參加討論的人,都要有民主風格,不怕別人批評,不怕難聽話,既要敢于堅持真理,更要敢于修正錯誤.本文有言語過激之處,請諒解并批評.

(二)、中國面臨的問題是什么

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使世界歷史發生了一次大轉折.五六年左右的“多事之秋”,問題已露征兆,但是,蘇東黨以鐵腕暫時渡過了危機,使問題繼續發展下去.最后不可收拾.

中國沒有垮.這不是偶然的.中國黨是毛澤東思想武裝的黨,在犯過反右、大躍進、文革三個大錯誤后,實行改革,轉變工作中心,又對修正主義有所準備,直到今天,像謝韜先生這樣要求在中國搞社會民主主義也不容易通得過.

但是,有目共睹,中國現在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并不是像有些先生所認為的,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不是的.歷史的必然性,不等于歷史的宿命論.歷史是有彈性的,在特定歷史范圍內,是可以有所選擇的.人們的有意識的實踐活動,對歷史的或快或慢是起作用的,理論、路線的正確與否,對歷史的發展會有很大影響.不然我們還要總結歷史教訓干嘛.如果一切注定就是這樣,那我們什么都不用做了.

糾正毛澤東在經濟上的錯誤,我們做了,卓有成效.但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錯誤,基本沒有糾正,尤其是面臨的封建性的政治體制上的弊端沒有改革.毛澤東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被拋棄了,執行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責任主要應鄧小平同志負.

所以,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救國的問題,這樣說文不對題,如果為了驚醒世人,那是另一個意思.謝韜先生自己也說了,孫先生的民族主義的要求,毛澤東解決了.現在中國的問題還是道路問題,路線問題,是敢不敢、能不能比較徹底地改革的問題.

從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實際出發,對于中國的最實際、最好的選擇就是走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實質是社會主義,不是如謝韜先生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是資本主義道路.但是,是不完全的社會主義,因為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可以說是半社會主義.本文題目中用“半”字,簡約、醒目而已.這個半字,不是半斤八兩.是人民民主執政下、以社會主義全民經濟為主干的、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黨領導,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新就新在這里.勞動人民可能在私有經濟企業中受剝削,但不能喪失政治上的主人的地位.

稱“中國特色”,只是個一般形容詞,不能說明事情的性質;“初級階段”的提法也不明確.還是實事求是叫新民主主義社會好,或者叫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就叫社會主義社會.這不是倒退,是糾偏,糾正空想,尊重現實,承認歷史教訓.新民主主義是個科學概念,它有科學的規定性.

我和謝韜先生在觀察存在的問題的時侯,認識上有一些共同點;但是,向前看,就不一樣了.我堅持社會主義,他要搞社會民主主義,我堅持新民主主義,他要搞舊民主主義.我們都擁護孫先生,但落實孫先生的理想的辦法不一樣,對未來的理解不一樣.這就要說到共產主義.

(三)、馬克思主義者是共產主義者

謝韜先生是老共產黨人,我在國內也想入黨,但老給我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還剝奪自由.現在是德共黨員,也無非是表示一種信仰,我更看重我是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士.一個共產黨人不承認共產主義,那你可真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了.

什么是共產主義？<共產黨宣言>里講了,就是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馬恩為<宣言>寫了那么多序言,從未對這些基本思想動搖過.<資本論>,<起源>,最后講否定之否定,不都是講未來的公有制的共產主義社會嗎？就是在謝韜先生引的恩格斯的<導言>里,又一次闡明:“這部著作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概括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1怎么能說共產主義“是基督教天國理念的現代版”,怎么能說恩格斯七十三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的談話否定了二十七歲時的理想呢？就在你引的話的后面,恩格斯接著說:“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里的手里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但我們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聯邦制政府的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1 生產資料回歸社會,還不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嗎？

共產主義并不神秘,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就是退到新民主主義,也還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范疇.恩格斯說過,社會主義社會也會分階段、也會改革.對那位記者,他也說:“我認為,我們黨擔負起掌握國家管理的使命的時侯已經不遠……可能到本世紀末您就會看到這一點.”2足見,我們不用過分強調共產主義是遠大理想,應該強調我們正在逐步地、腳踏實地地實現這一理想.放棄這個大目標,運動就是一切,當然是修正主義的觀點.

我不能不指出,謝韜先生有一段話,是對我們歷史的很不負責任的指責,他說:“用所謂‘長遠利益’否定‘當前利益’,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叫人民忍受現實的饑餓、貧窮和苦難,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欺騙人民的把戲.這一切都應該收場了.”這些話針對誰？我們都因為五八年的錯誤餓過飯,我家的親人在安徽就餓死了三口,但是,說話要實事求是.成千成萬的先烈為了共產主義這個理想犧牲了他們的生命,有的還是在敵人的監獄里受盡酷刑而死,評論這段歷史要想到他們,尊重他們.無限上綱不好吧.

(四)、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改良主義者

馬克思主義者承認改良的歷史作用,給改良主義者以充分的歷史肯定.如果說,過去這方面的認識有片面性的話,需要糾正.但是,馬克思主義者本身,不是改良主義者.

謝韜先生引用恩格斯<導言>中的話,把恩格斯解釋成“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者”,是對恩格斯的大不敬,因為,恩格斯當時已經對德國黨的領導人的這方面的錯誤傾向作出過批評.我不明白,謝韜先生何以也出這樣的錯誤.

了解這段歷史的同志都知道,當時由于要通過新的反動的“防止政變法草案”,德國黨的領導希望恩格斯行文謹慎,沖淡過分革命的調子,并刪去有些話.恩格斯對此非常不滿.

3月25日給考茨基的信里寫道:“我的文章由于我們那些害怕防止政變法草案的柏林朋友們的不堅定而受到了一些損害,在目前形勢下,對此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慮.”3

4月1日又在給考茨基的信里寫道:“使我驚訝的是,今天我發現,<前進報>事先不通知我就發表了我的<導言>的摘錄,在這篇經過修飾整理的摘錄中,我是以一個愛好和平的、無論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現的.我特別希望<導言>現在能全文發表在<新時代>上,以消除這個可恥的印象.”4

4月3日在給拉法格的信中又寫道:“李卜克內西剛剛和我開了一個很妙的玩笑.他從我給馬克思關于1848—1850年的法國的幾篇文章的導言中,摘引了所有能為他的、無論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進行辯護的東西.近來,特別是目前柏林正在準備非常法的時侯,他喜歡宣傳這個策略.但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大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采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1

策略就是策略.恩格斯根據當時德國的具體的歷史條件,認為不應該采取巷戰的策略,而應該采取議會斗爭、爭取選民的策略,這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無關.恩格斯的憤怒已經充分說明了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反對以和平的手段爭取政權的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都有論述,列寧和毛澤東也承認.馬克思在1880年為法國工人黨寫的“綱領導言”里就說:“必須使用無產階級所擁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工具的普選權.法國工人社會主義者提出其經濟方面斗爭的最終的目的是恢復全部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并決定以下述最低綱領參加選舉作為組織和斗爭的手段.”2這里說的很明確,“必須使用一切手段”,普選權只是手段,它服從最終的目的實現公有制.

但是,他們也從來不否定必須準備暴力手段,因為這是巴黎公社的鮮血留下的歷史教訓.正是在<導言>中,恩格斯依然強調:

一,“這是不是說,巷戰在將來就不會再起什幺作用了呢？決不是.……正如在整個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樣,自然是會寧愿采取公開進攻,而不采取消極的街壘戰術的.”3列寧在十月革命中這樣做了.

二,“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政府統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圍,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4不能忘了決戰,決戰,就是奪取政權.

三,“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是決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革命權的.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真正’加了著重號)‘歷史權力’,--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5革命權就是奪權,就是建立新政權.

不用我說什么了.如果說這是遺言的話,正是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執行了恩格斯的遺言.不是恩格斯修正了他和馬克思的觀點,而是伯恩施坦、李卜克內西等人修正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

這也不是第一次了,<哥達綱領批判>就是批的他們.

馬恩1879年9月聯名給黨的領導人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也是批的他們.就是在那封信中,寫下了那段有名的義正辭嚴的話:“至于我們,那末,根據我們的全部過去,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一道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規定了一個戰斗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如果新的黨報將采取適合于這些先生們的觀點的立場,如果它將是資產階級的報紙,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報紙,那末很遺憾,我們只好公開對此表示反對,并結束我們一向在國外代表德國黨的時侯所表現出來的和你們的團結一致.但是事情也許不至于弄到這種地步.”還能再嚴厲嗎？這是我近年來一再舉起的一面旗幟,這面旗幟是毛澤東一直抓住不放的.

謝韜先生所引的恩格斯1891年所寫的<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即著名的<愛爾福特綱領批判>也是批他們的.就在謝韜先生所引的那段話的前一段,恩格斯寫道:“他們力圖使自己和黨相信,‘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而不問一下自己,是否這樣一來,這個社會就會不像蝦要掙破自己的舊殼那樣必然要從它的舊社會制度中長出來,就會無須用暴力來炸毀這個舊殼,是否除此而外,這個社會在德國就會無須在炸毀那還是半專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亂得不可言狀的政治制度的桎梏.”2接著說“可以設想”云云.只取后面的話,刪掉前面更重要的也是本文的主題的話,不是誠實的態度.

就是后面這段話,也要正確理解.在<導言>里,恩格斯寫了這樣一些重要觀點,足以駁倒謝韜先生所謂<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第一卷的歪曲.

第一,“把為個人或股份公司謀利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轉變成為全社會謀利和按預先擬定的計畫進行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這個轉變所需要的……(因是修改草案,恩格斯這里用了省略)創造出來,并且唯有這樣一個轉變,工人階級的解放,從而沒有例外的一切社會成員的解放,才得以實現.”3
第二,“消滅階級是我們的基本要求,不消滅階級,消滅階級統治在經濟上就是不可思議的事.”4
第三,“如果說有什幺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
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但是,在德國連一個公開要求共和國的黨綱都不能提出的事實,證明了,以為在這個國家可以用和平寧靜的方法建立共和國,不僅建立共和國,而且還要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多大的幻想.”5

第四,“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后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作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它的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6
也不用我說什么了.恩格斯已經把他的思想傾向和理論觀點說得清清楚楚.他要批判的正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幻想,和抹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存在根本區別的錯誤觀點.所以在這同時,他在6月29日給考茨基的信里稱,他要批判鼓吹“舊的污穢的東西活潑、溫順、愉快而自由地‘長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和和平平的機會主義’”.

