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批判

楊玉生

作者簡介：楊玉生（1943-），男，遼寧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

內容提要 馬克思認為福利國家同資本主義是不協調的。社會民主主義則強調資本主義下面福利國家的現實性，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資本主義世界形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新馬克思主義左派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批判了福利國家的欺騙性，并揭露了福利國家的階級實質。

       福利國家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出現，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并對福利國家從不同的視角做了分析，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福利國家理論。馬克思主義歷來對福利國家和福利國家理論持批判的態度。像馬克思認為的，資本主義不能成為工人的福利國家。新馬克思主義左派，或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對福利國家論做了深刻的批判，指出福利國家的實質是對工人階級的控制。對福利國家的認識，實際上是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可以從馬克思和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福利國家的批判中得到啟示。

一、馬克思的觀點：資本主義不能成為工人的福利國家

馬克思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深刻的和富有哲理的批評家。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和福利國家之間關系的解釋，體現了資本主義的結構和動態學的廣泛的一致性，體現了資本主義同福利國家不協調的廣泛一致性。像《資本論》所表明的，馬克思接受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并把它們看作是進一步做出新的結論的可靠的前提（Marx,1973a）。馬克思和古典政治經濟學之間的分歧不在于他的關于資本主義和福利國家之間關系的觀點，而在于他對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不能保證實現個人和社會福利的考慮。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不能成為工人的福利國家。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評的核心是從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所得到的三個基本論點：第一，資本主義是立足于私人占有商品的生產和交換的經濟制度；第二，任何商品的價值都是花費于商品生產中的人類勞動量。基于這兩個論點，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基于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剝削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中，資本所有者在市場中以“自由和平等交換”的形式從勞動力出賣者那里購買勞動力并榨取無償勞動。但是，這種市場交換并不是個人的（從而社會的）最優化的福利。或者，毋寧說基本是不平等的交換（榨取剩余價值），這種以商品市場形式出現的自由平等為標志的交換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僅僅保證資本家（作為個人和作為人數日益減少的階級）獲得福利，而對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則無任何福利可言。

馬克思從古典政治經濟學中推導出的第三個論點是，資本主義是一個動態的制度，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對利潤的競爭性的追求，以及對利潤率下降的長期趨勢的反應，導致剝削的加劇和階級沖突的白熱化。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一個長期具有經濟危機（生產過剩）傾向的制度。雖然這種危機并未直接引起資本主義的經濟衰落，但它們卻決定了一種導致其實際崩潰的周期性的緊縮。作為整個過程的一部分，資本主義在其歷史上的衰落階段已經到來，在提供個人和社會福利方面越來越失去效率，而且越來越不平等了。

福利成果的不平等性是資本主義的流行病，而且，在馬克思看來，這不是干預主義的國家所能醫治或使之好轉的病癥。像我們將在后面看到的，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福利國家的觀點是復雜的，且有時是矛盾的。但是可以把馬克思本人理解福利國家的最本質的論點，以及國家保證實現一般社會福利能力的最本質的論點，做如下的概括：

1雖然某些人堅持認為，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著作并未構成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的批評，而構成了對資本主義的唯物主義的批判。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核心卻把一般政治，特別是國家，表述為一種是從基本的經濟關系推導出來的。

2 國家和政治表述的經濟關系是一種基于階級的系統的剝削關系。在每一個時代，國家都惟一地調動統治階級的興趣，這是資本主義的真實情況，在轉變成社會主義秩序下無產階級國家的情形也將如此。只有在共產主義下面，由于最終消除了階級壓迫，國家才消亡。

3國家不能服務于兩個主人（或階級），也不能和平地和/或逐漸地從一種國家類型轉變成另一種國家類型（除非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工人階級運動的痛苦的歷史經驗表明，現存的國家必須被打碎，并以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制度來代替它（Marx,1973b; Pierson, 1986）。

4這種關系并不因為贏得普通的議會民主而改變。當然，馬克思認為，民主是一種進步的原則，但他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贏得議會民主便改變了現存的秩序，以致它變成了整個現存國家制度的有效轉變（馬克思，1973b）。

