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靈魂是什么
 
作者:安德魯·布萊克曼 彭萍萍 

 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正式生效。這一協定是被設計來鞏固資本對從卡爾加里到瓜達拉哈拉的數百萬人們的命運的控制的。它將為跨國投資掃平道路,同時減弱勞工和環境法律的約束并削弱政府對企業征稅和進行控制的能力。

與此同時,戴著面罩的男男女女們正忙于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山區美麗的旅游城市圣克里斯托佛市設置路障。正當這里的人們和士兵在睡眠中度過他們的節日慶祝的時候,這支秘密的部隊就占領了警察局和市府大樓。當圣克里斯托佛市善良的人們在新年的早晨醒來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的城市被薩帕塔主義者所控制。后來,這一組織的發言人馬可士在廣場上向集合的市民和記者發表聲明。他說:“墨西哥總統卡洛斯-薩利納斯所主張的整個新自由主義的計劃在我們的挑戰下處于危險之中?！碑斢浾邌柕剿_帕塔主義者的行動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在墨西哥人們像了解首府托盧卡一樣熟知這一協定——的簽署的關系時,他回答道:“當然我們在這兒所做的一切必須處理與托盧卡的關系。”他繼續解釋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是如何通過允許美國糧食的大量進口威脅瑪雅農業的,并得出結論:“對我們來說,自由貿易協定是墨西哥人的死亡通知書?！?/p>

    反對資本主義的這一夜間行動是社會主義靈魂的象征。社會主義不僅僅存在于薩帕塔主義者對人生來所具有的權利的斗爭中,而且還存在于玻利維亞人民對其水資源和其他基本設施的私有化的抵抗方面。它在為土地而斗爭和抵制在沿河建立數以千計的水壩的印度拿馬達人民中得以發展壯大。它激勵著巴西、委內瑞拉和印度的人民,他們正在選舉新的領導人和反對破壞他們當地產業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在古巴為生存而進行的長達半個世紀的頑強斗爭中得以顯現,盡管世界超級大國長期以來一直試圖削弱它的領導集團并向資本主義開放它的市場。它存在于其他加勒比海小島國家選舉社會主義者領導人的不懈努力中,盡管其后院的暴徒們對之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它養育了尼日爾三角洲的人民,當他們為反抗跨國石油公司掠奪他們的土地而進行斗爭的時候。這就是社會主義的靈魂。

    在南半球出現的社會主義的新形式可以從當地思想家和英雄們那兒得到比從歐洲偶像如馬克思和恩格斯那兒更多的啟示。他們在涉及的范圍、目標和組織方面變化更大。他們甚至不用“社會主義”一詞來標榜自己。但是在他們尋求更為公正地分配可用資源的斗爭中,體現了喬治·奧威爾所號召的“社會主義的根本理想:公正和自由”。成為薩帕塔主義者的墨西哥農民很少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更不用提盧卡奇和葛蘭西了。他們不是為實現辯證唯物主義的邏輯而戰斗,而是為了獲得耕種土地的權利而斗爭。薩帕塔主義者的11點基本要求是工作、土地、住房、面包、健康、教育、民主、自由、和平、獨立和公正。這聽起來極像社會主義者的宣言,所以美國記者比爾·溫伯格詢問薩帕塔主義者是否“為社會主義而戰斗,就像在古巴一樣”。對于這個問題,薩帕塔主義者的領導人馬科斯回答道:“我們軍事部門從來沒談過古巴或蘇聯的社會主義。我們經常說的是人類的基本人權。教育、住房、健康、食品、土地、我們工作所應得的報酬、民主和自由。一些人可能稱之為社會主義。但是你如何稱呼這些要求無關緊要?！?/p>

    溫伯格報道說1994年年初在他去采訪馬科斯的路上,運送他的薩帕塔主義者說他們的準備包括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溫伯格問他們是否受過俄國或中國革命方面的訓練,“他們說沒有,是純粹的薩帕塔主義者”。這一運動的倡導者是埃米利奧·薩帕塔,他是一個在1910年墨西哥革命中為土地改革而戰斗、但于1919年因被出賣而被軍隊殺害的那華族印度人。盡管他被殺害并出現了許多背叛者,但他和其他的革命者留下了土地改革的遺產。1917年憲法第27條確認墨西哥人民擁有土地,公有財產(人們所知的共產性質的農場制度)是“不可剝奪和不可侵犯的”。盡管這樣,當大地主們找到繞過這些條例的方法的時候,當地的人們仍然遭受了損失。直到20世紀30年代,革命制度黨已經牢牢地控制了政權,并在剩下的20世紀的時間里沒有輸掉任何一次選舉。除了實行了短暫的民粹主義(平民政治)以外,革命制度黨統治時期一般也允許出身名門的地主和商人維持甚至增強他們的權利,同時當地農民的利益經常被任意地犧牲。