怎么能把恩格斯批判的東西當成恩格斯的東西加以鼓吹呢？而且,說恩格斯晚年推翻了馬克思和他自己一生為之奮斗的理念呢？

迷信倒是沒有了,代之以隨意和荒唐.請看謝韜先生心目中的馬克思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剔除了馬克思主義中的空想成份,使馬克思主義由空想變成了現實.作為活著的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生根的馬克思主義,是給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帶來高工資、高福利的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烏托邦.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人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全社會的共同利益,有廣泛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是挑起階級沖突,激化社會矛盾,而是把社會各階級團結起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在社會財富總量的不斷增加中,調節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不是讓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是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不是讓富人變成窮人,
而是讓窮人變成富人.這是社會民主黨人治國的總的思路.這個嶄新的思路比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劫富濟貧的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貧窮.”

謝韜先生說這是治國的“思路”,這里除了對毛澤東的侮辱(我不還口,因為毛主席錯誤太大,人家有氣,情理之中,但我捍衛他的路線不動搖),還有“思路”嗎？他以為,社會民主黨是代表全社會、并握有資本的大亨,所以能夠“調節分配”、讓窮人富起來或者給你高工資、高福利呢.他以為,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可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可以“讓窮人變成富人”呢.謝韜先生以為歷史是變戲法啊.

就這樣還掛上馬克思主義的招牌,這可真是他說的“砸牌子”.謝韜先生年事已高,卻如此天真爛漫,
真讓人不可思議.這里沒有理論的深刻,只有浮淺的想象,我實在不好意思批評什么.如果您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的誤會的話,請您好好聽聽1894年10月27日恩格斯是怎么駁斥“半官方的和賣身投靠的報刊所廣為散布的下流無恥的誹謗”的吧,這可真算蓋棺論定之言,而且對今天極有現實意義:

“如果意大利的社會黨人宣布‘階級斗爭’是我們生活所在的社會中壓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們組成為以奪取政權和領導全國事務為目的的政黨,那末他們是在進行名副其實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他們嚴格遵循著馬克思和我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線;他們的活動就和法國、比利時、瑞士、西班牙、而首先是德國的社會黨一樣.在這些黨中,沒有一個黨是不想奪取政權的,正像其它黨,如保守黨、自由黨、共和黨等等也想奪取政權一樣.至于‘階級斗爭’,那末它不僅使我們回溯到‘中世紀’,而且還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國__雅典、斯巴達和羅馬所發生過的內部沖突.所有這些沖突都是階級斗爭.自從原始公社解體以來,組成為每個社會的各階級之間的斗爭,總是歷史發展的偉大動力.這種斗爭只有在階級本身消失之后、即社會主義取得勝利之后才會消失.而在那時以前,相互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土地貴族,將照舊彼此進行斗爭,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報刊怎么說.”也不用我多加一句話,道地的馬克思主義風格的馬克思主義.

所以,不是恩格斯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不是列寧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毛澤東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列寧領導下的十月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列寧是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極其出色的偉大領袖.歷史事實仍然是,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哥爾巴喬夫、葉里欽、一直到鄧小平,等等,這些人頭上的修正主義帽子沒戴錯.至于謝韜先生,連修正主義也夠不上,太離譜了.

不過,如果以為只要搞了修正主義,路線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就只有反動作用,那是簡單化,是絕對錯誤的.拉薩爾主義是遭到馬克思尖銳批判的,但是,恩格斯還是就拉薩爾的歷史貢獻作出過公允評價,稱贊他的天才、熱情和充沛的精力,對德國工人運動的貢獻.普列漢諾夫的歷史貢獻更是列寧充分肯定的,當然那時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赫魯曉夫推倒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歷史功績以及進行改革,也有他的歷史地位.

小平同志的歷史功績就更大了,推倒毛澤東的錯誤和神話,倡導改革開放,經濟上確定建設為中心,經濟關系退回到歷史可能的限度,等等,這是必須肯定的,當然,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

但是,他的路線整個說來,是修正主義的,所以在給我們國家帶來成就的同時,也帶來了不應有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應該研究和解決的.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在這里都不合適,謝韜先生為問題辯護,理由是軟弱的.我們知道,“巨大成就”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黨.只要看看我們的報紙,我們的決議、公報,永遠都是“巨大成就”.不僅我們,蘇東也是這樣.我們明白.

但是,我這里是想探討問題,因為再巨大的成就,如果有問題,也要糾正,也要解決.我只簡單問一句,難道中國要搞現代化,就一定要經過造就一批貪官這一歷史階段,就一定要國有資產流失,就一定要把我們的兒女推去吸毒和賣淫……謝韜先生,請以“人性”的名義想一想,政權在共產黨和勞動人民手里的情況下,如果災難落在你的家庭的身上,你還會這樣贊美“巨大成就”嗎？這不是古代,也不是四、五百年前的原始積累階段,也不是近代我們受屈辱的時侯,現在是人性、人權應該受到充分尊重的二十一世紀.

共產黨進城,短短幾年,一掃鴉片和妓院,怎么五十年后,這種腐敗文化反而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杠桿”？我要說兩句氣話,一個不能保護人民的政權,你不是人民民主執政,人民有權收回賦于你的權力;二是,以自己的兒女為代價的現代化我們寧可不要,而另找出路.如果誰想和我辯論,我就用魯迅駁斥孔子的辦法回敬他,叫你的老婆、女兒去作妓女吧,叫你的兒子去吸毒吧.那時,你就不會吃飽了撐得說風涼話了.涉及此,我欽佩沙葉新同志,一個劇作家,破門而出,花了那么多時間,寫了“腐敗文化”一文,為民請命,發出怒吼: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侯!這才是創造歷史,推動歷史.而那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良心何在？你們牢牢記住了毛澤東整你的痛苦和教訓,這是應該的,但是,對于人民在新時代的新的疾苦為什么卻如此淡然處置呢？

謝韜先生以十分官方的套話寫給我們聽:“改革開放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貪污腐敗、國資流失和分配不公.特別是分配不公導致的兩極分化,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浮動.”說得多幺輕松,而且就差沒說搞“動亂”了.

為了給這“一些問題”辯護,還創造了他的唯物史觀:“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因而總體說來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又包含著退步,出現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眼點是前者,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過分強調后者的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調動社會成員積極性、推動社會進步的杠桿.操縱這個杠桿,有一個合理的‘度’,……領導者或統治者的全部藝術就是掌握好、調控好這個‘度’.共產黨人為理想社會奮斗幾十年,政策上最大的誤導就是企圖消滅這個‘度’,用‘大鍋飯’的辦法‘均貧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貧’而自豪,造成幾十年來生產的停滯和衰退,……”

這段論述,使我頗為感慨.一些老同志,在探討如此重大的問題時,一是學風不正,愛把別人的錯誤夸大,甚至無中生有,把顯然愚蠢的觀點強加到人家的頭上,還是過去的整人的辦法.二是,對待嚴肅的理論問題不嚴肅,沒下過功夫,隨著自己的感覺走,說是批評毛澤東,理論上比毛澤東差遠了,例如那位李銳同志就這樣,
自己不懂資產階級法權是怎么回事,在<大躍進親歷記>里卻無視毛澤東,任自己亂說一氣.現在謝韜先生又這樣.謝先生的錯誤全是常識的錯誤,那位丁弘先生還吹捧謝先生是“引領著時代的潮流”,庸俗極了.不信,你看.

剝削、壓迫怎么是退步呢？在階級社會里,生產就是在對抗中進行的,只要承認生產關系是一種進步的新形式,就不能不承認作為這種生產關系內容的剝削、壓迫的進步作用.這是常識吧.

階級斗爭怎么也是退步呢？階級斗爭是歷史的偉大動力嘛,前面引的馬恩的話說得很清楚了.生產就是在階級對抗中進行的,沒有離開階級對抗的生產活動.怎么能生產活動進步,階級斗爭退步.這是兩個分不開的整體.這也是常識吧.

怎么能說唯物史觀的基石,著眼點,就是承認“差別、貧富和社會分化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結果”,是進步.如果過分強調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是空想社會主義流派.請再看看上面所引恩格斯給意大利社會黨的信,那里講得清清楚楚,階級斗爭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基本的、重要的地位.怎么是空想社會主義的觀點了呢,空想社會主義的弱點恰恰在否定階級斗爭.這本來是常識.

怎么說強調剝削就是空想社會主義者了呢？馬克思一生的第二個貢獻,不就是揭露了剩余價值剝削的秘密嗎？這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石.中傷毛澤東沒讀過<資本論>,但道理,他接受了,真懂了.讀過的您,沒讀懂,更不知此書的意義.這比沒讀更糟.科學說明資本剝削的本質,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不讓講剝削,犯了常識的錯誤.

怎么能說,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等是“社會進步的杠桿”,而且領導的“全部藝術”就在掌握這里的“度”呢？分配始終是所有制關系、生產關系運轉的結果,而不是前提.分配決定論是錯誤的.這恰恰是小資產階級一向的觀點.馬恩批了多少遍.我們農村改革見成效,是動所有制,調整生產關系,工業也是,動所有制關系,調整生產關系.分配是自然的結果.沒有生產關系的調整,這個度是不會有的,也是掌握不住的.歷代的封建史家都知道,“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是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沒有一個人說因為分配“不均等”,大家都看到是占有土地的不同,決定了貧富差別.這是古人都看到的常識.

說我們奮斗了幾十年,搞“大鍋飯”,以“均貧”自豪.這個話聽了三十多年了.從一開始,我就不愛聽.就是從這里,我對知識分子的“良心”打了折扣.我不是贊成大鍋飯,也不主張絕對平均主義.我的反感基于兩條.一條是,中國這么窮,一大鍋連干飯都不是的飯,是稀飯,或者是窩窩頭.就這個水平,你叫誰餓著,不大鍋飯怎么辦？我們評工資,怎么樣？“花了二十個億,惹了一肚子氣”,為什么,我們有具體的國情,一起干了幾十年,誰提誰不提,度在哪里？搞這個差別,找這個度,只能惹一肚子氣.就像農村評工分,天天評,天天打.你敢搞差別？另一條,是我最不服氣的,明明是那特權飯、“小鍋飯”最不合理,最違背社會主義原則,你不敢批,老朝老百姓使勁,良心何在？就是今天,已經是“富家一席酒,窮漢十年糧”了,你不吶喊,還在這里剝老百姓的皮,我真反感.我來到德國,作為一個做過運動員的人,我最羨慕的就是人家每個村,每個小學都有體育館,而且也不是社民黨的功勞,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可我們呢,都吃了,上上下下,全都在吃,吃人民的血汗.