總之，資本主義下面的國家可能干預社會關系的再生產，但是，它不能（1）以破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邏輯的方式來干預，或者（2）反對長期的資產階級利益來行動。資本主義下面的國家無論采取什么樣的制度形式（甚至在社會民主主義力量支配之下），在本質上都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對馬克思來說，保證廣大的工人人口獲得真正的福利和完全滿足他們的實際需要，簡單地說，是同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不協調的。

二、社會民主主義、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

社會民主主義關于福利國家的觀點是從馬克思主義關于福利國家的基本觀點的倒退，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社會民主主義強調可以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實現對于工人的福利國家。社會民主主義命題是圍繞這樣三個基本觀點建立的：第一個觀點是，雖然資本主義的形成對于工人階級來說具有嚴重的和難以忍受的后果，但在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中卻沒使工人階級相對地位的無情的惡化，城市工人階級的地位（常常通過他們自己的首先在工會然后在社會民主黨的動員和煽動）已經有所改善。這樣，資本主義便證明了改革的能力。干預主義的“社會國家”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這種“社會國家”通過合法的干預抵消了自由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的后果。

第二個觀點是，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再一次向馬克思主義的預期提出了挑戰，就是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日益兩極分化，而是難以置信的多樣化的增長。有意義的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一直伴隨以中產階級的長期增長。在20世紀，資本合法的所有者和其有效的管理（“管理的革命”）的分離的增長已經削弱了作為一個階級的資本的權力。與此同時，干預主義國家的擴展不僅改善了工人階級的地位，而且，由于日益增加的公共就業部門的擴展，而日益減弱了市場的邏輯并使階級結構更為復雜和多樣化了。

第三個觀點是，由于一個（改革的）資本主義有能力做到沒有危機的發展，并能夠提供日益復雜的階級結構，進一步的社會進步（從概念上說，朝向毋寧說無異于“社會主義”的目標的進步）便是最有效果的，實際上，惟一的可能是通過不斷地促進（資本主義）經濟增長。①(按照上個世紀之交的修正主義的領導人愛德華·伯恩斯坦的說法，“社會主義的性質不是決定于社會財富的減少，而是決定于社會財富的增加”（Berstein,1909,p142）。) 

所有這些戰略要求和結論依賴于這樣的信條：重要的是要贏得大量的議會民主和改變經濟力量（工業所有者的）同政治力量（所選舉的政府的）之間的平衡。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公民權的擴展為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的發展思路提供了一種對于后來的社會發展具有關鍵意義的前提。這種社會發展的原因不僅在于對資本主義發展類型的關切，它還在于對一種在經濟增長的背景之下擴展民主主義制度和政治權利影響的考慮。社會民主主義的勝利，帶來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在這種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下面，政治當局實行有效的對權力經濟地位的控制。由于受到有組織勞動（工會）權力的支持和通過“管理革命”而發生的對資本利益擴散的支持，國家便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指導者而形成了。漸漸地，那種過時的、市場的、非理性的、對誰都不負責的指導便讓位于一個可計算的政治領導者的計劃和行政管理。

社會民主主義允許（實際上要求）合法的工人階級群眾政治組織和工業組織對國家實行民主主義的管理，并把這種國家權力應用于有效的社會和經濟的轉變，進而有效地把資本主義逐漸轉變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或“福利國家”，亦即干預經濟生產和交換以再分配個人和階級間的生活機會的過程的國家，是保證實現這樣一個轉變的政治戰略的主要機制。

雖然社會民主主義承認，社會主義必須允許某些集中化的形式，以及直接的計劃和投資。但是，他們又認為，向這種社會化的直接計劃和投資的經濟轉變，需要花費巨大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成本，也許是不能超越的。因此，對于社會民主黨來說，則要通過議會的自由民主主義來保證引入社會主義。凱恩斯經濟政策的闡發及其對福利國家擴展的促進作用，給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新方案。于是，便出現了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通過這種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來實現社會民主黨人所設想的集中性。

