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就是你我的處境：認識馬基雅維利

2007年06月05日17時16分   文/王立彬

　　馬基雅維利并不是政治丑惡一面的代名詞，他是政治本身的代名詞。他讓一代又一代人感到極不舒服，然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治與道德、宗教以及藝術很不一樣，政治不太照顧我們的幻想和理想。與此同時，他還向我們揭示了一個現實：政治就是人的處境，而且人確實能夠通過積極參與而不是逃避，將不完美的政治改得較為完美，或者說將必要的惡稍加減少。

　　2007年6月21日，在他480周年忌辰之時，尼科洛·馬基雅維利仍將以其咄咄逼人的目光，穿透人云亦云、道聽途說、成見作怪的重重迷霧，使每一個現代人，要么面對他忍受刺眼的寒光，要么背對他忍受背生針芒。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僅關于馬基雅維利的傳記、評述等各類專著，可以檢索到的就已經超過150種。他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標簽大全”——他分別被稱為“專制主義者”、“共和主義者”、“愛國者”、“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國家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等等?？梢哉f，現實生活中有多少政治思想派別，就有多少個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這個人物身上的巨大矛盾性，就是人類政治存在本身的巨大矛盾性，以及作為“政治動物”的我們人類自身的巨大矛盾性。然而事實表明，迄今為止，只有一個人能夠成功地反對馬基雅維利，那就是他本人——他就像長著兩張臉的羅馬門神雅奴思，同時面對著過去又逼視未來，同時揮動雙臂，奮力敲打著地獄和天堂之門。

　　獨裁者之師：馬基雅維利主義

　　據歷史資料記載，第三帝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自己枕頭邊上經常擺放的書，就是《君主論》。而對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而言，此書“臭名昭著”的作者馬基雅維利，猶如法西斯主義的真正鼻祖。據說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對任何攻擊都不予置評，唯獨憎恨把他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者”。這位游走于“黑白兩道”的偉大的機會主義者，認為“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稱號貶損了自己的人格。

　　這位佛羅倫薩的“厚黑教主”，說出了政治領域從未有人公開說出口的話：“統治者應當殺掉敵手，而不要只是沒收他們的財產。因為被剝奪財產的人，可以圖謀復仇，而那些被從肉體上鏟除的人，就不可能這樣做了。其實人們忘掉父親被殺，都比忘記財產被剝奪來得快。”“如果要加害于人，務必壞事做絕，被殺的人對死亡的品味轉瞬即逝，忍受的痛苦反而輕得多?！薄耙┗萦谌?，務必細水長流，點滴為限，恩惠才會被更深地感受到。所謂慷慨就是對自己的財產吝嗇小氣，對他人的所有物大方施為。”……充斥這類驚世駭俗之語的《君主論》，堪稱古今中外最為臭名昭著之作。那么，其作者馬基雅維利究竟何許人也？

　　1469年5月3日，尼科洛·馬基雅維利出生于佛羅倫薩的一個公職家庭。雖然出身還算不錯，但到尼科洛時，家道已經中落。由于經濟拮據，馬基雅維利幼年未能接受系統的良好教育。但是他以堅毅的性格和出眾的天賦，博覽群書，自學不輟，在那個知識饑渴的文藝復興時代，終于成為文藝復興之都佛羅倫薩的一代才俊。

　　少年即參加起義反對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獨裁的馬基雅維利，1494年開始在佛羅倫薩共和國出任公職。剛剛驅逐了獨裁者的佛羅倫薩，恢復了它以之為榮的共和制度。就像后世所有的大革命一樣，新復興的共和國經歷了清教徒式的禁欲主義的4年，1498年,忍受不了清心寡欲統治的佛羅倫薩人，在羅馬教廷的煽動下，處死了禁欲主義的統治者薩沃納羅拉修士。幾乎就在這位手無寸鐵的修士化為火刑柱上的黑煙的同時，年僅29歲的馬基雅維利成為佛羅倫薩共和國市政第二廳的秘書，隨即又成為自由執政十人委員會的秘書。