至于說我們要“均貧”,造成“停滯和衰退”,這是大批判,只有聽著.大躍進不是想快點趕上去嗎,怎么以“均貧”自豪呢？罵就罵吧.這是違反常識.

所以,短短一小段,除了錯誤就是偏見,還說引領時代潮流,不臉紅啊.

成績就是成績,問題就是問題.成績講夠,問題講透,這是當年廬山的話吧.別把我們當彭德懷,你們也別學毛澤東.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為問題辯護,那你真的連社會民主黨人也不如了.

總書記和總理逢年過節,總是到窮困地區走一走,看一看,他們有這份心,就是問題解決不好,人民也會諒解.人民不正是從這個角度原諒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帶給我們的災難嗎？這比辯護好.這些年來,一些學者,一再踐踏馬克思主義關于歷史必然性的觀點,他們真是給了馬克思過多的榮譽,也給了馬克思過多的恥辱.
他們視而不見,當馬克思在肯定資本主義的偉大歷史作用的同時,從來沒忘記對資本的骯臟和卑劣給予嚴峻的批判.
謝韜先生,在你所稱贊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里,一只狗都要受到保護,而在我們這里,人的苦難卻要用必然性為之辯護.你不覺得這正是缺乏你們愛講的“人性”嗎？你知道嗎,正是德國基民黨的邁克爾總理,在中國時,會見了<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正是社民黨的主席明特費林,去年三月在特利爾的一次紀念馬克思的集會上說,你要知道什么是殘酷的資本主義嗎,你就到中國去看吧!這些資產階級政治家都表示了對一部分中國勞動人民目前苦難的同情,一個老共產黨人怎么能無動于衷呢？人民怎么敢選擇你們要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呢？

讓我們看看你們的民主社會主義吧.

(五)、要新民主主義,不要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至少不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它的本質是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承認資本主義的歷史合理性,允許它的存在和發展,但它的本質是社會主義,雖說是不完全的社會主義.不完全是向完全的過渡,這個歷史時期也可能很長,再也不能犯急性病的錯誤了,但是,有了社會主義這個綱,方向不能搞錯,任務不能動搖.這就是共產黨存在的價值,執政的歷史根據所在.

三十年來,我始終認為,中國面臨著三條道路,三種選擇(我有專文),與此相聯系,在思想界也存在著三派.

一派是以鄧力群同志為代表的、通常稱為“左派”,我認為他們有左有右,實質是右.就其信仰社會主義來說是左,就其不贊成兩極分化、同情一部分勞動人民的困境來說是左,就其不贊成全盤否地毛澤東來說是左,
就其看到黨的腐敗和嚴重的問題來說是左,就其對現行的政策有意見,提出資改社改的問題來說是左;但是,就其否定階級斗爭為綱來說是右,就其對社會主義的嚴重弊端尤其是政治上的封建弊端以及過去的錯誤認識不夠來說是右,就其兩眼老是盯住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志,而忘記他們反封建的歷史進步意義來說是右.他們有時不滿小平同志,是五十步笑百步.說他們僵化,是有點,說他們左,有對、有誤會.我看了鄧力群同志的<十二個春秋>,我覺得驗證了我的看法.

一派是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志,例如李銳、李慎之等同志以及加上海外的民運人士王若望、嚴加其、王若水等等先生,太多了,很多文化名人.這一派是堅決反特權的,是對黑暗面持堅決批判態度的,就這一點來說,謝韜先生尚有距離.這一派反毛是堅決的,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也是堅決的,他們是右派,但就其反封建來說,比鄧力群同志他們還是左的.

所以,我常笑左右兩家互相不認識,互相顛倒,因為缺乏階級分析.這兩派都有發言權,或至少有過發言權.

對這兩派,我的看法都是有肯定有否定,怕領我們走回頭路,走封建社會主義的路,也怕朝前走,領我們走社會民主主義的路,因為我希望走新民主主義的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路.我屬于這一派.我們這一派,說不上誰是代表,因為從來沒有得到過發言權,這一派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派,毛澤東思想派,就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所以批評鄧小平),承認我們實際建立了一個帶有濃厚封建性的社會主義國家,因而官僚的、特權的、等級的弊端始終困擾著我們,因而要徹底改革來說,可能被認為是左;就其對過去政治上、經濟上的嚴重錯誤持批判態度(所以批評毛澤東),承認我們超越了歷史給予的可能,要退到新民主主義階段來說,可能又被認為是右.

三十年前當著一些文人開始否定階級斗爭理論,在史學領域里也有反映時,劉大年同志著文頂住這一潮流.我在給他的信里,表明了我的真正左派立場.謝謝劉大年同志保留了這幾封信,見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來往書信選>.

在八五年二月四日的信中我寫道:“你近年的文章,我很愛讀,而且很欽佩,因為在我看來你在堅持著一種傾向,是一個有力的代表.這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是很光榮的.常識告訴我們目前的意識形態戰線是不可能沒有斗爭的,在理論上劃清界限總是必要的,尤其在一股風吹來的時侯.”

八七年四月二日,在信中又寫道:“記得上封信中表達過我對你的大作的傾向的支持和佩服,最近的曲折亦更加明白.但在思想界恐怕是喜歡‘自由化’的人多.例如史學界提出的一些問題即是這樣.看來這是個相當復雜的難題,不易解決.不改革不好,自由化也不好,把穩者少.”

在八八年九月七日從德國給他的信中又寫道:“簡言之,還是幾年前給你信中的那個意思,這是一面旗幟,一面紅旗,它代表著中國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傾向,它在當代中國史學史上必有其光榮地位.……甘泉同志說得對,未來的歷史是屬于馬克思主義的,未來的歷史學也是屬于馬克思主義的,這是一種立場上、信念上、理論上的堅定的表示,是不畏困難的表示.幾年來,對許多新的理論(其實舊)不以為然,積淤許多憤懣,在國內時,有時想寫,有時又覺得說得徹底了難于發表,不說徹底了又頗違心,于是一拖再拖,與先生的戰斗精神比,委實慚愧”.書信集中,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幾位同志.這反映了當時思想文化領域里的階級斗爭,
怎么能說不存在階級斗爭呢？大家都在很頑強、很堅定地表現自己嘛.

所以,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這不過說明了,毛澤東千錯萬錯,堅持階級斗爭不錯,鄧小平千對萬對,放棄階級斗爭不對.不服,請看三十年來的事實,理論上,請看上面引的馬恩的話.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來說,我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派,也是毛澤東思想派,因為毛澤東畢竟有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的理論貢獻(我有<唯物史觀辯>和<論毛澤東歷史思想>兩本小書專門寫此題).

馬克思主義派不僵化,有勇氣面對自己的錯誤和嚴峻的現實.例如,五七年的反右,沒有可肯定的地方,也不是擴大化的錯誤,全錯了.怎么能說還要第二次文革呢？一次都受不了了.理論不成熟,作法不正確,矛盾混淆了,災難太沉重.社改資改可商量,政改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改封建,立民主.

我對堅持馬克思主義左派立場是很有信心的.三十多年來,有幾次預言都被證實.

我預言華國鋒同志沒有好下場,被證實(傳播我這一觀點的李永采教授被隔離,差一點被打成反革命).

1989年5月20日在美茵茲大學中國留學人員集會上,評論鄧小平,預見了六四結局.

面對羅馬尼亞動蕩,指出如果齊奧塞斯庫開槍,沒有好下場,因為這是在歐洲,不是在中國.

八十年代,工業二十條下達,我在山大干部班講政治經濟學,指出,工業二十條不可能有效.農村的改革簡單,動的是所有制形式.工業領域的關鍵也是所有制形式問題,以及國營經濟的管理辦法.

以上這些,除了國營經濟管理辦法在現行路線下不可能落實外,其它都落實了.所以,對江澤民同志大膽改革企業所有制形式這一條,雖說問題很大,但總的方向是正確的,這比農村改革難多了,動這一步,不容易.可惜,由于鄧路線,付出的代價大了一點.但歷史總不能令人滿意,抓住了時間,付出的也掙回來了.是不是有點阿Q？有極左派嗎？有的話,肯定是不贊成了.

謝文中提到的張德勤同志,我沒看過他的東西,他也是一種意見嘛.不用不共戴天.今后搞民主制,都在一個天下,只能君子動口不動手.不忘階級斗爭,小心美國總是好的.不然我們殲10上天干嗎？但世界的事更復雜,太伸頭和我們的國力不相稱,各國的歷史水平和歷史要求也不一樣,不能簡單化,不能從原則出發,要從實際出發,務實一點好.但是,只韜光養晦,不敢講話,也不行,你是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嘛,是人家的希望.再說,主席說了,大,也沒有什么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啥.這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站在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一邊這個立場是不能動搖的.

因為立場不同,認識不同,所以對于中國前進的道路的選擇也不同.這種不同,是與下列三個不同有關的.

1,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認識,有很大不同.

自從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后,就全世界范圍里看問題,不能不承認,西風已經占了上風,當今的時代,
是壟斷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在歐美,社會主義革命暫時提不到日程上來了,當然社會主義因素可以增長,更接近社會主義的前夜.

二戰之后,資本主義不是走向了垂死和腐朽,而是經過改革,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的改良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且,從現在看來,由于世界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還有大量的落后地區存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依然沒有過去.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展資本主義不僅是歷史的必然,而且是歷史的進步.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可能在近期勝利的預言落空,歷史實際遠比他們想象的復雜,正如毛澤東在評論馬恩在1848年革命失敗后,等待革命高潮的到來是錯誤的估計時所說,革命者都容易犯急性病.正是如此.

在我國,這更是一個以沉重的人民犧牲為代價換來的教訓,永世不能忘.

社會民主主義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產生并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穩定發展,從來是機會主義的溫床.馬列的論述依然正確.但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作用不是消極的,它不過是資本主義發展和改良的副產品,是有利歷史進步的.

這是一種馬恩列說過的小資產階級思潮.他們上臺,無損資本主義的一根毫毛,而是幫助資本主義改良,本質是資產階級屬性的.

至于勞動群眾,不僅能夠跟著他們走,有時也跟著其它的資產階級政黨走.只要能夠改善生活,勞動群眾寧愿做資產階級政治的尾巴.勞動群眾也是歷史的存在,目前還不能說他們是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自覺的階級.不能夸大他們的革命性和實際水平,像任何人一樣,他們的歷史局限太明顯了.

謝韜先生,還有類似觀點的同志,對上述事實沒有一個正確的估計.

一,資本主義的改良,是歷史的必然,是這種生產關系還有擴張的余地,不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決定的,而是相反.

