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市場經濟改革

                                    董曄

早在1998年，我撰寫了一篇文章——《談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經濟觀念之不同》，是針對當時中國政府的一些經濟政策，諸如：抓大放小、減員增效等，給與批評。當時對“抓大放小”的一種解釋是：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七十是由大中型企業創造的，因此只要抓好大中型企業，國民生產總值就會有保障，也就實現了經濟發展。問題的根本就在于：什么是經濟？經濟能夠等同于國民生產總值嗎？早在毛澤東時代提倡：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把生產勞動等同于經濟發展來看待的，因此要求人們勒緊褲腰帶，“抓革命，促生產”，也造成了一些弄虛作假——畝產千斤、萬斤。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改革則是：人首先要吃飽肚子，以市場流通為核心的改革。這是兩種不同的經濟觀念——以社會生存為核心的經濟觀念和以產值、利潤的生產機器為內容的經濟思想。

作為一種成熟的經濟觀念，當然是要有豐富的解釋內容。

關于財富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出于對社會生存的需要，每個人都表現出對財富的追求，財富的獲得就意味著獲得生存，對財富的不同理解往往會體現在對財富追求方式上的不同。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中，政府依靠土地資源獲得財富，企業依靠生產產品、銷售產品求得利潤的方式獲得財富，個人依靠出賣廉價勞動力的方式獲得財富。對資源的擁有和勞動創造財富就是我們當前普遍的財富觀念。

日本是一個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家，卻是一個經濟強國，南非擁有豐富的黃金和寶石資源，卻并不因此很富有。由此可見，對自然資源的擁有并不意味著擁有了財富，相反，對資源的有效利用卻增強了人的生存能力。當中國人食用花生仁卻把花生殼當垃圾扔掉時，日本人卻從中國進口花生，不僅食用了花生仁還把花生殼制成纖維板賣給中國。我們對資源的有效利用是不能夠簡單地以節約和浪費加以解釋，我們理應樹立起來的觀念就是：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及其有效利用才是我們的生存之源，是我們獲得財富的途徑，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

一位企業家掌握了一定的生產技術，組織起人力進行生產，但是他的產品并不適合于市場的需要，無法賣出，這樣的生產勞動是創造不出財富的。美國的比爾蓋茨號稱世界首富，他眾多的財富是來源于他的微軟公司的利潤所得嗎？不是的，是由于他有效利用人的智慧資源創造出的高科技產品服務很多人的社會生活，人們對他的信任與期待而賦予了他很多財富。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假設，如果比爾蓋茨的微軟公司不再投入巨資進行windows的研究開發，他本人也像中國的一些企業家一樣，轉投房地產開發來賺取高額利潤回報，我想，他的股票市值就會因此一落千丈。

亞當斯米的《國富論》被認為開啟了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在《國富論》中，著重闡述了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易，如果說社會分工造就了工業規模化生產，實現對資源的有效利用，那么商品交易則充分體現資源的合理分配。資源的分配也總是青睞于會利用它的人，資源因為被利用也才具有價值，商品的價格不是取決于商品本身具有什么樣的價值，而是供需雙方博弈均衡的結果，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產物。

從個體的角度上講，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追求財富，這是因為我們通過財富可以換取生活所需的各種資源,但是，無論是物與物的交換還是錢與物的交換，都取決于良好的社會秩序性的存在。從整體的角度講，或者從政治、社會管理的方面說，財富是一個很抽象化的概念，以貨幣為代表的財富，僅僅是起到資源的合理分配和有限度的協調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作用而已，并不能夠涵蓋我們社會生存的全部內容。我們所關注的經濟問題，首先就是社會生存，而不是抽象化的財富概念。

時下，在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收入不均已引起各方關注，在學術界也被廣為討論，一些學者提出由政府出資福利化的補貼給低收入者，這里存在的問題就是：如果由此造成各種物價的上漲，人們實際所能支配到的資源又會怎樣呢？這就好像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人們的收入普遍提高很多，但是近幾年房屋價格的飛速上漲卻使得更多的人無力購房。我想，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收入高低的問題，這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秩序性的問題，需要首先來理解社會生存。

孟子在《有為神農之言者章》一文中，針對提倡“并耕而食”的農家學派許行，提出一系列的反駁：

 “許子一定是親自種糧才肯吃飯嗎？”