對于社會民主主義來說，凱恩斯主義的重要性在于使之能夠作為一種制度而對整個經濟生活實行政治控制。其巨大的戰略利益是使社會民主主義無需花費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成本便能有效地對經濟生活進行控制，而這些成本是社會民主黨人擔心“剝奪剝奪者”勢將帶來的。雖然凱恩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他卻強烈反對資本主義能夠“自我調節經濟”的信條。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機制將保證實現充分就業，而凱恩斯則力圖推翻這一信條，而且實際上推翻了這一信條。

凱恩斯認為，只有在特殊的充分就業的條件下，供給將創造出其自己足夠需求的“薩伊定律”才是對的，但它本身不能保證充分就業均衡。充分就業均衡只能在市場之外得以保證，即由國家處理那些可以由中央當局控制或管理的變量來實現充分就業均衡。①(Keynes,1973,p.378) 政府能夠管理的關鍵的變量是投資激勵。社會民主黨理論家科爾比提出過一個命題，即政府的責任是分類或保留其實力。②(Stephens,1979,p.72.) 這是一個內容較為復雜的命題，可以通過應用博弈論的觀點來考察各方人士關于福利國家的廣泛爭論，以求其發展。③(Korpi,1989,p.313) 他特別強調，特殊的左派社會民主黨把福利國家看作是有組織的勞動力量的強化和逐漸朝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途徑的觀點。

斯蒂芬斯把社會民主黨的命題簡捷地概括為兩個核心觀點：第一，福利國家是有組織的勞動和工黨的政治規則的產物；第二，它代表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第一步。雖然承認福利國家并非是對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力量的普遍的代表，但社會民主黨人卻堅持認為，在正確的環境下，對福利國家的政策和制度的非管制和促進，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有效戰略。但是，他們的命題絕對不同于傳統的社會民主黨的命題，因為他們的信條是：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民主黨和福利國家的出現并沒有改變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和政治性質。他們仍然堅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矛盾分析的邏輯，仍然堅持以階級斗爭為中心，而把議會的民主主義和干預主義的國家看作是為執行社會主義的階級政策所提供的新的媒介。①(事實上，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強調激進的社會民主主義（具有一種建立于和平長久社會主義和議會民主主義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戰略）。也許最好的代表是卡爾·考茨基和奧斯特羅－馬克思主義（Kausky,1909,1910,1983;Pierson,1986,pp.58-83; Bottomore and Goode,1978）。) 

按照左派社會民主黨理論家的分析，最初福利國家政策一般被看作是公民權普遍化的繼續，福利國家本身被看作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勝利。這時，社會政策可以代表虛幻的改革的企圖，否則便是解散或使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偃旗息鼓。明智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可以把福利國家政策用來縮小市場關系承擔的資本主義的統治，也可以用來強化有組織的勞動的有效的團結。左派社會民主黨比刻板堅持馬克思主義傳統的人為政治權力提供了更大的獨立性，而且，把在普遍行使公民權的情況下所選舉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看作是對私有制經濟中資本權力的一種有效的對抗。在社會民主黨政府或多或少永久執掌政權的地方（而且，這是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便可能在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力量和資本的經濟力量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平衡，從而形成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某種運作方面的妥協，這種妥協在福利國家的旗號下具有自己的特點。

與此同時，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堅持認為，就長期而言，這種妥協實質上是暫時的。實際上，如果社會民主黨政府是聰明的話，并能做正確的戰略選擇，那么，就可以認為， 資本主義不斷發展的邏輯（馬克思）將日益向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方面傾斜，而不利于私人資本。這樣，就可以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將產生一個擴展的和廣泛一致的工人階級。社會民主黨政府可以消除傳統的市場紀律并進一步強化自己的政治力量。而在強化有組織的勞動力量的某些時點上，原來的同資本平衡或聯結的條件將不再適用。在這一點上，社會民主黨政府便可能超越“政治”福利國家，直接解決經濟社會化的傳統的社會主義問題。

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家常以瑞典為例，認為瑞典是實現這一過程的典范。斯蒂芬斯在20世紀70年代末發表的著作②(Stephens,1979,p.129) 認為，在瑞典，由于強有力的和高度集中化的工會運動……在同執政44年之久的社會民主黨合作中，發展了福利國家，……福利國家的特點是高水平的支出和累進的資金籌集，因而代表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總之，這表明，最成功的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將同如下一些因素相結合：