謝韜先生在論述民主社會主義時表現的混亂,恰恰說明了這一點.一會兒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
一再論述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一會兒又說是新資本主義,連克林頓、布萊爾也都成了在搞民主社會主義.這種混亂有一定道理,就是因為,這些政黨的本質都是資本主義的,沒有根本區別,或者說,社會民主主義一套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

他們摒棄了馬克思主義,一不提黨的階級屬性,二不提所有制變動,三不提政權要求,四不提階級斗爭.
他們的路線是整個資產階級都可以接受的改良路線.所以,在這些國家,不論是誰上臺,政策一般不變,就是因為階級屬性相同.

但是,又是有不同的.右翼政黨,是直接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是自上而下的主動的政治,而社會民主主義是間接的資產階級政治,是自下而上的依附的政治.如列寧所說,是要一口殘羹剩飯.當然,只要飯合胃口,從哪里來的是不管的.這也是歷史的局限.不要忘記,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能夠阻止他的國家對弱小民族的侵略,而總是靠被壓迫民族自身的拼死奮斗.雖然,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有一句名言,壓迫其它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得到解放的.群眾不懂.只顧眼前利益,沒有遠大目標.修正主義頭頭反映的正是群眾的這種情緒.歷史不能理想化.

整個資本主義,首先歐美資本主義的改善和發展,是歷史的要求,是全世界人民、包括各國工人階級,共同斗爭的結果,其中也包括社會主義運動斗爭的結果.社會民主主義只是其中的一只力量,也有它的貢獻.說過了,好象整個資本主義的改善都是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成就,不符合實際.最關鍵的還是資本主義有改革的余地,正像1848年以后的歷史一樣.不承認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作用當然也不符合實際,都要具體分析.

謝韜先生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能帶來社會主義社會是錯誤的.這是一種資產階級范圍里的東西,是改良的,但也是有利社會進步的.共產黨人可以根據具體情況決定對他的態度.例如,近年德國社民黨一再向右轉,去年連拉薩爾也被從黨里除名了,馬克思主義早就丟了.這些,都可具體分析.但總的性質是大體不變的,衡量的標準也很清楚,馬恩講得明明白白.不能像謝韜先生這樣,失了界線,一鍋粥.

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已經和平長入的社會主義.在高福利的資本主義國家,
包含了一定的社會主義的因素,最好也不過是社會主義前夜,但這到底并不能改變社會的本質.在德國,醫療保險是從俾斯麥時代開始的,這并不能證明俾斯麥在搞社會主義.就像必須辦學校、開醫院一樣,社會要維持,要培養勞動力,必須有社會保障.當然,有社會保障比沒有總是好的,勞動群眾為此而斗爭也是應該的,但是,
并不是只有社民黨提出這樣的問題.所有資產階級政黨全都在這樣講.例如,1989年在搞垮東德的時候,科爾在愛爾福特群眾大會上講,“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有好房子、有好汽車、有好的生活.”群眾報之以歡呼,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概念有特定的含意,我們不能濫用.

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謝韜先生引用<資本論>第三卷的那段話,根本得不出他得出的結論.許多說法是違背馬克思原意的.

例如,怎么能說“資本積累不再依靠企業家個人節儉、儲蓄來自我籌集資金了”.不管原始積累,還是一般的資本積累,怎么能說是靠“節儉、儲蓄”實現的呢？就在謝韜先生引文的地方,馬克思不是寫道:“資本起源于節約的說法,也是荒唐的,因為那種人正是要求別人為他而節約.”1

再如,怎么能把股份公司的資本積累的實質說成是“依靠全社會的儲蓄”呢？馬克思明明說“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2社會集資是有的,但本質是資本的聯合.
恩格斯還特地以自己的名義在括號里舉了英國制堿托拉斯的例子.

再如,馬克思明明說,股份公司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1,明明說“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價值的所有權相分離.
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富所必須的過渡點”.2怎么能歪曲成“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過渡點就是過渡點,怎么變成完成了過渡呢？馬克思特地寫道:“在股份制內,已經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藉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3股份制可能是過渡形式,但只要一天還沒實現過渡,它就只能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

謝韜先生的結論是:“<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馬克思心目中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原始資本主義)滅亡了.其后資本主義在<資本論>的沖擊下逐漸社會主義化”.這可真是強加于馬克思的謬論.

不知是謝韜先生沒讀懂馬克思的原著呢,還是因為急于為民主社會主義找理論根據而曲解馬克思的原意,
不管怎樣,這都是很不嚴肅的.因為謝韜先生不是說在為中國找出路嗎？這會把我們領到哪里去呢？

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都比較發達,這是一個事實.但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它的一些根本弊端,并沒有排除,民主社會主義更沒有改變這一切.

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進行歷史比較和分析,作出科學選擇,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但不能饑不擇食,盲目照搬西方的一套,哪怕是類似瑞典這樣的社民黨執政多年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要認真分析.一切都以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

我在中國生活了四十多年,在德國馬克思家鄉這個州生活了二十年.我想在這里,不以理論為主,以感性的事實為主,從比較的角度,談一點看法.因為來過德國的中國人,對德國的感覺還是不錯的,一般都認為比周邊的其它的國家強,而這個國家也是社民黨多次掌權的國家.從這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和謝韜先生做一點探討.為此,我還召集了我們村的德國朋友開了個座談會,征求了他們的意見,尤其是核對了實際情況.

謝韜先生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且不說,把一切資本主義的成就通通歸之于民主社會主義的功勞,前面說了,不符合事實.說基本上消滅了三大差別,不是事實.城鄉差別小一點.另外兩個差別依然存在.說“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農村和農民了”.不知聽誰說的,這是誤解.我就住在農村,這村里有幾戶養牛的農民.海爾姆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和夫人,兩個人,養了六十五頭奶牛,靠賣奶為生,受大公司控制.這是一個八百人的村子,有三戶這樣的農民.他們也種油菜和少量的麥子.一年到頭,沒有度假日,辛辛苦苦,小康生活.夏天,總是光著脊梁干,從早到晚.冬天也要天天喂牛、擠奶,也不能出外旅游.這和工作人員很不一樣.工作人員的度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腦體勞動的差別,不用說,當然也存在.我們的考察團來了,有時就到海爾姆家看看,覺得他們兩人養六十幾頭奶牛,真勤勞.比中國農民生產率高.他們有各種機器,但離不了人操作.干一天,也是很累.德國人很勤勞.晚上看看電視,很少有娛樂活動.我的孩子都是博士,他說,這個世界也不能都是博士,也要有養牛的.他很自信,自得其所.但他的大兒子,在中等公司工作,說起來,還是挺驕傲的.他們是小農,地百分之二十是自己的,七十多是租的,一共七十公頃.主要種草,喂牛.他們的生活和白領有差距,和藍領各有所短、所長,收入差不多,平均每人每月在一千伍百至兩千歐元之間,但和資本家比,天地之別.所以他在座談會上說,近十年來,兩極分化愈來愈厲害,中間基層在減少.政府就是專政,他定法律,我們說“是”.也算一種參考意見.

謝韜先生說,“二十一世紀初,德國藍領工人只占工薪階層的百分之八(這個數字顯然不對,座談會上一致認為藍白比例為七比三).被<共產黨宣言>當作革命主力軍與資產階級對峙的工人階級變成少數了,這少數人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羅馬尼亞總統.工人用不著起來革命,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就這樣‘解放’了.”我也用事實說話.我這個村里,有很多人在離這里十七公里的很大的臺威斯汽車閘工廠工作.最多的時侯,有三十多人,由于自動化,二十人被解雇,現在還有十人.就我知道的,就有五個討不上老婆,已經四、五十歲了.庫爾特和他的哥哥,因為從立陶宛請來褓母,照看母親,那里的人工資低.認識了這個褓母,哥哥就娶了她.最近,弟弟又娶了嫂子的妹妹,兩個人總算有了家.一個五十多了,弟弟四十九.對方也都四十左右了,離異的.
沒有老婆的時侯,下了班,就進酒館,喝到醉了,回家睡覺,明天干活.我帶代表團到他們工廠里參觀過,當然都是藍領了,都像機器人一樣,不停地在流水線上操作,我去了,只能點點頭,手不能停.他們有汽車,但是沒生活.這是活的<資本論>,在他們身上,我看到的是人的“異化”,謝韜先生看到的是人的“解放”.咱倆反正有一個是錯的.

在我的村里還有特別貧困的.最令我同情的是阿爾夫.他沒有工作.就靠給村里的人這家幫幫,那家幫幫維生.給他的工資是最低的,粗活、累活、臟活,就找他.每小時五歐元,過去是十馬克.姊姊嫁人后,一直獨自生活.有活就干,無活就閑著.晚上到酒館喝掉白天掙的錢.村里的人,瞧不起他.圣誕節他無處去,也不過.我來了后,總是邀請他到我們家里來過節.他也幫我修過房子,我感謝他、同情他.圣誕節是要送禮的,他沒錢,但他還是買了一個只值一歐元的小熊踢足球的小禮物送給我的女兒.我女兒說,阿爾夫沒有錢,但他有一顆善良的心.我們一家去意大利度假,他說,我等你們回來,你們不在,我會給你們看著房子.可是,等我們回來,再也沒能見到他.大概是心臟病,突然摔在家里,幸虧鄰人發現,送了醫院.但他終于沒回來.安葬他的時侯,我去了,這是我在德國經歷的最凄慘的葬禮.他才四十九歲.他死后,村上的人還批評他,說他喝酒喝的.我氣憤地說,你們誰沒有用過阿爾夫,給錢不給錢,都給你們干.可是,你們誰管過他.德國是一個這么富的國家,可是社會為什么對他不負責任.我的態度感動了村上人,他們說中國人說得對.再也沒有聽到有人說他.我想到墓地去看看他,但是找不到他的墓碑,問別人,才知道,他窮的連快墓碑也買不起,所以把他安葬在他媽媽身邊了.社會民主主義救不了阿爾夫,“公平”“正義”,如恩格斯所說,不過是騙人的資產階級空話.還是媽媽是最愛他的,回到媽媽身邊是最好的去處.他送我們的小熊,成了我們家最寶貴的禮物,因為那是一顆燃燒著的窮人的心.回國看到農民工,我就想起阿爾夫;看著小熊,我就想起農民工.我們不能走這條路!

感性的說不勝說,說來難過,還是說點概括的意見吧.