 “許子一定要自己織布才肯穿衣嗎？”

 “許子戴自己織的生絹做的帽子嗎？”

 “許子燒飯、耕種用的鍋和鐵犁也是自己制造的嗎？”

… …

社會生存的表現就體現在互通有無的相互協作上，正像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會因為一兩次的自然災害就使得他的人民食不果腹、衣不遮體，中國因為實行改革開放尋求到更廣泛的生存協作，使得13億人實現溫飽。個人無法離開社會而獨立生存，一個國家也不可能不參與世界大家庭，構筑怎樣的協作化的生存社會歷來就是我們探索真理的問題。

孔子早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禮”制思想，就是以社會秩序性來看待社會生存，這樣的價值觀念支撐了中國兩千余年的社會生存，當然，他的“禮”制思想也僅局限于人與人之間，相互無爭、友愛、和諧，我們不難理解在那個時期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十分膚淺，對自然世界的把握僅僅局限于個人經驗化的總結。但是在今天，我們已實現并不斷在追求理性邏輯思想化的把握自然世界，毋庸置疑，構筑一個工業現代化的生存社會乃是我們為之奮斗的理想。

中國市場經濟改革

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已有近三十年了，自始至終都是以圍繞搞活市場流通進行的。商業市場經濟的繁榮為我們的經濟社會帶來發展，但也同樣產生很多問題。

商品交易從最初的物與物的交換上升到貨幣與物的交換，如果說“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是商品交易最為穩妥的交易類型的話，賒銷和預付也是經常出現，這也尤其體現在規模交易中。所謂信用,從經濟學的觀點看信用是指采用借貸貨幣資金或延期支付方式的商品買賣活動中，履行協議或契約的能力；從社會學研究角度上看信用是指對一個人（自然人或法人）履行義務能力尤其是償債能力的一種社會評價。商品交易的成功與否，通常就是以商業信用來看待，可以說，商業信用無疑就是商品交易的保證。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從事商業信用服務行業的廣泛興起，諸如，銀行、證券市場、保險行業等等，更加增強商業交易的順利進行。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金融行業占據商業市場經濟的主導地位，盡管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贊成政府干預市場，但是，政府卻通過金融，比如：利率調整，來有效調控市場。毫不夸張地說，現代市場經濟就是一個商業信用化的經濟，是以商業信用為核心建構起來的。與之相對比，在中國的市場經濟中商業信用程度很低，企業三角債始終很嚴重；我們對金融行業的認識僅為“籌集資金和進行規模化的投資”，卻淡漠了“為社會提供最為廣泛的商業信用服務”；我們的股票市場僅僅成為企業融資的一個渠道，缺乏對企業信用的市場化評價，以至于非理性的投資盛行；承包商拖欠農民工工資，一些政府機關卻拖欠承包商的建設款，等等。從社會協作生存的觀念看也就不難理解信用在經濟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我們進行的市場經濟改革，或者說，更進一步的搞活市場流通，信用化的商業環境建設是一個不可繞過的問題。

商業市場經濟的作用在于資源的合理分配。在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中，造成藥品價格上漲很多，一些地方政府為平抑藥價成立專門機構實行藥品的統一招標采購和統一配送制度，可以說這是計劃經濟模式的回流。招標機構依據醫院的藥品采購計劃進行招標，我們知道在治療病人時缺少藥品意味著什么？這就使得醫院必須保持一定的藥品庫存，藥品是一個有有效期限的商品，庫存積壓就意味著藥品資源的浪費和損失。尤其是社會需求的不確定性普遍存在，這就干擾了藥品使用和采購計劃的順利實施，比如：某一地區流行病的突然發生等。計劃經濟模式很難解決上述問題，藥品的市場化流通卻能有效分配藥品資源。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面臨著買難賣難的困惑，實行市場經濟改革最大的受惠之處就在于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分配。當然，商業市場經濟的作用僅此而已，片面夸大商業市場就會產生相反的結果。