　　在共和國的這一重要然而枯燥乏味的職位上，馬基雅維利一直干了14年之久。這位以聰明聞名的政府要員，從來沒有忘記薩沃納羅拉的悲慘命運。這倒不是說他深為薩沃納羅拉著名的政治神學演說和清廉人格所打動，而是他從薩沃納羅拉之死發現了一個政治現實：沒有武裝力量做后盾的政治理想，只是一戳就破的紙老虎。這種簡單卻真實的思想判斷，很快就在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危機和覆滅中表現得更為清楚。
　　在內政事務中表現優秀的馬基雅維利，在共和國逐漸陷入的外交困境中，也一再擔當外交出訪工作，直到他熱愛的佛羅倫薩共和國被美第奇家族推翻為止。

　　在馬基雅維利的時代，法蘭西、西班牙、英格蘭等，都已經成為統一而強大的封建主義王國，而亞平寧半島則依然處于“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意大利只是一個地理名詞：邦國林立，朝秦暮楚。佛羅倫薩共和國后期，馬基雅維利在出訪、長駐各邦國的過程中，拜會、結識了各色的權要顯貴，以其敏銳的頭腦和觀察力，成為一個小有名氣的縱橫家。可以說，馬基雅維利在外交事務中認識到的，是背信棄義、弱肉強食的現實。在好朋友萊奧納多·達·芬奇以及米開朗琪羅塑造的藝術的文藝復興的另一面，馬基雅維利目睹的是政治的文藝復興時期：傳統的基督教道德淪為麻痹對手的謊話與欺人之談，所有的甜言蜜語背后，都是刀光劍影的鴻門宴。

　　就在令人心潮澎湃的遠大前程在這位與佛羅倫薩共和國一起成長的政治人物的腳下展開時，命運女神喜怒無常的本性發作了。在羅馬教廷軍隊與法國國王的戰爭中，作為美第奇家族后盾的教廷軍隊，一舉擊敗了作為佛羅倫薩共和國盟友的法蘭西國王，于是佛羅倫薩共和國一朝傾覆。被佛羅倫薩人民驅逐的美第奇家族，迅速恢復獨裁統治。這樣，共和派人物理所當然地受到政治大清洗。作為佛羅倫薩有名的反美第奇分子和共和黨人，馬基雅維利在1512年被解除一切公職。這位43歲的共和派，一生中第一次失業了。

　　這還不算，就在彷徨無計之時，馬基雅維利的大名出現在一場流產的共和黨人武裝起義支持者名單之中。這樣，馬基雅維利被捕入獄，上了老虎凳。在受盡酷刑折磨后，由于沒有找到直接而有力的真憑實據，馬基雅維利最后被無罪開釋。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被流放的政治命運。這樣，就在佛羅倫薩附近的一個小農莊里，為共和國效力了14年之久的尼科洛·馬基雅維利，開始了人生中的又一個14年——當然，這是籠子里的14年。

　　不知道是為了安慰還是嘲諷，命運女神在馬基雅維利一生的最后一年，同他開了一個玩笑——1526年，他終于獲得美第奇家族批準而返回佛羅倫薩的公共生活。然而就在次年，德意志的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大敗羅馬教皇，羅馬教廷支持的美第奇家族再次被佛羅倫薩人民推翻和驅逐，佛羅倫薩共和國一朝恢復。然而這樣一來，剛剛被君主政體“摘帽”的馬基雅維利，一轉眼又成為共和派的眼中釘，而且共和黨人以“人民公敵”的全民公決方式，把“叛徒”馬基雅維利徹底逐出公共生活，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業了。他死于1527年。

　　在與世隔絕的14年中，馬基雅維利沒完沒了地給美第奇家族、羅馬教皇寫信，宣示效忠之意。在獻給美第奇家族的《君主論》之外，他還寫了一部《佛羅倫薩史》獻給羅馬教皇。他只想得到允許，重返公共生活。正是在這毫無指望、凄涼而漫長的等待歲月里，這位籠中之鳥以讀書、寫作打發時間。他的《君主論》和《史論——李維前十書》先后問世。他還以佛羅倫薩人文主義者的杰出才華，創作了第一部意大利語的喜劇《曼陀羅花》。1520年，他完成了《論戰爭藝術》。1525年，在完成8卷本《佛羅倫薩史》的同時，還創作出另一部喜劇《克羅采婭》。
　　當然，在這些著作之中，盡管《君主論》無論在篇幅、文采還是深刻性上，并不會居于第一位。然而這部獨特的著作，憑借其“恬不知恥”的唯權力論，對不擇手段的政治斗爭的鼓吹，前所未聞的陰謀主義，赤裸裸的暴力崇拜，以及倡導對反對派斬草除根，成為馬基雅維利的代表作。而“馬基雅維利主義”，就此成為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好事莫做、壞事做盡的代名詞。