二戰后,德國克服了法西斯資本主義,走上了民主資本主義的道路.由于各種條件的促成,這個國家就像戰敗的日本、意大利一樣,重新崛起.它的情況比意大利還要好.我看,主要就是德國人的素質比較高.這也是幾乎所有來到德國的中國人的共同看法.德國人的勤勞、認真,真是值得我們學習,過去我們總說中華民民族以勤勞、勇敢著稱于世.但離德國人的勤勞還有距離.德國人守紀律.過馬路,就是下雨、沒車,只要是紅燈,他就站在那里任雨淋著,而我們一看沒車,就想抬腿.一位臺灣同胞專門就此寫過文章,表示自己的敬佩.不管怎么分析原因,資本主義的德國的確讓人感到比較舒服.只要有工作,小康生活沒問題,太高也不是,大家常說,德國人是把每一個歐元掰開來花.這是事實.

有一點可以肯定,德國的今天,從整體上來說,是二戰后資本主義實行改良的結果,最初掌權的是基民黨,阿登諾被稱為德國之父的說法,就是這一事實的反映.德國的今天,首先是德國一系列歷史變動、曲折積累的結果.德國不是孤立的,周邊國家的情況差不多,有差異也是大同之中的小異,這個小異,是以各民族的自身的特點為轉移的.這個大同,證明了我一再強調的,這是資本主義生命力的結果,不是哪個政黨,當然也不是社民黨政治的結果.這是真正的科學的解釋資本主義世界現狀的思路,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又否定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甚至毛澤東的關于資本主義的具體結論.前引恩格斯的話,他認為在本世紀末(是十九世紀末)無產階級政黨就能掌權呢,事實不是這樣,這是具體結論,可以糾正.

這里的三層意思是統一的,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正確估價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地位,大膽修正了馬克思主義導師的過時的意見.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沒有過時,不管當今歐洲的社民黨對馬克思主義怎樣一竅不通,我們還是要有自己的冷靜的科學的看法,學外國的東西,不管是誰的,都要分析,都要看一看是否合乎中國的國情,不說毛澤東,大家沒有分岐的孫中山先生就是榜樣(個別人,如袁偉時在罵孫中山是賣國賊了).

說沒過時,是說不管德國還是瑞典、法國、英國、美國等等,他們的基本狀況沒有逃出馬克思主義揭露的資本主義的規律和弊端.

在這些國家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變,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生產的社會化的矛盾依然存在.
極少數的人,掌握著社會絕大部分財富的事實沒有變,如果說有變化的話,那就是馬恩說過的,這個少數人愈來愈少.

不管白領藍領,他們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可以為資產者管理生產,但他是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被雇傭者的身分出現的.說只是腦力勞動,也不全面,體力付出也不小,一天到晚疲憊不堪.他們的工資是高了,但他們的付出也太高了,他們為資本家創造的價值也太高了.他們一旦干不好,立刻走人.我認識幾位這樣的經理,上來下去,戰戰兢兢.不能只看他們得到的錢,只看他們開的車,他沒有擺脫“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

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個異化的社會.勞動者被固著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內.資本作為一種統治的力量,把人們管得死死的.不勞動者不得食,在這里是,不為資本家勞動不得食.他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但卻只有生活資料,還是無產者.其本質未變.

盡管工人階級和其它的勞動者的生活狀況比較好,但剩余價值的剝削本質沒有變.尤其在中小企業里,工人的體力勞動比較多,而工資菲薄,服務行業的情況就更差一點.雇傭被雇傭的關系沒有改變.當我們的中國乒乓球運動員來到這里,聽到是被買來時,很不習慣.而在這里是正常,正是拿雇傭關系來對待的.雇員,出賣勞動力,雇主,買進勞動力,任何一個工人,對工人階級這個詞,可以不清楚,但對自己已經被雇用,十分清楚.

雇傭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無足輕重,他們是有一票的選舉權,但只是在兩個主要的資產階級政黨中選一個.現在是兩黨聯合執政,足見其性質沒有根本的不同.工人、農民,從來也沒有把政府官員看成是他們的代表,他們經常的表示就是,這幫人是靠耍嘴皮子吃飯的.都一樣,不用信他的.然而,他們無可奈何.這是座談會上大家發表的共同看法,尤其認為社民黨已經不像過去是工人階級的黨了,
這尤其值得謝韜先生注意.

在這個社會里,生活是大大改善了.但是,勞動者階級,經濟上無地位,政治上無足輕重,思想文化上空虛.美國有個電視節目,就是讓兩個大力士相互朝死里打(當然是作戲),大家看著開心,而且看的人很多,這使我想到古希臘的斗牛.多可悲.所以他們的兵在伊拉克搞那一套不是偶然的.

金錢關系籠罩了一切,人們是孤獨的,沒有“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只有“我為自己,自己為我”.
在社會公德方面,表現了人的高素質,超出這個范圍,只有人的狹隘眼界.這個社會遠不是<共產黨宣言>里所追求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前提.就像血統論一樣,勞動者的孩子還是做勞動者,富人的孩子還是做富人.我們村里的孩子,一般都在三類中學的最差的一類中學里上學,到九年級畢業,然后去職業學校,然后做工人.這三類學校的學生大約各占三分之一.以此推斷,藍領工人肯定不會只占百分之八.多得多.

不管怎么說,事實就是兩方面.這幾乎是任何一個有頭腦的德國人都承認的,一方面是德國現在建設得比較好,是二戰后老一輩人奮斗的結果;另一方面還有許多問題,不能令人滿意.

當然,也許馬上有人會說,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會沒有問題.我是說,這是一般人的看法,至少是對過分美化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人家自己也不同意.而我上面提到的弊端,卻是根本的,是馬克思論述過的.作為一個實際的歷史過程,現在可能難于解決,但這并不否定我們可以從理論上指出這是弊端,尤其不能超出事實去美化它.

為了論證這一點,我就要和我們經歷過的社會主義做一點比較了.

在這里,請允許我不談我們的弊端,而只談我感到的優越性.不用懷疑我對弊端的感受,下面還要談.我從二十歲,在復旦讀書,就因為在政治學習會上提出幾乎和田家英同志一樣的可以搞一兩年包產到戶以渡過困難的意見,就差一點步現在已是知名學者的姜義華同志的后塵,被打成反動學生.而自1970年(27歲)后,就災難不斷,被隔離,被批判,直到“批林批孔”時,在山東大學聯系實際,就是搞“批項運動”,前后十幾年,
三次失去自由.所以,我對封建性甚濃的社會主義的弊端是深惡痛絕的.但這并不影響我在這里探討優越性,因為我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者,我在感受過弊端的同時,也感受過優越性.所以,請不要在我談論后者的時侯,以為我忘了前者,或者你老拿前者責問我.我說了,前者后面說,說夠.

我沒有能力對建國后的歷史做總結,因而也不求全面.我只是舉例式地在和西方比較中談點看法.

我們在進行經濟建設時,全國上下,黨政軍民,工農群眾,知識分子,意氣風發,拼命硬干,轟轟烈烈,
熱火朝天,不怕苦,不怕累,不為錢,不顧家,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搞上去,就是要擺脫一窮二白,就是要爭口氣,趕上并超過西方,這種社會面貌,他們這里是沒有的,暫時也不可能有.我們是栽了大跟頭,但是,汽車、萬頓輪,不是造出來了嗎？原子彈、氫彈,不是爆炸了嗎？衛星,不是上天了嗎？石油,不是采出來了嗎？工農業的基礎,不是打下了嗎？一些科技項目,不是那時上馬的嗎？等等,等等,那樣一種人的解放,一種主人翁的姿態,是西方不可能有的,是趕不上的.今天,我們不是在實際躍進嗎？否定之否定.否定了不科學的躍進,又否定了無所作為、悲觀的論點,迎來下一個科學的真實的躍進,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我們的國家機器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機器的構成,主要來自農民、知識分子、工人以及其它階層的人.他的領袖所贏得的威望,至少是少見的,主席、總理去世時,全國人民的哀痛,十里長街送總理的動人場面,在這里沒有發生.毛澤東以如此巨大的錯誤和“暴政”(謝文語),至今依然在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的心里受到尊敬和懷念,也是事實.多少高官、多少將軍,都是貧苦的農民出身,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僅見的,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改造,擔負起領導國家的任務.文革至少從反面證明,他們是廉潔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忠誠的,工作是努力的.上至主席、總理,下至縣太爺、生產隊長,從來沒有八小時工作.他們以流血犧牲,為人民爭取到了八小時工作制,但他們自己卻以超八小時奮斗.為著找石油,從部長獨臂余秋里,到鐵人王進喜,拼了.他們和人民同甘共苦,寫下了為社會主義奮斗的凱歌,這是西方沒有的.一個普通的縣委書記焦玉祿,感動了多少中國人.就是瑞典也沒有.正是這些基本的東西在,我們的黨才有力量,才經受住了文革的挫折,尤其才經受住了八九之后世界范圍里的社會主義大潰敗的考驗.西方先進的無產階級做不到的,中國落后的農民做到了,這歸功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也至少部份地歸功毛澤東.有這段歷史經驗,我們可以相信,只要胡錦濤同志繼承毛澤東加孫中山加鄧小平,不信邪,不怕壓,走自己的路,中國的社會主義不但不會垮,而且中國躍居世界前列是不成問題的.在智力愈來愈重要的今天,體力相對較弱的中國人占有優勢,
一定能克服內斗,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我們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直到今天,也應該是青年一代的榜樣.新中國一建立,知識分子全心全意地從四面八方回到祖國,開始了為新中國的強大而奮斗.面對五七年反右那樣大的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和侮辱,但對祖國的忠心沒有動搖.當著需要他們和家庭隔斷生活,為事業奮斗時,他們的回答是:“以身許國”四個偉大的漢字.西方的科學家,不乏對科學的執著熱愛和獻身精神,但我國的知識分子,又把科學事業和祖國的解放、強大結合了起來.年輕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不但不能忘了這些歷史,而且一定要繼承、要發揚,永遠不要忘了,
老一輩為什么這樣想、這樣做,因為個人的事小,榮辱名利,都不如祖國的地位重要,祖國被蹂躪的歷史是他們奮斗的永遠的動力.正如我的小學老師、也是我終生的老師韓美林在<最難寫的兩個字__祖國>一文中所說的:“近年來,我一想到‘祖國’二字,就全然不再去想印刷術、火藥、指南針.激勵我前進的是另外兩個字__國恥!像我這個人一樣,我此生最大的動力莫過于‘羞辱’二字.……就是這兩個字,它使我無地自容加雄心壯志,使我抽刀難入鞘加長矛刺青天!”