·公民權的擴展；

·社會民主黨的興起；

·強有力的（和集中化的）工會運動；

·權力軟弱的黨派；

·持續的社會民主黨政府執政；

·持續的經濟增長；

·強有力的階級統一性和相對弱的宗教、語言和種族的分裂。

三、新馬克思主義左派論福利國家

新馬克思主義左派，像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一樣，認為資本主義和福利國家規則是不協調的。正如馬克思應用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探討其新結論的前提那樣，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在新古典經濟學著作中尋求大量的支持。新馬克思主義左派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都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所堅持的福利國家的觀點是站不住的。二者都認為福利國家存在固有的矛盾，其一是對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超越，其二是同資本主義的矛盾。在本質上，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死胡同在于資本主義同自主的民主主義的要求或“真正”社會福利供給的要求是不能協調的。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即使有組織的勞動者（工會）能夠有限地推動社會改革，但保證人口大多數獲得廣泛的國家福利是同資本積累的需要相矛盾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為止，經典馬克思主義主流都堅持馬克思這個關于資本主義下面的福利的基本觀點。雖然在一些年里形成了福利國家形式，但是，人們看到所提供的福利是有限的，而且在失業增加和利潤下降的20世紀30年代，人們明顯看到資本對福利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支配。

但在1945年以后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平靜的年代，社會民主主義者宣揚一種“馬克思主義過時”的觀點。在社會民主主義者看來，馬克思主義，由于強調階級斗爭，屬于工人階級貧困、群眾失業和階級特權的過時的時代。雖然戰后的社會是不平等的，但在凱恩斯經濟學和廣泛的社會福利的影響下，階級的差別已經不再是主要問題了。同時，左派馬克思主義者，由于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各種經濟、政治問題（如匈牙利事件、蘇聯共產黨揭露斯大林的錯誤等）以及西方國家戰后經濟的似乎不停地增長而受到了挫折，日益把其注意力轉向資本主義的異化和文化結果。例如，作為左派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庫斯（Macuse）把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描述為一個總量行政管理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中，工人階級喪失了作為社會變革的革命代理人的資格，甚至在這個包羅萬象的非理性的制度（其中福利國家是最重要的成分）中，自覺認識需要激進變革的僅限于社會外圍邊緣上的一些團體，即學生，少數民族，以及喪失社會地位的人。向工人階級提供福利并沒成為逐漸走向社會主義的途徑，而是控制工人階級的手段。按照馬庫斯的看法，控制變革的前景取決于福利國家的前景。①(Marcuse,1972,pp.51-2) 

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社會民主主義關于福利國家和資本主義結合的設想也遇到了抨擊。這是一個政治和工業的不停地動蕩的時期，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其他激進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形成新的學術興趣。新馬克思主義左派對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的觀點展開了深入的批判，論述了福利國家的內在矛盾，分析了作為管理危機的福利國家的階級性質。新馬克思主義左派對于福利國家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意義。從理論上說，它是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下面的福利的基本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從實踐上說，它對于引導工人階級正確認識資本主義下面的福利國家的性質、啟發工人階級的覺悟，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新馬克思主義左派論福利國家的階級性質

在評介新馬克思主義左派對福利國家的批評之前，先把其關于國家及福利國家意義的命題列示如下：

命題1

國家享有獨立于資本家階級的自主性；國家按照一般資本利益活動的可能性取決于其同特殊資本的距離。

命題2

國家聯系資本積累的一般需要，--這可能包括對為保證非統治階級利益的政治服從所支付的經濟價格。

命題3

國家并非是直接的統一的，國家是由更一般地規定資本主義社會特征的同樣的基礎而分別構成的。

新馬克思主義左派按照上面的命題1和命題2做出結論，把福利國家看作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進行社會控制的支配性的手段，按照資本積累的長期利益而運作。在廣義的新馬克思主義營壘內，這個觀點是緊密地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相聯系的。它直接針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的觀點。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任何時代，國家惟一代表單一的統治階級的利益。同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相反，馬克思主義堅持認為，在資本主義下面，國家福利的作用和管理保留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它基本同維護和再生產資本主義關系相聯系。①(Ginsburg,1979,p.2) 首先，在資本主義形式下，福利國家包括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雖然福利國家并不必然否定工人階級的利益，但把它們看作是保證資本利益的偶然的副產物。在這里富有特征地存在著馬克思對較早的一個改革系列（工廠法，該工廠法雖然使工人階級在這種保護中獲益，但這和被迫在英國田里以海鳥糞施肥有同樣的必要性，那就是，保護從總量上榨取剩余價值的需要）評論的回音。①(Marx,1973a,p.348) 