　　正如當代哲學家們所說，馬克思揭露了資本原始積累“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弗洛伊德揭示了人類無意識深處的殘酷本能，尼采揭露了“道德很不道德”的秘密，而馬基雅維利在早得多的時代，就已經揭露了“政治原始積累”的暴力本質。

　　共和國之光：另一個馬基雅維利

　　當代世界諸邦，哪一個國家最符合馬基雅維利的理想模式？政治學家的答案很可能會讓大多數人大跌眼鏡——美利堅合眾國是如此接近馬基雅維利的共和國主義理想，以致馬基雅維利完全可以稱得上“美國憲法思想之父”！如果說墨索里尼會為此說法而勃然大怒的話，喬治·華盛頓很可能會點頭稱是。較為全面了解馬基雅維利的為人后，我們絕大多數人會自信地說，馬基雅維利戴了一個愷撒主義的面具，本質上卻是一個堅定、務實、深刻的共和主義者。

　　歷史學家波科克將美國憲法同馬基雅維利《史論——李維前十書》中的共和主義思想聯系了起來。與《君主論》受到眾口一詞詬罵不同的是，《史論——李維前十書》被公認為“共和主義手冊”。在這部著作里，馬基雅維利解讀了古羅馬的共和組織，指出羅馬式的共和主義，具有波斯的君主政體、雅典的民粹政治無法具有的優越性和生存能力。馬基雅維利指出了共和主義的兩條原則，一是權力乃民眾生活的產物，本質上即是共和性質的；二是此一權力的社會基礎總是存在著沖突性，因此需要有制約權力之權力出現，使權力之間發生交互作用，使權力被組織和約束起來。對當代人而言，特別是對處于暴君專制與暴民專制雙重危險的當代社會而言，馬基雅維利的共和主義思想極其重要。

　　馬基雅維利留給后世政治與社會思想家的，是一個古典的共和國理念，而不包含任何民粹主義成分。他既不把信任交給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把希望交付給不愛約束的“人民”。他的遠見卓識可以總結為：任何長治久安的政體，必須在君主、貴族、人民三種要素之間維持平衡。他思想的基石是共和，而不是民主，民主只是共和的要素之一。在這里，他與亞里士多德一脈相承。馬基雅維利認為，共和政體包含著三三對應的兩個邏輯層次。第一個層次：原則上的精英政治、本質上的富裕者政治、法理上的少數人政治；第二個層次：原則上的民主政治、本質上的窮人政治、法理上的多數人政治。他認為，維持精英—民主、多數—少數、有錢人—窮人之間的平衡，實質上就是一個國家或政體健全的標志，而共和國最能實現這一點。

　　在《史論——李維前十書》中，馬基雅維利成為替“社會沖突”辯護的第一人。他認為，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斗爭，對于君主專制國家是致命的，然而對于共和國，社會沖突是使國家強大統一的真正動力。共和國不必從一開始就壓制社會沖突，因控制、消滅社會沖突而大大消耗力量，共和國不會像獨裁君主那樣限制人民的創造性和參與精神，因此共和國比君主國更能長治久安，更善于調動公民精神投入戰爭。正如現代政治觀察家發現的那樣，爭吵不休的英國人，總能打敗“意見一致”的德國人；七嘴八舌的美國人，也讓“鐵板一塊”的日本人和俄國人吃不消。

　　馬基雅維利的“共和”主義與“民主”概念的最大區別在于，共和主義強調能夠整合各種不同社會群體偏好(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是暴政，而大多數人對最少的少數派同樣可以形成暴政)的混合政府之重要性，而“民主”更多關注群眾(“多數人”)的利益偏好。這后一種偏好，乍看上去蠻不錯的，然而推論到極致，幾乎肯定會有多數人統治之下“少數人不是人”的政治結論。在西方歷史上，雅典最聰明的蘇格拉底，猶太人中最聰明的耶穌，可以說是“被多數人表決處決”的最著名案例。馬基雅維利在《史論——李維前十書》中強調的公式，就是古羅馬人最喜愛的說法——“元老院與羅馬人民”與愷撒形成的權力制衡。羅馬元老院代表的貴族、羅馬平民及其具有否決權的保民官，與緊急狀態下的獨裁官愷撒，形成古老的“三權制衡”，維持了羅馬帝國的偉大與光榮。