    當恰帕斯大部分瑪雅人看到墨西哥政府變得越來越注重國外投資而忽視人民的需要的時候,這種不滿已經醞釀了許多年。但馬科斯認為導火索是1992年憲法第27條的修改。當在過去的75年間大部分的“土地改革”都是難以實現的或是虛假的同時,這一行動標志著政府認為維持這種假象已不再重要了。瑪雅的農民們已經被逼向越來越高的山峰和越來越危險的地帶,而與此同時大的農場主們遷到了更為肥沃的平原,農民們意識到隨著合法保護的最后去除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所帶來的大量廉價的農產品的進口,他們的生活將面臨嚴峻的挑戰。所以,在遍及世界的社會主義據說隨著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的解體而逐漸消亡的同時,它卻在南部墨西哥的小村莊繁榮發展起來。馬科斯承認,他對在社會主義運動處于這樣無望的時刻薩帕塔主義者有這樣的訴求感到驚訝?！爱斦麄€世界都因共產主義已經消亡而對武裝斗爭說不的時候,我們認為這兒的人們將對變革說不,更不用說武裝斗爭了。這就是邏輯——意識形態的轟炸是強烈的。但是在社會上發生了與之相反的事情。正是在這時候,越來越多的人轉變了立場;參加了薩帕塔主義者軍隊的民兵組織。事情變得如此糟糕以至這些城市宣布它們已經無路可走?！?/p>

    無路可走的人們經常處于重要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核心地位。而有其他路可走的人們——積累財富、從事研究、走上仕途——經常不能抵制這些名利的誘惑。一旦他們在這些方面發展較為順利,他們的特權就能使之能夠完全不受或基本不受資本主義的不利影響。但是那些在社會的最底層掙扎的人們終日奔波卻得到很少的回報,相反卻看到他們工作的所有利潤流進了資本家的腰包,所以他們完全了解資本主義的缺點。他們知道精英管理制度是一個神話,因為他們看到他們的所有努力也不能帶來一點資本投資,而同時那些不努力而只是有著更好的關系的人卻成功了。他們看到行政部門使公司破產而得到幾百萬的回報,而那些為錯誤的決定而工作的工人卻被報之以失業。他們看到政治家們因其享受政府福利而攻擊他們,同時又是這些政治家把數以十億計的稅分給他們的合伙人或把更多的錢花費在幫助那些破產的銀行或航空公司渡過難關上。對那些親眼看到資本主義的虛偽并受其不利影響的人來說,參加一個反對他們的游戲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例如,當白人政客和新聞記者譴責他甚至威脅要暗殺他的時候,馬爾科姆·X也不會屈服。他相信“如果白人認為你是‘不負責任的’,那么作為一名黑人,只有采取行動。實際上,當我很小的時候,我就非常明白這道理。自從我在美國這一種族主義社會成為某種所謂的黑人‘領袖’以后,每次白人抵制我或攻擊我都使我更為確信這一點——因為每次都使我更為確信我是遵循美國黑人最大的利益的正確思路而行動的”。他用生命來抵抗這一體制,因為他不能參與這種永遠排斥和剝削像他這樣的人的體制之中。其他像馬丁·路德·金和西澤·查韋斯這樣傳統上不被視為社會主義者的人,比許多受到高度評價并長期保有社會主義思想家之稱的人做了更多推進公正和平等事業的工作。南部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他們無路可走了。他們受到對追求利潤的合作的更大需求和被籠絡的國家政府的漫不經心的搪塞的雙重壓榨。直接行動成為擺脫貧窮的惟一出路。