工人、農民的翻身當家做主,不僅表現在政治上、經濟上,也表現在文化上.2006年回國,在電視上看到兩個節目打動了我的心.一個是宋祖英同志在美國肯尼迪藝術中心的演唱會,她不是只給她個人贏得了榮譽,她是給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贏得了榮譽.一個是一代相聲大師、藝術大師馬季同志去世.他把舊相聲改革為新相聲,從形式到內容,有了一個飛躍,一個根本的變化,了不起.他們二位,一個出自農家,一個出自工人.他們的藝術成就是一個代表,說明站起來的貧苦工人、農民,在任何一個領域也能作出自己的偉大成就.數數建國后我們培養的藝術家、文學家、社會科學家,有多少人不都是靠了新中國優越的社會制度,才可能有他們的成就.瞎子阿炳一曲“二潭印月”撕破了多少人的心,那是舊社會藝人的傾訴.西方雖然富,但在一切商品化的情況下,對藝術的發展是有局限的,相比之下,社會主義肯拿出一部分錢為了藝術,
而不是為了利潤,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能丟.

正是這些光明面加在一起,使我們有了建國后那樣一種奮發圖強、斗志昂揚的社會精神面貌.黃繼光、邱少云、雷鋒、王杰就是那個時代的代表.我們是長在紅旗下的新一代,在那樣的時代精神的感染下,真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人人都活得很有勁,很有理想,很有志氣.我們沒忘中山先生“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沒忘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精神,以我們剛剛立國的還不夠強大的國力,堅決支持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寫下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光輝的一頁.我們是勒緊褲腰帶,跟著毛澤東干這件事的.但這正是人生的意義,國家的意義,是一個真正的大寫的人.我們做到了西方人做不到的事,我們真正走出了異化,我們的后代不會為此責備我們,而會引以驕傲.八十年代,來到西方,當第三世界的人見到我們時,常常伸出大拇指,
大喊一聲:毛澤東!這可看作是歷史對我們的肯定.

總而言之,我們的確創造過許多真正屬于社會主義的好的東西,不能在批判我們的錯誤的時侯,把這些好的東西也丟掉了.而是應該,借鑒西方的好的東西,剔除壞的東西,發揚我們的好的東西,糾正我們的錯的東西,建設一個更理想的社會.

兩相比較,以我個人的感受,還是科學的、真正的、搞好的社會主義好(加定語是防止冒牌貨).

三,在觀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的時侯,不要忘記,他們的富強是以剝削、欺侮第三世界為前提的.這也是列寧反復論述過的,事實證明,沒有過時.這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謝韜先生似乎根本沒有認識.

發達國家明顯以發展中國家為市場,推銷他們的現代殖民主義政策.他們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原料,加工后再賣給發展中國家.這是一種不平等貿易.是和政治相關連的.不能不承認,在這方面,他們的技巧和手段高于我們,我們常常要付學費.因而必須向他們學習,而且是個艱難的學習過程,但一定要學.

發達國家常常以政治甚至以戰爭手段保證他們的經濟利益.謝韜先生在觀察歐美國家經濟發達的事實的時侯,忘記了一個起碼的常識,就是政治.例如,德國的綠黨,作為執政黨,竟然也支持對南斯拉夫的戰爭.那個只會耍嘴皮子、一天大學也沒上過的混混費舍,當年在六八年的“德國文革”中,渾水摸魚,動手打警察,
留下了照片.可現在走到極右,支持對南戰爭.再如,美英合伙,以“莫許有”的罪名,動手伊拉克,絞死薩達姆.為什么？都是政治的繼續,都是為了經濟利益.伊拉克、中東的問題,盡人皆知,是為了石油.就是我們的臺灣問題,說是內政,實質還不是美國干涉我們內政的問題？一旦看一下這些發達國家在政治上的政策,他們的資本主義本質就暴露無遺了,再說美國、英國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那就幾乎等于說,當年的希特勒搞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是社會主義了.

2,對于蘇東社會主義失敗和中國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也有很大不同.

一,關于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看法不一致.

有幾種不同的意見.大體說來如下:
主要是因為戈爾巴喬夫、葉里欽等叛徒出賣的結果.有的“左派”的文章偏向于這種觀點.

主要是因為斯大林主義違背了列寧的意見造成的惡果.宮達非主編的<蘇聯劇變新探>,大體就是這樣的觀點,因為是不同作者的不同文章的合編,情況也不盡一致.

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這條路走不通,從列寧就是錯的,斯大林甚至包括毛澤東,形同希特勒.海外民運人士大多持這種觀點,國內的自由主義派也近似這種觀點.“暴力社會主義”的提法,就有這個傾向,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搞“暴力”、“暴政”.

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值得研究,大家都有感性的認識,因為是經歷者,但卻不一定能正確解釋.問題不在事實上,而在對事實的分析上,在理論上.站在不同的立場上,當然會有不同的看法,總不會一致.共產黨人,要力求獲得自己的科學解釋.德共黨的綱領就缺乏對此的正確認識,重復教條.這是當代社會主義運動不能不回答的問題.不回答,就不能吸取教訓,就無法繼續前進.我不知道,中共黨是否有一個比較正式的回答,這對于我們前進實際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同意上面這幾種看法,謝韜先生(包括辛子陵先生)的暴力社會主義的提法也不符合實際,不正確,不科學.

我不想和這一觀點辯論,我們是有過錯誤地運用暴力的問題,但是說我們整個是在搞暴力社會主義,不符合事實.就是對斯大林,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也可以討論.文章已經太長了,我只正面說我的意見.簡言之,是:三個問題,一個基礎.

第一個問題,是經濟制度上的錯誤.搞了單一的公有制和全面的計劃經濟.這里有兩個問題要說清楚.一是,這個問題的存在,不能只怪斯大林,這個理論框架是馬克思、恩格斯設計的,是在對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生產無政府帶來危機的批判中,確立的.問題是斯大林教條地對待了馬恩的意見,這是他的問題.批評要公道.二是,這個框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是起過積極作用的,不是從一開始就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的,要分析.

第二個問題,是政治制度上的錯誤.就是自斯大林以來,搞了個基本上是專制的、等級的、特權的、帶有濃厚封建性的政治制度.這個錯誤,主要要由斯大林負,有人想怪列寧,不公道.列寧在黨內是完全民主的.在國家政權問題上,當時階級斗爭形勢復雜,他是從實際出發的.保衛了無產階級政權.他和羅莎.盧森堡的爭論,和考茨基的爭論,他是對的,羅莎自己也是認錯的,不要竄改歷史.

第三個問題,是黨的理論錯誤、路線錯誤.一是不承認階級斗爭,所以黨沒有自我革新,蛻化變質,變成官僚特權黨.二是不承認弊端,當然也就不認識改革的必要性.三是國外搞沙文主義,黨外搞專制主義,不惜武力鎮壓.當年鐵托同志就有正確的意見,從制度上提問題.

一個基礎是蘇東諸國的落后的經濟文化社會土壤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的歷史局限.在這個基礎上,黨的水平、領袖的水平、干部的水平有局限,政治民主的確立有困難,計劃經濟不活潑.

這就造成了一個政治上專制,經濟上僵死,思想上箝制的封建的社會主義,在這個人為的畸形的社會里,
官僚特權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既沒有經濟上的繁榮,也沒有政治上、思想上的自由,離真正的社會主義愈來愈遠,最后,在歷史時機成熟時,一轟而倒.

從搞社會主義來說,黨的問題是關鍵,黨的理論、路線正確,其它兩個問題都能慢慢解決.從問題的嚴重和危害來說,政治制度是核心.政治不民主,黨出了問題,無法糾正,政治民主,黨出了問題,一是可以糾正,二是大不了人民可以另有選擇.還是,政治是統帥,占首位,搞好了,促進生產,搞不好,破壞生產,社會翻車,另找出路,另尋新的正確的符合經濟要求的政治.這是唯物史觀的老道理,但老正確,違背了受懲罰.

對于蘇東問題的分析,在我看來是有普遍意義的,它甚至于適合于朝鮮和古巴等國,當然也適合于我們.但是,在我們這里,情況又是有不同的.

就第一點來說,我們沒有突破這個大的框架,而且類似人民公社,是我們的特殊的錯誤的發明.但是,由于毛澤東不是教條主義者,不僅有謝韜先生提到的毛澤東想過“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華僑投資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沒收”,而且,承認價值規律是個大學校,要尊重它,學習它.但是,五七年反右和隨后的大躍進,把這些反掉了.即便這樣,毛澤東對國有經濟的搞法,是有別于蘇聯的,“鞍鋼憲法”是正確的社會主義方向.有可以批判繼承的東西.

在農村,毛從公社所有退到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鄧退到了責任制.但是,事情沒完.農村到底該怎么辦,還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還要研究,還要進一步解決.三農是大問題,但中國農民的生產率這樣低,怎么參加世界市場的競爭,總不能靠政府補貼吧.所以這事還沒完,還不能匆忙下結論.

工業戰線的事也沒完,國營經濟是主干,到底該怎么搞,還要研究,“市場經濟”四個字不是萬能的.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應該有自己的特點,應該體現人的更好的歷史主動性,類似“鞍鋼憲法”,不應該簡單丟掉.對于私有經濟,要支持,不說限制,可是要管理.權錢交易是不行的,是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也不允許的.

在處理經濟關系的時侯,不能忘記列寧的教導: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定要搞政治經濟學,
而不僅僅是經濟學.不然會迷失方向.

就第二點來說,我們的政治制度的問題和蘇東沒有太大區別,如果說,有區別,就是我們的干部管得比較嚴,對干群關系,做了一些工作.但我們這里的民主基礎更弱,家長制更濃,因為我們的傳統,因為我們的干部隊伍基本是農民組成的,有天然的專制的基礎.所以,知識分子的自由的要求,碰上農民的專制,潰不成軍.五七年,提意見難,反右易.以致文革初期,復旦大學工人又貼出了“我們工人說話了”的大字報,他們以為又要在黨委領導下,來第二次反右呢!這在當時,許多人就是這樣準備的,造反派就是右派.豈不知,毛澤東那時是下決心整所謂黨內走資派了.

毛澤東想改革,想建立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但是,拿不出辦法和設想.搞了個革命委員會,依然不是民主制度,搞了些改善作風的條條,如山東的十條,但不是民主制度,沒有監督機制.所以,別看文革砸爛一切,沖擊了所有的黨政機關,最后,全部恢復舊制度,白白混戰一場.

毛澤東去世前,看到我們的制度有問題,這就是關于理論問題的講話.在這些很重要的思想里,主要指出了我們的制度的等級和特權,但依然沒有從民主制度上談問題.民主問題,是毛澤東思想中的缺環.是毛澤東最為局限的地方.比列寧倒退.這與他來自農村,沒有見過、感受過、研究過歐美民主制度有關.馬列對于資本主義,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都是采取批判的繼承的態度.毛澤東只強調批判,不太講繼承,經濟上講一點,政治上不講.這是我們(不僅毛)在認識上的局限.

