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社會發展中戰略性關系論綱

作者：李成勛
《平原大學學報》2007年第一期

一、理論和政策的關系

我們應該明確，無論是政黨或政府決不能因為要采取和推行某種政策就去任意修改相關的理論，硬讓理論去“適應”政策、去為政策“服務”，如果非要這樣做，就會失去科學和損害真理，最終將導致失去人心。所以，推行政策的惟一良策是遵循理論而不是篡改理論或“制造”新理論。前些年為了要把一些企業主“描繪”為勞動者，并為進一步提升他們的政治地位做準備，就企圖通過所謂“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來“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勞動價值論。這應視為一大教訓，但愿這樣的事情今后不再發生。

當然，理論也不是永遠不變的，它也應與時俱進。把理論凝固化是不正確的，但是，理論的發展是有條件的，而不能主觀臆想。也就是說，只有當理論所依據的客觀實踐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或有了新的發展和形成新的運行規律時，理論才必須創新、必須發展，脫離客觀實踐的理論才會被新的理論所代替。

二、戰略和對策的關系

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人或由于認識的局限，或由于理論上的偏見，常常把戰略和對策混淆起來。例如，有的同志至今還強調“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不能改！理由是這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大政策”。的確，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可見，鄧小平同志是把實現共同富裕當作“大原則”，當作戰略，而把“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當作實現共同富裕的“捷徑”，因而只是一種對策，一種權宜之計。事實上在當今世界上還設有哪個國家實行過特別是長期實行過只“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如果長期實行這種政策就等于公然制造社會矛盾，引發社會不穩，甚至導致自我消亡。可見，混淆戰略和策略的關系就會犯戰略性的大錯誤。

三、目的與手段的關系

我們知道，發展是無所不在的，也是無時不在的，特別是我國至今還是一個經濟、科技相對落后的國家，更要高度重視和大力謀求發展。但是，發展必須做到：一要擺正發展方向，二要選擇正確道路，三要顧及發展后果。因此，發展不能是盲目的、任意的和不講代價的，而必須重視和堅持發展的科學性。

發展也不是無條件的，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進行。鄧小平.同志當時之所以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是有具體針對性的，即針對當時有些人在中央提出經濟要穩定、協調發展的情況下，可能會“變得謹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開手腳，結果是喪失時機”的狀況而言的。

相對于發展來說，改革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是為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而解放生產力是為了發展，而發展則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改革使我們的經濟大發展，綜合國力大提高，人民生活明顯改善，這是不可否認的巨大成就，可以說，沒有改革就設有我們的今天，但這決不等于說改革本身就是目的。有些同志把改革當作至高無上的東西，而不去深入思考如何改革才更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不去深入研究改革過程中引發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甚至把別人實事求是地“反思”改革當作“反對”改革來批判，其實恰是自己顛倒了目的和手段的關系，犯了本不應該犯的常識性錯誤。我們認為，上述兩部分同志都是堅持改革的，不過一部分同志是理性地堅持，另一部分同志是不夠理性地堅持。

四、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的關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有特定含義的，對此，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有明確的表述，即“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什么需要政府主導，或者說為什么需要宏觀調控，這是因為由價值規律支配的市場經濟具有二重性。

目前，經濟學界有少數同志或者由于對實際經濟生活了解不夠，或者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響過大，總是把宏觀調控同市場配置對立起來；把國家宏觀調控簡單等同于計劃經濟體制；把國家宏觀調控同部分官員腐敗固定地掛起鉤來，以致他們只主張市場配置而反對或希望弱化國家宏觀調控。一講宏觀調控，他們就驚呼：“計劃經濟體制那一套又來了！”如果他們的主張在國家宏觀經濟決策中占據上峰，那將會造成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將會造成自然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將會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前景將是很危險的。

因此，我們應該毫不動搖地確認：“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點和優點。“市場配置”和“宏觀調控”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不可或缺.。這就是結論。當然，我們的宏觀調控還須不斷完善和不斷優化，目前政府宏觀調控中存在的過度行政干預、搞“一刀切”、審批煩瑣、某些官員以權謀私等問題，必須通過法律、行政、監督和教育等手段逐步加以清除。這一切又都同轉變政府職能，變“管、卡、壓”政府為服務型政府是分不開的。

五、公平和效率的關系

收入分配政策既有原則性， 又有靈活性，它以不同時期的經濟政治形勢和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狀況為轉移。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穩定的，但不同階段收入分配的具體政策就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和要求。改革初期階段即發動階段，強調反對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和互相攀比。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第二階段即大力推進階段，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收入分配向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傾斜。進入本世紀初，改革進入第三階段即完善階段，根據我國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兩級分化開始顯露的現狀，強調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己成為主要任務。可見，決不能不顧中國社會的現實矛盾，一味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不能變。

我贊成放棄“效率優先”的提法，恢復黨的十四大曾經提出過的“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在當前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當然，我認為，不提“效率優先”不等于說“效率”無關緊要，其實沒有效率，社會就不能進步；沒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社會主義就不能最終勝利。其實，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中己含有按效率分配的內涵。社會有了較高的效率和更大的效益，也就有了更好實現公平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從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收入分配，首先應該考慮公平，在多大程度上按效率分配，要服務于和服從于公平原則的需要。如果忽略了公平，共同富裕的大目標就會喪失，社會就難以穩定，追求效率的環境也將不復存在。所以，權衡利弊得失，“效率”和“公平”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不可或缺，不能偏廢，“兼顧公平與效率”是惟一正確的選擇。

當前，我們國家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朝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前進，并力爭在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在這個重要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中有許多戰略性問題有待我們去處理，文中所述幾組關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此外，還有諸如窮人和富人的關系、群眾和官員的關系、城市和農村的關系、沿海和內地的關系、內資和外資的關系、科教與經濟的關系、人和自然的關系、今天和明天的關系等等，都需要從理論上深入研究和在實踐上理順關系。這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要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客觀要求，大家應該共同完成這個答卷。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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