諾爾曼·金斯伯格（Norman Ginsburg）頗為深刻地指出：“從資本家的觀點上看，國家福利為積累資本的持續的斗爭做出了貢獻，因為從物質上幫助把勞動和資本有利地結合在一起，并控制工人階級的必然反抗和革命的潛力……社會保障制度是同再生產一個勞動后備軍、家長制家庭和勞動力紀律相聯系的。它作為緩和貧困和提供收入保障的手段而僅僅起一種次要的和偶然的作用”②（Ginsburg,1979,p.2）。

從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諾爾曼·金斯伯格對社會民主主義命題提出了如下進一步的更特殊的反駁：

·福利國家下面的福利供給富有特征地同資本的需要相聯系，而不是同工人的實際需要相聯系；

·許多福利政策并不是根源于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黨，而是根源于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精英。他們意欲管理或調節資本主義，以紀律約束勞動力，而不是為了減輕工人階級的社會苦難。

·這些精英一直把社會政策看作是對社會主義的解毒劑。英國首相亞瑟·鮑爾弗（Arthur Balfour）早在1900年就認為，社會關系不僅同社會主義的法則相區別，而且同它直接對立，是社會主義最有效的解毒劑。

·社會福利制度的變化反映資本積累需要的變化：例如，（1）對勞動剝削的從松到緊的的變動（和相應地擴大衛生、溫順和受教育的勞動力的需要）；（2）使男人適合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需要（和使女人代替男人在工業生產領域工作的需要）；（3）大量的生產和科學管理的增加（也許減少）。

·福利供給措施的建立常常是累退的或同稅收基礎的擴大相聯系的；至多，福利供給的支出是在工人階級內或跨周期按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而進行的收入再分配。

·國家對福利的強制管理剝奪了工人階級的對其福利的自我管理（通過友好的社團或工會）；福利服務的形式具有官僚主義和反民主的特征。

·社會法律關系常常強化國家對公民日常生活干預的權力，并把監督和選擇的權力集中于國家代理人的手中。

·改善國家救濟的效果并確保每個社會成員獲得一最低數量福利的思想，并沒起到動員工人階級為更為激進的經濟和政治變革而奮起的作用。

(二)新馬克思主義左派對福利國家矛盾的分析

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復興遵循了命題3的路徑，并涉及到福利國家自身的矛盾。詹姆斯·奧克諾的突破性著作《論國家的財政危機》，揚·皋弗（Ian Gough）《福利國家政治經濟學》，是新馬克思主義左派理論家分析福利國家矛盾的代表性著作。

由于按照整個資本主義福利結構來對福利國家定位，皋弗深刻地批判了社會民主主義的追求孤立的經濟和政治團體的福利或追求把福利歸結于具體的社會問題和特殊制度研究的福利觀點。他自己把福利國家定義為“應用國家力量以動員勞動力的再生產和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人口”。③(Gough,1979,pp44-5) 這種動員是通過稅收、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某些基本商品（例如，某些食品和住房）和某些服務（最顯著的，例如衛生和教育）供給的管制而受到影響的。他把福利國家的發展看作是基本的矛盾因素。這樣，“它同時體現強化社會福利，發展個人權利，對盲目發揮作用的市場力量實行社會控制的趨勢；以及體現對人的壓制和控制，使他們適應資本主義經濟要求的趨勢”。①(Gough,1979,p.12) 一方面，把福利國家看作是同資本的利益是一致的，它們代表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所經歷的一種對變化的反應--例如，對周期性的失業、技術變化、對有技能和有文化的勞動力的需求的反應--和這些變化在社會政策領域所產生的新要求。另一方面，福利國家的根源在于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斗爭，在于統治階級的組織對這個威脅的故作姿態的改善的反應。這意味著，不能把福利國家看作是對資本的直接的反應--而應看作是一種對工人階級實行社會控制和補償利潤的手段。至少，戰后福利國家巨大增長的一部分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的自衛經濟力量的反應。與此同時，令人奇怪的是，……它還顯示勞動間接地幫助了長期資本積累，并由于工人階級爭取在國家中的自身的利益而強化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②(Gough,1979,p.55) 。