資產階級的政治遺產,是人類進步的產物,是直到今天也未過時的東西.例如,前引恩格斯不是說,民主共和國甚至可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這個話我們沒有推敲過.列寧建國后一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僅是暴力,甚至主要不是暴力,而是組織起來的勞動人民管理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毛澤東還講過這個意思,但沒貫徹,小平同志直到南巡講話,一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準備對付鬧事、動亂,準備暴力鎮壓.所以,八九年的風波最后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可惜.

現在的改革,在這方面基本沒動.和經濟改革一樣,不動所有制不行.政治上也是,不從根本上、從制度上改革不行.懲辦貪官,是治標不治本,不是根本的辦法;確立制度,有效防止貪官才是治本的辦法.

政治制度上問題最大、最關鍵,但改起來最難.在政經合一、黨政合一等弊端存在的情況下,政治上的利益就是一切.為什么當官,當官有了一切.因此,要動這種和自己的利益、和特權相聯系的弊端,阻力是大的.同時,政改的確有風險.經改是給人們利益,大家不反對,政改會讓一部分人失去利益,當然會有人反對,
而且是一部分有權、有勢、在政治上有力量的集團會反對.文革正是在這一點上,遭到了頑強反抗.五七年的錯誤至今沒有徹底解決,也是因為反右是和黨官僚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到今天還只是承認是擴大化的錯誤,還給人家“改正”,歷史的正確解釋應該是,首先應改正的是共產黨的違背法制的犯法作法.

謝韜先生強調政治制度上的問題,是完全正確的.他寫得好:“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侯,我們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說這個制度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權、保衛憲法尊嚴方面,形同擺設,絲毫不起作用,難道不符合事實嗎？”是的,符合事實.但是,我還要補充一句,就是在毛澤東之后,幾次重大政治舉措,難道符合憲法嗎？問題不在個人,在制度,在社會,在這個農民味甚濃的黨.如果罪孽只是一個毛澤東的問題,他死了,清算了,陰霾也就過去了.不是.不要忘記,整個殘酷的斗爭,整個專制的實行,是由一個群體支持并由他們去完成的.不僅是共產黨,國民黨也是,不僅在進城后,進城前就有了.

一九六八年,我和山東大學造反派的頭頭發生激烈爭論,我一是反對不打招呼,打倒一切,二是強調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他強調階級斗爭.因為在我看來,制度是基礎,基礎是保證.不然打倒了,還會再出,打起來沒完.

到了九十年代,我們又爭論,他強調制度,我強調階級斗爭.為什么？面對嚴重的問題,沒有適當的階級斗爭做一番整頓,你怎么建立制度,建立了他不遵守怎么辦？

我們黨對腐敗官僚說了多少好話了,就差給他們跪下了.但是,無濟于事.他會說得比你還好聽,但他依然是胡長清、成克杰、陳良宇.所以不能取消階級斗爭,也不是你想不要就沒有了,他天天斗你,只是看你敢不敢應戰的問題.

政改是整個改革的核心,不搞政改,的確會如同謝韜先生所說:“只在經濟上改革開放,會重蹈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走向滅亡的官僚資本主義道路.”補充一句,事情已經夠嚴重了,只搞經改已經給掠奪人民財富的暴發戶提供了機會,已經把社會引向了您說的方向.

謝韜先生說“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完全正確.

就第三點、也就是黨的理論、路線再說一點意見.

我們黨比蘇共強,承認階級斗爭,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觀點.承認經濟上可以退后,搞新經濟政策,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們既反對教條主義,也反對修正主義,懂得不唯書,只唯實,所以從思想方法上能解放出來,能改革.這是我們黨堅強的地方,這與毛澤東的工作分不開,他是個不迷信、有氣魄的領袖,對黨有好的影響.小平同志也是他的學生,受了他的影響,當然也與小平的才干有關.所以,敢從實際出發,推倒對毛澤東的不正確的個人崇拜,糾正錯誤.這當中,陳云同志也起了重要做用.這是我們黨有力量的表現.

但是,放棄階級斗爭,是不對的.毛澤東臨終前,就是批小平這件事,他口服心不服,說永不翻案,靠不住.錯案應該翻,但放棄階級斗爭,就是放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觀點的重要,不講一大套,就是本文前面引的馬恩的話,都是很鄭重的話,是講路線的.鄧違背馬列理論,無可辯駁,這本來是常識.更重要的是事實,三十年來,中國的歷史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嗎？如果閉眼不看現實,我請他再看看沙葉新的文章,他把事實條里得再清楚不過了.

過去毛澤東的錯誤不在承認階級斗爭,而在混淆了矛盾性質,夸大了問題,尤其是處理方式錯誤.馬恩讓去爭取普選權,還不是去搞階級斗爭,但是在議會里合法地地進行斗爭.這對執政黨同樣適用.議會里辯論,乃至投票,都可以理解為處理階級關系的形式.形式是由事物的內容決定的,是由客觀歷史條件決定的.正像不能一講階級斗爭,就搞巷戰一樣,不能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一提階級斗爭,就去斗人,那是誤解.建立制度,讓階級斗爭在規范的范圍里展開,照樣推進社會前進.說句不一定合適的話,我們這里的討論,也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誰也別壓誰,靠真理斗.當然我心里自以為,我是替勞動人民說話的.這是我的階級立場.但我不給別人上綱,回避評論謝韜先生的階級立場.討論就是討論,讓事實講話.

江澤民同志提講政治,也很好,政黨不講政治,還叫政黨嗎？但政治是什么？不言而喻.

所以,現在黨的問題也是大問題,一是理論,一是路線,這個問題不解決,其它的兩個問題沒法解決,勉強去做,會造成亂子,哥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就是給資產階級上臺提供了階梯.這是個教訓.

和蘇東相比,我們三個問題都有,但是有輕有重,不完全一樣,之所以不一樣,這就與我們的具體的特殊的歷史條件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有關系了.

何以大體相同？就是因為基礎差不多,要說不同,我們的基礎有些方面更落后一點,所以,在改革時,不能低估困難.大家一再強調大躍進的教訓,這個教訓對于今天的改革也適用,要慎之又慎.好在胡錦韜同志的一個優點就是江澤民同志在交班時評論的:作風穩健.

3,對于解決問題的出路和方式的認識,更有很大不同

因為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的現狀的認識不同,也因為對蘇東社會主義失敗和我們的問題的認識不同,自然對于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和方式的看法也就不同.前兩個不同,決定了后一個不同.

謝韜先生主張在中國搞民主社會主義,但是,究竟從現在的社會制度如何轉到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他沒有提出一個方案.只是強調了政治體制的改革,走到民主憲政上去.但是,西方的民主憲政,都是多黨制,我們搞不搞？至于,經濟體制究竟應該怎樣,謝先生沒有說,西方包括瑞典都是私有制,我們搞不搞？不僅如此,我們是一個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我們的國體,要改弦更張搞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國體還要不要？今后還堅持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執政？這都是很根本的、也是很具體的問題.謝韜先生都沒說,而這是不能回避的,不能不說的,不然人民如何選擇？在這里,我要將謝先生一軍,這是一個好說不好說都要說的問題,您要給人民一個交代.

社會民主主義是一股相當強大的社會思潮.謝韜先生提出的問題,已經是一個老問題了.就我所知,不少文人都有這樣的思想.給我以較深印象的是,一位因政治迫害而不能讀大學的自學成材的高寒先生,他曾經在和王若水、鄭義的辯論中,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觀點.我對于一個小學畢業生,能夠在四川省監獄里,自學達到這樣好的理論水平,頗感驚奇,也頗感痛心.他是主張中國走社會民主主義道路的.和謝韜先生一樣,他也主張用社會民主主義改造中共,但他老老實實承認,這是要搞資本主義.2001年他發表了一篇大作,題目就是:
“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七一獻辭兼論將中共改造為社會民主黨”.和高寒差不多,另一位也是自學成材的劉國凱先生則寫了<歷史潮流>一書,簡要評述了西方各國的社會民主黨的情況,并在美國組建了中國社會民主黨,他是頭.他們的觀點比謝韜先生的觀點更系統,更徹底,他們肯定北歐三國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批判自列寧以來的共產黨的路線,否定列寧、否定毛澤東,認為我們是建立了一個“農民加封建”的政權.

他們提出的出路,依我看,就是走蘇東現在的路.實際是西化,實行多黨制,私有制.等等.鑒于他們參加海外民運,我這里不便更多介紹他們一些人的意見.只是借以說明,一是,當前在中國,社會民主主義是一股許多人認可的社會思潮,二是,要搞社會民主主義,就是放棄社會主義.

這就是分岐所在.我不贊成這個出路.前邊講了我所親身感受的德國的現狀,我再請大家想一想,現在蘇東的狀況好一些呢？還是我們繼續改革好一些呢？我看還是走自己的路.走改革之路.

這里有一個最大的理論障礙就是,在相對落后的中國到底能不能干社會主義.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專門探討這一問題.馬克思1881年3月8日在給俄國民粹派革命家查蘇利奇的信中提出,如果俄國能以西歐的革命和技術為互補,俄國的農村公社有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的起點.當然這一設想落空.但是,這里留下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辨證法的思想.就是,一個落后國家,如果能夠以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為補充的話,歷史是可以跨越的.馬克思在草稿里反復講了這一點,舉例說,“如果俄國資本主義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認這種進化的理論上的可能性,
那我就要問他們:俄國為了采用機器、輪船、鐵路等等,難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樣,先經過一段很長的機器生產發展的孕育期嗎？同時也請他們給我說明:他們怎么能夠把西方需要幾個世紀的發展才建立起來的一整套交換機構(銀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這里建立起來呢？”在世界技術發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這個歷史辨證法怎么對中國就不適用了呢？

既然資本主義才有這樣發展的能力,既然“資本主義每日每時都在自發地產生著社會主義(高寒語)”,
那我們為什么不能在新民主主的框架內支持并利用這些成果呢？如果資本主義真這么靈,為什么我們不利用他們的發展去和外國的資本主義競爭呢？這樣我們不是多了一手嗎？既有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又有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哪個更好用,我們用哪個.現在,我們的經濟形式還在改革之中,一切都是在發展變化的,我們不必在一顆樹上吊死.