    在采取直接行動的過程中,他們采用了許多不同的策略。正如20世紀的許多社會主義運動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作為思想基礎一樣,新的運動更注重本土的傳統和完全適合當地環境的發展策略。反對印度建立水壩的運動就受到了諸如甘地原則——非暴力抵抗的影響。村民們采取了靜坐示威和絕食的方式。有些時候即使大水淹沒了他們的脖子,他們也拒絕從他們的家里搬走。尼日爾河三角洲的奧戈尼人在殼牌公司榨取大量的石油而獲得利潤,但當地人卻沒有得到任何回報許多年之后,仍然尋求采取多種非暴力的方法來反對之。1993年1月4日,30萬奧戈尼人進行和平抗議,要求清潔環境并對他們資源的損耗進行補償。人們建立了像奧戈尼人民存活行動這樣的組織并在肯·薩羅-維瓦這樣的領導人被處死之后繼續運作。這一反抗持續到今天,包括2002年一群奧戈尼婦女占領雪佛龍—德士古石油集散站,在那兒她們部分地通過威脅要裸體來捍衛她們的工作、學校以及水系。至于墨西哥南部的薩帕塔主義者,他們是軍事等級制度和參與民主的綜合體。在1994年初發動的起義中,當他們全副武裝起來并毫不猶豫地運用軍事手段時,他們很快又接受了一個?；饏f定并與墨西哥政府開始進行談判。這場談判持續了許多年,部分是因為薩帕塔主義者這種松散的、平等主義的組織結構,這種結構要求領導人在會談的每個階段之后返回到他們的基地征求意見,看談判的新進展是否得到他們所代表的任何團體的支持。甚至這種等級制度下的一些資深成員在公共評論中也小心地指出他們并不代表整個薩帕塔主義者運動。

    即使新社會主義的理論是適合本土的,這些理論也經常會對全球化所導致的狀況作出回應。在恰帕斯,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是一個關鍵的因素。在玻利維亞,是跨國公司尋求建立對像水和天然氣這樣的基本自然資源更為嚴格的控制。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之作出更為嚴格的要求。當然,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的東西。19世紀的帝國主義是較為早期的、一個更為原始的形式。像英國這樣的國家的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依賴當地農業市場和小型手工業發展到整個全球體系的中心,它們從亞洲、非洲和美洲剝奪自然資源并送到曼徹斯特的工廠進行加工,再把產品輸送到國外市場。數以千萬的非洲人被迫遠離家鄉并被運到遙遠的奴隸種植園以支持這種大量的資本積累。斗爭還在開展,傳教士(受雇傭來軟化罷工者斗志的人)被派往全球各地,以確保使這種大量的掠奪成為可能的脆弱的運輸航線。正如在恰帕斯的瑪雅人所證明而其他已消失的文明所不能證明的,幾個世紀以來全球化對世界已經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作用。因此,它的最近的表現形式并不是與過去完全割裂的。外交領事和軍隊已經被貿易津貼和結構調整項目所代替。經濟帝國主義的語言比那種舊的軍事帝國主義的語言更為隱晦,它用提高自由貿易和消除人為障礙這樣冠冕堂皇的語言來掩飾著剝削。但是對于非洲、亞洲、西印度和南美洲來說,這些都是那么熟悉。來自南部的抵制的呼聲證明了這一點。這不是對某些新現象憤怒的聲音,而是在被掠奪了幾個世紀以后對一種新的掠奪的反抗的聲音。

    這次與以往不同的是,部分地是由于技術的發展,諸如電視和互聯網,信息也隨著資本的全球流動而被全球化。過去,歐洲的銀行家和官僚們能夠保持不露面,而讓當地政治家為自己所制造的麻煩承擔責任。現在,以前不顯眼的全球化的締造者發現自己正好處在槍口上。2001年在阿根廷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街上游行,斥責政府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的服從。同年,在厄瓜多爾,抗議者占領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基多的辦公室。

    特權集團也發現忽視他們的特權來源的令人不愉快的現實更為困難。先輩們躺在帝國的榮耀中自得其樂,并為他們所看到的他們的帝國對世界上那些落后國家產生的文明影響而慶祝,而當代人如果看不到危地馬拉的婦女和兒童為了微薄的收入而整日在車間工作或者他們試圖要求任何的改善就要被殺害或遭到性別歧視的景象,那么就不能享有他們設計的服裝。他們若看不到伊拉克兒童慘死的景象就不能駕駛切諾基。當然,許多人仍然拒絕接受他們所享有的奢侈品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困境之間的關系。但是這樣做變得越來越困難。全球化有一個名字,最后是一個壞名字。