　　在這一點上，實際上馬基雅維利比我們許多當代人要清醒得多。對馬基雅維利而言，“多數人”(群眾)的統治好，還是“一個人”(君主)的統治好，或者“少數人”(貴族)的統治好，根本是一個第二性的問題，他的古典共和主義的核心是在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上，多數人、一個人與少數人的分權。由任何一個社會組成部分壟斷的政府，不僅是非法的，而且也是不穩定的，對任何人、任何集團、任何階級都具有潛在的災難性。

　　美國國父之一的漢密爾頓斷言，哪怕是每一個公民都具有蘇格拉底般的智慧，他們直接組成全體公民大會行使權力時“仍將是一群暴民”。漢密爾頓不信任直接的民主，而選擇有限民主的共和主義。而美國大陸會議的制憲者，基本上都是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們拒絕從直接民主的角度考慮問題，就像他們暫時對蓄奴制保持沉默一樣。這樣，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本質上是一個共和而非民主的憲法。著名的聯邦黨人麥迪遜堅持使用“間接的代議制共和國”，而從來不說“直接的民主政體”。他認為，直接民主，本質上是多數人的私權，可能導致對少數人的暴政。代議間接民主，能夠避免掌握絕對權力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迫。

　　如此一來，盡管世界上喊叫“民主”嗓門最大的是美利堅合眾國，然而美利堅合眾國卻是典型的羅馬式共和國而不是雅典式的民主國。從表面上看，最接近馬基雅維利模式的一人(以總統為代表)、多數人(按人數選出來的眾議院)與少數人(按州選舉出來的參議院)是“羅馬三頭”結構，其次就是盡人皆知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然而實質上更為重要的是美利堅聯邦主義，就是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實現分權。在北美的這個羅馬式共和國里，橫向的立法、行政、司法分權之外，還有縱向的分權——即聯邦與州以及更多的政府單位之間的分權。既不是華盛頓特區，也不是選舉或聯邦國會，而是成千上萬的自治性鄉鎮(Countries)，構成了美國的民主的真正根基。馬基雅維利拒絕把信任奉送給任何人。這種對分權制衡的執著，對精英階層與民眾階層的“雙重依靠與雙重不信任”的混合主義，就是《聯邦黨人文集》最重要的思想原則。

　　第三世界國家的青少年們在星巴克或麥當勞就餐時，很難意識到，盡管美利堅合眾國甚至鼓吹要在月球上實現直接民主，但自己卻是一個間接民主的羅馬共和國。在當代，馬基雅維利以他特有的略帶嘲弄的微笑，棲身于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的骨子里。十七、十八世紀新興的共和憲制模式：君主、上議院和下議院，曾被孟德斯鳩認為是完美平衡的政體，實際上，馬基雅維利而非孟德斯鳩，才是現代共和主義之父。

　　意大利之夢：民族統一的先知

　　馬基雅維利在骨子里，究竟是《君主論》暗示的那樣的君主主義者呢，還是《史論——李維前十書》表明的一個共和主義者呢？其實，馬基雅維利不是哲學家，甚至不是一個學者，他是那個動亂時代的積極參與者。

　　普通當代人理解馬基雅維利，面臨的主要風險在于無法直觀把握他生活于其中的時代，無法感受馬基雅維利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時代處境。只有把馬基雅維利置回世界歷史中的亞平寧半島，我們才能理解何以意大利統一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加富爾等，以及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理論家葛蘭西，都把馬基雅維利奉為民族統一的精神導師、意大利的民族英雄。

　　就像那個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馬基雅維利從青年時代起，意大利的前途問題就縈繞心頭。他們強烈希望統一意大利，反對羅馬教會和貴族割據勢力，并建議把外國勢力趕出亞平寧半島。這里面的內在動機，與其說是一種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不如說是一種佛羅倫薩人特有的羅馬精神。我們知道，在政治思想術語中，“羅馬人”代表的，就是大一統的帝國精神，與“雅典人”代表的城邦精神完全不同。