這樣，福利國家便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顯示對資本和勞動的正面和負面影響的性質。相應地，福利國家對持續的資本積累所造成的長期結果是模棱兩可的。雖然福利國家可以對資本補助某些養料，但其對工人階級自衛力量的強化在長期可能破壞資本積累的適宜條件和再生產的基礎。福利國家對收入支持和充分就業的制度化將趨向于強化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自衛力量，從而提高勞動者保護實際工資和抵制提高生產率企圖的能力。在經濟增長滯后的情況下，為增長的國家預算籌資而不使通貨膨脹加劇是更為困難了。建立福利國家對于資本積累可能是中性的，只要提供資金的全部稅收負擔由家庭部門承擔，從而大多數稅收負擔由廣大的工人階級承擔，就是如此。但是，就實際情況而言，稅收負擔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從而實際福利服務的規模和分配）是一個階級斗爭的問題，并反應社會力量的現有的平衡。在這些條件下，福利國家可能危及長期資本積累。結果可能是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緩慢下降，而且，由于發達的福利國家在世界市場之內運作，潛在地喪失國際競爭。

(三)新馬克思主義左派對作為管理危機的福利國家的批判

奧菲遵循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私人調節的資本主義經濟” 天生具有危機的傾向，但正統社會民主主義并沒把這種危機理解為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危機。事實上，福利國家形成的原因就在于資產階級力求從制度上或訴諸行政管理來協調“私人調節”的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是尋求妥協或“從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證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社會力量和私人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的危機中挽救資本主義的政治安排系列”。③(Offe,1984,p.51) 這樣，福利國家就作為一種對制度危機的管理形式而出現了。

奧菲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并不是順暢地實現其自我調節的，而且各種附屬制度都有功能不良的后果。國家必須干預并在其各種附屬制度之間進行調停，一方面保證持續的積累，另一方面保證持續的合法化。相應地，在福利資本主義下面，國家被看作是管理危機的形式--而且，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數十年里，這還是一種顯著成功的形式。但是，福利國家下面的這個調和的過程在長期是不可能的，因為福利國家服從于資本主義固有的危機邏輯。奧菲對福利國家的隱含矛盾做了如下非常重要的證明：

1 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由于實行便利資金提供的戰略，國家預算造成經濟不可控制地增長，并日益自食惡果，引起（通過高稅收和福利供給）抑制投資和抑制工作的后果。

2 行政管理的缺陷。福利國家一再由于實行通貨膨脹性的行政管理計劃而遭失敗，這從多方面表明公共政策間接手段的無效，原因在于國家內的斗爭、公共計算能力低下、民主主義代表和短期政治權宜外部強制的失敗。

3 合法化的缺陷。在財政危機和行政管理缺陷的情況下，國家干預被看作是日益異常顯著的，特別是，這失去了“法律規則下平等的”政治標準的基礎，導致喪失群眾的信任/合法性的不足。

奧菲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下面，資本積累的經濟矛盾日益表現為福利國家的政治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以私人占有商品進行以獲利為目標的生產和交換為特征的。基于私有制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對于福利國家的長期生存能力是絕對必需的。這是因為，它是福利國家財政能力的最終來源（通過稅收和借貸），它又是取信于民和合法性的基礎（通過福利服務基金和提供充分就業等）。資本主義發展危機的關鍵問題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態學似乎顯示了一種使價值形式無能為力的趨勢，因而破壞福利國家基本的收益來源。①(Offe,1984,p122) 