    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和孟買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顯示了重新燃起社會主義之火的一種新的國際行動的潛力。在剛剛過去的四年里,這些論壇從巴西政治家和活動家的一個小聚會演變為一個大型的、來自全球的成千上萬的人的聚會。他們還在世界各地掀起了許多地區或國家層面的社會論壇,這得益于互聯網,它使各地運動的合作比以前更為容易。2003年2月15日,全球抗議伊拉克戰爭的運動的規模及其影響是史無前例的。上千萬的人同時出現在從羅馬到吉隆坡的街道上,從悉尼到塞維利亞的城市里,從埃爾金斯、西弗吉尼亞到南極洲的麥克默多站(譯者注——美國在南極大陸的永久科學考察站,靠近新西蘭海岸)的城市與村莊。這種潛在的力量并不是不對精英們起作用。兩天以后,《紐約時報》的首頁就出現了“街頭上的一種新力量”這樣的標題,并指出:“在世界上仍然有兩個超級霸權:美國和全球公共輿論”。

    在一個普遍認為民眾運動已經消亡的時代,這是一個影響深刻的成就。真實的情況是,這種民眾動員經常不冠以“社會主義”的名稱。對今天的許多人來說,“社會主義”一詞等同于20世紀一個失敗的意識形態。但是如果他們的目標是社會主義的目標,那么他們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綠黨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反全球化的抗議者或其他名稱也就無關緊要了。任何追求公正和平等的全球努力都是社會主義的勝利,不管它叫什么。

    但是,在協調、合作和相互支持顯得非常重要的同時,21世紀社會主義的形態將比20世紀蘇維埃那種鐵板一塊的組織形式更為多樣、更為地方化。東歐、亞洲和非洲的蘇維埃衛星國的可怕經歷以及美國統治下的那些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表明了將一種專制的、外國的體制強加于別國人民的危險。意識形態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分界線很容易變得模糊不清。另外,決定接受怎樣的管理是任何國家人民的基本權利。恰帕斯的薩帕塔主義者吸取其幾個世紀的傳統和本土的經驗,以形成一種符合本國人民需要的理論。玻利維亞反對水資源私有化的斗爭和印度反對大壩工程的斗爭也是這樣。每個國家都利用自己的理論和組織,按照當地人民認同的思想方法以取悅于他們,而不談及“科學的”社會主義。在世界社論壇上,惟一一個真正的協議是關于“另一世界是可能的”這一點。除此之外,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對世界將是什么樣子有著完全不同的觀點。對21世紀社會主義的挑戰是對那些不同給予認可,承認不同地方的社會主義將呈現不同的面貌,并尋找一條可以相互支持的、在世界不同地區建立不同形式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實際上,所有這些新的運動的效果都必須顛覆社會主義辯證法的歐洲中心主義的本性,從而迫使西方人重新評價他們的許多假定。從一開始社會主義就遭受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當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時,他們當然還沒有考慮到印度村民和瑪雅的農民。甚至在34年以后,當他們在1882年寫《共產黨宣言》俄文版序言的時候,他們雖然承認早期版本的局限性,但同時又說“恰恰俄國和美國未被包括在內”。這樣的缺乏遠見在他們寫作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多的社會主義者著作直到今天仍然陷入歐洲工業社會的有限體系中。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社會主義的全球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種自然結果。因為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寫的:“由于需要不斷擴大產品的銷路,資產階級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處鉆營,到處落戶,到處建立聯系?！彪S著資本主義導致更多的全球化,勞動力也隨之全球化就是很自然的了。在這一過程中,全球化的方程式開始轉變。全世界相互交流與合作的工人將是資本主義最可怕的夢魘。這將嚴重威脅資本主義不斷地將最低的報酬和最差的工作條件輸入其他國家的能力。這意味著從這樣悲慘的條件下逃離的移民中不斷供應廉價勞動力的結束。跨越地理界限的真正的集體行動能夠真正改變權力的變化,并給予工作的人們一個在沒有任何人會搶走他們工作的威脅的情況下為更好的條件討價還價的機會。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將產生自己的掘墓人的預言終究將變為現實,即使沒有他所設想得那么快。