　　盡管推崇共和政體，但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馬基雅維利相信，統一意大利只能靠一個強大的愷撒，而不是元老院的爭論。從這個角度看，他將《君主論》獻給佛羅倫薩統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洛倫佐，在希望討個一官半職的同時，確實有呼吁美第奇致力于意大利統一的意思，特別是美第奇家族同時當選羅馬教皇(利奧十世)之后，美第奇家族的羅馬與佛羅倫薩，確實有統一意大利的前景。耐人尋味的是，即使其在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政治軍事生涯最為春風得意之時，甚至當他催生的佛羅倫薩國民軍一舉打敗老對手比薩時，馬基雅維利都沒有表露出任何羅馬式的帝國統一觀念。

　　這特別像馬基雅維利的偶像及老鄉但丁。他倆都是在政治上垮臺，甚至被逐出佛羅倫薩之后，才顯示出超越“服務城邦”理想的更大的政治抱負。究其原因，不外是一種切膚之痛：邦國林立、外國干涉不僅是他們本身政治命運不幸的根源，也是全意大利悲慘處境的根源。當馬基雅維利因比薩人投降而享受入城式的光榮時，他根本沒有意識到，“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意大利，是佛羅倫薩人、比薩人、威尼斯人的共同悲劇。

　　為民族國家統一，要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妥協，可以說后來由馬志尼、加里波第主演的意大利統一戲劇，很大程度上使用的就是天才戲劇大師馬基雅維利的腳本，而且這個腳本的弱點，如撒丁國王及加富爾首相竊取民族革命果實、墨索里尼竊取人民革命果實，也在歷史中一再表現了出來。

　　關于馬基雅維利是共和黨人還是愷撒主義者的爭論，多少有點兒瞎子摸象。馬基雅維利旋轉世界的大杠桿只有一個支點：政治生存，具體說就是意大利的政治生存。無論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首先要有政治生存本身。當意大利四分五裂、七零八落，淪為西班牙、法蘭西和日耳曼神圣羅馬帝國的案板肉時，爭論共和制還是君主制，純屬細枝末節問題。這就像給孩子取名字一樣，首先要把孩子生下來。不然“狗剩”也好，“富貴”也罷，完全不得要領。

　　你我的處境：抵抗馬基雅維利

　　中國有個李宗吾，就是自稱“厚黑教主”的《厚黑學》一書的作者。許多人喜歡把李宗吾與馬基雅維利相提并論。這里面確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本質上卻是完全錯誤的。原因非常簡單：專門唱“反調”，做“翻案文章”的李宗吾，是一個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厚黑學》可以用到政治以外的場合，而且他要面對的，主要是政治圈以外的讀者。而馬基雅維利是一個文藝復興巨人，有豐富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斗爭的經驗。而且，他的《君主論》主要是呈現給統治者的，馬基雅維利并不諱言，如果一般老百姓想把《君主論》的信條帶入日常生活，那么一定會使家庭立即變成地獄。馬基雅維利把自己嚴格限制于政治學的范疇，他對道德層面表現的，是大理石一般的冷漠。同樣生于亂世，馬基雅維利強調的“不擇手段”，畢竟只是手段，他的終極目標是意大利的民族統一，至少是他的祖國佛羅倫薩的強大與穩定。

　　當代人，包括當代中國人研究馬基雅維利，認識馬基雅維利，真正的意義就在于反對政治虛無主義。從一定意義上看，馬基雅維利當之無愧是現代政治學之父。當文藝復興“重新發現”古典世界時，波提切利和萊奧納多·達·芬奇們的新世界是文藝，而馬基雅維利發現的新大陸是政治。我們知道，在中世紀，政治充其量是神學的仆役，基督教義把此岸性的政治，視為敗壞人性的骯臟之地，是對美麗幸福天國的背叛和遺忘。即便最好的政治，對于鄙棄現世的禁欲思想而言，也是污穢不堪的。