奧菲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向于系統地把勞動力和資本排除于生產的交換（由于勞動就業不足或資本的開工不足）。國家本身一般不能通過直接地干預積累過程而恢復有效的或有利可圖的商品交換，因為這將使私人交換的資本主義經濟失去正常基礎，并引致一種打擊資本投資的風險。②(合作主義可能代表了一種實現這樣政策的派別企圖。在另一個地方奧菲討論了這種國家干預的性質（Offe and Wiesenthal,1985）。) 既然阻止國家直接干預經濟，那就必然間接地，應用凱恩斯主義手段，重建借以把資本和勞動投入有利的商品交換的條件。奧菲強調，實行這個便利行政管理的戰略，旨在通過間接的行政管理手段更充分地利用或便利資本和勞動。該戰略的致命的弱點是，它促使形成一種不便利的過程--那就是，它挖掉了更充分利用資本和勞動環境的基礎。這樣，所提議的用于刺激更有效的商品交換的戰略，在事實上，卻被置于商品形式以外和市場交換領域以外的更大的領域。這樣，福利國家的這個主要的矛盾便是，實行便利戰略的結果是一個廣泛的不便利的過程。③(Offe,1984) 

尤根·哈伯馬斯（Jugen Habermas）研究了類似的問題。他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危機的性質在于它的發生沒有引起反對派強烈地反應。一切派別的社會學家都意欲把抽象勞動表述為引起工業社會變動的關鍵的變量，而賦予大多數社會主義者以靈感的烏托邦則是基于勞動的自由和平等的生產者社會組織。但是，哈伯馬斯堅持認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內，勞動者沒有較長時間享有這個中心地位，任何長期的生產和增長都不能為未來社會的烏托邦觀點提供基礎。因此基于社會勞動的烏托邦社會的觀念便失去了吸引力。在哈伯馬斯看來，這個發現的巨大重要性在于確切地說明激發福利國家發展的是“自由和平等生產者的烏托邦”。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這種模式迅速地失去了其權威。哈伯馬斯稱為“新的朦朧的東西”（進步的力量無力決定我們將如何，或是否進步）部分地是指福利國家綱領喪失了其為未來可能的集體設計較好的且危險較少的生活方式的力量。④(Habermas,1989,pp.53-4.) 

“福利國家對階級對立的妥協”是由于“應用民主主義的合法國家權利保護和抑制資本主義增長的準-自然過程而實現的”。雇員的地位補充以社會的和政治的公民權，按照“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和平共處的假定，可以通過國家干預予以保證”⑤（Habermas,1989,p 55）。在戰后的一段時期內，這種戰略在先進的擴展的經濟內是成功的，但從20世紀70年代起，它就日益成為問題了，不少是由于福利國家自身的矛盾因素。

在這些矛盾因素中首先涉及到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調和性以及國家無力直接干預有機的積累過程的問題。哈伯馬斯認為，國家在保證勞動者利益方面越是成功，便越是喪失其持續成功的條件，喪失其長期存在的條件。戰后社會民主黨或福利國家所依賴的那些選民，以及從福利國家發展中獲得利益的選民，可能日益保護自己而反對權利不足和被排斥的情況。

哈伯馬斯也證明了第二個和鮮為人知的福利國家的原理。福利國家的開拓者幾乎引導他們自己走向對資本主義的順從，仿佛他們用來影響這種控制的國家權力本身是中性的或無知的。然而，雖然他們的興趣在于解放勞動者，但福利國家的日常實踐卻日益增加了對工人的控制。在促進福利合法關系計劃的時候，一種更密集的法律標準網絡和政府以及官僚的政府避難網絡廣泛地分布于潛在和實際的顧客的日常生活中。哈伯馬斯得出結論說：

簡言之，其目標和手段之間的矛盾是這樣的福利國家計劃所固有的。其目標是確立以平等的方式構建的生活形式，同時開辟自我實現和改善的天地。但是，顯然這個目標不能經由政治計劃納入法律的和行政管理的形式來達到。①(Habermas,1989,pp.5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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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 believed that the welfare country is conflict to capitalism SocieDemocracy emphasized on the reality of welfare country, and the Keyenxina welfare country have been formed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since the World War II The Left of the New Marxist criticized the fraud of welfare country in marxian tradition, and exposed the reality of welfare country

Keywords welfare countrySocieDemocracyKeysianismLeft of the New Mar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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