把商業市場看成是財富的獲得途徑和經濟發展的根源是一種極端化的錯誤，用博弈論來解釋就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的結果就使得多數人的財富流向少數人的口袋，這并不符合協作生存的理念，均衡發展的思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對重商主義予以批判，春秋戰國時期的秦國吞并六國，不僅僅在于其強大的軍事實力，也在于其強大的經濟實力，秦國長期以來奉行的經濟政策就是：“重農抑商”。資源的合理分配可以有效地協調產業經濟的發展，實現對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韓國、泰國等國，發生金融危機引發社會動蕩，被稱為東亞經濟危機。中國政府十分重視對這場危機的研究，很多人認為，重復建設從而造成銀行的壞賬、呆賬是這場危機發生的根源。我們不難理解這樣的兩種情形，企業多元化的橫向發展在經濟社會中表現為集中投資，很容易造成經濟社會中的重復投資建設；企業單一的縱深化的發展，體現為技術進步和產品更新，在經濟社會中表現為分散型的投資建設，更有利于對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但是，非常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就是，與這場危機發生的同時，中國政府依然貫徹以點帶面的發展思路，實行抓大放小，減員增效，提倡以優勢產業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的進步。房地產行業無論是其建設投資還是其銷售經營都能很容易得到銀行的信用保障，與其他產業相比，在中國現實的經濟環境中就確立了其優勢產業的地位，大力發展的結果就是造成今天房地產價格飛速上漲的原因，或者說就是人為造成的產業結構的失衡。當前我們又在著手進行金融體制改革，批準幾家外資銀行的在華業務，一些經濟學家也大力提倡搞活和放開金融行業。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企業進行多元化的發展涉足于金融行業里的投資經營，把直接面對公眾所籌集到的資金轉投至其實體經營中，其實體經營一旦發生虧損，企業很容易將虧損轉嫁給公眾社會。這種情形早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常發生，那時的企業疏于監管，經常把申請到的技改資金挪用他處，久而久之，企業陷入無力自拔的困境，成為社會的負擔。雖然這種情形在日本和韓國被容許，但是在美國卻被嚴厲禁止。金融行業不比房地產那么溫柔，形象地比喻就是：房地產過熱僅僅是在偷取民眾的錢財，金融行業的不良卻是在明目張膽的搶錢。金融行業的改革一定要納入信用化的商業環境的建設中，打擊貪污腐敗，打擊假冒偽劣和商業欺詐，倡導誠信經商，建立完備的信用評價制度和完備的信用監督制度等等，尤其是政府各部門更應該遵守信用化的承諾。商業信用化的改革是要以引導企業對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為目的，決不是以企業的做大做強為宗旨。

中國傳統的產業經濟長期是以農業和小手工業為主，相比之下，西方自然科學在經歷漫長的發展，最終導致歐洲工業革命的發生，以工業生產為核心的現代產業經濟，豐富人們的生活方式，極大的改觀了社會生存秩序，這樣的生存秩序表現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我們不難理解，影響人的生存的兩大方面一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和諧、友善、互助、協作的關系，另一方面就是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的重要影響，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無不體現出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生存斗爭。西方自然科學為我們人類提供了如何利用人的理性邏輯思想來把握自然世界，這樣的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是沒有的，對自然的把握我們倚重于方法論思想上的經驗總結，這是需要改變的。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工業化文明強烈地沖擊著中國傳統的社會生存秩序，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以計劃經濟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建設，但是工業企業的建立更多地承擔了政治任務——參與對社會的改造，1978年市場經濟改革，以商業市場流通來協調工業企業發展，使得工業企業直接參與社會經濟生活中，外資企業的大量涌入，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的蓬勃發展，極大的繁榮了我們的產業經濟。但是我們產業經濟的發展也存在很多問題，最為主要的就是資源浪費大，還有產業發展結構不均衡。資源浪費大的原因很多，有社會文化習慣上的原因就是科學研究并未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以實現對各種資源的開發，還有就是我們的產業經濟政策上的問題，從政府到企業一味追求GDP數值造成對資源的大量消耗以換取GDP的增加，雖然政府也提倡集約化的生產經營以提高對資源的有效利用，但是這也僅僅助長了企業做大做強的理由，甚至一些經濟學家也只是強調企業家的作用而忽視社會群體意識的力量。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是一個全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它的體現十分廣泛，很多都在于個人的積極參與，比如：垃圾分類管理，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實行但在中國卻很難。對資源的開發和有效利用理應成為我們產業經濟發展的基本國策。政府協調產業經濟的發展應遵循的原則就是保持產業結構的均衡，政府需要關注的問題不是優勢產業的發展而是相對劣勢的產業但又影響人民生活諸如基礎產業、環保、科研等等，幫助劣勢產業的發展也才能夠保持產業結構的均衡。