進一步具體來說,依我看,農村的事還大有文章可做.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農業的現代化、科學化,
現在這種分田到戶,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還是小農平均天國的理想,仍沒有擺脫小農自然經濟的局限.只拼勞動力,沒有生產率,永遠也趕不上西方.就是廢除地稅,也不是根本辦法,是否正確也值得考慮,世界上還沒有不收地稅的呢？這種恩賜,是好意,但不是經濟杠桿.問題是否還是在所有制形式上,可試點,各種形式的試點,使農民的能力進一步得到解放,提高生產率.不回避分化,也許正需要分流,把更多的農民從自然經濟中解放出來,走向中小城鎮,去集體或私人企業中去做工人,發展中小城鎮.但不要再膨脹大城市.記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的教誨.在這個分化、分流的過程中,人民民主政權,一定要保護農民和平地、有利地走過這一過渡.在這里,一是要尊重經濟規律,一是不能忘記人民民主政權必須保護農民的政治任務.

國營經濟是另一回事.我認為,我們的國有經濟的優越性還沒發揮出來.關鍵一點是現在的辦法不對,從過去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在我看來,在這個領域里,就是要搞社會主義精神.要把類似鞍鋼憲法、大慶精神的東西發揮出來,把干部、科技人員和工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三老四嚴,拼而不吹,集中優勢力量打殲滅戰,這么大的國家,分分工,一個一個領域、一個一個項目,趕超西方.既要物質獎勵,又要精神獎勵,從生活的一切方面,提供最好的條件,安排社會主義的集體生存環境.讓人們相信干社會主義是有出路的,是可以生活得更好的、更舒服的,總書記強調的和諧,首先在這個領域里實現.在當年如此貧窮的情況下,憑了理想和志氣,能把衛星丟上去,條件更好了,干別的怎么就不行了呢？吸取五八年的教訓,不能一轟而上,但志氣還是要的,也可以試著干.躍進是可能的.亞洲四小龍,不就是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就走到了發達國家的行列里了嗎？我們怎么就不行呢？

中國人不能只會給西方打工,國家的強大不能靠外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路線是傳家寶.如果執政者,以為自己不行,要靠洋人,那你就別賴在臺上了,中華民族不要這樣的領路人.何為主,何為輔,不能顛倒.

中國這么大,不能老是全國劃一,也不要以為搞特區,只是搞資本主義,我認為,八仙過海,都可以搞試驗點,我主張,也搞一兩個更多一點社會主義形式的特區,和平競賽嘛.

這是一種十分活潑的、充滿生機的、在兩種經濟形式的競爭中,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搞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原則,不能動搖.至于我的具體意見,只是一點設想,毫無堅持的意思,頂多是參考.

這樣的經濟需要人民民主的政治來保護.

人民民主執政,實際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換個說法,是因為過去的錯誤太大,臭了科學的定義.

人民民主執政,實質是人民民主.必須把民主落實下來.這是原則,也不能動搖.下面我的具體意見,也是頂多供參考.不說點具體的話,人家摸不著你的底.

謝韜先生說的先在黨內落實三權分立.這是不對的.黨就是黨,黨不是政.黨可以通過理論、路線領導執政黨,但黨不是國家的部門.所謂“黨委行使執行權”的說法,我以為不對.這只能在黨內事務上可以這樣說.長期以來,黨內的工作,也是工作位子,這是不對的.如果真正結黨自由,大家都以黨內的職務拿工資,
全國人民養不起.黨內職務的工資,只能從黨費里出.黨開會,租用會場,都應該交租金.任何黨都無權讓人民、讓國家養著.黨政必須分開,黨員又可兼任.就像國外的執政黨一樣.對黨來說,你是書記,對國家來說,你是總理.你拿總理的工資,要由國家出.你作書記,要給錢,由黨來出.總理的工作,受人大制約,書記的工作,受黨制約.現在黨委和行政兩套班子,應該改革.既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量的工作在行政,為什么要兩套工作班子.不合理,不必要,有干擾.任何黨的人都要有自己的工作位子,你搞黨委,是你黨里的事.你可以兼任,黨委可以作為黨事存在,并通過自己的黨員,發揮領導作用.黨的人事部門,只管黨,黨外的人,由行政管.避免黨可以整任何人,當然對黨內的人,也要按黨規、國法辦事.

說三權分立,我們過去在形式上也是分立的.立法是人大,執法是政府,司法另立門戶.問題不在形式,
這個形式不靈.謝韜先生說了,“不是個理論的問題,而是個實踐問題.”我同意.

按社會民主主義的要求,搞民主憲政,就要搞多黨制.謝韜先生對此沒有明確意見.

我對此有保留.我認為至少要有一個過渡期.因為一是共產黨現在的威信太低,一搞多黨競選,弄不好就要下臺,就會亂.二是長期黨禁,沒有訓練有素的其它的政黨可以代替.我們好不容易安安穩穩搞了三十年經濟,不能亂了自己.

如果共產黨喪失政權,最終對人民是不利的,蘇東有這樣的教訓.人民的政權得來不易,好多人都瞪著眼,要政權呢,人民不能丟這個權.然而,共產黨要想掌好政權,就必須滿足時代的要求,克服腐敗,改革政治,真正代表人民.比較穩妥的辦法,我認為是,在現有框架內改良,一步步做.因為,這里有一個實際的難題,就是一切都需要創造.所以不能操之過急,要在試點的基礎上,逐步做起來.

沒有全面的深入的考慮,感到至少有幾件事要做.

第一步先改造黨.現在在政治上的問題也是積重難返.腐敗現象是嚴重的,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更嚴重的,是為什么產生這樣嚴重的腐敗？是整個風氣有問題,整個隊伍有問題,暴露出來的問題不過是整個狀況的反映.不除根源,毒草照生.在這樣的土壤上,什么也改不了,改了也會走形.

怎么辦？我看,根據規律和歷史經驗,要改革,先要使黨革命化.黨怎么革命化,不是說了沒用嗎？這是辦法不對.要靠政治,要靠人民群眾,要向毛澤東請教.

第二步改革制度.風氣轉變了,要改制度,要落到實處.

從哪里改,首先從人民的權力上改.我們必須落實人民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人民的權力在哪里,在人大.必須確立人大的最高權力地位.

為了保證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人大的過半席位給共產黨,其余的由黨外人士充當,這部分代表怎么來,選舉,競選.由這百分之四十多的人民代表,更廣泛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同時,這又是一個民主的訓練過程.為下一步的多黨制作準備.政協無用,去掉,并進人大,你能當選,就參加協商,不然靠邊.不能再像現在這樣,
浪費人民的錢,拍手人人會.

現有的民主黨派,應當保留,應當獨立,不能提民主黨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那還是黨嗎？黨代表哪個階級、哪部份人,就替那些人講話.至于它能否進入人大,那是選舉的結果.就是共產黨代表也要經過選舉,人民有權罷免不稱職的人,另選他人.

其次,根據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的設想,尤其是臨終前的考慮,建議各級設立人民監察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作為一個制衡機構,對人大負責,對同級政府和相關部門有不受干預的監督權力.它的成員,由各級人民群眾直接選舉,不受黨的管理,只遵從法律,人員可黨可非黨,一切由選舉定.現在的信訪辦公室可以取消.建立一個更強有力的真正能保護人民的權力機關.

再次,必須確保人民集會、游行示威的權力,要設置專門的場所,供人民群眾集會,商討國家大事,或反映意見,尋求支持.既不能刁難要求集會游行示威者,集會游行示威者也必須遵守法律規定.只能搞合法的政治活動.

再次,必須改變現在的言論不自由的狀況.媒體有權進行監督,爆光事實.任何人不準干預.有發表各種意見的權力,也有批評各種意見的權力.一切都要按法規辦事.這是必須最先就解決的問題,而且無非是多種聲音,最不危險.他可以講自由化的意見,你可以批自由化的意見,他可以發表百分之百僵化的意見,你可以發表百分之百自由化的意見,在言論范圍里辯論、討論.共產黨要有這個自信,我們只要真正代表人民,真理在手,不怕人家講話.現在是,政治不讓議,可是烏七八糟的東西不去管,害了我們的青年一代,這最要不得.我主張活躍和思想交鋒.

最后,在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下,要組織聯合政府,要給黨外的勞動群眾,給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以一定的職務,以體現新民主主義的、團結各階級共同建國的精神.不僅回到五十年代初的情況去,接受五七年章伯鈞等同志的正確意見,而且要進一步改革,絕不能再搞黨天下.再搞黨天下之日,就是共產黨下臺之時.歷史規律不可抗拒.

我所設想的政改的幾條意見是很有局限的,這是一件應該大家商量的事.不是本文的主題.我只是想,根據我們曾經受到的苦難,引出的教訓,一個是必須加強制衡手段,而且是有效的制衡手段,二是,把政治生活活躍起來,打破專制,打破等級,逐步走向真正是人民作主,官員服從、辦事.再也不要搞個人崇拜的蠢事了,
再也不要搞領袖的這理論、那學說的蠢事了,否則總有一天我們會因為這沒完沒了的套話而無法說話,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指導思想也就夠了,世界上已經沒有張嘴先說這指導、那理論的國家了,我們就到胡錦濤同志打住吧.最管用的靠什么,靠人民,靠人大.一切決策,靠人民商量.哪個理論也代替不了人民,馬克思也不贊成讓他對一切歷史負責.只有靠人民,偉大,才會真的偉大,錯誤,才會得到防止.這是我和謝韜先生共同希望的,也是一切深知民主重要的人們希望的.

雖然我和許多大人物打過交道,但此生連個小組長也沒當過,漫談國家管理,不出錯才怪呢!但是,我是個歷史學工作者,我可以研究別人的歷史經驗,更何況我還有被管理、被領導的經驗呢,所以,我要履行我的責任.

一個如此智慧的偉大民族,不會找不出前進的方向和方式.在社會主義遭到如此巨大挫折的情況下,我們非但不倒,而且能化錯誤為教訓,繼續前進,這就是偉大.

謝韜先生奇怪,在德國人不信馬克思,俄國人不信列寧的情況下,中國人為什么還舉著他們的旗子,這就是我們中國人能獨立思考的表現,正是我們偉大的地方.他們瞧不起毛澤東,那不是對著一個人,那是西方人的偏見.我們有我們的東西,有我們的天才.一九七一年毛澤東說,孔夫子不是圣人,我也不是,中國的第一圣人是魯迅.是啊,一個能夠產生魯迅、孫中山、毛澤東一大串英雄的偉大民族,肯定會在最近的將來,寫下更加偉大的歷史篇章.

讓我們,堅定走半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由之路,把祖國建設成繁榮、和諧、強大的偉大國家!

請相信毛澤東的那兩句老話: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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