    放棄對社會主義命運的控制對西方一些人來說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它最終將幫助西方社會主義重新找到其精神和意義。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和前共產主義國家駭人聽聞的生活狀況,社會主義的整個前提已經令人產生懷疑。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們成為“像其他任何貨物一樣,也是一種商品,所以也不免要受到競爭方面一切偶然情況的影響,也不免受到市場方面一切波動的影響”。他提到“勞累增加的負擔”和“對工作增加而收入減少的排斥”,這在馬克思寫作的工業革命的早期當然是真實的。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工資實際上增加而工作的辛苦卻減輕了。馬克思預言地位較低的中產階級將“逐漸衰落為無產階級”,但到20世紀末在許多歐洲國家似乎發生了相反的事情:由于工會的成績和進步的立法,許多工人過上了中產階級的生活。甚至在美國,21世紀早期的工人們也享有比20世紀早期好得多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因此支持資本主義的經常性爭論:因為它是創造財富的體制,即使分配不平等,窮人的景況也將較好一些。得到大量財富的一小部分比平等地分配一無所有要好。西方的社會主義沒有為這一爭論提供令人信服的反駁,因此它失去了對大眾的吸引力。
 
    西方社會主義只有通過跨越自己的特權國家的邊界或者要塞來擴大其理論視域,才有希望看到走出自身意識形態困境的出路。因為正是在那兒,我們將立即看到馬克思所說的貧困。統計資料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人們都變得幾乎麻木了:世界上大約有一半的人每天靠不到兩美元生活,近十億人長期營養不良,30億人不能享有基本的衛生條件。然而,這些統計資料經常被視為沒有實際意義的事實,因為它們沒有探究這種狀況是如何產生或者誰將對此負責。這是含蓄地、偶爾也明確地譴責受害者自身,好像在曼谷每天為了一美元而縫制運動衫的人莫名其妙地沒有紐約那些一年賺五萬美元的辦公室工作人員有創造力或更熟練一樣,仿佛真有一個水平比賽場,仿佛關于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的談論都是真的一樣。全社會對世界不平等原因的這種視而不見使這種可怕的不平等得以持續并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變得更為堅固。

    只有當西方社會主義正視這種苦難,才能重新發現其靈魂。當西方許多進步力量為公平的貿易和取消債務而斗爭的時候,它經常被視為慈善的表示,而從傳統上工業國家人們所獨有的社會主義斗爭中分離出來的。同時,工人運動經常是那么專注于保護他們自己成員的工作,所以它在為保護西方工業的貿易政策游說的同時,也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進行大肆毀壞。當西方社會主義者逐漸視南半球人們的事業為他們自己事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時候,他們將看到為其幾乎陷于休眠狀態的運動注入新的生機的可能性。當他們認識到無論什么時候他們自己的工人運動取得了一點成績,公司就會從其他國家尋找新的工人進行剝削,他們將被迫反對壓迫者,而不是反對那些比他們的景況更慘的人。當他們開始與從北美洲到南朝鮮的反全球化的抗議者和環境保護活動家建立聯系的時候,他們將重新發現他們之間的關聯并能夠吸引新的一代。

    但是,目前在不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們的斗爭中能夠找到社會主義的靈魂:南半球的基層運動,人數很少但增長迅速的支持他們的西方人。在北京和加爾各答的生產運動衫的車間、中美洲的香蕉種植園、非洲的金剛石礦場辛勞工作的人們——這些人都是支持西方奢侈和舒適生活方式的人。他們的斗爭經常是無用的或不可理解的,因為他們所反對的制度是如此之廣大和全面。它承載著五個世紀以來殖民統治和剝削之重。許多新聞記者提到邊遠國家的“武力”和“動亂”,甚至沒有給出原因,也許僅僅因為目標——改變世界——太大而不可理解。然而,南半球的人民被迫每天去理解它。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及他們的前輩被反復灌輸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每次他們從土地上被驅趕出來,看到他們的礦石被裝到歐洲的船只上,或者被迫為富裕的白人的利潤而工作,對他們來說推翻資本主義這一目標變得緊迫而明確了:他們除了改變世界別無選擇,否則它將傷害他們。薩帕塔主義者對之理解得如此之好,所以他們能夠將之總結為:“足夠了。”這些運動并不總是正統的。但是在他們追求公正的斗爭中囊括了社會主義對世代社會主義者所意味著的一切。大多數情況是,社會主義的精神是模糊不清的,它被宗教的、種族的和文化的界線所割裂,又被代表官方的散播駭人消息的人所歪曲。但是它仍然潛藏在可恨的、虛假的、等待被重新發現的東西后面。如果我們觀察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用心的話,我們或許會在太遲之前找到它。如果在這之后西方人能夠反思我們五個世紀以來一直支持并受惠的剝削制度,那么我們中的一些人或許有機會能夠拯救我們自己的靈魂。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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