改革的方法論思想

貝塔朗菲在一般系統論中，闡述一個自組織化的社會秩序，社會發展表現為社會秩序的形成及變遷，秩序的形成是由于“負熵”的引入，所謂“負熵”就是指信息，或者說是人類對自然的一種認識。哈肯的協同學理論更為具體的解釋系統秩序性的變化是取決于系統序參量，當某一激變條件的發生突破序參量的“閾”值時，系統的秩序性就會發生躍遷性的改變，所謂序參量就是指公共的群體意識、價值觀念。哈肯對自組織做出這樣的描述：如果沒有外部命令而是靠某種默契，工人們協同工作，各盡職責來生產產品，我們就把這種過程稱為自組織。

很多學術理論的研究都是關于認識論思想的研究，旨在對某一現象的解釋以求建立一個邏輯秩序性的描述。方法論思想的研究則是關于價值觀念、行為目標和行為方法的研究。方法論的研究一定是以認識論為基礎，二者無法分割，可以說，一個相對完備的知識體系就是認識論思想與方法論思想的完美結合。在我們的市場經濟改革中，缺乏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卻又片面強調方式、方法、模式的研究與應用，這樣的改革很多是在做著無用功。在工業企業的質量管理中，遇到質量問題，有兩種解決辦法，一是快速發現問題，快速解決問題，其結果就是問題反復和重復性的出現；二是認真剖析問題發生的根源，合理性的解釋以求系統全面的根治。

一些西方哲學家在評論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時認為，中國傳統思想只是一些思辨化的哲學。我以為這是不正確的，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具備了很強的邏輯秩序性思想——相對完備的知識體系，表現在：在認識論上，孔子以社會秩序性——“禮”來解釋社會生存，在方法論上，荀子以性惡論解釋“禮”，借助于規則化的制度建立，約束人的行為達到“禮”制化的社會，這就是中國人的法制觀念；孟子以性善論解釋“禮”，從人性追求的方面，借助于引導的方式，自組織行為達到“禮”制化的社會。長期以來，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管理就是以強調社會自治來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安居樂業”。在今天，我們面臨著去建立工業現代化社會，所謂“安居樂業”就不僅僅只是人與人之間相互和諧的問題，也還存在著我們如何把握自然的解釋。

對于任何一個社會秩序性來說，自組織行為是其核心基礎，規則化的制度管理只是起到調節和維護的作用，把握自組織行為就在于：價值觀念的確立，公共群體意識地把握。

患者到醫院看病，掛號，找醫生，醫生診斷開處方，患者劃價交錢，拿藥治病；對于住院的病人，需要交納押金讓醫生治療使用。如果是在十幾年前，醫生還是單純的以治病救人的道德理念為患者看病，醫院也不是以經濟效益為中心，這樣的過程還無可非議。但是，在今天隨著市場經濟改革深入到醫院，經濟效益的觀念參雜其中，這樣的看病過程就有疑問了。醫院是以醫生治病救人的道德外衣為掩蓋——剝奪患者的選擇權利（患者的選擇只能在治病與不治病之間進行），來謀取經濟效益。由此也就不難理解，藥品進價的高低是不會影響醫院的經濟效益，醫院所銷售的藥品也比市場藥店銷售的價格高出很多。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商業交易行為，正常的商業行為是：有了工程預算，才能進行工程投資的選擇。確立怎樣的醫患關系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無論什么樣的體制改革最終是要體現在醫生如何治療患者的問題上，單從政府該如何去做、醫院該如何去做、醫生該如何去做的規則化改革，是無助于問題的解決。醫生是以什么樣的態度醫治患者，患者又是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醫生，二者建立起了怎樣的信用關系，這樣的自組織行為才是社會秩序性建立的核心基礎。

公民的自由選擇是一個基本的政治權利，是要切實得到保障、維護與尊重的，越俎代庖、拔苗助長不合時宜。我們社會的發展不是那一個個人杰出表現的結果，而是取決于社會群體意識的力量。

                                               2007年4月20日于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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