　　馬基雅維利發現了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政治世界，他把政治學從神學的婢女或倫理學的侍妾身份中解放出來。如果我們讀了篇幅七倍于《君主論》的《史論——李維前十書》，不難發現，馬基雅維利從來沒有“使政治與道德離婚”(這是關于馬基雅維利最流行的陳詞濫調之一)，他終結了政治與道德特別是與宗教道德之間的“奴隸制”，使政治重新成為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討論的公德世界。我們知道，中世紀基督教把政治貶低為“狗咬狗”，并以天國之名對現世價值不屑一顧。而馬基雅維利恢復了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古典政治學思想，用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就是：人與動植物不同，因為人的存在是政治性的存在，唯有奴隸不能參與政治，只有在政治社會中，通過公民的政治美德，才能找到通往完美生活的道路。

　　500年來，反對馬基雅維利最為激烈的人，往往都是“最為馬基雅維利”的專制君主。他們的目的，不外是希望普通民眾甘心情愿地生活在非政治的幻想之中，生活在所謂“遠離革命”“遠離政治”的麻醉之中。就在瘋狂反對宗教改革的時期，羅馬教廷在歷史上第一個把《君主論》列為“邪惡的”禁書。雖然在屠殺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教徒時，天主教從《君主論》中摘抄使屠殺正當化的詞句。而有“士兵王”綽號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王，年輕時撰寫過一本痛罵馬基雅維利的小冊子，這位喜歡睡在兵營而不是宮廷里的著名專制君主，卻是《君主論》的模范生，以致伏爾泰極盡嘲諷地挖苦道：“如果馬基雅維利還活著，并且給君主上課的話，他向君主講授的第一條肯定是：陛下，請撰寫一本反馬基雅維利的書?！?BR>
　　非難馬基雅維利，就是非難政治；拒絕馬基雅維利，會使人們錯過預報、避免大風暴的最好時機。馬基雅維利所發現的，也是馬克斯·韋伯晚年確認的真理：政治是人的處境。盡管吃夠了政治運動苦頭的人，很可能特別喜歡以宗教信仰、神學理論、道德超越、價值中立、“看不見的手”等取代政治，從而返回“前馬基雅維利”的世界，然而，科學技術、標準化、文學審美、市場機制等等，只能短暫掩蓋人類的真實處境。

　　人類是否會等到一個“非馬基雅維利”的，或者“去馬基雅維利”的世界呢，比如說一個普世同質的“國家的星期天”？在那兒，政治、斗爭、沖突等徹底消失，全世界住滿了“快樂人”，人們從事的只是無窮無盡的游戲，不用斗爭，不必決斷，不必進攻也不必捍衛？也許有，但是這種“快樂人”還是人嗎？

　　馬基雅維利堅持的是一個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學信條：人走出家門的那一刻，便由“私民”成為公民，而公德永遠比私德更加重要。歷史上，成千上萬的普通人，因為厭倦政治沖突、階級斗爭而竭力把腦袋伸進“天國”。這位最早提出以國民軍取代雇傭軍的政治思想家，是厭倦政治的政治虛無主義時代的真正敵人。我們知道歷史上最有名的厭倦政治的時代：在羅馬人民厭倦了政治時，羅馬共和國衰亡了；在魏瑪共和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厭倦中，第三帝國崛起了。如果閱讀他的人對他發起攻擊了，他將不勝榮幸。

　　2005年暮春，我在佛羅倫薩的圣十字教堂外面徘徊，并一再走進這座佛羅倫薩人的“先賢祠”。近代科學的開創者伽利略、藝術大師米開朗琪羅、偉大的詩人但丁(紀念冢)、音樂家羅西尼、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等巨人均在此長眠。馬基雅維利的肖像，古怪地出現在石棺上的守護女神手持的盾牌上，馬基雅維利的似笑非笑之中，流露著無以形容的嘲諷。不管馬基雅維利有意還是無意，在今人來看，《君主論》語調中的嘲諷意味是無法否認的。實際上，這部書已經成為所有自我粉飾的專制政治的《皇帝的新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君主論》的獻詞里，馬基雅維利說道：“深刻認識人民的性質的人應該是統治者，而深刻認識統治者的性質的人是人民。”不能認識人民的統治者，將以暴政而亡；不能認識統治者的人民，將永遠是奴隸；不曾真正認識馬基雅維利的人，將不可能抵抗他所預言的無所不在的邪惡與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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